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喀斯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长顺县板床村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赵榕[1]（2021）在《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问题是阻碍喀斯特地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限制因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科学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实现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是稳固石漠化治理成效的关键,对巩固石漠化治理成效的同时稳固农村脱贫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人地系统协调发展、贫困恶性循环、乡村地域系统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针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量化、协同治理等科学问题与科技需要。在代表南方喀斯特整体环境结构的贵州高原山区选择毕节撒拉溪、关岭-贞丰花江和施秉喀斯特为研究示范区,2018-2021年对240个贫困村通过统计资料收集、遥感解译和问卷调查,以村域为研究单元,从“区域-村-户”多尺度视角,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耦合度模型、A-F法、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围绕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基础前沿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与产业化推广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化部署、分模块推进进行系统研究,重点阐明不同喀斯特石漠化环境与贫困特征,揭示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机理与形成机制,集成创新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体系并进行应用示范,为国家石漠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提供科技参考。（1）通过分析村域石漠化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发现,村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平均坡度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喀斯特地区村域石漠化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域石漠化规模的驱动因子及作用过程因所在喀斯特地貌类型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喀斯特高原槽谷区的村平均石漠化发生率为13.49%,喀斯特高原山地区为23.22%,喀斯特高原峡谷区为38.38%。研究区整体的村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平均坡度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21、0.14和0.12。村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与平均坡度的交互q值最大,为0.4。喀斯特高原槽谷区的村域地表起伏度、平均坡度、森林覆盖率和村人均纯收入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32、0.15、0.14和0.14,均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喀斯特高原山地区的村域河网密度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15和0.12,河网密度因子与石漠化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人均耕地面积因子与石漠化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喀斯特高原峡谷区的村域平均坡度、水土流失率、平均海拔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31、0.3、0.28和0.23。村域坡度和海拔因子与村域石漠化规模均呈现显着正相关,村域水土流失率和人均耕地面积呈显着负相关关系。（2）喀斯特地区村域贫困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村域行政村所属县域GDP、平均海拔、耕地比例和通广播电视率,不同喀斯特地貌类型区的驱动因子不同。喀斯特高原槽谷区2015年村平均贫困发生率为27.97%,喀斯特高原山地区为16.10%,喀斯特高原峡谷区为29.24%。到2018年,喀斯特高原槽谷区为2.08,高原山地区为4.69,高原峡谷区为9.52。从2015年村域贫困发生率影响因素看,研究区整体的行政村所属县域GDP、平均海拔、耕地比例和村通广播电视率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28、0.25、0.19和0.18,村人均纯收入与所属县域GDP的交互q值最大,为0.37。喀斯特高原槽谷区主要受村人均纯收入、园地比例、距省道距离和耕地比例等因子的影响,决定力q值分别为0.16、0.18、0.12和0.1。喀斯特高原山地主要受村域平均坡度、耕地比例、村域内危房户占比和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决定力q值分别为0.19、0.15、0.11和0.11。喀斯特高原峡谷区主要受村域内公共服务点数量、村集体经济收入、饮水安全困难户占比、到县政府驻地距离等因子的影响,决定力q值分别为0.13、0.1、0.1和0.1。综上,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村贫困主要受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高原槽谷区主要受经济与资源条件限制,高原峡谷区主要受公共服务设施的限制。（3）喀斯特地区贫困村的石漠化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在地理分布上有很大的相关性,随贫困程度的增加,石漠化规模越来越大。大部分村域的石漠化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现较高水平耦合等级和高度耦合协调类型。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喀斯特地区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关系表现为低水平耦合、磨合阶段和高水平耦合三种类型,大部分村落的石漠化与贫困耦合等级为高水平耦合,喀斯特高原槽谷区与喀斯特高原山地区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协调性相似,与喀斯特高原峡谷区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协调等级差异较大,驱动因素也不同。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度受坡度和降雨量等自然环境影响,且坡度、降雨量越大,耦合度越低。分地貌区看,经济发展维度对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和峡谷区的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度影响不显着,但在高原槽谷区,仅受经济维度的显着影响,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受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且自然环境为负相关,资源禀赋中除村域人均耕地面积外,均为正相关。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受村域海拔和坡度的负向影响,受耕地比例和人均耕地面积的正向影响。村域是解决区域石漠化与贫困问题的有效战场和有力对象,开展村域尺度的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研究成果,能够更加有效的指导区域实践。（4）基于石漠化环境与贫困的耦合机理,研发了石漠化环境相对贫困识别技术、无-潜在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和中-强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并对取得成果进行示范验证。构建的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指标体系实现了相对贫困家庭和区域相对贫困程度的精准有效识别,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模式推广技术和诊断技术,能有有效促进治理模式在县域尺度的推广示范,以“成效评价—贫困诊断—诉求分析—路径谋划”为主线构建的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模式诊断的技术,能够较好的实现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成效评价、问题诊断、病因分析与路径谋划。未来应以建设生态产业的纵向和横向延伸的产业化工程为目标,构建石漠化地区农户参与式生态产业经营模式,进而实现石漠化地区的乡村振兴。
许鹏宇[2]（2018）在《“支部+”平台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以江苏省句容市唐陵村为例》文中指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农村的振兴必须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革命战争年代通过“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枪杆子掌握在谁手中”的重要问题;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如何壮大村域经济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支部+”平台的打造就是要把乡村振兴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党组织手中。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句容市唐陵村两年的实地跟踪与相关学者专家及基层干部、农民的多次访谈、调研,同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进行了“支部+”平台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与绩效评价。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提出“支部+”这一新概念。借助“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经验、“互联网+”的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理论分析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众多观点阐述,以及全国多地进行的“支部+**”模式实践经验的总结,初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层基础工作平台“支部+”概念。（2）在运行机制层面,村域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先导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内生动力机制有机循环的整体系统。这一系统中产业先导机制是突破口、利益联结机制是核心、内生动力机制是引擎,产业发展带来的效益是利益联结的前提,利益联结是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内生动力增强又是产业可持续发展乃至农村整体发展的力量来源。（3）村域经济发展中“支部+”作用的发挥需要依靠“支部+”平台来实现。产业先导机制中“支部+”可发挥资源转化平台、效益提升平台、方向引导平台的作用;利益联结机制中“支部+”可发挥利益分配平台、利益共享平台、利益延伸平台的作用;内生动力机制中“支部+”可发挥动力转换平台、制度创新平台、合作治理平台的作用。这些都是“支部+”平台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4）初步构建了一套“支部+”平台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以唐陵村为例,通过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了唐陵村产业先导机制与利益联结机制中“支部+”平台运行绩效的分析,十年内“支部+”平台在两方面运行的综合效率分别实现了从0.102到1.000、从0.336到1.00的转变,实现了各项投入、产出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通过355份唐陵村农民的满意度调研进行内生动力机制的评价,发现唐陵村98.25%农户达到“基本满意”以上水平,58.46%的农户达到“非常满意”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综上所述,在当前村域经济发展中打造“支部+”平台,一方面实现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心骨,为乡村的振兴找到了切实可依靠的力量,通过“支部+”平台的建设可有效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洪天云[3]（2012）在《组织动员与村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导致农业组织形式由集体生产变为分户生产,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这一主体在经济体系中虽处于弱势地位,但却掌握农村基本生产资源的支配权,而农村基层组织冈失去资源控制和集体经济依托使组织动员能力削弱。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导致农村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出,使大多村社基础设施破旧、产业薄弱,基层组织和农民涣散,村域经济陷入发展滞后和组织动员乏力的恶性循环。村域是区域经济的最小单元,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载体,村域经济的发展能直接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农民富裕、协调农村社区人际关系、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深入研究村域经济发展与组织动员的关联关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一、主要研究内容（一）村级建制及其功能目标、组织结构与经济社会属性的界定。通过村落形成的历史轨迹追溯和不同国家行政建制的比较,分析了国内外村级建制的异同。通过建国以来行政村演化的分析,总结了行政村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行政属性和经济属性。通过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界定了村级建制的功能目标、组织结构。在对村域经济的内涵、类型及特点分析基础上,论证了村域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二）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内涵、依据、主客体与手段、机制、类型的研究。借鉴社会学原理,对组织动员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将其导入经济学研究范式、细化在村域经济发展之中。通过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论证当前村域经济发展对组织动员的需求及主要依据。通过对农村组织及居民构成的分析,提出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主体与客体。通过对相关主客体特征的分析,研究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手段、机制和类型。（三）研究村域经济发展与组织动员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重庆市黔江区219个村（社区）2000年——2009年间人口及资源变动、劳动力就业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包括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民收入、村内公共服务提供、近两届村支两委工作情况的全面调查,研究该区村域经济发展与组织动员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内在机制,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测度。（四）增强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能力的对策研究。通过对村域经济发展与组织动员关联关系的分析、不同组织动员主体特征的及能力的研究,论证了加强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建设的紧迫性,充分发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组织动员作用的重要性,加强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指导及监督与激励的必要性,重视多种组织动员主体能力的发挥和整合的必然性,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竞争态势形成的可能性及有效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二、主要研究结论（一）村级建制是农村最重要的基础层级。行政村的功能目标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管理村内公共事务、调解矛盾纠纷、维护村民合法权利,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创造更好的生活及生产条件,发展村域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组织结构主要是村支两委。行政村的社会属性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政治属性是村民自治区域,行政属性是政府行政构架在农村的最基础层级,经济属性是微型经济区。（二）村域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处于基础及支撑地位。在新农村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在传统农业改造及现代农业发展中处于主战场地位,在农村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建设中处于保障地位。村域经济在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区公共品与公共服务提供、农村资源整合、外部资源引进与内外资源开发利用、农村产业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主体重构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组织动员是村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组织动员是指某一组织或个人为实现某种特定目标,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思想等手段,引导某一群体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内容包括村域经济发展谋划、资源及要素整合、发展条件创造、生产经营活动的协同及合作、村民经济利益协调等方面。组织动员的依据是村域资源及要素集聚整合和村域经济发展动力激活的要求,以及村域经济发展条件塑造和传统农业改造、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需要。组织动员的主体主要是村支两委（准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客体是村内居民。组织动员手段主要有法律、行政、经济和思想等手段,机制主要有行政命令机制、利益诱导机制、示范带动机制以及复合型机制,类型主要有履行职责型、激励竞争型、自我实现型、项目推动型和社会救助型五种。（四）组织动员能力是村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域经济发展条件,可以推进资源和要素整合、优化村域经济结构,可以推进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促进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提高村域经济的组织化程度、推进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社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为村域经济提供金融、生产、营销服务,可以加强资源环境管理、使村内资源得到科学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与改善。（五）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是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核心力量。村委会及村党支部是中国政治架构中最基层的组织,代理了乡镇政府和党委的相关职能,拥有政治资源、行政资源、组织资源,也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在集体经济较强或财政资金支持农业及农村发展条件下还拥有一定经济资源,组织动员能力远强于其他主体,应当成为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核心力量。（六）村域经济发展的多种组织动员能力需要整合和协同。村委会及村党支部的组织动员能力、村内异质农户的组织动员能力、外部经济组织及社会组织移植入村的组织动员能力、镇乡党委及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在村域的延伸,呈现出明显的互促互补关系,加以整合与协同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三、论文创新点（一）研究表明,行政村不仅是农村的基本社会单元、最小的自治单位,还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开放性的微型经济区,其组织机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不仅应承担村内社会管理的责任,还当履行推进村域经济发展的职责,对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出了补充。（二）研究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域经济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有效的组织动员,单靠每家农户的分散努力,难以改善发展条件、难以实现资源及要素整合、不利于结构调整和先进技术应用,只有将分散的农户组织动员起来,才能激发出巨大的活力,使村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水平提高。（三）研究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充分发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核心作用的同时,应当加强对各种组织动员力量的整合和协同,使之形成巨大合力共同推进村域经济发展。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乡镇和村支两委之间在组织动员上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进行专门研究。（二）组织动员的行为边界需要进一步划分。
曹斌[4]（2011）在《两型农业发展状况及其生产效率的评价》文中提出本研究以两型农业的评价研究为主线,初步回答了如何对两型农业发展状况和生产效率进行评价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建立了评价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指导性指标体系,以之作为普遍适用的评价指标,可以对我国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二是对省市县村四级行政区域的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评价,其评价经验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一是对我国两型农业发展的方向性思路进行了研究。在对国外的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精确农业、有机农业等两型农业的近似形态进行分析、对比与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了我国农业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功能、发展原则等问题,廓清了两型农业范畴的分歧所在,梳理了两型农业理论的研究进展,使国内两型农业的理论源流呈现出清晰的状况。初步勾勒了我国两型农业的理论框架,得出了我国两型农业发展的方向性思路,即：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欧美国家近似的两型农业建设经验,要立足于具有我国特色、结合区域特点和各地农业传统,在此前提和背景下发展我国两型农业。二是建立了评价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指导性指标体系。分析了两型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在考虑两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复杂性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指导性评价指标的三大来源,即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评价指标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两型农业评价指标系统由3大目标层、10个准则层和80个评价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指导性的评价指标框架和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为全国各地不同资源不同条件的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发挥框架性的指导作用。三是评价了我国31个省市两型农业发展水平。在两型农业的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31个省市两型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收集了全国31个省市2007年度的相关80个指标值数据后,选择了熵值法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两种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我国两型农业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3个阶梯分布,第一阶梯由上海、北京、江苏等前11名的省市组成,第二阶梯由河南、内蒙古等16个省市组成,贵州、青海等4个省市为第三阶梯。两型农业综合发展指数依据地理位置,由东向西逐级递减；处于第三阶梯的省市与东南沿海省份发展差异较大,同一阶梯内各省市发展程度也存在显着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各省市先天的资源环境因素,也有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后天影响。四是评定了我国省市县村四级区域的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运用DEA评价模型,结合实际事例,对省市县村四级区域的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评价。在对我国31个省市的评价中,为了单独测算内部管理效率这一内生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具体作用,通过构建DEA三阶段模型,消除了外部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这两个外生因素对技术效率值的影响,从而有效测算了两型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在对湖南省各市州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进行评价后,得出长沙等4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相对有效,农业产出已达到最优水平,衡阳等10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等评价结果。,提出湖南省发展两型社会的地区区域对策。在对衡阳县的县域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评价时,更多地考虑到衡阳县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条件等要素,在指导性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内,为了贴近评价对象而取舍了一些指标,评价结果符合现实。在两型农业建设的村级基层单位中,因为村与村之间情况变化较大,评价指标的选取就相差甚大,本文选取的我国农村较为普遍的粮猪型村为评价实例。按照粮猪型村的特点,根据粮猪型村发展两型农业的生产条件,从发展两型农业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套适合于粮猪型村两型农业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以此对衡阳县高炉村进行两型农业的评价,得出该村两型农业发展处于初级两型农业发展阶段的结论。五是对现行的传统农业与两型农业的桥接及其对策进行了探讨。首先分析了两型农业发展的抗阻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落后生产方式的内源缺匮,传统经营观念的生态缺乏,科技体系的匹配缺失,政策制度政府失灵的先天不足等。然后提出通过发展循环农业、提高农民经营素质、构建两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等措施,来实现现行的传统农业向两型农业的跃迁。紧接着阐释了跃迁机理与路径,得出湖南省域内存在率先促就两型农业生产跃迁情势的结论,在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背景下擘划了桥接进路。最后提出了建设两型农业生产的关键是推动情势触发的政策建议。
金梅,熊爱民[5]（2007）在《2000～2006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文献计量分析与评价》文中研究指明对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20002006年发表的期刊论文,从论文年代分布、核心期刊发文率、各学科领域论文分布、论文被引频次分布、作者被引频次分布、高被引论文、高被引作者、《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转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比较客观地揭示和描述了新世纪初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基本状况。
陈建庚,朱富寿,赵翠薇,龙拥军[6]（2003）在《贵州喀斯特贫困山区（麻山）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长顺县板床村为例》文中提出以麻山为代表的喀斯特贫困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现状,分析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科学依据。并从罗甸大关和长顺交麻两个典型喀斯特山区的对比,看到生态恶化和石漠化的严峻形势,以及生态治理恢复的可能性。同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长顺县板床村,作深入调查研究,探讨喀斯特贫困山区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龙拥军,陈建庚,朱富寿,赵翠薇[7]（2001）在《贵州喀斯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长顺县板床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喀斯特山区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限制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村经济在低效率水平上运行。本文通过对长顺县板床村农村经济的分析研究,探讨喀斯特山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贵州喀斯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长顺县板床村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喀斯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长顺县板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生态与贫困 |
| (二)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 |
| (三)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研究进展与展望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四)资料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三 喀斯特石漠化环境和贫困特征 |
| (一)贫困村石漠化环境特征 |
| 1 村域石漠化的地理格局 |
| 2 石漠化影响因子分析 |
| 3 不同地貌类型区石漠化影响因子比较 |
| (二)石漠化环境的乡村贫困特征 |
| 1 乡村贫困的地理格局 |
| 2 喀斯特贫困乡村影响因子分析 |
| 3 不同地貌类型区贫困乡村影响因子比较 |
| 四 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 |
| (一)石漠化与贫困的地理相关性 |
| 1 石漠化与贫困相关性 |
| 2 石漠化与贫困空间组合 |
| (二)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实证 |
| 1 石漠化与贫困耦合结果 |
| 2 空间自相关与聚集效应 |
| 3 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分析 |
| 五 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验证 |
| (一)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现有技术措施 |
| 1 石漠化环境贫困识别技术 |
| 2 石漠化环境精准扶贫技术 |
| 3 石漠化环境精准扶贫成效评估技术 |
| (二)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措施研发 |
| 1 相对贫困家庭识别技术 |
| 2 无-潜在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 |
| 3 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 |
| 4 中-强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 |
| (三)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应用示范与验证 |
| 1 示范点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 2 示范点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
| 3 石漠化与贫困现状评价及措施布局 |
| 4 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措施规划设计与应用示范过程 |
| 5 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措施应用示范成效与验证分析 |
| 六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2）“支部+”平台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以江苏省句容市唐陵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进展概述 |
| 1.2.1 村域经济研究概述 |
| 1.2.2 村域经济发展中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概述 |
| 1.2.3 研究进展评述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唐陵村概况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唐陵村概况 |
| 2.1.1 资源环境 |
| 2.1.2 社会经济 |
| 2.1.3 党组织情况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村域经济 |
| 2.2.2 “支部+”平台 |
| 第三章 打造“支部+”平台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
| 3.1 “支部+”平台的理论依据分析 |
| 3.1.1 历史经验依据：支部建在连上 |
| 3.1.2 运行机制依据：互联网+ |
| 3.1.3 理论政策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
| 3.1.4 研究切入点：乡村振兴战略 |
| 3.2 “支部+”平台的提出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支部+”平台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 |
| 4.1 “支部+”平台的运行机制分析 |
| 4.2 产业先导机制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唐陵村产业体系的培育 |
| 4.2.3 “支部+”平台的作用分析 |
| 4.3 利益联结机制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唐陵村利益联结机制分析 |
| 4.3.3 “支部+”平台的作用分析 |
| 4.3.4 唐陵村农民收入模式分析 |
| 4.4 内生动力机制 |
| 4.4.1 理论分析 |
| 4.4.2 唐陵村发展内生动力来源 |
| 4.4.3 “支部+”平台的作用分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唐陵村“支部+”平台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效果评价 |
| 5.1 数据来源 |
| 5.2 唐陵村“支部+”平台的运行绩效分析 |
| 5.2.1 评价方法的确定 |
| 5.2.2 “支部+”平台在产业发展中的绩效评价 |
| 5.2.3 “支部+”平台在农村收入中的绩效评价 |
| 5.2.4 唐陵村的实证分析 |
| 5.3 唐陵村农民的满意度评价 |
| 5.3.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2 评价样本与方法的确定 |
| 5.3.3 指标满意度分析 |
| 5.3.4 综合满意度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组织动员与村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范围界定 |
| 1.2.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选择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资料选择与应用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 |
| 1.4.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评论 |
| 1.5 论文框架设计 |
| 第2章 理论借鉴 |
| 2.1 区域经济理论 |
| 2.2 组织理论 |
| 2.2.1 系统组织理论 |
| 2.2.2 行政管理理论 |
| 2.2.3 集体行动理论 |
| 2.3 动员理论 |
| 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4.1 委托与代理 |
| 2.4.2 代理成本 |
| 第3章 村级建制及其功能定位 |
| 3.1 中国的村级建制 |
| 3.1.1 中国的自然村——农村居民聚集的生活地 |
| 3.1.2 中国的自然村——农村行政区划的地域 |
| 3.1.3 中国行政村数量及省际分布 |
| 3.2 中国行政村的属性 |
| 3.2.1 社会属性：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 |
| 3.2.2 政治属性：村民自治区域 |
| 3.2.3 行政属性：政府行政构架在农村的最基础层级 |
| 3.2.4 经济属性：微型经济区 |
| 3.3 中国行政村的功能目标定位 |
| 3.3.1 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方针、政策 |
| 3.3.2 管理村内公共事务、调解矛盾纠纷、维护村民合法权利 |
| 3.3.3 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创造更好的生活及生产条件 |
| 3.3.4 发展村域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建设新农村 |
| 3.4 中国行政村的组织构架及治理 |
| 3.4.1 村委会 |
| 3.4.2 村党支部 |
| 3.4.3 行政村的政府治理 |
| 3.4.4 行政村的治理 |
| 3.5 行政村治理与功能发挥 |
| 3.5.1 村级组织职能界定与行政村功能实现 |
| 3.5.2 村级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与行政村功能发挥 |
| 3.5.3 村级组织的组织动员手段与行政村功能发挥 |
| 3.5.4 村级组织的监督、激励与行政村功能发挥 |
| 第4章 村域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
| 4.1 村域经济概述 |
| 4.1.1 村域经济的内涵 |
| 4.1.2 村域经济发展的条件 |
| 4.1.3 村域经济的构成及发展水平 |
| 4.2 村域经济的特点与类型 |
| 4.2.1 村域经济的特点 |
| 4.2.2 村域经济的类型 |
| 4.3 村域经济的地位 |
| 4.3.1 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地位 |
| 4.3.2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地位 |
| 4.3.3 传统农业改造及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战场地位 |
| 4.3.4 农村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建设的保障地位 |
| 4.4 村域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4.4.1 促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
| 4.4.2 增加农村社区公共品与公共服务提供 |
| 4.4.3 促进农村社区资源和要素整合 |
| 4.4.4 促进外部资源引进与内外资源整合 |
| 4.4.5 加快农村产业发展 |
| 4.4.6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主体重构 |
| 第5章 村域经济发展的组织动员 |
| 5.1 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内涵 |
| 5.1.1 村域经济发展的谋划 |
| 5.1.2 村域资源及要素的整合、发展条件的创造 |
| 5.1.3 村域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组织、共同参与、有效推进 |
| 5.1.4 村民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 |
| 5.2 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依据 |
| 5.2.1 集聚和激活村域经济发展动力 |
| 5.2.2 解决村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
| 5.2.3 存在组织动员的内在基础 |
| 5.2.4 存在组织动员的外在条件 |
| 5.3 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主体与模式 |
| 5.3.1 准行政组织主体与模式 |
| 5.3.2 经济组织主体与模式 |
| 5.3.3 社会组织主体与模式 |
| 5.4 组织动员客体 |
| 5.5 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机制 |
| 5.5.1 行政命令机制 |
| 5.5.2 利益诱导机制 |
| 5.5.3 示范带动机制 |
| 5.5.4 复合型机制 |
| 5.6 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发生的类型 |
| 5.6.1 履行职责型 |
| 5.6.2 激励竞争型 |
| 5.6.3 自我实现型 |
| 5.6.4 项目推动型 |
| 5.6.5 社会救助型 |
| 第6章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状况 |
| 6.1 黔江区基本区情 |
| 6.1.1 区位、地形地貌、幅员、人口 |
| 6.1.2 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 |
| 6.1.3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 |
| 6.1.4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 6.2 黔江农村的村级社区构架 |
| 6.2.1 黔江区自然村的形成与行政村的划分 |
| 6.2.2 黔江行政村的组织架构 |
| 6.2.3 黔江行政村的管理职责 |
| 6.2.4 黔江行政村的设定功能 |
| 6.3 黔江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征 |
| 6.3.1 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
| 6.3.2 以家庭小而全为主的生产方式 |
| 6.3.3 以外出务工为主的劳务经济 |
| 6.3.4 以低技术、传统种养殖业为表征的资源粗放利用 |
| 6.4 黔江区村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
| 6.4.1 主要农产品产出水平 |
| 6.4.2 农业产值及增加值 |
| 6.4.3 农业发展速度 |
| 6.4.4 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人均纯收入及增长速度 |
| 6.5 黔江区村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
| 6.5.1 黔江区村域收入水平差异 |
| 6.5.2 黔江区村域产出水平差异性 |
| 6.5.3 黔江区村域产业结构差异性 |
| 第7章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动员现状 |
| 7.1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动员的总体情况 |
| 7.1.1 上级组织动员在村级延伸的情况 |
| 7.1.2 村级组织动员的情况 |
| 7.1.3 村级组织动员的特点 |
| 7.2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发生的类型 |
| 7.2.1 履行职责型 |
| 7.2.2 激励竞争型 |
| 7.2.3 自我实现型 |
| 7.2.4 项目推动型 |
| 7.3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主体 |
| 7.3.1 村委会或村党支部为主体的组织动员 |
| 7.3.2 行政村内其他成员为主体的组织动员 |
| 7.3.3 上级党委、政府为主体的组织动员 |
| 7.3.4 村外经济或社会组织(机构)为主体的组织动员 |
| 7.4 黔江区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的领域 |
| 7.4.1 社区内基础设施及农业设施建设领域的组织动员 |
| 7.4.2 传统农业改造、特色农业发展领域的组织动员 |
| 7.4.3 非农产业发展领域的组织动员 |
| 7.4.4 劳务经济领域的组织动员 |
| 7.5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差异的成因 |
| 7.5.1 村干部(村主任、支部书记)的责任心、使命感及能力 |
| 7.5.2 行政村内部的异质农户 |
| 7.5.3 区、乡政府及党委的指导 |
| 7.5.4 村外经济或社会组织的介入与参与 |
| 第8章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的组织动员能力 |
| 8.1 村委会、村党支部的动员能力 |
| 8.1.1 村委会及党支部组织动员能力的内涵 |
| 8.1.2 组织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 |
| 8.1.3 组织动员能力的测定 |
| 8.2 区、乡(镇)党委及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在村级的延伸 |
| 8.2.1 区乡党委及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在村延伸的内涵 |
| 8.2.2 组织动员延伸的内容 |
| 8.2.3 组织动员能力延伸的影响因素 |
| 8.2.4 组织动员能力延伸的测定 |
| 8.3 行政村异质农户的组织动员能力 |
| 8.3.1 异质农户的内涵 |
| 8.3.2 组织动员能力的表现 |
| 8.3.3 组织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 |
| 8.3.4 组织动员能力的测定 |
| 8.4 外部经济及社会组织移植入村的组织动员能力 |
| 8.4.1 外部经济及社会组织移植入村组织动员能力的内涵 |
| 8.4.2 组织动员能力的表现 |
| 8.4.3 组织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 |
| 8.4.4 村组织动员能力的测定 |
| 8.5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组织动员能力评价 |
| 8.5.1 评价指标 |
| 8.5.2 评价方法 |
| 8.5.3 对各行政村的评价 |
| 8.5.4 对全区的总体评价 |
| 第9章 黔江村域经济发展与组织动员的关联模型 |
| 9.1 组织动员能力影响经济发展具体机制 |
| 9.1.1 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化经营 |
| 9.1.2 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 |
| 9.1.3 拓展农村市场渠道 |
| 9.1.4 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 |
| 9.1.5 农村生产资源的合理化应用 |
| 9.1.6 农村生产结构的合理演化 |
| 9.1.7 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 9.2 模型的构建 |
| 9.2.1 模型变量的选择 |
| 9.2.2 模型函数的确定 |
| 9.3 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9.3.1 资料选择与处理 |
| 9.3.2 估计方法 |
| 9.3.3 模型检验 |
| 9.3.4 模型估计与结论 |
| 9.3.5 稳健性分析 |
| 9.3.6 组织动员能力对村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
| 第10章 增强组织动员能力促进村域经济发展 |
| 10.1 加强村委会、村党支部建设 |
| 10.1.1 选拔开拓创新的村主任、村支书 |
| 10.1.2 加强村委会、村支部组织建设 |
| 10.1.3 搞好村委会、村支部制度建设 |
| 10.1.4 加强村委会、村支部组织动员能力建设 |
| 10.2 充分发挥村委会、村支部的组织动员作用 |
| 10.2.1 在村域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中的作用发挥 |
| 10.2.2 在村域经济发展中的决策作用发挥 |
| 10.2.3 在村域经济发展中的组织指挥作用发挥 |
| 10.2.4 在村域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发挥 |
| 10.3 加强对村委会、村支部的指导、监督与激励 |
| 10.3.1 加强区、乡(镇)对村域经济发展的指导 |
| 10.3.2 增大区、乡(镇)对村域经济发展的扶持 |
| 10.3.3 搞好对村委会、村支部的管理和监督 |
| 10.3.4 重视对村域经济发展的激励 |
| 10.4 重视多种组织动员能力的发挥和整合 |
| 10.4.1 区、乡(镇)党政组织动员力量的充分发挥 |
| 10.4.2 异质农户组织动员力量的利用 |
| 10.4.3 外部经济及社会组织力量的引入 |
| 10.4.4 多种组织动员力量的整合 |
| 10.5 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竞争态势的形成 |
| 10.5.1 促进村委会、村支部工作竞争局面的形成 |
| 10.5.2 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竞争局面的形成 |
| 10.5.3 促进农户经济发展竞争局面的形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两型农业发展状况及其生产效率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两型农业和近似的两型农业形态 |
| 2.1 两型农业的有关理论 |
| 2.1.1 两型农业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两型农业的基本特征 |
| 2.2 近似两型农业的表现形态 |
| 2.2.1 循环农业 |
| 2.2.2 生态农业 |
| 2.2.3 集约农业和精准农业 |
| 2.2.4 有机农业 |
| 2.2.5 我国的两型农业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的指导性指标体系 |
| 3.1 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复杂性 |
| 3.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背景 |
| 3.3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目的与原则 |
| 3.3.1 意义 |
| 3.3.2 目的 |
| 3.3.3 基本原则 |
| 3.4 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 |
| 3.4.1 指导性评价指标的三个来源 |
| 3.4.2 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 |
| 3.4.3 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 |
| 3.4.4 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评价指标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指导性评价指标的我国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 |
| 4.1 对两型农业指导性评价指标的预处理 |
| 4.2 对我国31个省市的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 |
| 4.2.1 熵值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 |
| 4.2.2 基于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评价 |
| 4.2.3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评价 |
| 4.3 结论分析 |
| 4.3.1 两型农业评价综合发展指数结论分析 |
| 4.3.2 两型农业评价体系各子系统发展指数结论分析 |
| 4.3.3 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两型农业的生产效率评价:省市县村四级区域的实例 |
| 5.1 DEA评价模型 |
| 5.1.1 DEA在农业生产效率评价中的应用情况 |
| 5.1.2 DEA一般模型的构建 |
| 5.1.3 按照农业生产效率评价而设计的DEA三阶段模型 |
| 5.2 省域两型农业生产效率的评价——以我国31个省市为例 |
| 5.2.1 指标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3 政策建议 |
| 5.3 市域两型农业生产效率的评价——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例 |
| 5.3.1 问题的提出 |
| 5.3.2 指标选取 |
| 5.3.3 评价过程 |
| 5.3.4 建议与措施 |
| 5.4 县域两型农业生产效率的评价——以衡阳县为例 |
| 5.4.1 县域县情与农情 |
| 5.4.2 评价指标遴选 |
| 5.4.3 评价过程 |
| 5.4.4 结论分析与对策建议 |
| 5.5 村域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以高炉村为例 |
| 5.5.1 基于粮猪型村特点的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体系的构建 |
| 5.5.2 高炉村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 |
| 5.5.3 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从传统农业转向两型农业——以湖南省为例 |
| 6.1 从现行的传统农业桥接到两型农业 |
| 6.2 两型农业跃迁机理 |
| 6.3 两型农业跃迁情势 |
| 6.4 湖南两型农业生产的桥接擘划 |
| 6.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及有关建议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主要研究成果 |
（5）2000～2006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文献计量分析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 3 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
| 3.1 发文指标及其分析 |
| 3.2 引文指标及其分析 |
| 3.3 摘录指标及其分析 |
| 4 结语 |
（7）贵州喀斯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长顺县板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前言 |
| 2 板床村生态环境的基本特点 |
| 2.1 典型的喀斯特峰丛山地盆谷地貌 |
| 2.2 人口、民族与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背景 |
| 2.3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 3 喀斯特村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
| 3.1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长期在低效率上徘徊 |
| 3.2 农业资本投入明显不足,低产田土比重大 |
| 3.3 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农业科技含量低 |
| 3.4 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日趋严重 |
| 4 喀斯特村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 |
| 4.1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建设市场农业 |
| 4.1.1 稳定种植业。 |
| 4.1.2 大力发展市场农业。 |
| 4.1.3 努力发展林牧业。 |
| 4.2 调整投入结构,发展高效农业 |
| 4.3 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恢复农业生态环境 |
| 4.4 改善农田水利,增强抗灾能力 |
| 4.5 普及沼气,走生态农业之路 |
| 4.6 加强信息交流,转变经营观念 |
| 5结论 |
四、贵州喀斯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长顺县板床村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研究[D]. 赵榕.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支部+”平台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以江苏省句容市唐陵村为例[D]. 许鹏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
- [3]组织动员与村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D]. 洪天云. 西南大学, 2012(11)
- [4]两型农业发展状况及其生产效率的评价[D]. 曹斌. 中南大学, 2011(12)
- [5]2000～2006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文献计量分析与评价[J]. 金梅,熊爱民.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7(05)
- [6]贵州喀斯特贫困山区（麻山）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长顺县板床村为例[J]. 陈建庚,朱富寿,赵翠薇,龙拥军. 贵州科学, 2003(Z1)
- [7]贵州喀斯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长顺县板床村为例[J]. 龙拥军,陈建庚,朱富寿,赵翠薇. 经济地理, 2001(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