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行业累计投资34618亿元(论文文献综述)
马宁[1](2020)在《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我国未来计划分行业、分地区推行差异化碳税政策。我国70%碳排放量来自于生产领域各行业,行业低碳化管理是重点,研究如何设计有效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运用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优化方法,模拟了2021-2030年多种情景下对中国各行业征收差异化碳税的政策效应,从税率、纳税人和政策组合三个税收制度设计关键要素出发,考察了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问题,主要的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1)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构建了多目标动态碳税-经济-环境模型,根据最优商品税理论增加了动态最优税率模块,可以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税率问题,尝试解决CGE模型只能模拟给定税率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冲击问题,为最优商品税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2)从调节税率的维度,研究了固定式统一税率模式、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和动态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揭示了最优的碳税税率设计策略。研究发现动态式差异化税率随时间动态递增,由于起征时点较晚且初期税率较低,造成各行业碳排放水平较高,后期需要较高税率才能完成减排目标,进而导致碳税负担较高和GDP增长波动幅度较大。而固定式统一税率模式则由于税率较低,无法完成减排目标。最优的税率模式是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应以一定适中的固定式差异化税率开征碳税,使各行业形成合理减排预期。(3)从调节纳税人的维度,比较了宽松碳政策情景和严格碳政策情景下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识别了最优的纳税人设计策略。研究发现两种情景下政府根据行业减排绩效动态调节纳税人均能增加政策收益,严格碳政策情景的政策收益更高,是最优的纳税人设计策略。(4)从调节政策组合的维度,研究了碳交易和碳税混合碳减排政策背景下,宽松混合碳政策情景和严格混合碳政策情景下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识别了最优的政策组合设计策略。研究发现混合碳减排政策为了减少环境政策推广的政治阻力,以环境目标的损失换取经济目标的收益,造成原最优固定式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产生退化。(5)间接型高耗能行业对碳税政策不敏感,如“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直接能源消耗较低,受碳税调节直接影响较低,调整至低耗能行业则引发上游行业的碳排放增加。混合碳减排背景下,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效应将明显放大。对该类行业的低碳管理需要考虑技术标准等其他环境政策进行管理。
王晓丹[2](2020)在《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巨震,为了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中国政府以“国家队”身份、以超过一万亿的资金规模直接入市救助股市。后期又面临大量资金是否和如何退市问题。此次中国“国家队”资金救助股市为世界各国(地区)所关注,也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实验,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这一重大的经验事实。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阐释了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国内外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突出了研究意义,介绍了论文的内容结构。第二章对现有关于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的相关文献做梳理。从股市危机的特征和政府职能两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从文献中总结政府救市策略的目标、具体方式和政策效果,并重点突出股市干预基金的设立及运行效果;进而立足于中国政府股市干预策略,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危机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研究缺陷;最后指出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退出机制的研究不足。第三章从金融史的角度,以政府救助方式为划分,并遵循重大股市危机发生的时间轴,对20世纪以来历次典型性金融危机中各国(地区)政府救市的经验做比较,尤其集中于政府直接注资股市的策略比较,对比较成功的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详细展开,并总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股市的政府干预策略差异。着眼于中国股市,对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的政府干预策略进行梳理,并详细剖析2015年股市危机的救市计划,为中国股市危机的应对措施提供历史经验。第四章对政府入市策略做理论分析,结合中国股市的典型性特征,基于噪声交易模型,分别从股市危机的形成、中国政府救市的目标与策略、入市干预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对政府救市资金入市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入市效应的三个理论假说。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中国政府救市资金的运行情况和策略效果的实证分析。对救市资金及其后续调整的详细统计是救助策略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五章首先集中关注2015年中国股市大波动期间,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力的“国家队”救市资金的统计,分别从资金入市的市场背景、资金的筹集规模、入市结构安排、选股原则、后期资金动态调整、等各方面剖析政府此番的注资行动;并对“国家队”各持股成员拆分比较,以完整展示救市资金运行全貌。第六章基于第四章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说,实证检验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计划的政策效果,分别从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对市场整体层面和被救助对象个体层面的波动性影响、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检验等三个方面,对政府此番股市救助策略的实施效果作评价。第七章是政府救助策略的处置问题研究。在政府入市模型的框架之上,退市理论研究探讨了政府退市的目标设定、交易策略、预期效果等,并在两期模型中给出了政府退市的必要条件和持仓调整的操作策略,对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初步的机制设计。本章第二部分基于退市模型的结论,通过对救市资金的投资成本和各期收益水平的核算,指出“国家队”救市资金的退出时机,为退市策略建议提供现实依据。第八章对研究成果做总结,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展望;在各国(地区)股市危机救助历史的梳理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救市的策略选择及救市资金的后期运行提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入市方面:政府入市救助的目标是稳定市场,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各方面:政府通过增持股票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政府的股市干预有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并且干预力度越大,个股的收益率波动性越低;降低股票的噪声交易程度是救市资金降低股市波动性风险的主要作用机制。退市方面:国有资金大量滞留股市是有负面作用的,退市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退市的目标比入市实际上更多元,所以退市行为更应该谨慎和有策略。考虑到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偏好或权衡,其实后危机时期政府救助资金退出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和时机。假定政府的目标只是入市资金的损益平衡,其实2017年底已经出现过全部退出的时机。但是,实际上政府至今还活跃在股市中,说明政府在某些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其救助资金的目标函数中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如此,政府救市资金理论上没有确定的最优退出时间或时机,相机抉择是最优策略。本文的创新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把政府干预股市的行为分为入市和退市,分别分析,尤其是退市策略分析。因为现实中往往是入市很果断,退市很麻烦,需要特别慎重。政府入市的后处置直接决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却往往在策略制定和政策效果评价体系中被忽视。将政府救市资金退出问题纳入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政策研究中,为救助资金的后续处置机制作出理论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择机撤出救助领域的研究空缺,为全球各市场类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退市制度设计。探讨救市资金的处置问题的前提是掌握现有资金在市场中的实际运行效果,通过较为细致的核算救市资金自入市以来的成本和各期收益情况,为救市资金的后续处置策略提供现实依据,并为退市策略的机制设计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对政府干预股市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设定政府入市的目标函数与退市的目标函数不同:前者是稳定市场,后者的目标函数中是包含投资收益的。鉴于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基本属性,结合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对政府入市的理论研究以稳定股票价格波动为主要的干预目标具有合理性,已有文献也提供了较强的理论支持。以本文对2015年政府救市资金的统计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救市资金的筹集渠道、干预效果和资金变动等现实情况,本文对救市资金在后危机时期的处置研究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政府退市的目标函数,符合政府干预政策的市场逻辑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把投资收益作为政府重要的干预目标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的,本文对政府救市资金退市的理论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政府对各市场领域的干预行为评估。第三,在经典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引入政府行为,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总结出三个理论判断,并在实证分析中加以验证。理论上在有政府参与的市场中,政府干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可能通过改变交易噪声实现,这为政府干预的影响机制研究拓展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不足也是三点:第一,在理论分析中,把退市目标简单化处理为“获得投资收益”,确实过于简单和抽象,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政府与双重目标即投资收益和稳定市场,甚至有更多的目标,但是,由于确定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和构建相应模型太复杂,模型构建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所以,只能以后再深入研究。第二,受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在统计分析中,本文采用季度性数据追踪救市资金的持股情况,但是季度性数据难以捕捉政府救市资金的具体交易时点及价格,导致救市资金的成本收益核算可能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除以出资方证券公司的资产账户收益情况为补充外,要反映救市资金的真实收益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第三,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仅对政府救市资金的干预效果以流动性和波动性两个标准衡量,并未考虑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对救市资金的作用机制也仅以降低噪声交易渠道解释,指标选择比较简单。
刘思元[3](2020)在《基于哈佛框架的碧桂园集团财务分析研究》文中提出2019年国内地产一片哀鸿遍野的境况,而人口结构新变化以及周期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更为本就萧瑟的业内环境雪上加霜。处在当下瓶颈期的房地产企业如被限价政策扼住呼吸的咽喉,都在挣扎着企图开辟其他领域或者将业务升级改良以谋求生路渡过难关。鉴于长期国情来看只是需求的增长方向会有所变化,政策限制本质是为了摒除不良业态防范系统风险,行业依然具有很强的“吸金”能力。故而对碧桂园公司的发展规律以及战略部署的研究可以帮助业内公司营运管理方面问题识别、树立转型风向标和寻找新的盈利增长风口。由于单纯的财务数据带有信息滞后、反映情况不全面的缺点会降低结果可信度,故此引入哈佛框架以补充改良。在战略方面按照从大到小的口径进行逐步解构,找到企业由近到远的机遇与挑战并结合当前情况给出改进部署方案。在会计领域,一方面对于资产负债和盈余体量结构是否合适进行逐一排查,一方面对碧桂园设定的会计数据拔备规则判定数据对于真实情况的虚浮程度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接着,将财务分析模块的重要部分选取并分为四个判别区间,在每个独立的区间内进行纵横方向的比对判别,结合环境与自身因素给出合理的解释并识别内在的风险因子。前景分析重在结合以上三个部分进行风险点的归纳总结,在定性分析中预测行业未来的态势变化以及碧桂园公司自然发展下去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定量分析中运用F预警模型对于公司未来风险程度进行量化分层。最后找出深层次原因给与优化措施的方案设计,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管理层次与综合实力水平。本文研究的碧桂园公司在战略部署中紧跟政策步伐与国家发展共同进退从而占据地利人和之优势,又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将业务分流至机器人与农业领域,抵消了大部分风险的同时又收获了巨大增长空间,值得行业其他公司借鉴。但在产品多样化和增值能力方面落后于同层级企业,而高周转带来了应变能力脆弱和产品性能的不稳定,以及未能发挥最佳效能的预售情况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善。本文在最后提供的改善建议可作为业内其他公司的整改参照。
张中敏[4](2020)在《资源错配对中国制造业TFP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导致的制造业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问题较为严重。可见,纠正我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错配,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因此,研究资源错配对我国制造业TFP的影响效应,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13-2018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测算资源错配所造成的制造业总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层面TFP损失;构建包含贸易开放度、政府干预、金融摩擦和技术创新等外部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探究制造业外部因素对TFP的影响效应。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样本考察期内,如果达到美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标准,我国制造业总体TFP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0.41-1.58倍。(2)机械电子类的制造业和轻纺制造业的资源错配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的制造业行业;东北部的制造业资源的错配程度较东部、中部和西部稍高;中央国企和其他外资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较高于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3)对制造业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金融摩擦对制造业TFP影响最高。因此,提出以下建议:我国必须要谨慎使用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减少不平等的保护措施。同时,各行业间需要形成产业链,互补生产要素,共享生产原料,减少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促进资源在行业间的自由流动,随着总产值的不断增加、生产成本的不断减少,从而提高TFP。
段晓峰[5](2020)在《企业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研究 ——以ZT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同时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滋生出了大批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严重的阻碍了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市场资源并大幅度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也违背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在面对僵尸企业时,出台了一系列的治理政策,致力于推进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以达到减少市场上僵尸企业的目的。因此要想有效、尽快的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首先应该要能够精准的识别出僵尸企业并衡量企业的僵尸化程度;为已经成为僵尸企业的公司选择处置方式时,应先对其的挽救价值进行判定,对于具备挽救价值的僵尸企业选择合适的处置方式,以达到高效、低风险的目的。本文首先运用了僵尸企业僵尸指数模型法对企业的僵尸化程度进行界定。僵尸企业僵尸指数模型法综合了企业多方面的特征变量,对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僵尸指数的结果可以定量的反映出企业僵尸化程度,僵尸指数越大,则代表着企业僵尸化程度越高,二者成正相关。当企业的僵尸指数结果超过界定值时,则企业被判定为僵尸企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挽救价值的判断。然后本文通过哈佛分析框架以及对企业的价值评估,综合分析企业的各方面表现,判断僵尸企业是否具有挽救价值。接下来针对具有挽救价值的僵尸企业,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为企业选择相匹配的挽救措施,对其进行拯救。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问题,并不是一刀切。通过挽救价值的判断为僵尸企业选择合适的挽救措施,不但能够最大化的降低僵尸企业的处置风险,而且也能够更直接、更高效的减少僵尸企业的数量,降低市场的僵尸化程度。本文以ZT公司为案例进行研究,系统的分析了ZT公司被界定为僵尸企业时的表现和企业的挽救价值,以及公司如何通过选择正确的挽救措施完成“脱僵”。
陈树德[6](2020)在《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及其激励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雇员股票期权作为公司授予其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在未来某特定时间内购买一定数量股票的选择权,其目的在于向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提供一种长期性的报酬激励,以激励员工努力提高公司价值。雇员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阶段,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在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扮演“头雁角色”。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离不开上市公司的发展,雇员股票期权作为最受青睐的激励工具无疑能更好地满足上市公司发展的需求,对于推动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与激励效应分析,一直是会计界、统计界和其他相关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联合国2008版国民经济核算(SNA2008)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做法,使用公允价值法对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雇员报酬处理。中国于2017年8月发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CSNA2016)参照SNA2008的建议,同样将雇员股票期权作为劳动者报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然而无论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SNA2008,还是CSNA2016,均未涉及核算雇员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具体方法。相对于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理论,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方法研究明显滞后。由于雇员股票期权存在等待期、雇员离职和提早行权等复杂特征,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形成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雇员股票期权核算方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核算方法,才能更加贴切地核算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这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雇员股票期权不同于雇员的工资和奖金等传统薪酬,雇员股票期权对于公司雇员来说是一种主观价值,雇员可以通过事前估计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来预期未来的期权收益,从而影响雇员股票期权执行过程中的激励效果。然而,现有关于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指标的刻画比较混乱,或说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指标的测度标准并不清晰,导致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研究结论众说纷纭,真正从雇员股票期权关键特征出发构建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指标的文献比较鲜见。针对以上雇员股票期权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对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并基于此对其激励效应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指导中国日益兴盛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雇员股票期权的基本理论出发,对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记录原则、估价方法和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利用Wind资讯金融终端和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告的数据,分析了雇员股票期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根据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提出了适合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期权定价模型,估计相关参数,核算2006-2018年中国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规模与结构;利用核算得到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数据,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雇员股票期权条款的设定、大股东控制以及企业的生命周期三个不同视角,实证研究了雇员股票期权对上市公司绩效的激励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给出了完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理论与方法、优化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相关建议。通过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分析了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现状。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从2006年的12个递增到2018年的166个。从行业层面来看,实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合计占样本企业的79.64%,行业集中特征较为显着。从各行业实施的深度来看,实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数量占各自行业企业总数的比重较低。从中国上市公司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和有效期时长的设置来看,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和有效期平均为2.17和4.28年。(2)基于SNA2008框架和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提出了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方法。尽管SNA2008以及CSNA2016将雇员股票期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但均没有公布具体的核算方法。雇员股票期权由于存在等待期、雇员离职和提早行权等特征,与交易所标准的股票期权具有较大的差异,不能采用传统的股票期权定价模型估计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以SNA2008框架中对雇员股票期权的核算范式为依托,对现有的雇员股票期权核算方法进行了梳理,提出了适合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方法—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传统的BlackScholes和Binomial tree期权定价模型未能考虑雇员股票期权的关键特征,导致其测算结果高估了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纳入了雇员股票期权存在等待期、雇员离职和提早行权等复杂特征,且其参数具有可估性,利用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测算得到的结果能更加贴切地反映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3)测算了中国2006-2018年间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的总规模及其分布结构。采用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对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进行核算的难点在于模型参数的估算,参数估算所需的数据资料可通过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和Wind资讯金融终端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得到。在参数估算的基础上,对中国2006-2018年间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的规模与分布结构进行了统计测度。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总体上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06年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为0.61亿元,到2018年增至39.08亿元,年均增速为41.43%。分行业来看,雇员股票期权价值集中特征明显,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占总体的比重分别为58.29%、13.65%和10.91%左右,合计占总体的比重为82.85%。同时,基于Black-Scholes所得到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相比CWZ期权定价模型要高出36%左右;以美的集团第五期股票期权计划为案例,进一步估算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高估范围在35%39%之间。(4)对基于测算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进行了多视角的激励效应分析。上市公司处于不同的环境中,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与能力条件,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所处环境的不同,其激励效果也有所差异,即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发挥并非作为整体而独立存在,其受到期权条款的设定、股权结构和公司基本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微观期权条款设定、中观大股东控制和宏观企业生命周期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雇员股票期权对公司绩效的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第一,雇员股票期权激励在“严格型”样本中的激励效应明显优于“宽松型”样本组;进一步研究发现,雇员股票期权在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第二,大股东控股比例的提高抑制了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大股东侵占动机更强,而在国有企业,这种侵占动机不明显;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非高新技术企业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更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这种掏空行为不明显。第三,在企业的成长阶段和衰退阶段,企业实施雇员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绩效,雇员股票期权对成熟期阶段企业的激励作用较明显。(5)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结合本文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结果和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分析结果,给出了本文的建议。首先,根据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的核算结果,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完善雇员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相关准则和雇员股票期权信息的披露制度,提高核算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靠性;第二,建立雇员股票期权统计报表,完善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基础工作。其次,根据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分析结果,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设计适度的期权激励期限和激励条件,保证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有效性;第二,加强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提高其监督和治理作用;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运行环境。
安蕾[7](2020)在《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各级政府和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及效率的提高都对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2005年前后,这些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因素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的主线。国际上定量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主流方法是矩阵代数衍生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两种。但目前研制出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不同时期“生产性固定资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极少。本文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出发,提出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框架结构,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9872017年投入产出基本表及延长表,研制出涵盖31个年份、30个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在表的编制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完善了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理论,丰富了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工具,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持。本文所做的工作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推算出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采用标准RAS法,借助R语言软件自动化编表过程,得到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缺失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与13张统一表式结构的“收集表”,共同构成覆盖国民经济30个产品部门的31张连续年份“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完善研究的基础数据。第二,研制连续年份“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采用目前常用的方法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部分年度、部分部门的增加值指标易出现负值。为此,本文在现有可比表编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改进:首先,基于国家现有统计数据,整理出“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及“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构建“19872017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2002年=100)”,并按照常用方法编制得到“初始可比表”;然后,借鉴RAS法的思想,提出采用“迭代法”调整“初始可比表”的具体步骤;最终,研制出较为符合经济实际且误差较小的连续年份、30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为后续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奠定基础,并为本文应用部分及相关研究提供大量数据支撑。第三,完善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理论框架,并研制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目前鲜有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表的编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年度表“前一年度的产品生产不能消耗后来年度生产产品”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投资分配系数,内生化外生变量,并通过模型的运行,采取一定的方法将不同年度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链接”起来,使过去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考察一个时间序列上资本投入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为后续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核心:(1)明确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链接变量,给出各象限具体分配基数的确定方法:首先,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等理论,选取静态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作为链接年度间联系的经济变量;其次,研究链接变量与以后年份的具体联系,需根据其构成项目作为资本积累属性上的差异,确定链接变量在年度表中各象限的具体分配基数。本文剥离出“存货增加”中的生产性部分,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之和作为“生产性投资”(第I象限分配基数),不再用于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只在第I象限中间使用之后年份中长期内的年度间、部门层面逐步进行分解,而存货增加指标余下的部分则作为“非生产性投资”(第II象限分配基数),在年度表最终使用后面年度短期内进行分解,分配未完额作为各期结余,放入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中设置的“生产性投资余额”、“存货增加余额”栏。(2)提出“新流量分解三步法”解决年度表第I象限上三角形分块矩阵的流量分解问题:第一步,采用“累计比较法”估计各年度分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投资时滞,并结合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及实际生产情况,综合确定分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年度表中的分配年限;第二步,从资本的效能变化角度提出“二项分布折旧理论”,计算各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各年度的投资分配系数、年分摊额,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步,采用结构法从实际使用角度将各年度生产性投资额在年度表的部门层面进行分解。(3)研制出“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时间跨度较长,部门分类较多,目前尚无该方面的编制实例,编制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数据基础。第四,利用前文研制的连续时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由浅入深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对过去3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从生产到最终使用这一完整的实物和价值运动过程中总量与结构演变情况、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假定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对产出的影响是相对长期的,试图把传统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转变到本文的思路下,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面板生产函数模型,对各部门前期“累计投入”如何影响当期产出、变化趋势如何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开展的应用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关成果为我国结构改革问题提供了理论及数据支持,研究发现:(1)近几年我国总量指标表现不佳,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部门结构不断优化,未来可期。总体上,19872017年期间,总量指标呈现先增后减态势,19871990年、19962000年及近期三个时间段,各总量指标低于全期平均水平;产业上,研究期间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各项指标与总体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战场;产品部门上,近几年各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的粗放型产品部门向信息化带动的集约型产品部门演变。(2)基于投入产出表纵向反映生产的投入来源、需求消耗情况,行向反映产出的分配去向、供给使用情况的特点,对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需求角度,随着我国行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及服务化程度逐年上升,但各产品部门的中间消耗情况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30个部门中有14个产品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比上升,而大多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部门则出现单位产品的物耗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数部门对自身的消耗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且增加了对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但对第一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在不断减少;下游终端类行业所需中间投入比重大、品种多,需求波及范围较广,相关部门如果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方向,刺激其生产能力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可给予重点扶持。供给角度,一方面,研究期间我国总产出内中间使用合计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各部门生产的产品只有少部分直接作为最终产品分配使用,绝大多数又进入其下游行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参与更高水平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内、外需“双轮驱动”的特征日益明显。最终消费总量与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从传统实物消费为主,发展为实物与服务消费并重。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由传统产品向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品转型。另外,中上游能源、原材料部门及生产性服务业等部门单位最初投入对国民经济整体的供给推动能力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这类部门通常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短板,极易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的情况,提高此类部门的生产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对社会的供给推动作用不断减弱的几个部门,社会对其投入需求实际是在减少的,需要预防产能过剩等问题。(3)利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面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资本投入”指标的刻画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区分资本存量的“财富属性”与“生产属性”,考虑各部门投资时滞,从年度表中整理各年使用的之前年份资本积累及当期提供的“生产性投资”数据,得到“生产性资本累计”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指标,构建我国19872017年产品部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投入在各部门中的配置也在不断优化,投资的重心由农业、低端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变。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各部门的效率系数既受产品部门层面个体影响,又随年份变化存在显着差异,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及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则受产品部门结构变化的影响显着。
石桂阳[8](2020)在《企业并购巨额商誉成因及其减值研究 ——以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几年我国并购重组的企业数量和并购交易金额呈加速增长的趋势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企业在并购重组中产生的各种各样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企业在并购中所确认的大额商誉,高额商誉的确认原本意味着并购方预期能够在未来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部分上市公司频发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情况造成了并购方业绩的巨大波动,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商誉快速增长的同时拉高了减值风险,巨额商誉减值的计提不仅降低了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更暴露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背后潜藏的隐患。因此,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及其减值计量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基于这样的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商誉估值及其减值的研究成果,梳理了商誉及其减值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并购中标的企业价值评估过程、高额业绩承诺在并购后的履约情况、初始确认商誉时对无形资产的辨识程度以及对被并购方减值隐患的警惕程度,首先判断上市公司商誉估值的准确性,进而通过分析该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动机,探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计提动机的合理性,并基于对影响商誉减值计提准确性的各项因素的分析,推断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金额计提的恰当性。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并购过程中对商誉的估值及其并购后在商誉减值问题的处理上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商誉估值准确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并购标的企业的价值评估过程存有主观性、高业绩承诺条款的设置与被并购方实际盈利能力不符、初始确认时对无形资产识别不充分以及对被并购方存在的减值隐患考虑不充分等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上市公司商誉估值的不准确。其次,部分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计提动机不纯。管理层可能会忽视标的企业已暴露的减值迹象,干预商誉减值计提的时间和减值幅度,即以盈余管理手段操控商誉减值对业绩的冲击。而商誉减值测试法在实务中存在一定缺陷,具有复杂性且难以操控,会影响商誉减值计提金额的准确性。最后,上市公司关于商誉估值及其减值信息的披露不够充分和透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改进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加强投资者教育,改善投资者结构,提升投资者对商誉减值风险的预判能力;监管部门注意对商誉估值风险的提示并强化对商誉及其减值信息的披露监管力度。
刘健升[9](2020)在《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各领域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提高,单个企业的违约风险也会被放大,先是传染到所在行业,最后演变为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历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信用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最初就是由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家金融机构的破产最终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股市陷入低迷的严重后果。可见,违约风险的研究应该由点及面,既要研究单个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也要考虑传染过程,想办法规避风险在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传递。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循序渐进的了解风险爆发和传导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有效的预防系统性风险提出建议。在理论研究层面,首先,本文基于Merton(1974)在贷款和债券估值模型中提出的企业价值、负债和违约的关系,对诸多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进行了梳理,比如股东背景、货币政策、资本结构等,作为进一步影响违约的因素。其次,本文对理查德森(1972)、普费弗和萨拉西克(1978)、米切尔和辛格(1996)的资源依赖理论、Larsson和Starr(1993)的网络组织理论进行了分析总结,发现理论上可以支持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并根据Rudiger Dornbursh、Yung Chul Park和Stijin Claessens(2000)提出了五种主要的风险传染的传播途径。最后,本文借鉴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等阐明了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和特征。上述理论将本文所要研究的企业违约影响因素、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串联了起来,为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违约行为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实践研究层面,首先,针对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影响效果有多大等问题,本文运用了Logit模型,通过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分别选取了代表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的各个指标,并加入货币政策和股东背景等虚拟变量,从定性及定量角度考察了各因素对债券违约大小的影响,这是对个体企业违约的分析。其次,针对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存在性和影响大小等问题,本文在主流行业中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银行四个行业,所选行业覆盖了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并从每个行业选取了十家左右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个体,依据已有文献的方法,基于企业的股价数据和行业价格指数,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刻画个体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的大小,并得到了传染效应的研究结论。再次,关于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等问题,本文以所选的四个行业为基础,对行业间的传染方向和传染效应的大小进行实证检验,然后依据各行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程度,将上述四个行业扩展到七个主流行业,研究了各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最后,本文选取了亚太地区、欧洲、美国等地的股票市场数据,逐一测度它们对我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了国际间的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各地区对我国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差异的原因。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价值及研究意义,提出了要重点论证的主要问题,总结了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对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企业违约部分从违约影响因素和信用风险评价模型分别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其中,违约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因素、行业环境、企业特征三个方面。违约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包括传统评估方法和现代评估方法,现代评估方法又包括判别模型、Z-score模型、KMV模型和Logit模型等,并对各种计量模型进行了评述。传染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传染效应的形成原因,传染机制进行讨论。系统性风险的文献则重点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传播途径及各种测度方法,包括宏观分析法、条件在险价值法和其他方法。第三部分: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传染效应存在性的理论基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等。在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中,阐述了各种影响因素对违约结果的作用机制。传染效应理论主要从存在性、传播途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存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资源依赖理论和系统网络理论,两个理论都较好的证明了传染效应是现实存在性,传播途径理论则是依据多恩布什(2000年)提出的经济冲击、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债务渠道和投资者行为五种传播途径分别进行了阐述。系统性风险理论方面,本文从产生原因,风险特征和系统性风险演化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比如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包括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和金融系统脆弱性理论,较好的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全面阐述。第四部分:对违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对我国债市的违约企业的特征进行总结。这部分主要是基于我国债市已经发生的违约案例,对违约原因进行梳理,找到违约前出现明显恶化的指标,为模型指标的选择进行铺垫。通过总结发现,在企业违约前,行业景气度下滑,企业多元化投资失败,股东逃废债,企业内部沟通不畅等都是导致企业违约的主要原因,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盈利能力、获现能力、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通常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一方面印证了理论基础中提到的违约影响因素,使指标选择更有依据,另一方面也补充了一些没法纳入模型的指标,比如新疆六师的违约是由于人员市场意识淡薄,内部沟通不畅导致的,使分析结果更为全面。其次,本文选用了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基本覆盖了我国债市发生违约以来的全部期间,数据真实可靠,代表性较强。影响变量选择基于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得到的共同结果,分别采用了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三个较能代表企业综合实力的指标,并加入了股东背景和货币政策两个虚拟变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较为全面的考虑了企业违约的各种关键要素。最后,本文运用Logit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并就实证结果阐述了原因和应对方法。第五部分: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选取了覆盖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四个重点行业,即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并且每个行业选取了近十家有代表性的上市企业,分别就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基于各检验结果,分析了各行业中不同类别的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大小不同的原因,并结合本人信用评级的工作经验,提出了防范信用风险传染的有效措施。第六部分: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本部分主要研究了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首先,本文验证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关联,会产生下游对上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重点防范靠近市场终端的房地产行业和渗透到实体经济各领域的银行业对于避免一系列的风险传染尤为重要。然后,本文对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大小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本文选取了七个对市场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分别测度了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并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应对方法。第七部分: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本部分选取了和我国股票市场关系密切的亚太市场、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测度了各国和地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发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并就各国对我国的风险溢出效应差异进行了经济学解释,最后提出了防范国别间风险传染的应对方法。第八部分:结论、建议和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结论进行总结,分别从防范企业的违约风险、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分析论证,得出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首先、在研究企业违约影响因素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资产负债率,销售净利率和现金回笼率对违约的影响最大,说明债务负担情况、盈利情况和现金流情况都对企业是否违约有重要的影响,和违约案例分析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此外,结合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提出政策上推动优化产业升级,加强逆周期调节有利于降低企业个体的违约风险。其次、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测度条件在险价值(Co Va R)的方法来研究企业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煤炭企业的风险传染效应主要和资源禀赋、开采成本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相关。其中,央企背景的个体企业风险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小,其次是山西、而山东和河北地区的风险相对较大。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主要和规模效应、铁矿石的运输成本有关,并且受到当地供需情况的影响。按企业风险大小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排序发现,华东地区最小,其次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风险最大。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通过检验发现,民营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风险和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主要由于民营企业经营风格较为激进,在遇到市场流动性紧缩时,受到的冲击更大所致。银行业方面,国有大行凭借股东背景和遍布全国的网点优势,获得的客户资源更为优质,风控机制更加完善,自身的风险更小,但由于国有大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规模占比更大,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影响更大,因此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再次、在行业间传染效应研究方面,本文发现,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是上下游关系,下游会通过需求影响上游,故形成格兰杰因果关系。传染效应大小方面,煤炭行业受到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钢铁行业其次,房地产行业最小,主要是由于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工业门类会越来越多,因此上游行业受到某一下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此外,通过比较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现,考虑煤炭行业风险溢出效应下的市场风险最小,银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主要是由于银行业渗透到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对我国整体市场的影响最大。煤炭行业作为工业门类的一种,对GDP的拉动作用不如银行、房地产等行业大,因此对市场风险的贡献度最小。最后,本文对国别之间的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首先,考虑各国的影响下,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大小有所差异,但走势较为一致,说明全球经济互联程度高,在危机发生时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其次,亚洲国家自身的风险最小,但对我国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可能由于亚州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多种渠道和我国联系更为密切,故传染效应更强。本文的创新点概括如下:首先,研究层次更为系统。本文对系统性风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拆分,研究视角更为全面。国内外学者对违约影响因素、传染效应、系统性风险都有一定研究,但大多只从单一方面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架构,对整体防范风险的应对措施把控不足。作者结合多年的信用评级工作经验,从企业违约影响因素入手、依次研究了企业对行业、行业对市场以及国别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由点及面,步步深入,全方位阐述了系统性风险在各环节形成的原因和积累过程,更有利于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其次,样本选择更为准确。违约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文以我国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债券进行研究,由于债券市场2014年才发生违约,更早的文献研究数据相对有限,已有的大部分文献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将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即被ST)的公司作为违约样本,将财务正常的公司作为正常样本进行对比,实际上企业被ST和实际违约在概念上仍有较大差异,上市公司和发债主体的范围也有所不同,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因此克服了数据选取模糊的缺陷,用来判断违约风险更为准确。最后,行业研究范围更为全面。目前大部分研究系统性风险的文献都将研究焦点聚集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上,而较少将实体行业纳入其中。传染效应检验中,本文创新性的选取了对国民经济拉动较高的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覆盖了我国主要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检验中,本文先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基建、银行等几个对宏观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进行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又选取了亚太、欧洲、美国几个和我国关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间的系统性风险研究,在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范围上考虑更为全面。
Ivan Sarafanov[10](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二、各行业累计投资34618亿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各行业累计投资34618亿元(论文提纲范文)
(1)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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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注释表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统一碳税政策相关研究现状 |
1.3.2 差异化碳税政策相关研究现状和国内外实践经验 |
1.3.3 混合碳减排政策相关研究 |
1.3.4 投入产出优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
1.3.5 文献评述 |
1.4 科学问题、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4.1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1.4.2 创新点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框架 |
2.1 庇古税理论 |
2.2 “双重红利”理论 |
2.2.1 “双重红利”理论的提出 |
2.2.2 “双重红利”理论的发展 |
2.3 最优商品税理论:统一或差异 |
2.3.1 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原理 |
2.3.2 关于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发展 |
2.3.3 最优环境税理论 |
2.4 一般均衡理论 |
2.4.1 一般均衡理论原理 |
2.4.2 一般均衡理论的应用和CGE模型 |
2.5 碳税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和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
2.5.1 碳税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 |
2.5.2 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
2.6 概念界定 |
第3章 多目标动态碳税-经济-环境模型建立 |
3.1 模型假设 |
3.2 模型构建 |
3.2.1 目标模块 |
3.2.2 约束条件 |
3.3 最优解排序 |
3.4 宏观SAM表构建和参数设定 |
3.4.1 行业划分 |
3.4.2 SAM表构建 |
3.4.3 模型参数设定 |
3.5 基准情景设定 |
3.5.1 经济增长 |
3.5.2 技术进步率 |
3.5.3 能源效率进步率 |
3.6 模型检验、收敛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
3.6.1 模型检验 |
3.6.2 模型的收敛性 |
3.6.3 敏感性分析 |
3.7 本章小结 |
第4章 税率调节维度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4.1 行业划分和情景设置 |
4.1.1 高耗能行业和低耗能行业划分 |
4.1.2 政府调节税率的情景设置 |
4.2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4.2.1 既定减排目标下的动态最优税率 |
4.2.2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4.2.3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4.2.4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纳税人调节维度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5.1 政府调节行业纳税人的情景设置 |
5.2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5.2.1 行业纳税人变动情况 |
5.2.2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5.2.3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5.2.4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混合碳减排政策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6.1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 |
6.2 混合碳减排模型构建 |
6.2.1 碳交易模块 |
6.2.2 供需模块 |
6.3 碳交易和碳税政策组合的行业设置 |
6.4 混合碳减排情景设置 |
6.5 混合碳减排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6.5.1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6.5.2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6.5.3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和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附录A |
(2)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创新 |
1.3 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1.4 研究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2.1.1 股市危机的特征 |
2.1.2 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利弊之争 |
2.2 政府救市政策的方式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
2.2.1 政府干预政策的目标及方式划分 |
2.2.2 股市平准基金的设立 |
2.2.3 政府干预股市的政策效应 |
2.3 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行为研究总结 |
2.3.1 中国政府干预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2.3.2 中国政府历次干预股市的方式及影响分析 |
2.3.3 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的成因分析 |
2.3.4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理论研究与不足 |
2.3.5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实证研究与不足 |
2.4 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处置理论探究 |
2.4.1 政府干预措施退市的必要性 |
2.4.2 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困境 |
2.4.3 中国政府救市行动的后处置研究进展 |
2.5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各国(地区)政府股市救助政策的比较 |
3.1 自由放任走向积极干预的美国股市 |
3.1.1 “黑色星期四”:自由放任主义 |
3.1.2 “黑色星期一”:建立熔断机制 |
3.1.3 2000年互联网泡沫:交易制度改革 |
3.1.4 2008年金融危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
3.1.5 2020年股市崩盘:无限量量化宽松 |
3.2 股市平准基金盛行的亚洲市场 |
3.2.1 日本经济泡沫与非传统货币政策 |
3.2.2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政府注资 |
3.2.3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政府借贷 |
3.2.4 1998年中国香港金融危机与盈富基金 |
3.2.5 中国台湾股市危机与股市平准基金 |
3.3 中国大陆的股市干预史 |
3.3.1 中国2015年以前的历次股市干预 |
3.3.2 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计划简介 |
3.3.3 中国政府的股市干预措施总结 |
3.4 各国(地区)政府救市政策对比 |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政府入市的理论分析 |
4.1 噪声交易模型在中国股市的适用性 |
4.2 入市模型基本假设 |
4.3 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 |
4.4 政府股市干预的行为及其目标 |
4.5 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均衡 |
4.6 政府入市效应的理论假说 |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救市资金运行的统计分析 |
5.1 救市资金持股统计 |
5.1.1 持股规模 |
5.1.2 持股结构 |
5.2 救市资金动态追踪 |
5.2.1 持股规模变动 |
5.2.2 持股结构调整 |
5.3 救市资金持股指数编制 |
5.3.1 指数计算说明 |
5.3.2 救市资金整体持股指数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政府救市效果的实证检验 |
6.1 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6.1.1 流动性衡量及假设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6.1.3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
6.1.4 DID流动性实证结果 |
6.1.5 稳健性检验 |
6.2 救市资金对市场整体波动性的影响 |
6.2.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6.2.3 序列平稳性检验 |
6.2.4 GARCH模型检验结果 |
6.3 救市资金对个股波动性的影响 |
6.3.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6.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6.3.3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结果 |
6.3.4 GMM稳健性检验 |
6.4 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分析 |
6.4.1 噪声交易的量化 |
6.4.2 噪声交易机制检验 |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资金退出策略(后处置)研究 |
7.1 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理论研究 |
7.1.1 退市模型设定 |
7.1.2 定义均衡策略 |
7.1.3 退市均衡策略求解 |
7.1.4 两期模型下的政府退市策略设计 |
7.1.5 政府退市模型的政策含义 |
7.2 救市资金退市的现实依据 |
7.2.1 收益率估算方法 |
7.2.2 救市资金初始成本核算 |
7.2.3 救市资金累计收益率核算 |
7.2.4 救市资金与A股股指收益比较 |
7.2.5 救市资金收益横向比较 |
小结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哈佛框架的碧桂园集团财务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地产行业背景及特殊性 |
1.1.2 运用哈佛框架分析的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内容与路线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财务报表分析概述 |
2.1.1 财务报表的历史沿革 |
2.1.2 财务分析存在的缺陷 |
2.2 哈佛分析框架概述 |
2.2.1 哈佛框架的国外文献综述 |
2.2.2 哈佛框架的国内文献评述 |
3 碧桂园公司的现状与传统财务分析存在的问题 |
3.1 碧桂园公司发展现状 |
3.1.1 碧桂园董事会及高管(副总裁)成分 |
3.1.2 碧桂园人才管理现状 |
3.1.3 碧桂园公司经营状况 |
3.2 企业使用传统财务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
3.2.1 缺少对于环境影响因素的判断 |
3.2.2 缺少对于企业业务前景的判断 |
3.2.3 缺少对于企业战略方针的判断 |
4 哈佛框架下的碧桂园公司财务分析 |
4.1 碧桂园公司的战略分析 |
4.1.1 企业宏观环境分析 |
4.1.2 企业中观环境分析 |
4.1.3 企业微观环境分析 |
4.2 碧桂园公司的会计分析 |
4.2.1 资产负债分析 |
4.2.2 关键会计政策分析与会计估计的分析 |
4.3 碧桂园公司的财务分析 |
4.3.1 碧桂园公司的偿债能力区间分析 |
4.3.2 碧桂园公司的营运能力分析 |
4.3.3 碧桂园公司的盈利能力分析 |
4.3.4 碧桂园公司的成长性区间分析 |
4.3.5 碧桂园公司的现金流补充分析 |
4.4 碧桂园公司的前景分析 |
4.4.1 公司前景定性分析 |
4.4.2 公司前景定量分析 |
5 基于哈佛框架财务分析的效果与改进建议 |
5.1 基于哈佛框架分析下碧桂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
5.1.1 哈佛框架分析下碧桂园公司存在的问题 |
5.1.2 哈佛框架下碧桂园公司的情况的解决方案 |
5.2 基于哈佛框架分析下分析结果 |
5.2.1 战略分析方面 |
5.2.2 会计分析方面 |
5.2.3 财务分析方面 |
5.2.4 前景分析方面 |
6 结论与研究不足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中的不足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资源错配对中国制造业TFP的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组织结构 |
1.4 论文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2、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分析 |
2.1 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分析——总体视角 |
2.2 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分析——行业视角 |
2.3 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分析——地区视角 |
2.4 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分析——所有制视角 |
2.5 本章小结 |
3、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3.1 垄断竞争模型 |
3.2 基于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 |
3.3 数据说明和指标设定 |
3.4 本章小结 |
4、实证分析 |
4.1 垄断竞争模型求解步骤及相应的结果 |
4.2 从行业、地区、所有制三个层面分析资源错配对制造业TFP的影响 |
4.3 制造业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对TFP的影响效应研究 |
4.4 本章小结 |
5、结论和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3 不足之处及后续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5)企业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研究 ——以ZT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2 相关理论 |
2.1 僵尸企业的界定 |
2.1.1 国务院法 |
2.1.2 CHK法 |
2.1.3 FN—CHK方法 |
2.1.4 僵尸企业僵尸指数模型法 |
2.1.5 僵尸企业界定方法对比 |
2.2 企业僵尸化程度判断 |
2.2.1 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判断标准 |
2.2.2 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划分 |
2.3 僵尸企业的成因 |
2.3.1 僵尸企业形成的关键因素 |
2.3.2 僵尸企业形成的推动因素 |
2.4 僵尸企业的危害 |
2.4.1 僵尸企业降低资源利用效率 |
2.4.2 对僵尸企业的救助会形成恶性循环 |
2.4.3 僵尸企业影响政府推出新政策的纯粹性 |
3 僵尸企业挽救价值判断及挽救措施选择 |
3.1 挽救价值的判断方法 |
3.1.1 哈佛分析框架 |
3.1.2 企业价值评估 |
3.2 挽救措施选择 |
3.2.1 挽救措施的方式 |
3.2.2 挽救措施的选择依据 |
4 我国上市公司僵尸化现状分析 |
4.1 僵尸化程度的总体占比分析 |
4.2 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 |
4.2.1 各行业僵尸化程度分析 |
4.2.2 制造业僵尸化程度分析 |
5 ZT公司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的案例分析 |
5.1 案例背景 |
5.2 ZT公司僵尸化表现及僵尸化程度 |
5.2.1 ZT公司僵尸化表现 |
5.2.2 ZT公司僵尸化程度分析 |
5.3 ZT公司僵尸化成因分析 |
5.3.1 企业自身原因 |
5.3.2 外部经济环境原因 |
5.4 ZT公司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分析 |
5.4.1 ZT公司挽救价值判断 |
5.4.2 ZT公司挽救措施分析 |
5.5 启示 |
6 预防企业僵尸化程度的加深及处置建议 |
6.1 降低企业的僵尸化程度 |
6.1.1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
6.1.2 加强银行贷款的监督管理 |
6.1.3 制定有效地处理机制 |
6.2 僵尸企业的处置建议 |
6.2.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完善产业政策体系 |
6.2.2 推动企业改革,完成股权多元化 |
7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及其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概念的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 |
第一章 雇员股票期权的基本理论 |
第一节 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 |
一、股权激励计划下的股票期权 |
二、雇员股票期权与标准股票期权的差别 |
三、雇员股票期权提早行权的事实 |
第二节 雇员股票期权的记录原则 |
一、雇员股票期权的记录时间 |
二、雇员股票期权的记录账户 |
第三节 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方法 |
一、国际会计准则中关于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方法 |
二、SNA2008 中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方法 |
第四节 雇员股票期权激励作用的理论基础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
三、激励理论 |
四、人力资本理论 |
第二章 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历史演变 |
一、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酝酿期(1993-2005 年) |
二、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探索期(2006-2009 年) |
三、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成熟推广期(2010-现在) |
第二节 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现状分析 |
一、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总体实施情况 |
二、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业分布 |
三、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条款的基本情况 |
第三章 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 |
第一节 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 |
一、雇员股票期权定价的传统方法 |
二、纳入雇员股票期权特征的定价方法 |
第二节 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及参数估计 |
一、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的阐述 |
二、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的参数说明 |
第三节 基于CWZ模型的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 |
一、参数估计 |
二、中国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 |
第四节 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案例研究 |
一、美的集团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
二、美的公司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
三、基于Black-Scholes和 CWZ期权定价模型核算结果的比较 |
第四章 期权条款设定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第一节 期权条款设定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理论分析 |
一、期权条款设定与激励效应 |
二、期权条款设定、产权性质与激励效应 |
第二节 期权条款设定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模型设定 |
一、期权条歀的划分 |
二、模型设定 |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四、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第三节 期权条款设定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实证检验 |
一、检验结果 |
二、稳健性分析 |
第五章 大股东控制视角下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的提出 |
一、大股东控制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二、产权性质、大股东控制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三、公司成长性、大股东控制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第二节 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变量定义 |
三、模型设定 |
第三节 大股东控制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第六章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 |
第一节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理论分析 |
一、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 |
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理论分析与假设 |
第二节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模型设定 |
一、企业生命周期的度量 |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三、变量选取和度量 |
四、模型设定 |
第三节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计量分析 |
一、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描述性统计 |
二、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计量分析结果 |
三、稳健性分析 |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三、研究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附录 |
致谢 |
(7)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静态投入产出分析 |
二、动态投入产出分析 |
三、总量与结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文章结构 |
一、研究内容 |
二、文章结构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第一节 静态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概述 |
一、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二、平衡关系 |
三、投入产出模型 |
第二节 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理论 |
一、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二、投入产出补充表的编制方法 |
三、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第三节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方法 |
一、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概念 |
二、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 |
三、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第三章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第一节 中国1987~2017 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 |
一、编制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二、编制投入产出补充表 |
三、构建1987~2017 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 |
四、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第二节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模型的构建 |
一、第I、II象限分配基数的计算 |
二、第I象限流量的分解 |
三、第II、III象限的编制 |
四、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及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应用 |
第一节 1987~2017 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化分析 |
一、总产出构成及变化分析 |
二、增加值构成及变化分析 |
三、部门关联特征变化分析 |
四、最终使用构成及变化分析 |
第二节 1987~2017 年中国产品部门生产函数估计 |
一、理论基础 |
二、数据情况 |
三、模型选择及估计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一、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
二、部门间关联变化情况 |
三、各部门投入产出关系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 中国1987~2017年30 部门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附录 B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 |
致谢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二、参加的研究项目 |
三、申请的专利或获奖情况 |
(8)企业并购巨额商誉成因及其减值研究 ——以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内容 |
1.3 创新与不足 |
1.3.1 创新点 |
1.3.2 不足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商誉估值影响因素的研究 |
2.1.1 标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对商誉估值的影响 |
2.1.2 业绩承诺条款对商誉估值的影响 |
2.1.3 初始确认内容对商誉估值的影响 |
2.1.4 代理问题对商誉估值的影响 |
2.2 关于商誉减值问题的研究 |
2.2.1 商誉减值计提动机的合理性 |
2.2.2 商誉减值计提金额的公允性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理论基础 |
3.1 商誉的概念及其本质 |
3.1.1 好感价值论 |
3.1.2 超额收益论 |
3.1.3 总计价账户论 |
3.1.4 期待价值论 |
3.2 商誉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
3.2.1 割差法 |
3.2.2 超额收益法 |
3.3 商誉后续计量方法 |
3.3.1 永久保留法 |
3.3.2 系统摊销法 |
3.3.3 减值测试法 |
3.4 商誉减值的理论基础 |
3.4.1 资产负债观 |
3.4.2 未来经济利益观 |
3.4.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4.4 信号传递理论 |
第4章 我国合并商誉现状 |
4.1 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减值总体情况分析 |
4.2 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减值占比情况分析 |
4.2.1 商誉占比情况分析 |
4.2.2 商誉减值占比情况分析 |
4.3 结语 |
第5章 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案例介绍 |
5.1 公司介绍 |
5.2 交易背景 |
5.3 交易目的 |
5.4 并购过程 |
5.5 并购结果 |
5.5.1 计提大额商誉减值,业绩引争议 |
5.5.2 一揽子方案达成,普莱德被出售 |
第6章 案例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分析 |
6.1 并购时商誉估值的准确性分析 |
6.1.1 财务指标分析 |
6.1.2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主观性 |
6.1.3 商誉初始确认时未理性考虑无形资产 |
6.2 从盈余管理视角分析商誉减值计提动机 |
6.3 商誉减值金额公允性分析 |
6.4 东方精工并购中商誉估值及其减值问题的原因分析 |
6.4.1 东方精工的并购压力 |
6.4.2 操纵商誉减值计提的机会 |
6.4.3 信息披露自主决策权提供掩盖商誉减值计量问题的借口 |
6.5 业绩承诺补偿情况分析 |
6.6 案例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7.1 结论 |
7.1.1 髙商誉不一定带来高收益 |
7.1.2 业绩承诺与商誉减值息息相关 |
7.1.3 商誉减值使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 |
7.2 结论与建议 |
7.2.1 合理评估标的资产价值,合理确认商誉 |
7.2.2 抑制高业绩承诺行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 |
7.2.3 改善商誉后续计量,运用摊销与减值相结合 |
7.2.4 加强并购重组的监管与信息披露,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一、研究的学术价值 |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主要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在险价值 |
二、条件在险价值 |
三、分位数回归法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二、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企业违约研究的相关文献 |
一、违约影响因素研究 |
二、信用风险评估 |
第二节 传染效应及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一、传染效应相关文献 |
二、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一、关于违约影响因素文献评述 |
二、关于违约因素计量模型文献评述 |
三、关于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企业违约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
一、定性指标 |
二、定量指标 |
第二节 传染效应的理论基础 |
一、传染效应存在性理论 |
二、传染效应的传播途径 |
第三节 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基础 |
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 |
二、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
三、系统性风险的演化机制 |
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债市违约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我国债市违约的特征分析 |
一、行业景气度下行,盈利和获现能力恶化 |
二、投资激进或盲目多元化,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恶化 |
三、股东背景模糊,支持力度差 |
四、股东涉嫌逃废债,侵害债权人利益 |
五、企业内部沟通不畅及市场意识较差 |
第二节 样本选择 |
一、数据选择 |
二、指标选择 |
第三节 违约影响因素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Logit回归结果 |
小结 |
第五章 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数据选择及处理 |
第二节 状态变量选取 |
第三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静态分析 |
一、煤炭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二、钢铁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三、地产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四、银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第四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动态分析 |
一、煤炭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二、钢铁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三、房地产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四、银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小结 |
第六章 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国内系统性风险实证检验 |
一、各行业间的传染方向研究 |
二、行业间的传染效应研究 |
三、我国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 |
第二节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 |
一、数据选取 |
二、描述性统计 |
三、全球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 |
四、经济危机期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
小结 |
第七章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第一节 拉美债务危机 |
一、拉美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二、拉美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二节 墨西哥经济危机 |
一、墨西哥经济危机事件过程 |
二、墨西哥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三节 亚洲金融危机 |
一、亚洲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四节 俄罗斯金融危机 |
一、俄罗斯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五节 美国次贷危机 |
一、美国次贷危机事件过程 |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六节 欧洲债务危机 |
一、欧洲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七节 各类系统性危机的总结与启示 |
一、财政刺激要掌握适度 |
二、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
三、加强对国际风险的有效管理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预防企业的违约风险 |
二、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 |
三、防范系统性风险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10)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5.1.1 模型设定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各行业累计投资34618亿元(论文参考文献)
- [1]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D]. 马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4)
- [2]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D]. 王晓丹. 山东大学, 2020(02)
- [3]基于哈佛框架的碧桂园集团财务分析研究[D]. 刘思元.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资源错配对中国制造业TFP的影响效应研究[D]. 张中敏. 暨南大学, 2020(04)
- [5]企业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研究 ——以ZT公司为例[D]. 段晓峰. 贵州财经大学, 2020(12)
- [6]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及其激励效应研究[D]. 陈树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D]. 安蕾.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8]企业并购巨额商誉成因及其减值研究 ——以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为例[D]. 石桂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9]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D]. 刘健升.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10]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