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拓前进的黄委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论文文献综述）
赵雪[1]（2021）在《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文中提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为综合治理黄河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了确保黄河治理工程的实施,中国政府争取到苏联的技术援助,并以苏联的治河理念为指导。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而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本身,既直接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同时还记刻下新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中的苏联援助研究,是通过社会调研及主要运用史料学的方法,在档案和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水利、林业、农业等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将该时期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活动、苏联理念对中国治黄的影响、苏联援助治黄的意义和问题等内容作为考察视角,以对中国黄河治理史、中苏关系史等进行拓展性与深入性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中的苏联援助研究,主要围绕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的启动、治理黄河中苏联援助的内容、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成果与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探讨,并从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治理黄河的援助,始终受到中苏关系发展与变化的影响。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是苏联对中国治理黄河提供援助的重要前提,而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苏联给予中国治理黄河的援助半途而废的根本因素。中苏关系的恶化不仅导致了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工作的中断,而且直接影响到当时黄河综合治理规划目标的实现。
郭晖[2]（2020）在《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研究 ——以西柳沟流域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水沙置换是为统筹解决内蒙古十大孔兑水土流失治理与鄂尔多斯新增工业用水需求而提出的全新思路,其基本思想是由有新增用水需求的工业企业出资,在十大孔兑修建拦沙坝,以此取得部分黄河下游节约的输沙水量作为生产用水。实施水沙置换,对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以水土保持学、生态学、制度经济学和水文水资源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为基础,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提出通过生态补偿实施水沙置换的路径和方法,并通过实例进行验证。（1）将拦沙工程建设与水权交易相结合,从理论上构建了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模式,其关键环节是设计和实施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2）利用SWAT模型定量模拟拦沙工程对流域水沙过程的影响,并以模拟结果为基础计算拦沙工程实现的减水减沙量。（3）通过流域水沙模拟分析,采用经验公式法计算水土保持工程拦沙可置换水量。（4）采用工程费用法核算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5）针对水沙置换特点,引入水权交易机制,设计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提出相应的交易机制和保障措施。（6）以西柳沟流域为例,对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验证。计算得出,在设定的最可能出现的25a系列黄河干支流水沙方案组合下,新建79座拦沙坝,年均可减少入黄河的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为288.22万m3和138.53万t,工程平均拦沙年限为28a,年均可节约输沙水量1173.51万m3,以工程建设投资为依据核算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为22934.93万元。设定年均可交易的拦沙置换水量为1000万m3/a,交易年限为25a,采用成本定价法和影子价格法计算,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的基准价格范围在0.92元/m3·a至1.52元/m3·a之间。研究表明,在黄河流域多沙粗沙区,特别是粗泥沙集中来源区建设拦沙工程,可以减少黄河干流河道淤积,进而节约下游输沙水量,虽然在拦沙的同时也拦蓄了部分进入干流的径流量,但其节约的输沙水量远大于工程拦截的水量,可以认为是相对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可利用水资源量,这是实施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基础。实施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有利于实现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和相关利益方的共赢。
王仓仓[3]（2019）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文中提出晚清以降,自然灾害频仍,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内乱从生,使得导淮事业停滞不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鉴于淮河流域灾情日益严重,一方面也为了发展该地区的经济,特与1929年7月在南京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该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对淮河流域进行水利勘测,并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确立了“以全局论,先去害,继兴利”,“以局部论,害先去其重者,利先兴其大者”的导淮原则。自1931年开始,导淮委员会根据以上计划,开展了排洪、灌溉和航运等工程的建设。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该会随中央政府西迁,导淮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导淮委员会由于经费拮据,虽未能完全按照导淮计划实施导淮工程,但是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完成了航运工程包括邵伯船闸等7处、排洪工程包括杨庄活动坝等6处、灌溉工程包括安丰塘灌溉区等4处以及与其他机构合办的水利工程包括整理六塘河等6处。西迁以后,导淮委员会根据中央政府“以军事建设为中心”的要求整理了綦江、乌江和赤水河三条重要水道,以求开发西南交通,便利抗战物资的运输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为了更为方便整理以上水道,导淮委员会先后成立有綦江水道工程局、乌江水道工程局和赤水河水道工程局。至1945年因抗战胜利回迁南京止,相继开展有綦江初步整理工程与渠化工程、乌江水道龚滩至涪陵初步整理工程和赤水河航道第一期治标工程等多项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的建设,较好的改善了西南水利交通状况,有利支援了抗战。自1945年9月起,导淮委员会开始进行人员与机构回迁,此项工作至1946年8月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该会亦开始对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进行复建,以恢复其灌溉、航运与排洪功能。而为了顺利开展复建工程,导淮委员会特制定了《淮域善后救济工程实施计划》,并与苏、皖两省府暨救济分署等机构召开了淮域复堤工程会议,以明确各方导淮职责和合作办法。复建工程主要包括淮河流域和运河流域两大部分,分别由淮域复堤工程局和运域复堤工程局负责实施。其后经过一年多左右的工作,淮域复堤工程总规划1122.1公里,修复1079.8公里,基本按计划完成,而其他如疏浚工程也都按照先前规划得以顺利完成。运域复堤工程中的苏北运河工程、运河闸坝工程和鲁南运河堤防工程也取得较大进展。至1947年7月,导淮委员会改组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余下淮河复堤工程由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继续办理。另外由于当时中国教育尤其是水利教育落后,导致水利相关人才极度缺乏。导淮委员会为了加快导淮进程,提高工程质量,一方面自办有导淮工程训练班与护闸闸警训练班、导淮讲习会和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等水利教育机构,一方面派遣水利人员赴欧美等国考察相关水利。通过以上教育措施,导淮委员会培养了一批中高级水利人才,较好的推动了导淮工程的开展。此外,导淮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中央政府财政紧张,该会不得不从各方筹集工程建设经费。1927年至1937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以及向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1937年至1945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经济部和盐务总局等机构拨款。1945年至1947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拨发的工粮。另外,导淮委员会还通过整理土地和征收船只过闸费亦获得一部分经费。总体而言,导淮委员会从1929年成立至1947年改组成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历时18载,辗转于多省,在财政紧张和战乱的状况下,为完善建淮河流域和西南水利防洪体系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使得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等各项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水利专业人才。同时,导淮委员会的治淮工作与同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的治黄与治江工作共同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全国水利的建设版图。大大推动了全国水利网的建设,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不过,导淮委员会在导淮的工作中也出现了给工人发放劣质粮食等恶劣现象,严重影响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和导淮事业的进程。
郑晓光[4]（2017）在《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文中认为本文对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开发进行了历史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水利水电事业,注重延揽、重用民国时期有留美背景的水电科技精英群体,派遣优秀青年赴苏联学习水电工程科技,同时注重自行培养人才,为水电科技精英从事水电开发创造了一系列良好的条件。从而激励起水电科技精英群体为国为民奉献、掀起水电建设新高潮的热情和干劲,新中国大中型水电站建设迅速迎来高潮,取得卓越的成就。本文着重探讨水电科技精英的学术养成、科技实践分布、群体特征、科研创新活动及成果,评述水电科技精英在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开发中的历史作用。力图以水电科技精英群体的实践活动为主线,从一个新的视域展示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事业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培养的水电人才为新中国水电开发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科技精英在水电开发体制的创立、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水电科技精英在河流泥沙、高速水流、高含沙水流等水电基础科研方面,成果卓越,部分科技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水电科技精英在岩溶等复杂地质环境下,主持建造多种坝型的高坝,使中国坝工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水电科技精英的艰苦创业、不懈努力下,中国自行建造的大中型水电站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为改革开放后水电开发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勇[5]（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陈启文[6]（2016）在《大河上下》文中指出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引子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
胡中升[7]（2014）在《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文中认为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而言,治水活动十分重要。而作为中国重要水道的黄河,则夙以难治闻名于世,治黄遂成为中国历代治水的重要任务。近代以来,西方水利科技的传入,为黄河治理带来新的契机,使治黄思想、方略与手段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扮演了主要角色,其作为与作用值得检讨。鉴于黄河灾害频发,为有效开展治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了黄委会,结束了清末以来黄河下游河防的分省治理体制。随着时局的发展及治黄任务的改变,黄委会大致经历了“初创”与“扩张与调整”两个阶段。作为一个近代水利机构,黄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的特点较为明显,委员会下依次设处、科等层级,各级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而委员会决策制和委员长执行制的相互结合,则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又能杜决而不行之弊,有利于工作绩效提升。委员长在黄委会中据有重要地位,不论是对该会的日常管理,还是对治黄事业的发展规划,都有重要权责。历任委员长均为治黄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黄委会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为该会的日常运行与业务开展提供了条件。黄委会在权限、人事与财务方面均受中央节制,又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其委员构成及会址确定都曾受到地方的影响,双方的行政博弈迹象明显。黄委会与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简称黄灾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亦有密切联系。虽然黄灾会曾与黄委会发生工作冲突,但“华北水利”及“导淮”两委员会则与黄委会合作顺利,成效显着。黄委会不再仅凭经验治黄,而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不再局限于整治黄河下游,而是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坚持上中下游并重、干支流兼顾的方针。该会不仅在黄河堵口、修防等治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而且不断探索黄河治本之策,诸如建立测量队、水文站、水位站,开展河道地形及水文测量,开展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拟订各种专门及综合治本计划。该会还促成在德国举行治导黄河试验,并在中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期多管齐下,实现黄河的长治久安。在治理河患的同时,黄委会还致力于开发黄河水利事业。该会不仅关注与支持黄河下游的虹吸放淤工程,而且积极发展西北灌溉事业。为适应抗战及开发西北的需要,黄委会对黄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进行测勘,并对局部河道实施重点整治,以改善其通航条件。该会还勘查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并拟订了一些发展黄河水利的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却为此后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黄委会对黄河标本兼治的各项探索,开辟了近代治黄的新趋向,将中国治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委会虽然不同于普通衙署,但毕竟也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性机构之一,后者的相关决策与政令无疑都会影响黄委会的工作。经费不足制约着治黄事业的开展,政府不当人事任免也给黄委会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抗战时期,黄委会被纳入战时体制,成为配合政府对敌斗争的工具;战后,在花园口堵口活动中,黄委会成为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工程博弈的主要角色之一。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式微及终结,黄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很快结束。
曲丽丽[8]（2014）在《黄河文明之近代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论述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大趋势上有某种合理性，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文化史领域贯穿近代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也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立体化注重天地自然黄河与社会人文黄河之综合研究，在时间的历时性上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乃至未来黄河文明的延承发展纵向打通，在空间的共时性上用世界大河文明的广角对黄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考量。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逻辑框架以及对“大河文明”、“四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母亲河”和“摇篮地”等关于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根本性重要范畴做出清理和诠释的基础上，研究近代具象的黄河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之具体关系，考量千古黄河所象征的的传统农耕文明在近代史上的近代化转型。论文前两章以对黄河文明基本形态及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探讨为基本学理支撑，其下以近代学术界对黄河的研究、近代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形态、黄河水利之近代变迁、传统黄河祭拜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近代来华外国人对黄河的认识、近代海外舶来文明对传统黄河文明的冲击、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近代化演进与变异等几大板块次第展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先后灭亡，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至今。在中华河流文明体系之中，尽管在长江、淮河、珠江、闽江、东北三江平原等地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古代文明遗存，但是只有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上绵延不绝。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共有五次。在屡次冲突中草原文明未能中断黄河文明，反为黄河农耕文明所同化。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工业文明不断对中华传统黄河农耕文明进行侵略、欺侮、蚕食、瓜分，其结果不仅没有将黄河文明蚕食，反而促使黄河文明从传统走向近代，促使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了伟大复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等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从夏商周上古三代开直至明清时期，历朝历代的都城和文明中心基本稳定在黄河流域；中华百家姓大多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汉字衍生于黄河流域；儒、道、墨、法、兵、阴阳等中华元典智慧体系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诞生于黄河流域；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天文历法体系诞生在黄河流域；陶瓷、玉石、青铜、丝绸、书画、诗词、中医、武术、戏曲和饮酒等“十大国粹”都集中于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九大例证。在古代，中华文明从黄河流淌而来，在近代，黄河的生存发展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格局。晚清及民国期间，治河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趋势。第一，西式治河方法逐步引入；第二，西方学者开始关注黄河问题；第三，随着留学生的派遣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国内出现了会通中西的治河新生代。但总体而言，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新式治河技术的应用仍然停留在观测实验、着书立说的理论层面。黄河灾后救济工作逐步近代化。首先，救灾主体多元化，民间士绅组织的义赈组织打破了传统黄河灾后救济中官赈独尊的局面，西方教会势力也逐渐渗透到灾后救济工作中。其次，救灾措施近代化，“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形式的黄河水灾救济彩票逐步发行。近代报刊对黄河水灾灾后救济工作的积极参与，为民间义赈创造了宣传平台，也为中央政府主持的官赈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晚清及民国期间，黄河水利机构屡有变动。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清廷治河大权旁落，此后，随着治河机构的不断变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扩日持久的治河权利之争。清初黄河河务由北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负责，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南、北河河道总督先后裁撤，一切应办事宜都交由地方巡抚兼办，这是中央治河权旁落的开始。民国初年，虽然设立了统一的全国水政机构——全国水利局，但由于经费所限，未能掌握实权，黄河修治大权仍然掌握在流域各省地方水利机构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应对1933年黄河大水灾，仓促之下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但黄委会有名无实，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河务局一直掌握着黄河修防的实际话语权。直到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黄委会与下游三省黄河修防处的责任才逐步明确，黄河水利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才最终实现统一。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大河，更是一条文化长河。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已经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日本文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这种文化符号的体认更为深刻。由于文化上的认同，清末民初，日本各界在对黄河的态度上表现出文明发源地的认同和强势文明衰落后的感伤。这种建立于文化认同感之上的黄河认识又为野心家控制利用，成为宣传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黄河祭拜是黄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清以前，官方政府尊奉“河渎神”为唯一黄河水神，民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官方的以大王、将军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河神信仰系统。清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清政府对民间河神大肆册，封颠覆了河渎神作为黄河正统水神的地位，官方河神祭拜系统开始混乱。不仅官方册封的河神不断增加，诸河神的封号和河神庙的御赐匾额也出现雷同的混乱状况。清帝退位之后，黄河祭拜逐渐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利的保障，对河神的祭拜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从国家祀典中滑落。由于国家祀典的摒弃、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传统无神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基督教对信众的争夺，民国以来民间河神信仰空间也不断萎缩。虽然在黄泛区和与黄河航运相关的个别行业中河神信仰仍有市场，但信仰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有限。复古、专制和迷信是中华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重要特征。汉宋调和、儒学会通趋势的出现以及“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复兴是传统黄河文明观念流变的桥梁和先导，中西文化论争与黄河文明观念变迁相伴始终。复古向进化、专制向民主、迷信向科学的观念转变，是黄河文明近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主体是黄河农耕文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走来；一百一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主题是海洋工商文明，告诉中华民族现在应如何干；近六十多年的中国当代史，主流是科技信息文明，告诉中华民族将往哪里去。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既在大地，也在大海，更在太空，未来人类大同，必将在高科技支撑的海洋文明与太空文明交汇中完成。
鲍梦隐[9]（2013）在《黄河决、堵口问题研究 ——1938年6月～1947年9月》文中指出黄河花园口事件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黄河决口实现了一定的军事目的,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掩护国民政府军主力西撤：达成了相应的战术意图,隔黄泛与敌对峙,滞后日据经济、破坏以战养战,屏障西北、持久抗战。然而黄河泛滥造成的后果比战争破坏还要惨重,既有村庄淹没、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巨大的即时性损害,又有难民逃亡、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衰退等继发性社会灾难。国民政府针对黄河水灾施行了一系列措施,既包含中国传统救灾模式,又具有现代救灾理念,更兼具战争特性。战时黄河决口的政府应对,一定程度地缓解了黄河水灾的危害,然缘于战争的长期性,其军事作用较为显着,于民生方面其功效还为有限。国民政府的黄灾善救措施,除中央政府主导的救灾事务外,最直接、具体的执行机构是省、县级政府,地方政府实施善救措施的好坏,直接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执行力度,影响政府救灾的功效。战时黄河决口所造成的灾难与政府作为形成两难景象,抗战与救灾使国民政府更趋于军事考量,但厄于时局,黄河决口堵塞未能实现。然而国民政府却为堵口做了诸多准备,为日后黄河工程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缘于水灾惨重,各阶层呼吁堵口,水利界针对堵口进行了技术性研讨并达成共识,将堵口视为战后治理黄河的首要工作。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主要及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二战的胜利,中国的复员建设成为世界复兴运动的重要部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文简称“联总”）作为世界性善救组织,对战后中国复兴问题,做出了一定贡献。事关粮食供应的战后黄河恢复工程即为典型一例,“联总”既主导参与黄河工程,又协调水利政治化歧议,国际社会亦以水利工程管窥中国政治形势的微妙。美国工程师塔德堪为战后黄河工程的灵魂人物,是“联总”与国民政府开展黄河堵复工程的纽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黄河决口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视为战后急需解决的复员建设问题。战后黄河堵复工程既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也是复兴豫皖苏泛区经济、稳定江淮秩序的前提,为此国民政府不仅做各项堵口准备,还为争取国际援助拟定完整的善后救济计划,更是在黄河堵口中全力以赴。政府成立专门堵复机构负工程职责,最高水利机构直接督导黄河工程,政府最大的善救组织调配物资工粮,同时其他相关机构奉命配合工程建设,并且在资金、设备器材等方面倾斜黄河工程。国民政府在战后黄河工程中,起到工程指挥调度、水利技术管理、资金支持、材料分配等重要作用。为抗战做出牺牲的黄泛区人民,对于黄河堵口的期盼是极为迫切的,地处黄泛中心的河南泛区,以地方政府为指导,广泛参与黄河工程,不仅提供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还供应水利工程材料,既救济了难民,又完成了黄河工程,地方社会起到了提供劳动力及工程材料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国家、地方等三方力量呈鼎足之势,融合于战后黄河工程之中,为黄河问题的成功解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战后中国政治局势微妙,黄河问题关联中共政权利益,故而水利问题逐渐政治化,国共双方及联合国善救组织呈三方谈判态势,多次磨合协商获致协议,最终合作完成了战后黄河工程,从而为复兴豫皖苏泛区经济奠定基础。战时黄河决口肇始,至战后黄河工程结束,无论是黄河决口泛滥的洪流滔天,还是黄河堵口工程的惊险有余,甚或多方谈判的无形硝烟,都可谓惊涛骇浪,让人深思。研究黄河堵决口这个完整历史事件,可从战时黄河决口政府应对问题,得以管窥战争状态下政府救灾体制,即如何融合民生与国防的两面问题；从“联总”、政府、地方社会共同参与黄河工程,三方良性互动解决黄河决口这个战争遗留问题：战后中国政治局势变化亦折射于黄河工程之中,使得水利问题政治化,但最终国共、“联总”三方合作完成黄河工程。
季平[10]（2011）在《一生探索治本之策的河官王化云》文中研究说明王化云（1908-199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是人民治黄事业的先驱者和探索者。在王化云40多年的治黄生涯中,他勤于学习和总结,勇于探索和实践,由一名非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成长为一名当之无愧的治黄专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治黄理念。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论述王化云在黄河治本之策上的艰辛探索,总结其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而从王化云的治河历程来展现新中国半个世纪来治理黄河波澜壮阔的历史。
二、开拓前进的黄委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拓前进的黄委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20 世纪50 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 |
| 第二章 20 世纪50 年代中国治理黄河的启动 |
| 第一节 治理黄河的历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的黄河问题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黄河机构的建立 |
| 第四节 黄河综合规划的制定 |
| 第三章 20 世纪50 年代治理黄河中苏联援助的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提出援助治理黄河的请求 |
| 第二节 苏联决定援助中国治理黄河 |
| 第三节 苏联援华专家的保障条件 |
| 第四节 苏联援助治黄工作的开展 |
| 第五节 苏联专家撤走后的黄河治理 |
| 第四章 20 世纪50 年代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成果与问题 |
| 第一节 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成果 |
| 第二节 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问题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辞 |
（2）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研究 ——以西柳沟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存在的不足与发展趋势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
| 2.1.1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 2.1.2 生态环境价值理论 |
| 2.1.3 公共产品理论 |
| 2.1.4 经济外部性理论 |
| 2.1.5 博弈论理论 |
| 2.2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相关理论 |
| 2.2.1 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理论 |
| 2.2.2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理论 |
| 2.3 水权交易相关理论 |
| 2.3.1 水权与可交易水权的法律界定 |
| 2.3.2 水权交易基础理论 |
| 2.3.3 水权交易定价理论 |
| 3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模式构建 |
| 3.1 水土保持水沙置换的基本思路 |
| 3.1.1 思路提出的背景 |
| 3.1.2 思路的阐释 |
| 3.2 相关实践与研究的启示和借鉴 |
| 3.2.1 内蒙古黄河干流取水权交易的实践 |
| 3.2.2 水权交易参与合同节水管理的研究 |
| 3.2.3 水权交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 |
| 3.3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模式设计 |
| 3.3.1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可行性分析 |
| 3.3.2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 |
| 3.3.3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模拟 |
| 4.1 模型概述 |
| 4.1.1 水文模型 |
| 4.1.2 土壤侵蚀产沙模型 |
| 4.2 模型选择 |
| 4.2.1 SWAT模型结构 |
| 4.2.2 SWAT模型原理 |
| 4.2.3 SWAT模型适用性 |
| 4.3 模型建立 |
| 4.3.1 研究区域概况 |
| 4.3.2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分析 |
| 4.3.3 研究区域淤地坝概况 |
| 4.3.4 拦沙工程对流域水沙影响的计算方法 |
| 4.3.5 淤地坝模块设置 |
| 4.3.6 模型输入 |
| 4.3.7 模型参数率定与验证 |
| 4.4 模型应用 |
| 4.4.1 情景设置 |
| 4.4.2 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
| 5.1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计算 |
| 5.1.1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计算方法 |
| 5.1.2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计算结果 |
| 5.2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核算 |
| 5.2.1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 |
| 5.2.2 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6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研究 |
| 6.1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的基础条件 |
| 6.1.1 交易需求条件 |
| 6.1.2 经济可行条件 |
| 6.1.3 工程技术条件 |
| 6.1.4 政策引导条件 |
| 6.2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机制设计 |
| 6.2.1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的主要原则 |
| 6.2.2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的市场要素 |
| 6.2.3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的基本策略 |
| 6.2.4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的运作流程 |
| 6.3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保障措施 |
| 6.3.1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风险防范 |
| 6.3.2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政策保障 |
| 6.4 水土保持拦沙置换水量交易模拟 |
| 6.4.1 交易方案 |
| 6.4.2 交易定价 |
| 6.4.3 交易流程 |
| 6.4.4 效益分析 |
| 6.4.5 综合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7 讨论与结论 |
| 7.1 讨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述评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导淮委员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导淮的经过 |
| 一、民国以前之导淮 |
| 二、北京政府时期之导淮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导淮计划 |
| 一、入江计划 |
| 二、入海计划 |
| 三、江海分流计划 |
| 第三节 淮河流域苏皖治淮机构 |
| 一、安徽省 |
| 二、江苏省 |
| 第四节 导淮委员会组建 |
| 一、导淮委员会内部机构沿革 |
| 二、导淮委员会的人事变动 |
| 三、附属机关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之前：积极开展导淮工程 |
| 第一节 导淮第一期工程计划的制定 |
| 一、勘测淮河流域 |
| (一)工程测量 |
| (二)工程勘查 |
| 二、导淮第一期工程计划 |
| (一)排洪工程计划 |
| (二)灌溉工程计划 |
| (三)航运工程计划 |
| 第二节 导淮工程的实施 |
| 一、工程的实施 |
| (一)航运工程 |
| (二)排洪工程 |
| (三)灌溉工程 |
| 二、土地整理 |
| (一)土地测量 |
| (二)土地征租与征地 |
| (三)土地验照注册 |
| (四)土地整理的设计 |
| 第三节 征收船闸使用费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初期：办理綦江工程 |
| 第一节 整理綦江水道工程 |
| 一、綦江水道初步整理工程 |
| (一)计划的制定 |
| (二)工程的实施 |
| 二、綦江渠化工程 |
| 第二节 大常水力发电厂及代水泥厂制造厂的建设 |
| 一、大常水力发电厂的建设 |
| 二、代水泥制造厂的建设 |
| 第三节 闸坝的管理修缮与征费 |
| 一、闸坝的管理与修缮 |
| 二、船闸使用费的征收 |
| 第四节 綦江水道工程工费 |
| 小结 |
| 第四章 全面抗战中期：整理乌江水道 |
| 第一节 乌江工程前期准备 |
| 一、乌江工程局的组织演变 |
| 二、查勘测量乌江水道 |
| 三、水位站和水文站的设立 |
| 四、乌江工程施工方案及计划 |
| 第二节 乌江工程的实施 |
| 第三节 乌江工程工人的招募与管理 |
| 第四节 乌江工程的工料采购与经费支出 |
| 一、乌江工程工料的采购 |
| 二、乌江工程经费 |
| 小结 |
| 第五章 全面抗战后期：疏浚赤水河水道 |
| 第一节 赤水河工程计划的制定 |
| 第二节 赤水河水文测验 |
| 第三节 赤水河水道工程的实施 |
| 第四节 赤水河工程工人的招募与管理 |
| 第五节 赤水河工程的经费与工具材料的管理 |
| 一、赤水河工程的经费支出 |
| 二、赤水河工程工具材料的管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百废待举”：导委会复建淮域工程 |
| 第一节 “新旧交替”——开展复员工作 |
| 一、复员的准备工作 |
| 二、“青史留名”——刻碑造亭 |
| 三、綦江各机关欢送导淮委员会复员 |
| 第二节 淮域水利工程复堤计划的制定 |
| 一、《淮域善后救济工程实施计划》的制定 |
| 二、加强合作——淮域复堤工程会议 |
| 三、通海河工程经费保管委员会 |
| 四、导淮委员会公地佃租清查办法 |
| 第三节 、淮域复堤工程的实施 |
| 一、复堤工程局的设立 |
| 二、淮域复堤工程局的工程实施 |
| (一)依实际修改工程计划 |
| (二)工程的实施 |
| 三、运域复堤工程局的工程实施 |
| (一)苏北运河工程的实施 |
| (二)鲁南运河堤防工程的实施 |
| (三)运河闸坝工程的实施 |
| (四)灾工与工粮 |
| 小结 |
| 第七章 导淮委员会工程教育 |
| 第一节 水利教育机构 |
| 一、导淮工程训练班与护闸闸警训练班 |
| 二、导淮讲习会 |
| 三、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 |
| (一)学校组织 |
| (二)教学 |
| (三)人事及经费 |
| 第二节 出国考察与实习 |
| 一、经委会派员赴外实习水利 |
| 二、考察美国水利工程 |
| 小结 |
| 第八章 导淮工程与中英庚款 |
| 第一节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设立 |
| 第二节 导淮借款 |
| 第三节 导淮借款所建工程效用 |
| 小结 |
| 第九章 导淮与治黄、治江比较及对导委会评价 |
| 第一节 导淮与治黄、治江相比较 |
| 一、民国治黄机构及治黄工作 |
| 二、民国治江机构及治江工作 |
| 三、导淮与治黄、治江相比较 |
| 第二节 对导淮委员会的评价与思考 |
| 一、办理导淮工程 |
| 二、整理西南水利 |
| 三、复堤淮河工程 |
| 结语 |
| 附录 |
| 一、导淮委员会大事记 |
| 二、导淮委员会工程图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4）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本论题研究方法和主要依据的资料 |
| 四、本论题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国水电开发事业肇始的人才基础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水电科技精英的学术养成、工程实践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与美国合作培养水电人才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培养水电人才的发端 |
| 第二章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事业的起步 |
| 第一节 水电科技精英参与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始创 |
| 第二节 培养新中国的水电人才 |
| 第三节 水电科技精英在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建设中的探索 |
| 第四节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建国初期水电科技创新 |
| 第三章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第一次水电建设高潮 |
| 第一节 水电科技精英与“水主火辅”政策的出台 |
| 第二节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第一次水电建设高潮 |
| 第三节 水电科技精英在“大跃进”及调整时期的水电科技创新 |
| 第四章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第一次水电建设高潮的余波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水电科技精英群像 |
| 第二节 水电科技精英参与三线建设中的水电开发 |
| 第三节 水电科技精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水电建设中的成就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创新 |
| 四、研究方法、思路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近代水利科技在治黄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早期的水利“海归”派与黄河治理 |
| 第三节 黄委会的成立 |
| 一、1933年前黄河下游的河防体制 |
| 二、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二章 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组织机构 |
| 一、组织沿革 |
| 二、机构设置 |
| 三、组织结构特点 |
| 第二节 黄委会委员长 |
| 一、首任委员长李仪祉 |
| 二、其他历任委员长 |
| 第三节 内部管理 |
| 一、建立日常工作管理制度 |
| 二、人事管理 |
| 三、财务管理 |
| 第三章 与各方的关系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中央及地方的关系 |
| 一、中央的管理与控制 |
| 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关系 |
| 一、黄委会与黄灾会 |
| 二、与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的合作 |
| 第四章 治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黄河治标实践 |
| 一、从贯台堵口到董庄堵口 |
| 二、黄委会与黄河修防 |
| 三、严密黄河防汛 |
| 第二节 黄委会对黄河治本的探索 |
| 一、关于黄河治本的准备与初步设计 |
| 二、恩格斯的黄河模型试验 |
| 三、黄委会的水土保持思想和实践 |
| 四、黄委会的黄河治本方略 |
| 第五章 黄委会与黄河水利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参与开发黄河流域灌溉事业 |
| 一、对黄河中下游虹吸淤灌的关注与支持 |
| 二、黄委会与西北地区的灌溉 |
| 第二节 黄委会与黄河航运之发展 |
| 一、整治黄河航道的必要性 |
| 二、提出发展黄河航运的办法 |
| 三、对黄河干支流河道的勘测与整治 |
| 第三节 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一、注重黄河水力开发之原因 |
| 二、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第六章 黄委会与抗战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花园口事件 |
| 一、被纳入战时体制 |
| 二、花园口决堤前之战场形势 |
| 三、黄委会参与并指导了花园口掘堤 |
| 第二节 继续开展“以黄制敌”的斗争 |
| 一、筑堤坝阻敌 |
| 二、黄委会对敌伪处置黄泛办法之反制 |
| 三、以水代兵的继续 |
| 四、侦查新黄河两岸敌情,搜集提供相关情报 |
| 第三节 黄委会与黄河花园口堵口 |
| 一、花园口堵口问题的提出与准备 |
| 二、关于黄河归故的谈判及第一次堵口的失败 |
| 三、花园口合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黄河文明之近代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简介 |
| 二、选题论证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学术价值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关于大河文明的研究 |
| （二）关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比较研究 |
| （三）关于黄河文明特点的研究 |
| （四）关于近代黄河文明的研究 |
| （五）关于黄河文明未来走向的思考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新学理视点 |
| （三）学术考量重点 |
| （四）学术辨析焦点 |
| （五）学术探讨难点 |
| （六）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时间 |
| （二）空间 |
| 第一章 黄河文明形态 |
| 一、大河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
| 二、农耕文明——四渎（江、河、淮、济） |
| 三、黄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 |
| 四、黄河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 |
| 五、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 |
| （一）黄河文明考古 |
| （二）黄河文明主体地位之九大例证 |
| 六、传统黄河文明之典型特征 |
| （一）土地兼并与重农抑商 |
| （二）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
| （三）儒学与国家政权高度契合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黄河水利之近代变迁 |
| 一、晚清及民国时期黄河水利机构的变迁 |
| （一）清前期黄河水利机构的沿革 |
| （二）晚清黄河水利机构的变迁 |
| （三）民国时期的黄河水利机构 |
| 二、黄河航运的近代化变迁 |
| （一）漕运衰落 |
| （二）水陆联运大发展 |
| （三）机动轮船的使用及轮船公司的创建 |
| 三、河套地区的近代化开发 |
| 四、黄河水利教育的近代变迁 |
| （一）水利系及水利高校的建立 |
| （二）教会大学对黄河水利的研究 |
| （三）留学生推动近代黄河水利教育发展 |
| 第三章 近代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生态 |
| 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黄河泛滥 |
| （一）1840 年到 1855 年间黄河泛滥状况 |
| （二）1855 年铜瓦厢改道原因分析 |
| （三）1855 年到 1938 年间的黄河泛滥概况 |
| 二、晚清和民国时期对黄河泛滥的治理 |
| （一）晚清时期的治河新气象 |
| （二）民国时期西式治河技术的深入发展 |
| （三）黄河治理视域下传统向近代的艰难递变 |
| 三、黄河泛滥与灾荒救济 |
| （一）救灾主体的多元化 |
| （二）救灾措施的近代化 |
| 四、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生态变迁 |
| 第四章 传统黄河崇拜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 |
| 一、中国历代政府祭祀黄河 |
| （一）先秦时期的黄河祭拜 |
| （二）秦汉时期的黄河祭拜 |
| （三）魏晋隋唐时期的黄河祭拜 |
| （四）宋元时期的黄河祭拜 |
| （五）明清时期的黄河祭拜 |
| 二、中国传统民间对黄河的崇拜 |
| （一）信仰大王、将军 |
| （二）祭拜水蛇 |
| 三、近代以来黄河祭祀的衰落 |
| （一）官方祭河系统混乱 |
| （二）民间河神信仰空间萎缩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黄河 |
| 一、抗战时期日本对黄河的调察和研究 |
| （一）第二调查（黄河）委员会 |
| （二）《黄河调查综合报告书》 |
| 二、以黄河为主题的抗战文艺深入发展 |
| （一）黄河文艺——彰显民族气节 |
| （二）抗战绝响——《黄河大合唱》 |
| 第六章 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近代化演进与变异 |
| 一、观念流变与学术转型 |
| 二、观念变革与文化抉择 |
| 三、从复古到进化 |
| 四、从君主到民主 |
| 五、从迷信到科学 |
| 第七章 近代黄河研究 |
| 一、晚清及民国期间黄河研究出现的新成果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史志类 |
| （四）其他 |
| 二、近代对黄河源的追溯考察 |
| （一）黄河源与黄河源区 |
| （二）古代对黄河源的探查 |
| （三）近代外国“考察团”涉足河源 |
| 三、清末民初日本人的黄河印象 |
| （一）游历概况 |
| （二）亲历黄河 |
| （三）感悟黄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硕士期间发表学术成果 |
（9）黄河决、堵口问题研究 ——1938年6月～1947年9月（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决口战略与损害 |
| 第一节 黄河决口战略 |
| 一、以水代兵 阻敌西进 |
| 二、黄泛天堑 与敌对峙 |
| 三、滞后日据经济 破坏以战养战 |
| 四、屏障西北 持久抗战 |
| 第二节 黄河决口损害 |
| 一、黄泛区与农业经济衰退 |
| 二、生态环境恶化 |
| 第二章 救灾与抗战：中国政府关于战时黄河决口的应对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关于决口应对 |
| 一、传统的政府救灾模式 |
| 二、现代救灾理念 |
| 三、政府应对的战争特性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救灾与民意上达 |
| 一、省级政府黄灾善救措施 |
| 二、县级政府救灾与民意上达 |
| 第三节 政府应对战时黄河决口的评价 |
| 第三章 呼吁与规划：国民政府关于黄河堵口的准备 |
| 第一节 黄河堵口的呼声 |
| 第二节 黄河堵口的准备 |
| 一、计划性准备 |
| 二、水利实践性准备 |
| 三、技术研讨与共识 |
| 第四章 国际、国家与地方互动：战后黄河堵口的实现 |
| 第一节 国际社会与黄河工程 |
| 一、中国争取外援的准备 |
| 二、国际社会的重视 |
| 三、“联总”的主导性参与 |
| 四、塔德：战后黄河工程的水利权威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全力以赴 |
| 一、堵复机构的专设与资金的保障 |
| 二、政府部门的配合与压力 |
| 第三节 地方社会的多方参与 |
| 一、黄河堵口中工赈 |
| 二、工程地材的供应 |
| 三、地方政府调度与加快工程的呼声 |
| 第四节 黄河堵口的实现 |
| 一、黄河堵口过程 |
| 二、堵口工程的曲折性 |
| 三、黄河堵口的现代化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一生探索治本之策的河官王化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探索黄河治本之策的酝酿 |
| 第一节 应对大洪水威胁,采取宽河固堤的举措 |
| 第二节 探索黄河治本之策的准备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黄河治本之策的初步实施及受挫 |
| 第一节 提出蓄水拦沙方略,编制黄河综合规划 |
| 第二节 根治黄河的一次重大失误——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兴建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黄河治本之策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上拦下排方略的提出及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上拦下排方略的发展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黄河治本之策的成熟 |
| 第一节 黄河上中下游要统筹兼治 |
| 第二节 调水调沙方略的实施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附录 王化云生涯系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开拓前进的黄委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D]. 赵雪.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2]基于水沙置换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研究 ——以西柳沟流域为例[D]. 郭晖.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D]. 王仓仓.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D]. 郑晓光.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6]大河上下[J]. 陈启文. 清明, 2016(02)
- [7]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D]. 胡中升. 南京大学, 2014(05)
- [8]黄河文明之近代转型研究[D]. 曲丽丽.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9)
- [9]黄河决、堵口问题研究 ——1938年6月～1947年9月[D]. 鲍梦隐. 山东大学, 2013(10)
- [10]一生探索治本之策的河官王化云[D]. 季平.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