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西班牙疯牛病发病率增长了30%（论文文献综述）
赵丽梅[1]（2015）在《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文中提出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天花、黑死病、1918年纽约大流感都在人类的历史上刻下了阴森森的恐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去这种自然爆发的形态以外,有些传染病的病毒如天花、霍乱也可以成为生物战剂,变成战争武器,即生物武器,其目的就是“蓄意疾病”,它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美国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冷战的结束使新的因素不断被注入到国家安全问题中来,从而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和矛盾,由传染病所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生物恐怖主义,对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安全受非传统国家安全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9.11”及之后的炭疽杆菌事件,将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由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安全、科技安全、食品安全等诸多领域,生物恐怖所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发展轨迹。本文选取1992-2008年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作为研究题目,试图利用美国政府的公开文档、解密文档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探索从克林顿政府到乔治·W·布什政府这一时限内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的发展进程。从而揭示出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巨大影响；作为双方构建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又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美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制定。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点面结合、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拟达到四个研究目的：（1）通过对克林顿政府和乔治·W·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阐述和分析,探求异同,揭示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2）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相互影响、相互构建过程；（3）通过考察美国政府内部各应急管理部门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主张,揭示出美国各政治势力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影响力；（4）通过对1992年至2008年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研究中的一些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董时军[2]（2014）在《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中，人类繁荣必须基本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国家的强盛和发展依赖强大的科学和技术实力，科学和技术能明显提高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强大的科学和技术实力是国家经济强大和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人类健康、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社会必须支持科学团体的研究。近些年来，由于科学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包括科学不端行为、利益冲突、人类受试对象研究丑闻等事件频发，科学与社会关系越来越脆弱；外在因素加剧了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201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美国科学研究重点发生改变，主要集中在生物防御和能源安全领域，公众已认识到科学恶意使用问题。近几十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微生物基因组学的发展。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在医药卫生、农业、工业及环保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及其监管问题引发了政策制定者、科学团体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美国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炭疽邮件袭击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生命科学研究信息恶意应用的可能性，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制定相应的生物安全措施。美国启动针对包括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等在内的生物恐怖威胁的若干举措，2004年NIH成立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NSABB），为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生物安全监管提供建议和指导。2007年美国NSABB向美国政府提议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框架。最近美国政府发布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相关的新政策，加强联邦资助的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2012年初全球暂停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PAI）H5N1研究重新启动，研究资助者和监管者迫切需要相关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政策指导。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与措施是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安全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包括美国等国在内、WHO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会间会进程对防止生物技术研究滥用/误用、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科学家行为准则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随着生命科学研究进展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加强两用性研究监管已经被广泛接受。本研究采用情报调研法、系统分析法、综合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文献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生命科学两用性特性为出发点，在研究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基本概念及演化的基础上，通过阐明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系统梳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对策，以美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为主线，以高HPAI H5N1基因改造作为案例剖析，了解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的整体趋势，通过对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进行态势分析，为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评估重点报告和相关文献，回顾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定义和类型演化，展开两用性研究领域的基础研究。美国政府采纳了NSABB提出的两用性研究定义和类型，两用性研究定义仍然非常宽泛。第二部分，通过对国家政府、机构组织、学术文献等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问题评估报告进行统计，两用性研究活动几乎涉及所有的生命科学领域，明确了值得关注的11种活动核心区和26篇两用性研究发表论文；通过分析经典的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对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研究文献计量分析，了解两用性研究的发展态势。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现状，主要涉及与全球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监管最为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指南，重点归纳了美国生物安全治理和生物安保治理相关的政策法规，评估其有效性。两用性研究监管近期趋势是更加注重刑法、国际协调努力、研究监管、以及建立基于伦理的生命科学“负责任文化”，构建动态性和适应性的“预防网”。第四部分，通过对近年来HPAI H5N1基因改造引发争议案例进行分析，阐明了两用性研究难题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观点，重点研究了美国两用性研究的应对政策，分析了美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的动因，提出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的可能最佳措施。第五部分，通过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我国禽流感病毒H5N1研究热点和趋势，探索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及监管态势。第六部分，在总结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对策的基础上，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视角，提出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的对策建议，即，两用性研究是所有国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建立研究周期全过程监管的理念；建立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或政策；国家层面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各不相同；加强各部门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须考虑伦理问题；两用性研究问题以生命科学团体的自我管理为主。如何监管两用性研究，在促进生命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确保生物安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王丽[3]（2014）在《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文中认为全球风险社会下,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地区冲突与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暴力冲突、屠杀、流行性疾病、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贫困、饥荒、自然灾害、大型交通事故等等,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挑战人类社会的抗压力。游荡在全球各个角落的风险和频繁发生的各种公共危机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风险社会下,面对重重灾难与各种突发事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在面临着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就越发的紧迫和重要。本文创新性地从文化这个整体性视角出发,运用多角度、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力图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产生的现状、深层原因、形成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的结构进行全面阐释。本文的研究把历史例证与概念性讨论交织在一起,把研究对象和问题放在现代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历程中进行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力图对问题进行“深描说”。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分析和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长时段的文化演化角度去分析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的发展状态、内涵及特征。（2）.对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全面地把握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并形成自己对现代文化的认识、观点和分析框架,从而为下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奠定基础。（3）.从文化视域对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和研究。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文化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逻辑关联,二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因果关联,三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其核心在于解决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如何与现代文化变迁的各种力量相一致的,即作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根源的现代性风险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体系内被系统地制造和大规模释放的这一关键性问题。（4）.对治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治理历史的分析和阐释,重新认识和界定治理。（5）.对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现代文化体系内形成的风险和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分析当前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成和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讲,本文力图在现代文化框架下对全球风险社会之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阐释性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共危机作为文化的产物,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并对人类文化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文化构成。（2）.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作为现代性风险集结演化的产物,是一种结构性暴力。（3）.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这种结构性暴力的系统基质就是现代文化。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现代文化扩张的产物。（4）.现代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实在构成的集合。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由知识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物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社会化大生产的系统产物就是包括知识、制度、物质商品以及现代性风险在内的各种社会实在。（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乃至更早。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一种对生命进行控制的权力技术体系,也是一种安全管理机制。（6）.现代文化不仅系统地生产出大量的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还形成了包括一般性安全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内的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在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从五个方面的内容对现代文化和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阐释和证明:一是从观念层面分析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所蕴含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根源。二是从作为现代文化组织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出发分析现代性风险与公共危机的形成过程。三是从社会实在本体论这一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社会实在建构过程的分析阐释现代性风险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系统地生产和释放。四是从现代文化之管理方式治理出发,分析治理机制与风险和公共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五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分析经济社会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因果关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文化视角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进行分析和阐释;二是对治理界定的创新,本文认为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现代文化用以控制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的手段,其本身也蕴含着暴力和各种矛盾;三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关系的阐释上有所创新,在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分别阐述它们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文化这个难以驾驭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跨学科、多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由于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现代文化视域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作一种阐释性分析,因此在对策方面的探讨和分析较少,这为后续研究点奠定基础的同时也预留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惠源[4]（2014）在《“标准单位疫病”经济学评估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重大动物疫病尤其是人畜共患病的暴发,造成大批畜禽死亡和被扑杀,给养殖者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并给畜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疫病暴发导致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心降低,畜禽产品的市场需求下降,国际市场上对动物疫病暴发国家所采取的严格的技术贸易壁垒,也给动物疫病暴发国的产品出口和对外贸易带来不利影响,使一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人畜共患病使人们感染疫病的风险增大,一旦感染疫病,不但给感染者造成人身损害,还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如果疫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危及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动物疫病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了解疫病暴发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方法探讨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在动物疫病防控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开展、防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提供相应的参考。文章首先对动物疫病风险损失经济学评估的政策发展历史、国内外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总结。近年来,针对动物疫病的防控、管理、监测等,我国政府部门做出了很大努力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府所颁布的相关农业、畜牧业发展政策中,也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开展逐渐提上日程。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学术界也针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开展、损失评估与方法探讨、损失补偿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研究在风险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关于损失评估的专家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推进,国外在疫病损失的定量化、技术手段探讨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提供相应的参考。同时,动物疫病的损失评估方法有许多种,评估指标体系也在逐步完善,这些方法的运用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为“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运用时的指标选择与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动物疫病风险损失的经济学评估可能的发展方向。之后,文章对动物卫生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等与疫病损失评估相关的学科发展进行了简介,然后对成本收益理论、福利经济学基本理论、条件价值评估法、交易费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构成了“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中的指标选择、评估的理论基础。在成果总结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标准单位疫病”的经济学损失评估方法。与已有方法不同的是,“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设定标准地区和待评估地区两个对象,以布病作为评估的标准疫病,通过构建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对标准地区的疫病损失进行评估,然后以标准地区损失为基准,运用熵权法对待评估地区的损失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疫病程度系数”作为区域疫病损失的调整值。与已有的动物疫病损失评估方法相比,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评估方法的选择运用等方面,“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已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即从宏微观角度出发设定评估指标、资料可得性较广泛、方法可行,运用该方法既可以在疫病暴发初期迅速估计出基层养殖者的直接损失（主要是强制扑杀损失、疫苗注射费用）等,为政府制定应急补偿策略提供参考；在疫病结束后,运用该方法对地区疫病损失进行较为详细的评估,为了解区域疫病整体损失情况、制定疫病防控投入策略等提供参考。然后结合“标准单位疫病”法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模拟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并对动物疫病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国外动物疫病防控和区域化管理经验,以及我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证明,完善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是有效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基础,动物疫病的区域化管理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有效的财政支持政策、畜牧业保险政策既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开展的有力支撑。动物疫病的经济损失评估、相关方法以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探讨,对于及时了解动物疫病的流行病学特点、经济社会影响及损失量化、分析预测发展趋势、提高动物疫病防控的决策水平等都有很好的帮助,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损失的经济学评估和防控策略研究。同时,我国兽医管理体制的逐步健全、兽医人才队伍的建设、合理的扑杀补偿政策、有效的财政支持政策、技术研究和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是推动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开展的有效实践,需要在今后逐步得到完善和加强。
高欣[5]（2013）在《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在全球卫生领域,诸如艾滋病、疯牛病、非典、禽流感、甲流等跨国传染病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艾滋病治理是最典型的难题。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积极参与并领导全球艾滋病治理;实际上,全球艾滋病治理是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在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服从于美国对外战略。美国的全球艾滋病治理政策反映了美国试图在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两方面取得平衡。美国对全球艾滋病治理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冷战结束的关键时期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前夜,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重点不在艾滋病问题上。“9 · 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逐渐认识到美国不可能置身于全球传染病之外。美国主流舆论促使美国政府认识到全球艾滋病治理的艰巨性和重要性,愿意聚合各种力量共同对全球艾滋病进行治理。美国国会的推动为美国治理全球艾滋病的提供了经济和法律基础。现阶段,全球艾滋病治理存在正式、非正式和公私合作治理三种机制。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际非政府组织、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等角色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存在重叠、效率不高、资金缺乏等各种问题。美国扮演着“舵手”的角色,促进全球多层治理体系的发展,不断完善全球艾滋病治理网络,力图把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艾滋病治理网络与全球多层治理网络对接起来。与此同时,美国构建的全球艾滋病超级治理网络也具有稳固性,即使网络链上的某种行为角色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美国治理全球艾滋病的大局。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经历了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个时期的发展。克林顿政府时期“抗击疫情的领导和投资倡议”是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开端。布什政府“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是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马歇尔计划”,标志着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高峰。2009年至2014年,奥巴马政府的实施“全球卫生行动计划”是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延续和扩大。美国是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国家,具有长远目标的决策和行为能力。美国外交思想中两个最为核心的主体是“利益”和“责任”。美国积极参与全球艾滋病治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抗艾滋病药物生产公司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利体制造成了防治艾滋病药品价格过高使贫穷国家无法负担。美国指责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艾滋病危机而对艾滋病治疗药品实行的“强制许可措施”,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关于“病者有其药”的斗争,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秩序的压力下,美国最终放弃了诉讼,默认了发展中国药品强制许可的存在。这一方面是美国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见证了美国作为最强大的主权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问题上与各种行为体所达成的妥协。美国积极参与全球艾滋病治理有助于全球卫生治理走向“良治”,同时有助于扩大美国在受援国的影响和势力,是其树立仁慈大国形象的舞台。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启示中国应进一步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加强卫生外交,发挥新兴媒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文心田[6]（2011）在《当前防控人兽共患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主编《当代世界人兽共患病学》的体会》文中提出近二十年来,全球人兽共患病发生和流行的态势严峻而复杂,人类与人兽共患病的斗争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了总结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抗击和扑灭人兽共患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系统分析疫情动态,为防控人兽共患病提供科技支持,经来自中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科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等180余名专家学者,在整个"十一五"期间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300余万字的《当代世界人兽共患病学》专着2011年上半年出版了。我作为主编之一,有不少体会。现就当前防控人兽共患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谈一些认识。
邓常青[7]（2011）在《新发传染病的“再诊断” ——基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力度不断加大,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我们却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这就是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传染病的侵袭。近30年来全世界出现了40多种新发传染病,全球每小时约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常见疾病仍是传染病。而人类在应对维系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传染病威胁时,却很少对其产生的根源性问题展开伦理视角的深刻反思。这种伦理反思的匮乏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传染病威胁。而要对新发传染病的发生进行系统的伦理反思,就必须找到导致新发传染病的基础性根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新发传染病的现状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新发传染病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并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发展；接着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对新发传染病进行伦理解读,指出生态危机的确是造成新发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因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防控新发传染病的根源性要素。文章第二部分阐述了新发传染病与生态伦理的内在关联,指出公众生态伦理意识不足、科学消费观念的欠缺、环境不断恶化与传染病的发生有着很强的关联。文章第三部分在前文理论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控新发传染病的路径：应树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以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自然；确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绿色消费；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等。本论文对新发传染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生态伦理学分析,提出了具体的防控措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汪孝东[8]（2010）在《铜陵县2005-2009年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研究》文中提出目的分析铜陵县2005-2009年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为政府制定防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将铜陵县2005-2009年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报告的传染病进行整理,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铜陵县2005-2009年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2005-2009年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1种（不含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5007例,年平均报告发病率338.93/10万,2005-2009年发病率依次为319.02/10万、284.42/10万、301.97/10万、342.85/10万、448.62/10万,2009年发病率最高,总体呈上升趋势。乙类传染病共报告16种2839例（不含甲型H1N1流感）,年平均报告发病率192.17/10万;丙类传染病共报告5种2168例（不含手足口病）,年平均报告发病率146.75/10万;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2009年低于丙类,其他年份均高于丙类,但发病率波动幅度不大;丙类传染病一直呈上升趋势,且2009年报告发病率高于乙类。2005-2009年报告发病居前五位的病种分别为肺结核、其它感染性腹泻、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腮腺炎、淋病,共计报告4382例,占五年法定传染病报告总数的87.52%。2005-2009年肺结核共报告1670例,年平均发病率113.04/10万,农民占75.57%。其它感染性腹泻共报告1452例,年平均发病率98.29/10万,5-8月份为发病高峰,占56.20%;0岁组报告相对较多,占21.49%;农民发病最多,占31.82%。病毒性肝炎共报告530例,年平均发病率35.88/10万,其中乙肝占80%;20-50岁年龄组发病较多,占71.70%;以农民发病最多,占59.81%。流行性腮腺炎共报告488例,年平均发病率33.03/10万,3-7月份为发病高峰,占70.70%;3-20岁发病最多,92.26%;学生占79.10%。淋病共报告242例,年平均报告率16.38/10万,25-55岁年龄组占83.06%;农民最多,占47.11%。发病以呼吸道传染病报告最多,2005-2009年共报告2465例,占总报告数的49.23%;其次是肠道传染病,共报告1689例,占总报告数的33.73%;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2005-2009年共报告4154例,占总报告数的82.96%;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报告820例,占16.38%;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报告25例,占0.5%;其他途径传染病报告最少,共报告8例,占0.16%。肠道传染病年平均发病率114.33%,除2008年有波动外,总体呈上升趋势;呼吸道传染病传染病年平均发病率166.86%,除2005年有波动外,总体也呈上升趋势;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2005-2008年一直在下降后2009年又开始回升;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其他途径传染病一直在很低水平呈散发状态。2009年铜陵县共报告风疹病例184例,发病率61.73/10万。高峰集中于3月中旬-4月上旬,年龄分布10-20年龄组发病较高,占72.28%;发病人群主要是中小学生,占79.89%。2005-2009年梅毒共报告141例,年平均发病率13.24/10万。2005-2007年呈下降趋势,而后开始上升。发病年龄主要以25-50年龄组为主,共报告105例,占总数的74.47%,发病职业人群主要是农民,共报告71例,占50.35%。2005-2009年痢疾共报告136例,均为细菌性痢疾,年平均发病率9.21/10万。2005-2007年呈上升趋势,而后开始下降。5-8月份共报告75例,占全部病例的55.15%;发病年龄中0-2岁组发病相对较多,共报告30例,占报告总数的22.06%。发病职业人群中农民最多,共报告56例,占41.18%。2009年报告的64例流行性感冒全部发生在下半年8-12月份,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在8-9月,共报告41例,占2009年全部病例的64.06%。2009年流行性感冒发病年龄主要是4-20岁年龄组,共报告53例,占82.81%。职业主要以学生为主,共报告42例,占65.63%。铜陵县麻疹发病高峰主要在3-5月份,共报告39例,占报告病例数的63.93%。发病年龄组主要以0岁组为主,共报告30例,占49.19%;其次为15 -40岁人群,共报告27例,占44.26%;职业主要以散居儿童为主,共报告31例,占50.82%;其次为农民10例,占16.39%。铜陵县手足口病2008-2009年共报告468例,发病高峰在4-6月份;农村居住儿童发病发病较多,共报告393例,占83.97%;散居儿童占61.75%,0-5岁年龄组儿童发病占95.09%。2009年共报告甲型H1N1流感106例,9月下旬、11月中旬、12月上旬分别有个发病高峰,学生占81.13%,5-20岁年龄组发病占报告病例数的83.02%。结论肠道与呼吸道传染病占有很大比重,今后防病工作重点仍是肠道与呼吸道传染病。丙类传染病一直呈上升趋势,应加强对丙类传染病工作的防控。继续加强对未发生传染病的监测工作,加强对法定传染病之外的传染病的监测工作,加强对新增法定传染病或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李滋睿[9]（2010）在《我国重大动物疫病区划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是世界上畜牧业大国,肉类总产量居世界第一,畜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我国肉类出口量仅占世界肉类出口总量的3.6%,动物疫病是影响着我国畜牧业持续发展和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是国际上通行的动物疫病管理模式,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OIE认可为无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畜产品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实惠。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提出我国要实行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因此,从我国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规律入手,研究动物疫病区划,对于确定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指导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动物疫病区划的角度出发,通过系统分析我国动物防疫工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动物疫病区划的方法体系。重点探讨了动物重大疫病区域划分和各区域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策略。在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方面,研究了我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的发展战略。首先,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动物疫病流行特点、防疫体系建设情况和防疫技术措施发展情况。目前我国动物疫情还不断发生,重大动物疫病还未得到有效遏制,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通过与发达国家比较,提出我国动物防疫工作还存在动物疫情应急反应机制不够完善、部分地区防疫技术手段比较落后、基层动物防疫机构不健全、贫困地区基层防疫队伍人员素质不高和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其次,较系统地研究了动物疫病区划的目标、原则、分类体系、区划方法及区划程序。动物疫病的发生和发展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呈现区域性特点,遵循自然分离规律。通过计算动物疫病流行指数对我国重大动物疫病进行了区划。重大动物疫病的流行区域分成五个等级,分别是洁净区、散发区、中度流行区、较重流行区和严重流行区。分析了各个区的地理分布和疫病流行特点。第三,研究提出了不同流行区重大动物疫病防制策略。洁净区是消灭重大动物疫病和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首选区域,要严格采取扑杀措施防控和净化重大动物疫病;散发区动物疫病的防控策略是建立动物重大疫病隔离带,保证周边的动物疫情不传播到本区域内。同时,通过免疫等技术手段使散发区逐步转化为洁净区;中度流行区要适度发展畜牧业,严禁动物和畜禽产品外调和出口,控制疫病的发展和扩散;动物疫病较重区和严重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边界地区,国外疫病影响、经济落后、民族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大都市的国际交流和人员往来是动物疫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地区的防疫工作要依靠国家来完成。第四,研究了口蹄疫、禽流感、猪瘟、新城疫和猪蓝耳病等五种重大动物疫病在我国的流行特点、区域分布,总结了国外防制经验和消灭净化方法,提出了我国消灭这五种动物疫病的思路和措施。最后,研究了我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发展战略。主要战略措施是调整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域,鼓励大型养殖企业建设“生物安全小区”;转变无疫区畜禽饲养管理模式,提高畜禽规模化和集约化饲养程度;强无疫区动物疫病的监测能力,摸清疫病流行情况;建立和完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追溯体系建设,强化区内动物及动物产品标识工作;积极推进我国无疫区的国际认证和认可工作。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有尽快制定和实施重大动物疫病扑灭计划、进一步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反应能力、不断深化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国家兽医官制度、进一步完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工作、制定和完善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等。
王海静[10]（2010）在《应用SPR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A型流感病毒研究》文中认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严重威胁着人类及动物的健康。1997年香港H5N1禽流感病毒传播到人事件的发生,更突出显示了禽流感防治的公共卫生意义。现有的禽流感诊断方法主要包括病毒分离法、RT-PCR、NASBA、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等。每种诊断方法各有其优点,但又受到几个不利因素的限制,如成本高、处理周期长以及灵敏度低等,尤其在定量分析禽流感病毒含量及病毒亚型判定的即时、准确性方面尚需改进。本研究应用SPR生物传感器实时监测传感器芯片表面发生的抗原抗体结合/解离反应,具有快速、简便、敏感、特异、成本低等特点,可作为现有禽流感诊断方法的有益补充,用于检测采集样品或鸡胚尿囊液、细胞培养物中的禽流感病毒。本研究制备了一种检测H5亚型流感病毒抗原的抗体芯片和一种检测A型流感病毒抗原的抗体芯片,利用单通道单参数表面等离子体谐振生物传感器对H5亚型禽流感病毒和A型流感病毒的快速检测方法进行了研究,两者都可以直接用于样品的检测。在快速检测H5亚型流感病毒研究中,分析比较了四种不同的检测方法的检测效果,以期获得最灵敏、快速的检测方法,这四种方法分别为蛋白A固定抗体检测法、竞争抑制法、抗体夹心检测法和直接检测法。对试验结果分析比较发现:将病毒样品用1% Triton X-100在室温条件下裂解90 min后,采用直接检测法较其它几种方法更为快速。直接检测法原理如下:抗H5N1亚型流感病毒血凝素（HA）单克隆抗体固定在传感器芯片表面以捕获样品中病毒抗原片段,通过监测反应过程中芯片表面折射率的变化获得相关抗原片段结合量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判定样品中检测物存在与否及含量。通过直接检测法确立的H5亚型流感病毒的检测范围为5ng/mL-500ng/mL。对抗体芯片的特异性、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该抗体芯片对两株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具有特异的检测效果,对杂蛋白无结合作用,与同为A型流感病毒的H9N2亚型无结合反应。在H5亚型流感病毒快速检测方法建立基础之上,本研究制备了检测A型流感病毒的抗体芯片,并对A型流感病毒的快速检测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证实A型流感病毒检测芯片对A型流感病毒的高致病型H5亚型和我国高发型H9亚型均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二、2003年西班牙疯牛病发病率增长了30%（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西班牙疯牛病发病率增长了30%（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界定及其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二、论文框架与研究意义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一章 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一、联邦保障局的成立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 二、战后美国的生物战计划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的形成 |
| 第二节 冷战结束前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一、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成立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调整 |
| 二、海外援助行动与美国海外国家利益的实现 |
| 第二章 克林顿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特点 |
| 二、麻疹的爆发与《儿童免疫计划》对美国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影响 |
| 三、口蹄疫、疯牛病的爆发与《2001年动物疫病风险评估、预防和控制法》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面临的生物恐怖主义挑战 |
| 二、《公共卫生威胁与紧急状态法》与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准备 |
| 第三章 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第一节 西尼罗河病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变化 |
| 二、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公告—美国政府最初的应对政策 |
| 三、《灭蚊健康安全法》与CDC防范生物恐怖主义作用的加强 |
| 四、《2002年公共卫生安全和恐怖主义防范、应对法》的出台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转向 |
| 一、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
| 二、战胜春天的恐惧——布什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四、SARS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 五、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治化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转变 |
|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二、《联邦大流感战略》与美国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四、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 第四节 天花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剧变 |
| 一、天花与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关系 |
| 二、美国政府对天花的监测与《21世纪生物防御战略》的出台 |
| 三、《天花应急人员保护法》与天花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 |
| 四、“黑暗的冬天”——由虚拟到现实的反生物恐怖主义演习 |
| 结语 |
| 一、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 |
| 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种类 |
| 三、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实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课题研究背景 |
| （一） 生物技术研究两用性难题 |
| （二） 生命科学研究谬用的潜在风险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 （三）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是国际生物安全界讨论的热点 |
| 二、 目的与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技术路线图 |
| 六、 创新点 |
| 七、 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
| 第一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界定及演化 |
| 一、 本研究相关定义 |
| 二、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界定 |
| （一） 有争议性研究（contentious research） |
| （二） 值得关注的试验（experiments of concern） |
| （三） 两用性研究（dual use research） |
| 三、 两用性研究定义说明和挑战 |
| （一） 说明 |
| （二） 挑战 |
| 四、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类型 |
| （一） Zilinskas类型 |
| （二） Fink类型 |
| （三） NSABB类型 |
| 五、 分析与结论 |
| （一） 两用性研究定义及类型演变 |
| （二） 美国政府政策接受NSABB建议 |
| （三） 结论 |
| 第二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态势及其影响 |
| 一、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文献评估 |
| （一） 两用性研究评估文献分析 |
| （二） 结果 |
| （三） 分析与结论 |
| 二、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公共卫生影响 |
| 三、 经典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分析 |
| （一） 鼠痘病毒转基因意外研究 |
| （二） 脊髓灰质炎病毒化学合成 |
| （三） 西班牙流感病毒基因测序和重构研究 |
| （四） 痘病毒免疫逃逸研究 |
| （五） 气溶胶给药研究 |
| （六） 抗生素耐药性研究 |
| （七） 微生物重构和再合成 |
| （八） 其他 |
| 四、 两用性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
| （一） 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 |
| （二） 1918 年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研究领域 |
| 第三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国际趋向 |
| 一、 两用性研究治理概述 |
| （一） 两用性研究治理类型 |
| （二） 两用性研究监管趋势 |
| 二、 两用性研究监管对策 |
| （一） 国际生物军控条约 |
| （二） 国家法律法规 |
| （三） 美国治理措施 |
| （四） 出口管制法规 |
| （五） 欧盟生物安全治理 |
| （六） 资助机构、出版编辑政策 |
| （七） 软法和非正式措施 |
| 三、 分析与结论 |
| 第四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及监管案例剖析 |
| 一、 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基因改造研究 |
| （一） 自然界中的禽流感H5N1 病毒 |
| （二） 引发争议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 病毒研究 |
| 二、 两用性研究结果 |
| （一） 潜在的益处 |
| （二） 潜在的害处 |
| （三） 平衡可能的益处和害处 |
| 三、 不同利益相关者立场和反应 |
| （一） NSABB |
| （二） WHO |
| （三） 美国政府 |
| （四）学术出版商 |
| （五） 科学团体 |
| 四、 两用性研究影响 |
| （一） 美国 |
| （二） 荷兰 |
| （三） 澳大利亚 |
| 五、 分析与结论 |
| （一） 两用性研究监管 |
| （二） 两用性研究发表 |
| （三） 两用性研究资助 |
| （四） 结论 |
| 第五部分 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及监管态势 |
| 一、 方法 |
| 二、 结果与分析 |
| （一） 文献量统计分析 |
| （二） 作者分布及合着情况 |
| （三） 研究机构分布 |
| （四） 研究主要出版物分布 |
| （五） 研究热点 |
| 三、 结论和启示 |
| （一） 研究发展态势 |
| （二） 监管态势 |
| 第六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对策建议 |
| 一、 两用性研究是所有国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
| 二、 建立研究周期全过程监管的理念 |
| 三、 建立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或政策 |
| 四、 国家层面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各不相同 |
| 五、 加强各部门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 |
| 六、 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须考虑伦理问题 |
| 七、 两用性研究问题以生命科学团体的自我管理为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54种值得关注的研究 |
| 附件2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顾问委员会简介 |
| 附件3 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 |
| 附件4 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机构监管政策 |
| 附件5 美国DHHS制定有关HAPIH5N1 病毒研究资助决策指导框架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现有研究的一般性分析 |
|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路径和范式 |
| 一、经济学路径的技术-理性范式 |
| 二、心理学路径和心理测量范式 |
| 三、社会学路径和社会放大模式 |
| 四、公共管理学路径及其相关范式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假设、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二、核心概念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方法和路径 |
| 第二章 文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演化 |
| 第一节 文化与公共危机 |
| 一、文化的词源解释 |
| 二、文化的概念阐释 |
| 三、文化与公共危机的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前现代社会公共危机的演化 |
| 一、从自然灾害的演化到极端气候事件 |
| 二、古代饥荒与现代饥荒 |
| 三、疾病的流行和传播 |
| 四、战争等集体暴力 |
| 第三节 近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 |
| 一、现代文化孕育时期的公共危机 |
| 二、工业革命前及早期的公共危机 |
| 三、二十世纪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一、前奏 |
| 二、风险社会的提出 |
| 三、人口压力、地球承载力与人类的发展境遇 |
| 第二节 风险社会理论评述 |
| 一、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
| 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 |
| 第三节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形成机制 |
| 一、风险 |
| 二、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机制:贝克的逻辑和阐释 |
| 三、从(不)确定性到风险 |
| 四、从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 |
| 五、从现代性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 |
| 第四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现代性公共危机 |
| 二、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三、结构性暴力:内涵和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的分析 |
| 一、对现代文化的界定 |
| 二、现代文化的演化和结构 |
| 三、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 |
| 一、人类中心主义:新的世界观 |
| 二、观念的再审视 |
| 三、作为一种自治机制的现代文化 |
| 四、现代文化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社会化大生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 |
| 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化大生产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社会实在体系的现代文化 |
| 第一节 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一、制度性事实的构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结构 |
| 二、社会制度和等级结构的形成:制度性事实的叠加 |
| 三、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第二节 现代文化的本体论分析 |
| 一、一切制度性事实都包含权力 |
| 二、制度性权力 |
| 三、现代文化的本体论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文化:基于制度性事实的进一步分析 |
| 一、制度 |
| 二、人为确定性及其风险:边界和身份 |
| 三、人为不确定性 |
| 四、构成性规则的滥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社会与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的纵向结构 |
| 二、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
| 三、市场经济再审视 |
| 四、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与公共危机 |
| 一、资本主义的形态与概念 |
| 二、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
| 三、跨国公司与现代性公共危机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公共危机 |
| 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批判 |
| 四、自由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技术与公共危机 |
| 一、技术的分类及相关公共危机 |
| 二、技术的本质 |
| 三、现代技术:公共危机的始作俑者还是拯救之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作为现代文化管理方式的治理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主权运转的治理 |
| 一、16世纪政治含义治理的出现 |
| 二、16-18世纪治理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机制的三个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公民社会自治 |
| 一、公民社会自治的起始 |
| 二、市民的出现和权利性自由 |
| 三、市民社会的出现 |
| 四、市民社会自治 |
| 第三节 治理的演进与公共危机 |
| 一、治理的演进机制 |
| 二、依国家理性治理蕴涵的暴力因子 |
| 三、节制性治理与公共危机 |
| 四、新自由主义治理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一节 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现代文化初期的应对 |
| 一、西方早期传统社会救助制度与措施 |
| 二、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些保护机制 |
| 三、工业革命初期的保护性制度 |
| 四、商业保险制度 |
| 第二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一、一般安全机制 |
| 二、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
| 四、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基本结论和未来展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基于现代文化的分析和阐释 |
| 二、作为复杂系统的人类世界:新观点的提出和阐释 |
| 三、观念的转变:建构全球安全共同体 |
| 附录:20世纪的公共危机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4）“标准单位疫病”经济学评估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动物疫病对经济的影响 |
| 1.1.2 动物疫病影响公共卫生安全 |
| 1.1.3 动物疫病暴发的风险不断增大 |
| 1.2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分类 |
| 1.3.1 主要概念及含义 |
| 1.3.2 风险损失的分类 |
|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评估原则与范畴 |
| 1.5.1 评估原则 |
| 1.5.2 评估范畴 |
| 1.5.3 影响因素分析 |
| 1.6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可能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学评估发展历史 |
| 2.1.1 法律法规建设 |
| 2.1.2 政策发展历史 |
| 2.2 经济学评估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2 评估方法总结 |
| 2.2.3 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
| 2.3 经济学评估发展趋势 |
| 2.3.1 评估组织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
| 2.3.2 评估方法有待拓展 |
| 2.3.3 评估指标体系的健全 |
| 2.3.4 国家合作的加强 |
| 2.4 小结 |
| 3 “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的学科和理论基础 |
| 3.1 相关学科研究进展 |
| 3.1.1 动物卫生经济学研究进展 |
| 3.1.2 灾害经济学研究进展 |
| 3.2 经济学评估理论基础 |
| 3.2.1 成本收益理论 |
| 3.2.2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2.3 条件价值估值法(CVM) |
| 3.2.4 交易费用理论 |
| 3.2.5 人力资本理论 |
| 3.3 小结 |
| 4 “标准单位疫病”损失评估法 |
| 4.1 “标准单位疫病”方法的概念及特点 |
| 4.2 “标准单位疫病”的编制 |
| 4.2.1 标准地区的选择 |
| 4.2.2 标准疫病选择 |
| 4.3 “标准单位疫病”损失的评估指标体系 |
| 4.3.1 疫病的经济社会影响分析 |
| 4.3.2 损失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3 损失评估指标的计算方法 |
| 4.4 “标准单位疫病”评估操作规程 |
| 4.4.1 标准地区损失评估 |
| 4.4.2 非标准地区损失评估 |
| 4.4.3 疫病程度系数 |
| 4.5 小结 |
| 5 动物疫病经济损失评估 |
| 5.1 标准地区疫病损失评估 |
| 5.1.1 经济损失 |
| 5.1.2 社会损失 |
| 5.1.3 环境损失 |
| 5.1.4 标准地区总损失 |
| 5.2 非标准地区疫病损失评估 |
| 5.2.1 非标准地区损失估计 |
| 5.2.2 损失调整值 |
| 5.3 小结 |
| 6 国内外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经验 |
| 6.1 国外动物疫病防控经验借鉴 |
| 6.1.1 统一的组织管理体系 |
| 6.1.2 动物疫病监测与应急体系 |
| 6.1.3 动物疫病的评估系统 |
| 6.1.4 动物疫病防控的支撑体系 |
| 6.1.5 动物疫病的区域化管理 |
| 6.2 我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经验 |
| 6.2.1 我国无规定疫区建设的背景 |
| 6.2.2 取得的成就及存在问题 |
| 6.3 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状况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机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思路和方法 |
| (一) 论文的思路与内容 |
| (二)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 拟创新点 |
| (四) 研究难点 |
| 四、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全球卫生治理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与全球治理 |
| 一、全球卫生的概念及内容 |
| 二、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 |
| 三、全球卫生治理 |
| 第二节 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安全问题 |
| 一、人的安全 |
| 二、国家安全 |
| 三、全球安全 |
| 第三节 全球卫生治理与美国对外战略 |
| 一、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全球卫生治理 |
| 二、人道主义与美国对外战略 |
| 三、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艾滋病:美国的认知 |
| 第一节 美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知:历史的鸟瞰 |
| 一、观念的转变:从早期偏见到引起重视 |
| 二、观念的转折:解禁与解禁之后 |
| 三、成就一个没有艾滋的时代 |
| 第二节 美国主流舆论与全球艾滋病 |
| 一、主流媒体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 |
| 二、进入学术视野的全球艾滋病问题 |
| 第三节 美国国会与全球艾滋病治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的网络建构 |
| 第一节 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的正式机制 |
| 一、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联合国系统为例 |
|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 |
| 第二节 全球艾滋病治理非正式机制:美国艾滋病外交与高峰会议机制 |
| 一、全球艾滋病治理非正式机制 |
| 二、高峰会议机制:全球艾滋病治理的公共产品 |
| 三、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与美国艾滋病外交 |
| 第三节 全球公私合作治理机制:全球基金的案例 |
| 一、全球基金治理艾滋病的机制 |
| 二、美国与全球基金的困境与未来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计划和实践 |
| 第一节 克林顿与“抗击疫情的领导和投资倡议” |
| 一、克林顿与全球艾滋病治理 |
| 二、“抗击疫情的领导和投资倡议” |
| 第二节 布什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
| 一、布什的“拉撒路效应” |
| 二、“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体系 |
| 三、布什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评价与未来 |
| 四、案例:“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对南非的支持 |
| 第三节 奥巴马与全球卫生行动计划 |
| 一、奥巴马的调整 |
| 二、全球卫生行动计划:治理内容和评价 |
| 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责任:制药公司、美国政府与全球艾滋病治理 |
| 第一节 经济利益与治理责任 |
| 一、美国跨国制药公司 |
| 二、经济利益与治理责任 |
| 第二节 美国与泰国的药品强制许可争议事件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评价与启示 |
| 一、形象、权力和利益与美国的全球艾滋病治理 |
| 二、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
| (一) 发展软实力,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
| (二) 加强中国卫生外交 |
| (三) 发挥新媒体在全球艾滋病治理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致谢 |
（7）新发传染病的“再诊断” ——基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不足 |
| 三、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新发传染病概述 |
| 第一节 新发传染病的概况 |
| 一、新发传染病的概念界定 |
| 二、新发传染病的现状 |
| 第二节 新发传染病的现实危害性和发展趋势 |
| 一、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
| 二、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 |
| 三、传播速度快 |
| 四、诊治和预防极其困难 |
| 五、典型案例 |
| 第三节 学术界对新发传染病的人文研究视角 |
| 第四节 研究新发传染病的生态伦理学的维度 |
| 第二章 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探析新发传染病的成因 |
| 第一节 探讨新发传染病成因的主要理论 |
| 一、生态环境因素 |
| 二、社会因素 |
| 三、生物学因素 |
| 第二节 新发传染病与生态伦理的内在关联 |
| 一、生态伦理意识的普遍匮乏 |
| 二、科学消费观念的欠缺,高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泛滥 |
| 三、环境失衡,人畜共患病增多 |
| 四、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实证案例 |
| 第三章 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探寻防控新发传染病的路径 |
| 第一节 树立合理的自然价值观 |
| 第二节 倡导可持续的绿色消费方式 |
| 第三节 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 |
| 第四节 个案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铜陵县2005-2009年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9）我国重大动物疫病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区域管理理论发展 |
| 1.2 农业区划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
| 1.2.1 农业区划的主要理论 |
| 1.2.2 农业区划的一般分区方法 |
| 1.3 国内外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现状 |
| 1.3.1 国外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现状 |
| 1.3.2 我国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的实践 |
| 1.3.3 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研究进展 |
| 1.4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第二章 我国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特点和防制现状分析 |
| 2.1 我国动物疫病流行情况 |
| 2.1.1 我国动物疫病分类 |
| 2.1.2 我国动物疫病发生情况 |
| 2.1.3 我国动物疫病流行原因分析 |
| 2.2 我国动物防疫体系现状 |
| 2.2.1 动物防疫法律体系建设情况 |
| 2.2.2 国家动物防疫管理体系 |
| 2.3 我国动物防疫主要技术手段 |
| 2.3.1 动物防疫的基本内容 |
| 2.3.2 动物防疫主要技术手段 |
| 2.4 我国动物防疫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动物疫病区划方法体系研究 |
| 3.1 动物疫病的分区依据和原则 |
| 3.1.1 动物疫病的分区依据 |
| 3.1.2 动物疫病分区的原则 |
| 3.2 动物疫病分区方法和指标体系 |
| 3.2.1 动物疫病区划方法 |
| 3.2.2 动物疫病区划指标体系 |
| 3.2.3 动物疫病流行指数 |
| 3.2.4 动物疫病区划步骤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我国重大动物疫病综合区划 |
| 4.1 我国重大动物疫病区划指标的确定 |
| 4.2 我国重大动物疫病区划 |
| 4.3 我国重大动物疫病综合区划区域特征分析 |
| 4.3.1 动物疫病洁净区 |
| 4.3.2 动物疫病散发区 |
| 4.3.3 动物疫病中度流行区 |
| 4.3.4 动物疫病较重流行区和严重流行区 |
| 4.4 重大动物疫病区域化防控措施 |
|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我国主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区划 |
| 5.1 口蹄疫防控区划 |
| 5.1.1 口蹄疫概况 |
| 5.1.2 国外口蹄疫流行及防制情况 |
| 5.1.3 我国口蹄疫流行规律与防控区划 |
| 5.1.4 我国口蹄疫区域化防控措施 |
| 5.1.5 口蹄疫区域化扑灭计划 |
| 5.2 禽流感防控区划 |
| 5.2.1 疫病基本情况 |
| 5.2.2 国外流行及防制情况 |
| 5.2.3 国内禽流感流行规律与防控区划 |
| 5.2.4 我国禽流感区域化防控措施 |
| 5.2.5 禽流感区域化扑灭计划 |
| 5.3 新城疫防控区划 |
| 5.3.1 流行特点 |
| 5.3.2 国外流行及防制情况 |
| 5.3.3 我国新城疫流行规律与防控区划 |
| 5.3.4 我国新城疫区域化防控措施 |
| 5.3.5 新城疫区域化扑灭计划 |
| 5.4 猪瘟防控区划 |
| 5.4.1 疫病基本情况 |
| 5.4.2 国外流行及防治情况 |
| 5.4.3 我国国猪瘟流行规律与防控区划 |
| 5.4.4 我国猪瘟病区域化防控措施 |
| 5.4.5 猪瘟病区域化扑灭计划 |
| 5.5 猪蓝耳病防控区划 |
| 5.5.1 疫病基本情况 |
| 5.5.2 国外流行及防制情况 |
| 5.5.3 我国猪蓝耳病流行规律与防控区划 |
| 5.5.4 我国猪蓝耳病区域化防控措施 |
| 5.5.5 猪蓝耳病区域化扑灭计划 |
| 5.6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我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 |
| 6.1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6.1.1 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 |
| 6.1.2 疫病区域化管理是促进动物性产品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 |
| 6.1.3 我国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已取得明显成效 |
| 6.1.4 我国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 我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
| 6.2.1 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 |
| 6.2.2 吉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 |
| 6.2.3 辽东半岛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 |
| 6.2.4 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 |
| 6.2.5 四川省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 |
| 6.2.6 重庆市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 |
| 6.3 我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政策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作者简介 |
（10）应用SPR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A型流感病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文献综述 |
| 1.1 流感病毒概况 |
| 1.1.1 流感病毒的流行 |
| 1.1.2 流感病毒检测技术及方法研究进展 |
| 1.2 SPR 生物传感器原理及研究现状 |
| 1.2.1 SPR 生物传感器原理 |
| 1.2.2 SPR 生物传感器的优点 |
| 1.2.3 SPR 生物传感器应用领域 |
| 1.2.4 SPR 生物传感器在病毒研究领域的应用 |
| 1.3 本研究目的和意义 |
| 本章参考文献 |
| 2 应用SPR 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H5 亚型流感病毒 |
| 2.1 材料和方法 |
| 2.1.1 检测生物芯片的制备 |
| 2.1.2 不同样品裂解方法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 2.1.3 抗原抗体反应条件的优化 |
| 2.1.4 抗体稳定性及特异性实验 |
| 2.1.5 芯片稳定性测试 |
| 2.1.6 应用SPR 生物传感器检测H5 亚型流感病毒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检测生物芯片的制备 |
| 2.2.2 不同裂解方法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 2.2.3 抗原抗体反应的优化条件 |
| 2.2.4 抗体稳定性和特异性实验 |
| 2.2.5 芯片稳定性和保存方式 |
| 2.2.6 SPR 生物传感器检测H5 亚型流感病毒 |
| 2.3 小结 |
| 3 不同检测方法检测效果的比较 |
| 3.1 材料和方法 |
| 3.1.1 直接检测病毒粒子 |
| 3.1.2 蛋白A 定向固定抗体检测法 |
| 3.1.3 竞争抑制法 |
| 3.1.4 抗体夹心法 |
| 3.1.5 直接检测法 |
| 3.1.6 SPR 检测方法与ELISA 检测方法比较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蛋白A 定向固定抗体检测法 |
| 3.2.2 竞争抑制法 |
| 3.2.3 抗体夹心法 |
| 3.2.4 直接检测法 |
| 3.2.5 SPR 检测方法与ELISA 检测试剂盒方法比较 |
| 3.3 小结 |
| 4 应用SPR 生物传感器检测A 型流感病毒初步研究 |
| 4.1 试验材料和方法 |
| 4.1.1 抗体特异性和稳定性测试 |
| 4.1.2 A 型流感病毒检测生物芯片的制备 |
| 4.1.3 应用SPR 生物传感器检测H5 亚型和H9 亚型流感病毒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抗体固定条件的确定 |
| 4.2.2 抗H5N1 M1 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检测效果 |
| 4.2.3 应用SPR 生物传感器检测H5 和H9 亚型流感病毒 |
| 4.3 小结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缓冲液配方 |
| 缩略词表 |
| 后记（含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2003年西班牙疯牛病发病率增长了30%（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D]. 赵丽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2)
- [2]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D]. 董时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4(01)
- [3]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D]. 王丽. 南京大学, 2014(04)
- [4]“标准单位疫病”经济学评估方法研究[D]. 惠源. 武汉大学, 2014(06)
- [5]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D]. 高欣. 南京大学, 2013(05)
- [6]当前防控人兽共患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主编《当代世界人兽共患病学》的体会[A]. 文心田. 第3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
- [7]新发传染病的“再诊断” ——基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D]. 邓常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2)
- [8]铜陵县2005-2009年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研究[D]. 汪孝东. 安徽医科大学, 2010(07)
- [9]我国重大动物疫病区划研究[D]. 李滋睿.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0(10)
- [10]应用SPR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A型流感病毒研究[D]. 王海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