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20年的三大革命(论文文献综述)
孙丽聪[1](2021)在《论当代甘肃诗歌总体风貌及抒情特色》文中指出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来说,西部多数地区,包括甘肃,文艺启蒙的现代文学创作主要成就还是1949年以来逐步积累的。中国当代诗歌七十年,西部诗歌包括甘肃诗歌,取得的成就却非常值得肯定和深入研究。静水深流,当代甘肃诗歌因其独特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而具有的多元色彩和深厚内涵,自然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审美经验。甘肃诗歌作为当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代诗人的努力,不仅有反映时代精神的共性呈现,也形成了诸多诗人审美自觉的个性特色。从当代文学和西部诗歌研究的背景上,讨论甘肃诗歌的时代流变,试图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些田野考察和文本细读的学术积累。本论文对当代甘肃诗歌试图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探析,从而揭示诗人个体的创作特点和倾向,在此基础上对当代甘肃诗歌的总体风貌、历史流变、抒情特色进行概括和总结。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当代甘肃诗歌的总体风貌,主要从当代甘肃诗歌的人民性、时代性、地域性三个方面来论述。第二章从甘肃诗歌的历史流变入手,论述十七年的甘肃诗歌,主要从新的题材与颂赞主题、民族特色与身份认同、西部风情与开拓精神等方面对当代甘肃诗歌的总体风貌进行考察。第三章从新时期文学思潮,特别是“归来者”的歌、“朦胧诗”、“西部诗潮”等背景上重点讨论甘肃诗人的成就。第四章从人文地理视阈中观照新近二十年甘肃地域诗群的崛起及创作特征。主要从甘肃南北地域文化的不同,特别是东西气候差异的巨大,深入挖掘文学的地理成因,探究甘肃诗歌当下的活跃形态。第五章论述当代甘肃诗歌的抒情特色,从新中国共鸣与时代颂赞、农耕文明与乡土抒写、多民族生活与浪漫情调等方面进行归纳与总结当代甘肃诗人们的创作,初步把握甘肃诗歌的主体状态和抒情的主要特色。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彭瑞康[3](2020)在《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且永无止境的过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随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指导中国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起步。施存统既是中共党史上一名重要的学者型人物,也是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1920至1927年,施存统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近代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施存统不断解放思想、深入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鞭辟入里的论述。基于此,通过梳理出施存统政治思想的变迁与革命实践的历程,结合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以及当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施存统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及其成果。在救亡图存和思潮涌动的时代背景下,施存统走出家乡金华,走向杭州、北京、上海、日本东京,解放、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投身于到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浪潮。从信仰儒学正统到接受无政府主义,继而甄别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施存统最终在1921年7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此前后,施存统开始了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探索。一方面,施存统通过翻译和撰写文章、批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争取到大批追随者。另一方面,施存统通过参与建党建团、领导群众运动和参与国民革命等实践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具体应用。在此过程中,施存统形成了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夺取政权为革命手段等观点,分析了各社会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施存统的探索受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是,其中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并不影响他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且至今依然给以我们重要启示。
杨东宜[4](2019)在《皖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PPP模式的运用研究 ——以萧县为例》文中认为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美好蓝图。而治理好农村生态环境工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对于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乡村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各种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不仅严重危害了地方村民的身体健康,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因此,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探索。本文结合我省“三大革命”的主要内容,研究了皖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第二,污水处理问题;第三,农村厕所治理问题;第四,农业废弃物治理问题。其中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宿州市萧县城乡垃圾一体化PPP项目为案例进行调研分析,对在2018年萧县实施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PPP项目之后的垃圾处理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的内容包括项目具体内容、资金投入情况、处理方式、生活垃圾基础设施现状、生活垃圾清理情况以及村民认知现状等。通过调研发现,PPP项目资金充足、专人机械化无害化统一处理、生活垃圾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相对完善、生活垃圾基本做到日产日清无垃圾堆砌、村民面对日益改变的生活状况积极配合,满意度与获得感得到提升。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在运用经济杠杆撬动民间资本的时候,政府自身信用评级较低、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监督系统的不完善以及对农户的宣传教育的不足等等。为此本文提出了皖北乡村运用PPP模式治理人居环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各方组织应当通过各自承担责任、合理划分职能来共同处理农村生活垃圾,便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分摊机制,在PPP模式下政府职责可以得到明确、民间资本利用价值可以充分发挥。其次,政府应注重契约精神提高自身信贷评级,与之同时还应建立起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对项目全程进行跟踪监督,提高项目运行效率。最后,加大对农户的宣传教育,打破原有的“破窗效应”,有效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以及自觉性。充分调动农村社会里力量参与垃圾处理,关键要提高村民加入的积极性,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
徐思凡[5](2019)在《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其媒介理论的着名命题——“媒介即讯息”。该命题强调了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视的“媒介”的重要性,并以其独特的神喻式表达方式提示了有关媒介的丰富思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指出真正影响人类文明史的乃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媒介,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内容,这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及其原因。美国媒介环境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巨着《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则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三个方面出发,论证了印刷媒介为近代欧洲带来的巨变——它是欧洲走进现代的“动因”,有力地证明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由于麦克卢汉神喻式的表达方式,人们对这一命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他关于“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带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极易使人们忽视“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重要性。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社会巨变,与爱森斯坦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印刷媒介反而给宋明社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刷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宋明理学。因此,本文将从内容重要性的角度来反思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命题。本文重点梳理了中国印刷媒介从唐末至宋明的发展史略,并结合科举制度史、宋明理学史来阐释权力对印刷媒介内容的利用与控制。经过深入研究,本文现有以下研究发现:首先,媒介本身的技术属性固然重要,但其在内容方面的影响力仍旧不容忽视。在内容方面,西欧印刷媒介承载了大量有关变革甚至革命的内容,而中国印刷媒介则被用来传播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异端言论渐渐失去了生存的舒适土壤,任何有违正统的言行都会招致大众的反对。其次,中国印刷媒介的发展与儒学复兴运动相伴而生。在印刷媒介的助力下,儒学重新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位置。宋初儒学一反汉唐儒学的繁杂与琐碎,大胆地吸收佛老思想,建构起思辨性更强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得益于科举制的推动作用,印刷媒介成为宋明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其三,统治者对王朝稳定的追求改变了中国印刷媒介发展轨迹。在印刷媒介诞生之初,统治阶级并不了解这种新媒介所具有的优势,直到五代末期,政府才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典籍刊刻活动。进入两宋以后,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印刷媒介之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官方出版机构,出台各类相关法令,严厉打击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出版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从整体上看,中国印刷媒介承载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思想而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变革性内容,这间接地促进了宋明社会的稳定,体现了权力和内容对印刷媒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既不能对麦克卢汉“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做出过度解读,走上技术决定论的道路;又要考虑“媒介即讯息”命题在中华文明中的适用性,批判地审视不合乎我国媒介发展特点的媒介理论。
张谷莹[6](2018)在《独立后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文中指出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越南民族国家构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法国和美国先后介入印度支那地区,越南同时展开了抗法和抗美战争,统一南北并建立民族国家,并展开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民族国家构建,搭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统一后,越南继续补充民族国家构建理论,积极展开实践,深化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容。但是,在两极格局的国际大背景下,越南一味地效仿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滞后,民族国家经济建设陷入危机。同时,在民族主义偏激的引导下,越南出兵柬埔寨,欲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民族国家构建呈现膨胀的状态。越共六大以来,越南开始实施革新开放,民族国家的构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趋于完善。本文依据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不同历史时期,将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至1975年,即越南独立后到越南南北统一之前。在此阶段中,越南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统一,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初步构建。第二阶段是1976年至1985年,该阶段越南实现了对民族国家构建的进一步推进,但其中也出现了民族国家构建的错误理论和失败实践。第三阶段是1986年至今,该阶段内越南推行革新开放,推动了越南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使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构建得到了升华。本文的前三章对越南三个民族国家构建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行了论述,第四章分析了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特点、经验和教训,并指出越南民族国家构建对中越关系的思考以及对中国处理对越关系的建议。本文认为,由于历史背景和自身国情的不同,越南不同阶段民族国家构建达到了不同的目标,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由于独立初期的越南处于战争的包围之中,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服务于战争需要,且较为零碎;民族国家实践也处于初级阶段,且重点发展军事和国防建设。统一后,越南急需建设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民族国家经济,且处于两极格局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民族国家构建理论和具体实践与苏联模式高度相似。革新以来的越南在全球化背景和国内外危机下,开始系统地提出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并展开了与之相匹配的有目标性和规划性的实践,此时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基本完成。
周雅玲[7](2017)在《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及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家庭财富的日益积累。渐进式的社会制度变迁让中国家庭资产结构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农户家庭资产结构变化尤为显着。农户家庭资产结构从20年前以手持现金和储蓄为主的单一模式,逐渐向股票、理财产品、商业保险、政府债券、公司债券、黄金、外汇等多种资产组合模式转变,甚至扩展到期货、期权、权证等金融衍生品。虽然目前储蓄仍然是农户家庭最主要的资产选择方式,但是现金、储蓄等低风险资产占比逐渐下降,而风险较高的金融性资产占比随着家庭资产总量的不断增加而提高。因此,对于当前中国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家庭消费理论、家庭资产选择理论和资产选择的财富效应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CHFS2013)构建了一个包含13634户农户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的现状与特征,重点从家庭结构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异质性进行解释,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及地区差异。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中国农户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和家庭金融效应的相关理论提供补充,为政府部门优化农户家庭资产配置,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制定和规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参考,为金融实务部门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中国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现状与特征分析。基于宏观统计数据深入分析了改革三十余年中国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变迁过程,并基于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2013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第二轮调查所获得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一步从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是否偏好风险、是否拥有自营工商业、健康程度、家庭人口结构、家庭婚姻关系等多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参与商品房、储蓄、股票和商业保险等四种不同家庭资产选择的异质性特征。(2)将农户家庭结构划分为家庭人口结构和婚姻关系两个维度,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家庭结构对农户家庭资产参与概率和持有比重的影响。农户家庭人口结构主要包含老年抚养比(Old)、少儿抚养比(Child)、家庭规模(FamilySize)和家庭代际数(Generation)等方面。婚姻关系包括婚姻状态(Marriage)、婚龄(MarritalYear)、婚姻家庭态度和婚姻结构匹配异质性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细致的探讨了不同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3)基于样本数据统计分析了中国农户家庭配置储蓄、股票、商品房和商业保险等四种资产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实证检验了农户家庭配置不同的资产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及不同地区的财富效应的差异。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家庭人口结构因素与农户家庭资产中的储蓄规模、股票规模、商品房规模和商业保险支出规模形成交互作用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户家庭金融资产不断丰富,家庭资产配置多元化发展趋势显着。但是目前储蓄仍是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主要方式,农户家庭参与股票投资概率和持有股票比重均较低,农户家庭风险资产占比偏低。(2)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健康程度、是否偏好风险、是否拥有自营工商业等特征的农户家庭参与商品房、储蓄、股票和商业保险等四种不同家庭资产选择存在异质性特征,且不同家庭人口结构和婚姻关系的农户家庭参与资产选择也表现出明显差异。(3)就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关系而言,实证结果发现,老年抚养比越大、家庭规模越小、家庭代际数越多,越倾向于参与储蓄等无风险的资产选择活动。少儿抚养比对于股票、商品房和商业保险参与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家庭人口结构因素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有重要影响,但是不同家庭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4)就家庭婚姻关系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关系而言,实证结果发现,已婚农户家庭参与储蓄和商品房等资产选择的概率和持有比重均较单身家庭更高,且其与农户家庭股票和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呈显着负相关;但是已婚家庭持有股票的比重显着低于未婚家庭。婚姻观念较强的已婚家庭较未婚家庭参与储蓄的比重更高,参与股票的比重却更低。婚龄越长的农户家庭参与股票的概率和持有比重较婚龄较短的家庭更低。户口异质的家庭参与储蓄和股票的概率显着高于同质农户家庭。总体而言婚姻关系因素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有重要影响,但是不同家庭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5)农户家庭资产对于家庭消费行为存在显着的财富效应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家庭配置储蓄、股票、商品房和商业保险等家庭资产对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即存在财富效应。虽然商业保险的占比较其他三项家庭资产占比最小,但是计量分析发现,商业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同时,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这一促进作用更加显着。其中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于东部农户家庭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农户家庭更大,消费升级对中西部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地区农户家庭而言更加强烈。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人口结构能够与家庭资产形成正向的交互作用表现出替代效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本文从家庭金融视角,筛选和构建了中国农户家庭微观数据,采用计量方法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国家重点关注的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在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数据使用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创新。(1)从研究视角上看,既有文献多以城镇家庭为研究对象,基本忽视了对农村家庭的微观探讨。同时,基于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研究并不能全面充分地解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户家庭消费和资产选择行为,如果简单依据现有经验结论,可能会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研究以农户家庭资产配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为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对现有文献做了有益补充;另一方面不仅将家庭结构纳入农户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框架,而且将家庭结构进一步划分为家庭人口结构和婚姻关系两个维度,较为系统的研究了农户家庭资产选择行为,为相关理论提供了微观实证证据,丰富了现有家庭金融文献。(2)从分析方法上看,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提出的基础上,注重对各个研究问题的深入分析,采用对比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及文献研究等多种分析方法,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剖析研究问题。并根据实际需要,分别运用不同计量方法(包括OLS最小二乘法、Probit广义的线性模型、Tobit样本选择模型等)展开深入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力求得到更加可靠和令人信服的结论。(3)从数据使用上看,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有效筛选,获得了样本量较大、数据质量较高的中国农户家庭微观数据。通过从不同层次的样本数据(家庭层面数据、成人层面数据、子女层面数据)中寻求实证证据支持,尤其是对家庭金融行为异质性的实证考察,与国内已有研究多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不同,为研究农户家庭金融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按照农户家庭所属地区划分微观数据样本,对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异质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丰富的微观数据使用经验,得到了一定的研究结论。
黄真金[8](2017)在《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语文高考是我国高考中重要的科目,语文教育是基础教育中关键的学科。长时期以来,我国的中学语文教育,深受语文高考的束缚和牵制。为了把握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在纵向上梳理了近百年不同历史时期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把握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寻找规律。横向上把二者的关系放到动态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同时关注外在客观条件对二者互动的影响。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述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综述文献,界定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关概念,厘定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分析语文高考与影响语文高考的外部环境因素一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回顾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历程,分析二者互动的情况及对当下的启示。第四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之前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起步发展的情况,把握二者互动的特点,寻找与当下问题有关的根源。第五章研究高考恢复以来至语文新课程改革之前,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情况,探讨二者间的关系、成因及其对当下的启示。第六章梳理“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历程,通过调研,结合现象,分析结果,得出这一时期语文高考依旧过度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第七章剖析实施“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仍旧过度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问题根源,结合当下国家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宏观政策指导和行动,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语文高考,提出完善语文高考改革制度、促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良性互动的构想与建议。本文获得的结论,主要有:第一,语文高考“指挥”中学语文教育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根源是:“文革”结束初期,国家急需人才,语文高考肩负着“为国选材”的大任,地位突出。经历“文革”重创,中学语文教育元气大伤,由于学科建构还很不成熟,只能顺应语文高考的需求发展。高考“指挥棒”对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牵制作用,逐渐形成。第二,语文高考本应是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一环,但是,当语文高考的结果对个人,学校利益所产生的的利害关系过大时,高考就远远超越了教育中的“一环”的定位。外在客观条件,促使语文高考逐渐变化为能够干预、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矛盾的一方”,甚至被当作中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已经发展得极不正常。以满足高考需要为目的的“应试”中学语文教育,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妨碍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也给师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第三,本世纪兴起的中学语文新课程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这种畸形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十余年间,我们抓住矛盾的一方面——中学语文进行课程改革,对促成矛盾的外在环境,改革的力度显然不够。而在这组矛盾中,最主要的一方应该是语文高考,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完善语文高考改革制度、促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良性互动。藉由相关结论,本文提出缓解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矛盾的构想与建议。就改革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的外部条件而言:政府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健全用人机制;缩小行业差距,加快民主进程。教育管理部门要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功利评价;深化高考改革,提升高校办学质量。学校要坚守教育立场,坚定育人目标;转变评价观念,改革评价制度。社会和家庭要理性看待高考,淡化功利色彩。在中学语文教育方面:中学语文教育要坚守育人目标;坚定学科基础;坚持课程改革方向;坚决落实“课改”内容。在语文高考改革的层面:改革考试方式的建议包括:增添对汉语“口语表达与交流”素养的考查;尝试“开卷+闭卷”结合考试;改革考试题型。完善考试内容改革的建议包括:“语文知识”考查要更贴近时代及学生的生活需求;“现代文阅读”内容要更加自由多样;要提高“写作能力考查”命题质量。改进语文高考考试评价的建议包括:提高考试评价水平和质量;组建专业试卷评阅队伍;恰当运用语文高考成绩。
李建新[9](2015)在《中美印三国人口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文中认为人口是影响国家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综合因素考察,与我国最具有可比性的大国当属美国和印度。21世纪中国、美国、印度三国的人口变化趋势警示我国刻不容缓地改变现行人口发展战略与方向。人口变迁与人口革命1.人口变迁1750年以后的300年是世界人口急剧变化的300
吴兴杰[10](2015)在《产业4.0时代是什么?——从2010年到2050年人类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最流行的新概念是"工业4.0"。这是德国实施的一项战略工程,借此机会全面超越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当然,如果单纯研究"工业4.0",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为工业不可能离开科技、农业、商业、交通等产业的协同化、集成化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将"工业4.0"思维方式提升到"产业4.0"的思维方式,包含"工业、科技、交通、商业、农业"等产业的历史演变进程,寻找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深层次联系网络,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深刻的、紧密的产业逻辑网络,才有可能比较清晰地分析世界经济格局,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找新的国际商机,为中国的"企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战略机遇。
二、未来20年的三大革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未来20年的三大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1)论当代甘肃诗歌总体风貌及抒情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当代甘肃诗歌回眸与概观 |
第一节 当代甘肃诗歌的人民性 |
第二节 当代甘肃诗歌的时代性 |
第三节 当代甘肃诗歌的地域性 |
第二章 新中国30 年与时代颂赞 |
第一节 工业诗歌与颂赞主题 |
第二节 民族色彩与身份认同 |
第三节 西部风情与开拓精神 |
第三章 新时期20 年与西部诗潮 |
第一节 “归来者”的歌与甘肃诗歌的复苏 |
第二节 拨乱反正20 年与西部诗潮 |
第三节 西部诗潮的深化与甘肃诗人的收获 |
第四章 新世纪20 年与诗群蜂起 |
第一节 聚焦西部风骨的地域写作 |
第二节 关注精神写作的陇中诗群 |
第三节 注重诗意建构的河西诗群 |
第四节 坚守乡土创作的陇东诗群 |
第五节 集合多元文化的甘南诗群 |
第五章 当代甘肃诗歌的抒情特色 |
第一节 新中国共鸣与时代颂赞 |
第二节 农耕文明与乡土抒写 |
第三节 多民族生活与浪漫情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论文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施存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和过程 |
(一)救亡图存和思潮涌动的时代背景 |
1.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 |
2.思潮涌动的文化环境 |
(二)施存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1.传统道学理想的破碎 |
2.社会主义思潮的精神滋养 |
3.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
二、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主要内容 |
(一)介绍及宣传马克思主义 |
1.译介国外马克思主义论着 |
2.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3.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
(二)参加中国革命实践活动 |
1.参与建党与领导团的工作 |
2.指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
3.投身国民革命的洪流 |
(三)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形成认识 |
1.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 |
2.对中国革命方法的认识 |
3.对中国革命中各社会阶级的认识 |
4.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 |
三、施存统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评析及启示 |
(一)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历史贡献 |
1.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2.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 |
3.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
(二)施存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的不足 |
1.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偏差 |
2.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论断 |
(三)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当代启示 |
1.科学的对待马克思主义 |
2.立足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 |
3.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皖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PPP模式的运用研究 ——以萧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文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农村人居环境的概念 |
2.1.1 农村人居环境的定义 |
2.1.2 农村人居环境的属性 |
2.1.3 农村人居环境的界定 |
2.1.4 农村人居环境破坏的危害性 |
2.2 PPP模式相关理论概述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2.2.2 农村治理理论 |
2.2.3 项目区分理论 |
2.2.4 民营化理论 |
2.2.5 PPP模式的产生 |
2.2.6 PPP的定义 |
2.2.7 PPP的特征 |
2.3 国内PPP人居环境治理模式总结 |
2.3.1 基于PPP模式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结构模型 |
2.3.2 SPV公司在PPP项目中的职能分工 |
2.3.3 PPP治理模式与传统BOT和BT模式对比 |
第三章 皖北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治理现状 |
3.1 皖北地区农村环境总体概况 |
3.2 皖北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治理现状 |
3.2.1 生活垃圾问题及治理现状 |
3.2.2 生活污水问题及治理现状 |
3.2.3 农村厕所改造问题及治理现状 |
3.2.4 农业废弃物问题及治理现状 |
3.3 皖北农村环境污染影响 |
第四章 PPP模式下皖北地区农村环境治理现实性分析 |
4.1 PPP模式下皖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可行性分析 |
4.1.1 政府方针政策的支持 |
4.1.2 融资渠道多元,项目资金充足 |
4.1.3 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成本 |
4.2 皖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
4.2.1 皖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三大革命”的需要 |
4.2.2 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乡村振兴的需要 |
第五章 皖北萧县城乡生活垃圾治理一体化PPP项目案例分析 |
5.1 皖北萧县农村状况简介 |
5.2 萧县城乡生活垃圾治理一体化PPP项目介绍 |
5.3 皖北萧县PPP项目调研情况 |
5.3.1 调研方式 |
5.3.2 调研样本选择 |
5.4 皖北萧县垃圾处理现状 |
5.4.1 资金投入现状 |
5.4.2 处理方式现状 |
5.4.3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基础设施设置现状 |
5.4.4 生活垃圾清理现状 |
5.4.5 村民认知现状 |
5.5 调查结果 |
5.5.1 皖北萧县运用PPP模式取得的成效 |
5.5.2 皖北萧县运用PPP模式存在的问题 |
第六章 PPP模式在运用于皖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建议 |
6.1 充分利用经济杠杆作用 |
6.2 树立起契约精神 |
6.3 建立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 |
6.4 加强科学环保宣传教育 |
6.5 防范PPP项目在运作过程中的风险 |
6.6 明确收入分配 |
参考文献 |
附录 调查问卷 |
作者简介 |
(5)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2.1 作为技术发明的印刷术研究 |
1.2.2 中国学者对印刷媒介起源、发展和影响问题的关注 |
1.2.3 外国学者对印刷媒介与中国社会互动关系的探讨 |
1.2.4 媒介理论研究: 基于媒介环境学的探讨 |
1.3 研究问题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分析法 |
1.4.2 比较研究法 |
1.5 研究意义 |
1.5.1 以中国印刷媒介与宋明王朝的关系为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进行补充 |
1.5.2 从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角度丰富了华夏传播的研究成果 |
2. “媒介即讯息”命题的缘起、内涵与应用 |
2.1 命题的缘起与内涵 |
2.1.1 缘起: 麦克卢汉的生平和学术历程 |
2.1.2 内涵: 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解读 |
2.2 命题的应用: 媒介环境学派与印刷媒介研究 |
2.2.1 深化: 爱森斯坦的尝试 |
2.2.2 呼应: 站在电子媒介时代回望印刷技术革命 |
3. 前奏: 印刷媒介的诞生与儒学复兴 |
3.1 雕版印刷术和印刷媒介的诞生 |
3.1.1 前印刷时代的儒学传播媒介 |
3.1.2 雕版印刷术诞生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
3.1.3 孕育雕版印刷术的社会文化背景 |
3.1.4 中国印刷媒介的诞生、早期应用及主要特征 |
3.2 儒学复兴的尝试 |
3.2.1 科举制: 儒学与最高权力结盟的制度保障 |
3.2.2 文以明道: 儒学复兴的萌芽 |
4. 从边缘到中心: 成长中的印刷媒介与理学 |
4.1 印刷媒介的兴盛: 繁荣的两宋出版业 |
4.1.1 序曲: 五代十国的印刷出版活动 |
4.1.2 奠基期: 北宋出版业的发展 |
4.1.3 兴盛期: 厚积薄发的南宋出版业 |
4.2 好风凭借力: 印刷媒介与理学的良性互动 |
4.2.1 于无色处见繁花: 理学的勃兴 |
4.2.2 “道统”的承续与传播: 理学家的出版实践 |
4.3 沉默的螺旋: 权力阴影下的印刷媒介与理学 |
4.3.1 “致君尧舜”: 理学的实践性与批判性 |
4.3.2 作为统治工具的印刷媒介: 皇权对理学势力的打压与理学的“内倾化” |
5. “正统”的胜利: 印刷媒介与理学正统地位的维系 |
5.1 “正统”的确立: 理学的意识形态化 |
5.1.1 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
5.1.2 正统的维系: 印刷媒介的政治角色 |
5.2 “心学”的崛起与沉寂: 中断的启蒙 |
5.2.1 思想多元化的起点: 从陈献章到王守仁 |
5.2.2 觉民救世: 泰州学派的启蒙实践 |
5.2.3 特立独行者的背影: 禁而不止的异端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独立后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民族国家定义的研究 |
(二)关于越南独立史和发展史的研究成果 |
(三)关于越南民族国家观念的研究成果 |
(四)关于越南现代国家建设与管理的研究成果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一)创新点 |
(二)难点 |
第一章 独立初期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摸索(1945-1975) |
第一节 独立初期越南所面临的内外局势 |
一、独立后越南身处的外部环境 |
二、独立后越南面临的自身困境 |
第二节 独立初越南劳动党的初建理论 |
一、政治上争取独立、依靠群众 |
二、经济上消除饥荒、实施土改 |
三、军事上坚持长期抗战 |
四、外交上对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
五、民族和宗教上尊重各群体 |
第三节 独立初期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初步实践 |
一、谋求政治合法性 |
二、初步巩固国防基础 |
三、初建经济支撑力 |
四、确立外交角色 |
五、建立本土文化圈 |
第二章 南北统一后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膨胀(1976-1985) |
第一节 南北统一后的国内外背景 |
一、两极格局对峙下的国际背景 |
二、统一后的南北发展不协调 |
第二节 统一后越南共产党的激进理论 |
一、政治上民族与民主任务的结合 |
二、经济上优先发展重工业 |
三、军事上奉行对外扩张理论 |
第三节 统一后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冒进实践 |
一、政治上完善制度 |
二、经济上发展过激 |
三、外交上称霸印支 |
四、文化上增强认同 |
第三章 革新后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1986至今) |
第一节 越南实行革新的动因分析 |
一、全球化趋势下的机遇与挑战 |
二、越南国内百废待兴的改革需求 |
第二节 新时期越南共产党的革新理论 |
一、政治制度革新的理论 |
二、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 |
三、全方位外交的理论 |
第三节 革新后越南民族国家的大胆实践 |
一、深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二、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 |
三、全方位外交角色的巩固 |
四、新时期传统文化的“再生产” |
第四章 独立后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脉络、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
第一节 越南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及其前景 |
一、越南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 |
二、越南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 |
第二节 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和教训 |
一、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 |
二、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教训 |
第三节 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启示 |
一、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二、对中国处理中越关系的启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及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目标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家庭资产选择与消费理论的理论渊源 |
2.1 家庭消费理论 |
2.1.1 基于消费函数的消费理论 |
2.1.2 基于不确定性预期的消费理论 |
2.2 家庭资产选择理论 |
2.2.1 早期经典资产选择理论 |
2.2.2 完全理性下的资产选择理论 |
2.2.3 有限理性下的资产选择理论 |
2.3 资产选择的财富效应理论 |
2.3.1 资产选择的财富效应的理论界定 |
2.3.2 资产选择的财富效应的理论模型 |
2.3.3 财富效应理论的国际差异比较 |
第3章 家庭资产选择与财富效应的理论框架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3.1.1 农户家庭的界定 |
3.1.2 农户家庭经济结构的界定 |
3.1.3 农户家庭消费的界定 |
3.1.4 农户家庭资产的界定 |
3.2 家庭资产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3.2.1 人口统计特征、风险偏好与家庭资产选择 |
3.2.2 收入和财富与家庭资产选择 |
3.2.3 风险态度与家庭资产选择 |
3.2.4 社会资本与家庭资产选择 |
3.2.5 非理性因素与家庭资产选择 |
3.2.6 家庭结构与家庭资产选择 |
3.3 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理论研究 |
3.3.1 储蓄资产的财富效应 |
3.3.2 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 |
3.3.3 商品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
3.3.4 保险资产的财富效应 |
3.4 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 |
3.4.1 家庭资产财富效应早期理论 |
3.4.2 人口抚养比影响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作用机制 |
3.4.3 家庭规模和代际数影响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作用机制 |
3.4.4 婚姻关系影响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作用机制 |
第4章 中国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现状与特征 |
4.1 引言 |
4.2 家庭资产积累与资产选择的兴起 |
4.2.1 市场化经济与家庭收入提高为家庭金融提供物质基础 |
4.2.2 金融市场深化为家庭资产积累和资产选择提供制度基础 |
4.2.3 人口结构与功能变迁为促进家庭金融发展提供社会基础 |
4.3 家庭金融对社会经济的作用 |
4.3.1 家庭金融对消费者的经济效果 |
4.3.2 家庭金融对金融服务供给机构的经济效果 |
4.3.3 家庭金融对宏观经济的效果 |
4.4 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分析 |
4.4.1 国内外家庭资产的代表性微观数据基础 |
4.4.2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选择 |
4.4.3 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异质性特征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家庭结构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 |
5.1 引言 |
5.2 实证研究假设的提出 |
5.3 实证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5.3.1 实证计量模型设定 |
5.3.2 变量设定 |
5.3.3 数据来源 |
5.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5.5 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实证结果 |
5.5.1 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家庭资产参与概率 |
5.5.2 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家庭资产持有比重 |
5.6 婚姻关系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实证结果 |
5.6.1 婚姻状态与农户家庭资产参与概率 |
5.6.2 婚姻状态与农户家庭资产持有比重 |
5.6.3 分组检验婚姻状态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 |
5.6.4 婚龄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 |
5.6.5 婚姻匹配异质性与农户家庭资产选择 |
5.7 稳健性检验结果 |
5.8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户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
6.1 引言 |
6.2 实证研究假设的提出 |
6.3 实证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6.3.1 实证计量模型设定 |
6.3.2 主要变量设定 |
6.3.3 数据来源 |
6.4 农户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结果 |
6.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6.4.2 基于基础模型的农户家庭财富效应检验 |
6.4.3 基于扩展模型的农户家庭财富效应检验 |
6.4.4 农户家庭财富效应的地区差异检验 |
6.4.5 稳健性检验结果 |
6.5 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机制检验 |
6.5.1 储蓄规模与家庭人口结构的交互作用 |
6.5.2 股票规模与家庭人口结构的交互作用 |
6.5.3 商品房规模与家庭人口结构的交互作用 |
6.5.4 商业保险支出规模与家庭人口结构的交互作用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8)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一、我国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 |
二、语文教育研究的现实需要 |
三、研究者的学术旨趣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与语文研究范畴相关的核心概念界定 |
二、与考试研究范畴相关的核心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考试学研究 |
二、高考、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相关研究 |
三、研究评述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语文高考与社会诸要素之关系 |
第一节 语文高考与政治的关系 |
一、社会政治对语文高考的影响 |
二、语文高考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
第二节 语文高考与经济的关系 |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语文高考的影响 |
二、语文高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第三节 语文高考与文化的关系 |
一、以“文化”为考试内容 |
二、语文高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
第四节 语文高考与教育的关系 |
一、教育对语文高考的影响 |
二、语文高考对教育的影响 |
第三章 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
一、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入学考试 |
二、民国时期中学的学制 |
三、民国时期中学语文教育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一、语文高考影响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 |
二、高考内容与中学语文课程的“不谋而合” |
第三节 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
一、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相对独立 |
二、民国语文高考的相对独立 |
第四节 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思考 |
一、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相对独立的原因探析 |
二、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当代启示 |
第四章 高考恢复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 |
第一节 建国十七年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
一、“十七年”中学语文教育发展概况 |
二、“十七年”语文高考发展概况 |
三、“十七年”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的特点 |
四、“十七年”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关系评述 |
第二节 “文革”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
一、“文革”时期教育发展概况 |
二、“文革”时期的中学语文教育 |
三、“文革”时期的语文“高考” |
四、“文革”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关系反思 |
第五章 “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 |
第一节 “新课改”的教育背景 |
第二节 “新课改”前的中学语文教育 |
一、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 |
二、中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确立 |
三、中学语文教学方法变革 |
第三节 “新课改”前的语文高考 |
一、语文高考总体安排 |
二、语文高考“考纲”变化 |
三、语文高考考试内容的变化 |
四、语文高考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的制定 |
第四节 “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关系的反思 |
一、“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特点 |
二、“新课改”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的思考与启示 |
第六章 “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
第一节 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讨论” |
第二节 “新课改”以来高中语文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
一、重建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
二、调整高中语文教学内容 |
三、改革高中语文教学方法 |
第三节 “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的变革与发展 |
一、“新课改”以来国家高考改革的总体情况 |
二、语文高考“考试说明(大纲)”的主要变化 |
三、语文高考形式与内容的革变 |
第四节 “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与高中语文教育互动情况调查 |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
二、调查结果 |
三、调查结果概括与分析 |
第七章 语文高考与中学教育互动关系之理论分析与完善策略 |
第一节 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问题成因 |
一、影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的外在环境 |
二、中学语文新课程改革有待深入 |
三、语文高考不能发挥“指挥棒”的正面导向作用 |
第二节 当下语文高考改革的重要举措与发展趋向 |
一、影响当下高考改革的主要政策 |
二、语文高考改革的重要举措 |
三、2017年语文高考改革的主要趋向 |
第三节 改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策略和构想 |
一、改变影响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关系的外在条件 |
二、继续深化中学语文教育改革 |
三、语文高考改革的策略和构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学语文教师问卷 |
附录2: 中学语文教师问卷 |
附录3: 高中学生问卷 |
附录4: 高中学生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后记 |
四、未来20年的三大革命(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当代甘肃诗歌总体风貌及抒情特色[D]. 孙丽聪.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D]. 彭瑞康.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皖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PPP模式的运用研究 ——以萧县为例[D]. 杨东宜. 安徽农业大学, 2019(05)
- [5]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D]. 徐思凡. 厦门大学, 2019(07)
- [6]独立后越南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D]. 张谷莹. 云南大学, 2018(07)
- [7]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及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D]. 周雅玲. 西南大学, 2017(04)
- [8]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D]. 黄真金. 厦门大学, 2017(05)
- [9]中美印三国人口变化趋势及其影响[J]. 李建新. 中国国情国力, 2015(05)
- [10]产业4.0时代是什么?——从2010年到2050年人类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分析[J]. 吴兴杰. 商业文化,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