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局势及存在的问题

一、缅甸形势及存在的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保跃平^[1]（2021）在《脆弱、流动与风险：中缅边境新冠肺炎疫情跨境传播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全球性风险事件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地理特征、行政体系、民族冲突、国家财力、医疗卫生条件、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缅甸疫情发展的不可预知性较大,无形中加大了云南边境疫情输入的风险。鉴于缅甸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及中缅边境地区的特殊性,我国各级政府应严格落实中央"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部署,科学研判缅甸疫情形势;前移疫情防控战线,主动支援缅甸疫情防控;在已开展的边境防控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动员力量、完善机制、创新方法,扎牢边境人口流动口岸和通道,制定预案以防止因疫情影响导致大量边民涌向边境口岸及沿线地区的可能性。

马思妍^[2]（2021）在《21世纪以来中国缅甸研究的进展》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由于缅甸研究学者对传承与创新的坚持,以及缅甸研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日益凸显,中国缅甸研究主要通过"国别研究学科化"和"学科研究国别化"两条路径,在理论、方法、思想、国际化程度上实现了新突破,逐渐发展为相对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研究。但是,中国缅甸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整体研究水平不高、高水平研究人员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不娴熟、对某些重大问题或领域缺乏关注、政策研究与基础研究结合不够密切,等等。鉴于此,有必要从内源和外力两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研究人员业务能力,着力培养复合型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提倡运用跨学科和比较区域研究的方法,同时,加强学界内外资源整合,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体制。做好缅甸研究还需具备天下意识与家国情怀,加强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对话,巩固和提升中国缅甸研究的话语和地位,推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郑宽^[3]（2021）在《“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文中指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涵盖中国的云南省及中南半岛,是沟通太平洋到印度洋,东亚到东南亚地枢纽要地,具备较为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其本身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资源。同时,这里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世界各大势力利益交汇和集中角力的地区,因此,澜湄次区域承受着较大的政治安全压力,澜湄次区域内的各国建立适合于本地区的政治安全机制成为了倒悬之急。随着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澜湄次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在不断加深。澜湄合作机制运行五年以来,整体上已经较为成熟,且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作为澜湄合作成立之初就已确立“三大支柱”之首的政治安全,澜湄合作机制还尚未建立起在该领域的一个整体性合作机制,这也不符合澜湄次区域国家政治安全压力日益增大的现实。政治安全作为澜湄合作机制的三大支柱,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当属于澜湄合作机制的一部分,其与澜湄合作机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政治安全的概念来看,政治安全应当包含领土主权、政权稳定、意识形态与部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内容。目前,澜湄合作成员国已在部分领域进行了有关政治安全的合作,且有了专门的机构与相应的机制。并且,也有了对政治安全合作发展安排的纲领性文件。但是,就目前澜湄合作成员国进行的政治安全合作而言,缺乏了一个整体性的机制安排,合作定位也尚没有明确,在合作领域和合作形式方面亦需要拓展。其原因在于澜湄合作成员国在政治互信方面有所不足,澜湄合作机制缺乏一个可以统一协调政治安全合作的机构,并且,澜湄次区域域外国家对当地的干预,也使得澜湄合作成员国在政治安全合作方面面临着较大的阻力。当前澜湄次区域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安全形势与压力,各国存在相互之间的领土主权矛盾,各国内部也存在内部的民族分离等势力威胁本国的领土主权安全,各国的政权稳定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其自身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与挑战。除此以外,澜湄次区域各国也面临着足以威胁到本国政治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澜湄次区域六国面临的这一系列安全问题,凸显出了尽快建立“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对与“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本文使用了国际机制理论和建构主义两种理论分析工具。国际机制论解决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形式层面的问题,即明确“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则与规则,明确机制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并就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建立整体性的协调机构,以统筹和协调整个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运行和发展。在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问题上,也应当注意对拓宽政治安全合作内容与拓展政治安全合作形式的机制安排。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是解决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内核层面的问题,要使得机制具有良好的运行效果与可持续性,需要解决机制内生动力的问题,建构起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有意识的互动来建构次区域内的共有知识,建立起澜湄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次区域整体发展的利益,影响澜湄国家对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行为,以此来共同推动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使得澜湄六国的政治安全合作更加具备持续性,这是保持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持续性和有效性的深层次途径。

魏冉^[4]（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雨晴^[5]（2021）在《中缅经济合作视角下的缅甸平衡外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交往中,为了能够使几个大国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的力量出现相对平衡,防止某个大国对于该区域的控制力和存在过于强大,进而维护和保持本国的利益,许多国家采取了在大国之间维持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不同采取平衡外交的政策国家在具体体现都是不同的,缅甸作为采取这一外交政策的国家也不例外。缅甸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使缅甸成为了包括中美等大国在内多方争夺的支点国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中美竞争加剧,美国试图通过对中国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力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缅甸在周边国家中首当其冲。而对中国来说,缅甸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要道,加强与缅甸的合作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西南地区的繁荣。此外,有着长时间殖民历史的缅甸对于本国的安全利益十分看重,在和大国的交往中,时刻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维持本国的独立与安全。从平衡外交理论的角度来说,缅甸对自身安全的重视、缅甸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缅甸的战略价值、缅甸对于多种利益的考量以及缅甸与中美大国存在的综合实力差距的客观事实使缅甸实行平衡外交政策成为可能。中国和缅甸两个国家的自古以来的历史和文化各有不同,基本国情也各有所差异。尽管双方在相互的交往中偶尔存在细微分歧,但中缅两国的交往和合作从未间断。缅甸作为奉行平衡外交的国家之一,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有着自己的原则和考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在经济上也更加相互依赖,对外经济合作就随之成为了一国对外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时受到国家整体外交政策和方针的影响。因此缅甸的整体外交政策也在缅甸的经济外交中有所体现。本文试图探究1948年独立后的缅甸特别是民主转型后的缅甸是与大国中国的经济往来中,长期实行并坚持平衡外交政策的目的与意义,以及这样的外交政策为中缅两国的经济合作的具体体现和带来的影响,最后对此进行一定的总结和展望。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平衡理论放入了新的情境中,在中缅经济交往中讨论平衡外交理论,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和一定补充。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变局之下对缅甸未来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的预测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同时在中缅建交70周年的契机下和缅甸军队接管政权的新形势下,对我国制定对缅的外交政策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文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缅甸不同时期的总体外交政策和缅甸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进而探究平衡外交在中缅经济合作是如何体现的。本文按照时间线索梳理了缅甸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尽管缅甸历任领导者的执政理念和缅甸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缅甸始终坚持了以“中立外交”为基本原则的平衡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本文再运用平衡外交理论中平衡外交相关的实施方式和手段（追随、疏远与制衡等）与中缅经济交往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等方式,从不同方面阐释了缅甸通过实行平衡外交政策,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地缘优势试图搭上大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通过重点经济领域的合作和制定相应的经济规划等方式,在保证本国安全利益的情况下使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尽管缅甸目前的政局尚不稳定,但从缅甸的平衡外交历史来看,这样的外交政策为缅甸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在未来缅甸也会继续坚持这样的外交政策。同时,在未来的合作中中国也应该通过加强顶层外交、增强民间交流和提升中资企业运行透明度等方式使中缅合作更加顺畅。

赖足兰^[6]（2021）在《中缅智慧边境管控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边境地区是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屏障和战略缓冲区,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关键屏障,在周边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般而言,边境地区稳定与否是衡量主权国家是否繁荣稳定的“晴雨表”。边境地区混乱、动荡不安,则影响国家稳步发展;边境地区安宁、稳定,则有利于国家繁荣昌盛。中缅国界线全长2185千米,北起中国、印度与缅甸三国交界的库阳山口,南至澜沧江与南腊河交汇处,辖有泸水、福贡和贡山等18个边境县,毗邻缅甸的克钦邦、掸邦等地区,缅北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与走私、非法出入境、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自然与人文环境较为复杂,涉外事件的诱发因素较多,边民法制意识薄弱,非法越境耕作、捕捞、放牧、狩猎、砍伐、采矿等行为普遍存在。走私、偷渡、吸贩毒等边境犯罪行为屡屡发生,严重影响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2009年以来,缅甸内战持续不断,缅北冲突频发,由于中缅边境“半开放性、活的特征明显”,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武装广布,边境管理工作集中在重要关口,大部分跨境村寨及边境线难以有效控制。基于中国目前已具备的网络和信息化技术,以及数据化、智能化的广泛推进,在中缅边境安全管控中实施智能管控手段,开展全方位、重点区域实时监控的手段成为可能。因此,中缅边境亟需调整和升级传统边境管控模式,构建立体化、智慧化、智能化的智慧边境管控模式。本文章以中缅边境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非传统安全理论、多层治理理论,运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研法、跨学科研究方法,探索和研究智慧边境管控体系的构建机制。本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阐述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从边境安全、边境管控、智慧边境等方面概括国内外相关研究,并简述相关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第二章介绍中缅边境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第三章简述中缅边境管控现状、面临的边境安全挑战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探讨如何构建智慧边境管控体系,弥补传统边境管控模式的不足,以有效应对中缅边境安全风险问题;第五章探讨如何从政策、经济、文化、法律等层面完善中缅智慧边境管控体系,提高边境管控效能;第六章提出本研究的结论及不足之处。在以上内容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调研及大量文献的梳理深入探讨,本文提出:第一,持续不断的缅北冲突,以及走私、贩毒、非法居留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中缅边境安全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等特点,呈现缅北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与走私、非法出入境、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多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相互影响、交织、转化的趋势。第二,中缅边境地区现有的边境管控模式面临着外部与内部双重挑战。在外部层面,中缅边境地区存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部层面,现有边境管控模式出现抵边村寨“空心化”、边境数据利用水平不高、边境管理体制不完善、口岸出入境效能需提升等诸多问题。第三,缅甸政治局势及未来发展趋势影响中缅边境地区的边境管理工作。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跨境民族毗邻而居,一旦缅甸国内政局动乱,爆发大规模战争,势必对中缅边境地区产生共振效应。第四,智慧边境管控体系以技防为主,物防和人防为辅。智慧边境管控体系不仅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防措施,还需结合物防和人防措施,形成以技防为主,物防和人防为辅的管边控边格局,从多角度、多层面强化人防、技防和物防的综合管控。第五,中缅智慧边境管控体系离不开良好的边境发展环境。中缅边境地区仅仅构建智慧边境管控体系,无法制止边境违法犯罪行为,仍需结合政策、经济、法律、双边警务合作等措施综合施策,创造良好的边境发展环境。

刘嘉楠^[7]（2020）在《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文中研究说明民主输出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该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基于“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观、自由主义思想等思想渊源,其在北美大陆扩张时就直接在新占据的领土上移植现有的政治制度。冷战时期,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迅速在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民主制度,并巩固西欧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扩大西方民主阵营,同时对第三世界横加干涉,推动这些国家政治转型,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重要战场全力对抗苏联,并直接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可以说,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有着很长的历史,该战略伴随着美国的发展,贯穿于整个美国外交史。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基于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推广美式价值观,进一步提升了民主输出战略的战略地位,加大了实施力度,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对20余个国家进行干涉。美国在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以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主要渠道和路径,综合运用军事打击、外交施压、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等硬干渉手段和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软干涉手段。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美国受到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国内政治、同大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面对不同民主输出对象国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采取了不同的干涉手段。本文总结概括了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思想渊源、发展历史、现实活动、实施路径、具体手段、影响因素,并通过选取乌克兰和缅甸等在国家实力、政治制度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进行综合研判,认为民主输出对象国同大国的关系是美国对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掌握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具体手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中国及早做出判断和应对,既能够防止美国在中国推动政治变革、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也能够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受到美国的干涉,避免“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过程中受到影响。

李峰^[8]（2020）在《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文中提出在区域研究中,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普遍被认为起源于二战后兴起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之中,当前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兴起过程中域外行为体所推动的多边乃至区域实践,此类实践与现代东南亚区域建构、区域合作间联系的系统研究尚属欠缺。在东南亚的主要域外大国中,英国最早提出了“东南亚区域合作”（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理念,该理念最早出现于1944年12月的英国内阁文书中,并在此后成为战后初期英国在东南亚的行动与政策的核心理念。但是,英国的这一“东南亚区域合作”是否为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仍备受争议,其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间的联系与影响,与此后东盟区域合作的联系与影响因而也存有争议。本文基于相关英国解密档案及已有研究,通过梳理1945至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辨析其属性的同时探究其影响。具体地,在这一时期,英国倡议并实践了哪些“东南亚区域合作”?此类合作的性质如何?此类合作对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及此后的东盟区域合作是否具有影响?若有,又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对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为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本文基于区域合作理论,建构一种分析国际关系史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域外行为体在推动区域身份认知中谋求特定地位的”区域身份地位化”为主要切入点。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将通过对二战末期“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战后初期英国驻东南亚特别专员、最高专员、“科伦坡计划”、“英—马防务合作”以及英国的“东南亚防务组织规划”等案例的分析,揭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这种阶段性中的连续性,以进一步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在组织、规范及机制等层面的影响。本文指出,“区域身份地位化”是英国提出并实践“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也是使该政策实践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因素。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可分为5个阶段,即从二战期间的政策酝酿至战后初期依托SEAC进行初步尝试的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8年5月,借由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围绕粮食危机开展区域层面技术合作的第二阶段;1948年5月至1955年5月,最高专员及其下属机构合并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政策实践重点转向、政策性质转变的第三阶段;1955年5月最高专员麦克唐纳去职至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区域实践由国家机构向区域机制发展,区域经济、安全合作呈现不同格局的第四阶段;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至1967年东盟成立,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流于失败的第五阶段。第一与第二阶段属于“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在第一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实践机构是民事化改革中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但是由于这一民事化改革并未成功,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也未开展有效实践。在第二阶段,为应对东南亚突出的粮食危机,新设立的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成为主要实践机构,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现了“机构化”。这一时期,英国开始了其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身份地位化”,但是,其对东南亚的区域认知仍是英帝国思维的遗产,特别专员署所展开的合作实际上是具有殖民性质及模式特征的“技术性合作”。在区域影响上,特别专员署的实践要强于同时期越南等域内行为体推动的多边合作,因而英国的实践在规范、制度等层面将对现代东南亚的区域建构及区域合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规范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向东南亚渗透了区域及区域合作这两大核心规范,以及“政府间合作”与“协商”、“全体一致”等若干子规范。第三阶段是由“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向现代区域合作过渡的阶段,合并了特别专员署的最高专员及其附属机构成为主要实践机构。就“身份地位化”而言,英国试图在尚未实现的区域霸权基础上进一步依托英联邦合作来挽救其帝国地位。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着变化,呈现出由基于传统殖民纽带的合作向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过渡,由国内机构主导合作向国际机制领导过渡。在区域影响上,最高专员的实践在推动东南亚冷战兴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同一时期的内生区域合作旨在谋求东南亚的区域自主与中立化,因而,英国在安全领域与东南亚的矛盾尖锐。第四阶段总体上符合现代区域合作的特征,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国际机制架构、行为体、合作方式等方面此外,这一时期的区域实践还体现出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政治—安全合作相互分离的趋势。在身份认知上,英国试图谋求区域经济与政治—安全的双重领导,但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处于前一阶段的“身份地位化”进程中。在区域经济层面,“科伦坡计划”成为主要机制载体;英联邦被确认为合作纽带;建构了以双边与协商规范的结合以及包容性区域合作规范等为核心内容的“科伦坡规范”;塑造了“科伦坡五国”这一集体身份,后者为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区域政治—安全层面,英美在东南亚的安全互动逐渐形成了“美主英从”的格局,同时英国的区域防务组织建设进一步激化了印尼—马来（西）亚—英国三边矛盾,引发了“印马对抗”,英国在东南亚安全领域成为众矢之的,其原本意图谋求的区域经济向安全领域的外溢也以失败告终。在第五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已呈现无可挽回的衰弱趋势,政治—安全领域的上述地位竞争与区域影响迫使英国从东南亚军事撤出,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内生区域合作的发展中进入“东盟时间”。英国在东南亚的“身份地位化”也因军事撤出及东盟的成立而被迫沦为东南亚普通的域外大国。最后,通过对上述五个阶段与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的比较,本文认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以及后来的东盟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共享合作成员、集体身份塑造、组织经验积累及区域规范影响,这种影响同时涉及实践与理念层面,体现出以间接影响为主、直接影响为辅的特征。此外,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维持其在东南亚区域影响的国家政策,而非基于区域公益,旨在建构区域公共产品的区域合作。

马力元^[9]（2020）在《缅北局势动荡对中缅边境安全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世界的整体格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此背景之下边境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环节,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策略维护边境安全,不仅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也会对相关邻国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与缅甸两国不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还是在地缘关系上彼此都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而缅甸北部因为其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所造成的动荡局势使得中缅边境地区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多重威胁,影响到中缅两国之间的发展与合作。因此,面临复杂的中缅边境地区形势,针对缅北局势动荡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边境安全战略,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模式就显得十分迫切而且意义重大。对于缅北局势动荡影响下的中缅边境安全问题本文从四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缅北局势动荡的由来与现状;二是缅北局势动荡如何影响中缅边境安全;三是探究缅北局势动荡影响中缅边境安全的深层次原因;四是针对缅北局势动荡中缅两国采取的合作策略以及在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并对双方合作的前景进行展望,尝试得出应对缅北局势动荡中缅加强合作的路径。通过这四个方面,分析中缅边境安全问题现状,透视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安全,提出巩固中缅两国合作良性互动、强化边境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国家安全和边疆治理带来一些助力。

李国敏^[10]（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认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缅甸形势及存在的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缅甸形势及存在的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脆弱、流动与风险：中缅边境新冠肺炎疫情跨境传播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1世纪以来中国缅甸研究的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3）“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5）中缅经济合作视角下的缅甸平衡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6）中缅智慧边境管控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8）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缅北局势动荡对中缅边境安全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缅甸形势及存在的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脆弱、流动与风险：中缅边境新冠肺炎疫情跨境传播问题研究[J]. 保跃平.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 [2]21世纪以来中国缅甸研究的进展[J]. 马思妍. 云大地区研究, 2021(01)
• [3]“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D]. 郑宽.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5]中缅经济合作视角下的缅甸平衡外交[D]. 商雨晴.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2)
• [6]中缅智慧边境管控体系构建研究[D]. 赖足兰.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7]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D]. 刘嘉楠. 外交学院, 2020(08)
• [8]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D]. 李峰. 南京大学, 2020(08)
• [9]缅北局势动荡对中缅边境安全的影响分析[D]. 马力元.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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