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回顾与新近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朱琳娜[2]（2021）在《新职业时代下组织内职业成长的存在意义及原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劳动力多样化、科技进步、零工经济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人们的就业理念、从业方式、职业认知及管理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个人和组织也由此迈入新职业时代,即个人根据自我价值观主导职业发展的路径取代了以组织为中心的纵向、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在这一情境下,组织管理员工职业发展能否获得回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个人重视、以及如何达到预期效果等成为了实践和研究的关注焦点,并引发了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已退出舞台,组织对员工职业的投入应转向其它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依然存在,但需要进一步关注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在这一争议下,组织内职业成长作为反映个人在组织中职业状态的概念,成为了探究和回应上述争议的重要出发点。以往文献分析了组织内职业成长的前因结果,但鲜有研究考虑了情境在其作用和形成机制中的影响,如新职业时代、文化情境。因此,现有研究不足以评估组织内职业成长对组织管理产生积极效益的分量、剖析它对个人的意义、探究其具有独特意义的深层原因,因而无法有效回应上述争议。据此,本文结合新职业时代特征和中国文化情境,通过三个子研究,分别考察了组织内职业成长对组织吸引和留住员工的贡献程度、对缩小个人理想自我差异的作用机制、以及在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影响下的提升机制。研究一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特征,深入剖析了组织内职业成长对组织管理的意义,比较了它与组织外部声望感、组织内人脉资源经由组织认同感对离职倾向的贡献值,考虑了感知的外部工作机会的调节作用。644份问卷的数据结果支持了上述三条中介关系,指出职业成长对认同感和离职倾向的贡献最高。同时感知的外部工作机会只能削弱以组织外部声望感为前因的中介路径。研究二依托社会认同理论,探究了组织内职业成长对个人的意义,分析了其经由职业认同感对理想自我差异的影响,强调了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和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调节作用。331份有效问卷数据结果支持了上述中介关系,并发现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可以强化这一关系:高易变性个体能从职业成长中产生更高职业认同感、缩小更多理想自我差异。此外,职业认同感、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和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三项交互与理想自我差异显着相关:高易变性个体的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能强化职业认同感与理想自我差异的关系;低易变性个体的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会削弱职业认同感与理想自我差异的关系。研究三从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出发,解释了组织内职业成长具有意义的深层原因。基于向上流动模式,该子研究强调了领导对员工个人-组织匹配和工作场所主动行为的感知在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影响组织内职业成长路径里的中介作用,以及工作主动性的调节效应。基于417份员工-领导配对数据,结果支持了上述中介关系,但工作自主性的调节作用只在以员工工作场所主动行为为中介的关系中成立。即工作自主性越强,这一中介关系越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探索性的评估和揭示了组织内职业成长在提高员工认同感、降低离职倾向中的独特地位,深刻剖析了其对组织管理的意义,回应了目前关于组织对员工职业投入的必要性问题;（2）以理想自我差异为结果,首次探究了组织内职业成长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机制,并系统考虑了个体因素的影响,创造性的将心理学概念引入到组织内职业成长的研究中,拓展了职业成长和自我差异的研究范围,为未来探索组织缩小理想自我差异的潜在机制打下重要基础;（3）以组织内职业成长为依托,首次实证检验了向上流动模式的理论观点,即赞助型和竞赛型这两种向上流动模式可能同时存在于组织中,但文化环境会影响组织对特定模式的偏好;（4）创造性的采用领导-员工配对数据来反映中国文化情境在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影响组织内职业成长中的作用。本研究对组织和个人均具有一定启示:（1）组织在新职业时代依然有必要支持和管理员工职业发展,但需进一步关注个体差异。根据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的程度采取针对性举措。此外,组织在制定策略时要把握环境特征和管理者偏好。（2）个人在职业发展中应重视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低易变性个体在职业发展中应多参考和利用组织的方案和资源;高易变性个体需留意组织的向上流动模式。在高权力距离的企业中,找到价值观匹配的组织对高易变性员工可能更重要。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1）多采用问卷调查和自我汇报的测量方式,建议未来研究结合自我汇报和客观数据共同分析;（2）样本来自中国且多为国有企业员工,未来可采用跨文化数据并考虑企业类型以得出更全面结论;（3）在文化因素的考虑和测量上存在欠缺,未来研究可以囊括更多具有文化特色的变量,量化测量存在潜在影响的变量;（4）在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影响组织内职业成长的机制探究中只选择了两个代表性的中介因素,未来研究可对此进行丰富。
孙亚杰[3]（2021）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辩证法（διαλεκτικη）是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基本的哲学探究方法,是他们特定的推理风格。其中,亚里士多德作为集大成者,不仅对辩证法予以全面、丰实、细致的种种刻画和论述,而且广泛地运用于其百科全书式的诸多研究领域。不过,亚里士多德关于辩证法诸种不同的理论性阐明以及他那主题宏富、形式多样的哲学探究过程,也为后世学界对其辩证法的基本内涵、活动领域、主要功能、哲学地位等议题的理解带来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成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时至今日仍然令人着迷并引发连绵争论的深层原因,也构成了对辩证法展开一项尽可能系统、详尽的勘察和研究之必要性和意义所在。申言之,首先,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提供一种相对完整、有序的图景,一方面可以解释或消融那些看起来不一致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更合理地理解和评估这种辩证法的价值与功能,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其次,有鉴于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源流关系,本项研究对于澄清亚里士多德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之间诸种关联,也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认知角度。再次,由于辩证法涉及哲学活动的开展同一定意义上的理性共同体、思想共同体的复杂关系,涉及某种跨学科探究的特征和能力,本项研究也有助于为我们今天的哲学活动乃至正在进行中的学科交叉与融合这一重要事业,贡献某些可能的启发与教益。基于上述背景和动因,本项研究以亚里士多德主要哲学性作品或具有哲学意义的着述,即《工具论》《物理学》《论天》《动物志》《论动物的部分》《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形而上学》等为基本范围,以辩证法为核心对象,深入探究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源泉、基本结构、运用方式、与第一原理的关系等重要难题。研究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围绕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思想源泉展开,包含第一章、第二章。在第一章,相对于国际学界三种主要观点,我们既不赞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是对苏格拉底反诘法（the Socratic elenchus）的完全挪用或重述——无论这种重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不认为二者之间全无干系,而是论证一个新的解释方案:备受争议的苏格拉底反诘性哲学活动,确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重要源泉,但是,有鉴于苏格拉底反诘性的辩证程序同其哲学目标之间的张力,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既包含着对苏格拉底反诘法程序的某些描述和揭示,也自觉地、有目的地进行了进一步富有成效的重大补充、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不仅是哲学方法论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深深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总体上对哲学活动一般结构——包括哲学活动的起点、领域和对象等方面——的独特理解。第二章聚焦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辩证法的复杂关联。我们并不否认评论者们大力揭示的前后承继关系,但是更希望阐明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其前期作品《工具论》对柏拉图辩证法所作的重要革新。质言之,作为一切严肃的哲学活动之基本展开方式,柏拉图的辩证法不单纯是一种哲学方法论,更是方法论、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是理念论形而上学框架中的辩证法,而《工具论》在避免承诺理念论形而上学的前提下,仍然坚守哲学活动或哲学性科学探究中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主导地位,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在辩证活动的范围、始点、程序等方面,对柏拉图辩证法都进行了重要革新和发展。第二部分集中探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包含第三章、第四章。其中,第三章着重探究作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起点的现象（φαινóμενα）概念两种含义之间关系。对于学界既有的两种立场,我们更加支持相似论主张,即感知经验和有声望的意见（ενδοξα）之间具有同一化的基础和可能,但是,我们认为,多数相似论者对于这一主张的论证未能深入到根本缘由,因此尝试以一种新的思路,即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立场和人类认识结构方面的观点,重新论证他将两种含义共同作为现象的深层原因和根据,并由此对不同领域中现象的使用方式提供一种连贯性解释。第四章以《论题篇》《辩谬篇》等为主要依据,详尽厘析辩证法的具体运作程序,并将其总结为如下步骤:（1）选择论题。辩证法考察的论题必须是与相关的有声望意见和多数人意见有别,或者有声望的意见各自之间也存在分歧,只有这样的论题才具有探究价值。（2）选取或建构辩证命题（dialectical proposition）。对论题的考察有立论和驳论两条路径,驳论的起点是论题之下各种有声望意见中能够产生困惑的命题,立论则需要自己通过感知到归纳（επαγωγη）的过程建构命题。（3）对上述辩证命题从语义和四要素（即定义、种、特性、偶性）方面展开考察和辩驳（πειραστικοι）,并以经过考察的命题为前提（πρóτασιζ）建构三段论式推理。（4）针对建构起来的推理论证进行批判、分析和疏解（λνσιζ）,即发现、揭示三段论推理中前提上或推理过程上的不合理之处,并分别以相应方式予以修正和解决。另外,在辩证程序的诸多运用中,我们认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有关四因说的两次探究,相对来说对辩证法的呈现完整而又典型,因为它既有驳论过程,也有立论路径。所以,本章还通过对四因说探究过程的详细阐释,具体例示辩证法的一般程序结构。第三部分探讨辩证法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具体运用,包括第五章、第六章。第五章主要论证两个核心主张,即《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提出的拯救现象法（saving the phenomena）三个步骤,亦即摆出现象、讨论难题、最大限度保留有声望的意见,是辩证法驳论路径的表述;辩证法构成了伦理学探究的主导性方法。这两项论证都以第四章确立的辩证法基本程序为依据。尤其是在第二个主张的论证方面,我们通过具体分析并揭示《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于幸福定义的整个探究过程——提出命题“幸福是合乎（最完满）德性的灵魂活动,并且是因其自身被追求的、自足的”,对其进行四要素方面的辨析与确立,最终得到定义“幸福是沉思活动”——与辩证法程序中立论路径相一致,并逐一反驳学界相关反对理由,最终表明,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整个伦理学探究中具有关键作用和主导性地位。第六章考察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探究领域——尤其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动物学和天体学探究领域——的功能与地位。在动物学探究领域中,我们反对现有的流行主张,即动物学探究方法单纯是《后分析篇》中的证明性科学方法,而仍然坚持辩证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天体学探究领域中争议巨大的合理论证（ενλóγοζ）问题,我们也不同意新近学者的判断,而是重新揭示了它与辩证法的一致性关联。第四部分探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与第一原理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相对于这一问题关涉的诸多立场,我们首先对第一原理（πρωτη αρχη）的种类和层次进行明确区分,继而分别从具体科学第一原理和形而上学第一原理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第七章探究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第一原理的关系。根据对《论题篇》《后分析篇》等内容的综合性分析,我们将亚里士多德具体科学探究过程的基本图景描述为:（1）具有感官知觉的人对具体事物进行感知和记忆并形成经验;（2）对不同经验进行整理或对比,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和相似;（3）进行归纳,形成一个假定性的辩证命题,或在有声望意见中选取具有考察价值的命题;（4）根据辩证法规则对命题进行考察（41,2,…n）,修正和完善命题,不断提高命题确定性;（5）获得真命题（51,2,…n）,并反复前述步骤,获得多个真命题;（6）把握解释力最高的命题作为第一原理;（7）从第一原理向下推理得到科学知识。基于对理知（voνζ）两种层次的能力的判定,（5）（6）两步的完成都需要理知的参与。如此,辩证法在赢获具体科学第一原理过程中的角色任务就一目了然,亦即,虽然（5）（6）两步体现了理知的重要性,但是,从第一原理的整体探究过程来看,辩证法的贡献和地位是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正是基于辩证法依照各种细致规则对命题繁复细节的勤恳考察,我们才能逐步靠近具体科学第一原理。第八章考察形而上学探究中的辩证法角色。由于形而上学第一原理或公理是从事具体科学研究都需要知晓或预设的普遍原理,对它们的探究就相对统一,甚至可以说,探究这些原理正是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任务——尽管《工具论》区分了十个范畴并否认一门普遍科学的可能性,那么,对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第一原理之关系的研判,就可以通过对辩证法在形而上学探究中角色地位的考察来实现。我们在这一章论证了一个明确观点,即辩证法作为形而上学探究方法的不二之选,乃是获取形而上学第一原理的主要方法。这一主张通过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两部分得到论证。理论依据在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承认一门普遍科学的可能性之际,也在多处文本中表明或暗示了将要使用辩证法探究这门科学的想法和决心;实践依据则在于《形而上学》中辩证法的多次实际运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七卷着眼于“依其自身之存在”（τò ǒν τò καθ’ ανττο）的实体（ονσια）探究就采取了一种辩证性的探究方法,并且,在此探究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新的关键性问题,即“如此这个或那个的质料如何成为某种个体性事物”——第八卷、第九卷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展开和回应。这样一来,从辩证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形而上学》核心卷次中“依其自身之存在”（perse being）的探究类型和“潜能/现实之存在”（potential/actual being）的探究类型之间真实关系问题,也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合理解释:既不能笼统认为后者不过是对前者“一以贯之”乃至“自然而然”的补充,也不能直接将后者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乃至对抗于前者的另一种“全新”进路,毋宁说,后者是对前者有所承继又有转换和更新的发展与完善。另外,我们也认为,第四卷第四章关于不矛盾律（principle of non-contradiction）的论证也确实属于一种辩驳性论证,不过,我们尝试采用一种不同于厄文、博尔顿等学者的新思路,重新阐述不矛盾律的确立和辩护策略,进而更为深入地揭明这种策略的辩证法特征,以及形而上学各种第一原理——主要就是不矛盾律、范畴上的实体性形式（substantial form）原理、潜能/现实原理——之间的基本关系。
李敏[4]（2021）在《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文中提出当下,全球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全球资本网络的建设,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跨国国界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出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员。在这种跨国力量的簇拥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政治实践,也不必然限定在特定的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在历史学家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种跨国民族主义自有其历史先例。1858年,爱尔兰政治流亡者为了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而在美国国土上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便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在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之下,1848年起义流亡者承袭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组织,旨在寻求爱尔兰民族独立。这一组织的跨国民族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目标的跨国性上,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影响力方面。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先于爱尔兰本土,第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并且,该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跨越了大西洋。这一在美国境内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推动了爱尔兰本土类似组织的建立。两个组织建立之初,即设定芬尼亚兄弟会定期向爱尔兰本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援。相比在此之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之初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属性非常突出。芬尼亚兄弟会建立之后的最初两年,该组织并没有得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整体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857年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能力有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该组织爱莫能助;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扩张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宣传,使其成为芬尼亚兄弟会最主要的竞争敌手;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批评,如反教权、秘密结社、暴力倾向等,都不利于该组织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内部进行宣传和征募会员。而1848年起义失败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冲击非常大,深居美国的部分政治流亡者并不认为当时是建立民族主义、再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恰当时机,所以对该组织的兴趣不大。芬尼亚兄弟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并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这能够从该组织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当时美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之中得到解释。在公民民族主义层面,二者在人权、民族主权和批判旧政权等共和话语,如出一辙。但是在反对英国暴政问题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在文化民族主义层面,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排他性是以排外主义思想和实践展开的。无论是基于对新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还是基于外来激进分子的恐惧,都对信仰天主教和崇尚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都是莫大的阻碍。在族裔民族主义层面,美国内战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成型,种族话语限定在民族性格的含义范围之内,美国民族主义中对“生产者共和国”的强调使得以英裔美国人为代表的本土美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心中爱尔兰移民懒惰、堕落等族裔偏见。鉴于本组织发展迟缓,芬尼亚兄弟会在1861年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葬礼。这一葬礼有效地激发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该组织的招募工作影响并不明显。对该组织后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兄弟会成员的勇猛作战。正是他们的鲜血和对联邦事业的贡献,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承认和认可该组织的存在。在相对宽松和受欢迎的社会舆论中,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在1863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发展成果不仅得益于该组织的机构规范化和章程美国化,也得益于与其领导层的双重忠诚价值取向与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在保持对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目标追求上,更多地运用美国公民话语,构建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内战时期这种双重忠诚的民族认同模式,与组织初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内战结束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民族主义正式从意识形态的构建转向跨国政治的军事作战实践,同时也开始从巅峰状态迅速跌入低谷模式。一方面,该组织秘密谋划攻击加拿大,意在威胁英国政府用加拿大的领土交换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866年和1870年,芬尼亚兄弟会两次攻入加拿大境内,将于当时英美两国关系交恶,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阻止他们的偷袭行为。1871年该组织再次发动攻击时,格兰特政府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该组织的一系列攻击加拿大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却激发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地状态、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芬尼亚兄弟会参与和组织了爱尔兰1867年起义,大批美国内战老兵回到爱尔兰本土,实践跨国政治。这一时期,芬尼亚兄弟会领导层一改内战时期的双重忠诚取向,将民族认同问题集中在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上,一种激进的共和民族主义占据该组织思想意识上风,较少兼顾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利坚民族认同。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之下,美国内战其实暗流涌动的反芬尼亚情绪,终于在重建时代迸发出来。遭遇内战重创的美国人,再也无法接受该组织的暴力倾向。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悉数被塑造成血腥与暴力事件。这也是这一组织留给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遗产。
赵亚芳[5]（2021）在《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与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2020年全球艾滋病防控的3个90%目标亟待推进实现,我国在发现HIV感染者、衔接感染者进入后续医疗环节的前两个90%目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的艾滋病流行趋势在我国和世界范围内均呈日趋严重势态。MSM人群进行HIV规律检测从而最大限度发现其中的HIV感染者,并在确诊后及时衔接入医疗系统获得抗病毒治疗,是实现感染者达到病毒学抑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全球以及中国艾滋病“90-90-90”防控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构建理论化、综合性的行为模型,深入理解和分析MSM人群HIV规律检测和确诊后衔接医疗行为,可为进一步完善现有艾滋病相关医疗服务措施和政策方针提供实用性的参考和建议。研究目的一、基于三元影响理论,构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并在人群中验证该模型对解释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HIV检测行为的可行性;二、基于HIV相关歧视机制框架,构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并验证该模型对解释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的可行性。研究方法一、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构建并验证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一）经文献回顾筛选10个男男性行为人群HIV规律检测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检测意图、检测态度、社会规范信念、检测自我效能、HIV危险感知、HIV检测相关知识、社会凝聚力、获取医疗服务舒适度、性病检测史、向家人出柜。三元影响理论为模型构建框架,形成行为模型假设。（二）便利抽取351名MSM人群,对HIV规律检测行为及各相关因素水平进行测量,以研究对象HIV规律检测行为水平为结局变量,使用MPlus软件以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得出最终的HIV检测行为模型。（三）重新便利抽取212名MSM人群对HIV检测行为模型进行验证,以研究前期构建的HIV检测行为模型为基础,使用SEM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通过拟合评价指标,判断并验证模型对解释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规律HIV检测的可行性。二、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构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一）文献回顾纳入9个HIV感染者及时衔接医疗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HIV相关歧视、家庭歧视、社会支持、精神健康、衔接医疗态度、消极应对、首次CD4+T细胞计数、向性伴暴露HIV感染状况、获取医疗便利性,结合HIV相关歧视机制框架为模型构建参考,形成行为模型假设。（二）描述经便利抽取的257名近1年内确诊的MSM人群HIV感染者的及时衔接医疗行为及各相关因素水平。以及时衔接医疗行为为结局变量,经SEM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得出最终的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三）目的抽取12名近半年内确诊的MSM人群HIV感染者开展个人深度访谈,通过Colaizzi分析法结合Nvivo11.0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并将所得主题和主题间的关系,与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中的变量及变量间的作用路径对比。研究结果一、HIV检测行为模型中包含11条直接作用路径、1条间接作用路径、3条相关作用路径。其中检测意图、性病检测史、向家人出柜直接作用于规律检测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7、0.420、-0.137,检测自我效能、社会规范信念、检测态度直接作用于检测意图,且个人、社交、环境因素存在跨领域的作用关系,模型中各作用路径均具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拟合指标:χ2/df=1.403,CFI=0.926,TLI=0.918,RMSEA=0.034,SRMR=0.057。351 名 MSM 人群中 63.82%具有 HIV 规律检测行为。二、对HIV检测行为模型的验证发现3条在原构建模型路径作用系数上未达显着性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模型拟合指标:χ2/df=1.136,CFI=0.955,TLI=0.950,RMSEA=0.025,SRMR=0.064。三、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中包含9条直接作用路径、1条间接作用路径、4条相关作用路径,其中社会支持、向性伴暴露HIV感染状况、获取医疗便利性、首次CD4+T细胞计数直接作用于及时衔接医疗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06、0.222、0.148、-0.172,HIV相关歧视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及时衔接医疗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057,模型中各作用路径均具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拟合指标:χ2/df=1.160,CFI=0.967,TLI=0.959,RMSEA=0.025,SRMR=0.044。257 名新近确诊的 MSM 人群HIV感染者中63.42%具有及时衔接医疗行为。四、衔接医疗行为模型验证中,根据12名MSM人群HIV感染者的访谈资料分析结果,最终形成10个主题、17个亚主题、9条主题间的作用关系,在原模型基础上发现2个新主题。研究结论一、HIV检测行为模型以个体、社交、环境以及意图多重因素的角度,解释了 MSM人群的HIV规律检测行为,但还需进一步结合我国社会文化、医疗系统的特征以及MSM人群就医经历等因素进一步调试。社会凝聚力在模型中的作用路径,提示未来在促进MSM人群进行HIV规律检测行为中,应重点关注社交圈和社交团体的影响在男男性行为人群在树立检测信念过程中广泛而积极的效应,以社交因素作为切入点,发展并推动干预策略的实践。二、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以HIV相关歧视为源头,社会支持、精神健康等因素为中间机制,深入解读新近确诊HIV感染的MSM人群的及时衔接医疗行为,但就MSM人群对疾病预期、性格特征和既往就医经历等个体性因素在其及时衔接医疗行为中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未来针对我国MSM人群在确诊HIV感染后的就医行为研究,应关注HIV相关歧视和中国家庭文化对MSM人群的广泛、深远影响,早期并针对性开展HIV检测后转介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树立疾病正确认知;强调同伴和社交圈的力量,并促进医疗机构与社会组织的紧密连接。三、综合分析HIV检测行为模型与衔接医疗行为模型结果,社交领域因素在MSM人群规律进行检测以及在确诊后感染者及时就医行为的决策和实践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实践意义;社会支持对HIV相关歧视的降低作用暗示了社会网络的积极效应能够降低HIV感染者延迟就医的源头阻碍。提示未来应进一步理解和早期关注MSM人群同志圈、社交圈文化,与社会组织早期建立合作联系,通过社会支持、同伴影响的干预手段,提高MSM人群对HIV感染风险的正确认知、促进检测、并缩短感染后就医治疗的衔接时间。
管晓婧[6]（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使得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越发深刻地影响中国。我们的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宽广视角,迫切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顺应时代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回首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它仍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以“借鉴”为核心的前提省思。这是因为,借鉴不仅关乎国际比较研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方向,还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与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当前亟待破解的借鉴问题包括:何为借鉴?为何要借鉴?能否借鉴?如何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首先探明概念内涵与借鉴价值;然后回应借鉴难题以澄清借鉴可能;最后依次分析借鉴立场、借鉴内容与借鉴方略。按照这个逻辑,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概念解析与借鉴价值。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借鉴”三个主概念在本选题语境下的特定内涵,进而揭示借鉴研究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本文从阶级、个体、民族视角出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注重其阶级内涵和政治内涵,还要关注其文化内涵与民族内涵;二是国际比较内涵。国际比较更加凸显跨文化、跨制度特质,具体可从异同分析、类型划分、规律揭示、优劣评价、对话交往五个层面理解其实质;三是借鉴内涵。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所内蕴的三层矛盾提出它的三重内涵,即借鉴是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借鉴是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借鉴是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四是借鉴价值。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可增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及方法意识。第二章,借鉴难题与回应。重在回应在意识形态冲突难以避免、文化间距难以消除、话语理解应用难以对等的客观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可能。一是针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教育内容相通性、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二是针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虽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文化相通性主要包括问题指向相通性、思维模式相通性和文化张力相通性;三是针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众多国际比较类学科都面临“概念不等价”难题,在概念屏障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第三章,借鉴依据与立场。重在挖掘与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立场的重要论述与思想启发,从而为澄明借鉴立场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经典作家虽很少直接论述这一问题,但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抽离出很多具有重大指导价值的相关论断,如“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等等。这些经典论述中贯穿着三种主要立场,即民族立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因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第四章,借鉴内容。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依据及厘定范围。首先,探究了相关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其次,分析了这些学科在厘定借鉴内容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提出国际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三类借鉴内容,即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以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第五章,借鉴方略。重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文章指出,国际比较类学科在议题设定上普遍注重平衡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当下与未来这三对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要关注三大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以及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二是实现概念通约。为了增强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国家概念名称之间交流对话的等价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法”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能够囊括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名称范畴且层次清晰的概念规定体系。其一般规定包括反映群体善恶标准的价值性规定、反映社会习俗规范的导向性规定、反映干预影响机制的灌输性规定,特殊规定包括反映阶级利益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规定、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规定、反映人类进步解放要求的革命性规定、反映天神超验意旨的宗教性规定,个别规定是其奠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性;三是构建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国际比较借鉴研究的坐标系,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个评价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三类参照系统,即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以及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三类参照系统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因而要灵活选择、合理应用。
李全平[7]（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胡枚玲[8]（2020）在《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二战之后,GATT主要致力于削减和约束关税壁垒,到WTO协定建立了对国家贸易政策的协调体系。WTO协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规制措施建立了统一的纪律约束,比如关税、海关估价、原产地、反倾销等;对一国的国内规制措施也进行了约束,比如TBT协定、SPS协定、GATS协定等对国内规制措施明确了非歧视性、透明度以及不必要的贸易限制等要求。然而,WTO协定主要约束的是成员的贸易保护性国内规制措施,对规制约束的范围也有限,无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低效、重复的或非歧视性规制壁垒。而这些不受WTO约束的国内规制壁垒仍会对国际贸易带来负担。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监管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必要的规制,在成员的规制自主以及自由贸易之间实现平衡。WTO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制定和实施规制措施时局限于国内思维,不仅可能会造成贸易壁垒也会导致成员之间的规制不一致从而增加贸易成本。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在规制制定过程中引入国际思维,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规制一致性,进行国际规制合作。如今世界各国还面临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比如环境、金融、健康或安全等,一国无法有效应对,也需要进行规制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了困境,对国内规制监管的改革难以推进成功。2012年,美国通过了1360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并寻求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引入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的规制合作,致力于国家内部规制的一致性,国内规制的透明与高效。美国相继在TPP、TTIP谈判中引入“规制一致性”或“规制合作”议题。随后,CETA、JEEPA以及USMCA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纳入了这一新型规制合作。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目标、模式、规则以及保障等形成的规制合作机制,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规范。而中国所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没有引入此种规制合作,国内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良好规制机制。因此,需深入系统研究规制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际经贸协定如何更好的实现规制合作、中国国内规制改革的策略以及参与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方案。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或控制形成了规制,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或制度等原因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规制,这种规制差异特别是不必要的规制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全球发展。各国的规制差异不会自动达成和谐状态,会形成规制的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合作,国际规制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规制冲突,促进经济的全球发展。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实践经历了从约束规制效果到约束规制过程、从约束歧视性规制到追求国内规制透明、一致、高效的转变,GATT时期注重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协调,WTO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关注国内规制效果的协调,新近国际经贸协定更追求规制过程的透明、一致与高效。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规制合作模式的选择与确定、规制合作规则的安排、规制合作如何保障等。第二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而应是多元的分层次的体系,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国内规制质量和水平,保证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但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困境,要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规制自主,而规制自主可能导致贸易壁垒,还会造成规制的冲突。因此,需要首先在规制制定过程中统筹考虑这些目标的平衡;其次应明确特定条件下一些重要的目标予以优先考虑。要实现这些目标,应坚持规制主权原则、多元治理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规制一致性原则。第三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规制合作模式主要有委托代理模式、复合网络模式以及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委托代理模式,由于委托事项不具体,委托后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一模式会引发成员国规制主权的担忧,也很难适应新产生的问题,虽然在具体领域探索了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但没有形成法律约束力;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确立框架目标,参与者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参与者定期汇报、公开评议,对框架目标进行定期修订。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充分尊重了成员国的规制自主,通过不断实践进行评议不断提高,代表了未来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趋势和发展方向。第四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对国内规制的约束主要包括非歧视性要求、必要性要求以及国际透明度,鼓励采用规制等效与相互承认、国际标准等实现规制协调。其致力于消除贸易保护性措施,无力解决非歧视性的规制冲突,重视规制的效果而忽视了规制过程的约束,约束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保障国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规则更重视规制过程的透明度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创设了“良好规制实践”规则:包括内部规制协调审查、规制影响评估、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同时注重规制合作交流以及规制协调等,形成了新的规制合作范式。在规制合作的具体规则上,新近国际经贸协定各具特点,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TPP/CPTPP的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通过示范引导成员实现“良好规制实践”,但不宜将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作为示范性要求,可采取问题导向式,使成员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实践;TTIP的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注重协调融合成员不同的规则,但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规制影响评估的必然选择,可以作为其中一项选择;USMCA的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更注重强制性的透明度义务,但不应是一国国内法律制度的直接输出,而应体现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的融合。第五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规则采取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必要性”与科学性方面引起了质疑,还存在解决纠纷成本大、裁决过程不透明等问题需要进行完善。对传统规制合作领域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采取了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半开放的,引入了金钱补偿机制,只有USMCA的有限的硬性保障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传统国际经贸协定还采取了软性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发挥了积极效用,存在的问题在于审议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约束力不强,可以在全面审议的基础上增加分议题审议,有效衔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审议之后的后续监督。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普遍采取了软性保障机制,TPP/CPTPP建立了通知实施以及审议机制,TTIP采取部长级会议审议交流机制,USMCA鼓励成员之间寻求解决方式。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保障应采取硬性保障与软性保障的结合,鉴于规制涉及一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应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范围,完善软性保障机制,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机制。第六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规制合作新范式对国内规制的高标准高要求也给中国的国内规制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层面积极应对:国内层面,中国需要对国内规制进行“良好规制实践”的改革和优化升级,提升透明度,保障公众参与,建立系统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规制协调机构,完善规制协调程序等;国际层面,中国可以考虑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升级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不宜采取强制的规制合作规则,应选择协调式的规制合作规则,可以接受引导式的规制合作规则;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方案:应明确在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目标的协调;肯定各国的规制原则和程序;倡导进行规制影响评估,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必须步骤;在促进规制一致性上,注重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鼓励推动采用国际标准、相互承认等;排除争端解决机制,强调规制合作的实验主义治理。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规则的制定,又需要主动进行国内经济和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中国制度优势和“良好规制实践”,实现国际和国内法治格局的良性互动,提高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凌卯亮[9]（2020）在《居民环保行为溢出效应的内在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环境保护的核心是“人”的问题,理解居民环保行为的基本规律已成为当前环境管理领域的前沿课题。新近研究不断发现了一类“行为溢出”现象:当参与某类环保行为后,居民实践其他环保行为的水平也会相应上升（正向溢出）或下降（负向溢出）。这预示着倡导某类环保行为的公共政策既可能凭借行为正溢出助推居民自愿参与其他领域的环保事务,进而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能因行为负溢出减弱个体后续的环保行动意愿,甚至造成政策之间的相互抵触。作为行为研究的热点议题,行为溢出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揭示个体在环保实践中的复杂行为生态,从而推动了环境行为与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凸显政策干预对非目标行为的“涟漪”效应,也为行为公共管理学与行为政策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增长点。然而,有关行为溢出的两类基本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亟待研究进一步探索。第一,行为溢出为何发生?尽管既有研究针对正向或负向溢出机制提出了种种假说,但理论之间彼此割裂甚至相互矛盾。更关键地,现有理论并未深刻说明行为溢出现象的本质,也无力于诠释行为之间时而呈现正溢出、时而又产生负溢出这一复杂现象,因此难以提供行为溢出内在机理的通则性解释。第二,行为溢出何时发生?溢出效应的显现往往取决于特定条件,但针对行为溢出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检视却仍然缺乏,无法明确框定行为溢出的发生条件。对此,本文展开理论与实验研究,深入探讨行为溢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因素。理论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自我推断”模型,以此追溯行为溢出现象的发生本源,揭示溢出效应的深层次机理。“自我推断”模型表明,行为溢出的实质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在追求多重目标的连续决策过程中,借助过往行为对内在偏好展开“自我推断”所引发的行为前后一致（正溢出）或偏离（负溢出）现象。模型进一步指出,环保目标承诺与自我环保身份承诺是“自我推断”过程的核心机制:当个体采取目标承诺视角、聚焦环保目标本身的价值时,过往环保行为将强化两类承诺感并促生行为正溢出;当个体采取目标进展视角、聚焦环保目标实现的程度时,过往行为将弱化两类承诺感并诱发负溢出;而现有的各类理论机制仅是对不同推断过程的具体刻画。由此,“自我推断”模型将正、负溢出效应纳入了统一的解释框架,弥合了现有研究的理论争议。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检视了决策主体、客体及决策情境中的四类异质性因素（个体价值观念、行为难度、政策干预及社会规范）对个体“自我推断”过程的潜在影响,以辨识它们对行为溢出具体形态的调节作用。实验研究对理论模型展开细致检验。研究综合运用两类实验方法,检视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对若干私人与公共环保行为的溢出效应。其中,调查实验基于百余个社区的大样本居民被试（N=4253）,采用“回忆法”操纵个体对过往垃圾分类经历的具体感知;而田野准实验进一步观测居民在社区垃圾分类的实际参与过程中所展现的行为溢出现象（N=200）。实验研究结果充分支持了理论模型,表明:（1）垃圾分类行为对两类承诺感的弱化是负溢出的发生路径,对环保目标承诺感的强化是正溢出的发生路径;（2）后续环保行为难度较高时,无论正、负向溢出均不易发生;（3）强调垃圾分类环保属性的干预策略更易引发正溢出,但凸显垃圾分类经济属性的激励手段难以促生正溢出、甚至诱发负溢出;（4）社区环保规范越强,即社区居民普遍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越高时,个体的行为负溢出现象越易显现。然而与预设不一致的是,研究未发现证据表明自我环保身份承诺是正溢出的解释机制,同时个体价值观念对行为溢出形态也基本无影响。基于理论与实验研究,本文强调决策部门应结合行为溢出效应展开政策分析与评估,可考虑开展政策实验测算行为溢出的实际范围与程度,而在综合施策时也要警惕政策组合效果小于各政策效果之和的问题。为激发行为间的正向溢出,公共部门应当合理运用干预策略,尤其谨慎使用经济激励手段;同时关注政策运行的社会环境,纠正居民的规范偏离行为;此外也需进一步降低非目标行为的实践难度,结合环保信息框架策略不断扩大行为正溢出的作用域。最后,关注行为溢出的其他影响因素、检视溢出效应的长期变化趋势、分析未来行为预期对当前决策的潜在溢出是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刘后德[10]（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回顾与新近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回顾与新近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新职业时代下组织内职业成长的存在意义及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理论综述 |
| 2.1.1 社会认同理论 |
| 2.1.2 向上流动模式 |
| 2.2 职业生涯相关概念及研究综述 |
| 2.2.1 职业成长 |
| 2.2.2 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 |
| 2.2.3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 |
| 2.3 其它相关变量及研究综述 |
| 2.3.1 面子:组织外部声望感 |
| 2.3.2 关系:组织内人脉资源 |
| 2.3.3 感知的外部工作机会 |
| 2.3.4 离职倾向 |
| 2.3.5 认同感 |
| 2.3.6 理想自我差异 |
| 2.3.7 个人-组织匹配 |
| 2.3.8 工作场所主动行为 |
| 2.3.9 工作自主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组织内职业成长对离职倾向的影响程度分析 |
| 3.1 引言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组织认同感的中介作用 |
| 3.2.2 感知的外部工作机会的调节作用 |
| 3.2.3 组织内职业成长、组织外部声望感、组织内人脉资源贡献比较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收集 |
| 3.3.2 变量测量 |
| 3.3.3 效度与信度分析 |
| 3.3.4 共同方法偏误检验 |
| 3.4 研究结果 |
| 3.4.1 相关性分析 |
| 3.4.2 数据分析策略 |
| 3.4.3 假设检验结果 |
| 3.5 结论与讨论 |
| 第4章 组织内职业成长对理想自我差异的作用机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组织内职业成长、职业认同感和理想自我差异 |
| 4.2.2 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的调节作用 |
| 4.2.3 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方法 |
| 4.3.1 样本收集 |
| 4.3.2 变量测量 |
| 4.3.3 效度与信度分析 |
| 4.3.4 共同方法偏误检验 |
| 4.4 研究结果 |
| 4.4.1 相关性分析 |
| 4.4.2 数据分析策略 |
| 4.4.3 假设检验结果 |
| 4.5 结论与讨论 |
| 第5章 易变性职业生涯定向对组织内职业成长的影响机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领导对员工个人-组织匹配感知的中介作用 |
| 5.2.2 领导对员工工作场所主动行为感知的中介作用 |
| 5.2.3 工作自主性的调节作用 |
| 5.3 研究方法 |
| 5.3.1 样本收集 |
| 5.3.2 变量测量 |
| 5.3.3 效度与信度分析 |
| 5.3.4 共同方法偏误检验 |
| 5.4 研究结果 |
| 5.4.1 相关性分析 |
| 5.4.2 数据分析策略 |
| 5.4.3 假设检验结果 |
| 5.5 结论与讨论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实践启示 |
| 6.4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研究一调查问卷 |
| 附录B 研究二调查问卷 |
| 附录C 研究三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3）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主题与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文献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思路 |
|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反诘法 |
| 第一节 苏格拉底的反诘法: 反驳、伦理教育与定义性知识 |
| 第二节 从反诘法到亚里士多德的辩驳法 |
| 第三节 回答者的任务、辩证命题的四要素与定义性知识 |
| 第四节 辩证法与哲学活动的一般结构 |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辩证法的革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柏拉图理念论形而上学框架中的辩证法 |
| 第二节 《工具论》中的辩证法 |
|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辩证法的革新及其动因 |
| 第三章 作为辩证法之起点的现象: 感知经验和有声望的意见 |
| 第一节 现象: “观察到的事实”和“看起来如此的事物” |
| 第二节 两种解释方案: 相似论和差异论 |
| 第三节 通向相似论解释的一种新思路 |
| 第四节 不同探究领域中现象概念的进一步说明 |
| 第四章 辩证法的一般程序 |
| 第一节 选取或建构辩证命题、考察命题与疏解难题 |
| 第二节 一个实例: 四因说的两次辩证性探究 |
| 第三节 辩驳法与好辩或诡辩 |
| 第五章 伦理学探究中的辩证法 |
| 第一节 拯救现象法作为辩证法的一种运用形式 |
| 第二节 辩证法在伦理学探究中的普遍适用性 |
| 第六章 自然科学探究中辩证法的功能与地位 |
| 第一节 动物学与天体学中的探究过程 |
| 第二节 作为科学探究主要任务目标的两种类型原因 |
| 第三节 探究两种类型原因的方法进路 |
| 第四节 对自然科学中辩证法之使用的进一步阐明 |
| 第七章 通向具体科学第一原理过程中的辩证法 |
| 第一节 《后分析篇》中的第一原理 |
| 第二节 具体科学第一原理与归纳、理知(vο(?)ζ) |
| 第三节 辩证法与定义 |
| 第四节 通向第一原理过程中辩证法之作用的内在根据 |
| 第八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 |
| 第一节 作为普遍科学的形而上学 |
| 第二节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第七卷的实体(ο(?)σ(?)α)探究 |
| 第三节 辩证法与不矛盾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与学术理路 |
| 一、移民跨国民族主义与双重忠诚 |
| 二、从政治史研究范式到移民同化研究范式 |
| 三、族裔性研究范式为主导的时代 |
| 第二节 跨国主义与同化取向 |
| 一、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 |
| 二、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 |
| 三、同化模式的回归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 |
| 一、政治精英人物的复归 |
| 二、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 |
| 三、作为方法的跨国比较研究 |
| 第一章 芬尼亚兄弟会跨国民族主义的根基与起源 |
| 第一节 民族的春天 |
| 一、19 世纪中叶欧洲的民族主义 |
| 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三、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第二节 19 世纪中叶美国国土上的爱尔兰人 |
| 一、爱尔兰大饥荒移民 |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 |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白人种族认同 |
| 第三节 美国爱尔兰裔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一、从托恩到米切尔 |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建构性 |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双重忠诚传统 |
| 第二章 美国内战之前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 一、1848 年起义的政治流亡者 |
| 二、建立初期的缓慢发展 |
| 三、进展缓慢的多重原因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视野中的爱尔兰民族和美利坚民族 |
| 一、共和与自由 |
| 二、历史与宗教 |
| 三、暴力与奴隶制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 |
| 一、共和主义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
| 二、美国排外主义的双重面相 |
| 三、作为“族裔民族”的美利坚合众国 |
| 第三章 美国内战期间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与双重忠诚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 一、麦克马努斯的政治葬礼 |
| 二、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
| 三、组织发展与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双重忠诚 |
| 一、公民、忠诚与反英话语 |
| 二、双重忠诚的历时性 |
| 三、松散的种族与暴力话语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 一、作为征兵宣传工具 |
| 二、作为英美外交工具 |
| 三、美国排外主义的弱化与回升 |
| 第四章 内战结束之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与艰难存续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 |
| 一、屡攻加拿大边境 |
| 二、踏上爱尔兰之地 |
| 三、跨国民族主义的艰难存续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公民话语与恐怖行动 |
| 一、双重忠诚话语的式微 |
| 二、作为谈判工具的美国公民身份 |
| 三、恐怖行动与暴力形象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艰难存续 |
| 一、海外美国人的公民权 |
| 二、中立主义外交原则 |
| 三、爱国话语的双重面相 |
| 结语 |
| 一、结局:持续衰落与最终解散 |
| 二、尾声:外交障碍与恐怖形象 |
| 三、同化:忠诚话语与政治分野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与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语中英文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操作性定义 |
| 四、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一、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一) 国外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二) 中国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二、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三、HIV检测与衔接医疗行为 |
| (一) HIV检测行为概述 |
| (二) HIV检测行为现状 |
| (三) 衔接医疗行为概述及现状 |
| 四、HIV检测行为和衔接医疗行为的相关因素及作用途径 |
| (一) 影响HIV检测行为的相关因素及作用途径 |
| (二) 影响衔接医疗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途径 |
| 五、理论框架 |
| (一) 健康行为相关理论概述 |
| (二) 三元影响理论概述及应用现状 |
| (三) HIV检测行为模型假设框架 |
| (四) HIV相关歧视机制框架概述及应用现状 |
| (五) 衔接医疗行为模型假设框架 |
| 第三章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类型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测量指标及测量工具 |
| (四) 资料收集 |
| (五)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六) 质量控制 |
| (七) 伦理原则 |
| 三、研究结果 |
| (一) HIV检测行为现状描述 |
| (二) HIV检测行为模型构建 |
| (三) HIV检测行为模型验证 |
| 四、讨论 |
| (一) 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资料及性行为特征分析 |
| (二) HIV检测相关行为特征分析 |
| (三)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分析 |
| 第四章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类型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测量指标及测量工具 |
| (四) 资料收集 |
| (五)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六) 质量控制 |
| (七) 伦理原则 |
| 三、研究结果 |
| (一) 衔接医疗行为现状描述 |
| (二) 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 |
| (三) 衔接医疗行为模型验证 |
| 四、讨论 |
| (一) 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及疾病资料分析 |
| (二) 研究对象衔接医疗行为现状分析 |
| (三)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的创新性 |
| 四、研究的局限性 |
| 五、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学习期间发表的文章 |
（6）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使命 |
| (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命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创新与国际比较学科使命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的定位 |
| (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 |
| (三)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借鉴问题的分析 |
| (四)关于相关比较学科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共同难题的研究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理论指导 |
| (二)分析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与价值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内涵阐释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
| (二)国际比较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指向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际比较的特定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实质 |
| (一)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 |
| (二)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 |
| (三)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价值意蕴 |
| (一)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有助于增强学科大局意识 |
| (二)以借鉴为导向的认识论有助于增强学科问题意识 |
| (三)以借鉴为导向的方法论有助于增强学科方法意识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难题与回应 |
| 一、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基于教育内容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 |
| (二)基于问题指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思维模式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四)基于文化张力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依据与立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 (一)“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
| (二)“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 |
| (三)“抽象出来的一般结果不能离开现实历史” |
| (四)“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 |
| 二、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 (一)“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
| (二)“要自信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
| (三)“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立场 |
| (一)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 |
| (二)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 |
| (三)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内容 |
| 一、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 |
| (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 |
| (二)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 |
| (三)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 |
| (四)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 |
| 二、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厘定方法 |
| (一)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 |
| (二)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 |
| (三)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指向 |
| (一)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 |
| (二)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 |
| (三)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全球化进程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 |
| (三)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
| (四)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 |
| 二、实现概念通约的借鉴方略 |
| (一)实现概念通约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一般规定 |
| (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特殊规定 |
| (四)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个别规定 |
| 三、构建参照系统的借鉴方略 |
| (一)构建参照系统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 |
| (三)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 |
| (四)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与主要结论 |
| 五、研究创新与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规制的起源 |
| 二、各国规制的冲突 |
| 三、国际规制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的实践发展 |
| 一、GATT 时期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协调 |
| 二、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的协调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 |
| 二、规制合作的模式问题 |
| 三、规制合作的规则问题 |
| 四、规制合作的保障与实施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 |
| 一、确立规制合作的多元目标 |
| 二、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困境 |
| 三、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策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原则 |
| 一、规制主权原则 |
| 二、多元治理原则 |
| 三、成本效益原则 |
| 四、规制一致性原则 |
| 第三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的不同模式 |
| 一、委托代理模式 |
| 二、复合网络治理模式 |
| 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以委托代理模式为主 |
| 二、对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对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委托代理模式的改进 |
| 二、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 |
| 第四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一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一、规制合作规则的现行要求 |
| 二、规制合作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
| 三、规制合作规则的完善 |
| 第二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规则的新范式 |
| 一、国内规制程序:良好规制实践 |
| 二、规制合作交流:浅层次规制合作 |
| 三、规制协调与认可:深层次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规则 |
| 一、TPP/CPTPP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二、TTIP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三、USMCA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五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硬性保障机制 |
| 一、硬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软性保障机制 |
| 一、软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
| 一、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 |
| 二、完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对发展中国家规制合作的技术援助机制 |
| 第六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因素对中国的挑战 |
| 二、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对中国国内规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一、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二、中国参与APEC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三、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应对策略 |
| 一、国内规制的改革与升级 |
| 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平台推动规制合作 |
| 三、中国参与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9）居民环保行为溢出效应的内在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基本概念 |
| 1.4.1 居民环境保护行为 |
| 1.4.2 环保行为的溢出效应 |
| 1.5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2 研究回顾 |
| 2.1 行为溢出具体形态的实证检验 |
| 2.1.1 私人领域环保行为间的溢出效应 |
| 2.1.2 私人行为对公共行为的溢出效应 |
| 2.2 对行为溢出内在机理的解释 |
| 2.2.1 “目标激活”理论 |
| 2.2.2 “行为一致”理论 |
| 2.2.3 “道德许可”理论 |
| 2.2.4 “单效偏见”效应 |
| 2.3 行为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1 行为干预策略 |
| 2.3.2 环保行为属性 |
| 2.3.3 个体特征 |
| 2.4 行为溢出的检验方法 |
| 2.4.1 非实验研究 |
| 2.4.2 实验室实验研究 |
| 2.4.3 调查实验与田野实验研究 |
| 2.5 简要述评 |
| 3 行为溢出的理论研究:“自我推断”模型 |
| 3.1 行为溢出内在机理的理论分析 |
| 3.1.1 追求多重目标的个体 |
| 3.1.2 有限理性的个体与目标的认知可及性 |
| 3.1.3 审视行为“信号”的两类视角 |
| 3.1.4 “自我推断”的两类承诺 |
| 3.2 行为溢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3.2.1 个体价值观念 |
| 3.2.2 环保行为难度 |
| 3.2.3 行为干预政策 |
| 3.2.4 外部社会规范 |
| 3.3 研究假设与后续实验安排 |
| 3.4 本章小结 |
| 4 垃圾分类对公共环保行为的溢出:来自调查实验的证据 |
| 4.1 实验设计 |
| 4.1.1 实验流程 |
| 4.1.2 问卷测量 |
| 4.1.3 数据匹配与插补 |
| 4.2 数据分析 |
| 4.2.1 垃圾分类行为的溢出效应检验 |
| 4.2.2 行为溢出的发生路径检验 |
| 4.2.3 行为溢出的影响因素检验 |
| 4.3 讨论 |
| 4.3.1 目标进展:“自我推断”的默认视角 |
| 4.3.2 行为干预政策的框架效应 |
| 4.3.3 个体价值观念 |
| 4.3.4 行为属性 |
| 4.3.5 社区环保规范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两类政策干预下的行为溢出:来自田野准实验的证据 |
| 5.1 实验设计 |
| 5.1.1 实验流程 |
| 5.1.2 问卷测量 |
| 5.1.3 公共因子提取 |
| 5.2 数据分析 |
| 5.2.1 两类干预策略下的行为溢出检验 |
| 5.2.2 行为溢出的发生路径检验 |
| 5.2.3 行为难度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检验 |
| 5.3 讨论 |
| 5.3.1 环保信息宣传下的行为溢出 |
| 5.3.2 经济激励策略下的行为溢出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综合讨论与政策内含 |
| 6.1 综合讨论 |
| 6.1.1 行为溢出的内在机理 |
| 6.1.2 行为溢出的影响因素 |
| 6.2 研究发现的政策内含 |
| 6.2.1 结合行为溢出效应展开政策分析与评估 |
| 6.2.2 政策组合总效果≠各政策效果之和 |
| 6.2.3 运用“行为杠杆”收获多重政策效果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理论研究结论 |
| 7.1.2 实验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学术贡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3.1 影响行为溢出的其他可能因素 |
| 7.3.2 行为溢出的长期变化趋势 |
| 7.3.3 未来行为预期对当前决策的溢出效应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调查实验数据分析的补充材料 |
| 附录 B 田野准实验数据分析的补充材料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历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回顾与新近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职业时代下组织内职业成长的存在意义及原因分析[D]. 朱琳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3]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研究[D]. 孙亚杰. 山东大学, 2021(11)
- [4]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D]. 李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与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D]. 赵亚芳.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6]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D]. 管晓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8]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D]. 胡枚玲.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居民环保行为溢出效应的内在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D]. 凌卯亮. 浙江大学, 2020
- [10]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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