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IPCC)及其批评（论文文献综述）
卢露[1]（2021）在《碳中和背景下完善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的思考》文中认为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环境与气候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作出了在21世纪中叶前后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在此背景下,准确核算碳排放既是我国摸清碳排放底数,从而为国际谈判和碳减排政策制定提供支撑的基础,也是不同层级主体落实减排任务、评估完成效果的重要依据。因此,构建完善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对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当前我国高度重视碳排放核算体系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现有的核算体系已难以适应我国开展碳减排工作的新要求,为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并针对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
丁辉[2]（2021）在《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发展时期乃至今后长期低碳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实现“双碳”目标,要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为坚实导向,以系统化的政策标准、政策体系为支撑,创新模式、勇敢实践,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发展,引导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有序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拓新市场、设计新机制、完善标准,逐步建立起以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本文从针对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研究出发,采用因果推断和问卷调研的方法对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市场主体参与气候投融资的动因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一手的调研资料总结了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政策需求框架,总结了金融机构在政策层面所需求的准入机制、信息机制、绩效机制、激励机制等多种要素机制。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气候投融资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评估发现尽管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但相关政策举措已经在试点范围内对碳减排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针对政策发展,由于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尚在建设中,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一致、系统的结论,对于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讨论尚不充分。本文进而梳理和总结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研究和政策体系建设经验,结合调研结果,本文对系统化研究政策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归纳,明确了分析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在总结和提炼有关政策体系要素分解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归纳了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进行建构的六个要素机制并详细阐述了政策体系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内容。最后,本文借鉴已有的政策体系结构化评价的理论方法,从六项要素出发设计了针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进行评价的指标和方法,并具体讨论了其适用的范围和场景,以实现对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过程和效果进行总体评价。通过上述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经验和思考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和内涵,为发展我国气候投融资工作、形成气候投融资长效政策保障机制提供科学建议。
杨慧芹[3]（2021）在《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反应已经成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人类开始积极审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种生态式的绿色思索考验着人类的生态智慧,也引发出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具体到戏剧理论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戏剧（Ecotheater）作为一种戏剧思潮和戏剧类型,在生态批评的发源地和研究中心美国悄然兴起,开启了西方戏剧绿色化的进程,之后迅速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同时,在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的推动下,生态戏剧批评（Ecotheater Criticism）作为戏剧研究与实践的绿色化构建初露端倪,它绝非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艺术革新,而是戏剧研究领域借鉴生态批评的相关成果,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做出的反应,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将生态戏剧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戏剧批评立场,倡导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出发,衡量与指导戏剧艺术的文学创作实践,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的介入性与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践性相结合,形成“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理念,进而以协作对话的方式表现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关系。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本文研究之目的、思路与主要创新点。文学的生态批评正式兴起于1978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将生态批评引介到戏剧批评研究中,从而促成了生态戏剧批评的产生与发展。本文回溯生态戏剧批评40余年的演变过程与深化趋势,揭示戏剧批评与生态批评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勾勒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上来讲,本文试图对生态戏剧批评领域的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从而丰富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也为我国生态戏剧批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第一章对生态戏剧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进行总体论述。随着地球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生态学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基础,其理念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发生了新变化,形成了从自然学科领域向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也催生出文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文学生态批评、生态艺术研究、艺术生态批评等新兴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新的学术空间和拓展出新的学术维度,并激发出强大的生态智慧和永续的生态价值。正是在生态学多元叠加的跨学科、跨领域的背景下,生态批评得以延伸至戏剧艺术创作与研究领域,力求挖掘出戏剧艺术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理念和生态审美价值,让戏剧艺术成为建构生态文化的重要力量,为建构更为完善而开放的戏剧批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生态批评的内容与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对生态戏剧及其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进行详细梳理。本章追本溯源,探讨了生态戏剧及其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旨在厘清生态戏剧批评的源头、演变脉络与发展趋向。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问题和环境主题”不仅在戏剧文学创作中未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戏剧表演领域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戏剧艺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生态批评保持疏离。新千年以来,随着西方戏剧界用自己的艺术形式来关注生态话题,其理论框架的建构及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决定了生态批评话语本身必须成长,呈现出从戏剧文本转向剧场景观、剧场表演的发展走势。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朝着生态戏剧的方向努力,我们急需一个有凝聚力的话语框架来组织这种语言,一个明确的、一致的方法论来指导与分析生态背景下的戏剧创作,从而形成生态戏剧批评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向。戏剧艺术的核心要素依次为戏剧文学、剧场空间与舞台表演,本文第三、四、五章依次围绕戏剧的上述三个核心要素,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展开历时性比较研究及全面述评,各要素间互相联系又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其错落交叠的非线性发展轨迹丰富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空间。具体内容如下:第三章“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主要探讨戏剧批评学者基于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戏剧文本和生态戏剧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文学生态批评之火首先在戏剧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点燃,引发了西方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响应绿色戏剧文学的强烈号召,也得到了批评家与剧作家的广泛回应。本章首先选取了关于古希腊戏剧作品、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以及美国当代戏剧作品的生态戏剧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掘戏剧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或是反生态意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大自然作为一个实体、事件、背景是如何在作品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中屡屡受到威胁的,反过来,大自然作为被迫的受害者,是如何凝聚戏剧的力量,积极采取行动予以回应。为了进一步丰富论文研究视角,本章运用尤娜·乔杜睿的“生态病理学”、唐宁·克莱斯的“生态导演法”等相关理念,对经典文本的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充。最后,本章立足于认可和培育关注生态问题的“生态戏剧”创作,将生态问题、环境事件或危机置于戏剧行动或主题的中心,关注人为的气候变化对个人、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号召剧作家和戏剧制作人参与到多元文化社会所面临的全球和本地生态问题中来。总之,戏剧文学生态批评不仅涉及对传统戏剧经典作品的生态重审与重评,而且引发了当代戏剧文学创作思维与方式的革新,并促使生态戏剧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第四章“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将“物质生态批评”、“浸入式剧场”、“生态整体意识”三者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阐明构建舞台上的“生物圈”是当代戏剧走向生态剧场的重要契机。随着生态戏剧批评的逐步深入,“物质性”与“物形”对于剧场空间营造的功能,促进了具有绿色意识的剧场批评实践之兴起,剧场也逐渐成为戏剧艺术家和生态批评学者的创意工作室。本章首先聚焦于生态戏剧构作理论。该理论上承戏剧文学文本,下接剧场表演文本,是一种以生态关系为中心的剧场实践,其自身涵盖批评工作（生态、戏剧）和艺术工作（戏剧创作、制作）两个部分,并围绕剧场空间生态化问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探索:一,从剧场空间视角审视戏剧文本中蕴含的环境信息,使其生态意识和意义变得清晰可见;二,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媒介来处理当代环境问题,创作、设计和制作涉及环境问题和主题的新剧目;三,审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创造自己的生态足迹,减少剧场制作浪费,进而探寻剧场实践的新方法。这一新型的物质主义生态戏剧理论带来了戏剧研究的新范式以及戏剧制作的新方法和新挑战。此外,本章秉承巴里·康芒纳的第一生态学定律“万物与万物相连”,寻求人类和生态系统在剧场空间中的联系,目的在于阐明走进自然的“浸入式生态剧场”,是一种直接参与它所代表的生态系统的戏剧形式。观众对“浸入式生态剧场”的体验与对物质世界的体验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代表了一种生态剧场的发展方向与潜力。最后,本章结合海纳·戈贝尔斯的声音景观作品《斯蒂夫特的事物们》的剧场演出,反衬出无生命物质中的生命痕迹,进而探究在“减速剧场”语境下,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他者”时间,凸显其不同于现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时间范式的积极意义。第五章围绕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展开研究。当生态剧场试图跨越舞台的边界和剧场的墙壁以连接观众自身与外部世界时,仍然面临着表演框架的障碍。本章首先指明“以地球为中心”的绿色表演范式充分肯定和彰显自然万物的物质性及其施事能力,弥补了剧场表演与生态学之间的距离,继而探寻如何以富含伦理关怀和绿色审美要素的“景观表演”,作为实现人类与特定环境之间有机关联的途径与手段。随后,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探究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问题。一方面,“动物参与表演”路径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运用“即兴表演”的理念,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路径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展现生态系统“万物一体”的生存现实,树立人类生命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围绕生态戏剧批评的独特贡献对其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生态戏剧批评作为生态批评对象的延伸与拓展,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中国学者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结合我国当代的生态美学观与古代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国际交流中构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形态。因此,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全面与辩证的研究,积累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不仅对我国生态戏剧的现实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戏剧批评研究体系具有鞭策与启示作用。
蒋欣桐[4]（2021）在《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是指倡导通过全球层次和地方层次之间的有效协作来治理全球公共事务的理念及实践。全球地方主义、全球地方化和全球地方性是三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全球地方化的世界是全球地方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而具有全球地方性的公共事务是全球地方主义的治理对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地方化的世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地方化并行不悖。地方特色从未消失,而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互动中持续地进行自我更新。因此,相比全球化,全球地方化更为全面的描述了当今的现实世界。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全球问题不仅存在于全球空间,更存在于在地场所。在全球尺度中,全球问题是普遍的和抽象的,但是在地方尺度中,全球问题是特殊的和具体的。认识到全球问题全球地方性的意义在于使全球问题的多层性、综合性和人文性得以重新受到重视,从而为治理全球问题拓展了新的思路。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正是为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地方性而提出的治理理念。相对于当前既有的全球治理,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强调治理层次间的相互连通、治理方式上的本土适应以及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地方性问题。第一,它存在于全球、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次,体现出多层性;第二,它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附属维度,具有综合性;第三,它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文化传统和认知观念等,具有人文性。因此,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及由其组成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已经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气候行动,这为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现实可能。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虽然数量较多,类型各异,但是通过对当今三个最具代表性但成立于不同时期的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从历时的视角看,它们前后相继、稳步发展,从共时的视角看,它们各有侧重、合作紧密。因此,可以说,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群共同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方治理层次。以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为分析框架,可以凸显出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治理特色和优势。其一,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将全球气候问题地方化和将地方气候治理全球化的途径连通了不同的治理层次;其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网络治理方式提供的制度保障和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政策框架得以使气候治理适用于不同地方的整体环境;其三,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宣传教育和提供参与渠道促进了公众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作为全球治理层次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还是作为地方治理层次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都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发展尤其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并加强合作。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第一,多中心的气候治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国家行为体的气候行动日益受到重视。城市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认可度与合法性已经不断增强。第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对于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核心机制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具有补充性:从治理层面上看可以促进国内层面配合国际层面履约;从治理内容上看可以更好地兼顾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从治理方式上看可以推动责任分配与能力建设并重。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放性和协调者角色为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之间互动合作关系的合法化、机制化和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马文飞[5]（2021）在《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气候法治由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推导而来,既包括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又涵盖全球气候治理达到法治目标的愿景,是法治的全球化、全球气候治理的法治化。作为法律手段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硬法规则下参与度欠缺,软法规制后执行力匮乏,软硬兼济规则落实困难等全球气候法律治理的规则弊端;作为法治标尺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其目标实现任重道远的现实困境。全球气候法治包括国际气候良法和全球气候善治两个方面,既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在设定上符合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也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语意清晰、体系完整、现实可行。立法过程要公开透明、民主高效、科学严谨,同时也要保障有诚实善意的守法、严格有效的执法、公正便捷的司法。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一方面,在现行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下,许多国家拒绝履行减排承诺,不愿调整能源结构,气候内顾倾向严重,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流于表面;和谐共进的价值追求在资金、技术、救济等方面难以落实,与“国际气候良法”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气候门”事件导致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形成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排放差距报告2020》表明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家承诺（国家自主贡献）远没有达到满足全球温度限制所需的减排目标,可见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遵守远未达到普遍而善意的程度;《巴黎协定》中执行和遵约机制尚不够完善,达到“全球气候善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法治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追求的目标和过程,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和法治标尺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的冲突,直接原因是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主要原因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但全球气候法治并非不能实现,从宏观角度上考量,实现国际法治需要从观念的指引和行为的塑造两个层次进行努力,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也同样如此。在全球气候法治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是新型国家利益观的实践,以上种种使得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重新确立成为可能。此外,就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而言,《巴黎协定》具备完善和善意遵守的可能。一方面,《巴黎协定》具备完善的空间,完善相比取而代之更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国际实践也证明《巴黎协定》有不断完善的趋势;另一方面,无论是约定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的监督还是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的要求,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还是中国领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促进,都促使善意遵守《巴黎协定》成为可能。全球气候法治作为一种崇高而美好的理想,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远景目标,在现实的国际法律秩序状况下,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广泛的参与主体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多元互动和共同努力。国家作为撬动法治的“阿基米德点”,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的观念和行为作为基础和保证。在观念上引导国家建立正确的利益观念,将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并入、深入国家观念,并使之成为国家利益的考量因素,指引国家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国家正确认识气候议题的战略地位,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组织引导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形成科学的认识,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达成共识,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国家形成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非政府组织在公众层面“自下而上”地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气候共同体）达成基本共识;需要企业通过自身行动影响国家政策选择和偏好,需要个人运用自身影响帮助国家正确认识和界定国家气候利益,从而促进国家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在规范和塑造国家行为上要逐步完善气候制度,并保证国家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这就需要国家自主、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并增强国内气候政策支持;需要国际组织在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修改、完善、实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促进公正司法的实现;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进行建议草拟监督和评价,督促国家妥善遵守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只有这样全球气候法治才有可能从理想转化为现实。虽然全球气候法治依然“路漫漫而修远”,应对全球化的气候危机还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但国际社会走向法治的方向仍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国际法学者都将以此为目标和方向“上下而求索”。因此,以集腋成裘、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地向全球气候法治迈进,是所有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
魏柔冰[6]（2021）在《Adventure Tourism: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Management（Chapter 13）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气候变化在国内外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探险旅游作为旅游新兴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本次翻译实践报告以旅游环境学着作Adventure Tourism: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Management《探险旅游:环境影响和管理》的第13章Climate Change and Adventure Tourism（气候变化和探险旅游）为英汉翻译实践的原文本。第13章介绍了气候变化与探险旅游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探险旅游业产生的影响。文本属于信息类文本,具有专业性强,逻辑严密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文本中涉及到复杂句、插入语、定语从句的使用,这就使得原文句式丰富、详略得当。翻译实践中运用了词义选择、词性转换、增词译法等翻译方法解决词汇层面出现的难点。句法层面中,无灵主语句的翻译以及复杂句的翻译是翻译实践报告中重点分析的。语篇衔接中照应手段的翻译在增强篇章可读性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翻译实践报告中总结的翻译方法能够为同类文本提供借鉴,推动该领域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进一步研究。
胡强盛[7]（2020）在《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与适应机制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随着气候变化实践发展及相关科学知识的不断推进,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及适应行动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加强。系统、全面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及其适应措施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面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旅游目的地也不能幸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急速冲击（如极端天气事件）与慢性压力（如生态系统转变）下,城市旅游地气候风险日益严峻。整合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性两大领域是旅游地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应用难点。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梳理相关理论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长株潭城市群,利用气候观测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集对分析法、TOPSIS评价法、障碍度模型、结构方程模型、GIS空间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开展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研究。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综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借鉴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双层双视角”的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研究框架。研究框架从客观视角出发,在中观尺度上开展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水平评价,旨在揭示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系统响应;从主观视角出发,在微观尺度上探究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旅游从业人员与居民）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现状与适应意向,试图探明城市旅游地个体关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意向的作用机制。该研究框架实现了风险评价与适应分析的有效整合,中观与微观尺度的有益综合,主客观视角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社会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实施可持续发展。（2）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演化。立足气候变化风险理论,以IPCC气候风险模型为母体模型发展了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模型。从致灾因子、暴露度、脆弱性三个方面筛选指标开展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期长株潭气候变化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呈现“警戒”与“较高”等级交替变更特征。综合来看,气候暖化影响、极端降水影响、水资源消耗、过度旅游影响、旅游贡献不够、旅游资源质量较低等因素对于驱动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风险发挥了较大作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建立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性不断增强,趋势见好。适应等级从“失能”逐步提升至“良好”。研究观察到响应维度对旅游地气候适应性的影响最为显着。指标层障碍因子识别结果表明,应基于系统视角进行综合提升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考虑经济优化、社会保障、设施完善、生态修复等多部门多领域统筹协同参与。旅游发展在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进程中呈现“双刃剑”效应。因此,旅游如何在与气候适应协同的同时实现有序高质量发展,成为今后长株潭城市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响应问题。总体上,城市旅游地系统演化主导态势向好。2010年至2015年间气候变化风险为主导态势,长株潭城市旅游地呈“高风险-低适应”特征,系统整体处于不良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旅游地适应行动开展,气候变化适应性不断提升。自2016年起,气候适应性逐步上升为主导态势。城市旅游地系统发展进入良好阶段。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主导态势空间分化特征较为显着,空间异质性时间演化较明显。（3）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意向。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借鉴个体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构建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气候风险评价与适应意向概念框架,探讨城市旅游地重要利益主体（旅游从业人员与居民）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水平及其与适应意向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受访者（旅游从业人员）对气候变化对从事旅游业的人士、旅游业运营和管理以及旅游者自身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高度关注。受访者（旅游地居民）认为气候变化对自身生产生活与身体健康、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发展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接收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对旅游地利益者进行风险评估和适应意向具有积极和显着的影响;如果认知到气候变化风险,且对自身适应能力评价较高,旅游地相关利益人员更有可能采取适应措施。（4）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机制构建。从目标原则、适应主体界定、适应实施框架以及适应行动路径建立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适应机制构建的总目标是增强长株潭城市旅游地的气候适应能力,有效防范风险并利用机遇,最终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包括:提升认知、资源配备、有效整合与多元协同。适应气候变化是长株潭城市旅游地不断加剧的气候风险的迫切需求;适应气候变化与“两型”发展能相互促进。研究提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气候适应,界定与梳理了气候变化的适应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考有关理论与实践成果,提出“空间-社会-经济”的多层次多领域适应行动方案设计思路,并进一步提出气候适应行动实施的保障措施。
徐丽笑[8]（2018）在《城市碳排放核算研究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政府对城市层面碳排放的核算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标准。然而,城市碳排放核算是低碳城市发展的必要环节,是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梳理了国际组织公布的城市层面碳排放核算协议书,以及国内学者对排放核算清单相关问题所做的探讨;对比了国家碳排放核算清单与城市核算清单之间的区别,探究国家清单不适用于城市清单的原因;整理了当前国内外城市碳排放核算数据库并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基于现状,提出了中国城市碳排放核算的发展趋势与研究方向。
陈其针,王文涛,卫新锋,彭雪婷,仲平,樊俊[9]（2020）在《IPCC的成立、机制、影响及争议》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对IPCC成立背景、工作机制、主要报告与影响、有关争议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背景和第六次评估报告的进展,提出对中国开展气候变化评估的启示建议,供中国相关工作参考。对IPCC成立历史背景的研究发现,在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持续推动下,气候变化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为避免独立专家组可能带来的激进环保主义倾向,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专家纳入到政府间框架下专门开展气候变化评估,提供关于气候变化的权威信息,并遵循科学家与政府一致同意方才发布报告的原则开展工作。IPCC通过组织会员国推荐的志愿专家开展评估,建立了由主席团、工作组构成的专家评估团队以及支持主席团政务工作的秘书处、支持工作组的技术支持组,按照建立组织与程序、确定评估范围与专家、编制与审稿、批准与发布等四个环节开展工作。自1990年以来已经发布了五次评估报告,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协议的达成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正在开展第六次评估,将重点面向2023年UNFCCC全球盘点。虽然IPCC在工作审查程序、行政管理效率、政府批准决策者摘要等方面有一些争议,但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并在2010年进行了改革优化,受到科学界和国际组织的承认和拥护。从IPCC的经验来看,积极寻找和达成共识是科学与政治决策协同合作的核心要素,未来气候评估将更加重视科学与政策的联系以及跨学科、跨领域、技术驱动和不确定性问题,针对复杂系统的科学评估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管理制度,中国气候评估也需要积极响应国际进展,突出特色与重点。
李波[10]（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IPCC)及其批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IPCC)及其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碳中和背景下完善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国际碳排放核算体系的框架与经验 |
| （一）国际组织制定和发布的碳排放核算指南框架 |
| 1. IPCC出台的国家温室气体核算指南。 |
| 2. WRI、C40和ICLEI发布的城市温室气体核算标准。 |
| 3. WRI和WBCSD发布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
| 4. ISO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系列标准。 |
| （二）部分国家的碳排放核算经验 |
| 1. 英国。 |
| 2. 美国。 |
| 二、我国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的背景及实践 |
| （一）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的背景 |
| （二）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具体实践 |
| 1. 国家层面的碳核算。 |
| 2. 省级层面的碳核算。 |
| 3. 市县（区）层面的碳核算。 |
| 4. 企业层面的碳核算。 |
| 5. 产品层面的碳核算。 |
| 三、当前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存在的不足 |
| （一）基础统计数据较为薄弱 |
| （二）核算方法相对滞后 |
| （三）核算质量的保障机制不足 |
| （四）核算结果的运用较为有限 |
| 四、完善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建议 |
| （一）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提高数据质量 |
| （二）推动核算方法更新，加快与国际接轨 |
| （三）完善核算标准与核查机制建设，保障核算质量 |
| （四）扩大碳核算覆盖面，强化核算结果应用 |
（2）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研究方法 |
| 1.3.2 定量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与政策绩效 |
| 1.4.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与演进 |
| 1.4.3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 1.5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6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气候投融资 |
| 2.1.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
| 2.1.3 面向低碳转型的气候投融资政策 |
| 2.2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测度和影响 |
| 2.2.1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与概念演进 |
| 2.2.2 气候投融资的理论基础 |
| 2.2.3 气候投融资的管理 |
| 2.2.4 气候投融资的影响 |
| 2.3 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 |
| 2.3.1 气候投融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 |
| 2.3.2 气候投融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 |
| 2.4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气候投融资发展与评价研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 |
| 3.1.2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 3.2.2 气候投融资活动问卷调研 |
| 3.3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分析 |
| 3.3.1 金融机构开展气候投融资现状 |
| 3.3.2 金融机构绿色(气候)金融产品和服务现状调研 |
| 3.3.3 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 |
| 3.3.4 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 |
| 3.3.5 研究结论 |
| 3.4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分析 |
| 3.4.1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3.4.2 计量模型和估计 |
| 3.4.3 假设检验 |
| 3.4.4 模型结果分析 |
| 3.4.5 稳健性检验 |
| 3.4.6 实证结论 |
| 第4章 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与演进 |
| 4.1 气候投融资政策的演进和研究现状 |
| 4.1.1 国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 4.1.2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 4.2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 4.2.1 气候谈判下的资金机制 |
| 4.2.2 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现状 |
| 4.2.3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制度 |
| 4.3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现状概述 |
| 4.3.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 4.3.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 4.3.3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管理体制 |
| 4.4 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碳背景下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 5.1 总体政策需求 |
| 5.1.1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量化分析 |
| 5.1.2 规范气候投融资准入的政策需求 |
| 5.1.3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政策需求 |
| 5.1.4 气候投融资市场发展的政策需求 |
| 5.1.5 完善气候信息的政策需求 |
| 5.1.6 强化协同机制的政策需求 |
| 5.2 政策体系建设路径 |
| 5.2.1 基于准入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2 基于绩效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3 基于激励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4 基于市场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5 基于信息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6 基于协同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路径优化 |
| 5.3 监督评价体系 |
| 5.3.1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思路 |
| 5.3.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方法 |
| 5.3.3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应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6.2.1 加强气候投融资准入机制政策保障 |
| 6.2.2 强化气候投融资政策绩效和激励机制管理 |
| 6.2.3 优化气候投融资政策市场机制建设 |
| 6.2.4 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信息机制设计 |
| 6.2.5 打造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协同效应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气候投融资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领导调查问卷及结果统计 |
| 附录二: 调研问卷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生态危机与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 |
| 一、生态危机根源: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
| 二、人文学科生态转向:现代生态文明观 |
| 三、生态哲学: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 |
| 第二节 生态的文学观与生态的艺术观 |
| 一、生态文学批评的范畴、策略及转向 |
| 二、生态艺术的兴起及其批评策略 |
| 三、生态美学视角下生态的艺术观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前期酝酿 |
| 一、后戏剧剧场:剧场整体意识 |
| 二、环境戏剧:多元戏剧空间 |
| 三、哈钦森提出“自然界就是生态剧场” |
| 第二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初露端倪 |
| 一、李首次提出“生态戏剧”的概念 |
| 二、被压迫者的戏剧:民主与平等意识 |
| 三、草根戏剧运动凝聚生态力量 |
| 第三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星火燎原 |
| 一、雅各布森正式提出“生态戏剧”的概念 |
| 二、《戏剧》期刊发出绿色宣言 |
| 三、从“隐喻化”转向“物质化” |
| 第四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全面兴起 |
| 一、从生态文学批评到生态戏剧批评 |
| 二、《地方/景观/戏剧》中景观视野 |
| 三、《表演自然》:环境、文化和表演的关联性 |
| 四、“舞台上的地球”生态戏剧艺术节 |
| 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生态批评视角下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 一、喜剧与悲剧的生态重释 |
| 二、生态经典戏剧的鼻祖:《人民公敌》 |
| 三、莎士比亚戏剧的三种生态解读 |
| 四、美国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 |
| 第二节 经典戏剧的“生态病理学”诊断 |
| 一、戏剧天生就是反生态的 |
| 二、经典戏剧成为“自然”的镜子 |
| 第三节 经典戏剧的“生态导演法” |
| 一、环境史视角下的戏剧文本批评 |
| 二、《普罗米修斯》中的“生态傲慢” |
| 第四节 生态戏剧文学批评的独特贡献 |
| 一、戏剧文学批评中的“地球问题” |
| 二、戏剧文学批评中的“气候问题” |
| 三、剧作家的“地方感”问题 |
| 第五节 文化生态学的戏剧文学构想 |
| 一、创造性心灵与戏剧文学创作 |
| 二、戏剧文学中的“视听联觉” |
| 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生态戏剧构作与剧场空间的生态化 |
| 一、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生成背景 |
| 二、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内涵界定 |
| 三、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实践意义 |
| 四、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整体策略 |
| 五、可持续的剧院设计和制作 |
| 第二节 抵制剧场隐喻,迈向生态剧场 |
| 一、传统剧场美学对自然的放弃 |
| 二、反思剧场中的人造自然 |
| 三、沉浸式环境剧场: 人与环境的新联系 |
| 四、沉浸式生态剧场: 观众的生态想象 |
| 第三节 海纳·戈贝尔斯的无等级剧场空间 |
| 一、时间生态学与减速剧场 |
| 二、景观戏剧中时间与空间场域 |
| 三、《斯蒂夫特的事物们》中的声音景观 |
| 小结 |
| 第五章 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方法 |
| 一、生态表演的产生动因 |
| 二、自然万物的施事能力 |
| 第二节 构建空间化的“景观表演”理念 |
| 一、景观视角下的生态表演 |
| 二、特定场域下的生态表演 |
| 三、城市空间下的生态表演 |
| 第三节 构建跨物种表演的双向路径 |
| 一、将表演理念拓展到动物行为 |
| 二、跨物种表演的生态思想及其实现路径 |
| 三、“动物参与表演”中的伦理问题 |
| 四、人类表演动物:从生成动物到物种剧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起点 |
| 三、论文思路与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全球地方主义的现实基础:全球地方化的世界 |
| 第二节 全球地方主义的治理对象:具有全球地方性的公共事务 |
| 第三节 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的具体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地方性分析 |
| 第一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多层性 |
| 第二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 |
| 第三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人文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作为地方治理层次的发展情况 |
| 第一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特征和分类 |
| 第二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治理方式 |
| 第三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成就与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实践 |
| 第一节 连通不同治理层次 |
| 第二节 适应地方整体环境 |
| 第三节 促进公众参与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多中心气候治理的整体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对国际气候条约体系的补充性 |
| 第三节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放性及其协调者角色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背景 |
| (二)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相关问题研究 |
| (二)国际法治相关问题研究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提出 |
| 一、由全球治理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二、由国际法治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三、全球气候法治的内涵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律治理规则梳理 |
| (二)《京都议定书》:硬法规制下参与度欠缺 |
| (三)《哥本哈根协议》:软法规制下执行力匮乏 |
| (四)《巴黎协定》:软硬兼济规制落实面临挑战 |
| 二、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治标尺的现实问题 |
| (一)作为全球气候法治标准的良法与善治 |
| (二)国际气候良法在实质与形式上的问题 |
| (三)全球气候善治在立法、守法、司法、执法中的问题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气候法治现实问题的成因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不同决定了国家立场不同 |
| (二)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导致了气候协议的缺陷 |
| 二、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 |
| (一)短视的“本国优先”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需时间淬炼 |
| 三、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 |
| (一)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减排意愿 |
| (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减排力度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气候法治可行性分析 |
| 一、国家气候利益观念重新确立的可能性 |
| (一)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新型国家利益观 |
| 二、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的可能性 |
| (一)完善《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二)善意遵守《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路径 |
| 一、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一)国家层面推动确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国际组织层面促进形成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层面传播和倡导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完善气候制度有效保障运行 |
| (一)国家全面参与国际气候制度设计运作辅以国内政策支持 |
| (二)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实施和公正司法的实现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建议草拟监督评价 |
| 三、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Adventure Tourism: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Management（Chapter 13）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任务描述 |
| 第一节 原文题材与体裁分析 |
| 一、原文题材 |
| 二、体裁分析 |
| 第二节 翻译目的与意义 |
| 一、翻译目的 |
| 二、翻译意义 |
| 第二章 译前准备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相关翻译研究文献述评 |
| 二、相关翻译实践成果述评 |
| 第二节 准备事项 |
| 一、工具、参考文献的准备 |
| 二、平行文本的选择与分析 |
| 三、翻译策略选择 |
| 第三节 实施计划 |
| 一、翻译计划 |
| 二、写作计划 |
| 三、应急预案 |
| 第三章 翻译执行情况 |
| 第一节 翻译过程 |
| 一、术语表的制定 |
| 二、翻译过程执行概述 |
| 三、翻译过程监控策略 |
| 第二节 译后事项 |
| 一、译文审校 |
| 二、译文评价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词汇层面翻译 |
| 一、词义选择 |
| 二、词性转换 |
| 三、增词译法 |
| 第二节 句子层面的翻译 |
| 一、无灵主语句的翻译 |
| 二、复杂句的翻译 |
| 第三节 语篇衔接中照应手段的翻译 |
| 一、指示照应在语篇衔接中的翻译 |
| 二、比较照应在语篇衔接中的翻译 |
| 第五章 实验总结及结论 |
| 第一节 翻译实践总结 |
| 第二节 翻译过程中的体会与收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原文、译文 |
| 附录2:平行文本 |
| 附录3:术语表 |
| 致谢 |
（7）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与适应机制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
| 1.1.2 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研究的新探索 |
| 1.1.3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日趋严峻 |
| 1.1.4 长株潭城市群应对气候变化新诉求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 |
| 1.2.2 气候变化对旅游地的影响 |
| 1.2.3 旅游地适应性 |
| 1.2.4 研究述评与启示 |
| 1.3 科学问题 |
| 1.3.1 构建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 |
| 1.3.2 建立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测度体系 |
| 1.3.3 探明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机制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选定依据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研究区域选定依据 |
| 1.6 研究方案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数据 |
| 1.6.4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气候变化风险 |
| 2.1.2 适应 |
| 2.1.3 城市群 |
| 2.1.4 城市旅游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2.2 风险理论 |
| 2.2.3 适应性理论 |
| 2.2.4 保护动机理论 |
| 2.3 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整合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的概念模型 |
| 2.3.2 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研究框架 |
| 3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评价 |
| 3.1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解析 |
| 3.2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性特征分析 |
| 3.2.1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诱发因素与特征 |
| 3.2.2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类型与措施 |
| 3.3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评价 |
| 3.3.1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
| 3.3.2 数据处理与方法 |
| 3.4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演化及影响因素 |
| 3.4.1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时空演化 |
| 3.4.2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演化影响因素 |
| 3.5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响应 |
| 3.5.1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主导态势变化 |
| 3.5.2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态势空间分异 |
| 3.6 小结 |
| 4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意向分析 |
| 4.1 旅游风险感知 |
| 4.2 概念模型与理论假设 |
| 4.3 旅游从业人员 |
| 4.3.1 问卷设计 |
| 4.3.2 数据分析 |
| 4.3.3 样本人口学特征 |
| 4.3.4 结果分析 |
| 4.4 旅游地居民 |
| 4.4.1 问卷设计 |
| 4.4.2 样本人口学特征 |
| 4.4.3 结果分析 |
| 4.5 小结 |
| 5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 |
| 5.1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动因 |
| 5.2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目的与原则 |
| 5.2.1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目的 |
| 5.2.2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原则 |
| 5.3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主体界定 |
| 5.4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的实施框架 |
| 5.4.1 城市旅游地气候硬适应框架 |
| 5.4.2 城市旅游地气候软适应框架 |
| 5.5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的实践路径探索 |
| 5.5.1 行动环境分析 |
| 5.5.2 行动方案设计 |
| 5.5.3 行动实施保障 |
| 5.6 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 |
| 6.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经历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致谢 |
（9）IPCC的成立、机制、影响及争议（论文提纲范文）
| 1 文献综述 |
| 2 IPCC成立的历史背景 |
| 2.1 气候变化概念的产生与传播 |
| 2.2 IPCC的建立 |
| 2.3 IPCC的独特属性 |
| 3 工作机制 |
| 3.1 会员体系 |
| 3.2 主席团 |
| 3.3 专家工作组 |
| 3.4 秘书处 |
| 3.5 报告编制流程 |
| 4 主要报告与影响 |
| 4.1 历次报告及影响 |
| 4.2 第六次评估报告的进展 |
| 5 有关争议 |
| 5.1 工作审查上的漏洞和偏见 |
| 5.2 政府批准决策者摘要 |
| 5.3 行政管理效率 |
| 6 有关启示 |
（10）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四、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IPCC)及其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 [1]碳中和背景下完善我国碳排放核算体系的思考[J]. 卢露. 西南金融, 2021(12)
- [2]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D]. 丁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2)
- [3]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D]. 杨慧芹. 山东大学, 2021(11)
- [4]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D]. 蒋欣桐. 外交学院, 2021(11)
- [5]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D]. 马文飞. 吉林大学, 2021(01)
- [6]Adventure Tourism: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Management（Chapter 13）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魏柔冰.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与适应机制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D]. 胡强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8]城市碳排放核算研究进展[J]. 徐丽笑. 经济统计学(季刊), 2018(02)
- [9]IPCC的成立、机制、影响及争议[J]. 陈其针,王文涛,卫新锋,彭雪婷,仲平,樊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05)
- [10]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