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中国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赵梅[1]（2021）在《从《妇女共鸣》看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文中认为女性地位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女子地位较男子相比,一直处于低贱状态。近代以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传入我国,这对我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女子形象产生了冲击,女性地位悄然发生改变,民国时期的女性地位的变迁也逐渐显露出来,它不仅是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更与当时的政治革命息息相关。不论是康梁变法中维新派大力倡导创办女学,还是抗战爆发以来,女子应该走向社会抑或回归家庭的争论,这些事件无疑都是女界的转折点,对女性形象和新角色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女性以何种形象奉献社会,服务家庭也能够更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风尚,这无疑是社会史与女性史的结合。《妇女共鸣》杂志发表时间为1929-1944,它作为核心杂志被共鸣社创办,基本跨越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它的出刊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主体内容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期间虽然由于经费短缺和抗战的爆发屡次遭遇停刊,但总体出刊时间较为连续,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杂志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对本杂志所反映出的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的认识,主要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对杂志主体内容进行介绍,角度集中于办刊机构、主创、主要内容以及办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等方面。第二章至第四章从不同方面对本杂志展现的女性地位变迁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家庭、社会以及政治。家庭方面既包括女子在恋爱方面的追求自由和在婚姻方面的力求达到理想状态,也包括婚后节制生育思潮和科学育儿观的传入对我国女性在新型家庭建构方面造成的影响,以此来说明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开始摆脱传统模式,自主地位逐渐提高。但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国际“3k主义”的影响,国内刮起“贤妻良母”风,这一思潮在各大妇女杂志上纷纷涌现,《妇女共鸣》从新角度对这一概念做了全新阐述,但引发了《女声》、《妇女生活》等知名女性杂志对这一观点的声讨。第三章主要是女子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变迁。长久以来女子受教育人数之低限制了女子的从业率,民国以来政府倡导女学的效果也仅是少数女子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力,这样一来的后果导致大部分女子争取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养家糊口的压力,加之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和为婢现象,导致民国时期废娼和解救婢女成为政府的新任务。普及女子教育和增加女性就业岗位等相关措施的逐渐落实让解放娼妓和婢女成为可能。这也从侧面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特殊群体的存在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整治,而“禁娼令”和“释放婢女”政策的落实以及女子在职业和教育方面引起的社会的重视,足足可以说明这个时期的女性地位发生了质的改变。第四章主要立足于政治角度,通过论述女子对参政权力的争取以及新法律的制定、政府逐渐落实对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规定说明女子在政治方面的自主意识更加强烈。女子更加渴望能像男子一样参政并且手握一定的合法权利,她们渴求通过政治方面的改革创造一个新型男女平等的社会状态。抗战的爆发使妇女运动进入新阶段。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使大批优秀青年女子进入战场,不论是担任宣传激情抗战的发声者,还是在抗战后方积极治疗伤兵的女护士,抑或是渴望进入战场杀敌的女战士,都为了保家卫国从不同领域向我们展示了新时期的新女性在保家卫国的任务上不输于男子的胆量,也反映了国难当头的背景之下女子逐渐从家中走向社会和战场,而女性在战乱时的行动也必然会导致女子政治形象和地位的提升。
封文璇[2]（2021）在《《东方杂志》职业女性话语构建研究（1932-1937）》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女性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家庭的角色来承担工作,侍奉公婆、体贴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被视为女性的天职。而男性作为社会的优势统治性别,更多承担社会工作,维持家庭生计。故而,男性对于经济权的把控,使其长期占据着家庭的主导地位,而女性则沦为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多方面丧失话语权。然而随着十九世纪以来,女子教育的普及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们开始追求在婚姻、家务、就业等多方面的自由,向“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发起冲击。《东方杂志》作为出版地于上海的近代极具代表性的综合类杂志,对其中女性的职业解放给与了极大关注。对于积极参与社会职业的女性,《东方杂志》从不吝于对她们的赞美。通过图片和文字文本,通过消息和议论体裁,《东方杂志》构建出女革命者、女医生、工厂女工等迥异的职业女性角色,充分对职业女性的谋职条件、职业赋权、就业障碍进行了表达。它主张男女平权和婚姻自由,鼓励妇女通过就业实现经济独立,谋求生活独立,以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切实推动了广大妇女思想和地位的提高,开启妇女之智。但是,《东方杂志》对于职业妇女角色特征的建构无疑是主观的、片面的。它在极力鼓励妇女就职的过程中,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是否适合从事职业表示疑问,通过对一些“摩登”职业女性的穿衣风格和生活方式大加斥责,表达了他们对于女性从事社会性职业的担忧与威胁。另外,虽然也有女性为《东方杂志》撰稿,成为职业女性议题的书写者和建构者,但因女性作者们长期受到男权语境的影响,故而她们的写作内容仍难逃男性的话语模式,他们仍试图以男权话语体系对职业女性进行话语构建和角色塑造,有一定的主观以及时代局限。
李金凤[3]（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陈怡文[4]（2020）在《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后殖民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旅行书写研究如火如荼。但此类研究虽对旅行书写背后的殖民话语进行了反思,却仍有两大盲点:一是忽视了受殖者的所言所写,二是错误地将日本及其殖民地不加区分地一起归入他者“东方”。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遗漏之处出发,在东亚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下,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占区游走书写。所谓“日占区游走书写”,意指抗战时期在不同的日本占领区和宗主国日本之间发生空间位移的中国文人根据自己的游走经历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既区别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殖民旅行书写”,又与“东北流亡文学”概念不同。通过对“日占区游走书写”的考察,可以从此类作品中发掘日本殖民主义话语的构造,了解日占区文人在多文化碰撞中复杂多变的精神状态,进而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同时重新审视后殖民主义理论。本文分五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解释了“何为日占区游走书写”,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内容构架。第一章着眼于台湾,主要分析其中为逃离日本“官方民族主义”而发生的大陆日占区游走,发掘此类游走书写中蕴藏的原乡追寻。以钟理和的“满洲”和北京游走为案例,通过对其自传性小说、散文、书信和日记的考察,展现钟理和离台游走的原因,选择“满洲”的原因,以及“满洲”幻梦破碎的原因。然后,借用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阐释钟理和游走至北京期间的小说,揭示其因为主体意识的分裂和认同困境而只能与原乡若即若离。第二章关注伪满洲国,主要探究其中去往异域的日占区游走,发掘此类游走展现的对民族等级差的体验与回应。首先关注梅娘的日本游走,通过分析其作品,呈现战时日本社会中歧视性的民族等级差,以及她身处其中所经历的身份认同的迷失与重新确认。其次关注杨絮的朝鲜之行,展现身为博览会参观者和表演者的她如何在某些时刻松动殖民等级思想的禁锢,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与国族身份进行反思。第三章聚焦华北、华中沦陷区,关注其中受日本赞助的日占区游走,探讨受殖者在面对殖民者赞助时,会与殖民主义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首先关注柳龙光受日本杂志社派遣赴华北、华中等地考察一事,发掘他视察报告中超出日本人预设的忧国之情被殖民权力话语所扭曲的过程。其次以关露赴日参加会议一事为案例,探讨她怎样通过对“女性”和“疾病”话题的言说使其散文偏离会议预设,避免成为会议的政治传声筒。结语部分则着力揭示日占区游走书写作为“解殖文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铁军[5]（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研究（1927-1937年）》文中研究说明中等职业学校作为职业教育实施的主要场所,担负着培养具有相应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新型技术人才的任务,其毕业生就业状况是衡量其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亦关乎着国家的发展前景。当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随之进入当代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诚然,当前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有着较大差距,但是,在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两个时期有着某些共同之处。由此,回溯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过程,既可以从历史角度探寻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还可以为当代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提供些许经验。本文打破以往学者多从当代角度进行研究的范式,以历史为切入点,综合利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具体呈现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政府、中等职业学校以及社会力量等治理主体,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多种措施治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并总结其呈现的特点和所取得的成效,进而凝炼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的当代启示。全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从两方面突显:一是缺乏良好的就业环境;二是令人堪忧的就业情况。首先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职业教育内部环境三方面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缺乏良好的就业环境。其次从就业率、就业质量、以及就业差距三个方面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艰难情状,并具体分析造成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有:经济萧条,职业教育经费受限,中等职业学校自身办学质量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等。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中等职业学校及社会力量三大治理主体,在基于造成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原因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保障职业教育经费,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质量,实施职业指导等措施,共同治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过程。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归纳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及取得的成效。先从政府、中等职业学校以及社会力量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入手,归纳这一时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随后,再通过对比治理前后就业状况的变化,总结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所取得的成效。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的当代启示。在分析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所存在的问题基础上,积极吸收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经验,规避所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解决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合理建议。
陈林[6]（2019）在《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换档、就业压力巨大的关键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与剩余并存,劳动力市场同时出现“就业难”、“用工荒”的现象。针对民族、性别、户籍等就业歧视的报道常见诸于媒体;对职工、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就业质量讨论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常被论及,深挖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对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红利具有重要意义。黎族主要聚居于海南,是中国最南端人口最多的一支少数民族,她们的就业问题也是全国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的一个缩影。笔者长居于海南且长期关注黎族农村就业问题,本文选取就业问题研究的一个侧面——以黎族农村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从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视角切入,逐步开展就业分布影响、就业质量评估等视角的研究;在方法学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定性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等以便将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分析得更加透彻;在结构安排上,由表及里地层层推进,对黎族农村女性的就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女性就业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发现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及少数民族女性的就业歧视、就业质量以及就业影响因素等方面;而在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方面的文献鲜见。黎族人口总量过百万,其农村女性就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而梳理出劳动分工学说、人力资本理论、性别平等理论等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内容聚焦黎族农村女性的劳动性别分工变迁、就业分布影响分析、就业质量评估等方面就业问题的核心。从黎族族源作为切入点探讨黎族女性劳动分工变迁。研究发现:解放前的黎族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劳动性别分工的禁忌,在农事活动中有着“男不帮女、女不帮男”的劳动分工习俗,黎族女性在社会组织、手工业、商贸业、农业等均有分布。解放后,黎族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性别分工逐渐消失;黎族与其民族一样在各行各业均有广泛分布,但主要分布在“农、林、牧、渔业”。通过进一步分析黎族农村女性的就业结构,发现黎族农村女性就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趋势明显,呈现出以农为主的多元化就业格局;集中在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等“三低一高”的行业;就业决策的影响逐步从经济收入为主向综合发展转变;青年一代的农民开始向新型职业化农民转变;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以橡胶经济为例）受农产品价格、生产作业制度、生产工具的效率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分析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通过构建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指标并进行分民族分性别比较,评估结果发现: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得分低于黎族农村男性、汉族农村女性、汉族农村男性。而导致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得分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满意度低、医疗保险拥有率低、充电学习的机会低。此外,年龄、文化程度、务工经历、就业部门、子女数、承包土地等6个因素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为更深入阐释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最后通过村庄案例和个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黎族农事活动中劳动性别分工禁忌已经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分担、相互协作地完成农事活动;部分地区仍存在着劳动性别分工的现象,但这已不再是约定束成的习俗,而是男性将某些农事活动转移给女性的借口;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还受家庭劳动力配置与分工、个人发展、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影响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为此,需要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去寻找促进就业的突破点,形成三管齐下、齐抓共管的促进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新局面。
杨四海[7]（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王建光[8]（2019）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城”故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表现》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整体上向现代城市文明迈进的过程。“进城”,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迁移”,更意味着现代城市文明形态的不断变化所带来的普遍性的生存境遇。在全球化不同阶段社会转型潮流的影响下,中国“进城”故事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50年代初革命者的“进城”,通过建构社会主义城市、社会主义城乡格局,试图超越工业化时代欧美国家的“进城”困境。90年代以来的“进城”,既受到新的全球化潮流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克服50年代初的“进城”所导致的一系列困境。两次“进城”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中国“进城”故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当代文学中丰富而复杂的城市想象,提供了认识中国“进城”故事的活力与困境的有效途径。相对于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空间“迁移”中“农民/农民工/乡下人”的“进城”问题,本研究则将“进城”视为中国人普遍性的生存境遇,基于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整体性观照,探究不同的城市想象之间碰撞、冲突的观念基础和现实语境,揭示不同的城市想象所塑造的精神结构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认同困境,从而尝试为“进城”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意义空间,这正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论文共三章。第一章,围绕“工人神话”,集中探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与认同问题。革命者的“进城”、社会主义城市建构、社会主义城乡格局想象,既体现了神圣性、超越性的特征,也不断地呈现出难以克服的现实困境。在80年代的“返城”故事、农民“进城”故事中,更可以看到这种城市想象对人的精神结构的深刻影响。第二章,围绕“城市的面孔”,集中探讨市场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欲望之城”、“迷宫之城”、“无名之城”、“大城”与“小城”的“双城记”、北京与纽约的“双城记”,“城市面孔”的复杂性既是两次“进城”之间的“对话”,也是现代城市文明形态的特征所在。第三章,围绕“别人的城市”与“我的城”,集中探讨市场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同问题。现代城市能否为人提供一种家园的归属感、认同感,是中国“进城”故事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城市化的剧烈程度,“工人神话”所塑造的认同意识与“农民工”、“下岗工人”的边缘境遇之间的复杂关系,城市“欢歌”中对复杂城市生活的有意“漠视”,以及对城市之外的“远方”和“故乡”的想象,均意味着认同困境的必然性。探究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与认同问题,最终指向现代城市文明形态变动不居的特征,这意味着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性的想象,“进城”也并不存在一个“完成”的状态,而是处在一种不断探寻神圣性,不断面对困境的过程之中。这或许才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城”故事的真正意味。
周长友[9]（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朱一帆[10]（2017）在《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浮沉轨迹和艺术演变趋势与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嬗变密切相关。因此,为呈现出百年来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流变,本文特选取现代女性意识作为核心进行观照与统摄。通过揭示现代女性意识流变下,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在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表现,最终彰显百年来女性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在本文的第一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转型期（1912-1936）,由于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历史语境的转型,造就现代中国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由传统的闺阁意识向现代女性意识转变。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她们一面向外观照,或书写着女性视域下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或以审美无功利视角审视大自然;一面向内审视自身,抒发现代女性友谊。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拥抱,也促使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突破了传统诗词题材的局限,拓展了现代女性旧体诗词题材在公共空间方面的表现。至于诗艺变革方面,她们或大胆用现代语言入旧体诗词、或“用旧瓶装新酒”激活古典意象,从容表达女性现代感受。在本文的第二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中兴期（1937-1949）,由于抗战现实政治时势的影响,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进一步深化。她们向外进一步拓展叙事视域,着重表达了女性视域下的抗日救亡理念;她们也向内进一步审视自身,或书写女性流亡体验、或书写现代爱情体验、或书写现代母女关系。在题材方面,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化,促使她们不再满足于将视线放置在对旧体诗词空间的拓展上,她们开始将视线转向时间领域,通过以线性时间观念观照现代战争,她们书写了女性自身的成长历程、书写了现代战争的宏大叙事、抒发了对故乡“往事不可追”、现如今乡村生活“今日难停留”的苦涩。在诗艺取向方面,深化的现代女性意识,明晰的女性自我主体身份,促使她们在旧体诗词中以高频的疑问句式,醒目表达自身观点,或者直接以女性身体意象表现自身独立看法。在本文的第三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流期（1949-1976）,大陆与海外华裔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出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形成了二水分流的女性诗词艺术景观。具体就中国大陆而言,“延安经验”在建国后的延续,促使大陆中国女性的现代女性意识异化。她们或书写“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政治豪情、或书写花木兰式女英雄、或书写被压抑的生命体验,这表现在艺术风格上,便是主流女性诗词的政治化写作特征与边缘女性诗词的个人化写作特征。具体就港澳台及海外地区而言,相对宽松的历史语境,使得她们多彰显出明晰的现代女性意识认同感。她们或书写漂泊困境与女性生命焦虑、或书写离散体验与中华文化认同、或书写异域风情与西方文化认同。在本文的第四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复兴期（1977年以来）,由于中国内地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尤其是新世纪进入网络文学时代以来,当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意象、题材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而言,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过程,伴随着女性诗词创作主体重新探索由“人”向“女人”再向“个人”的女性意识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她们或书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思、或书写对现代爱情的呼唤与反思、或书写对现代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感悟。这在题材方面的表现,便是突破了“毛泽东时代”单一化的旧体诗词题材局限,逐渐走向多样化。至于艺术特征方面,也呈现出诗歌语言的日常化以及古典意象重塑的特点。在本文的余论部分,着重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视角观照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创作,揭示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创化”方面的成果,并以“天人合一”传统创化为代表集中进行阐释。最终指出,现代女性旧体诗词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现代中国小说、散文、诗歌一道,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而这一研究路径,同时也是重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
二、现代中国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中国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从《妇女共鸣》看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妇女共鸣》杂志概述 |
| 第一节 《妇女共鸣》的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妇女共鸣》简介 |
| 一、办刊机构 |
| 二、主创人员和读者群 |
| 三、办刊宗旨及主要内容 |
| 四、办刊主要困难及应对措施 |
| 第二章 《妇女共鸣》杂志中女性家庭地位的转变 |
| 第一节 恋爱与婚姻 |
| 第二节 家庭生活 |
| 一、节制生育 |
| 二、科学育儿 |
| 第三节 “新贤良主义” |
| 一、国际背景——“3k主义” |
| 二、关于“新贤良主义” |
| 三、对“新贤良主义”的争论 |
| 第三章 《妇女共鸣》杂志中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 |
| 第一节 废娼运动与解放婢女 |
| 一、废娼运动 |
| 二、解放婢女 |
| 第二节 经济独立与谋求职业 |
| 一、近代以来的女性职业观 |
| 二、女性职业概况 |
| 三、从近代女子就业看女性地位的转变 |
| 第三节 教育平等与努力求学 |
| 一、近代以来的女性教育观 |
| 二、学校教育 |
| 三、从近代女子教育看女性地位的转变 |
| 第四章 《妇女共鸣》杂志中女性政治地位的转变 |
| 第一节 追求解放与参政运动 |
| 一、女子参政频遇阻碍 |
| 二、女子为什么要参政? |
| 三、近代女子对参政权的争取 |
| 第二节 权利平等与法律制定 |
| 一、女子继承权 |
| 二、新法律的制定 |
| 第三节 民族危机与救亡运动 |
| 一、女性抗战动员 |
| 二、妇女运动与民族复兴 |
| 三、女性爱国救亡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东方杂志》职业女性话语构建研究（193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与思路 |
| 2 《东方杂志》职业女性话语体系的文本构成 |
| 2.1 职业女性文本呈现概况 |
| 2.1.1 文本形式 |
| 2.1.2 文本的时间与栏目分布 |
| 2.2 文本高频词整体统计及比较 |
| 2.2.1 高频词统计 |
| 2.2.2 高频词社会及语义网络分析 |
| 3 《东方杂志》职业女性话语构建的主要议程设置 |
| 3.1 谋职条件:家庭解放 |
| 3.1.1 婚姻自由 |
| 3.1.2 生育节制 |
| 3.1.3 家事社会化 |
| 3.1.4 小结 |
| 3.2 职业赋能:女性职业选择与男女平权 |
| 3.2.1 新思想与新职业 |
| 3.2.2 男女平权 |
| 3.2.3 小结 |
| 3.3 “回家”:限制就业与母职惩罚 |
| 3.3.1 经济溃败与妇女就业限制 |
| 3.3.2 母职惩罚 |
| 3.3.3 女性的堕落 |
| 3.3.4 小结: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大讨论 |
| 4 《东方杂志》对于职业女性的社会角色追踪 |
| 4.1 追求新知、独立与价值的职业精英 |
| 4.1.1 女政治家的角色构建 |
| 4.1.2 传统“非女性”形象的角色构建 |
| 4.1.3 小结 |
| 4.2 低就业层次、高失业风险的劳动贱工 |
| 4.2.1 女工的角色建构 |
| 4.2.2 农妇的角色构建 |
| 4.2.3 小结 |
| 4.3 粉饰门头、助兴调情的时髦“花瓶” |
| 4.3.1 摩登太太的角色构建 |
| 4.3.2 “花瓶”职员的角色构建 |
| 4.3.3 小结 |
| 5 结语:媒介话语建构与被建构的职业女性形象 |
| 5.1 媒介主动构建职业女性形象 |
| 5.2 职业女性进入媒介空间构建自身形象 |
| 5.3 当代媒介中的隐形女性职业话语歧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东方杂志》职业妇女相关文章(1932-1937) |
| 附录 B 《东方杂志》对象文本正文关键词词频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日本国内对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1.1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研究和主妇化走向研究 |
| 1.1.2 日本1980年代以后的女性相关政策对女性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1.3 战后日本女性个人因素对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2 中国对日本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3 遗留问题 |
| 第2章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2.1 本论文的理论框架 |
| 2.1.1 宏观理论框架 |
| 2.1.2 中观理论框架 |
| 2.1.3 微观理论框架 |
| 2.2 主妇化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数据 |
| 2.4 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及创新之处 |
| 2.4.1 研究内容 |
| 2.4.2 框架结构 |
| 2.4.3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3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和时空特征 |
| 3.1 欧美国家的主妇化变迁 |
| 3.1.1 美国和法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1.2 英国和德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2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及持续时间特征 |
| 3.2.1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 |
| 3.2.2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持续时间特征及相关原因 |
| 3.3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空间压缩特征 |
| 3.3.1 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 |
| 3.3.2 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意识和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 |
| 3.3.3 战后日本政府女性政策间的相互矛盾 |
| 第4章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的阶段性变迁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1 战前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1 战前的女性劳动及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2 战后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2.1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3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3.1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3.2 1980年代至2000年代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4 2010年至2019女性年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4.1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 |
| 4.4.2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的社会结构 |
| 第5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时机及相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SSM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1.2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3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后再就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消费生活面板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2.2 女性结婚、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女性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终章 |
| 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2.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课题 |
| 3. 本论文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 二 日文文献(按姓氏五十音图排序) |
| 三 英文文献 |
| 四 政府统计数据 |
| 五 网站资料 |
| 附录 |
| 附录1《SSM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4）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何为“日占区游走书写”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及内容架构 |
| 第一章 台湾:官方民族主义下的原乡追寻 |
| 第一节 日占区游走书写在台湾 |
| 第二节 钟理和的“奉天”游走:“满洲”幻梦的破灭 |
| 第三节 钟理和的北京游走:若即若离的原乡 |
| 小结 |
| 第二章 伪满洲国:民族等级差下的异域体验 |
| 第一节 日占区游走书写在伪满洲国 |
| 第二节 梅娘的日本游走:身份认同的迷失与重新确认 |
| 第三节 杨絮的朝鲜游走:博览会与国族反思 |
| 小结 |
| 第三章 华北、华中沦陷区:日本赞助下的迎合与背离 |
| 第一节 日占区游走书写在华北、华中沦陷区 |
| 第二节 柳龙光的“大陆视察”:被扭曲的忧国之情 |
| 第三节 关露的日本参会:偏离会议的女性与疾病言说 |
| 小结 |
| 结语 作为“解殖文学”的日占区游走书写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抗日战争时期台湾文人赴大陆游走经历表 |
| 后记 |
（5）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研究（1927-1937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及拟创新点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境 |
| (一)缺乏良好的就业环境 |
| (二)令人堪忧的就业情状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举措 |
| (一)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 |
| (二)保障职业教育经费 |
| (三)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质量 |
| (四)实施职业指导 |
| 三、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及成效 |
| (一)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特点 |
| (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成效 |
| 四、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的当代启示 |
| (一)展开充分调查,切实制定治理措施 |
| (二)改变传统社会观念,建立公平的用人机制 |
| (三)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就业相关制度 |
| (四)构建利益共同体,促进社会各界的紧密配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国外文献回顾 |
| 2.1.2 国内文献回顾 |
| 2.2 文献评论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劳动分工学说 |
| 2.3.2 就业理论 |
| 2.3.3 人力资本理论 |
| 2.3.4 性别平等理论 |
| 第3章 黎族女性劳动分工变迁 |
| 3.1 黎族族源 |
| 3.1.1 黎族的族称 |
| 3.1.2 黎族的起源 |
| 3.2 黎族女性劳动分工变迁 |
| 3.2.1 解放前黎族女性的劳动分工 |
| 3.2.2 解放初期及人民公社时期黎族农村女性的劳动分工 |
| 3.2.3 改革开放以后黎族农村女性的劳动分工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影响分析 |
| 4.1 海南黎族人口状况 |
| 4.1.1 海南黎族人口总量 |
| 4.1.2 海南黎族人口地域分布 |
| 4.1.3 海南黎族的学历结构 |
| 4.2 黎族女性的就业分布 |
| 4.2.1 海南省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 |
| 4.2.2 海南省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 |
| 4.2.3 海南黎族女性劳动力就业结构 |
| 4.3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特征 |
| 4.3.1 就业领域:以农为主的多元化就业 |
| 4.3.2 就业局限:“三低一高”行业成聚集区 |
| 4.3.3 就业决策:从经济收入向综合发展转变 |
| 4.3.4 新型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变 |
| 4.4 经济活动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基于橡胶经济的分析 |
| 4.4.1 天然橡胶价格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 |
| 4.4.2 割胶制度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 |
| 4.4.3 割胶工具的割胶效率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 |
| 5.1 就业质量与就业质量测量 |
| 5.1.1 就业质量的概念 |
| 5.1.2 就业质量的测量 |
| 5.2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2.1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指标构建 |
| 5.2.2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的数据来源 |
| 5.3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结果 |
| 5.3.1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基本情况 |
| 5.3.2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测量 |
| 5.4 黎族农村女性与黎族男性及汉族男女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4.1 黎族农村女性与汉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4.2 黎族农村女性与黎族农村男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4.3 黎族农村女性与汉族农村男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5 影响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的因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案例分析 |
| 6.1 案例选择与概况 |
| 6.1.1 案例选择 |
| 6.1.2 案例概况 |
| 6.2 案例分析与发现 |
| 6.2.1 六个黎族村庄女性的基本情况 |
| 6.2.2 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性别分工:习俗还是面子? |
| 6.2.3 家庭劳动力配置与分工:外出还是留守? |
| 6.2.4 不同群体的就业选择:农业还是非农业?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海南农村就业问题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B 访谈小结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城”故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范围 |
| 三 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 城乡格局与城市想象 |
| (二) 城市想象中人与城市的结构性关系 |
| (三) 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与认同问题 |
| 四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工人神话”: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和认同问题 |
| 一 革命者的“进城”与社会主义城市的建构 |
| (一) 革命者的“进城”: 改造城市的精神资源问题 |
| (二) 城市“新人”与“新生活” |
| (三) “到远方去”: 从改造城市到创造城市 |
| 二 社会主义城乡格局中农民的城市想象 |
| (一) 社会主义城乡格局想象 |
| (二) “支援工业”: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进城”故事 |
| 三 80年代文学中的“返城”故事 |
| (一) 返城知青的城市想象与远方想象 |
| (二) 小生产者返城与现代市民社会想象 |
| 四 8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进城”故事 |
| (一) 立于新时代城市的门槛之前: 路遥的意义 |
| (二) 金狗的“进城”故事与贾平凹的反城市想象 |
| 五 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的城市想象 |
| (一) 余华的暴力叙事与城市空间 |
| (二) 方方的城市“风景”与“工人神话” |
| 第二章 “城市的面孔”: 市场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 |
| 一 市场经济时代的城乡格局想象 |
| (一) “青梅竹马”: 传统乡村世界完整性的一种象征及其现代境遇 |
| (二) “乡村终结”中的土地情话 |
| 二 90年代文学中的“欲望之城” |
| (一) “废都”与外乡人的城市想象 |
| (二) “从俗入流”与“市民”的城市想象 |
| 三 新世纪文学中的“迷宫之城”和“无名之城” |
| (一) “繁花”景象与“迷宫之城” |
| (二) “黄雀”隐喻与“无名之城” |
| 四 新世纪文学中的“双城记” |
| (一) “大城”经验与“小城”隐喻 |
| (二) 北京与纽约: “重新”面对世界城市 |
| 第三章 “别人的城市”与“我的城”: 市场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同问题 |
| 一 作为生活理想的“陌生人社会” |
| (一) 自由的流动: 城市化的内在逻辑 |
| (二) 孤独:现代城市生活艺术 |
| 二 “农民工”与“下岗工人”: 两种城市边缘人 |
| (一) “计划性”流动与农民工的人生困境 |
| (二) “落脚城市”: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进城”困境 |
| (三) 改制与工人家园的变迁 |
| (四) 下岗工人边缘化中的精神危机 |
| 三 市场经济时代的三种城市“欢歌” |
| (一) “顽主”的城市漫游 |
| (二) 水塔街的市民传奇 |
| (三) “时代姐妹花”的城市舞台秀 |
| 四 “远方”与“故乡”: 关于城市之外的想象 |
| (一) 在城市想象“远方” |
| (二) “返乡”: 何处是家园 |
| 结语 |
| 一 人的“进城”与城市的神圣性 |
| 二 文学的“进城”: 永远的“未完成”状态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
（9）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与分期 |
| 1、“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界定 |
| 2、“现代女性意识”的界定 |
| 3、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期 |
| 二、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 1、研究现状 |
| 2、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转型(1912-1936)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转型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从晚清到民国的建立 |
| 二、文化语境: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性的生成 |
| 三、文学语境:文学革命·新诗·旧诗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
| 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女性表达 |
| 二、现代女性友谊的自由抒发 |
| 三、现代自然意识的审美观照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的题材拓展 |
| 一、中国古代女性诗词题材的局限性 |
| 二、现代社会政治空间的介入 |
| 三、现代城市生活空间的开拓 |
| 第四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的诗艺变革 |
| 一、现代语言的引入与古典节奏的坚守 |
| 二、古典意象的激活与现代意境的生成 |
| 第二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中兴(1936-1949)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兴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抗日战争与国共合作 |
| 二、文化语境:民族主义文化的复归与高涨 |
| 三、文学语境:“民族形式”讨论与旧体诗词的再兴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化 |
| 一、抗日救亡的女性表达 |
| 二、战乱中女性流亡体验的诗词书写 |
| 三、战乱中现代爱情体验的诗词书写 |
| 四、战乱中现代母女关系的自我审视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的题材聚焦 |
| 一、中国古代女性诗词与战争 |
| 二、战争与女性成长题材的开掘 |
| 三、战争与社会政治题材的女性诗词 |
| 四、战争与现代乡土题材的女性诗词 |
| 第四节 战争年代女性旧体诗词的诗艺取向 |
| 一、高频的疑问句类修辞 |
| 二、繁多的女性身体书写 |
| 第三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化(1949-1976)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分化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统一·批判·分离 |
| 二、文化语境:本土·现代·西方 |
| 三、文学语境:合法性·认同感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 |
| 一、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 |
| 二、现代女性意识的认同 |
| 第三节 分化年代女性旧体诗词的风格类型 |
| 一、主流女性诗词的政治化写作 |
| 二、边缘女性诗词的个人化写作 |
| 三、港澳台及海外女性诗词的离散写作 |
| 第四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复兴(1977年以来)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复兴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 |
| 二、文化语境:消费主义文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文化思潮 |
| 三、文学语境:新旧之争与诗词媒介的繁荣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复苏 |
|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思 |
| 二、对现代爱情的呼唤与反思 |
| 三、现代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 |
| 四、海内外交流中女性自我身份的确证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题材的多样化 |
| 一、从单一走向多样化 |
| 二、当代社会时政题材的广泛开启 |
| 三、当代城市生活题材的深入观照 |
| 四、当代乡土生活题材的别样审视 |
| 五、当代域外生活题材的崭新书写 |
| 第四节 复兴时期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特征 |
| 一、日常化的诗歌语言 |
| 二、古典意象的解构与重塑 |
| 余论: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人略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现代中国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妇女共鸣》看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D]. 赵梅.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东方杂志》职业女性话语构建研究（1932-1937）[D]. 封文璇. 北京印刷学院, 2021(09)
-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D]. 陈怡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治理研究（1927-1937年）[D]. 张铁军. 西南大学, 2020(06)
- [6]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D]. 陈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7]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8]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城”故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表现[D]. 王建光. 海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10]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D]. 朱一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