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要学会五种放弃

一、企业要学会五种抛弃（论文文献综述）

郝相赟^[1]（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熊亮^[2]（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提出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阿剑波^[3]（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多个学科都在探讨的焦点论题,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支点。当今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现实背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论题,既具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统一法、静态与动态统一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理论依据、生成根源、构成与功能、目标与原则、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等问题,展开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主要解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概念、本质、特征问题。在对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化发展内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自觉作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彰显着意识形态性的本质规定,而且具有显着的内涵性和外延性、整体性和局部性、渐进性和突变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特色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依据,主要阐释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论借鉴方面的问题。其中,阐释的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有关学科的现代化发展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者既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也是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的指导思想。西方国家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等有关学科领域里,取得的丰硕现代化发展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参考和知识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成根源,主要从需要、利益、实践三个层面出发,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得以生成的根源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需要根源来看,需要是其生成的起点,影响其发生与变化,需要满足是其生成的归宿。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利益根源而言,利益不仅体现其向度、展现其本质,而且是其本原和根据。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实践根源分析,其源自于实践,指向于实践,更需要得到实践的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与功能,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要素关联,功能彰显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基本要素、结构方式、功能现代化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各构成要素之间地位有差异、作用可互补、并展现出自身特定的组成结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导向、保证、育人、协调以及激励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与原则,主要探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设定、原则遵循、图景展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定位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代化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安全性,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及实现,要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历史性与逻辑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展现出结构与功能同在、系统与要素结合、前进与曲折统一、主导与多样互动、阶段与连续并存、现实与虚拟互补的现代化发展图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围绕教育观念、内容、方法、制度、队伍等要素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观念的封闭性、滞后性、单一性、保守性、物本化;内容的相对迟缓、泛化倾向、层次失序;方法的科学性欠缺、互动性不足、综合性缺乏、媒体数单一;制度的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行机制滞后;队伍的素质水平不够、能力水平不足、管理水准不高。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向前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现策略,主要从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出发,从创新观念、优化内容、转变方法、完善制度、造就队伍等角度寻找对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观念朝开放性、发展性、多样化、创造性、人本化方向发展,内容往渐进性、主导性、科学性方向发展,方法向科学型、互动型、综合型和多媒体型方向发展,制度上需要制度规范、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队伍的素质、能力、管理水平往现代化方向发展。以进一步加快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达成培养时代新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培养符合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张伟军^[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杨定明^[5]（2019）在《儒家文化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是一切社会的关系的总和,人类自出生起就离不开社会人际交往。交往不仅是人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是人的一项基本生存技能。人际交往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进行,人际交往自然也就深受这些客观条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熏陶与教化。社会文化环境不仅对人际交往的内容产生影响,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际交往所采用的形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经济、信息全球化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的教育理念、大学生的交往观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现实交往实践和网络虚拟交往中,人际交往问题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对如何创造和谐人际关系感到茫然和困惑,甚至导致一些大学生因人际交往出现极端恶性事件。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关系到他们的成长成才。通过对交往、人际交往、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等关于人际交往的理论、涵化及其本质进行阐释,并通过社会调查实证,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现状;儒家文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现状;大学生人际交往及其涵化存在问题,特别是“缺情”问题凸显以及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及涵化不足的原因。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优秀传统儒家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传统儒家文化中蕴含着怎样的人际交往精华思想,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具有怎样的当代价值?儒家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的理念、原则和途经有哪些?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扬弃,将其优秀的思想精华与时俱进,与新时代相结合,实现传统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服务。发掘优秀传统儒家文化蕴含的“人之常情”,包含亲情、爱情、友情、“泛爱众”、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同”情怀,归纳儒家文化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情絜情等儒家人情观,凸显儒家人际交往重情理念,提炼并遵循尊重与关怀、仁爱与宽容、理性与适度、明礼与重信等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主要原则。儒家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可以通过打造和谐的群体校园文化、创设充满人情味的校园文化氛围、强化网络媒介正能量导向来构建富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通过重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疏导、重课堂教学主阵地引领大学生人际交往、设计丰富多彩的宿舍书院文化来全方位涵化大学生人际交往;通过创设大学生企业实践情感交往平台、公益组织培育大学生关爱他人情感来强化大学生人际的社会关爱力;通过注重提升自我沟通素养,锻造人际交往能力,注重学向经典、行在当下,实践养成、重情至善实现自我能力与境界提升来达到大学生自我人际交往能力锻炼的目的,发挥优秀传统儒家文化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涵化大学生重情重义,从而构建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实现大学生和谐人际交往,以奋斗之我圆梦青春中国,为培育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

刘亚军^[6]（2020）在《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李富春为共产党工作50余年,其中将近35年从事财政、工业、计划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是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一线的指挥员,又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李富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确评价李富春的经济思想,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于总结和吸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最重要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进行记录和总结,纠正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独立性较差的错误认识,肯定其历史价值与功劳。本论文研究采取纵横结合的结构,以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形成的四个时期为经,三大主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贡献为纬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括政策措施、理论和哲学理论逻辑三个部分。其经济思想既有其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实践总结与升华,也有对他人经济思想的借鉴与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与主导,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以及围绕核心与两翼展开的其它经济思想的思想体系。论文写作思路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提供思想渊源。其次,以纵向思维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萌芽、确立、发展与经受考验曲折发展和成熟四大时期的过程,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的依据是其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精髓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李富春所有经济思想中的主体,这一思想是李富春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部分以横向思维系统地对三大主要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分析,这三大主要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第三部分对李富春经济思想进行综合述评。首先,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其特点在内容上包括: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其特点在方法上包括:李富春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重视实践性,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五个方面。其次,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包括综合平衡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勤俭节约的方法论。第三,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同时,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即经济理论体系性不强,一些经济思想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第四,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对其经济思想当代价值进行理论思考包括: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要正确把握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科学态度,贯彻三条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分别是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本论文在研究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分析与综合方法。

武潇斐^[7]（2019）在《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引论》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复兴、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勃兴以来,列宁政治哲学虽然未曾被忽视、被遗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陷入了中国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大领域的研究凹地。更为遗憾的是,在现有为数不多的列宁政治哲学研究当中,对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少之又少、以其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成果尚未出现。基于此,本文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文本与现实有机统一、局部与整体交叉统一的方法,对其生成前提、范式转向、核心概念、重要命题、整体特点、历史评价等内容进行了考察与探讨。具体分为三大部分、五大章节: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主要从现实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前提与思想前提。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以往的政治哲学”以“解释世界”为主题与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开启了“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转向,列宁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政治哲学新转向。简言之,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存在明显的实践转向。这一实践转向表明,政治哲学家可依据其研究目的、与权力的关涉程度、对现实的影响效用等要素,划分为“思想型政治哲学家”与“实践型政治哲学家”,或称“学术型政治哲学家”与“政治型政治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属于“实践型”、“政治型”的政治哲学家,其政治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且是具有开创性的实践性。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主要从概念与命题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整体特点。从“核心概念”来说,大致可划分为四类:一是基础性概念,主要包括“政治”与“哲学”,前者表征为“超越‘政权’的大政治观”,后者表征为“富于‘战斗’的唯物主义”;二是主体性概念,主要包括“国家”与“政党”,前者表征为“无产阶级的新型‘利维坦’”,后者表征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三是动力性概念,主要包括“利益”与“改革”,前者表征为“回归具体个人的原始驱动力”,后者表征为“融入日常生活的综合驱动力”;四是策略性概念,主要包括“联盟”与“妥协”,前者表征为“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团结策略”,后者表征为“以辨别敌友为前提的隐忍策略”。就“重要命题”而言,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政治建设,主要包括“劳动群众是力量之源”、“党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机关必须服从于政治”、“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第二类涉及经济建设,主要包括“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与动因”、“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最靠得住的事业”;第三类涉及文化建设,主要包括“改造小农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专家”、“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可以说,“核心概念”与“重要命题”共同说明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考察这些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从整体上说存在四大特点:一是现实性与生活性兼具;二是时代性与世界性并存;三是行动性与探索性同在;四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携。第三部分是第五章,主要从传播与影响的角度,考察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评价。这一章按照“学脉”与“血脉”两大线索可以细分为“理论方位”、“现实影响”与“当代启示”三个小节。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方位”可从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产生根源来说,它所回答的正是贯穿政治哲学史的根本问题;从致思路向来说,它所开辟的是独具特色的现实路向与实践路向;从主要内容来说,它所开创的是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形态,既是“俄苏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形态,又是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形态。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影响”突出表现在对20世纪中国的道路引领与政策选择上。具体而言:它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对改革开放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启示”可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领袖型政治哲学家的生成学启示。这启示我们,政治哲学思想从存在方式来说,可彰显于“做”、可蕴含于“国务文献”;从影响方式来说,可寄托于“言辞”、可凭赖于“激情”;从生效方式来说,可借助于“伟人”、可问诊于“需要”。其二,开拓型政治哲学家的改革学启示。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改革需要坚守政治方向并服从政治要求,需要维护劳动价值并保障劳动群众,需要重视资本力量并规范资本运作,需要匹配现实基础并改进现实世界。其三,实干型政治哲学家的方法论启示。这启示我们,阶级分析法、时代分析法、现实辩证法对于认识世界形势、判断自身处境、制定正确战略、推进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能亦无意提出一个关于政治哲学乃至列宁政治哲学的整全概念,也不希求对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做出毫无遗漏的全面总结与毫无争议的平淡概括,仅欲就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几个具有现实性、启发性甚至趣味性的问题,以核心概念为提领、以重要命题为支撑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期构划与呈现列宁后期政治哲学的思想图景,以期深化与丰富对于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列宁政治哲学的理解认识。总而言之,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作为生长在俄国大地上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体内容的智慧结晶,尽管在枝繁叶茂的过程中被嫁接、被折断,但其花果仍然可以通过思想探索与理论反思而永久地存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乃至政治哲学这片沃土之上。

钱路波^[8]（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对实际经济生活中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结构等客观关系和实际作用的一种理论抽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市场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中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如何认识、运用、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崭新面貌在21世纪中更加发展完善。论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生产方式的客观实践出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寻求实践总结和理论跃升。首先,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思想渊源开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评价。随后,论文分别从实践、理论、时代、特色四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历史前奏、起步试验、初步进展、持续推进、逐步完善、以及全面深化等历史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等经济实践,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模式和“五大发展理念”,并从经济基础、分配制度、服务目的、社会矛盾、上层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时代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特色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了制度选择与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归纳总结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最后,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出了深化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加快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力供能。

古璇^[9]（2018）在《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文中指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人们也早已意识到并致力于解决此问题,但并未得到十分有效的改善。究其原因,不合理的消费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症结所在。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消费活动,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主要是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通过对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生产出新的产品;生活性消费主要是通过对物质文化生活资料及劳务的使用消耗进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传统的消费伦理研究主要是以生活性消费为切入口的研究范式。然而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是生产性消费环节的道德失范,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层出不穷,异化了的现代生产方式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层面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和毁灭性。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应从生产性消费角度入手。关于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理论维度,对存在于生产性消费中“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进行理性反思,分析出工业文明生产之线性非循环的片面思维方式导致了生产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生产性消费伦理应体现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特质,即适度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具有全局意识、长远规划的构架,即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和绿色消费的实践模式。生产性消费伦理的价值维度是追求综合效益的经济价值、遵循和谐之理的人本价值、维持公正稳定的社会价值、顺应万物和谐的生态价值之综合统一。实践维度,从道德主体的塑造与生产性消费伦理的构建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对企业、政府和个人这三个层面的生产性消费道德主体深入分析:与生产消费环节联系最紧密的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和追求自然环境的生态效益之间如何进行正确的价值认定、利益取舍并塑造企业伦理文化很重要;在整个社会生产消费活动中承担思想引领和道德规范的政府,如何自我定位,如何有效协调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在全社会倡导发展绿色生态消费伦理是关键;作为微观层面直接行为个体的人,在实践中形成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道德认识,使之行为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是生产性消费活动符合伦理、契合道德规范的最直接因素。另一方面,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生产性消费行为,实现道德主体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化认同,并依靠伦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有效规范,使得生产性消费活动呈现正确的价值引领和伦理向度,以此构建既促进生产发展、又符合生态效益的生产性消费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把着力点置于生产性消费环节,实质是将解决生态的问题前置,从环境恶化的源头剖析和解读。以伦理的角度引导生产性消费活动,用道德的规范约束生产性消费行为,形成走向生态文明之路的生产性消费伦理,这也是伦理学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现实依托。

董姝妍^[10]（2017）在《从组织记忆到组织遗忘：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研究 ——以长春一汽发展历程为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已经为人们所深深认同。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应对动态复杂环境的有效手段,就是实施战略变革。但一些企业能够及时改变战略以适应环境,然而另一些企业却不能进行适时战略变革或不能正确战略变革而导致企业走向失败;这些现象揭示了企业需要实施持续性战略变革以谋求发展。综观现有对于战略变革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战略变革内容和战略变革过程两个方向展开的,可由于研究者们拥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关注点,致使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出现自己内部和两个方向之间的研究结果出现不一致、不融合的现象,使得至今仍未对企业战略变革“前因-过程-后果”得出一个一致的、系统的、动态的指导框架;究其原因,是因为两个方向均未进入组织内部来探究战略变革的过程和系统动力。怎样不断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怎样克服创新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怎样使得变异机制强势?这些问题业已成为战略变革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彼得·德鲁克提出的“抛弃政策”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只有先从“有计划地、系统地淘汰过时的、衰退的、旧的东西（德鲁克）”开始着手,企业才能避免组织中的“遗传强势”现象;只有“将不切实际的、不成熟的、荒唐的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创新项目（德鲁克）”,企业才能实现变异机制的强势效应;只有“在整个企业中营造一种学习氛围,让整个企业不断地学习（德鲁克）”,企业才能将“新的战略选择”成功实施。因此,“抛弃政策——创新项目（战略变革导向的具体内涵）——组织学习”互动往复,企业才能正确实现与实现正确的“遗传—变异—选择”过程。管理大师德鲁克的思想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如何实现“持续性战略变革”成为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了解开“持续性战略变革”这一关键问题,本文在综合考量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获得一些启发:（1）针对战略变革内容和过程学派的分离状态,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两者的初步结合,并认为组织学习能够促进战略变革;但这些研究对组织学习如何促进战略变革的内部机理揭示不足。（2）组织记忆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获取、存储和提取学习效果,但记忆难以改变;组织遗忘（战略性）是一种战略上的放弃,是对组织记忆的某些无用的和误导性的观念、逻辑和方法等的放弃过程;因此从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互动的组织学习过程来探索战略变革的内在机理,是一个适当且必要的选择。综上,本研究为了解决“持续性战略变革”这一关键问题,以德鲁克的抛弃政策为视角,将战略变革的前因后果和过程相结合,探索基于组织记忆与组织遗忘互动的系统性、周期性和持续性的战略变革过程。本研究意在构建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理论,所以本文属于理论构建型的探索性研究。要解答关于这类“怎么样”和“为什么”式的研究问题,案例研究法特别有效。更重要的是,从研究目的上,本研究是要发现一个企业持续战略变革的内生动因,这类问题往往具有传统性、长期性和隐性等特征,因此需要按时间顺序追溯相互关联的各种事件,所以采用对单案例分阶段、对不同时期进行扎根分析的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保持与实证数据的紧密联系,才能构建出经得起检验、有意义而且有效的理论。本文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战略变革”,因此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特征的创新战略变革践行者的“长春一汽”,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符合“数一数二”和“极端情境”这两个标准的,所以本文选择了作为中国汽车工业“长子”的长春一汽来构建理论。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和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技术,分析发现,长春一汽存在“生产——市场——企业家”导向的战略变革演进路径。长春一汽能够不断破除前一阶段主导逻辑的“禁锢”,主要是由于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有计划抛弃的自主创新系统”使然。因此虽然三个阶段的战略导向表象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在“企业家精神”推动下的创新战略变革。基于“抛弃政策”的长春一汽战略变革过程模型,其实质是在外部环境诱因作用下,企业家精神成为导致组织变异超越组织遗传的源动力,组织学习机制因其能够促使组织记忆与组织遗忘积极而理性互动而对实施与实现战略变革起调节作用。由此会形成“企业家精神（抛弃政策的初始动因）→（抛弃政策←→组织学习）→战略变革”这种“有计划抛弃的自主创新系统”。因此,企业家精神这一根性动因,会打破原有落后的主导逻辑,启动新一轮的创新过程（战略变革过程）。这正是德鲁克提出的基于“抛弃政策”的创新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强调了创新的系统性、动态性和持续性。综上,本文提出了抛弃政策的新视角,构建了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系统,构建了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战略变革内生动力系统,并提出了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互动的组织学习过程。这一持续性战略变革系统构建的基本观点是:自觉创新产生自主创新。在这一动因构念及其作用逻辑的基础上,创建了以企业家精神、抛弃政策、组织学习为基本构成的系统模型:通过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互动的组织学习过程,实现战略持续变革演进,最终提高企业的战略变革能力。这一模型与现有理论相比,是研究创新战略持续变革的内生性机理,建立了“企业家精神+抛弃政策+组织学习”有机整合的理论框架。这一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系统中,动力源是组织内部基于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创新精神刚性;并揭示了通过“企业家精神”来不断变异企业战略的“主导逻辑”,进而推动企业组织的创新系统不断循环,最终推进战略变革适时升级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企业实施这一战略变革的建议。

二、企业要学会五种抛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要学会五种抛弃（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3）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儒家文化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组织记忆到组织遗忘：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研究 ——以长春一汽发展历程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企业要学会五种抛弃（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2]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D]. 阿剑波. 兰州大学, 2020(01)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5]儒家文化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研究[D]. 杨定明.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6]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D]. 刘亚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引论[D]. 武潇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D]. 钱路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9]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D]. 古璇. 东南大学, 2018(01)
• [10]从组织记忆到组织遗忘：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研究 ——以长春一汽发展历程为案例[D]. 董姝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6)

标签：政治论文;  现代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