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钢：通货紧缩并不一定会阻碍增长

一、樊纲:通货紧缩不一定妨碍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顾典^[1]（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张家源^[2]（2020）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金融风险是一个内生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大,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潜在的地方金融风险有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新形势下地方金融风险的成因,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要想突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限制,持续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必然会依靠财政预算软约束。因此,城市经济体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在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鉴于金融周期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本文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探讨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核心观点:财政预算软约束会通过影响地方金融周期,引发地方金融风险;地方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和相对于全国的偏离程度不同,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也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遵循从规范到实证的研究范式,通过理论分析、统计测算、实证检验逐步深化对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机制的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在分析中国城市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金融周期理论运用到中国城市经济体中的可行性;引入国内金融周期理论中“准安全资产”、金融体系“弹性”和“病理性”金融周期的概念;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形成的因素以及地方金融周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第二,分析了地方经济体财政预算软约束的演变,阐述了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和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在形成机制、影响路径等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以及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下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第三,结合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机制与国内金融周期的形成机制,从信用扩张机制、宏观杠杆率和信贷流向的行业分布角度说明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周期的机制。第四,综合金融周期理论的相关观点,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变化对信用扩张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模型推导,指出金融周期变化会改变货币政策影响的地区异质性,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金融机构的预期稳定性不同,这使得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风险传递渠道的占比出现差异。在统计分析部分,构建了一系列财政预算软约束指标,分别衡量土地财政、准安全资产渠道的预算软约束水平、准安全资产信用水平的变化、预算内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程度等。在国内金融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衡量地方金融周期以及地方金融周期相对于全国金融周期偏离度的指标,包括中期金融周期指标、BIS法金融周期指标、金融周期系统性正向偏离度指标、简单加权法金融周期累计正向偏离度指标。还借鉴金融风险测算方法,构建了门槛值法金融风险值,简单加权法金融风险值以各金融风险指标的累计大小来衡量地方金融风险。通过统计分析各类指标特征,发现财政预算软约束、金融周期和金融风险呈现差异和一定相关性。实证检验部分分为两个板块深入研究。第一个部分借鉴计量经济学的变量关系概念,将金融周期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过程中的作用归纳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提出并证明了准安全资产渠道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是金融体系“超弹性”形成的微观基础,通过改变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的调整会影响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准安全资产渠道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更容易通过金融周期,引发系统性的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主要通过金融周期偏离度和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发挥调节作用。第二部分通过实证检验,分析说明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地方金融周期发挥作用的实现路径。财政预算软约束通过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机制,源于信用货币制度下内生货币供给对信用扩张的改变。土地财政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预算收入的制约,准安全资产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且相应增加房地产市场内生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软预算约束的程度,这减少了信用扩张中实体经济发展与全国金融系统变化对其的制约,增加了地方金融周期上行及波动的程度,进而增加地方金融风险。在金融周期偏离和金融周期阶段的调节效应方面,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响应函数在不同金融周期阶段及偏离度下的变化,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果的影响;通过分析金融周期阶段性变化对土地出让金及城投债规模的趋势性变化产生的影响,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市场参与者预期稳定性的影响。最后,结合中国国情,本文对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锐^[3]（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伊馨^[4]（2020）在《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文中提出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侧发展却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转变后的新要求,因此,需要对新时代我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论文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为研究对象,在对供给学派进行批判性反思后,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精髓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有效供给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就影响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论文运用Malmaquist-DEA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用Michaeli系数、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用考虑技术效率约束的DEA法对中国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推动为主,产业结构变动具有后工业化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同时,论文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根据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构建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制造业有效供给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提升,制造业的惠民福利指标对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贡献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供给效率与技术驱动的贡献趋于一致。随后论文以红领集团为案例,讨论新时代实现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微观路径。论文认为,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在宏观管理上可以适当汲取供给学派供给侧的管理主张,强化市场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决定性地位;在产业层面要降低制造业的税负,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实现供给效率提升与供需匹配,技术创新要结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政策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为主,政策目标要多关注对产业发展负外部性的纠正。在厂商层面要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对有效供给的影响,从供应链构建、需求识别、培育技术创新自觉性等方面实现有效供给。

林光彬,拓志超^[5]（2019）在《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基于学术史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梳理我国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提炼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总结这一理论的学术发展演变脉络,说明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理论与之的继承关系,为构建中国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梳理与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学者将马克思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它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第二,宏观调控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与时俱进,在以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同时,通过借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将国民经济看作有机整体,善于抓主要矛盾,同时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种比例关系,将物资平衡看作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看作是关键,把实物平衡和价值平衡辩证统一起来,对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人自己构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规律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内核,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要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辩证取舍、继承创新。

赵玉华^[6]（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起与进步往往伴随着对外开放。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但均无例外地实行了对外开放。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潮流。正确认识和全面梳理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经过数十年艰辛探索和实践开拓,经过规律总结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辉煌理论成果。任何一个理论、思想体系都不会凭空产生,都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也不例外。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在其作品中较早地表达了交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着作中阐述了对外开放思想。他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中,运用了大量的“分工”“交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词汇对开放进行了定义和表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整个世界联为一个整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国际交往、民族交往和个人交往的扩大,从而构成了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这一切极其珍贵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渊源。再次,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事业中对马克思开放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实践,形成相关的对外开放理论,加上苏联及东欧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一切都为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启迪和宝贵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中,经过驰而不息、接力传承的努力奋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寻求、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外开放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运用,是基于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思想理论。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主体看,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分别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袖人物和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的伟大决策与深刻的开放思想、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的政治智慧、国内学界众多着名学者和广大研究专家的学术探索成果、勇于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劳动成果。从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在中国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对外开放思想内容。从各个历史时期,全面梳理和总结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历程,能使我们清晰地把握对外开放思想的特征,促进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发展。在七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脉搏发展的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建国初期的探索中的开放思想;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中的开放思想;21世纪前后的调整中的开放思想和新时代新常态中的开放思想这样的四个思想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思想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开放事业中的时间演进和思想传承。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外开放思想宝库的不断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开放事业和思想的贡献。思想需要实践的验证和丰富,实践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发展。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带来了开放观念的增强、对外贸易的繁荣、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开始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自由贸易区,进而加速“互联互通”建设、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丰富和发展对外开放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下,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改革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全面梳理和掌握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规律、特征、成就,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认识中国现实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在新的征程上更进一步的前进。

韩心灵^[7]（2018）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平均两位数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相信不久将大概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表现为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和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比如经常性的产能严重过剩,经济运行的“脱实向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不畅问题,收入差距程度很大等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增长是生产力层面的范畴,而收入分配是生产关系层面的范畴,我们不但要重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毫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忽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经济增长是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也应该是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配关系变革可能对经济增长起关键作用。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分析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在我国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以后,更应该关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合理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阐述国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提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的原则,实证分析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深入分析国际上主要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规律和经济增长效应,提出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是指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国民收入中的劳动和资本收入总量和比例能够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原则,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总量与生产总量基本平衡,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能够充分发挥各方的发展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收入分配格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随经济发展动态调整的过程,没有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的最优分配格局,但是在一定发展阶段存在最优分配格局区间。判断国民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原则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原则、激励与适度差距原则、劳动者分享生产剩余原则和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原则。理论分析方面,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学术视角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马克思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与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积累率相关,它们受微观生产方式、宏观制度环境和劳资关系对比等因素影响,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决定性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均衡发展时,劳动收入的增长应该与经济增长协调一致,否则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无法实现,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无法满足,两大部类出现结构性失衡。资本主义社会国民分配格局通过影响积累能力、消费能力、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生产和消费的经常性失衡,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表现为周期性经济波动。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劳资地位、市场结构、全球化等众多因素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国民收入分配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投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本身的路径来实现,收入分配格局从供给、需求和结构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供给方面,分配格局通过影响劳动供求、资本供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核心增长要素作用于总供给;需求方面,分配格局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从而影响需求总量;在结构方面,通过影响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影响经济结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表现显着不同:要素分配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的劳动收入比重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后;主体分配方面,改革开放之前分配比重从大到小分别为家庭收入、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改革开放之后分别为家庭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劳动收入比重呈现先逐渐上升、然后快速下降、接着反弹上升的过程,但是收入分配偏向资本的趋势是没有显着改变;家庭收入比重特征是先下降后上升,企业收入比重的特征先上升后下降,政府收入始终缓慢上升,总体上家庭收入比重偏低、企业与政府收入偏高;省级行政区收入分配格局,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表现显着不同,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善,但还处在结构性失衡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1978年到9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到2007年、2008年之后的三个时期结果差异很大。从经济总量效应、经济效率效应、经济结构效应以及收入差距效应等几个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90年代中期到200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严重失衡的,造成了经济的结构性失衡;2008年以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善,劳动收入与家庭收入比重增加,收入差距减少,经济增长效率和结构改善,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见成效。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方面,近五十年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我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劳动收入占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是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占比。主体收入方面,我国的家庭收入与企业收入比重低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比重高于发达国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发达国家劳动份额与GDP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GDP增长率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变化特征;第二,随着家庭收入份额的增加,GDP增长率经历先增加而后下降的过程,家庭收入份额与GDP增长率亦呈倒U型关系。因此从发达国家发展经历表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最优的变化区间,无论劳动收入还是资本收入都不能超过一定比重。对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有:劳动收入比重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应该保持合理比例;工业化中后期政府应该重视建立普通劳动者利益保护制度,政府对收入分配方面要始终关注公平问题,让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只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工业化后期与后工业阶段仍然要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严格控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根据评价国民收入格局的四个原则,本文认为2008年以来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与我国潜在的最优国民收入分配区间还有差距,劳动收入与家庭收入还处在倒U曲线的左侧。主要问题是劳动收入较低而资本收入较高,家庭收入较低而企业、政府收入偏高。因此,我国应该高度重视普通劳动者的重要作用,适度控制资本收入比重,在收入分配中充分体现劳动价值,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应该继续向劳动倾向,提高家庭收入,适当限制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这个过程还需要若干年的调整。最后,本文提出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政策建议,包括深刻认识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切实落实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市场扭曲程度;在企业中推行利润分享制,让劳动者分享生产剩余;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发挥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的积极作用。

高珂^[8]（2018）在《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已经成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动能转换新时代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如何破解当下难题,顺利实现我国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责。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第一次提到新旧动能,自此新旧动能开始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并被反复提及。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国家治理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更是中央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正确深刻判断。本文以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为主线,围绕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内容进行了研究阐述。导论部分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解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动能、经济传统动能、经济动能转换的内涵。经济动能转换理论分析框架部分,提出了经济动能转换的理论逻辑和思考方法,从劳动力结构、资本结构、技术结构、创新驱动等多角度分析经济动能转换;从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分析了我国经济动能转换过程中应坚持长期、短期相结合以及供给侧、需求侧相结合的实施机制;剖析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动能转换的关系,财政政策的传导途径,政策科学的思想演变,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的作用机理等。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部分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三次动能转换历程;从需求侧、供给侧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的结构特征;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新一轮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成因,提出优化思路和方向;对“亚当·斯密模式”和“凯恩斯模式”两个中国模式进行论述并展望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支持部分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七次转型;分析了新时代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包括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税收弹性系数走低,财政支出需求上升,刚性支出日益增长,财政赤字规模较大,政府债务存在风险,调控方式有待改进,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等;针对我国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需从多方面进行改进,包括注重顶层设计,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解决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财政支持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等。典型发达国家经验借鉴部分阐述总结了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经验,对它们不同时期采取的不同财政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并梳理出我国可以借鉴的内容。财政收入政策部分主要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宏观税负、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税制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财政支出政策部分主要通过构建DSGE模型分析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中投资性支出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构建VA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节能环保支出等几项重点财政支出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贴性支出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的经济动能转换和财政政策进行详实的分析,总结探索出我国经济增长与动能转换的路径。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就是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通过加强供给管理和调整结构实现平稳型经济增长,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积极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政府通过有效的运用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行为进行引导、激励和约束,可以释放促进经济动能转换的更多潜力和空间。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应由短期内的促进经济增长转向中长期的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需错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新常态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应改变传统的依靠大规模投资刺激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思路,转向增加有效供给,以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结合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实际,我国实施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下的财政政策调控应根据经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财政政策调控目标应注重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财政政策调控应注重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财政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调控要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调控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间接调控为主;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增强宏观调控的综合效果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正向着未来延续,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通过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顺利渡过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范炜^[9]（2006）在《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研究 ——基于边界管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指出国债“边界”问题专题研究在国债理论研究文献中比较少见,从国债经济边界的视角来评价国债经济绩效也是首次,它拓展了国债经济绩效研究的视野。 本文突破了传统的以“临界值”概念来研究国债“边界”问题思路。国债宏观调控,不仅存在着发行数量“临界值”,也存在着受制度约束的行为边界和提升管理绩效的最佳操作路径边界,“边界”的管理质量将直接影响国债经济绩效的发挥。因此,本文从国债经济边界的视角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国债“边界”管理对国债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高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的政策途径。全文共有九章,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1章和第2章组成,属于概述性质。第1章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动机、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进行的阐述,提出问题,总括全文,为整体的研究奠定基础。第2章为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总结和分析,明确本文要研究的方向和可以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空间。 第二部分由第3、4、5、6、7、8章组成,主要是基于国债经济边界视角深入研究和评价各种国债“边界”管理对国债经济绩效的影响。第3章,通过构建政策可能性边界和社会偏好无差异曲线,寻求最佳政策操作路径,从理论和实证上对我国国债政策反应绩效进行评价。第4章,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国债政策“深入”和“退出”边界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评价我国通货紧缩时期积极财政政策决策的绩效。第5章和第6章,主要以我国国债“赤字管理”制度安排下出现的国债预算“灰色”边界为突破口,研究我国政府预算行为,探索提高我国国债预算绩效和财政预算超收资金使用绩效的政策路径。第7章,分析不同政绩偏好的决策者所选择的国债政策类型对国债规模边界管理的影响,利用理论推导出的结论实证分析评价我国近年来国债政策类型选择的绩效。第8章,主要是阐述国债的经济效力——国债乘数,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必须把握国债项目资金使用边界,确保国债项目资金拉动“内需”及启动民间投资。 第三部分为第9章,结论与展望部分,是论文的一个总结性章节。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探讨提高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的政策途径,并对后续研究作了展望。 本文在多数章节中,均有自己独到观点和结论,主要创新点和研究结论如下:

匡家在^[10]（2005）在《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为题,通过对不同转轨阶段宏观经济形势和体制特征的剖析,揭示宏观稳定、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的关系。这既是转轨前期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是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应遵循的基本准则。而要遵循这一基本准则,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短期调控和长期增长,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和体制的关系。通过分析进入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得出转轨中后期的政策选择。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着重说明为什么要研究转轨中后期的宏观调控以及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必须要处理好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和体制的关系。 宏观调控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策实践问题。一方面,进入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面临新的复杂形势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迫切要求理论界加强对体制转轨中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尚不能承担向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支撑的任务,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研究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况且以体制和宏观政策的关系为视角,以宏观稳定、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性为主线来分析转轨经济的进程,本身也是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第二部分是转轨前期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它大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以前两个阶段。分权化的改革背景下,80年代的两部门经济格局（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非国有经济迅速成长）决定了政府的宏观政策以行政性的直接调控为主。国家财政、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投资消费的双膨胀导致宏观经济多次出现过热。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双重体制格局出现,宏观经济政策中市场化的手段在增多,但行政手段在控制通货膨胀中仍发挥重要影响。 第三部分是转轨前期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调控。买方市场出现,结构性问题

二、樊纲:通货紧缩不一定妨碍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樊纲:通货紧缩不一定妨碍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研究 ——基于边界管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樊纲:通货紧缩不一定妨碍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D]. 张家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4]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D]. 伊馨.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5]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基于学术史的研究[J]. 林光彬,拓志超. 政治经济学报, 2019(03)
• [6]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D]. 赵玉华. 兰州大学, 2019(08)
• [7]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韩心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政政策研究[D]. 高珂.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9]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研究 ——基于边界管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 范炜. 浙江大学, 2006(06)
• [10]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D]. 匡家在.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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