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整和优化——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框架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陶鹏远[1]（2021）在《经济法司法审判中公共政策的引入与创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星辉案"两审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判,其根源在于裁判背后不同的公共政策导向,即竞争自由、经济创新的公共政策与产业发展、长远经济效率的公共政策的较量。司法中考量公共政策会带来不确定性,但经济法天然具有政策性,与公共政策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传统司法理论也与经济法司法审判不合时宜,这就决定了在处理经济法纠纷时考量公共政策的正当性。经济法司法审判中引入公共政策,需要超越法律文本,通过后果论证和利益衡量选择适当的公共政策,又不能与法律文本脱节,将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变量和检验方法,用镜面模型将该公共政策内化于法律解释之中。法院在应对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时,引入公共政策作出裁判的本质就是在创制公共政策,法院创制新的公共政策是经济法司法审判的必然产物。法院还会通过司法审查、发布司法解释相关文件等其他次要方式创制新的公共政策,规制经济和治理社会。
雷雨清[2]（2021）在《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跨境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自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以来,已逐渐从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并行的国家。国有资本和私营资本参与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活跃度增强,跨境并购交易规模不断提升,我国本土企业在信息通信、医疗健康、金融、房地产、矿产、能源等多个领域迈出国际化步伐。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地区性经贸摩擦纠纷增加,以及跨国企业的经营不善,近年来跨境破产案件日益增加。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各国企业债务负担骤然加重,部分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潮。我国作为国际供应链上重要一环,部分跨境企业难以幸免,跨境破产事件如多米诺骨牌在世界迅速蔓延。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西方国家加快了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的进程,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对本国跨境破产规则进行了重构或完善。囿于我国当时经济国际化程度有限,跨境破产案件数量尚少,我国仅通过《企业破产法》第5条参照一般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规则设置了对外国破产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规则,同时确立了我国破产判决的域外效力,这两项内容成为我国跨境破产领域的唯一规则。虽然该规则参照当时国际先进理念确定了修正的普及主义跨境破产规则模式,使我国司法实践有了明确规则可依,但由于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缺乏体系性、明确性、效率性,缺乏中外主体权利平等保护和协调机制,与国际规则差异较大等原因,导致在我国《企业破产法》立法后14年从未得以真正适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我国法院在跨境破产领域合作意愿态度消极。然而,随着我国当前形势的变化,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变得愈加紧迫和必要,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可以弥补我国现行规则的缺失与缺陷,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产业结构调整、新冠疫情引发的跨境破产风险,契合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的现实需求。在理论基础方面,建构我国跨境破产规则仍应坚持当前主流的修正的普及主义理论基础。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前宜明确遵循的原则,具体应以高效救助跨境破产债务人为首要原则,公平对待中外主体利益为主要原则,同时要符合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基于对当前国际主流的主从协助程序模式和主辅协助程序模式的特点分析,以主从程序为基础的规则框架更有利于我国建构一个完备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兼容主辅协助和主从协助方式的优点,使我国跨境破产规则既具备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的承认、协助和合作的功能,又能在必要时以从属破产程序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实现“进可攻、退可守”。主从程序框架下,将建构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主从程序界分规则、主从程序启动规则、主从程序框架下的协助规则、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四个方面内容。首先,建立以主从程序为核心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首先要对跨境破产程序性质进行界分以确定主从程序效力范围,协调多元破产程序管辖权限,明确跨境破产程序适用的法律规则。我国宜将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作为主从程序界分的认定规则,主要利益中心启动地破产程序为跨境破产的主要程序,我国可以启动辅助程序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进行承认和协助;债务人营业地启动程序为跨境破产从属程序,其效力仅及于该国境内财产。以债务人注册地为主要利益中心的首要推定,以债务人管理和控制地为例外,充分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仅在例外情况下才根据破产管理人和利益相关方申请对主要利益中心是否随破产程序发生转移进行审查。其次,跨境破产程序的启动规则包括主要程序的启动规则、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规则,以及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承认和协助的辅助程序规则。其中前两项程序为单独的针对债务人财产进行集中性分配和管理的破产程序,而辅助程序是我国法院对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程序。建构这三项程序的启动规则时,宜结合我国现行破产法规定及国际破产前沿经验,对程序启动的原因、主体、客体、审查方式、启动后的效力和效果进行逐一规定。第三,跨境破产程序的协助规则包括协助的条件规则和措施规则两部分。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外国破产程序协助需要满足互惠原则、符合我国公共利益、不损害我国债权人利益三项条件。由于这些条件的原则性和概括性,文章结合国外司法裁判经验对这三项条件的认定方式进行了逐一讨论。对协助措施规则应从措施的启动、范围和方式三方面予以建构:采取承认和协助分步走的模式;允许协助措施具有一定时间范围的溯及效力;协助措施的财产范围应尽可能及于债务人在我国境内的所有财产,但原则上债务人不能利用我国协助措施变相规避我国法律规定下强制性法律义务;协助的方式应视外国破产程序的主从性质有所区分;协助需符合必要性、合法性和一致性原则;引入临时救济措施,增加债务人财产保护的及时性。第四,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是主从程序并行时协调境内外破产程序的重要规则依据。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可以有效建立境内与境外破产程序的合作机制,增加我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制度空间,满足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程序协调需要。文章建议我国引入主从程序平行合作规则、主从程序虚拟合并规则、主从程序破产协议规则,以及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平行协调规则。建立以破产管理人为核心的主从程序平行合作机制,赋予我国破产管理人进行主从程序合作和协调权利;设置虚拟合并规则,允许破产管理人为我国债权人利益与外国破产程序主体进行谈判,做出附条件不启动我国程序的承诺;允许我国破产管理人在法院批准下与他国程序的管理人达成主从程序破产协议,发挥破产协议协调主从程序冲突、提高程序合作效率、协商破产重整计划的作用;建立符合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特点的平行协调规则,根据跨国企业集团的一体化程度,决定采用单一实体对待方式还是主从程序协同方式,对企业集团成员参与其他程序尽可能地提供信息和程序上的协助。
杜方正[3]（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徐中华[4]（2020）在《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建构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郊区型高铁站数量多、范围广。为提高郊区型高铁站的交通可达性,并充分利用高铁的带动效应,绝大多数的沿线城市都会选择在郊区型高铁站周边建设新城。目前高铁新城的开发模式较为单一,普遍采用金融或商务新城的定位。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县级城市而言,以商业或商务功能为主导的高铁新城并不具备很高的发展潜力。当下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疲软,欧美技术封锁紧迫,国内外疫情冲击严重的情况下,既要通过增加投入来拉动内需,同时又要保障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国家基建政策就要发挥好资源配置的导向性作用。本文研究的高铁科教新城模式,目的即在于探索引导国内资本进入第三循环的新路径,增加创新体系多样性,提高创新绩效,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内外创新活跃地区分布的一般规律出发,首先研究了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的空间耦合现象和内在机制,并用经济学模型对其效应大小进行了测度,论证了高铁科教新城模式的可行性。然后,在深入解析创新场域建构模式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空间网络分析的方法,阐明了高铁科教新城内部各类创新空间协同运作的场域耦合机制。最后,在多智体仿真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阐述了高铁科教新城的主要功能空间类型、设计要求、空间布局规律以及用地比例结构,指明了开发过程中需要采取保障性政策的稀缺性空间资本内容,系统地提出了高铁科教新城开发各环节的实操方法。本文的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和量化论证,丰富了站域空间的“节点—场所”规划理论,并且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形成新的以政治经济学方法为基础的城市空间设计学研究思路,提出的创新场域多位一体循环机制、“社会+空间”网络分析法、多智体仿真模型方法、空间资本分析框架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性。本文从增加高铁新城空间设计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出发,在原理和实践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建构了高铁科教新城模式,具备相对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张毅[5]（2020）在《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产权和治权是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产权是奠定乡村治理的基础要素,治权则是规范乡村治理的结构要素,两者的互动关系共同影响和形塑着乡村的政治生态。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施30多年以来,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也是乡村治理中治权不断下放和分散的过程。同时,由于乡村集体产权的松动,导致村集体资源日益被少数村干部垄断,造成了村庄内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和干群矛盾。而且,产权分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治权结构,掌握公共权力的村干部不仅霸占集体资源,与此同时又通过集体资源所带来的财富继续巩固其对村庄的治权。随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村庄治权逐步从村干部手中分散到村民手中,于是就产生了围绕村庄公共权力和集体产权的激烈竞争和争夺。本文以一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村庄L村为案例,具体描述该村由集体化时期的富裕村到改革开放后的贫困村,村委会选举由村民直选开始时的选举竞争和天价选票,到中期的村“两委”矛盾,再到村委会选举走向规范并趋于平稳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围绕煤矿资源利益而进行的权力争夺与权力运作,分析不同时期背景下的煤矿集体产权对乡村治理的冲击及其由此产生的政治生态,进而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集体化时期,L村的集体煤矿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采取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方式,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村庄的共同富裕,以及由此带来的村庄良好治理与全面发展;第二章通过对L村第六届换届选举中“金钱竞选”和“天价选票”的全景描述和系统解剖,分析集体产权失效后造成乡村治理的要素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生态恶化与村庄衰败;第三章以L村第八到第十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分析资源整合和煤矿利益消失后乡村权力运行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村干部无人竞选、村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的治理困境;第四章通过对L村煤矿产权变迁下乡村权力运作轨迹和治理结果的分析,探索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即产权与治权密切关联,直接形塑乡村的政治生态,决定农村的发展命运。L村自治异化主要是缘于集体产权失效而非农民素质低下,优化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关键要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
刘雯丽[6]（2020）在《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文中研究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退出竞争不可避免,再完善的金融监管也无法消除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可能。缺乏有效的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往往是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我国应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与金融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提供全面的法治保障。我国已经展开对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探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以破产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化解金融风险。2018年5月,全国政协召开“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提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课题。2018年9月,银保监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获金融委批准。201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十三部门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坚持市场化改革、法治化方向、约束与激励并举、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为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探索建立金融机构主体依法自主退出机制和多层次退出路径。及时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的作用。”回顾我国商业银行被关闭清算、被接管的相关案例,现有措施不足以应对所有危机状况,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迫在眉睫。我国商业银行清算始于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由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清算,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依法成立清算组,并委托工商银行管理债权债务,至今仍未完成清算工作。后续我国还发生了汕头市商业银行整顿重组、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接管重组等危机银行处置事件。从我国的几次危机处置中不难发现,政府和银行业监管机构在商业危机中作用凸显,推进银行危机挽救程序进程。然而未必所有银行危机都能够成功挽救,也不是所有银行都具备拯救价值,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以及配套措施的立法空白,为我国危机银行处置留下隐患。就立法与政策而言,建立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是大势所趋。研究商业银行破产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兼具营利性与公益性,存款人众多,探究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梳理商业银行破产理论和实践研究,总结法律问题,得出明确结论为制度建立提供参考。为规范银行业秩序,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不良影响,我国陆续公布实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存款保险条例》在内的多部法律法规,保护存款人权益,减轻系统性金融风险带来的波动。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金融稳定关系着国家金融安全,当前背景下研究商业银行破产法律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首次将加强金融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任务之一。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陆续出台相应政策一方面体现了稳定银行业发展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已有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分别对商业银行破产从不同角度作出规定,但规定之间存在法律冲突,阻碍制度构建。破产原因是破产程序得以启动的事实依据,我国现行制度对于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规定模糊,阻碍商业银行危机挽救。现阶段研究我国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十分必要。商业银行破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降低银行道德风险、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可以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金融风险意识,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对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的研究,是我国推进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完善的第一步,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基础理论研究,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研究结论。其中第一、二章为基础理论研究,第三、四章为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第五章及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为基础理论研究。第一章为“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内容为明确商业银行破产基本概念,概括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的立法现状,梳理我国几次银行危机处置的基本情况。从商业银行的概念入手,解析题目中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等关键词,以理论、立法、司法等逻辑展开,分析研究现状,确定具体研究的问题,为后文研究作铺垫。第二章为“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与基本原则”,从立法价值基础理论入手,探讨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应当保护哪些法律价值、价值之间如何排序,对于问题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夯实研究基础,为制度基本原则确立提供导向。对于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立足基础理论,承接立法基本价值取向,考察国内外研究,得出明确结论,为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具体规则的制定提供依据。第二部分为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在第一部分明确基础理论,梳理立法和案例现状、确定研究方向基础上展开,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丰富和规范破产原因内容、探讨影响破产原因制度建立的相关问题,为研究结论的提出梳理思路。第三部分为研究结论,在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探索相关问题基础上,对于研究的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中的不足及相关问题总结性作出回应,希望通过深化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为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陆海天[7]（2020）在《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法治构造》文中研究说明
张颖祺[8]（2020）在《论我国企业破产预重整制度的构建》文中提出当前我国对于陷入困境的企业进行的债务整理与企业挽救,存在庭外的债务重组与依据《破产法》而实施的司法重整两种模式。实践表明,庭外重组协商难度大且效率低,而司法重整成本较高且成功率无法保证,传统重整模式的缺陷日益显露。各国通过对重整流程的探索,融合庭内重整与庭外重组各自优点,形成第三种企业挽救模式——预重整。预重整并非是司法重整制度的取代机制,而是作为其制度的延伸与补充,在企业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通过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协商,形成预重整方案,进而在司法重整程序中将此方案予以确认的制度。我国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是否需要预重整制度?构建这一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构建的关键要素又在何处?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预重整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为主题进行研究,希望以此提高重整效率、保护相关方主体权益,与重整、重组制度共同完善我国的破产法制度构建。论文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分析我国现行重整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预重整作为一种新模式,能够克服司法重整与庭外重组制度各自的局限性,进而发挥两者制度优势,为后文的论述展开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是阐述预重整制度的基本理论,说明我国构建预重整制度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以及实践中的两种模式分类。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在我国构建预重整制度的可行性分析。目前我国各地已有相关司法规定,大量的重整经验和实际操作为我国预重整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通过学习国外破产法,能够帮助我国尽快明确实施准则和操作规范。第四部分是分析与研讨当前预重整制度构建时的核心要点,探讨如何设置预重整制度实现稳步运用,避免其速度优势带来的局限性。最后一部分则是对预重整建设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希望能够在明确破产企业重整标准的基础上,优化协商阶段和司法程序的过渡程序,协商制定高效、公平的重整计划。
臧小娜[9]（2020）在《论营业让与型重整引入我国的可行性及其制度构建》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自2007年纳入《企业破产法》,至今已有十三年的实施历程,重整制度在长期实践中日趋完善,其所具备的挽救困境企业营运价值,预防企业破产的功能使得其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破产重整俨然成为破产立法和实践的趋势。伴随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破产重整制度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更多的使命意味着更高的要求,而目前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与重整在实践中面临的旺盛需求相比,我国对重整的法律规范供给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重整模式的适用上,现行《企业破产法》体系框架下的重整模式仅限于存续式重整,该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发挥了实际的运行效果,但其效率低、成本高、存在或有债务风险等问题在一些案例中比较突出,在适用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重整模式的单一使得一些企业在陷入困境时不能选择合适的重整模式,被迫进行清算,导致企业有价值的营业因企业破产而价值归零或贬值,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营业让与型重整,将债务人的主营业务进行转让,以转让所得及债务人剩余财产的清算价值清偿债权人,使得债务人的营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续,该模式将破产清算的效率价值与重整的拯救价值有效结合,可以很好地解决存续式重整的适用困境。此外,营业让与型重整也突破了重整就是保留企业外壳存续的固有思维,是重整制度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的产物,为困境企业提供了一条新的重生路径。本文采取文献研究、对比研究、实证分析以及归纳分析等方法,对营业让与型重整引入我国的可行性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营业让与型重整制度进行研究。营业让与型重整起源于美国联邦破产法第363条规定的财产出售程序,该程序在美国的困境企业重整中广泛适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在我国,关于营业让与型重整的理论定位,即营业让与型重整在本质上是重整还是清算仍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从重整立法目的和制度理念,以及与破产清算的区别等角度,论证营业让与型重整本质为重整,并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出发,结合我国破产司法实践,总结营业让与型重整相对于传统的存续式重整的优势,以此论证我国引入营业让与型重整具备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揭示营业让与型重整这种新型模式在引入我国过程中存在的法律缺位、破产欺诈、资产价格评估机制不健全等制度障碍,并提出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路径构建我国的营业让与型重整制度的拙见,以期营业让与型重整能够成为一种有效帮助困境企业涅盘重生的拯救机制,从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
吴乐[10]（2020）在《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犯罪行为是社会结构折射下,个体生活无以化解的紧张。社会结构是影响违法犯罪行为变化的基础性因素。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社会带来最显着的影响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转型的加速。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不创造犯罪,也不消灭犯罪,只是改变了犯罪的形式。中国社会因经济改革而引发了社会整体性变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违法犯罪活动同样也因社会转型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出现了犯罪类型的变化。犯罪的存在与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犯罪数量、犯罪类型、犯罪人口的变化都是一种社会事实,是被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社会力量所制约的社会事实。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违法犯罪的变化情况,刑事犯罪行为的数量一度呈现出阶位上升的趋势,但已经开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表现为冲高回落的特征。治安违法案件数则大涨大落,在连续上升数年之后开始有持续性的下降,与刑事案件数量的走向趋势基本一致。与此同时,作为犯罪结构的犯罪类型也随之有相应变化,暴力犯罪显着下降,侵犯财产犯罪增加,特别是诈骗犯罪增长速度较为迅速。就目前来讲,六种传统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盗窃、诈骗）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但总体上有所下降,而新的犯罪类型的比重不断提高。不同时期违法犯罪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差异化发展趋势。机会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历时的、综合性的解释框架,本研究将社会结构视为犯罪现象演变的基础,并考察不同时期的结构变化对犯罪类型的影响。机会结构强调的是结构所能提供的激励和制约的资源,并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因机会各异而使得行为选择出现了差异。本研究将调整后的机会结构理论作为分析犯罪类型变迁的理论工具,从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四个维度来分析结构的改变如何提供了犯罪机会,从而导致了犯罪类型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因素对违法犯罪现象动态变化具有方向性的功能,政治结构要素代表的是国家力量在犯罪运行状态中给违法犯罪活动带来的控制,表现为对其进行打击的广度和深度。首先,从政治因素对社会控制来看,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消解了社会惩处功能、制度壁垒造成融合困难、政治权威式微削弱犯罪成本。这些情形为各类犯罪活动的实施创造了机会,导致了我国社会违法犯罪率长期以来都处于较为高发的态势。从国家治理的理念来看,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服务的变化,则强调的是对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关注的转变,出现了对政治类犯罪、市场经济类犯罪、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的规制差异。作为对违法犯罪进行法律控制的刑事司法体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从而也影响违法犯罪类型的演变。刑事立法通过结构型犯罪化和构成型犯罪化两种方式实现了犯罪罪名的增减和构成要件的变化,立法反应决定了犯罪可能形式和规模。在司法方面,作为国家强制力代表的警察力量的消长会导致对违法犯罪打击能力的差异,影响了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概率,进而导致了犯罪类型因执法差异而相应转变。这主要在于法治化进程导致警察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缩,出现决断力降低、警务效能不彰的状况,而警察的破案率下降又导致惩罚确定性降低。违法犯罪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透过文化看违法犯罪现象才能多角度把握其变迁态势。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强烈的冲击,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诱发了不同类型的犯罪。长期持续的暴力文化在当前仍是诱发暴力犯罪的重要文化因素,而畸形的消费文化则将个体主义发展到极致,将财富奉为圭臬,财产犯罪在财富的获取受阻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究其原因,在于文化结构的变动引发不同形式的文化冲突,进而成为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的文化基础。伦理本位强调礼与教化,法理本位强调规则与契约;集体主义强调集体效益的满足来实现个体利益,个体主义强调的是个体利益的合理与放大;乡土同质性强调的是共享价值与协调,城市异质性强调的是多元与差异。在文化的张力中产生了心理的扭曲与异变,引发了社会冲突,进而成为违法犯罪的强大诱因。此外,文化理念是影响实施具体行为的价值,具有导向性的作用。道德伦理的变迁生成了对事物新的认知,犯罪的圈定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巨大的关联,对犯罪的评断首先是一个文化上的理解。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提高了对犯罪行为的容忍度。而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稀释了羞耻感的内在控制能力,减轻了犯罪者的内心罪恶感。经济的发展又强化了个体对自我权利的追求,自我权利意识觉醒促使大众转向利益诉求。当个体不能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得到权利救济时,违法犯罪行为便是一种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社会变迁缘于经济的变革,经济结构转变为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提供了重要机会。因经济因素对社会影响的强化而引发了犯罪类型的相应转变。在市场经济活动丰富和市场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满足市场需求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渗透了各种不法行为,经济犯罪大肆兴起。而在拜金主义的引导之下,对财富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增加侵财类犯罪。此外,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交流平台,极大的活跃了社会活动空间,经济发展又改变了财产获取的方式和可能,使得暴力手段获取财产的成本大大上升,因此财产性暴力犯罪数量大大减少。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不同的阶层犯罪差异明显,不同的利益主体犯罪类型不一,进一步延展了犯罪类型。经济影响犯罪类型转变的逻辑一方面在于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犯罪情境的变化,创造了更多机会。经济体制的变迁使得一些经济行为去犯罪化,也使得另一些行为成为犯罪,导致了犯罪圈的伸缩。经济发展的起伏也会影响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特别是经济危机时则会加剧犯罪发生风险。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可以实施的犯罪类型更多,犯罪成功率更高。而物质的繁荣带来的是可供选择的犯罪对象增加,犯罪目标获取机会变多。第二,经济结构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犯罪类型在不同地域出现分化情况。城市空间的布局也会导致不同的环境,从而使得违法犯罪行为的类型而呈现出相应的差异,城市中心区、城乡结合部犯罪高发。此外,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迁移和调整导致了人口的流动和资源的转移,一方面是违法犯罪在东南沿海的猖獗,流动人口犯罪严重。另一方面是违法犯罪随着人口的回流也显现出犯罪挤压的效果,违法犯罪行为随着产业迁移而同步转移。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社会流动,加剧了个体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相应的犯罪类型的产生。流动主体的增多伴随着潜在犯罪主体的增加,以流动作案为特征的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相应增长。此外,流动人口受二元劳动结构等不平等环境的限制,易形成强烈的剥夺感。而新老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也出现转变,犯罪者犯罪目的表现为从生存到发展的资源和策略的差异,引发了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的演变。中国改革开放与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处于同一时期,科技发展对违法犯罪类型的异变影响深刻。科技的发展提升了犯罪成本,蚕食了线下违法犯罪的空间。这主要缘于科技在犯罪治理过程中能够增加了线下犯罪被发现、被惩罚的概率;对潜在犯罪人形成心理威慑;提升民众积极参与犯罪斗争的能力。与此同时,科技所构建的网络空间释放了大量机会,线上犯罪大量增加。但随着技术对生活影响的推进,线上犯罪类型也相应变化。网络犯罪侵害的对象由技术向秩序转变,传统犯罪的网络化和新型犯罪形态不断出现。首先,网络空间犯罪增长的原因在于技术门槛的降低、脱域环境下的犯罪成本低、被害案数的刺激、心理罪恶感低等造就了潜在的犯罪人。第二,日益增长的网民数量以及使用网络深度的增加使得网络被害人增多,网络使用安全意识不高使得被害概率增加。第三,针对网络的立法较为滞后且处罚概率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制不足;网络犯罪治理的机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对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管控较为薄弱。第四,网络传播所具备的犯罪学习与传染加剧了这种形态的存在,使得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增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运用,犯罪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可以预测网络犯罪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下会衍生出新的变化,互联网+犯罪会带来犯罪的升级,但整体增长的趋势是不变的,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及场域。违法犯罪类型演变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是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要素的影响在于社会控制的强弱,经济要素的影响在于经济理性的强化,文化要素的影响在于价值观的重塑,科技要素的影响在于犯罪场的衍生与技术控制。综合起来看,这些要素的影响主要在于其为犯罪类型转变提供的机会大小。影响要素随着结构变化而产生动态调整,从而使得机会空间变化。因此,要对犯罪类型转变规律的认知和治理犯罪则必须要回到社会,回应现代化。而流动性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实现对当前社会的双重流动性的有效控制,科学有效地进行协同治理。
二、我国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整和优化——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框架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整和优化——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框架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构架 |
| 第一章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的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的现实意义 |
| 一、弥补现行规则的缺失与缺陷 |
| 二、应对各种因素引发的跨境破产风险 |
| 三、契合营商环境改善的现实需求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普及主义理论 |
| 二、地域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遵循的原则与逻辑前提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遵循的原则 |
| 一、高效救济跨境债务人利益原则 |
| 二、公平对待中外债权人利益原则 |
| 三、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框架的逻辑前提 |
| 一、两种程序模式的客观评介 |
| 二、我国主从程序框架的立法选择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界分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界分规则建构的意义 |
| 一、协调多元破产程序管辖权 |
| 二、区分主从破产程序效力范围 |
| 三、确定破产程序统一适用法律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界分规则的性质与效力 |
| 一、我国跨境破产界分规则的性质 |
| 二、我国跨境破产界分规则的法律效力 |
| 第三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界分的认定规则 |
| 一、我国主从程序界分认定规则的定位 |
| 二、我国对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认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启动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要程序的启动规则 |
| 一、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原因 |
| 二、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主体 |
| 三、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审查 |
| 四、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效力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从属程序的启动规则 |
| 一、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原因 |
| 二、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主体 |
| 三、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审查 |
| 四、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效力 |
| 第三节 主从程序框架下我国辅助程序的启动规则 |
| 一、辅助程序的启动主体 |
| 二、辅助程序的启动客体 |
| 三、辅助程序的管辖法院 |
| 四、辅助程序的申请程序 |
| 五、辅助程序的启动效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主从程序框架下我国跨境破产协助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协助的条件规则 |
| 一、跨境破产协助应遵守互惠原则 |
| 二、跨境破产协助应符合我国公共利益 |
| 三、跨境破产协助不应损害我国债权人利益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协助的措施规则 |
| 一、协助措施的启动 |
| 二、协助措施的范围 |
| 三、协助措施的方式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建构的必要性 |
| 一、建立境内与境外破产程序的合作机制 |
| 二、增加保护我国债权人利益的制度空间 |
| 三、满足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程序协调的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的主要内容 |
| 一、主从程序平行合作规则 |
| 二、主从程序虚拟合并规则 |
| 三、主从程序破产协议规则 |
| 四、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平行协调规则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跨境破产案件的指导意见 (立法建议稿)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建构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课题来源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1.4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高铁科教新城 |
| 1.2.2 创新场域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高铁效应与高铁站区研究综述 |
| 2.1.1 高铁效应研究 |
| 2.1.2 高铁站区规划理论研究 |
| 2.2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视野 |
| 2.3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 |
| 2.3.1 概念缘起 |
| 2.3.2 概念内涵 |
| 2.3.3 应用领域 |
| 2.4 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视野 |
| 2.5 创新网络理论视野 |
| 2.5.1 基本概念 |
| 2.5.2 文化多样性与创新网络 |
| 2.5.3 大学与创新网络 |
| 2.6 空间经济学理论视野 |
| 2.6.1 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
| 2.6.2 城市最优规模理论 |
| 2.6.3 科教增长极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的空间耦合效应研究 |
| 3.1 世界范围内科技园区、大学和客运枢纽的地理邻近性研究 |
| 3.2 国内外高铁网络对沿线科教集聚区积极影响的典型案例研究 |
| 3.2.1 法国南部的科技园案例 |
| 3.2.2 京都研究园、播磨、北九州科学公园都市和筑波科学城案例 |
| 3.2.3 韩国大德案例 |
| 3.2.4 中国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与珠海北站科技园区案例 |
| 3.3 我国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动的基本特征研究 |
| 3.3.1 我国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动的能级与尺度分析 |
| 3.3.2 我国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动的总体趋势分析 |
| 3.4 我国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之间的空间耦合作用机制分析 |
| 3.4.1 决定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向的动力类型分析 |
| 3.4.2 高铁科技客流对隐性知识扩散与合作网络重整的场效应分析 |
| 3.4.3 从网络势差到节点流量之间的复杂适应性机制分析 |
| 3.4.4 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空间耦合机制的实证研究 |
| 3.5 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之间的空间耦合效应评估 |
| 3.5.1 高铁知识可达性对科教集聚区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评估 |
| 3.5.2 科教集聚区对高铁站客流结构的影响效应评估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组合模式研究 |
| 4.1 科教资源集聚区的创新场域构型模式研究 |
| 4.1.1 技术人才流动、创新效率与创新博弈 |
| 4.1.2 科技人才循环流动链的构建 |
| 4.1.3 创新场域空间拓扑构型研究 |
| 4.1.4 国内外代表性科教创新集聚区的创新场域演进历程分析 |
| 4.2 创新场域视角下高铁科教新城的基础空间类型与设计原则解析 |
| 4.2.1 大学教育空间与知识社区空间 |
| 4.2.2 对外客运交通枢纽空间 |
| 4.2.3 研究园、孵化器、科技公司总部空间 |
| 4.2.4 风险投资空间 |
| 4.2.5 文化艺术空间 |
| 4.3 高铁科教新城的空间布局模式研究 |
| 4.3.1 创新空间组团展开尺度预测 |
| 4.3.2 空间布局权衡 |
| 4.3.3 理想的空间布局模式 |
| 4.4 高铁科教新城总体空间布局的多智体仿真模拟 |
| 4.4.1 多智体模型方法概述 |
| 4.4.2 模型建构 |
| 4.4.3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开发模式研究 |
| 5.1 高铁科教新城的用地比例结构与开发指标研究 |
| 5.1.1 用地比例结构研究 |
| 5.1.2 开发指标研究 |
| 5.2 高铁科教新城建设时序与每期用地配置组合探讨 |
| 5.2.1 开发时序探讨 |
| 5.2.2 基于投资与创新场域效率的分期用地配置组合研究 |
| 5.3 保障高铁科教新城核心功能的空间供给体制构想 |
| 5.3.1 城市空间商品化的限度 |
| 5.3.2 空间资本化与空间商品化的分析框架 |
| 5.3.3 我国城市空间供给模式的类型及其问题 |
| 5.3.4 高铁科教新城应当保障的稀缺性空间资本要素识别 |
| 5.3.5 高铁科教新城多样均衡的精细化空间供给体系建构研究 |
| 5.4 高铁新城开发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
| 5.4.1 适用于我国科教资源短缺地区 |
| 5.4.2 适用于大都市群的边缘圈层 |
| 5.4.3 适用于过度极化发展省份的低等级城市 |
| 5.4.4 不宜布置于超大城市的近郊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A-01 高铁乘客问卷调查 |
| 附表A-02 城市创新创业情况问卷调查 |
| 附表B-01 大学知识社会调查 |
| 附表B-02 空间感知调查 |
| 附表C 高科技企业问卷表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案例介绍 |
| 四、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一) 产权与集体产权 |
| (二) 煤矿产权的内容及特点 |
| (三) 治权及乡村治权 |
| (四) 政治生态与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六、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权力共有与利益共享: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农村政治生态 |
| 1.1 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煤矿的经营与管理 |
| 1.1.1 人民公社时期社队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1.2 农村社队煤矿的管理和经营形式 |
| 1.1.3 社队煤矿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1.1.4 社队煤矿对农村政治生态的影响 |
| 1.2 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集体化时期L村煤矿产权形式 |
| 1.2.1 L村集体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2.2 L村集体煤矿的产权形式 |
| 1.3 党的领导与社员大会: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理形态 |
| 1.3.1 L村村庄治理的演变历史 |
| 1.3.2 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权结构 |
| 1.4 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治理成效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自治异化与村庄衰败:产权与治权分离中的农村政治生态 |
| 2.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起与村民自治的实行 |
| 2.1.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办与产权分化 |
| 2.1.2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农民的政治热情 |
| 2.1.3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集体煤矿私人承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2.2 产权松动与治权垄断:L村集体煤矿的私下承包与贫富分化 |
| 2.2.1 权力垄断资源:村干部私下承包与转让村集体煤矿 |
| 2.2.2 资源巩固权力:选举竞争与煤矿承包者当选 |
| 2.2.3 贫富分化与干群矛盾:村干部掌握集体资源的结果 |
| 2.3 产权分化与治权分散:昂贵的选票与派系斗争 |
| 2.3.1 村民直选中激烈的竞争与“金钱大战” |
| 2.3.2 产权与治权分离后的村企对立与治理瘫痪 |
| 2.3.3 “两委”矛盾——派系斗争背后的资源争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竞争消失与发展困局:产权与治权解挂后的农村政治生态 |
| 3.1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演变及过程 |
| 3.1.1 安全整治,关小上大 |
| 3.1.2 有偿使用,兼并重组 |
| 3.1.3 国进民退与集团经营 |
| 3.2 煤炭资源整合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3.2.1 集体收入减少影响村庄公共建设 |
| 3.2.2 补偿纠纷下社会矛盾增多 |
| 3.2.3 采煤沉陷区治理难开展 |
| 3.3 L村集体煤矿整合后的自治转移与发展困境 |
| 3.3.1 一次性海选与严格投票规则 |
| 3.3.2 村民参选的理性回归 |
| 3.3.3 平稳连任与“一肩挑” |
| 3.3.4 竞争消失后村庄公共事务的发展及困境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集体产权与民主治理: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优化路径 |
| 4.1 建立科学合理的煤矿产权制度体系 |
| 4.1.1 厘清产权关系 |
| 4.1.2 稳定产权政策 |
| 4.1.3 规范矿业权市场 |
| 4.1.4 畅通社会参与渠道 |
| 4.2 坚持并有效发挥集体产权的双重功能 |
| 4.2.1 集体产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实质内容 |
| 4.2.2 坚持与明晰集体产权,增强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
| 4.2.3 强化治权的民主运行,保障集体产权的政治功能 |
| 4.3 加强农村民主制度治理 |
| 4.3.1 加强选举后的民主制度运行,避免“自治异化” |
| 4.3.2 完善村务监督的制度建设,强化“四权同步” |
| 4.3.3 提高村民监督意识和能力,提升“公共意识” |
| 4.4 发挥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
| 4.4.1 夯实领导地位,理顺两委关系 |
| 4.4.2 加强党员教育,带动农民参与 |
| 4.4.3 优化党员结构,抓好“关键少数” |
| 4.4.4 加强作风建设,重塑干部形象 |
| 4.5 重塑农村良好的政治文化 |
| 4.5.1 深入挖掘乡土社会传统优秀文化资源 |
| 4.5.2 加强乡村诚信、法治和民主等现代文明建设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产权与治权关系是形塑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主要因素 |
| 二、自治异化缘于制度缺陷而非农民素质低下 |
| 三、集体产权功能失效是农村政治生态恶化的关键 |
| 四、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健康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域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过程 |
| 五、论文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基础法律理论 |
| 第一节 商业银行破产基础法律概念 |
| 一、商业银行基础法律概念 |
| (一)商业银行概念 |
| (二)商业银行特征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基础法律概念 |
| (一)商业银行破产概念 |
| (二)商业银行作为破产主体具有特殊性 |
| (三)商业银行危机与破产 |
| 第二节 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基础理论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基础概念解析 |
| (一)破产原因制度概念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概念 |
| 二、域外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概述 |
| (一)英美法系国家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梳理 |
| (二)大陆法系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梳理 |
| 三、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概述 |
| (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现状 |
| (二)我国商业银行危机处置案例梳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与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价值概述 |
| (一)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基础法律概念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价值分析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追问 |
| (一)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合法权益的价值考量 |
| (二)兼顾效率价值与秩序价值 |
| (三)对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原则概述 |
| (一)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基础法律概念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分析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探索 |
| (一)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基本原则 |
| (二)最低成本基本原则 |
| (三)早期介入与快速处置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分散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衡量标准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衡量标准不统一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与程序启动方式脱节 |
| (一)具备破产原因是启动破产程序的必要条件 |
| (二)程序启动困难阻碍危机银行处置 |
| 三、商业银行破产启动主体规定不明确 |
| (一)程序启动主体规定不明阻碍破产程序进程 |
| (二)立法模式选择对于破产程序启动主体的影响 |
| 四、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导致存款人保护弱化 |
| (一)商业银行破产优先保护存款人权益的必要性 |
| (二)存款人权益保护影响破产原因的宽严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现状反思 |
| 一、商业银行丧失清偿能力的衡量标准分析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的立法模式考量 |
| 三、破产程序启动主体对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的影响 |
| 四、破产原因制度与存款人权益保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完善进路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完善进路 |
| 一、监管性标准补充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 |
| (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适用监管性标准的必要性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适用监管性标准的可行性 |
| 二、商事信用视角衡量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 |
| (一)商事信用是衡量银行经营状况的重要标准 |
| (二)商事信用对于完善破产原因制度的作用 |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相关问题 |
| 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模式选择 |
| (一)商业银行破产立法模式分析 |
| (二)立法模式对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影响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程序启动方式 |
| (一)申请受理与宣告破产的程序启动方式 |
| (二)破产程序启动方式对于破产原因制度的影响 |
| 三、我国商业银行破产中的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问题 |
| (一)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立法现状 |
| (二)商业银行具备破产原因与存款人保护机制启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明确商业银行破产专门立法模式 |
| 一、探索以银行业监管机构为程序主导机关 |
| 二、专门立法保障商业银行破产原因规定统一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启动程序 |
| 一、明确程序启动与破产原因制度衔接 |
| 二、发挥“府院联动”机制在商业银行破产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补充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衡量标准 |
| 一、引入监管性标准完善破产原因衡量标准 |
| 二、商事信用评价机制完善破产原因制度 |
| 第四节 强化破产原因制度对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 |
| 一、破产原因制度明确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原则 |
| 二、存款保险机制联动维护存款人权益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论我国企业破产预重整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章 预重整制度的产生机理 |
| 第一节 重整与庭外重组的制度缺陷 |
| 第二节 预重整制度引入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预重整制度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预重整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预重整的社会功用 |
| 第三节 预重整体现的破产法原则 |
| 第三章 预重整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司法案例及法院尝试 |
| 第二节 法院司法文件 |
| 第三节 国外模式立法借鉴 |
| 第四章 预重整制度的构建要点 |
| 第一节 实现“公平性” |
| 第二节 确保信息披露充分 |
| 第三节 预防重整失败 |
| 第五章 我国预重整制度的具体设计 |
| 第一节 企业适用预重整的标准构建 |
| 第二节 方案的表决与审查 |
| 第三节 债权协商制度的完善 |
| 第四节 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
| 第五节 设定预重整与重整程序的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9）论营业让与型重整引入我国的可行性及其制度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营业让与型重整概述 |
| 第一节 营业让与型重整的起源和内涵 |
| 一、美国破产重整中的“363条款” |
| 二、营业让与型重整的内涵 |
| 第二节 营业让与型重整的理论定位 |
| 一、营业让与型重整性质之争 |
| 二、营业让与型重整与破产清算的区别 |
| 第二章 营业让与型重整引入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营业让与型重整在我国具备适用的法理基础 |
| 一、《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
| 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 |
| 第二节 营业让与型重整的比较优势 |
| 一、有效阻隔或有债务,吸引投资者 |
| 二、提高重整效率,降低重整成本 |
| 三、消除不确定因素,保障债权清偿 |
| 四、将有效资产与无效资产隔离开来,提高重整成功率 |
| 第三节 营业让与型重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
| 一、淄博钜创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
| 二、渤钢集团破产重整案 |
| 第三章 营业让与型重整引入我国的制度困境 |
| 第一节 营业转让在实体和程序上的法律缺位 |
| 一、实体规定缺失 |
| 二、程序规定模糊 |
| 第二节 存在破产欺诈风险 |
| 一、破产欺诈的表现形式 |
| 二、破产欺诈现象的成因 |
| 第三节 营业资产价格评估机制不健全 |
| 一、营业让与型重整模式下营业资产价格评估的特点 |
| 二、现行资产价格评估机制的局限性 |
| 第四章 我国营业让与型重整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营业让与型重整的实体法建构 |
| 一、完善营业让与型重整模式的适用前提—营业转让制度 |
| 二、明确营业让与型重整模式的适用情形 |
| 第二节 营业让与型重整的程序法建构 |
| 一、明确营业让与型重整的运行模式 |
| 二、保障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 |
| 三、建立完善的营业资产价格评估机制 |
| 四、强化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职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与价值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与结构 |
| 第一章 机会结构变迁:解释违法犯罪类型演变的新视角 |
| 第一节 机会结构理论的起源及内涵 |
| 一、机会结构理论的来源与发展 |
| 二、机会结构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违法犯罪类型变迁的分析框架 |
| 一、整体性分析框架 |
| 二、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及解读 |
| 第三节 机会结构分析视角的理论优势 |
| 一、探索违法犯罪类型演变的因果机制 |
| 二、促进违法犯罪类型演变过程的分析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违法犯罪类型的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主要刑事犯罪类型变迁 |
| 一、侵财类刑事犯罪 |
| 二、暴力类刑事犯罪 |
| 第二节 主要治安违法类型变迁 |
| 一、侵财类治安案件 |
| 二、暴力类治安案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类型的特征与趋势 |
| 一、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的犯罪类型特征 |
| 二、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犯罪类型特征 |
| 三、智能时代的犯罪类型特征 |
| 第三章 政治改革与违法犯罪类型重塑 |
| 第一节 社会控制力弱化催生不同犯罪类型增长 |
| 一、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消解社会惩处功能 |
| 二、城乡区隔的制度壁垒增加犯罪机会 |
| 三、政治权威式微削弱犯罪成本 |
| 第二节 刑事法治转型影响犯罪类型变化 |
| 一、刑事法律体系重构犯罪圈 |
| 二、刑事司法政策调整催化犯罪类型转变 |
| 第三节 警察管控与犯罪类型变动 |
| 一、警察权的限缩导致决断力衰弱 |
| 二、警务效能下降导致惩罚确定性走低 |
| 第四章 文化变迁与违法犯罪类型的嬗变 |
| 第一节 亚文化对不同犯罪的诱发 |
| 一、暴力文化与暴力犯罪变化 |
| 二、畸形消费文化与财产犯罪变化 |
| 第二节 文化冲突建构违法犯罪心理 |
| 一、伦理本位与法理本位的冲突 |
| 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冲突 |
| 三、乡土同质性与城市异质性的冲突 |
| 第三节 文化理念转变诱发犯罪 |
| 一、伦理道德观念转变重建犯罪观 |
| 二、价值多元提高犯罪容忍度 |
| 三、羞耻感丧失稀释犯罪罪恶感 |
| 四、自我权利意识觉醒中和犯罪不正当性 |
| 第五章 经济转型与违法犯罪类型的演变 |
| 第一节 市场要素转化犯罪类型 |
| 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增加经济犯罪 |
| 二、拜金主义引发侵财类犯罪显着增加 |
| 三、市场经济活跃性转化犯罪类型 |
| 四、利益结构分化延展犯罪类型 |
| 第二节 生产力发展推动犯罪情境变化 |
| 一、犯罪标定伸缩 |
| 二、犯罪动机激发 |
| 三、犯罪能力提升 |
| 四、犯罪机会增多 |
| 第三节 区域不平衡分化犯罪类型 |
| 一、城市各类犯罪聚集 |
| 二、产业结构调整下的犯罪类型变化 |
| 第四节 不平等流动漂移犯罪类型 |
| 一、流动诱发多样犯罪 |
| 二、代际差异影响犯罪类型改变 |
| 第六章 科技发展与违法犯罪类型的变异 |
| 第一节 科技对现实空间违法犯罪的蚕食 |
| 一、技术治理的全域覆盖 |
| 二、及时高效性增加刑罚确定率 |
| 三、全景监视增强对潜在犯罪人的心理威慑 |
| 四、便捷匿名性赋能民众参与犯罪斗争 |
| 第二节 网络空间的犯罪类型转移 |
| 一、技术到秩序:网络犯罪对象的转变 |
| 二、线下到线上: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明显 |
| 三、直击要害到积羽成舟:新型网络犯罪形态增多 |
| 第三节 网络空间违法犯罪的聚集 |
| 一、脱嵌:潜在犯罪人的增加 |
| 二、日常活动:网络空间聚集合适的犯罪受害人 |
| 三、失控:网络空间监管制度尚未完善 |
| 四、辐射:网络传播强化犯罪传染 |
| 结论:让犯罪回到社会 |
| 一、犯罪类型演进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 |
| 二、社会结构影响犯罪类型变迁在于机会大小 |
| 三、理解犯罪类型变迁和治理犯罪需回应社会流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我国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整和优化——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框架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法司法审判中公共政策的引入与创制[J]. 陶鹏远. 经济法论丛, 2021(01)
- [2]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D]. 雷雨清.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4]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建构模式研究[D]. 徐中华. 天津大学, 2020(01)
- [5]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D]. 张毅. 山西大学, 2020(12)
- [6]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D]. 刘雯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7]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法治构造[D]. 陆海天.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 [8]论我国企业破产预重整制度的构建[D]. 张颖祺. 苏州大学, 2020(03)
- [9]论营业让与型重整引入我国的可行性及其制度构建[D]. 臧小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D]. 吴乐.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