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大我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力度（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施庆[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进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逐步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外资政策,为外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策环境。外资政策的演进既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又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资政策演进历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等标志性阶段。在演进的历程中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外资政策的引导从排斥外资到吸收外资、投资区域从沿海地区到内地深入、利用外资方式从“引资”——“择资”——“导资”的趋势转变。外资政策的演进,有益于进一步引导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朝着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推进,有助于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着优势,更有利于我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展示我国的智慧经验。在这个进程中,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引导外资经济服务于国内经济大局;通过净化外资政策话语环境,从而有效治理错误认知;推动外资政策与时俱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立足十四五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政策。外资政策的调整应与优化营商环境和新发展理念相适应,在对待内外资一视同仁的问题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外资政策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升级。
雷媛媛[3]（2020）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我国也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出台了一些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多年来我国始终是外资追捧的热土。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供我国学习模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资源消耗增多、环境质量恶化,中国被众多学者视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此外,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环境规制作为我国政府践行绿色发展观的重要措施,是改善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其政策效果对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至关重要。因此,深入研究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外资利用与绿色经济的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借鉴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污染光环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遵循成本假说、波特假说、环境规制“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等理论,界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概念内涵,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基于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呈增长趋势且外商投资结构明显改善,但区域分布上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特征,区域差距有缩小趋势。（2）环境规制方面,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呈逐年上升趋势,环境规制强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环境规制强度因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东部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中西部。（3）绿色经济效率方面,全国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最高,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次之,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最低。（4）全国总体回归结果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和“遵循成本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加重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的实行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也显着为负,可能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经济增长、科技和教育的进步能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5）门槛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发挥了先促进后阻碍再改善的作用,整体呈现出“N”型曲线关系特征;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门槛回归结果与全国较为接近,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与全国变化趋势一致,呈现“N”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仅存在一个环境门槛值,不同的是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单一环境规制门槛值之前和之后都未能显着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跨越单一门槛值后抑制作用明显改善,而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其他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的影响作用方向均相同。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1）优化对外开放布局,引进优质绿色投资。（2）识别地区差异特征,合理实施环境规制。（3）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共建绿色家园。（4）积极推动科技研发,实现人才强国战略
麦麦提穆萨·麦麦提艾力[4]（2020）在《新疆FDI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参数,也一直被认为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促进剂,FDI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今外贸环境和经济增长形势中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于为加深新疆与中亚以及周边沿线国之间贸易往来带来了极佳的机遇,FDI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越来越显着。在外向型经济迅速扩大,对外贸易规模逐步扩大的形势下,FDI的引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保持稳定的外商投资、引入相关政策和各种优惠措施,来实现FDI和对外贸易当前阶段的缺口是追求的目标。FDI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运行方式,不仅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加快技术更新换代、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也能优化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运行方式,因此,研究新疆FDI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新疆对外贸易,促进新疆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本论文在检索了国内外利用FDI、对外贸易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相关的理论体系,阐述了我国新疆地区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利用FDI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纵观新疆经济增长、利用FDI、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我国利用FDI的政策引导和政府的支持。首先根据新疆1990-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引入FDI、GDP以及进出口变量,构建VAR模型,分析FDI、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动态计量研究,分析利用FDI对新疆地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和对外贸易发展对经济做出的贡献度以及新疆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相应检验,进一步实证检验FDI、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为理论框架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实证支撑。最后借鉴中东部发达地区的积极经验,结合新疆自身的特征,提升利用FDI的效率,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以便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研究结果表明:FDI与新疆经济增长呈相互影响的态势,利用FDI的增加不仅能够带来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于科研、技术、竞争等方面的影响对新疆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十分关键。FDI、对外贸易可以创造新疆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和新生命力,对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沈嘉[5]（2020）在《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规律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高速增长,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还不均衡,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随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也需要进入到优化和平衡发展阶段,从而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本文旨在系统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希望从实践层面认识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特征及趋势;从理论层面厘清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内在规律;更好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原因;为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研究借鉴;为构建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提供研究基础。具体而言:首先,在理论方面,本文系统论述与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相关理论,包括传统区位地理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和新经济地理学、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本文也讨论了理论之间的关联、传承和异同点,并进行拓展,考察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第二,在典型事实方面,本文系统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及特征。根据1983-2018年四大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占全国对外贸易和利用FDI比重的阶段性特征,并结合我国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过程,本文将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探索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对外开放制度体系,不断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比较稳定,还未表现出向东部地区的集聚趋势。第二阶段（1992-2005）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向东部地区合理集聚阶段: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完善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制度体系,对外开放区域政策仍有利于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吸收FDI加速向东部地区高度集聚,到2005年达到最高峰。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推广至长三角和其他北部沿海城市,使得该地区内部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分布也更加均衡,东北地区则主要集聚辽宁省。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向西部地区集聚的协调发展阶段:东部地区占对外贸易和利用FDI比重不断下降,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向中西部若干核心地区集聚。第三,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深入研究了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及演变原因,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基于产业集聚理论、政策支持视角、中国的特殊经济地理以及历史实践,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发展的总体规律和趋势,认为产业和贸易向东部地区集聚符合经济学理论,但是集聚存在边界和临界点。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已经很高,达到了集聚边界,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特殊的经济地理也使得产业和贸易有必要且可以更为平衡分布在中西部地区。随着地理优势弱化、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推进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可以在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也收集1995-201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演变原因,结果表明:地理位置及因此获得的政策优势总体上有利于对外贸易和FDI的快速发展;但是相对于1995-2005年间,地理位置的这种正向作用在2006-2018年间显着下降。最后,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在理论上,对外开放空间集聚将使得集聚区获得正外部性,如促进生产性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集聚,从而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但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优化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可通过产业跨地区间转移及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地区间更加合理配置而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本文同样利用1995-2018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系,发现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有显着的促进效应,但在第二个阶段的作用更大;区分四大区域的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在第一阶段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在第二阶段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本文进而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及政策建议。未来可评估各地区对外贸易和利用FDI的均衡比重范围;研究高速运输网络的成熟如何影响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服务贸易加快发展背景下如何促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利用更加细化和微观的数据库从多角度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并探索更多内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在政策制定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目标和定位,总体要有利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促进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若干对外开放集聚区;进一步提高全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完善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体系。
雷绍坤[6]（2020）在《成都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78年开始,我国逐步从沿海向内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在政策作用的支持下,东部地区得到了优先发展,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这也导致了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严重失衡问题,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则是呈“东高西低”格局。为缩小东西部差异,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我国于2000年开始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工作是加快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截止至今,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初显成效、进入深化阶段,而作为西部重镇的成都在短时间内极大的改善了投资环境、提升了吸引外资企业的能力;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建设点,这也将成为成都市进一步吸引和利用外资企业发展经济的新机遇。然而,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成都市营商环境国际化和国际商务发展难以满足外资企业需求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阻碍成都市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营造开放高地的主要限制因素。本文旨在对成都市利用外资即国际商务活动规模、产业结构、投资来源国际化、营商环境国际化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促进成都市国际商务发展和营商环境国际化更切实可行、更具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探索如何通过增强城市对外资企业国际商务活动的承载能力来实现开放型经济向更深层次方向发展。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利用外资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学习,并介绍了有关利用外资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包括缺口理论、国际投资理论以及新形势下国内学者对传统缺口理论的创新理论,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然后本文采用定量定性分析法,从利用外资规模、来源地、行业分布、投资方式等方面对成都市利用外资现状进行了具体描述,之后运用索罗模型和FDI企业进出口贡献率等重点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成都市产生的经济效应。并引入全国、重庆市、北京市与成都市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到成都市利用外资情况与国内平均水平、周边城市、发达城市相比的更直观的相对表现,为后续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了一定实证依据;最后,本文在前述内容的基础之上,结合调查研究法,对成都市400余家外资企业进行了有关在蓉利用外资的问题与建议的收集,主要表现为政务服务水平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技术与人才储备匮乏、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弱,从而导致成都市对外资企业吸引力弱、外资企业质量不高且分布不均衡、利用外资效率低以及投资环境不佳的问题;并且根据所述问题结合国际环境新形势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实质性的建议与对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国利用外资的学术研究文献,也从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国际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发展。也为成都市未来出台扩大开放积极有效吸引外资企业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闫鸿鹂[7]（2019）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拉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贫效果凸显,成为实现减贫的重要途径。国际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减贫方面可以发挥交叉协同作用,我国对此研究不够深入,尚未给予高度重视,下一步制定相关外贸、外资和城镇发展相关政策过程中需要对此予以着重考虑。因此,研究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各自的减贫作用,并发挥二者在减贫方面的交互协同作用,建构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引领的“双轮驱动”减贫战略,对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分别对减贫的作用及效果已有较多研究,但由于统计口径、计量方法的差异,关于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的减贫作用没有统一的结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开放与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与减贫的关系、对外开放与减贫的关系方面,很少将三个因素纳入到统一框架下综合分析。因此,本文主要探析的是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协同作用对减贫的影响,通过经济增长途径、财政支出途径、劳动力市场途径和产业结构调整途径,研究了对外开放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制,并建立了理论模型,运用109个国家27年的世界国别数据,以及27个省18年的国内地区数据等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了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减贫的促进作用,以及二者在减贫方面的协同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了合理发展城镇化、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以及注重对外开放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等建议,期待在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协同作用下实现较好的减贫效果。本文共分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了论文研究意义,并简明概括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从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对外开放对城镇化的影响、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找出规律性研究结论,并进行客观的评析。第三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基础。主要对论文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包括城镇化作用机制理论、贫困和减贫理论、对外开放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从而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第四章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理。本章主要从经济增长途径、财政支出途径、劳动力市场途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系统探究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影响减贫的作用机理。第五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模型。本章在梳理Panudulkitti（2008）关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新性的拓展,分别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及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交叉协同模型。第六章是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现状。本章分析了我国对外开放、贫困和城镇化的现状。研究发现,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贫困的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率和贫困程度有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分析为研究如何发挥对外贸易与城镇化协同作用减贫提供现实基础。第七章是基于跨国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利用世界上109个国家（地区）1990-2016年的数据来实证检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复合关系,进而找到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之间关系的国际经验证据。第八章是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利用国内27个省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研究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复合关系,进而找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关系的国内经验证据。第九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国际实践与经验。本章分别从世界各区域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两个维度对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相关经验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并选取了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按减贫效果分类,分析其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总结国际上城镇化减贫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基础。第十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总结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并结合城镇化减贫的理论模型和影响机理,同时借鉴国外城镇化减贫的成功经验,提出发挥对外贸易与城镇化协同作用促进减贫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适度的城镇化有利于减贫。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在没有达到最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城市和农村贫困。城镇化率高过一定水平,反而会导致贫困发生率的上升。因此,针对不同的地区,城镇化发展规模和推进速度要有不同,不能一味地强调扩大城镇规模,在重视城镇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和美丽乡村建设,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情况和资源的承受能力。第二,国际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有利于减贫,我国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出口、进口、FDI本身都对减贫有正面促进作用。以我国省际数据为样本的部分实证分析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结论,但对外开放对减贫的影响效果不是十分稳定,有些个别的指标甚至出现相反的影响方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继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的重要性。第三,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对减贫有协同作用。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促进收入提高方面发挥很好的协同作用,具有良好对外开放基础的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如何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促进收入提高方面的协同作用,促进外资外贸与城镇的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下一步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视角创新。已有成果要么单独考察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要么单独研究对外开放的减贫效应,本文将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纳入到同一框架,系统研究两者的协同作用对减贫的影响。第二,内容创新。本文摆脱了已有的单就某种因素对减贫进行研究的片面性,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多个方面系统探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机理及对策。第三,方法创新。本文以系统建模、计量分析、综合评价等多种方法来研究如何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系统模型,力争使政策设计目标与实际效力间的偏差最小化。
许茂玲[8]（2019）在《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转移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国内区域经济学家及相关领域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推进产业有序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提出要强化措施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移的主体包括产业移出方和承接方,西部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正确认识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高低有利于西部地区各省份抓住机遇,有效引入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产业,使自身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本文以测度西部地区（除西藏外）11个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承接产业转移能力为核心,进而探讨如何利用各地区的承接优势,精确打造承接平台和载体,推动西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整理分析了产业转移和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研究成果及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其次,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吸收内外资规模等为参考指标,对比分析了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再次,借助IBM SPSS Statistics,运用因子分析法,选择了25项指标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不同省份承接产业转移四项分解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得分及排序,在此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法将西部地区分为三类地区,分别是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强的地区、弱的地区和最弱的地区;最后对三类地区分别提出了完善、增强和建设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针对性建议。
李杰锋[9]（2019）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此后世界经济在缓慢的复苏进程中。中国尽管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出台了巨额的投资计划,但不可否认,过去依靠资源、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中央经济工作内容的重点。这也表明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各地区为积极发展经济,采取多种手段“招商引资”,甚至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导致我国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水气污染、雾霾等问题对居民的生活和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这些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对环境态度的调整,地方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发展经济这一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方向和路径可能发生改变。现阶段,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已获得了大量的研究,在中国经验上,“污染天堂”、“污染光环”以及非线性关系的结论均存在。这些研究为本文奠定了方向基础,并提供了思路借鉴。但是,在“十八大”前后,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程度、政府官员对生态环境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以往学者只讨论任何一个阶段或者将前后两个阶段纳入到一个样本中分析都会造成结论的不准确。本文认为,“十八大”以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外部因素有三个方面:首先,近几年中央对环境的监察力度不断加强,也迫使企业降低污染排放,甚至加大生态创新;其次,2012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进行了调整,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纳入到考核系统中,也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引资冲动,同时也会增加环保投入;最后,居民环保意识和媒体监督力量不断增加也改变了政府的行为,但是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居民在收入增长和环境需求之间的偏好不同也会使得社会过滤因子会影响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基于此,本文考虑新时代背景,沿着“环境规制加强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产生生态创新溢出”、“官员考核方式转变下地方政府是否会降低引资竞争”、“社会过滤差异不断扩大是否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地区差异”这三条路径,系统性地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问题。通过选取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同时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1）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连续上升,分行业看,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最快,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最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最小,且从近两年看,东部有较大幅度回落,而中部仍有上升,地区间差距有所缩小。我国工业环境污染排放量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近几年环境质量有所好转。从行业结构看,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污染排放量比例有所下降,从地区角度看,东部地区城市工业污染排放量最高,中西部城市最低,但地区间比例变化不明显。统计描述分析初步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先正后负。（2）在考虑新时代我国对生态环境的态度和政策转变的背景下,将样本期划分为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两个不同时期,识别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背景下,环境污染先增后降的根本原因及其差异。实证得出,在2004-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通过生产技术创新溢出间接促进环境污染加剧,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而在2012-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溢出间接降低工业环境污染,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光环”假说。由此表明新时代中央环境政策转变下的FDI生态技术创新的溢出是促进工业污染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3）在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指标转变的背景下,探讨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转变是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得出,在2004-2011年,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促进了地方政府趋劣型吸引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会促进环境污染加剧,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而在2012-2016年,多元化考核系统下,地方政府会选择性引进外资,同时加大环境治理,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工业环境污染,符合“污染光环”假说。由此表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将会改变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向和经济发展方式,显着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4）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可能存在地区异质的背景下,从社会过滤角度出发,对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不同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实证得出,社会过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污染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2004-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过滤程度均低于环境污染效应由正转负的临界值,因此三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均存在正影响;而在2012-2016年,东部地区的社会过滤程度超出临界值,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过滤程度仍然低于临界值,使得东部地区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负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正效应。由此表明社会过滤会影响地区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溢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最终影响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水平。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机制和逻辑、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研究创新点及不足,同时也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方便后文的阐述。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基础理论和中国经验理论进行介绍后,相关文献基本沿着三部分来进行梳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创新溢出影响环境、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关于社会过滤机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等。在对文献进行基本梳理和评述后,思路逐渐清晰,也引出了本文要研究的三个问题。第三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的演变分析。本章主要是梳理清楚我国外资引进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工作的历史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整理好的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和环境污染水平进行了全方位的统计描述,为后面重点论述的三个问题提供理性认识。第四章集中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即外商直接投资、生态创新溢出与环境污染。本章首先通过文献归纳提出该问题的理论假说,再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出的全国267个地级市数据库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2004-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和通过生产技术创新溢出间接促进环境污染加剧,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而在2012-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和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溢出间接降低工业环境污染,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光环”假说。由此表明新时代前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发生了改变,而中央环境政策转变下的FDI生态技术创新的溢出是促进工业污染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第五章重在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官员考核方式与环境污染。本章在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指标转变的背景下,根据GDP考核方式和将生态环境、资源节约纳入到考核系统中的多元化考核方式,将样本期划分为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两个时期,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同时探索环境污染先增后降的原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将会改变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向和经济发展方式,显着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第六章关注本文研究的第三个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社会过滤与环境污染。本章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可能存在地区异质的背景下,从社会过滤角度出发,对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不同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讨论地区间社会过滤程度不同能否解释这一结论的差异性。采用分阶段的估计结果发现,社会过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污染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由此表明,社会过滤会影响地区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溢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最终影响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水平。第七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回顾了本文研究的结论,在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最后针对本文研究不足谈了未来的研究展望。本文的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考虑中国新时代背景下研究这一社会热点课题本文认为,近几年的文献忽略了中国新时代背景下体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对全国各省市区进行了严格的环保督查。环境规制的加强驱使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内外资企业不得不加大污染排放治理。2012年以来,国家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转变也解绑了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环境保护纳入了考核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和对环境政策“执行不完全”的态度。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对生活质量需求的提高,也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因此,考虑新时代背景下,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重新展开研究,同时与2004-2011年展开对比,力求丰富这一课题在新时代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意义,也能为以往学者结论不一致提供解释机制。（2）构建了FDI环境效应分析的理论机制本文将社会、政府、企业三个经济主体系统纳入到FDI的环境效应理论分析框架下,理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实证分析奠定方向基础。首先,随着地区社会的发展,会形成三种社会过滤机制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同时也会间接促进政府部门响应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其次,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也受到中央政策和官员个人利益的影响。企业在社会过滤机制和地方政府态度转变的外部制约下,对绿色生产和生态创新的态度有所改变。这三者存在着很强的逻辑关系,共同调节着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3）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分解为生产性创新和生态型创新“污染光环”假说以及较多的实证研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更加先进的技术会产生技术外溢,能降低环境污染,但是现实中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峻,显然理论与现实不一致,但很少学者发现和深层次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外商企业来东道主地区投资建厂,必然存在比较优势,比如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研发技术等,但是即使这些技术存在技术外溢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而非环境生态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只有产生生态技术的环保型创新溢出才能对环境污染产生正面作用。因此只有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溢出进行生产性创新溢出和生态型创新溢出分解,才能判别“污染光环”在中国是否成立。因此,不同于以往文献将创新看成一个整体,本文借鉴Hamamoto（2006）提出的方法,将地区总研发投入分解为生产性研发投入和生态型研发投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是否通过生态型创新溢出影响地区环境污染。（4）从社会过滤的角度探索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差异性社会过滤是指由阻碍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或综合系统成功发展的成分因素组成的一种社会因子,它会使本应朝着正常规律前进的事件不发生,甚至逆向发展,如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存在较强的社会过滤,使得中央环境规制对地区的环境污染敏感度大大减弱,或者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能力很低,最终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正效应。以往很多学者得出了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不同的结论,但很少能给出原因分析,本文试图从社会过滤的角度进行验证。
吴信科[10]（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连续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9年3月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法》,这进一步表明了我国对来华外资的高度重视,这也将继续鼓励外商来华投资,外资规模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继续呈现出上升趋势。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FDI为我国带来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很可能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尤其使我国一些环境承载力薄弱地区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鉴于上述现实背景以及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研究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两者关系的检验,即检验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是否为“污染光轮”或者“污染天堂”,而且关于FDI对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的研究不够深入以及相关实证检验不够全面,不仅如此,尚无研究综合地考察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因此,本文试图从两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推进:一是通过梳理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立足相关经典理论,并借鉴一般均衡原理分析出FDI对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EKC和相关控制变量构造出较为科学的空间计量模型,并且构建了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二是参考FDI和工业“三废”的现状及趋势,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且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分组检验,以面板回归估计、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为研究手段,定量考察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及创新性成果如下:首先,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检验了FDI和污染物排放在空间维度上的集聚性和相关性,结果表明,两变量在空间上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和集聚性;其次,分别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以及检验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FDI改善了我国的环境,产业结构这一变量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对我国的环境有积极影响,四个来源地FDI均对我国环境有积极影响但影响强度不同,欧洲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正效应最强;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可知,经济规模（GDP）、FDI、技术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和人口密度等变量均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的FDI环境效应进行系统地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FDI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但是FDI恶化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且,FDI环境效应受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影响,在我国“东、中、西”均存在环境规制最优门槛区间,在最优区间内,FDI对我国环境的正效应作用最强。
二、加大我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力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大我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力度（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进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一) 国内研究成果 |
| (二) 国外研究成果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内涵与渊源 |
| 一、外资政策的内涵 |
| (一) 外资政策的含义 |
| (二) 外资政策的类型 |
| (三) 外资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二、我国外资政策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 |
| (二) 列宁关于外资的论述与苏联的实践经验 |
| (三) 毛泽东利用外资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化进程 |
|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1978-1991) |
| (一) 初步制定相关外资法规 |
| (二) 对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1992-2000) |
| (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二) 政策实施领域拓宽 |
| 三、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2001-2012) |
| (一) 修订完善相关外资政策并继续颁布新的法规 |
| (二) 推进产业升级进程,政策指向对吸收外资提出更高要求 |
| 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2013-至今) |
| (一)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相关政策措施的完善 |
| (二) 全国范围内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完善外资区域政策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和经验 |
| 一、我国外资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 从排斥外资到主动利用外资 |
| (二) 引导外商投资范围从沿海地区转向内地 |
| (三) 引导招商引资转向招商导资 |
| 二、我国外资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 外资政策调整要引导外资服务于国内经济大局 |
| (二) 净化外资政策话语环境,有效治理错误认知 |
| (三) 推动外资政策与时俱进 |
| 第四章 新时代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政策的思考 |
| 一、以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政策 |
| (一) 完善外资政策,塑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
| (二) 完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落实内外资一视同仁 |
| 二、更好促进外资政策与新发展理念的结合 |
| (一) 引导“共享”发展理念融入外资政策 |
| (二) 引导“协调”发展理念融入外资政策 |
| (三) 引导“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外资政策 |
| 三、以优化外资结构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外资政策 |
| (一) 外资政策应更好成为鼓励外资企业参股转型的保障 |
| (二) 实施适度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 |
| 1.2.2 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 |
| 1.2.3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的关系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 |
| 2.1.2 环境规制 |
| 2.1.3 绿色经济效率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 |
| 2.2.2 “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 |
| 2.2.3 “遵循成本假说”和“波特假说” |
| 2.2.4 环境规制“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理论 |
| 3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 3.1 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 |
| 3.1.1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3.1.2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溢出效应 |
| 3.2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 |
| 3.2.1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直接效应分析 |
| 3.2.2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间接效应分析 |
| 3.3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 |
| 4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现状分析及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4.1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4.1.1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状况 |
| 4.1.2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地区状况 |
| 4.1.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
| 4.2 我国实行环境规制的现状分析 |
| 4.2.1 我国环境规制的发展过程 |
| 4.2.2 我国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
| 4.3 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4.3.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方法 |
| 4.3.2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3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结果分析 |
| 5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与实证方法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实证方法 |
| 5.2 变量选取与描述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检验与实证分析 |
| 5.3.1 相关性检验 |
| 5.3.2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优化对外开放布局,引进优质绿色投资 |
| 6.2.2 认清地区差异特征,制定适度环境规制 |
| 6.2.3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共建绿色经济 |
| 6.2.4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实现人才强国战略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及科研项目 |
（4）新疆FDI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 |
| 第五节 文章创新点 |
| 第六节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新疆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发展历程和现状、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新疆FDI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
| 第二节 新疆利用FDI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新疆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新疆对外贸易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新疆的经济增长发展历程和现状 |
| 第三章 新疆利用FDI、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效应评价 |
| 第一节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
| 第二节 新疆利用FDI、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和效应评价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推动新疆FDI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推动新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
| 第二节 提高新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水平的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的对策建议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五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规律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必要性 |
| 一、对外开放高速发展下的区域不平衡仍较为突出 |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及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
| 四、新形势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策要求 |
| 五、新一轮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提供了历史契机 |
| 六、区域间对外开放比较优势的变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从实践层面认识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特征及趋势 |
| 二,从理论层面厘清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内在规律 |
| 三、更好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原因 |
| 四、为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优化提供研究借鉴 |
| 五、为构建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提供研究基础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
| 一、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理论基础的系统论述与拓展 |
| 二、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发展阶段及特征的系统考察 |
| 三、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和演变原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
| 四、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结构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的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的创新 |
| 二、主要的不足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演变特征研究 |
| 一、对外贸易的空间布局演变特征 |
|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 |
| 第二节 对外开放区域政策演变研究 |
| 第三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地理位置与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 |
| 二、贸易投资政策与空间布局研究 |
| 三、市场条件与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 |
| 四、投资环境与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 |
| 五、FDI的自我强化效应 |
| 第四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
| 一、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
| 二、对外贸易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现有文献评介 |
| 一、现有文献总结 |
| 二、现有文献不足 |
| 第三章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传统的区位理论和贸易理论 |
| 一、传统的区位经济学理论 |
| 二、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第二节 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 |
| 一、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及新贸易理论的诞生 |
| 二、新经济地理学 |
| 第三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 一、基本模型框架(Melitz模型) |
| 二、开放经济下的厂商出口行为 |
| 三、国内存在两个地区且出口企业冰山成本不同的情况 |
| 第四节 产业集聚及其边界 |
| 一、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 |
| 二、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 |
| 三、产业集聚的均衡和边界 |
| 第五节 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一、赫希哲的产业转移模型 |
| 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发展阶段(1978-1991) |
| 一、对外开放管理体制的探索: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
| 二、四大区域总体情况:对外开放空间布局还未有效体现 |
| 三、四大区域内部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深化期的合理集聚阶段(1992-2005) |
| 一、对外开放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
| 二、四大区域总体情况:东部地区占对外贸易和FDI比重持续上升 |
| 三、四大区域内部发展情况 |
| 第三节 区域差距缩小的协调发展阶段(2006-2018) |
| 一、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政策举措 |
| 二、四大区域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占对外贸易和FDI比重持续上升 |
| 三、四大区域内部发展情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产业集聚和中国实际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集聚下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增强贸易竞争力 |
| 二、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决定对外开放的多中心空间布局 |
| 三、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要求构建更加协调的对外开放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地理优势、政策支持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
| 一、东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有利于对外开放 |
| 二、地理位置优势下的政策支持加速向东部地区集聚 |
| 第三节 地理优势弱化与中西部地区赶超发展 |
| 一、政策的趋同与全国市场一体化的成熟 |
| 二、高速运输网络与运输成本降低 |
| 三、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空间布局对运输成本的依赖更少 |
| 四、“一带一路”建设、中欧班列与中西部地区贸易发展 |
| 第四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经济学实证模型选取 |
|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对外开放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
| 一、对外开放空间集聚使得生产性需求集聚 |
| 二、对外开放空间集聚引起资本积累的集聚 |
| 三、对外开放空间集聚使得生产技术集聚 |
| 四、对外开放空间集聚引起人力资本的集聚 |
| 五、对外开放空间集聚拉大地区间产业结构差距 |
| 第二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 |
| 一、对外开放向中西部地区集聚的直接增长效应 |
| 二、对外开放空间空间布局优化与产业转移 |
| 三、要素和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
| 第三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
| 一、计量经济学实证模型选取 |
|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展望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发展阶段及主要特征 |
| 二、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及演变原因 |
| 三、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关系 |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一、评估四大区域占对外贸易和利用FDI的合理比重 |
| 二、研究高速运输网络对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影响 |
| 三、研究服务贸易加快发展背景下如何促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
| 四、构建更细化数据库研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目标和定位 |
| 二、加快促进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若干对外开放集聚区 |
| 三、进一步提高全国市场一体化程度 |
| 四、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体系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致谢 |
（6）成都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创新点 |
| 1.4.3 论文不足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国际投资的概念和特点 |
| 2.1.1 国际投资概念 |
| 2.1.2 国际投资特点 |
| 2.2 国际投资理论的发展和变迁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内部化理论 |
| 2.2.3 产品周期理论 |
| 2.2.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5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
| 2.3 缺口理论 |
| 2.3.1 “双缺口”模式 |
| 2.3.2 “三缺口”模式 |
| 2.3.3 “四缺口”模式 |
| 2.3.4 新形势下的中国利用外资理论创新 |
| 2.4 关于利用外资统计口径的说明 |
| 2.4.1 商务部利用外资统计口径 |
| 2.4.2 四川省利用外资统计口径 |
| 2.4.3 成都市利用外资统计口径 |
| 2.4.4 地方口径与部口径并行 |
| 第三章 成都市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 |
| 3.1 成都市利用外资的总体概况 |
| 3.2 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2.1 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3.2.2 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布 |
| 3.2.3 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资方式 |
| 3.3 外商投资对成都市的经济效应分析 |
| 3.3.1 外商投资对成都市国民经济的贡献 |
| 3.3.2 外商直接投资对成都市进出口的贡献 |
| 3.3.3 外商直接投资对成都市人才引进效应 |
| 第四章 成都市利用外资的对比分析 |
| 4.1 成都市利用外资与全国的对比分析 |
| 4.1.1 利用外资规模对比 |
| 4.1.2 外商投资结构对比 |
| 4.1.3 外资来源地对比 |
| 4.2 成都市与北京市、重庆市的对比分析 |
| 4.2.1 成都市与重庆市、北京市的现状对比 |
| 4.2.2 北京市利用外资的优势 |
| 4.2.3 重庆市利用外资的优势 |
| 4.2.4 成都市利用外资的优势 |
| 第五章 成都市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
| 5.1 国际商务活动规模 |
| 5.2 外资产业结构 |
| 5.3 投资来源 |
| 5.4 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 |
| 5.4.1 政务服务 |
| 5.4.2 基础设施 |
| 5.4.3 政策支持 |
| 5.4.4 技术与人才 |
| 5.4.5 生态环境 |
| 5.5 国际环境形势提出新挑战 |
| 第六章 成都市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 |
| 6.1 扩大国际商务活动规模 |
| 6.2 优化产业结构 |
| 6.3 拓展投资来源 |
| 6.4 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 |
| 6.4.1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
| 6.4.2 健全基础设施 |
| 6.4.3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 6.4.4 增加技术和人才储备 |
| 6.4.5 改善生态环境 |
| 6.5 应对国际形势新挑战 |
| 第七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7）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基本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减贫的相关研究 |
| 2.1.1 减贫的内涵 |
| 2.1.2 减贫效果评价 |
| 2.1.3 减贫政策 |
| 2.2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2.1 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减贫 |
| 2.2.2 城镇化进程中的收入变化与减贫 |
| 2.2.3 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与减贫 |
| 2.2.4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减贫 |
| 2.2.5 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与减贫 |
| 2.2.6 特殊地区的城镇化与减贫 |
| 2.2.7 城镇化对减贫的负面影响 |
| 2.3 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 2.3.1 对外贸易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 2.3.2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 2.4 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4.1 对外贸易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4.2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3 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基础 |
| 3.1 贫困含义的演进 |
| 3.1.1 绝对贫困理论 |
| 3.1.2 相对贫困理论 |
| 3.1.3 贫困概念的外延 |
| 3.2 贫困的测定方法及标准 |
| 3.2.1 贫困发生率 |
| 3.2.2 恩格尔系数法 |
| 3.2.3 标准预算法 |
| 3.2.4 马丁法 |
| 3.2.5 贫困深度和强度 |
| 3.2.6 人类发展指数 |
| 3.2.7 本文选用的贫困测定方法 |
| 3.3 减贫理论 |
| 3.3.1 宏观经济角度 |
| 3.3.2 生产要素角度 |
| 3.3.3 人口经济学角度 |
| 3.4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3.4.1 境外相关理论 |
| 3.4.2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 |
| 3.5 对外开放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 |
| 3.5.1 内生增长理论 |
| 3.5.2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
| 3.5.3 贫困化增长理论 |
| 3.6 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 |
| 3.6.1 促进资本形成的城镇化减贫理论 |
| 3.6.2 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化减贫理论 |
| 3.7 上述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 |
| 4 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理 |
| 4.1 经济增长途径 |
| 4.1.1 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 |
| 4.1.2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
| 4.1.3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 4.2 财政支出途径 |
| 4.2.1 对外开放与财政支出 |
| 4.2.2 城镇化与财政支出 |
| 4.2.3 财政支出与减贫 |
| 4.3 劳动力市场途径 |
| 4.3.1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协同作用 |
| 4.3.2 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 4.4 产业结构调整途径 |
| 4.4.1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作用 |
| 4.4.2 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 5 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理论模型 |
| 5.1 开放经济下城镇化减贫理论模型的系统架构 |
| 5.1.1 城镇化对生产者的影响 |
| 5.1.2 城镇化对消费者的影响 |
| 5.1.3 城镇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
| 5.1.4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在减贫方面的交互作用 |
| 5.2 封闭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的基础模型 |
| 5.2.1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
| 5.2.2 城镇化对贫困变化的影响 |
| 5.3 对外贸易、城镇化与减贫的模型构建 |
| 5.3.1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 |
| 5.3.2 对外贸易对减贫的影响 |
| 5.4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的模型构建 |
| 5.4.1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 |
| 5.4.2 利用外资对减贫的影响 |
| 5.5 主要结论 |
| 6 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现状 |
| 6.1 对外开放现状 |
| 6.1.1 对外开放的总体情况 |
| 6.1.2 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
| 6.1.3 利用外资的发展情况 |
| 6.2 城镇化现状 |
| 6.2.1 城镇化发展进程 |
| 6.2.2 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 |
| 6.3 贫困的现状 |
| 6.3.1 中国的贫困人口标准 |
| 6.3.2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
| 6.3.3 贫困人口地区分布不均 |
| 6.3.4 减贫财政支出情况 |
| 6.3.5 贫困地区减贫情况 |
| 7 基于跨国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实证分析 |
| 7.1 基本模型设定 |
| 7.1.1 基准模型 |
| 7.1.2 动态模型 |
| 7.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2.1 被解释变量 |
| 7.2.2 解释变量 |
| 7.3 模型回归结果 |
| 7.3.1 对外贸易、城镇化与减贫的回归结果 |
| 7.3.2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的回归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动态面板回归 |
| 7.3.5 考虑收入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
| 7.4 本章主要结论 |
| 8 基于国内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 |
| 8.1 基本模型设定 |
| 8.1.1 基准模型 |
| 8.1.2 动态模型 |
| 8.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2.1 被解释变量 |
| 8.2.2 解释变量 |
| 8.2.3 描述性统计 |
| 8.3 基于收入水平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3.1 出口、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 8.3.2 进口、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 8.3.3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 8.3.4 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3.5 本节小结 |
| 8.4 基于城镇贫困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4.1 出口、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4.2 进口、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4.3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4.4 本节小结 |
| 8.5 基于农村贫困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5.1 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5.2 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农村减贫交互作用回归结果 |
| 8.5.3 本节小结 |
| 8.6 动态面板回归 |
| 8.6.1 出口、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 8.6.2 进口、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 8.6.3 利用外资、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 8.6.4 本节小结 |
| 8.7 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
| 8.7.1 各区域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7.2 不同区域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农村减贫交互作用回归结果 |
| 8.7.3 本节小结 |
| 8.8 本章主要结论 |
| 9 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国际实践与经验 |
| 9.1 国际实践比较 |
| 9.1.1 减贫实践的国际比较 |
| 9.1.2 城镇化实践的国际比较 |
| 9.1.3 对外开放实践的国际比较 |
| 9.1.4 其他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 |
| 9.2 国际经验分析 |
| 9.2.1 美国的实践经验 |
| 9.2.2 韩国的实践经验 |
| 9.2.3 墨西哥城实践经验教训 |
| 9.3 经验总结 |
| 10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对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关于产业转移是否发生 |
| 1.2.2 关于产业转移的次序 |
| 1.2.3 关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
| 1.2.4 关于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产业承接能力的理论分析 |
| 2.1 产业转移理论 |
| 2.1.1 现有的产业转移理论 |
| 2.1.2 产业转移的动因 |
| 2.2 产业承接能力分析 |
| 2.2.1 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界定 |
| 2.2.2 影响产业承接能力的因素 |
| 第3章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 |
| 3.1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比分析 |
| 3.1.1 地区GDP和人均GDP对比分析 |
| 3.1.2 三大产业结构对比分析 |
| 3.1.3 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分析 |
| 3.1.4 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对比分析 |
| 3.1.5 要素梯度对比分析 |
| 3.2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现状 |
| 3.2.1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概况 |
| 3.2.2 西部地区利用内资概况 |
| 第4章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研究分析 |
| 4.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 4.1.1 构建原则 |
| 4.1.2 构建思路 |
| 4.1.3 构建指标体系 |
| 4.2 计算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
| 4.2.1 因子分析法介绍 |
| 4.2.2 因子分析法的具体步骤 |
| 4.3 分析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
| 4.3.1 对比细分能力得分及排名 |
| 4.3.2 对比综合能力得分及排名 |
| 4.4 系统聚类进行比较 |
| 4.4.1 系统聚类法的原理与步骤 |
| 4.4.2 系统聚类分析结果 |
| 第5章 西部地区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对策 |
| 5.1 第一类地区完善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
| 5.1.1 继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
| 5.1.2 基础设施建设均衡发展 |
| 5.1.3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
| 5.2 第二类地区增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
| 5.2.1 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
| 5.2.2 提高信息化发展水平 |
| 5.2.3 努力提升地区城镇化率 |
| 5.3 第三类地区建设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
| 5.3.1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
| 5.3.2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1.5 概念界定 |
| 1.5.1 新时代 |
| 1.5.2 外商直接投资 |
| 1.5.3 环境效应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的基础理论 |
| 2.1.1 “污染天堂”假说 |
| 2.1.2 “污染光环”假说 |
| 2.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
| 2.2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中国经验理论 |
| 2.2.1 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理论 |
| 2.2.2 社会过滤机制理论 |
| 2.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 |
| 2.3.2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创新溢出影响环境污染的文献 |
| 2.3.3 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 |
| 2.3.4 关于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比较的文献 |
| 2.3.5 文献述评 |
| 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的演变分析 |
|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引进政策的历史演变 |
| 3.2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的结构特征 |
| 3.2.1 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 |
| 3.2.2 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结构 |
| 3.2.3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
| 3.2.4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 |
| 3.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状况的统计描述 |
| 3.3.1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状况 |
| 3.3.2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地区状况 |
| 3.4 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和工作的历史演变 |
| 3.5 我国环境污染水平的统计描述 |
| 3.5.1 我国环境污染水平的整体状况和结构特点 |
| 3.5.2 我国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分地区状况 |
| 4 外商直接投资、生态创新溢出与环境污染 |
| 4.1 引言 |
| 4.2 假设的提出 |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的构建 |
| 4.3.2 样本选择 |
| 4.3.3 变量选取和说明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空间相关性的判别 |
| 4.4.2 模型估计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外商直接投资、官员考核方式与环境污染 |
| 5.1 引言 |
| 5.2 假设的提出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的构建 |
| 5.3.2 样本和变量 |
| 5.3.3 政府官员考核方式的统计描述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不同时期的模型估计结果 |
| 5.4.2 加入交叉项的模型估计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社会过滤与环境污染 |
| 6.1 引言 |
| 6.2 假设的提出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的构建 |
| 6.3.2 样本和变量 |
| 6.3.3 社会过滤的统计描述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分地区的模型估计结果 |
| 6.4.2 社会过滤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影响 |
| 6.4.3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严格实施惩罚体系,打击政企暗箱操作 |
| 7.2.2 优化政府引资制度,加大污染处置技术 |
| 7.2.3 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减轻社会过滤阻力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图 |
| 1.3 科学问题及创新点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创新点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FDI与环境污染研究起源 |
| 1.4.2 FDI的环境效应研究 |
| 1.4.3 FDI对环境影响的测算研究 |
| 1.4.4 文献评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FDI环境效应作用机制 |
| 2.1 FDI与生态环境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3 波特假说 |
| 2.1.4 环境规制、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
| 2.2 FDI对东道国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2.2.1 生产函数 |
| 2.2.2 成本最小化 |
| 2.2.3 总需求供给函数 |
| 2.2.4 FDI对东道国环境的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DI与我国污染物排放现状 |
| 3.1 我国FDI现状分析 |
| 3.1.1 FDI总体情况分析 |
| 3.1.2 FDI的区域分布 |
| 3.1.3 产业间FDI描述 |
| 3.1.4 FDI主要来源地描述 |
| 3.2 我国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
| 3.2.1 水污染现状 |
| 3.2.2 空气污染现状 |
| 3.2.3 工业固废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1 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1 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1.2 市场均衡分析 |
| 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
| 4.2.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相关概念 |
| 4.2.2 污染物排放与FDI的 Moran指数检验 |
| 4.2.3 空间动态跃迁分析 |
| 4.2.4 省际FDI与污染排放的LISA检验 |
| 4.3 FDI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3 FDI环境效应的空间计量检验 |
| 4.4 分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门槛效应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模型设定 |
| 5.1.1 门槛模型设立 |
| 5.1.2 门槛显着性检验 |
| 5.1.3 门槛值的置信区间 |
| 5.2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 |
| 5.2.3 对变量的解释和推测 |
| 5.3 分区域分产业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
| 5.3.1 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3.2 分产业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 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FDI对我国环境影响 |
| 5.4.1 门槛值估计与检验 |
| 5.4.2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加大我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力度（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进及启示研究[D]. 施庆. 扬州大学, 2021(09)
- [3]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D]. 雷媛媛. 西南大学, 2020(01)
- [4]新疆FDI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 麦麦提穆萨·麦麦提艾力.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5]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规律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沈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成都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 雷绍坤.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8)
- [7]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D]. 闫鸿鹂.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研究[D]. 许茂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
- [9]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D]. 李杰锋.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10]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影响研究[D]. 吴信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