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兼论中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

一、论《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兼论中古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杜颖^[1]（2021）在《《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薄伽丘的《十日谈》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不仅在它问世之初就风靡欧洲,为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在历经六百多年之后,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性,被历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视为新时代的开篇之作,深刻地体现了十四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十日谈》中作者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多变的文风,构建了层次分明又相互勾连的多层叙事结构,使得不同层面中不同的故事和人物看似充满了矛盾,实际上则是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体多面的体现。因而本篇论文将《十日谈》的结构与薄伽丘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结合起来,透过它复杂的表象,探寻其思想的核心。在意大利,薄伽丘及《十日谈》的研究成果丰硕,这部作品拥有“人间喜剧”“商人史诗”“商业世界的圣骑士”等等各种头衔,薄伽丘也被誉为可见研究范围之广。欧美国家也一样,每年都有各种的主题研讨会,学术活动十分丰富,常常对一个故事提出不同的解读方式,并从语文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去进行探究。目前国内对《十日谈》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不同的汉语译本或英文译本,在语言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这本书又是语言风格多变,融嬉笑怒骂于一体,而且不同版本的译文多有差异,也会影响到对文本细节的理解。人文主义思想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多数是从宗教、女性等某一方面进行探究,没有从文本整体进行归类整理,多数是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故事为例证,忽视了思想意识内涵不一样的故事,也鲜见对一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去进行解读。本文将以《十日谈》的框架结构中作者的叙事角度作为切入点,以上个世纪意大利《十日谈》研究专家布兰卡（Branca V）勘定主编的原本为研究对象,关注全文序言、跋,以及每一天的引言、结语与一百篇故事,从文本的全景入手,并且通过与但丁的《神曲》进行比较,再结合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及那不勒斯的社会历史背景,探究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两性关系和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三个现实生活中主要方面的表现。“人文主义”一词应用很广,但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又有较大不同,本文将通过具体故事和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既要找到统领全书的思想内核,又要将抽象而宽泛的概念落到具体领域,观其表现,以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十日谈》在嬉笑怒骂之间所传递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文主义思想。《十日谈》是一本有阅读门槛的书,但作者通过自己的巧妙安排,可以让每个读者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不同的阅读体验。论文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十日谈》的叙事结构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第二章为《十日谈》的人文主义宗教观,第三章《十日谈》的人文主义两性观,第四章是新兴商人阶层的人文主义精神。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十日谈》的叙事结构与人文主义思想表达相结合,从更全面、更立体的多个角度去探究人文主义思想在不同层面的表达,在纷繁复杂、看似相异的现象中找到一致的统领思想。也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让《十日谈》在国内的研究也能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发展。2.将《十日谈》与《神曲》进行文本比较考证,本文的比较考证不同于已有的对二者的叙事方法在宏观层面上的比较,而是从字词、语段等不同角度对两个文本进行关联印证,利用《神曲》结构清晰的优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十日谈》中隐含的叙事结构。3.将一百个故事按照十天的主题和内容分为四组,分别从:天性的力量、时运的影响、狂欢化的市井生活和悲剧与崇高四个方面来反映整部作品各部分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让《十日谈》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一个现实的有机整体。

邹丽霞^[2]（2021）在《《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文中认为《罗马人传奇》作为中世纪一部重要的文学着作,它涉及到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人的宗教信仰、社会的公平正义、个人的性格与品质等。本文就其中涉及最多的一些主题进行了分析与阐释。论文首先探讨了中世纪拉丁西方基督教会进行道德教化的社会与理论根源以及实现道德教化的途径,继而对传奇中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进行论述。其中第二章探讨了基督教伦理道德影响下大众对原罪、上帝的恩典与救赎、忏悔等的认识;第三章探讨了中世纪社会对个人品德的引导方向,包括对忠诚、仁慈、真理和正义等美德的宣扬以及对骄傲、贪婪、淫欲等恶行的批判;第四章探讨了中世纪对公平、正义等政治法律价值观念的追求和对理想统治者形象的想象;第五章探讨了传奇对于女性双重形象和婚姻生活的描绘,反映了中世纪大众对于女性的双重态度,以及对神圣婚姻和美好家庭生活的追求;第六章探讨了中世纪对待麻风病的矛盾态度以及形成此观念的缘由。传奇作为一本流行的中世纪教士的布道手册,其所反映的是基督教会通过对平民大众的道德教化而宣扬其普遍的价值和伦理观念。通过对传奇的探究,我们可以见微知着,进而深入理解中世纪拉丁基督教背景下社会大众共同的心态、思想和价值观。

高涵^[3]（2020）在《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隐喻认知研究》文中认为熟语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体现着人们认知、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通过研究熟语,可以加深对一个民族文化和大众心理的认知。隐喻是人们通过熟悉的事物去了解不熟悉事物的一种认知方式,人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喻性的。隐喻映射由两部分组成:源域和映射域。隐喻过程即是通过源域来认知目标域。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作为阿拉伯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一定的隐喻意义,体现着阿拉伯文化对于女性的认知和看法。通过对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隐喻性进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阿拉伯语中的隐喻认知机制,并且有助于我们探索阿拉伯文化中女性的形象和地位。本文对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进行隐喻分析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研究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源域和目标域特征;第二,通过对熟语的分析和总结,归纳出阿拉伯文化中女性的形象与地位。本文除前言和结语部分外,正文共分成四章。分别是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源域研究、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目标域研究、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体现的女性形象与地位、影响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认知的因素。本文采用归纳、分析、演绎三种方法对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进行认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以女性为目标域的熟语中,主要使用植物、动物、无生命的事物作为源域,来认知女性的外表、个性等特征。2.以女性为源域的熟语中,主要以“母亲”、“女儿”、“姐妹”为源域来认知逻辑关系概念。3.从女性相关熟语中,可以看出女性与负面因素的联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文化认知当中,其中母亲的形象相对而言最为积极。4.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隐喻认知存在其独特的民族性。一方面,源域的选择受到阿拉伯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女性相关熟语的隐喻认知所体现出的女性观念也是阿拉伯社会文化、伊斯兰宗教信仰的产物。

阮鸿璜^[4]（2020）在《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佛教典籍的中文译者之中,康僧会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身兼西域、中土、南亚三种文化背景。康僧会是三国时人,赤乌十年（247）“杖锡东游”,在建业传播佛教三十三年,一生中以着作、译经等弘法度生,有江南佛教第一人的美称,其翻译作品《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至今流传。《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属于《佛本生》寓言故事集,这两本经书的故事除少数佛传以外,大部分都是讲述佛陀前生修行的故事,其中属于《佛本生》的故事大多数都是从印度民间故事中借鉴并改编的。印度作为世界寓言故事之乡,各宗教常利用民间故事来达到各自的宗教目的,佛教也不列外。通过汉译佛典的传入,佛教化的印度民间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故事从佛典来到民间,为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变成本土化的民间故事,但通过考证可发现其根源在印度。这些故事不仅流传在中国民间,在其他国家及民族中都有流传,有些故事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和母题。本文将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与东亚文化圈诸国,包括中国、越南、日本和朝鲜等国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采用比较故事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故事的演变过程和传播的路线,通过其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流传状分析其亲缘关系及本土化后的改变。这些故事起源于民间,经过宗教改编成为宗教故事,之后又回归民间,随着佛教经典的传播对东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最终成为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东亚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崔丹^[5]（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提出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张炼^[6]（2019）在《乔叟在中国：接受与场域竞争》文中提出本论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习性、资本等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乔叟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阐述乔叟的接受状况如何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场和社会场所影响和制约,分析中国接受者的习性如何决定他们在各种场域中的位置,进而探讨各种场域之间和内部的竞争如何作用于乔叟在中国的接受。中国学者从对作品的初步介绍转变为对形式的解读、对作品内涵的多方面探讨以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思索。这一接受史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中西文学、文化碰撞融合的思考,和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探索。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五章。绪论主要包括文献综述、“接受”和“翻译”这两个相关联的核心概念的阐释、布迪厄的关键理论梳理以及本论文研究内容和基本观点的简述。第一章分析民国时期的乔叟接受状况。新旧文化两派在社会文化场域里处于对立位置。新文化一派在教育场、文学场、翻译场都处于支配地位。新文化一派提倡新文学,希望通过改变中国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来建立新思想、新社会。他们认为,乔叟革新了英国语言和英国文学形式;他们在解读和翻译乔叟作品时使用白话文、选取的是代表新的文学思想的故事。与之相对的学衡派反对文学和社会的完全西化,希望保留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教化思想。他们强调乔叟继承西方文化传统,并在乔叟作品的解读和翻译中使用文言文和突出儒家教化思想。两派的对立反映出文化场、社会场中新旧文化思想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第二章分析1949年至1979年的乔叟接受状况。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这时期社会各场域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在教育场、文学场里相应地占据支配位置。他们强调乔叟的社会性、人民性,强调乔叟作品的反封建性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同样,翻译家方重在对乔叟的解读和评论里也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李赋宁对乔叟作品的文体学研究却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场里的权力竞争。第三章分析1979年至今的乔叟接受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的社会政治场域建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文化开始多元发展并广泛借鉴域外文明的成就。在教育场、文学场里的中国学者相应采取多元化视角解读乔叟。他们的视角或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精神、或继承马克思主义、或接纳西方阐释方式、或采用多种阐释方式。这种多元化解读使乔叟学者们在学术场域里的位置并非像过去那样倾向于两极对立,而是在相互竞争的同时,更多的是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这是社会场里中西各种文化思想相互融合的折射,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在乔叟接受领域的反映。第四章分析香港和台湾的乔叟接受状况。两个地区的乔叟接受始终与各自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关,是文学场与社会场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接受者习性的选择。香港的乔叟阅读较少,其接受状况却融汇中西,就如同它的地理文化特点。台湾的接受状况是中西文化竞争的结果。早期乔叟接受者主要来自大陆,他们学贯中西,他们的习性生成使他们的研究融合中西两种阐释方式。但随着台湾社会和文化场日渐向西方靠拢,西方阐释方式逐渐在乔叟研究中占据支配位置。即使如此,这些向西方传统靠拢的书写始终隐含着和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对话。第五章分析《坎特伯雷故事》的两个全文中译本。两个译本形成的年代都是外来文化大量涌入的时期。两个译本都是对原文的直译。相比而言,方重的散文译本用字简练古雅,而黄杲炘的诗体译本注重对原文诗歌格律的对等翻译。在译作里,两位译者重构了一系列关于强盛中国的记忆场。这表现出他们在有意无意中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认同国家民族身份、重构文学场和社会场的努力。结语部分提出,文学接受是一种社会行为。中国的百年乔叟接受史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密切相关,其发展是一个社会性过程,是这时期中国的社会场、文化场、文学场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影响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璟^[7]（2019）在《命运与顺从——《张丽丝的故事》人物形象及叙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努伦丁·阿里和艾尼西·张丽丝的故事》是《一千零一夜》中一个较为短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初读是不太好理解的,通过对文本的细致阅读和小范围的《一千零一夜》同类人物、故事比较,我们可以分析出张丽丝、努伦丁两个主要人物的形象特点,并对该作品的叙事结构有一定认识。

耿钧^[8]（2018）在《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行为自2000年前已经出现,后由于双方的战乱以及中亚国家势力的崛起而受到阻隔并日渐衰颓。双方的交往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始恢复,并在17至18世纪达到高峰。19世纪由于中国的羸弱,西方对中国艺术持否定的态度,中国艺术在西方几乎不受重视。20世纪初开始,西方对中国艺术再一次予以重视,并将其纳入到艺术史学科之中。在此之后虽然受到二战或两极格局的影响,但双方的交流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与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大幅复兴。作为终端的艺术接受是艺术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艺术接受的方式以及最终的接受效果不仅可以检验艺术传播的质量,也可以体现在传播过程中作为终端部分的主体对待外来异质文化的态度,以及探索这种异质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并最终形成接受行为的机制。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不仅能够拓展、扩充跨文化的艺术接受理论,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针对西方的接受行为、接受习惯以及接受品位制定符合西方需求的、行之有效的艺术对外传播策略,促进双方文化艺术的深层交流。文章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出发,以艺术品与艺术现象为关注的对象,主要运用艺术理论、结合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来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文章以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为研究内容,以中国艺术为媒介与中心,以中国艺术在西方的接受的历史与案例为素材支持,构建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机制。文章认为,在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主要由西方受众、社会语境、传播媒介、中国艺术四个大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合作互动,共同完成了西方对中国艺术三方面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以及中国艺术深度融入西方文化艺术的进程与范式。文章以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元素与机制类型为宏观章节划分逻辑,第一章通过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史引出接受机制的要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主要讨论作为接受机制要素的社会语境、西方受众、接受媒介的类型及其对接受机制过程的影响;文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分别讨论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机制以及中国艺术融入西方文化艺术之中的类型与机制。其中最后一章既是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的类型之一,也是接受的结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是在宏观视角下考察的结论,因接受史时间悠长、接受国家广泛、接受内容多样、接受事件的细节格局等特征,故针对以上多样化的现象,该模型还有可改善与修正的空间,而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肖丰^[9]（2018）在《西欧文艺复兴文学中的阿拉伯文化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文艺复兴是西欧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过去西方学界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倾向于构建西方文化精神自我式演进的发展脉络,很少超越欧洲范围。随着全球化浪潮对学术领域的推动,研究者们尝试将文艺复兴“去中心化”重构,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内部自我发展式产物的传统认识链条发生断裂,多元文化的贡献得以凸显,文艺复兴整体呈现为人文主义与异质多元文化在西欧社会转型期复杂交融的动态演进。其中,阿拉伯文化作为中世纪令人瞩目的文化综合体,在促动和推进文艺复兴思想文化新变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然而,学者们将目光聚焦于阿拉伯文化对文艺复兴科技、经济、文化等范畴的史学梳理时,却较为忽略阿拉伯文化对文艺复兴文学影响的考察与研究。因此,本论文宗旨即从文化与历史视角切入,将文艺复兴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精神逻辑演进进程之中,系统考察文艺复兴文学人文内涵与艺术创新所受到的阿拉伯文化精神资源的滋养与孕化,并以此为基础重估阿拉伯文化对文艺复兴文学影响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所指称的阿拉伯文化,是指在8-13世纪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它不仅自身融合多民族文化精髓,而且随阿拉伯帝国扩张等与西欧广泛而密切的接触,从而对西欧文化产生较大影响,并给西欧带来对科学精神、理性智识、自然人性、世俗生活等的重视,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发生和文艺复兴文学的新变助力。阿拉伯文化诸要素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维度对文艺复兴文学中文化变量促生的同时,推动西欧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内核的生成与建构。文艺复兴文学也因对阿拉伯文化诸因子的汲取与借鉴,融汇与贯通,衍生与新创,从而显现出非同于中世纪文学的人文内涵与价值取向,呈现新的思想文化质变,显示出丰富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和近代的精神气质。因此本论文认为,文艺复兴文学受到阿拉伯文化诸多要素直接、间接或潜在的影响,阿拉伯文化因子对文艺复兴文学之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探究。首先,本论文为构筑立论基石,在第一章以资料实证为基础,从中世纪中后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走向大趋势着眼,以追溯阿拉伯文化向西欧传播的路径,指出这一文化传播情况整体呈现东学西渐的主体流向趋势,并厘析出文化传播的四大主要途径,即阿拉伯对西欧的征服所开启的西班牙安达卢斯与意大利西西里文化通道、十字军东征衍生的文化交流、中世纪商贸交往促动的文化传播以及西班牙托莱多翻译运动引发的文化西渐,点明阿拉伯东方文化因之得以跨越地区阻碍从而成为唤醒西欧文艺复兴,并对文艺复兴文学产生影响的重要文化来源之一。其次,论文通过对涌入西欧的阿拉伯文化精神资源整体特征加以把握,在第二章解析受到西欧人文主义者关注的阿拉伯文化之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等四大基本要素,阐发这些文化因子内蕴的阿拉伯人之智识思想和人文精神,肯定自然人性、关注现世人生、倡导人之理性、注重科学精神等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思想内核——人文主义及其现实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从而引发人文主义者思考,浸染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化土壤并与之相融契,进而参与建构文艺复兴文学意识形态的气质和品格,滋生和促成文艺复兴文学新的人文变量。再次,为考察阿拉伯文化因子对文艺复兴文学实践之影响,论文从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出发,在文本细读基础上,以文化影响阐释和文学文本比较为视点,追寻文艺复兴文学对阿拉伯文化因子吸纳、整合与改造的动态关系,针对文艺复兴文学三大主题及文学观念的显着变量为阐发关键,厘清文艺复兴文学从精神范畴到艺术结构因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新变。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以作品为例细致论述文艺复兴文学在人生观、爱情观、财富观及文学观等方面受到的阿拉伯文化影响。阿拉伯文化对现世人生的关切与对人之理性的思考认知为但丁《神曲》之人生观构建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对人生理想的沉思提供借鉴;阿里奥斯托《疯狂的罗兰》之爱情观与莎士比亚《奥瑟罗》的爱情悲剧摄取了阿拉伯文化与文学中欲望与理性等核心元素;《十日谈》和《小癞子》中毫不掩饰对财富的渴望,这一财富观念的嬗变汲取了阿拉伯文学中冒险、智慧、享乐等因子;此外,在文学形式方面,文艺复兴文学采用的框架结构和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的生成,均获益于阿拉伯叙事文学框架结构、玛卡梅体等艺术结构体式。最后,论文指出应以历史和文化视野去看待阿拉伯文化对文艺复兴文学的影响。在结语中再次强调,应看到文艺复兴是多元文化复杂交融的产物,阿拉伯文化对文艺复兴文学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这一外因与资产阶级崛起与希腊古典传统复兴奇妙的融混,对西欧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观念的改变,因此,文艺复兴文学绝非闭门造车,而东西方文化之间也不是壁垒森严。

张鑫^[10]（2018）在《浅析《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文中研究说明《一千零一夜》是中古阿拉伯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作品中对人物形象描写和独特的故事结构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书中创造出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她们千姿百态,形象迥异。本文将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正面和负面两大类:一是美丽温柔大方善良的女性,二是淫荡邪恶凶残奸诈的女性,这其中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以及社会背景。

二、论《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兼论中古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兼论中古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论文提纲范文）

（3）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隐喻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乔叟在中国：接受与场域竞争（论文提纲范文）

（7）命运与顺从——《张丽丝的故事》人物形象及叙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欧文艺复兴文学中的阿拉伯文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浅析《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兼论中古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D]. 杜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D]. 邹丽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阿拉伯语女性相关熟语的隐喻认知研究[D]. 高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4]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D]. 阮鸿璜.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乔叟在中国：接受与场域竞争[D]. 张炼.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7]命运与顺从——《张丽丝的故事》人物形象及叙事分析[J]. 刘璟. 北方文学, 2019(12)
• [8]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D]. 耿钧. 东南大学, 2018(05)
• [9]西欧文艺复兴文学中的阿拉伯文化影响研究[D]. 肖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10]浅析《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J]. 张鑫. 青年文学家,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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