背诵·浏览·检查

一、背诵·浏览·翻检（论文文献综述）

曹丹^[1]（2021）在《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典型的敦煌类书可分为类事类书、类句类书、类语类书、赋体类书四种,敦煌类语体类书包括《语对》《籯金》《文场秀句》《对语乙》《类辞乙》《类辞甲》、P.3622V+P.4034V《类语体小类书》、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八种写本类书,共计二十四个写卷。敦煌类语体类书又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类目详备、注释完整的《语对》《类辞乙》《类辞甲》、P.3622V+P.4034V《类语体小类书》、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第二类是体例完备、兼有叙文的《籯金》和《文场秀句》;第三类是既无类目、又无小注的《对语乙》。从体例上看,上述敦煌类语体类书,最为典型的当属《语对》,《籯金》《文场秀句》多有变异,《对语乙》则仅有事对。类语类书是类事类书、类句类书发展的结果,又是赋体类书产生的温床;从内容上看,《语对》最为完整,《籯金》次之,其他多是残卷;从部类上看,《语对》《籯金》《文场秀句》、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包含有相同的部类,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从引书角度上看,敦煌类语体类书多引用正史之合传、类传,特别是《汉书》《後汉书》的合传、类传,这体现了类书与杂传的编纂渊源,也是合传、杂传向类传、类书转变的证据;从功用角度上看,类语体类书与文学创作、科举考试、教育教学皆有密切联系,而与科举考试之关系尤为显要,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无论是试策、试诗赋,还是试杂文,短小精悍的类语体类书皆是利器,常作“科举辅导书”之用,故敦煌类语体类书之内容与唐代科举考试试题多有重合。总之,敦煌类语体类书用途广泛,影响深远,常被各类学校当做教材使用,学郎杂写即为明证,而学习诸类书之後的敦煌士人,就将诸多内容运用到写作之中,故敦煌邈真赞、发愿文、功德碑中也多有借用敦煌类书之内容。

娄婉莹^[2]（2020）在《顾栋高年谱长编》文中研究指明顾栋高（1679-1759）,是清前中期着名经学家,颇受学界重视和推崇。然而至今尚无一部完备、详实的顾栋高年谱。研究者在论述顾栋高生平事迹时颇多缺略,系年亦时有讹误。通过全面搜集、梳理顾栋高及其交游人物的数百种学术着作、诗文、日记等文献,结合清廷档案及地方志,对顾栋高的生平、交游、着述及学术经历进行了全面考察,探赜索隐,疏通贯穿,1缀成谱。本谱丰富了顾栋高平生的大量细节,尽力在正传说之误、订文献之讹、辨涉案之冤方面有所突破,且爲清前期文人交游的活动和经史学研究补充了文献材料。谱文的按语部分对谱主的心路历程、创作缘由、学术思想等多有阐发,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其生活原貌。谱後附有《顾栋高着述考略》,各书其着要旨及版本,另有《顾栋高评传资料1録》,蒐残举碎,以期有裨於学界。

吴永萍^[3]（2019）在《清代女性诗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闺秀诗话”大量涌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清代女性创作的诗话。清代女性所作诗话的价值迥异于男性创作的“闺秀诗话”,是清代诗话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多方查考,目前见藏的清代女性诗话约十五种,分别为熊琏《澹仙诗话》,王琼《爱兰名媛诗话》,王乃德《竹净轩诗话》,王乃容《浣桐阁诗话》,沈善宝《名媛诗话》,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陈芸、陈荭《小黛轩论诗诗》,张倩《名媛诗话》,汪端《自然好学斋诗话》,王兰修、辛丝《国朝诗品题词》,萧道管《然脂新话》,杨全荫《绾春楼诗话》,雪平《红梅花馆诗话》,苏慕亚《妇人诗话》,胡旡闷《凝香楼奁艳丛话》等。在以上见藏的十五种诗话中,后八种诗话目前学界鲜少论及,仅见于《清诗话考略》《清诗话考》等诗话目录着作。这些诗话或列于见存书目,尚无人问津;或列入待访书目,较难查考。这些最新查考、获得的清代女性诗话着述,对于女性诗话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具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本文以见藏的十五种清代女性诗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概述十五种见藏清代女性诗话作者的生平、着述,论析诗话的版本和体例特点。第二章,从诗话作者的主观表述、诗话资料的搜辑方式和诗话中诗人事略的撰写等方面,探讨清代女性诗话的存史意识与价值。第三章,梳理清代女性诗话呈现的诗人地域分布与文学交游特征。第四章,梳理清代女性诗话呈现出的文学女性社会阶层、知识结构、婚姻理想、闺塾师现象等问题,阐发清代女性诗话文献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第五章,论析清代女性诗话中呈现出的文学女性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清代女性“清”“真”“秀”“婉”的风格取向及“闺阁别调”,以期展现清代女性诗话的理论特征。第六章,比较清代女性诗话与男性闺秀诗话的差异,以《澹仙诗话》《国朝诗品》等为例,分析女性诗话对清代诗歌理论批评的皈依与补充,以及对男性诗文活动的存录与评述,在异同比较中进一步探究清代女性诗话的理论价值。通过以上六章的研究,本文认为清代女性诗话存录的诗人诗作与诗事,较客观地反映了文学女性的生活状况,具有史学和文学的价值。清代女性诗话对女性生命价值和女性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上有自觉的思考和体认,是清代男性诗歌批评理论的有益补充。

吕姝焱^[4]（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认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宋立杰^[5]（2018）在《理身理国：沈一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沈一贯（1537-1615）,字肩吾,号蛟门。其仕宦生涯达三十余年,对万历中后期政局产生一定影响。沈一贯起自平民阶层,其祖父辈皆未获得功名。沈一贯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出馆后在翰林院任职,但迟迟未进权力中心。万历十五年,省亲告假回家,原以此结束政治生涯,却适得其反。万历十八年之后,朝廷诏命不断,但沈一贯接连疏辞。二十二年,召为大学士,沈一贯接受诏命。至三十四年致仕,在内阁时间达十三年之久,是后张居正时期担任阁臣时间最长的一位。研究沈一贯,其阁臣经历则是研究重点,他几乎参与了万历二三十年代所有事件。经过对张居正的清算,明神宗心理已发生变化,与阁臣的关系也不断变化。作为明代政治体制运行的终点,明神宗的不正常运作,导致政治体制运行紊乱。一般认为阁臣对皇权有绝对的依附心理,这亦是时势所迫。国本、矿税两事最能体现沈一贯“得君行道”之意。其主张的权变在两事上体现无疑,所收效果远比强谏要好。沈一贯的权变主要考虑皇权,他始终——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与明神宗同心,为其考虑,此正是明神宗极为需要的,满足了明神宗享受一切均由其决定的心理需求。万历时期,着名的三大征,沈一贯以阁臣身份参与了援朝与平播之役机务,统筹各方势力,并发挥一定作用。同时限于己是文臣,没有实权,沈一贯只是被动应对军事危机。提及明末局势,女真族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一般认为努尔哈赤的崛起利用援朝这一契机。沈一贯作为当时权力中心人物,应对此事有一定责任。观其奏疏,沈一贯对女真的动向,还是有一定关注。当时明廷君臣没有意识到努尔哈赤会对抗明廷,虽对其有所防范,但并未采取针对性策略。沈一贯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与郭正域等人的纷争。一般认为他是浙党的领袖,开启晚明党争之势。揆诸明清文献所载,此说存在诸多疑点,如楚王的真伪性、沈一贯是否利用楚事、续妖书案,倾陷清流。此外,在纷争中,沈一贯只是被动应对,是自身受到威胁时的本能反应。晚明党争的爆发其实是在沈一贯致仕之后,争淮抚、王元翰案、辛亥京察诸事,方使得朝堂局势混乱,沈一贯早已远离政治中心,不闻时事。他是经过不同时期的官员、史家分析后,制造出的党魁。沈一贯的思想体系,可谓兼收并蓄,对儒释道三家皆有所得;其思想理念既包含哲学本体论,又有处世方法、经世致用之说,可概括为“理身理国”。万历时期,“异端”思想颇盛,迫使一些官员不得不正视此问题,试图将社会思想定于一端。此时期,“二大教主”之死,与此种思潮不无关系。明清史籍多记载他们死于党争,是沈一贯借以攻击郭正域等清流,颇为不妥。沈一贯是明代阁臣中,名望不佳之人,深受论者批判。通过梳理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对沈一贯的评价,及其形象的演变,我们会发现史家多立足于沈一贯后期的政治行为,从而忽略其他方面。观沈一贯对自身心理、境遇的描述,可以一览一个全新的沈一贯。沈一贯的阁臣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万历三十年以前,此后至三十四年为第二阶段。在两个阶段中,沈一贯的举措颇有不同。此既有其心态变化的原因,亦有外部因素的变化迫使其发生改变。根于沈一贯前后举措的不同,史家对沈一贯的评判也有差异。我们虽注意到沈一贯前后期行为不同,目光却集中于第二阶段,将阁臣沈一贯割裂,更是将完整的沈一贯割裂,此举颇为不妥。

傅根生^[6]（2018）在《唐诗语言艺术研究》文中认为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关于其语言艺术的讨论历来是传统文论关注的焦点,古典诗学研究一直带有“拈花一笑”、“妙不可言”的意味,其朦胧开放性阐释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的可解读性。进入现代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阐释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如何选择一个合理的阐释框架成为唐诗语言艺术研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唐代诗歌文本为基础,力求系统地对唐诗语言艺术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把握唐诗语言与艺术生成之间的关系,构建唐诗语言艺术研究的基本框架,分析唐诗语言的整体特点与风格特征,进一步深化唐诗艺术的理解,丰富和拓展唐诗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并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诗歌语言的基本质素出发,围绕声律、词法、句法、章法等四个方面,考察诗人如何建构一个文本,在建构过程中,何以选择某种语言策略、表达技巧与部署安排。二是在分析唐诗语言的各个质素过程中,梳理相关的批评理论,这是唐代诗人创作的基本场域与环境,决定了诗歌的基本语言形式框架,直接影响诗歌的语言风格。三整体把握唐代诗歌语言艺术风格特征与成就,考察诗歌创作的产生路径,总结其利弊得失与核心特质,以期对现代汉诗创作有所启发。文章首先界定了语言、诗歌语言以及语言艺术的概念,总结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研究的三个维度,即诗歌语言能否表达、如何表达以及诗歌语言的特质和风格问题,围绕唐诗语言的文本特征,提出本研究的逻辑框架是声律、词法、句法、章法和风格,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唐诗语言美的审视,即通过诗歌语言的研究来发现唐诗的美,同时挖掘唐诗的美如何通过语言的策略来实现的。声律是古典诗歌的基础,近体诗最终成熟于唐代,唐初的诗歌声律理论非常丰富,文章在总结唐代诗歌声律理论基础上,从形式的意义、秩序的力量、情感的增殖三个角度分析了诗歌声律的艺术功能,特别声律对于诗歌审美情感呈现的内在机理与力量。同时,以唐代近体诗为例,分析了诗歌的用韵选择与变化,韵脚作为诗歌语言创作的前提条件,呈现了一定的规律特质和主题偏好,但是进入中晚唐,韵脚的固化已经成为近体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为后代新文体的出现和诗文革新提供了可能。语词是诗歌的建筑材料,文章从整体上总结了唐诗中比较有特点的构词手法,即象饰构词、情饰构词、拼接构词、意接构词。同时在比较基础上,发现唐诗词语的选择整体上呈现具象性和隐喻性特点,在诗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唐诗词语选择呈现趋俗和趋虚的特征。类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文章以唐初《初学记》、《艺文类聚》为例,详细考察了类书与唐诗语词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类书所确立的经典,推动了古典诗歌词语的典型化进程。从本质上而言,用典是一种创作手法,是关于语言运用的艺术,是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特殊成分,文章认为,唐代诗人整体对于用典的态度是积极的,唐代诗歌用典的艺术取向是形式上追求“水中着盐”不着痕迹,情感上追求有所寄托“意至为工”。在诗歌句法的讨论过程中,文章首先辨析了诗歌批评中“句法”概念,文章认为,作为诗学批评术语的诗歌句法指的是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并提出诗歌句法研究的学科守界问题。接着分析了唐诗中对仗的特点,总结了对仗句法的范式演变与审美取向,文章认为唐诗中的对仗意义结构由单一型向立体型演变、观察视角由境象向事象转变、审美取向从形式美学走向情境美学,进而提出对仗是唐诗句法艺术呈现的核心载体。同时,本章就唐诗中两种常见的句法变异现象:语序错综和成分阙略进行了分析。以杜甫“香稻”联为例,分析了唐诗句法中语序错综的产生原因与艺术表现。以名词句为主,分析了唐诗句法中的成分阙略问题,总结不同结构名词句的表达效果。章法体现了诗歌整体上的组织模式与思绪走向,文章分析了唐诗章法组织的内在机理,从初唐的惯性选择、盛唐的“以气运诗”到中晚唐的“以意导思”,从被动的选择走向主体内在的控制。同时,考察了诗歌章法“起承转合”论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唐代的律诗创作,认为诗歌“起承转合”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以五言律诗为例,分析了唐诗其章法意义结构的演进轨迹,从龙朔体的应制三部式、神龙体中的两分式、开天体中的直置式到大历体的四部式。风格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诗歌的语言风格是创作个性在诗歌艺术整体上体现的语言特色。唐代关于诗歌风格的讨论多以“体”或“品”予以呈现,唐代诗歌风格理论更关注于诗歌的语言表现技巧与特色。唐代诗人风格多样,唐诗语言的整体风格追求是“语近情遥”,语言表述自然天成,情感呈现含蓄隽永。唐代禅宗对唐诗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诗的语言风格的形成,唐诗语言“无迹可求”、“唯在妙悟”的风格特征与禅宗所倡导的“无相为体”、“即心即佛”的修行法门有着一定的关联。总结唐代的诗歌语言批评理论可以发现,初唐诗学语言意识的自觉推进了唐诗语言形式的成熟,唐初确立的“发诸情性,谐于律吕”诗体观,为后代诗歌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元兢的“直置为本”到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反应了唐代诗歌语言批评观念的变迁。“直置为本”体现了诗歌创作对于语言的极大关注和信任,“立言见志”的诗歌语言观反应了对诗歌改革的预期。盛唐“兴象”的诗歌语言追求,成为后代评价唐诗的核心范畴,而皎然的“作用”论,则突出对于诗歌语言的主动改造。刘禹锡提出“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的诗歌语言创作观,突破了“以象见意”的局限,强调主体的参与,成为古典诗歌语言批评“意境”说的源头,而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歌言意之辩提供了较好的解决路径。“才”与“法”反应了诗歌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才”是主体的能力,“法”是客观的法式。“才”与“法”的辩证关系,构成诗歌语言创作的两极。文章认为历代关于李杜优劣的讨论,本质上是“才”“法”之争。唐代诗人推崇才学,但不废弃准则,唐代诗人对于法式的尊重,很多通过语言的锤炼予以体现。“敛才于法”成为唐诗语言的内在法式。语言是诗歌最重要的形式,形式是诗歌美学的物质载体。诗歌的形式不仅具有表现内容的功能,还有塑造内容的作用。唐代所建立的形式规范直接影响了诗歌的情感呈现与美学观照。从唐初的形式规范到盛唐的形式美学,杜甫达到诗歌语言形式美学的巅峰。而中唐对于诗歌形式的困惑与挣扎以及晚唐诗歌形式的陷阱,为诗歌形式避免流入形式主义提出了警醒。文章最后从诗歌形式、汉语诗性、诗歌意象三个方面总结了唐诗语言艺术生成的核心元素,并结合现代汉诗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现代汉诗发展的建议和思考,文章认为在现代汉诗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问题依然是诗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充分发掘和尊重汉语的诗性是现代汉诗发展的必由之路,意象必须始终是诗歌语言组织的中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文章从系统的角度初步构建了唐诗语言研究的宏观体系、从发展的角度尽可能把握唐诗语言的整体特点、从分析的视角探讨唐诗语言策略的艺术功能、从借鉴的角度总结唐诗语言艺术的得失。研究唐诗语言的艺术,就是分析唐诗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的内在机理与规律,抽取其最本质最核心的元素,进而指导现代汉诗的理论与创作。

蓝青^[7]（2017）在《明清之际“西陵十子”及其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陵十子”是明清之际杭州地区着名的文学群体,成员有陆圻、毛先舒、柴绍炳、张丹、沈谦、丁澎、孙治、吴百朋、陈廷会、虞黄昊十人,他们在诗、词、文、音韵学、哲学等诸多方面皆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且与陈子龙、吴伟业、顾炎武、陈维崧、施闰章、宋琬、王士禛、魏禧等文坛名流俱有交游,对清初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西陵十子”带动下,杭州成为东南文坛一个声势显耀的文学中心,虞山顾祖禹即称“一时诸名宿竞以风雅主坛坫,而西泠尤为英隽薮,娄东、云间皆推服恐后”（《孙宇台先生遗集序》）。顾氏将西陵置于娄东、云间之上,或许是出于其与“西陵十子”成员孙治的深厚交情,即便如此,亦可见“西陵十子”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力不容小觑。“西陵十子”与云间派、娄东派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明末清初宗唐复古之风的盛行。本文以“西陵十子”及其诗学为研究对象,在全面梳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西陵十子”的形成过程及地域文化、时代政治、周边文学风气等背景条件进行深入分析,并揭示“西陵十子”文学观形成的原因;接下来对“西陵十子”的家世、生平、着述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并对其诗学思想进行深入考察,着力发掘其对明代复古派诗学之修正与突破,同时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个案分析,展现各成员诗歌的独特风貌;最后考察“西陵十子”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时勾勒出杭州诗坛自清初至嘉庆百余年诗歌发展轨迹。论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概述“西陵十子”的文学成就及其在当时的地位,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同时,考察学界对于“西陵十子”的研究现状,找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本文的突破处,并阐明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明清之际的“西陵十子”,主要探讨“西陵十子”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处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第一节考察“西陵十子”的形成。本节对“西陵十子”成员交谊、形成过程、确立时间逐一进行细致考证,并对“西陵十子”的诗学宗旨及闻名一时的“西陵体”之特征予以阐述。第二节至第四节分别对“西陵十子”所处的地域、时代环境及与其他地域流派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发掘“西陵十子”诗学观形成的背景因素。第二节研究“西陵十子”与杭州地域文化。杭州秀逸的自然景观与高度发达的商业与娱乐业使“西陵十子”形成了隐逸恬澹、风流自适的价值取向,亦促成了重风韵、尚绮丽的诗学倾向,颇多山水之音与旖旎之情,这也使其更偏向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唐诗而非喜说理议论的宋诗。第三节研究“西陵十子”与明清易代。面对清兵对杭州的劫掠与蹂躏,“西陵十子”对满清政权大多持不合作态度,绝意仕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清廷恩威并施的政策,加之杭州长期以来形成的达生、自适的地域文化传统,“西陵十子”大多由最初的抵制变为认同与接受,由怀恋亡明的遗民转为不问世事的“逸民”与顺应新朝的臣子,故形成了平和雅正的诗风,这与越中遗民长期坚持反清斗争,倡导凄厉哀愤的变风变雅之音形成了鲜明对比。第四节研究“西陵十子”与云间派之文学交往。在提倡文学复古上,“西陵十子”与云间派颇为一致,二者往来甚密,互通声气,共同掀起了明末清初宗唐复古高潮。第二章全面梳理“西陵十子”各成员之家世、生平、着述。“西陵十子”大多出身杭州望族,一门之内诗人众多,声名赫赫,且“十子”身经明清易代,考察他们的家世与生平,展示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及特殊的人生经历,对“西陵十子”诗学研究有着重要价值。“西陵十子”大多倾力于着述,撰着宏富,本章对各成员的着述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辨别版本源流,厘清存佚状况,为诗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西陵十子”的诗学思想。学界往往将“西陵十子”诗学视为对明代前后七子之因袭。“西陵十子”诗学的确有源自明代复古派的一面,但亦多有突破,本章即重点论述“西陵十子”对明代诗学的反思与新变。第一节考察“西陵十子”对明代复古派的继承与修正,认为“西陵十子”鉴于明前后七子的模拟蹈袭,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言志抒情,反对将格调凌驾于情志之上,并主张对“情”有所规范,力图将诗歌创作导向温厚和婉;在情志为本的基础上,“西陵十子”高度重视法度格调,但不同于七子派尺寸古法,强调“遗筌舍筏”,体现出更为鲜明的主体精神。第二节研究“西陵十子”对明前诗歌的批评,通过分析“西陵十子”对前代诗歌的具体批评,进一步发掘其诗学旨趣。“西陵十子”虽然延续了明代复古派“格以代降”的文学退化论,认为整个诗歌史就是古意逐渐凋丧的过程,但在具体批评中,能够做到以创作实际而不以时代先后论体格高下。“西陵十子”在论历代诗时,观点与前后七子多有不同。如评汉魏诗,以尚和婉、忌讦露为标准,认为班婕妤诗优于卓文君、阮籍诗优于嵇康;评六朝诗,一反明代复古派对六朝之鄙夷,不仅认为六朝诗的骈偶、用典、巧思等技法“未乖古调”,还从唐人对六朝诗的接受来肯定六朝诗的价值;评唐诗,对前后七子所不屑的晚唐诗予以高度评价,而对他们所尊奉的盛唐李白、杜甫诗颇有微词;评宋元诗,批评宋元诗之俚俗与议论,但较明七子派“自郐以下无讥焉”的态度更为理性与通达。第三节考察毛先舒的诗歌理论。在诗歌理论方面,毛先舒是“西陵十子”中最为出色者,其《诗辩坻》在清初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毛先舒对明代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弊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法由彼立,杼自我成,始即临摹,终期脱化”,在纠正各派诗学偏至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诗学体系;并提出“艳”不碍“雅”,为齐梁与晚唐艳体诗争取合理地位,而尚绮艳、宗晚唐正是其针对明代七子派之赝古、公安派之俚俗、竟陵派之枯寒所提出的新的诗学路径。第四章考察“西陵十子”的诗歌创作,结合具体创作进一步探究其诗学倾向。本章选取了“十子”中成就较高,且较具特色与代表性的四位成员的诗歌创作进行个案分析,他们分别为毛先舒、张丹、沈谦与丁澎,四人皆主张宗唐复古,但在具体宗法对象上有所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第一节考察毛先舒的诗歌创作。毛先舒于诗歌既有宗法汉魏盛唐者,慷慨悲凉,浑厚壮阔;又有追摹齐梁及晚唐者,绮思华藻,艳而不冶,丽而不俗;尤其是其五七言绝句,清新流丽,情韵兼胜,倍受清初诗家推许。第二节考察张丹的诗歌创作。张丹早年身经丧乱,流落饥寒,对杜甫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在主题倾向与艺术风貌上皆类似杜诗;晚年隐居秦亭山下,生活较为安定,故更多取法王维,呈现恬澹自然的风格特征。张丹的行旅诗尤为引人注目,在感慨身世的同时,以纪实的笔法沿途叙写民生多艰,具有“诗史”特质,且在艺术形式上颇具特色,多采用组诗及五古形式记录游踪,且多押仄韵尤其是入声,彰显奇崛兀傲,赢得了诗学家的高度称誉。第三节考察沈谦的诗歌创作。沈谦生于繁华,中年家道沦落,虽受云间派及其师陆圻复古理论影响,有效仿汉魏杜诗、沉郁悲凉者,但敏感多情、易于感伤的自身气质使其更偏于大历及晚唐,诗风衰飒冷漠,与盛唐之调迥别;沈谦诗歌以七律成就最高,深婉流利,缠绵缱绻,最受世人推崇。第四节考察丁澎的诗歌创作。丁澎早年以艳体着称,绮靡婉丽;中年入京为官,宗唐复古,雅正典丽;后因科场案谪戍尚阳堡,谪居期间人格心态经历了巨大转变,关外的恶劣气候与雄壮景观,伴随着诗人的复杂情绪,使其创作风格豪迈雄壮,气魄宏大,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第五章主要研究“西陵十子”对杭州诗坛的影响。“西陵十子”作为清初杭州诗坛执牛耳者,对乡邦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梳理“西陵十子”的影响,亦是勾勒杭州诗坛自顺治至嘉庆间之传承演变,这对于浙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节考察“西陵后十子”。“后十子”成员有洪异、徐逢吉、吴允嘉、李延泽、钱璜、俞士彪、沈用济、陈煜、丁文衡、张潞十人,可谓清代杭州第二代诗人群体中最负盛名者。“后十子”大多出自“西陵十子”门下,继承了“西陵十子”宗唐复古、温厚和平、晚年崇尚清雅的诗学主张,同时亦有突破,不仅在廓清拟古弊病上较“西陵十子”更为进步,而且对宋诗的态度较前辈更为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宋诗纳入取法范围。第二节考察“钱塘四子”、“东江八子”等“西陵十子”其他后学。这些诗人名气虽不及“后十子”,但亦出自“西陵十子”门下,并与“后十子”共同促进了杭州诗坛的繁荣,故对其生平、师承及诗学等一一考述。第三节考察厉鹗对“西陵后十子”之传承与变革。以厉鹗为首的杭州诗坛第三代诗人群体虽然对西陵前辈的复古诗学进行了较大的变革,但亦有继承,厉鹗早年即与“西陵后十子”往来密切,其对唐诗的浸润以及对醇雅的追求,宗宋仅取“永嘉四灵”、陈与义等小家而非浙东诗人取法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均与“西陵后十子”有着密切关系。第四节考察以朱彭为首的抱山堂诗人群体。以朱彭为首的第四代杭州诗人群体不满于厉鹗等人的宗宋取向与“枯瘠琐碎”,重新标举乡先辈“西陵十子”宗唐复古诗学,使杭州诗坛在乾嘉之际重新流行起唐诗风,可见“西陵十子”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本文最后有附录五则,分别是“西陵十子”成员家族世系表、“西陵十子”年谱简编、“西陵十子”交游考、《西陵十子诗选》序文资料以及“西陵十子”集外诗文辑佚。

周武^[8]（2017）在《张元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他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皇堂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在激进与保守两极对峙的历史夹缝中适宜地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数十年如一日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厂提升到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亦从清翰林转变而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的名字标志着中国出版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有关张元济的研究,近三十多年来颇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相关论着层出不穷,单是他的传记就已出版了 20余种,至于散见于报刊的各类文章更多达千篇以上,但由于受资料和视野所限,有关他的研究仍存在不少被忽略或未及深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已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论断或细节需要重新检视。有鉴于此,本文力避重复性论述,而选取他学行与志业生涯中若干重大且尚未引起重视或需要重新检视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张元济研究应有的内涵,从而更全面、立体地彰显张元济这一“存在”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全文除序引、结语和附录外,主体部分由六个专题研究组成,每个专题一章。第一章综论张元济的学思历程及其毕业志业之所在,并分析他在变乱纷扰的年代领导商务印书馆取得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第二章探讨张元济在五四前后的时代大潮中的依违进退之道,以及这种依违进退之道给商务印书馆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章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中选取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及股东会历次会议上提出的21个议案逐一进行整理、点校和笺释,藉此展示张元济的另面,即他作为一家大型文化企业的领导者的识见、能力、智慧和良知;第四章以上海市档案馆新公布的张元济与日本友人及公私藏书机构来往书信为核心史料,并参酌其他相关史料,重新梳理张元济1928年日本访书始末及随后复杂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阐释此次访书在近代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多重意义;第五章依据相关当事人的档案、日记、书信及书籍广告等史料,对张元济终身抱憾的《国藏善本丛刊》从创议、选目、摄照到最后宣布停刊的全过程做了详尽的考索和钩沉,还原出一段尘封已久的书林往事;第六章以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张元济致傅斯年信和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所藏傅斯年致张元济信相互比勘,并稍作诠释,从而再现出张、傅两代学人之间过去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以及因这种交往而带动的商务与史语所之间的紧密合作。文末附录《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整理稿》系根据本人所藏《商务印书馆档案抄件》中的相关内容整理点校而成。张元济自始至终参与商务董事会的运作,并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因此,这部整理稿对了解和研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故附录于此,与正文相互参证。

王燕华^[9]（2016）在《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以隋唐类书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共分八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类书兴起的时期,基本确立了类书的编撰思想和方法,官私类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类书,大多已散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敦煌类书研究成果的公开,使我们对魏晋南北朝类书发展的脉络逐渐明晰,这为深入探究隋唐类书演进的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隋唐类书是中国类书进入宋代繁荣期的前站,处于积累发展阶段。隋唐类书的发展有赖于帝王盛世文化的功业、文化的融合、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各类知识查找的新需求。隋唐类书产生了“事文一体”的类书编撰新体例,形成了类书发展的新特点。隋唐类书众多,但至今尚存者不到十部,其中四大类书代表了隋唐类书发展的最高成就,表明其在中国类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唐时期,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百科全书”思想的形成、文献应用思想的确立、类分思想的演进、目录分类思想的变化等方面。隋唐类书的“百科全书”思想,以包罗万象和事文兼收为特征。隋唐官私类书均以“天地人事物”顺序为部类,以容纳万物为收录的宗旨。隋唐类书文献应用的新理念,使编撰的类书成为汇聚知识的资料库和诗文创作、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等的工具书。隋唐类书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三级类目分类体系,呈现出了细密化、规范化的趋势。同时,韵编法的产生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类书分类法。此外,目录书对于类书着录的变化,也反映了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和发展。隋唐类书编撰体例之精细超越了前代,在分类体系的安排上,主要表现为分类结构的完善和“事文一体”体例的演进,由此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类书的分类框架。隋唐类书“事文一体”的新体例,经《北堂书钞》之雏形,《艺文类聚》之初创,《初学记》之演进,逐渐趋于成熟。隋唐时期,类书编撰者创造性地将互着别裁法、参见法、按注法等目录学方法引入了类书编撰中,进一步完善了类书的编撰方法,提高了类书的使用价值。隋唐类书的本体功用和新功用日趋完善。隋唐时期大规模编撰类书,主要出于帝王夸耀文治之心,亦有借编撰类书达到安抚人心、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目的,同时隋唐类书汇聚各种资料,其临事取用方便检索、储材备用为文章之助的本体功用得到了充分发展。隋唐类书“事文一体”新体例的构建,集儒家经典、典故旧事、诗赋杂文于一体,进一步拓展了类书的新功能,也使类书应试备考和蒙学教材的新功用逐渐凸现。在目录书中,类书所处的位置多有变迁。《皇览》初创,即着录于史部“皇览簿”,此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类书在数量和类型上有了一定的拓展,遂脱离史部,于《隋志》中居子部杂家之末。隋唐类书数量大增,体例创新,其于目录书中单独辟类成为了必要,终于在《旧志》中取得独立地位,于子部之下辟“事类”类专收类书,《新志》则改“事类”为“类书”类收录类书,这是对隋唐类书重要变化的科学判断,客观地反映了时人的类书观和学术界对于类书地位、价值的判定。隋唐类书体例与内容的变化,更多地展现了实用性价值,这就为类书走向民间开辟了通道,成为普通士子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的工具书。隋唐类书广泛流传于民间、海外,甚至流传千年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是其地位、价值显着提高的明证。隋唐类书“资料汇编”的性质,对后世学者来说,利用其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明显是一种便捷的手段。同时,借助类书进行校勘典籍、辑录佚书等,也有着特殊的价值。当然,隋唐类书搜集的资料毕竟是第二手的,其体例安排时同样存在着引用资料无确切出处、分类重复和引用类书版本不精等诸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隋唐类书的文献价值和不足之处,以使隋唐类书成为后世学者治学的资料库和工具书。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成熟和分类体系的完善,为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在中国类书史视域下,宋代类书发展繁荣的各个方面都能从隋唐类书中找到端倪,这足以说明隋唐类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确实对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于海燕^[10]（2016）在《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谱是一种记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世系及其成员生平事迹等家族发展史的文献。作为江苏省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既有明清时期坚实的传统为基础,又有江苏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呈现出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民国时期家谱存量甚为丰富,这其中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层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谱的纂修。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氛围相对浓厚,编修程序相对完整,体例相对完备。同时,受社会变革的影响,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在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体现在对宗族事务及其管理、教育的发展、女性上谱、经济事务的记载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以家谱纂修者的微视角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见证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由于受时代和纂修者的出发点等因素所限,民国时期江苏毡家谱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需要从文化的高度和科学的角度去认真对待。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背景及概况。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因素分别进行分析。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家谱总目》、国家图书馆“中华寻根网”所涉及的江苏省民国时期家谱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数量、纂修次数、版本、区域分布和时段分布等分别进行统计,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总体情况。第二章研究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组织与经费保障。对于修谱机构的组织及职能进行研究,对谱局的设立、职责与分工进行详细分析,试图挖掘家谱纂修背后的细节。对于修谱人员的分析,旨在揭示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人员组成及其修谱者应具备的一些素质要求。之后,对江苏省家谱的编修程序进行分析,如搜集资料、聘请谱师、印刷家谱、领谱散谱,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谱纂修过程。最后,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经费保障进行分析,试图从经费的筹措方式、支出构成等方面有条理地产生,以期了解与家谱纂修有关的经济问题。第三章是对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体例研究。民国时期处于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也必然因时而变。为了将社会变迁中诸多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纳入家谱中,家谱的体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这部分对诰命、凡例、序跋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对家谱中诰命的处理、凡例的变化、序跋的数量、序跋者的身份等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内容研究。作为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该章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家谱中宗族事务及其管理,内容涉及祭祀、丧俗、墓地、家规家法；民国教育的发展及变迁,内容有：重视家族成员教育、开展以家族为中心的教育实践,对传统家族教育的转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女性上谱部分则对民国时期对女性上谱的规定、民国时期女性上谱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章内容还涉及经济史料、民族主义、佛教、医学、体育等等方面。第五章研究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的纂修理论。首先梳理了民国时期家谱功能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民国时期社会的变革促使一些家谱纂修者对民国以前的家谱进行批判,这是本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民国时期家谱纂修者对欧苏二法的扬弃以及对本家族旧谱的批判。接着,对近代史观引入家谱纂修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进化史观、全球史观、新文明文化史观等都对家谱的纂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后,对修谱原则进行了归纳概括,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家谱的纂修践行了信实、平等、实用等原则。第六章剖析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编纂的特点与局限。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家谱内容不断拓宽,折射出时代变迁。历史局限体现在内容上,存在滞后观念,书写上有隐恶扬善现象,形式上雷同部分偏多。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家谱历史局限性存在的原因,如家谱纂修的目的性、修谱过程的主观性、纂修监管的无效性、家谱的沿袭性等等,都影响了家谱纂修的质量。本文的创新在于：这是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昕做的第一次系统和综合性研究。这种系统和综合性研究体现在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研究的角度上。从文献学角度看,本文对江苏省内民国时期部分家谱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家谱的特点、生产方式、家谱的贡献和局限进行研究。从史学角度看,本文解读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展现民国时期江苏省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小见大,以微知着,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从文化角度看,由江苏省所特有的自然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孕育的家谱文化,兼具时代性、区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体现了家谱文化的多样性。为了将以上内容尽可能全面地得以呈现,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比较学等研究方法,透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动机、纂修机构、纂修过程,以及所编纂家谱的体例、内容、理论、特点和局限等方面,力图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进行分析,试图把握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家谱的发展脉络、发展状态和发展规律,以期对当代家谱纂修提供借鉴,使家谱这种古老的文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背诵·浏览·翻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背诵·浏览·翻检（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顾栋高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女性诗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5）理身理国：沈一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诗语言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之际“西陵十子”及其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张元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背诵·浏览·翻检（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D]. 曹丹. 兰州大学, 2021(02)
• [2]顾栋高年谱长编[D]. 娄婉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清代女性诗话研究[D]. 吴永萍. 兰州大学, 2019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理身理国：沈一贯研究[D]. 宋立杰. 吉林大学, 2018(12)
• [6]唐诗语言艺术研究[D]. 傅根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
• [7]明清之际“西陵十子”及其诗学研究[D]. 蓝青. 山东大学, 2017(04)
• [8]张元济研究[D]. 周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9]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D]. 王燕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1)
• [10]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D]. 于海燕. 扬州大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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