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戈登·拜伦勋爵 (1788-1824)

一、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788—1824)（论文文献综述）

李敏^[1]（2021）在《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文中提出当下,全球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全球资本网络的建设,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跨国国界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出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员。在这种跨国力量的簇拥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政治实践,也不必然限定在特定的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在历史学家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种跨国民族主义自有其历史先例。1858年,爱尔兰政治流亡者为了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而在美国国土上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便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在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之下,1848年起义流亡者承袭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组织,旨在寻求爱尔兰民族独立。这一组织的跨国民族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目标的跨国性上,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影响力方面。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先于爱尔兰本土,第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并且,该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跨越了大西洋。这一在美国境内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推动了爱尔兰本土类似组织的建立。两个组织建立之初,即设定芬尼亚兄弟会定期向爱尔兰本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援。相比在此之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之初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属性非常突出。芬尼亚兄弟会建立之后的最初两年,该组织并没有得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整体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857年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能力有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该组织爱莫能助;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扩张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宣传,使其成为芬尼亚兄弟会最主要的竞争敌手;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批评,如反教权、秘密结社、暴力倾向等,都不利于该组织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内部进行宣传和征募会员。而1848年起义失败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冲击非常大,深居美国的部分政治流亡者并不认为当时是建立民族主义、再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恰当时机,所以对该组织的兴趣不大。芬尼亚兄弟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并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这能够从该组织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当时美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之中得到解释。在公民民族主义层面,二者在人权、民族主权和批判旧政权等共和话语,如出一辙。但是在反对英国暴政问题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在文化民族主义层面,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排他性是以排外主义思想和实践展开的。无论是基于对新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还是基于外来激进分子的恐惧,都对信仰天主教和崇尚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都是莫大的阻碍。在族裔民族主义层面,美国内战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成型,种族话语限定在民族性格的含义范围之内,美国民族主义中对“生产者共和国”的强调使得以英裔美国人为代表的本土美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心中爱尔兰移民懒惰、堕落等族裔偏见。鉴于本组织发展迟缓,芬尼亚兄弟会在1861年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葬礼。这一葬礼有效地激发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该组织的招募工作影响并不明显。对该组织后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兄弟会成员的勇猛作战。正是他们的鲜血和对联邦事业的贡献,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承认和认可该组织的存在。在相对宽松和受欢迎的社会舆论中,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在1863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发展成果不仅得益于该组织的机构规范化和章程美国化,也得益于与其领导层的双重忠诚价值取向与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在保持对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目标追求上,更多地运用美国公民话语,构建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内战时期这种双重忠诚的民族认同模式,与组织初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内战结束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民族主义正式从意识形态的构建转向跨国政治的军事作战实践,同时也开始从巅峰状态迅速跌入低谷模式。一方面,该组织秘密谋划攻击加拿大,意在威胁英国政府用加拿大的领土交换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866年和1870年,芬尼亚兄弟会两次攻入加拿大境内,将于当时英美两国关系交恶,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阻止他们的偷袭行为。1871年该组织再次发动攻击时,格兰特政府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该组织的一系列攻击加拿大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却激发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地状态、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芬尼亚兄弟会参与和组织了爱尔兰1867年起义,大批美国内战老兵回到爱尔兰本土,实践跨国政治。这一时期,芬尼亚兄弟会领导层一改内战时期的双重忠诚取向,将民族认同问题集中在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上,一种激进的共和民族主义占据该组织思想意识上风,较少兼顾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利坚民族认同。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之下,美国内战其实暗流涌动的反芬尼亚情绪,终于在重建时代迸发出来。遭遇内战重创的美国人,再也无法接受该组织的暴力倾向。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悉数被塑造成血腥与暴力事件。这也是这一组织留给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遗产。

褚书达^[2]（2020）在《“南方大陆”想象与英国南太平洋事业的发端》文中研究说明欧洲的"南方大陆"假想缘起悠久,对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地理发现进程影响深远,同时期的英国则因兴趣的缺乏与知识的隔绝,将其视为虚幻可疑的存在。17世纪末以来,当这一地理假想已经在欧洲大陆衰落之时,英国探险家与私掠者的航海日志激发起公众对南太平洋的关注,他们在地图册、航海文集与历史地理志等出版物中热烈讨论"南方大陆"的地理位置、自然风貌与可利用性,在民族情绪中要求英国官方探索与殖民这块大陆。到18世纪中叶,南方大陆假想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备,它被谨慎地纳入海军部的决策轨迹中,在英国太平洋探索政策的关键成型期加强官方的特定关注,促成多次环球航行的发起,直至这一神话被詹姆斯·库克最终破除。在此过程中,"南方大陆"假想并非始终如一的静态观念,它是既有知识与现实需求互动的产物,同时借由出版物与人际网络,运作于民间与官方的交流对话之中。"南方大陆"假想作为英国域外期待的投射,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南太平洋事业的开启进程。

稂建中^[3]（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赵明^[4]（2019）在《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杰明·迪斯雷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首相,也是迄今为止英国历史上唯一的犹太人首相。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历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财政大臣、国家首相,在英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迪斯雷利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题材丰富,涵括了银匙小说、教育小说、航海小说、成长小说、历史传奇小说和政治小说等,再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动态,被誉为“时代文献”。而且迪斯雷利辛辣诙谐的语言风格还深刻影响了乔治·萧伯纳、奥斯卡·王尔德、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优秀作家,被赞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正是由于迪斯雷利深广的小说题材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研究涉及迪斯雷利小说的内容题材,小说蕴含的宗教思想、殖民思想、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及其小说互文性研究等,其中“政治性”一直是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对他小说中的政治思想、政治身份认同、政治文化的研究。但学界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纵有关注也基本属于“附带式研究”,至今仍未形成关于这一主题的系统研究。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论文以迪斯雷利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把情感带入迪斯雷利小说的政治研究中,将政治情感视作促成政治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谓政治情感,即人们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输出活动所表现的感情,可以表现为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支持或反抗等心态,是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是建立在他对时代政治的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表达,是一种多元的、复合的情感,它不仅具有个人情感的性质,同时也带有明显的阶级、政党、民族和国家属性。这种政治情感作为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取向的驱动力,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见证者。与此同时,由于迪斯雷利所代表的精英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本文试图突破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大众政治文化”研究为主导的范式,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政治文化”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互动关系,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动态,力图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研究提供一种可能性。因此,本论文以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为研究重点,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围绕迪斯雷利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探究其政治情感产生的背景、表达内容,及其价值。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篇章结构由绪论、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首相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价值评价以及结论等六个部分组成。绪论是论文的总起,首先简述了迪斯雷利的政治生涯、政治情感的发展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为本研究的论题确立可能性;然后对国内外迪斯雷利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和梳理,为本研究确立坚实的研究依据;之后对本研究的关键性概念——政治文化及相关学术术语进行概念梳理与阐释,为本研究的展开确立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本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等。第一章通过分析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揭示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由诱发到酝酿再至成熟的动态发展过程。家庭背景下“小我”认同的缺失与国家背景下“大我”认同的缺失触发了迪斯雷利身份的焦虑,并促使迪斯雷利搭建、弥合断裂的身份,重建新的自我。迪斯雷利将自我政治身份的构建作为其重塑自我、寻找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对政治身份的追索与构建,迪斯雷利政治身份的“情感轮廓”——政治情感逐渐酝酿成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表达。虽然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具有浓厚的怀旧情结,但怀旧不是复古,而是迪斯雷利寻求建构英国新价值体系的依据,体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宁静、和谐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与向往,对浮躁、嘈杂的工业社会的厌恶与憎恨,其本质是对英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追思,对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摒弃。第二章在前文基础上深入研究迪斯雷利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发现迪斯雷利这一时期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情怀、浪漫主义情怀与帝国情怀。作为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的治国思想中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他期望通过宣扬倾注人文关怀的“善政”、“德政”、“仁政”延续贵族阶级的统治权力。此外,迪斯雷利还通过信守贵族精神和推行审慎改革,实现延续贵族统治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推崇英国传统价值观,批判工具理性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实现对英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护、传承和发展。迪斯雷利通过强调情感、精神、信仰等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元素来抗衡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理性主义,倡导维多利亚式英雄主义,构建以贵族阶级为首的政治共同体,增强了贵族阶级统治下的政治凝聚力。与此同时,受殖民时代语境的影响,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表达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再现了迪斯雷利的帝国情怀。它不仅揭示了英国国家在现代危机背景下所产生的“自我焦虑”,同时也象征了英国通过殖民扩张所进行的“自我救赎”。相较于政治学徒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的迷茫与困惑,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政治情感表达的凝重与强烈,迪斯雷利首相时期的小说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殷切守望。这一历史的守望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信靠。小说通过叙述主人公对英国传统文化与信仰文化的回归,不仅呈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历史与传统的怀念,更强调了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困境的走出与信仰体系的重建,即借助传统重塑未来。但这一“回归”不仅代表了英国贵族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重铸,还表征了迪斯雷利对边缘化民族权利的肯认,倾诉了犹太人对权力的渴望,对家的思念,象征了迪斯雷利的犹太复国思想。同时,“回归”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内部政治权力的强化,也是对英国国家外部权力的延扩,从而重建英国国家政治权力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回归中凝聚着超越,是对个人身份、民族身份、国家身份认知的超越,是对英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和保守性的追溯。在前三章对迪斯雷利不同时期政治情感进行细致阐述基础上,第四章对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价值进行评估,认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具有双重性、建构性、功用性及社会影射性等特征。从身份的构成来看,作为犹太裔英国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既有对犹太性的认同与恪守,也有对英国性的维护与发展,体现了犹太性与英国性的共存与共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情感作为一种“主观社会现实”,是对社会原有认知、社会情感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的建构。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体现了对英国国家身份的维护与革新,对公共社会情感空间的瓦解与重建,对传统与现代互动模式的建构。从情感的功能来看,情感可以被唤醒、被培养。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是以情唤情、以情育情的典范,它唤醒和激发了人们的正性情感,消除或减少了负性情感,增强了行为主体对政治机构和领导阶级的情感承诺,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政治文化的构成来看,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驯顺型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即精英政治文化的“驯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恭顺”,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包容性”与“同质性”,并指出它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和谐”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因素。总言之,本研究以精英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视角,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的表达进行历时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共时角度评估这些政治情感的特征,不仅丰富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视角,也深化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内容,同时还丰富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研究途径,也为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和谐、稳定、发展”三者关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吴振良^[5]（2018）在《《牛津文学英译史》第四卷（1.1-1.3节）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英国文学一直在世界文学中颇具代表性,其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在历经长期而又复杂的演变后,始终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同时,随着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发频繁以及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文学作为一种媒介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也随之受到重视。本篇翻译实践报告是针对笔者个人所翻译的《牛津文学英译史》的节选部分所写。这本书主要以记叙为主,原作者用地道的语言介绍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时期的翻译作品和翻译在各国的发展概况,以及对与翻译相关领域中一些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因此翻译过程中主要分析长句、复合句以及难句的翻译,寻找句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考究难点词汇的翻译,在彼得·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提高译文质量,力求准确传达原作思想。本卷的翻译是由团队合作完成的,笔者所翻译的部分主要为本卷书的前言以及第一章的前三节。本篇翻译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本篇翻译实践报告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的目的以及意义。第二部分主要是讲笔者在翻译书籍节选部分前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三部分主要是着重介绍了笔者在进行翻译时所使用的指导理论,为文章后续做实例分析提供理论依据,保证实例分析的可靠性。第四部分是整篇翻译报告的核心部分,本章分为三节,主要针对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难点进行详细分析,译者分别从词汇层面、句子层面,篇章层面三个切入点进行举证分析。笔者将词汇的例证分析划分为三个小节,分别从人名的翻译、形容词的翻译、动词的翻译三个方面对译文进行考察。同时笔者将句子的例证分析划分为四个小节,分别为复合句的翻译、被动句的翻译、长难句的翻译以及修辞句的翻译。而对于篇章的例证分析,笔者主要从篇章的衔接与连贯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举例分析。通过这些分析能够使译者在提高译文质量的同时,寻找自身翻译的不足之处,力求高质量译文,并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

王艺园^[6]（2018）在《柏辽兹《哈罗尔德在意大利》音乐叙事手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艾克托尔·路易·柏辽兹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标题音乐首创者,为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所创作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是继《幻想交响曲》后第二首标题交响曲。这首作品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突破了交响曲的传统模式。因此,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柏辽兹标题音乐的创作手法及特征。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音乐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不仅从作品的语境、历史、文化等角度进行论述,还深入剖析了音乐语言与标题文本、诗歌内容之间的密切联系,力求在传统音乐分析基础上探寻更为多方位、深层次的解读。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和文化层面对这首作品进行整体概述,旨在探究《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的创作背景,并结合拜伦的生平及其诗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究柏辽兹,拜伦,哈罗尔德三者之间的关联;第二部分从作品固定乐思的音乐叙述,各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主题的贯穿方式来阐明音乐主题的叙述方式,探究作曲家如何将文学中的叙事方法,运用到音乐创作中,使文学中的主人公、主题与音乐中的固定乐思、主题联系在一起;第三部分探究作品的音乐结构叙述方式,结合文学叙事中的结构布局手法,使标题文本的叙事情节与音乐作品的结构相符,具有与文学相似的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组成部分;第四部分从作品的主题与结构方面探讨作品的音乐叙事意义以及对作品的叙事理路进行梳理。

焦佳伟^[7]（2017）在《现代希腊民族构建中的“去奥斯曼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现代希腊的民族构建过程中,奥斯曼帝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希腊人曾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统治,还因为在希腊获得独立后,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仍有过很大影响。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影响,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也不甚友善。可以说,在现代希腊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土耳其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影响的源头,正是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希腊人的历史。本文主要由三个板块组成,第一版块的主要内容是概述奥斯曼帝国内希腊人的基本状况。这一版块从介绍自古希腊到拜占庭帝国时期“希腊人”的身份认同沿革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希腊人的基本情况。第二版块开始论述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希腊民族构建的关系。在希腊独立战争之前,去奥斯曼化就已经是现代希腊民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工具。第三部分继续论述获得独立后,希腊人继续通过去奥斯曼化的方式来完成其民族构建。可以说,“去奥斯曼化”一直是现代希腊民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帮助希腊人明确了其民族身份,也对希土两国的关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林晓青^[8]（2016）在《不能言说的秘密 ——E.M.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研究》文中指出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系列作品如《路遇潘神的故事》、《助理牧师的朋友》、《恩培多克旅馆》、《莫瑞斯》、《来生》、《方尖碑》、《另一艘船》等都表现出同性恋这一主题。同性恋是一种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广泛存在于一切历史时期。但是,无论是在宗教、法律制度还是医学、教育领域,同性恋都遭受着来自主流文化的种种压制,但是在文学领域,同性恋书写却是自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英国的同性恋书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出不同的同性恋作家,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因此他们作品映射出的是作家对人性本质的不同探索,是对性和性别观念的多元解读。作为一个同性恋作家,福斯特的创作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强烈的恋母情结、公学和剑桥大学里的同性恋风气、“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鼓励以及数段同性爱情的经历对福斯特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福斯特·生屮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明确承认过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早期发表的5部长篇小说和12篇短篇小说中,福斯特小心翼翼地用隐匿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能言说的情感。作为作家、同性恋者的福斯特将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开诚布公的情感和体验以或间接、或伪装的形式,借由文字表达出来。在《路遇潘神的故事》、《助理牧师的朋友》等福斯特同性恋欲望朦胧觉醒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用幻想构建了一个可以秘密认同和表现同性欲望的领域。《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最漫长的旅程》和《印度之行》中,福斯特的同性恋书写逐渐显现,福斯特通过转换凝视对象和情感链条的方式在小说中表达被禁止的欲望和作家隐藏的生活体验。在卡彭特的鼓励下,福斯特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同性恋欲望,开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对于福斯特这样的同性恋者来说,他们对男性的欲望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上的交流,·方面则是肉体上的结合;他们所追求的同性恋情也和异性恋情一样需要灵与肉的完美融合。《莫瑞斯》是福斯特同性恋书写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小说映射出的是作家人生中竭力遮掩的另一面,它也是作家自己艰难的同性恋探索过程中的一次总结。这一时期的福斯特开始正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在《莫瑞斯》中表现了对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及对一种性爱合一的同性状态的渴望,福斯特为同性恋做辩护,希望能为同性恋寻求一种合法性的归属。《莫瑞斯》打破了英国文学以往隐性的同性恋书写传统,直接描写男男之间的同性之爱。作家刻意塑造朦胧甚至神秘的气氛,对人物的心理不作淋漓尽致的剖析,而是借助象征来隐喻。在《来生和其他故事集》中,福斯特表现了同性恋者艰难的生存困境,而且也对传统的异性恋主流话语提出了质疑与思考。福斯特揭露了宗教救赎作用的虚假性,对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进行了嘲讽,批判了英国平庸的传统道德规范。福斯特渴望在远离城市、远离文明的地方,找一方未被触及的净土。在福斯特看来,古希腊才是人与人实现“联结”的地方。作家呼吁人们要排除人与人之间的偏见和疏远,强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内心的“联结”,而婚姻则是福斯特惯用的一种表现人与人联结的方式。福斯特通过现代视角“直接记录”的方式展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对异性婚恋进行了反思。福斯特认为,同性之爱是一种超越阶级、种族和文化的纯洁的精神恋爱和理想的友谊,也是对压抑的肉体之爱的一种释放,在他看来,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包括同性之间的联结才是真正的“联结”。福斯特深受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是人类丧失自然本性的原因,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福斯特终其一生寻求消除现代文明中的人与人之间隔阂的办法,而他认为只有建立起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做到。在福斯特看来,任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发掘出个体生命的本真,在实现自我的同时真诚地建立与其他人的交往。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折射出作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同性恋所持的不同程度的认识,表征着当时异性恋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对同性恋者的压迫以及同性恋者充满困惑和焦虑的身份认同过程;其长期坚持不懈的书写也表征了作者的期盼: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具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诉求,渴望在更多元的视野中解读人类“性”的实质。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表达了对和谐、纯真、自然、淳朴的人性的追求,以及对建立一种自由的、超越阶级的、性爱合一的理想的同性之爱的向往;而这种人与人之间通过性关系获得真正联结的思想正是福斯特的联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珊珊^[9]（2016）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中上层妇女时尚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上层妇女为研究对象,对其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时尚文化进行研究。本文选取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生活具有较大影响的三个方面:服饰时尚、社交时尚以及园艺时尚,具体透析其主要内容并阐释其中社会背景,从而审视维多利亚时期中上层妇女的生活状态。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介绍了选题的缘起与时代背景、论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三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从服饰的角度解析维多利亚中上层妇女的时尚文化。在对近代以来女性服饰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对维多利亚时期中上层妇女的服饰种类和分期进行梳理,并分析了蕴于其中的感性因素。其中,束腹内衣和裙撑架是型构女性主流服饰时尚的关键装备,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中上层女性的理想美理念。在社会的倡导下,哀悼也一度成为女性中间流行的社会风尚。第二章首先从社交时尚的层面考察贵族妇女和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交活动。伦敦社交季是贵族女性社交活动的主要平台,为贵族女性提供了婚姻契机。贵族社交圈的时尚女精英是贵族阶层加强彼此联络的重要纽带。客厅是中产阶级女性施展社交时尚的重要文化场域,也是中产阶级展示家庭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重要空间。中产阶级女性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中产阶级女性是客厅的管理者、装饰者。是客厅社交活动的承担者。客厅音乐活动和饮茶文化是中产阶级女性客厅社交的主要内容。第三章对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流行的园艺时尚进行考察。园艺时尚在中产阶级阶层的兴起有着郊区化、审美情感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郊区花园是中产阶级家庭财富和艺术品味的外在集中展现。社会流通的园艺杂志为女性获取园艺方面的品味提供了借鉴指导。中产阶级妇女是园艺时尚的积极参与者,女性对园艺与自然的喜爱使她们将之移情于手工艺制作和诗歌创作,在扮美居家空间的同时陶冶了心灵。在结语部分,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服饰时尚、社交时尚、园艺时尚进行总结与归纳。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时尚文化为新世纪的新女性的职业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马立金^[10]（2013）在《基于THE DRESS CODE的礼服文献研究》文中认为礼服（Formal Wear）的文献研究是基于THE DRESS CODE（国际着装规则），对礼服相关的外文文献进行引进、翻译、梳理、综合对比分析和整合的一个过程，是THE DRESS CODE文献体系中的一个单项系统研究，也是往届研究成果的一个延续。通过针对不同国家THE DRESS CODE权威文献的自身特点，进行不同方法的有效系统分析和梳理，得出最终结论。THE DRESS CODE的绅士文化发端于英国、发迹于美国，系统化于日本，所以本论文参考的权威文献均来自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在THE DRESS CODE体系中，分为礼服、常服、户外服和外套四大类型，其中礼服最具有稳定的系统架构与核心地位，礼服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礼服体系根据THE DRESS CODE惯例的约定，主要包括第一礼服、正式礼服和标准礼服。第一礼服晚间是燕尾服，日间为晨礼服；正式礼服晚间为塔士多礼服，日间为董事套装；全天候标准礼服为黑色套装和西服套装，且它们都有专门的表述语和规范形制。对不同文献里的同一个礼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得出该服装的历史沿革、实务案例、形制特点、造型元素、规范称谓、社交规制的知识系统。经过梳理之后将知识系统进行本土化研究，建立我国初步的礼服“番制”系统。

二、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788—1824)（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788—1824)（论文提纲范文）

（1）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论文提纲范文）

（3）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牛津文学英译史》第四卷（1.1-1.3节）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6）柏辽兹《哈罗尔德在意大利》音乐叙事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希腊民族构建中的“去奥斯曼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不能言说的秘密 ——E.M.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中上层妇女时尚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THE DRESS CODE的礼服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788—1824)（论文参考文献）

• [1]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D]. 李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南方大陆”想象与英国南太平洋事业的发端[J]. 褚书达. 全球史评论, 2020(01)
• [3]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4]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D]. 赵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牛津文学英译史》第四卷（1.1-1.3节）翻译实践报告[D]. 吴振良.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柏辽兹《哈罗尔德在意大利》音乐叙事手法研究[D]. 王艺园.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7]现代希腊民族构建中的“去奥斯曼化”研究[D]. 焦佳伟.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3)
• [8]不能言说的秘密 ——E.M.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研究[D]. 林晓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中上层妇女时尚文化研究[D]. 郭珊珊. 云南大学, 2016(10)
• [10]基于THE DRESS CODE的礼服文献研究[D]. 马立金. 北京服装学院,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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