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与阿富汗的未来

一、大国角逐与阿富汗前途（论文文献综述）

王俏蕊^[1]（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指出“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郭才华^[2]（2017）在《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阿富汗的政局走向与中国边疆安全稳定息息相关,中国应抵制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在阿富汗执政,支持阿富汗的社会观念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禁绝毒品和非法武器贸易,在阿富汗建立大国协调与安全治理机制,帮助阿富汗实现社会稳定。

徐磊^[3]（2016）在《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的二十年间,是晚清新疆历史演变的重要时段。南疆变乱、阿古柏入侵、沙俄窃据伊犁等诸多重大事件,使得新疆这段历史,纷繁复杂。由于人文、地理之不同,南疆、乌鲁木齐以及伊犁地区发生的乱局,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新疆动乱的背后,大国博弈的影子,十分明显。英国、俄国、土耳其、中国之间,纵横阖闾,瞬息万变。清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战迪化,平南疆,收伊犁,建行省,稳边陲,为后世经营西北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对这段历史做了大致梳理和阐述。首先,简要考察了 19世纪中后期国际及国内局势。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的欧洲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欧洲均势格局,由此造成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在中东局势的演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波斯亦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得以出现,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逐渐发展壮大。中亚成为英俄两国的角力场。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归入俄国;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极力向中亚扩张势力。而清廷无力西顾,新疆危机四伏。在国内,太平天国影响最大。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严重消耗了清廷实力。在内忧外患中,士大夫阶层开始谋求自强之策,洋务运动随之兴起,此时兴办的各类军工及民用工业,为清廷平定西北乱局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大致梳理了南疆乱局的发生及演变进程。因内地协饷供应不足,南疆军政系统运转渐趋失灵,种种社会危机随之显现。陕甘回民起义是同治年间南疆动乱的诱因。官府的公信力下降以及社会控制能力不足,是南疆动乱的内因。因与浩罕毗连,南疆乱局深受中亚局势影响。库车、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地纷纷形成了绿洲割据势力。阿古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南疆的统治者,但由于清廷自乾隆朝开始的苦心经营,民心并未完全丧失。尤其是与阿古柏统治下的苛政相比,清廷的治理仍让当地人产生怀念。这也是后来清廷顺利平叛的潜在资本。其三,基本廓清了乌鲁木齐乱局背后的汉、回关系及其演变进程。新疆动乱之前,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已推行郡县制。当地民众以内地移民为主,其中以汉民、回民居多。妥得璘集团是清廷的反叛者,也是阿古柏征剿的对象。其建立的“清真国”,是新疆回民群体力量的集中显现。与此同时,边疆汉民被迫组织起民团武装,诸如徐学功、赵兴体、孔才、张和等人组织的民团,是新疆汉族群体力量的集中代表。在新疆这段历史中,他们抵抗阿古柏,抗击沙俄,辅助清军收复新疆,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其四,大体分析了伊犁乱局背后的民族关系以及中俄博弈的大致情景。伊犁为清廷经营新疆的重心所在,官军抵抗时间最久。在清廷的长期经营过程中,伊犁地区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差序格局。在内地协饷不济的情况下,这种特有的差序格局无法维系。同时,官府公信力下降,也是伊犁出现动乱的主因。伊犁动乱后,俄国得以介入。其五,主要阐述了清军进疆的准备及其过程。阿古柏无法将南疆绿洲整合成“哲德沙尔”共同体。1877年（清光绪三年）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俄国、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卷入其中,三大国在中亚的注意力瞬间西移,阿古柏苦心营造的外交保护网失去作用。同时,国内朝野上下,就海防与塞防如何平衡,逐渐达成共识。于是,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南疆平定。第十次俄土战争,不仅加速了阿古柏的灭亡,也为清廷收复伊犁创造了良机。新疆善后工作头绪较多。伊犁收复后,建省筹划提上日程。其六,大致总结了清廷治疆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大臣的频繁议政,为清廷治疆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决策参考。此外,清廷收复新疆,得益于协饷制度的勉力维系以及军功保举制度的切实推行。对新疆来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政策、屯垦戍边都不是横空出现的新问题,晚清这段历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标本,给今人以许多启发。

冯传禄^[4]（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王中旗^[5]（2016）在《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东地区位于五海三洲之地,蕴藏着世界范围最大的石油资源,是全球能源的高地,也是资源的宝库,又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区域。历史上中东地区就蕴含着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进入二十世纪,中东地区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受到世界大国的介入和干预,大国干预又为争夺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内部的民族、教派冲突增加了其复杂性。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先期工业化国家还是后期工业化国家,无论是处于地缘政治边缘的小国或弱国,还是处于对于世界秩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强国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安全、国家发展利益以及石油能源需求等需要,都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秩序的演进和变迁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参与。因此,研究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对于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地缘政治战略以及国家石油能源利益都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陈述选题的缘起、论题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和不足以及发展前瞻、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核心概念内涵分析以及研究内容等。第二章是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形成的根源。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国利益秩序与中东利益之间的冲突,主要从世界秩序和格局角度展开分析；第二部分是宗教价值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第三部分是地缘政治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方面的冲突；第四部分是中东地区社会结构与多元认同之间的冲突；第五部分是大国经济利益与中东地区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结论是中东地区冲突呈现为国际层面、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宗教层面以及经济层面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本质上是大国政治秩序设计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该地区冲突性政治秩序的生成。第三章是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的现实表征。中东冲突性政治秩序的展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东冲突各方寻求“对冲平衡”的现实表征；第二部分是中东地区文化政治冲突裹挟种族教派冲突的现实表征；第三部分是中东地区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场域”中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第四部分是中东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表征。结论是中东地区国家既置身于世界性大国秩序直接约束之下,又置身于区域大国直接影响之下,因此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在大国干预和介入下始终无法缓解政治冲突。第四章是中国对中东地区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的应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中国在国际层面展开协调,同时与中东域内国家加强政治沟通,保持良好关系；二是中国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现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共享发展和共同进步。结论是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要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共享的外交关系,不只是要在国家层面需要与大国展开政治博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最终会使中东地区国家受益,尽管在推进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到该地区冲突性政治秩序的严峻挑战。第五章是结束语。中东地区地缘冲突性政治秩序的根源在于大国设计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与中东地区秩序诉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直接冲突,国际秩序的变迁展示出大国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的现实政治博弈和利益争夺。中东地区国家力量与大国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既无法回避大国围绕中东地区出现的冲突,又无法完全规避国内出现的民族和宗教冲突。由于中东地区国家存在石油资源生产和蕴藏量的较大差异,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对于世界范围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因素成为大国谋取中东地区政治和石油秩序主导权的根本诱因。因此,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既是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赋予的地缘报复,同时也是中东地区冲突呈现多层次性和多重叠性的集中体现。

谢贵平^[6]（2015）在《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认同”的概念与内涵,一是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对彼此的或共有的文化、观念、规范与制度等的认可与赞同与否；二是指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关系（朋友、敌人、竞争者与亲属等）的确定,既有认同的一面,也有识异的一面。认同的底基是身份认同,由身份认同可衍生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等不同类型与属性的认同。认同具有“关系性”、“实践性”、“建构性”、“复合性”特征。认同的变量是行为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判定,并以此确定自身的价值归属与价值归趋。行为体成员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对不同种类与属性的认同均产生重要影响。安全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安全性”,即客观是否存在威胁；二是“安全感”,即主观上是否存在恐惧；三是“安全化”,即主体间是否存在冲突。“安全感”又包括物质利益诉求的“生存感”、文化心理诉求的“归属感”与荣辱历史记忆的“历史感”。由此可见,认同与安全关系密切,互为影响。首先,安全是一种认同建构,安全的内涵包含三个维度：“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安全还是一种主体间安全,即使没有客观的威胁与主观的恐惧,主体间的不当互动亦会直接建构出一种新的不安全状态。其次,安全是一种关系,是不同层次的行为体间“自者”与“他者”之间单向的、双向的或多向的对安全内容的“认知”、“判断”、“界定”、“接受”及其“回应”与“商谈”的关系,这种关系交织复合、复杂多样,其中与安全密切相关的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主要有次国家、国家与超国家。再次,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不同行为体间通过语言和行动建构起“自者”与“他者”间复合的安全关系,建构着安全的互动与共享。最后,安全与“认同危机”密切相关。认同不仅是安全的一个核心要素,往往也是促成危机转型升级与非常态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变量。“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同行为体既是安全威胁的应对者,也可能是安全威胁的制造者。不同层次的“自者”与“他者”认同一方面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和谐共生与共享安全；另一方面,“自者”与“他者”间的认同若发生冲突或产生危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势必会带来安全威胁。认同是安全的核心变量,不同行为体间的“正向认同”有利于维护安全,并能够使得已经发生的危机得以良性转化；反之“负向认同”对安全维护产生消极影响,并能使已经产生的危机继续恶化。中国边疆安全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并存,显在威胁与潜在威胁共生；按动因、领域、影响范围、威胁程度、威胁源起等不同标准来分,尽管有诸多类型,但多呈现一些共性特征：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新安全”威胁不断凸显,不同领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错叠合,安全威胁呈现跨场域性特征,安全威胁表现形式多样性,威胁主体多重性及责任主体清晰性和模糊性并存,诱发因素的交互性、危害过程的联动性、危害影响的多向性,对人（类）的安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安全治理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跨国治理都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与认同及共识难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关涉边疆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冲突与认同危机是边疆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边疆安全的根本是认同安全,边疆安全治理的核心就是以认同解决异质冲突问题。新时期,在边疆安全治理过程中,只有在对边疆安全威胁的特征与分类、威胁的样式与层次、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对安全化的行为体、指涉对象、实现路径、行动方案、价值向度的路径选择进行多元探索,确立“和合主义”、“和谐共生”、“优态共存”、“非暴力”原则、“精神共同体”等价值指向,以兼顾人的安全与国家利益为价值支点,继承和拓展传统安全化理论,确立边疆安全治理“选择性”安全化新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层次、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内容与治理的阶段性历史任务等方面达成基本的认同,加强认同能力建设,才能有效维护边疆安全。边疆安全治理,在国内层面,需要推行“维稳”、“维权”与“维心”三维一体化模式,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公平公正、民主与自由的制度环境,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打造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秩序和谐美好、经济建设生机勃勃,生存生活环境优化和美的平安边疆。以“维心”为本,赢取民心,以“维权”为策,改善民生,以“维稳”为基,融合民族；用“维心”来统领“维权”与“维稳”,用“维权”来促进“维心”与“维稳”,用“维稳”来保障“维心”与“维权”,促进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和合与认同整合,使各族人民重建归属感、确立公正感、保障安全感,调动他们和合共建与保卫边疆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国际层面,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乃至相关国家弘扬“和合主义”思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增信释疑与和平共处,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共有观念的良性认同建构,建立多种沟通与交流机制,参与制定并遵守兼顾多方共同利益的国际规范,同时要加强威慑认同力量建设,促进跨国的认同建构与合作共治,才能和合共建与共享边疆安全,从而最终才能编织“和美边疆”的安全之网。

法赫利^[7]（2013）在《中国与中亚的关系（1991-2011年）：合作与共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交往也已20年。20年来,中国对中亚的存在一定的战略思维：一是维持中亚的战略均势,防止中亚被单一力量主导。二是维护中亚的安全与稳定,防止中亚的安全问题向中国西部外溢。三是深化与中亚的经济合作,借此提升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力。在该战略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为维护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中国在过去20年的不同阶段对中亚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一是1991年12月至1997年9月建立睦邻友好关系阶段；二是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加强能源、经贸和安全合作阶段；三是2001年6月至今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合框架下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与中亚的哈、吉塔、乌、土以及阿富汗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共同致力于推动双边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中亚五国及阿富汗也从发展对华关系中获益,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打击三股势力和人文合作得到中国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冷战后,中俄美关系无法像冷战时代一样具有全面的全球战略影响,但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问题领域,中俄美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亚地处连接欧洲、亚洲、中东和南亚的十字路口,自然资源丰富,民族和宗教关系复杂,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地位十分重要,冷战后中俄美三角博弈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中俄美在中亚的博弈也对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近年来,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顺利,中国为阿富汗的重建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阿富汗也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是对维护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对维护中国进口中亚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四是对提升中国负责人大国形象具有积极意义。尽管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势头较好,但也存在一些对中阿关系发展的挑战：一是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困扰中阿间的经济合作；二是西方的阿富汗政策对中阿关系形成挑战；三是对阿富汗援助和参与阿富汗重建问题考验中阿关系的发展。

姚远梅^[8]（2012）在《杜兰德线:侵略阿富汗的泥潭——从十九世纪英国人建立“科学边界”说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为防止俄国人破坏英王王冠上那颗最亮的宝石,英国人拟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科学边界",即将印度传统西北边界从下印度河抬高至上印度河,利用兴都库什山的地理优势保护印度。起初,英国人展开征服,试图直接推进,结果遭到被称为"大马蜂"的普什图等部落人的顽强抵抗。第二次大规模侵阿失败后,英国人改变政策,决定利用阿富汗缺乏统一的特点,结盟喀布尔拉赫曼政府,智取"马蜂窝"。在帮助拉赫曼划定其他阿富汗边界后,英国人想方设法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线,由此,被称为"马蜂窝"的地方被英国人悄悄地划在印度地图上。此后,英国人又采取措施固定该线为阿印国际边界,但是阿富汗山民一直不接受。这种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使得这条"科学边界"千疮百孔。如今,它不但滋生阿巴之间不断的矛盾,而且成为发动阿富汗战争的苏美的泥潭。

郝建英^[9]（2012）在《民国时期关于中国新疆对外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民国时期中国新疆的对外关系为研究内容。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在法理上原本是无权自主处理对外关系的。但是,在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新疆出现了自主与外国进行交往的状况,如与外国订立条约、自行向外国派驻领事、引入外国军队驻守域内等。究其缘由,乃是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新疆的特殊性以及地方领导人的统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1942年,新疆的外交权交还民国中央政府,结束了新疆自主处理对外事务的历史,新疆的对外关系转由中央政府全权处理。本文以时间为顺序,将民国时期的新疆分为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盛世才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分别阐述了新疆与苏联（俄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关系。其中,新疆与苏联的关系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由绪论、四章内容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概述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内容。第一章论述了杨增新时期的对外关系及特点。民国初期,新疆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主政新疆的杨增新顶住了各种压力,通过与俄（苏）、英、日本、阿富汗等国的周旋与交涉,维护了新疆的权益;但是,初显倪端的一些自主行为也为继任者开了先例。这一时期,新疆处理对外关系的特点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不轻易逾越中央政府的权力;侧重与俄（苏）的交涉;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制约外国势力;和平办理交涉,绝少诉诸武力等。第二章阐述了金树仁时期的对外关系及特点。金树仁主政新疆的时间虽然不到五年,但是,新疆的对外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凸出。该时期新疆对外关系的特点是:金树仁制定的内外政策中个人利益过多突出;新疆内政的崩坏导致外患的介入;各种势力在新疆保持的均势被打破;作为补救措施的“对外关系多元化政策”以失败告终。金树仁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新疆的权益和国家的利益,也使新疆与中央的关系渐行渐远。第三章解析了盛世才时期的对外关系及特点。盛世才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新疆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各方的争夺愈发激烈。受其影响,新疆内外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中央的关系上,新疆经历了归附中央政府——游离中央政府——回归中央政府的变化,最终将外交权交归民国政府,结束了新疆地方政府握有外交权的历史;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新疆经历了亲苏到反苏的过程;在对外关系格局上,经历了苏联独大到美、英共同制衡苏联的局面,其中美国的加入改变了原先苏联与英国在新疆争夺的局面。第四章分析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新疆对外关系及特点。国民政府治理时期,新疆的对外关系已经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大国在战后的安排以及冷战的兴起,中国新疆再次被至于漩涡之中。该时期新疆对外关系的特点是:中央政府拥有新疆对外事务的决定权;实行了既亲苏又亲英美的特殊政策;新疆的对苏交涉具有被动性;外国势力在新疆的竞争格局由传统的英苏竞争逐步被美苏竞争取代;外国势力开始公开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纵观民国时期中国新疆的对外关系,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省份,一段时期内自主发展对外关系,是有悖于现代国际法的,却依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思民国时期新疆的对外关系,其最大成功之处在于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使新疆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国时期新疆的对外关系,也说明了国家的孱弱是各种外来势力争夺、侵害新疆乃至中国权益的根源;新疆的对外问题与民族、宗教等问题相交织,因而必须要处理和解决好多民族地区的复杂问题,才不会给外来势力可趁之机;此外,民国时期新疆的对外关系还包含了各族人民与分裂势力进行斗争的内容。

陈柯旭^[10]（2012）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视角》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三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三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三,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二、大国角逐与阿富汗前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国角逐与阿富汗前途（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与中亚的关系（1991-2011年）：合作与共赢（论文提纲范文）

（8）杜兰德线:侵略阿富汗的泥潭——从十九世纪英国人建立“科学边界”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关于中国新疆对外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中亚战略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国角逐与阿富汗前途（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2]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研究[J]. 郭才华. 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7(01)
• [3]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D]. 徐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6(11)
• [4]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
• [5]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D]. 王中旗.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6]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D]. 谢贵平. 浙江大学, 2015(08)
• [7]中国与中亚的关系（1991-2011年）：合作与共赢[D]. 法赫利. 山东大学, 2013(10)
• [8]杜兰德线:侵略阿富汗的泥潭——从十九世纪英国人建立“科学边界”说起[J]. 姚远梅. 俄罗斯研究, 2012(05)
• [9]民国时期关于中国新疆对外关系的研究[D]. 郝建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4)
• [10]美国中亚战略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视角[D]. 陈柯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2)

标签：地缘政治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