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肝硬化的影像学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郭长存,时永全,尚玉龙,董加强,崔丽娜,郭冠亚,郑林华,尤红,陆伦根,马雄,韩英,南月敏,徐小元,段钟平,魏来,贾继东,庄辉[1]（2022）在《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21）》文中提出2015年我国第一个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的专家共识颁布。近年来PSC的临床研究提供了PSC新的研究数据和资料。为此,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自身免疫性肝病学组组织专家组对近年来的文献证据进行了评估,制定了本指南。本指南共有PSC推荐意见21条。为了利于鉴别PSC和IgG4相关硬化性胆管炎（IgG4-SC）,也附有IgG4-SC的10条推荐意见。本指南的目的是为临床PSC和IgG4-SC的诊治提供参考和指导。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2]（2021）在《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21）》文中提出2015年我国第一个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的专家共识颁布。近年来PSC的临床研究提供了PSC新的研究数据和资料。为此,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自身免疫性肝病学组组织专家组对近年来的文献证据进行了评估, 制定了本指南。本指南共有PSC推荐意见21条。为了利于鉴别PSC和IgG4相关硬化性胆管炎（IgG4-SC）, 也附有IgG4-SC的10条推荐意见。本指南的目的是为临床PSC和IgG4-SC的诊治提供参考和指导。
黄中明,杨景来,吴雄辉[3]（2021）在《肝硬化再生结节、肝不典型增生结节和小肝癌结节的影像学特征分析》文中认为目的分析肝硬化再生结节（RN）、肝不典型增生结节（DN）和小肝癌结节（sHCC）的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78例肝内结节患者的MRI影像学资料,探讨RN、 DN和s HCC的影像学特征。结果 DWI联合ADC对RN、 DN、sHCC的检出率与病理活检相比,无显着差异（P>0.05）。RN、 DN在b值较低时DWI表现为高信号,sHCC在b值较高时DWI表现为高信号;RN的ADC显着高于DN和sHCC （P <0.05）。RN的T1WI为等或高信号,T2WI为低信号;DN则与RN相位信号相反;sHCC的T1WI为稍低或等信号,T2WI为稍高信号。结论核磁共振成像对RN、 DN和sHCC有较好的鉴别效果。
曾杨媚[4]（2021）在《个性化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联合超声在精准引导肝细胞癌射频消融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背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脏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HCC主要由乙型肝炎肝硬化结节进展而来。对具有乙型肝炎、慢性肝病等HCC高危人群的筛查,有助于HCC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超声因其方便快捷、图像实时动态等优点成为HCC高危人群筛查和随访最普遍的影像学检查手段,但常规超声检查对部分HCC的诊断灵敏度较低,还需要结合其他影像学检查才能确诊。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技术和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成像（gadolinium-ethoxybenzyl-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Gd-EOB-DTPA MRI）是近年来两种新兴的影像学技术,CEUS技术通过静脉注射造影剂能够实时动态地显示动脉期、门脉期和延迟期肝脏肿瘤内部及周边的血流灌注特点,钆塞酸二钠（gadolinium-ethoxybenzyl-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Gd-EOB-DTPA）是用于肝肿瘤T1加权MRI检查的特异性对比剂,也称为“肝脏肿瘤特异性对比剂”,不仅能获得上述三期肝内肿瘤的增强图像,还具有能提供正常肝细胞功能信息的肝胆特异期,两种影像学技术均大大提高了HCC的检出率。但二者在HCC中的诊断准确率以及各自的优缺点还有争议,特别是二者对不同大小HCC病灶的诊断准确率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目前认为肝切除、肝移植和局部消融治疗是HCC根治性治疗的3种方法。尽管首选方法是肝切除术,但多数患者由于肝功能差难以接受手术治疗或确诊时已达中晚期而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近年来,以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为代表的局部消融治疗发展迅速,因其具有创伤小、疼痛轻、疗效确切等优点,使一些不适合外科手术的HCC患者获得治疗机会。超声因其简便易行、实时性好的优点,已经成为肝脏RFA最常用的引导技术。然而RFA手术治疗时狭小的手术视野和操作空间增加了临床医师掌握该类手术的难度。应用三维可视化技术在CT、MRI等影像学断面基础上建立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能清晰地显示病灶与周边重要脏器和大血管的相互位置关系。在肝脏的三维可视化模型上设计和规划RFA穿刺路径,并完成模拟消融手术,将有助于提高RFA治疗的精确性和安全性。目的:（1）对比分析HCC的CEUS及Gd-EOB-DTPA MRI检查的影像学特征,探讨二者在诊断HCC中的准确率和各自的优缺点。（2）在Gd-EOB-DTPA MRI断面基础上建立个性化的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在此基础上按照超声引导的特点规划安全的RFA虚拟穿刺路径,研究和探讨其联合超声在精准引导肝癌RFA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课题分以下两部分进行研究:1.CEUS与Gd-EOB-DTPA MRI诊断HCC的临床价值:收集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250例肝肿瘤患者、共计274个肝内病灶的临床病理资料,所有患者均经CEUS与Gd-EOB-DTPA MRI检查,分析肝内病灶的两种影像学特征,并比较两种影像方法诊断HCC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所有病灶均通过穿刺或手术切除取得明确的病理结果。2.基于MRI数据的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联合超声在精准引导肝癌RFA中的应用研究:收集我院21例RFA治疗患者的Gd-EOB-DTPA MRI检查数据。将MRI数据导入Amira 5.2.1（法国TGS公司）软件中,分割出皮肤、肝脏、肝动脉、门静脉、肝静脉、胆囊以及肝肿瘤等结构建立个性化的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按照超声引导的特点,设计规划RFA虚拟穿刺路径,研究和探讨其联合US在精准引导肝癌RFA中的应用价值。结果:1.CEUS与Gd-EOB-DTPA MRI检查诊断HCC的临床价值:（1）HCC的两种检查不同时相的图像特征分析:病理结果显示274个病灶中223个为HCC,51个为非HCC。223个HCC病灶CEUS检查中,167个符合“快进快出”表现,7个漏诊,49个误诊。223个HCC病灶Gd-EOB-DTPA MRI检查中,178个符合“快进快出”表现,1个漏诊,44个误诊。223个HCC病灶中,动脉期CEUS检查表现为高增强病灶占比为92.83%（207/223）,高于Gd-EOB-DTPA MRI检查的80.72%（180/22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门静脉期或延迟期CEUS检查表现为低增强病灶占比为78.48%（175/223）,低于Gd-EOB-DTPA MRI检查的96.41%（215/22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d-EOB-DTPA MRI肝胆期表现为低信号的病灶占比为98.2%（219/223）,与Gd-EOB-DTPA MRI门静脉期或延迟期表现为低信号的病灶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29）0.05）。（2）对比研究两种检查方法及二者联合在≤5cm HCC中的诊断效能:在所有病灶及病灶最大径为≤2cm、（29）2cm且≤3cm、（29）3cm且≤5cm组中,两种检查方法诊断HCC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校正P（29）0.05）,二者联合诊断HCC的灵敏度、准确率均高于单独应用CEU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校正P<0.05）,而诊断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校正P（29）0.05）。2.基于MRI数据的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联合超声在精准引导肝癌RFA中的应用研究:（1）个性化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的建立:在HCC患者的Gd-EOB-DTPA MRI数据集基础上成功建立的个性化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能清晰立体地显示肝脏内肿瘤及其周围血管和重要脏器,并能进行任意方位的旋转、拖动、调节大小等交互式操作,有利于全面观察肿瘤的位置,结合超声引导的特点,设计安全的RFA虚拟穿刺路径。（2）临床验证:本研究所建立的个性化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能按照超声引导的特点设计RFA安全进针路径,能有效指导RFA术的实施,提高消融成功率。本研究中21例患者在个性化肝脏三维模型引导下均1针准确进入肿瘤中心进行RFA治疗,且没有1例发生严重并发症。结论:1.CEUS与Gd-EOB-DTPA MRI对≤5cm HCC的诊断各有优势,CEUS对HCC病灶动脉血供的实时监测能力优于Gd-EOB-DTPA MRI,Gd-EOB-DTPA MRI对廓清的评价优于CEUS,二者对≤5cm的不同大小HCC均有良好的诊断准确率,CEUS结合Gd-EOB-DTPA MRI能显着提高单用CEUS诊断HCC的灵敏度和准确率。2.本研究建立的个性化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能够辅助临床医师制定精准的RFA穿刺路径,为实现精准肝癌RAF治疗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续结合MRI、CT等其他影像学优点深入研究超声的诊疗一体化功能奠定了研究基础。
王昱棋[5]（2021）在《基于深度学习的肝癌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复发预测模型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在我国,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PHC）是致死率较高的一种恶性肿瘤,其中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绝大多数,发病率在逐年攀升,对我国人民健康造成巨大威胁。目前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切除、肝脏移植、射频消融以及介入治疗等。然而由于术后复发率高、预后差,HCC患者治疗后是否发生肝内转移对其生存周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选择术前治疗方式与制定术后随诊周期的一个重要指导因素。目前,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领域已广泛应用于HCC早期诊断、治疗方法选择以及治疗疗效评估三个不同阶段的临床问题中。因此,结合AI与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建立HCC患者术后复发的相关预测模型,探寻高效预测术后复发的生存指标,实施更便捷的术后管理措施,对于HCC患者延长生存周期、改善预后均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研究目的通过结合视觉注意力机制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DL）技术,利用MRI初步建立起AI模型并进行反复交叉验证,评价该模型对HCC患者在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进行治疗后是否发生肝内转移方面的预测价值。研究方法在探讨基于DL的AI模型在预测肝癌复发方面价值的应用研究中,我们总共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山东省立医院接受TACE治疗的HCC患者161例为研究对象,并通过调查随访了解患者出院3年内是否肝内转移的情况后,将患者分为未发生转移组79例、肝内转移组82例。以上所有患者在接受TACE治疗前均行肝脏MRI常规平扫以及增强扫描,并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以及按照肝癌诊疗规范中临床诊断标准诊断为HCC。将上述患者磁共振扫描图像中的FS-T2WI（Blade）序列以及T1WI-vibe动脉期序列以DICOM格式输入至itk-snap v3.8软件中,并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肿瘤病灶进行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分割,将完成分割及标记后的mask二元图像以.NTTFI的格式全部导出,结合DL技术与Vision Transformer架构共同建立起AI三维预测模型,利用交叉熵损失函数以及Adam优化算法对模型进行反复训练,最终使用已训练好的模型对新数据中HCC是否发生肝内转移进行预测,通过采取10折交叉验证法配合准确率指标的方式获得此预测模型的准确率、敏感度以及特异度等值,共同评价AI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三维模型的选择与评估。同时收集上述患者临床及影像学变量特征共13个:性别、年龄、肝硬化状态、肝炎、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肿瘤个数、肿瘤大小、术后生存时间或术后无瘤生存时间,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并判断影响患者接受TACE治疗后是否发生肝内转移的临床因素,以及预测患者术后发生肝内转移的可能性。以上所收集数据利用SPSS 26.0软件对其进行统计学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Cox生存回归分析,结果以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①针对临床变量特征,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有无肝炎、肿瘤个数及肿瘤大小（P均<0.05）为术后肝内转移发生的危险因素,而性别、肝硬化状态、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术后生存时间或术后无瘤生存时间对HCC患者TACE治疗后是否发生肝内转移的影响并无统计学意义受试者的年龄、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多因素Cox生存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大小（≤5或>5cm）是预测肝内转移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HR为1.747,95%置信区间,1.039～2.938,P=0.035）,而年龄（≤55或>55岁）、有无肝炎、肿瘤个数（单发或多发）对HCC患者TACE治疗后生存期的影响并无统计学意义。③10折交叉验证计算下AI预测模型的正确率最高值为0.8125,正确率最低值为0.5625,平均正确率为0.6897±0.0818（95%置信区间,0.659～0.841）,灵敏度为0.732,特异度为0.771。结论①通过建立结合视觉注意力机制与DL算法的AI模型,可以提取HCC患者肿瘤图像的影像学特征,并有效预测接受TACE治疗后的HCC高危复发患者,这些患者在治疗出院后应密切随访,并指导临床及时调整治疗方式。②通过结合HCC患者术前临床变量特征统计分析,可以得出病灶最大径较大是影响HCC患者术后生存时间的一个独立因素,该数据后续可能用于HCC患者接受TACE治疗后的生存评估。
韩融诚[6]（2021）在《基于磁共振成像预测肝细胞癌射频消融后复发的价值研究》文中指出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后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分界时间,分析早期复发的临床及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材料与方法 选取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RFA治疗后复发的肝癌患者119例,根据患者的复发后生存期（post recurrence survival,PRS）,采用最小P值法确定早期和晚期复发的最佳界值。根据Kappa系数检验肝癌MRI特征评估的一致性。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及共线性分析确定早期复发的临床及影像学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结果 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界值是射频消融后12个月（P=0.005）。据此将患者分为早期复发组（47例）和晚期复发组（72例）。早期复发组患者的下四分位PRS（Q1-PRS）和下四分位总生存期（Q1-overall survival,Q1-OS）分别为11.1和19.1个月,均短于晚期复发组（分别为31.6和81.0个月,P分别为0.005和<0.001）。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的肝癌MRI特征评估的一致性较好（Kappa系数分别为0.803～0.961和0.772～0.923）。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及共线性分析显示,患者的甲胎蛋白（OR=8.459,P=0.002）、白蛋白（OR=0.251,P=0.016）、病灶数量（OR=3.842,P=0.008）和瘤周强化（OR=4.127,P=0.023）是早期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将这些因素纳入构建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39,灵敏度为68.1%,特异度为93.1%,准确度为83.2%。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曲线和偏倚校正曲线均接近理想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列线图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4）。结论 射频消融后12个月是HCC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分界时间。结合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预测HCC射频消融后的早期复发,并可为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或随访策略提供指导。目的 分析与HCC射频消融后晚期复发有关的临床、影像学特征及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临床影像学预测模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及两组的联合模型并比较模型在晚期复发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 free survival,RFS）的预测效能。材料与方法 选取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RFA治疗后晚期复发或无复发的肝癌患者150例。在治疗前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e,T2WI）和增强扫描动脉期、门脉期及延迟期图像上手动勾画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应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Cox和10倍交叉验证（10-fold）筛选最优的影像组学特征、构建影像组学标签。使用影像组学评分（Radscore）区分高、低风险组,利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对数秩检验（log-ranktest）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RFS。采用Cox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确定临床、影像学特征及Radscore中的危险因素,构建临床影像学特征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和联合模型,使用一致性指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及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ntegrated discrimination improvement,IDI）比较模型的预测效能,建立最优预测模型的列线图并验证模型效能。结果 影像组学标签由筛选出的11个与晚期复发相关影像组学特征构成,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Radscore标记的高、低风险组的RFS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0.001）。肝硬化（HR=2.450,P=0.033）、肿瘤边缘（HR=2.494,P=0.004）、Radscore（HR=4.407,P<0.001）是晚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模型在训练集及验证集中的C-index分别是0.794及0.771,较临床影像学特征模型的预测效能明显提高（训练集:C-index=0.650,IDI=0159,P=0.007;验证集:C-index=0.760,IDI=0.141,P<0.001）,但较影像组学模型的预测效能均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训练集:C-index=0.675,IDI=0.048,P=0.120;验证集:C-index=0.746,IDI=0.048,P=0.060）。但校正曲线显示,联合模型列线图的预测结果均接近实际发生情况。结论MR影像组学标签能够作为预后标志物用于预测HCC射频消融后的晚期复发;相对于单一的临床影像学预测模型,加入影像组学标签后的联合模型能明显提高晚期复发的预测效能,有助于临床医生对HCC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林译垦[7]（2021）在《基于影像组学技术构建肝硬化高风险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非侵入性预测模型》文中认为研究目的: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肝硬化患者的常见致死性并发症。目前国内外指南推荐所有肝硬化患者定期接受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筛查高出血风险的静脉曲张。因内镜检查是侵入性操作且只有约20-30%的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存在高出血风险的静脉曲张,所以患者依从性差和大量非必要的内镜检查是目前的临床难点。因此临床上亟需一种非侵入性、准确性高、易于获取的筛查方法。影像组学是新兴起的医学影像分析方法,在多种疾病的诊断方面具有良好的准确性,此前有研究建立了基于肝门区和脾门区影像组学特征的影像组学模型用于预测临床显性门静脉高压,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本次研究拟改进之前文献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引入食管胃底区的影像组学特征,建立预测肝硬化高出血风险静脉曲张的非侵入性影像组学模型,并且更深入地评价其临床实用性和安全性。研究方法:本研究为双中心临床试验。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就诊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肝硬化患者作为模型训练组,从2020年1月1日起分别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济南市中心医院前瞻性纳入肝硬化患者作为内部验证组和外部验证组。采集研究人群的门脉期腹部强化CT图像,选取肝门区、脾门区和食管胃底区三个位置作为感兴趣区,用MATLAB 2016软件提取纹理特征和非纹理特征,应用LASSO回归分析进行特征筛选,线性拟合所筛选出的特征建立影像组学评分Rad-score。通过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临床指标中高出血风险静脉曲张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将影像组学评分Rad-score与临床指标整合建立影像组学模型Nomogram。采用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影像组学模型的准确性,通过决策曲线分析评价影像组学模型的临床实用性。研究结果:这次研究一共纳入了 245例患者,其中模型训练组有111例,内部验证组71例,外部验证组63例。我们通过影像组学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19个影像组学特征的Rad-score,其中14个特征来自食管胃底区,5个特征来自脾门区。Rad-score在训练组、内部验证组和外部验证组诊断高出血风险静脉曲张的 AUC 分别为 0.983（95%CI,0.964-1.00）、0.970（95%CI,0.930-1.00）和0.932（95%CI,0.853-1.00）。经过单因素、多因素分析后只有Rad-score和血小板计数是高出血风险静脉曲张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将二者整合建立影像组学Nomogram。影像组学Nomogram在训练组、内部验证组和外部验证组诊断高出血风险静脉曲张的 AUC 分别为 0.987（95%CI,0.969-1.00）、0.973（95%CI,0.939-1.00）和 0.947（95%CI,0.876-1.00）。决策曲线分析显示影像组学 Nomogram具有良好的临床实用性,并且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像组学Nomogram能减少44.4-49.3%的内镜使用量,仅有不超过8.3%的患者仍需接受不必要的内镜检查,同时漏诊高出血风险静脉曲张的概率不超过指南推荐的5%。这一结果明显优于目前指南推荐的Baveno Ⅵ标准,也优于影像科医生的判断。研究结论:本次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型的肝硬化高出血风险食管胃静脉曲张的影像组学预测模型,该模型具有非侵入性、准确性极佳、安全实用的特点,有良好的临床应用潜力。
龚天乐[8]（2021）在《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术前预测模型的建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肝细胞癌（HCC）术后的复发率高达70%以上,研究证实微血管侵犯（MVI）是HCC术后早期复发和整体生存期缩短的高危因素之一。术前预知HCC的MVI风险将有助于制定HCC患者术前和手术治疗方案,最大程度降低HCC术后复发风险。但由于MVI是HCC的一种微观侵袭转移,目前MVI只能通过术后病理确诊。现阶段尚无术前预测MVI的统一共识和指南,因此建立一个简易而相对准确的术前MVI预测方案是十分必要的。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是预测HCC预后的一个有力指标,但尚无研究证实其与MVI之间的联系。本研究拟回顾性收集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因HCC行手术治疗的病例资料,探讨SII指数与MVI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筛选术前预测MVI的相关预测因子,建立一个HCC术前预测MVI的简易预测模型,以期为HCC术前预测MVI风险,制定合理的治疗策略提供帮助。研究方法:收集兰州大学第一医院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因HCC行手术切除的病人,术后病理均证实为HCC,最后共收集得到237例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病例,其中MVI阳性病例98例,MVI阴性病例139例。首先将患者按SII指数分为SII≤330组和SII>330组,分析SII指数高低组之间在MVI及其它临床病理特征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之后将病例按照术后病理结果分为合并MVI组和无MVI组,分析术前MVI阳性的可能危险因素,主要包括患者的术前一般资料（年龄、性别、HBV DNA水平、肝功能Child分级）、术前生化指标（AST值、ALT值、GGT值）、凝血指标（PT、INR）、SII指数水平、肿瘤病理特征（最大肿瘤直径、肿瘤数目、CNLC分期、Edmondson–Steiner分级）、术前影像学特征（肿瘤大体分型、瘤内动脉、瘤周强化）。根据Logistics回归模型筛选出术前MVI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简易评分法建立术前预测MVI的预测评分模型。使用SPSS 22.0进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s回归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在SII指数水平与HCC术前MVI风险及其它临床病理特征联系的研究中发现:SII>330与最大肿瘤直径>3cm、CNLC分期更晚、大体分型更差、肿瘤分化Edmondson–Steiner分级更差以及术前MVI风险较高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在HCC术前MVI阳性危险因素及预测模型的建立研究中,HBV DNA复制水平>700 IU/ml、GGT值>52 U/L、AFP值>13 IU/ml、SII指数>213、最大肿瘤直径>5cm、肿瘤数目≥2、大体分型、瘤周强化、瘤内动脉、CNLC分期、Edmondson–Steiner分级是存在MVI风险较高的危险因素,其中HBV DNA>700IU/ml（OR=2.208,95%CI 1.151-4.237,P=0.017）、AFP>13 IU/ml（OR=2.478,95%CI 1.303-4.710,P=0.006）、SII指数>213（OR=2.076,95%CI 1.062-4.056,P=0.033）、瘤周强化（OR=2.590,95%CI 1.368-4.906,P=0.003）、大体分型2型（OR=2.145,95%CI 0.773-5.956,P=0.143）、大体分型3型（OR=5.555,95%CI1.991-15.497,P=0.001）是术前MVI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以这5种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的术前MVI简易预测模型的AUC值为0.806（95%CI,0.750-0.862）,在截断值为4分时,灵敏度为78.6%（95%CI,73.05-83.82%）,特异度为69.8%（95%CI,63.95-75.65%）。结论:SII指数较高是HCC术前MVI阳性的有力预测指标,HBV DNA复制水平>700 IU/ml、AFP值>13 IU/ml、SII指数>213、大体分型较差、瘤周强化是术前MVI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建立的HCC术前MVI预测模型可以较好的预测术前MVI风险,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建平[9]（2020）在《IL-8和整合素αvβ3在HCC侵袭中的作用机制及肉瘤样HCC的临床病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IL-8和整合素αvβ3在肝细胞癌侵袭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背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位居癌症相关死亡第四位,其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病例在发现时已处于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往往预后较差。随着对HCC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和分子靶向药物的发展,以索拉菲尼为代表的分子靶向治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丰富了治疗手段,也给我们研究HCC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HCC仍然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较高的疾病之一,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究其原因主要是HCC恶性程度高,容易发生血管侵犯和肝内外转移。肿瘤的侵袭转移是一个复杂的、多步骤的动态过程,在每一步都有肿瘤微环境中的多种细胞和分子与肿瘤细胞发生作用,各种肿瘤转移相关基因和分子的激活以及肿瘤血管的形成在整个过程中协同作用,最终完成肿瘤的扩散。因此,加强对肿瘤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寻找潜在的分子靶点,开发针对靶点的药物,将有助于攻克癌症。在肿瘤微环境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离不开细胞因子的介导,其中就包括IL-8。IL-8于1987年作为白细胞趋化因子被发现,因而又称趋化因子CXCL8,是ELR+-CXC亚家族的一员。IL-8在生理状态下几乎检测不到,但在病理状态下,可以由炎性细胞和肿瘤细胞等多种细胞分泌。IL-8有两个G蛋白偶联受体,CXCR1和CXCR2,广泛分布于炎性细胞、肿瘤细胞以及肿瘤相关基质细胞的细胞膜上。IL-8通过与CXCR1/2结合,激活PI3K、MAPK等不同的下游信号通路,从而介导不同的生物学行为;不仅广泛参与炎症性疾病,还在乳腺癌、结肠癌、肺癌等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够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耐药和肿瘤血管生成等。IL-8在HCC组织中高表达与肝内外转移、术后复发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IL-8能够诱导肝癌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EMT）,促进肝癌细胞迁移和侵袭。此外,血清IL-8升高对HCC的诊断和预后判断有参考价值。整合素家族是一种异源二聚体细胞表面受体家族,目前已报道18个α亚基、8个β亚基,能形成至少24个异源二聚体受体。整合素对细胞和细胞外基质的粘附起介导作用,它们通过与配体特异性或非特异性结合,在细胞内外形成物理连接来感知细胞周围环境变化并触发一系列细胞反应,从而允许双向的“整合”信号来控制细胞的粘附、迁移、增殖、存活和分化;不仅参与正常生理发育过程,还在肿瘤的进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整合素αvβ3是该家族的一员,在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及黑色素瘤等多种肿瘤中表达,在转移灶中尤为明显;它能广泛地与细胞外基质分子非特异性结合,在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转移和肿瘤血管生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疾病的进展和预后密切相关。此外,整合素αvβ3还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介导肝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和耐药等。通过回顾文献,我们发现IL-8和整合素αvβ3均在HCC组织中高表达,并都在HCC侵袭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目前已有多篇文献报道IL-8通过上调整合素表达促进肿瘤的侵袭转移,但IL-8和整合素αvβ3是否协同参与HCC侵袭转移过程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目的:1.明确IL-8与整合素αvβ3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情况,探索两者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其与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2.探索IL-8和整合素αvβ3在肝细胞癌侵袭中的作用机制。方法:1.利用免疫组化检测170例肝癌组织[含135例普通肝细胞癌和35例肉瘤样肝细胞癌（肿瘤细胞呈梭形,是一种EMT表型的高侵袭性HCC亚型）]以及其中配对的56例癌旁组织中IL-8、整合素αvβ3表达情况,分别比较不同肝癌亚型中、配对的癌与癌旁组织中两者的表达水平;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检验探讨IL-8和整合素αvβ3表达之间的相关性;分析IL-8和整合素αvβ3表达与各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2.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 blot检测4个具有不同转移潜能的肝癌细胞（HCCLM3、MHCC97H、Huh7和HepG2）中IL-8、整合素αv和整合素β3的mRNA水平和蛋白表达水平。3.利用IL-8 siRNA和外源性IL-8分别处理肝癌细胞,CCK8检测IL-8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Transwell实验检测IL-8对肝癌细胞侵袭的影响。4.利用IL-8 siRNA和外源性IL-8分别处理肝癌细胞,再利用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blot分别检测整合素αvβ3的mRNA水平和蛋白表达,研究IL-8对整合素αv亚基、β3亚基表达的影响;并利用整合素β3 siRNA和过表达质粒反向验证,以明确IL-8是否通过调节整合素β3表达从而影响肝癌细胞的侵袭能力。5.利用CXCR1/2 siRNA分别转染肝癌细胞,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 blot分别检测整合素β3的mRNA和蛋白表达,Transwell实验检测肝癌细胞侵袭能力,研究CXCR1/2在IL-8介导的整合素β3表达和肝癌细胞侵袭中的作用。6.利用IL-8 siRNA、外源性IL-8以及PI3K特异性抑制剂LY294002处理肝癌细胞,Western blot检测整合素β3表达、PI3K/Akt的表达和磷酸化,Transwell实验检测肝癌细胞侵袭能力,研究PI3K/Akt信号通路在IL-8介导的整合素β3表达和肝癌细胞侵袭中的作用。结果:1.在170例肝癌组织中,IL-8中位（Q1,Q3）IHC评分为4（2,5）分,肉瘤样HCC比普通HCC的IHC评分有增高趋势,但无显着差异（p=0.137）,IL-8高表达89例（52.4%）,其中普通HCC 69例,肉瘤样HCC 20例,两种病理亚型的高表达率无明显差异（51.1%vs 57.1%,p=0.524）;通过对56例配对肝癌与癌旁组织的IHC评分分析发现,IL-8在肝癌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01）;IL-8高表达与肝癌的血管胆管癌栓、AJCC分期相关（all p<0.05）,与周围脏器侵犯有相关趋势（p=0.062）。170例肝癌组织中,整合素αvβ3中位（Q1,Q3）IHC评分为3（1,4）分,肉瘤样HCC比普通HCC的IHC评分有增高趋势,但无显着差异（p=0.100）,整合素αvβ3高表达72例（42.4%）,其中普通HCC 55例,肉瘤样HCC 17例,两种病理亚型的高表达率无明显差异（40.7%vs 48.6%,p=0.403）;整合素αvβ3在肝癌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01）;整合素αvβ3高表达与肝癌的血管胆管癌栓相关（p=0.03）,与AJCC分期有相关趋势（p=0.084）。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检验分析发现IL-8和整合素αvβ3在肝癌组织中表达显着相关（R=0.24,p=0.0014）。而且,IL-8和整合素αvβ3的高表达组合与肝癌的血管胆管癌栓、周围脏器侵犯、AJCC分期以及组织分化程度相关（all p<0.05）,与淋巴结转移有相关趋势（p=0.062）。2.高转移潜能肝癌细胞（HCCLM3和MHCC97H）中IL-8、整合素αv和整合素β3的mRNA水平和蛋白表达明显高于低转移潜能肝癌细胞（Huh7和HepG2）。3.下调内源性IL-8表达及利用外源性IL-8孵育肝癌细胞,均对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无明显影响;下调内源性IL-8表达降低肝癌细胞侵袭迁移能力;外源性IL-8呈浓度依赖性上调肝癌细胞侵袭能力。4.下调内源性IL-8表达降低整合素β3表达,对整合素αv表达无明显影响;外源性IL-8呈浓度依赖性上调整合素β3表达,对整合素αv表达无明显影响。上调整合素β3表达逆转IL-8 siRNA对肝癌细胞侵袭能力的抑制作用;下调整合素β3表达抑制外源性IL-8诱导的肝癌细胞侵袭。5.下调CXCR1/2表达明显降低IL-8诱导的整合素β3表达和肝癌细胞侵袭能力。6.下调内源性IL-8表达对PI3K、Akt的总蛋白表达无明显影响,但能降低PI3K和Akt的磷酸化水平;外源性IL-8对PI3K、Akt的总蛋白表达无明显影响,但能提高PI3K、Akt的磷酸化水平以及肝癌细胞侵袭能力;PI3K抑制剂能明显抑制外源性IL-8诱导的整合素β3表达上调和肝癌细胞侵袭。结论:1.IL-8和整合素αvβ3均在肝癌组织中表达升高,两者在肝癌中表达显着正相关;而且IL-8与整合素αvβ3高表达组合与肝癌的血管胆管癌栓、周围脏器侵犯、AJCC分期以及组织分化程度正相关,与淋巴结转移有正相关趋势。2.IL-8通过上调整合素β3的表达促进肝癌细胞侵袭,CXCR1/2和PI3K/Akt通路均参与了这一过程,IL-8/CXCR1/CXCR2/PI3K/Akt/Integrin β3信号轴是肝细胞癌的潜在治疗靶点。第二部分肉瘤样肝细胞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研究研究背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最常见的病理形态呈小梁状结构,即由形态类似肝细胞的肿瘤细胞呈条索状排列,被血窦样腔隙分隔,形似小梁而得名。此外,HCC还有一些特殊病理亚型,如肉瘤样肝细胞癌、纤维板层型肝细胞癌、硬化型肝细胞癌等,他们不仅在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上与普通HCC不同,其发病机制、基因突变谱和预后也存在差异。但是,由于比较少见,人们对于这些特殊病理亚型的认识有限,目前的指南也缺乏针对这些HCC亚型的诊疗建议。在精准治疗时代,深入研究这些病理亚型的临床特征、治疗、预后以及分子机制,将HCC患者按照病理亚型甚至分子分型进行分类管理,采取个体化的诊疗策略,将会有更多的患者从中获益。肉瘤样肝细胞癌（sarcomatoid HCC）是一种高侵袭性病理亚型,常侵犯周围脏器和转移,容易早期复发,通常预后极差。该亚型约占HCC手术切除病例的2%,占HCC尸检病例的3.9%～9.4%,发病率较低;但由于HCC发病人数众多,而且全球超过一半的HCC都发生在我国,该亚型的HCC患者总数量并不少。目前,关于肉瘤样HCC的文献报道不多,并且以个案报道为主。因此,加深对肉瘤样HCC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肉瘤样HCC是由不同比例的癌性成分和肉瘤样成分组成（部分病例只有肉瘤样成分）;其肉瘤样成分一般由呈席纹状排列的梭形细胞组成,形态类似肉瘤,但又不同于真正的肉瘤,关键区别在于肉瘤样成分仍具有某些上皮细胞的特点,如上皮标志物、桥粒等;其癌性成分通常由分化差[Edmondson-Steiner（ES）gradeⅢ/Ⅳ]的普通肝癌细胞构成。目前,包括肉瘤样HCC在内的肉瘤样癌的组织学发生机制尚不明确,存在多种假说,其中最广为接受的是转化学说,即认为在肿瘤发展过程中,癌性组织在某些作用机制下转变为肉瘤样组织,近年来,研究表明上皮-间质转化是肉瘤样改变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印证了转化学说。既往报道通常选择普通HCC作为对照组来研究肉瘤样HCC,结果表明肉瘤样HCC恶性程度更高、预后更差。但肉瘤样HCC 比普通HCC组织分化程度低,其癌性成分通常呈低分化（ES Ⅲ-Ⅳ级）;而组织分化程度是重要的预后影响因素,通常分化越差,预后越差。但是,此前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到组织分化程度对肿瘤特征和预后的影响,没有将普通HCC进一步分层为低级别（ESⅠ-Ⅱ级）和高级别（ESⅢ-Ⅳ级）HCC。此外,肉瘤样HCC是由癌性和肉瘤样两种成分构成,究竟是哪种成分对肿瘤的侵袭性占主导地位呢?迄今为止,只有一篇文献对此做了研究,结果表明肉瘤样HCC的血管癌栓和转移灶以肉瘤样成分居多,据此推测肉瘤样成分占据主导地位。但该研究仅纳入了 13例肉瘤样HCC,其中5例还接受过术前TACE等抗肿瘤治疗,并且包含了一例术后广泛转移的尸检病例,而该病例的转移灶全都是由肉瘤样成分组成;因而该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倚。鉴于既往研究的不足,我们将对肉瘤样HCC做进一步的研究。目的:研究肉瘤样HCC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分析肉瘤样HCC病例的癌栓、淋巴结和肝内病灶的组织学成分,深入探讨该亚型的组织学发生机制。方法:回顾200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肝胆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肝癌患者资料,最终筛选出41例肉瘤样HCC和155例高级别HCC。随后,我们采用标准化表格收集患者的临床特征、肿瘤特征、实验室基线资料以及生存资料等;并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的数值型资料,Pearson卡方检验或双尾Fisher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分类资料,利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间的总生存（overallsurvival,OS）和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肉瘤样HCC这一病理亚型是否HCC患者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此外,还由两名影像科医师分析肿瘤影像学特征,由两名病理医师分析肉瘤样HCC病例的癌栓、淋巴结和肝内病灶的组织学成分。结果:1.两组患者在发病年龄、性别构成、饮酒、病毒感染、肝硬化、Child-Pugh分级、血肌酐、谷丙转氨酶、总胆红素、国际标准化比值（INR）、BCLC分期、肿瘤部位、肿瘤个数、血管癌栓、MVI、卫星灶、自发性破裂、复发模式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all p>0.05）。肉瘤样HCC组比高级别HCC组术后复发率更高（82.9%vs 69.7%）,但两者之间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91）。相较于高级别HCC,肉瘤样HCC患者就诊时伴有非特异性症状的比例更高（78%vs55.8%,p=0.009）,肿瘤直径更大（8.6cmvs5.5cm,p=0.007）,出现肿瘤坏死、肿瘤包膜缺失、周围脏器侵犯、淋巴结转移的发生率更高以及更晚的AJCC分期（allp<0.05）。此外,肉瘤样HCC组的血清AFP水平明显低于高级别HCC组（5.8 vs 348.0ng/ml,p<0.001）;具有典型“快进快出”影像特征的患者比例也明显低于高级别 HCC 组（44.4%vs 72.7%,p=0.001）。2.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肉瘤样HCC组的中位OS明显短于高级别HCC组（10.5vs48.1月,p<0.0001）,两组间的第1年、第3年、第5年总生存率分别对比如下:48.8%vs85.2%、17.3%vs53.4%、11.5%vs 41.1%;肉瘤样 HCC组的中位RFS也明显短于高级别HCC组（5.6 vs 16.4月,p<0.0001）,两组间的第6月、第1年、第3年术后无复发生存率分别对比如下:49.7%vs 83.1%、20.9%vs 60.2%、6.3%vs 31.8%。即使根据AJCC分期和癌性成分分化程度进行分层分析,这种趋势依然存在（all p<0.01）。利用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肉瘤样HCC病理亚型是HCC患者术后复发（HR,2.355;95%CI,1.564-3.546;p<0.001）和死亡（HR,3.140;95%CI,2.032-4.851;p<0.001）的独立危险因素。3.对转移淋巴、癌栓和肝内病灶行病理学检查,结果发现:33枚淋巴结受检淋巴结中,26（78.8%）枚淋巴结仅含癌性成分,5（15.1%）枚淋巴结同时包含肉瘤样和癌性两种成分,仅2（6.1%）枚淋巴结由纯肉瘤样成分组成;6个癌栓中,仅2（33.3%）个含有肉瘤样成分;6例伴有卫星灶的病例中,只在2（33.3%）例患者的卫星灶中发现肉瘤成分;10例肝内多发病灶患者,其中2（20%）例患者的肝内病灶都含有肉瘤样HCC,其余8例只在其中一个病灶中发现肉瘤样HCC。4.根据肉瘤样成分占据肿瘤体积的百分比,将41例肉瘤样HCC患者划分为3个亚组:混合组≤50%,n=14例;混合组>50%,n=16例;纯肉瘤组,n=11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3组间OS和RFS均无明显差异（all p>0.05）。结论:1.大多数肉瘤样HCC患者有慢性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背景,对这些高危患者定期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肿瘤并降低死亡风险。2.肉瘤样HCC患者就诊时常常处于疾病中晚期,伴有非特异性症状,大多数病例血清AFP不升高和表现为非典型的动态强化影像特征。3.肉瘤样HCC是一种高侵袭性病理亚型,容易侵袭周围脏器、淋巴结转移、肿瘤坏死和包膜缺失。4.肉瘤样HCC的预后比高级别HCC差,该亚型是HCC患者术后复发和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5.肉瘤样HCC的癌性成分可能存在“前肉瘤样”状态,从而介导肉瘤样HCC的高度侵袭性。
俞傲[10]（2020）在《肝窦阻塞综合征45例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对45例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探讨HSOS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提高对HSOS的认识,对临床上HSOS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2018年12月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经临床诊断或病理学证实的45例HSOS患者。纳入标准主要参照改良Seattle标准和Baltimore标准,并结合我国2017年“南京标准”;其中男性患者34例,女性患者11例;年龄25～76岁;急性期31例,亚急性期6例,慢性期8例;收集患者的相关信息:性别,年龄,既往病史,症状及体征,是否有土三七接触史及接触后发病时间,临床表现,CT及MRI图像特点,主要的实验室指标（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胆红素（TBIL）、白蛋白、PT等）,HSOS的分级和分期,治疗方案,预后及转归情况,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观察探讨HSOS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结果45例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胀（n=38,84.4%）,纳差乏力（n=25,55.6%）,黄疸（n=19,42.2%）,下肢不同程度水肿（n=12,26.7%）,肝性脑病（n=2,4.4%）;实验室指标主要表现为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胆红素（TBIL）不同程度增高,白蛋白降低及凝血功能异常;CT平扫表现为肝脏增大或肝左叶及尾状叶增大（n=27,60%）,肝实质密度不均匀性减低（n=21,46.7%）,不同程度胸腹水（n=36,80%）;CT增强出现不同程度的肝实质不均匀强化（n=31,68.9%）,门静脉期均表现为斑片状、“地图”状强化,延迟期强化范围进一步扩大;下腔静脉肝段较正常变细、变扁,表现为“逗点征”,肝静脉及其分支纤细、狭窄或显示不清晰;MRI表现为肝内信号欠均匀,增强扫描显示肝实质强化不均,片状强化减低区及异常强化灶,呈“地图”状;下腔静脉肝段管径受压变细;胆囊形态正常。患者均接受保肝、利尿、改善循环、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35例患者接受经颈静脉门体分流术治疗,其中34例患者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好转。结论HSOS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存在其特征性;CT图像可以清晰显示肝内主要血管及下腔静脉的病变,MRI图像可以较敏感的发现肝实质损伤程度及肝内静脉是否通畅,二者在HSOS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其临床表现、PA相关药物的接触史及病理检查,有助于及早明确诊断,对于临床上HSOS的及时诊断治疗有重要价值。
二、肝硬化的影像学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肝硬化的影像学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21）（论文提纲范文）
| 1 概述 |
| 1.1指南涵盖的范围和目的 |
| 1.2制定指南的人员和方法 |
| 2 流行病学和发病机制 |
| 2.1流行病学 |
| 2.2发病机制及分类 |
| 3 诊断 |
| 3.1临床表现 |
| 3.2 实验室检查 |
| 3.2.1血清生化学 |
| 3.2.2免疫学检查 |
| 3.2.3影像学检查 |
| 3.2.4肝脏病理 |
| 3.3诊断标准 |
| 3.4鉴别诊断 |
| 3.5 合并症和并发症 |
| 3.5.1 IBD |
| 3.5.2脂溶性维生素缺乏、代谢性骨病 |
| 3.5.3肝胆肿瘤 |
| 4 PSC的治疗 |
| 4.1 PSC的治疗药物 |
| 4.1.1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 |
| 4.1.2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
| 4.1.3其他药物 |
| 4.2 PSC瘙痒的治疗 |
| 4.3胆管狭窄的内镜治疗 |
| 4.4肝移植 |
| 5 特殊情况 |
| 5.1小胆管PSC |
| 5.2 PSC-AIH重叠 |
| 5.3儿童PSC |
| 6 预后 |
| 6.1 PSC的自然病史 |
| 6.2预后风险评估 |
| 7 总结和展望 |
| 附件1 IgG4相关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治疗指南 |
| 1 概述 |
| 2 流行病学和分型 |
| 2.1 流行病学 |
| 2.2 IgG4-SC的分型 |
| 3 临床表现和疾病进程 |
| 4 诊断和鉴别诊断 |
| 4.1 实验室检查 |
| 4.2 影像学检查 |
| 4.2.1腹部超声 |
| 4.2.2超声内镜（EUS） |
| 4.2.3 CT和MRI |
| 4.2.4 ERCP |
| 4.2.5 IDUS |
| 4.2.6经口胆管镜（POCS） |
| 4.3 病理诊断 |
| 4.3.1 胆管组织学 |
| 4.3.2 Vater壶腹部活检 |
| 4.3.3 肝脏组织学 |
| 4.4 其他器官表现 |
| 4.4.1Ⅰ型AIP |
| 4.4.2 IgG4相关性泪腺炎/唾液腺炎（Mikulicz病） |
| 4.4.3 IgG4相关的腹膜后纤维化 |
| 4.4.4 IgG4-RKD |
| 4.5 诊断标准 |
| 4.6 鉴别诊断 |
| 4.6.1胆管癌 |
| 4.6.2 PSC |
| 5 治疗 |
| 5.1 诊断性治疗 |
| 5.2 诱导缓解治疗 |
| 5.3 维持治疗 |
| 5.4 复发的治疗 |
（3）肝硬化再生结节、肝不典型增生结节和小肝癌结节的影像学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RN、DN、s HCC的DWI联合ADC检出率 |
| 2.2 RN、DN、s HCC的DWI比较 |
| 2.3 RN、DN、s HCC的ADC比较 |
| 2.4 RN、DN、s HCC的影像学特征 |
| 3 讨论 |
（4）个性化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联合超声在精准引导肝细胞癌射频消融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Abstract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超声造影与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检查诊断肝细胞癌的临床价值 |
| 引言 |
| 2.1 资料与方法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磁共振数据的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联合超声在精准引导肝细胞癌射频消融中的应用研究 |
| 引言 |
| 3.1 资料与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超声造影在肝细胞癌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基于深度学习的肝癌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复发预测模型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附表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Vision Transformer模型的发展及其在影像领域的应用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申请专利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基于磁共振成像预测肝细胞癌射频消融后复发的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部分 肝细胞癌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的临床及MRI影响因素分析及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MRI影像组学模型在肝细胞癌射频消融后晚期复发的预测价值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基金资助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文献综述 MRI在肝细胞癌射频消融的进展研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基于影像组学技术构建肝硬化高风险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非侵入性预测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说明 |
| 第1章 绪论 |
| 1.1 肝硬化的流行病学 |
| 1.2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病理生理机制 |
| 1.3 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一级预防 |
| 1.3.1 无GEVs的患者 |
| 1.3.2 轻度食管静脉曲张的患者 |
| 1.3.3 HRV的患者 |
| 1.4 非侵入性方法诊断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研究现状 |
| 1.5 影像组学简介 |
| 1.6 研究目的 |
| 第2章 研究内容 |
| 2.1 研究人群 |
| 2.1.1 纳入标准 |
| 2.1.2 排除标准 |
| 2.1.3 研究设计 |
| 2.2 上消化道内镜检查 |
| 2.3 实验室检查 |
| 2.4 CT图像的人工判读 |
| 2.5 影像组学分析 |
| 2.5.1 图像采集 |
| 2.5.2 感兴趣区分割 |
| 2.5.3 特征提取 |
| 2.5.4 特征筛选和构建影像组学标签 |
| 2.5.5 构建影像组学诺莫图 |
| 2.6 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 |
| 2.7 统计学分析 |
| 第3章 研究结果 |
| 3.1 研究人群的一般资料 |
| 3.1.1 训练组 |
| 3.1.2 内部验证组 |
| 3.1.3 外部验证组 |
| 3.2 影像组学标签的构建和验证 |
| 3.3 影像组学Nomogram的构建和验证 |
| 3.4 影像组学Nomogra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 |
| 第4章 讨论 |
| 第5章 结论 |
| 第6章 综述 影像组学在肝脏疾病的应用研究进展 |
| 6.1 影像组学在肝脏肿瘤诊治中的应用 |
| 6.2 影像组学在肝纤维化中的应用 |
| 6.3 影像组学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诊断中的应用 |
| 6.4 局限性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术前预测模型的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中英文全称对照表 |
| 第一部分 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术前预测模型的建立 |
| 前言 |
| 1.资料和方法 |
| 1.1 病例纳入和排除 |
| 1.2 临床资料收集及观察指标 |
| 1.3 HCC诊断、影像学、病理学评价标准 |
| 1.4 统计分析 |
| 1.5 预测模型的建立 |
| 2.结果 |
| 2.1 病例特征 |
| 2.2 SII指数与肝细胞癌MVI及其它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
| 2.3 HCC术前MVI阳性危险因素分析 |
| 2.3.1 HCC术前MVI阳性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
| 2.3.2 HCC术前MVI阳性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2.4 术前MVI阳性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 |
| 2.5 术前MVI阳性风险预测模型的Nomogram图 |
| 3.讨论 |
| 3.1 SII指数与肝细胞癌MVI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
| 3.2 HCC术前MVI阳性的危险因素分析 |
| 3.2.1 临床病理特征 |
| 3.2.2 影像学特征 |
| 3.2.3 血清学特征 |
| 3.3 MVI预测风险对HCC治疗策略的影响 |
| 3.3.1 术前MVI风险较高的HCC手术方式的选择 |
| 结论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RAD51AP1 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
| 前言 |
| 1.资料和方法 |
| 1.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数据下载及处理 |
| 1.2.2 病人分组及生存分析 |
| 1.2.3 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 |
| 1.2.4 基因共表达网络构建 |
| 1.2.5 相关基因功能及通路富集分析 |
| 1.2.6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结果判定 |
| 1.3 统计分析 |
| 2.结果 |
| 2.1 HCC组织与正常组织间RAD51AP1 的表达差异 |
| 2.2 RAD51AP1 表达与肝癌患者OS之间的关系 |
| 2.3 RAD51AP1 表达与HCC临床病理之间的关系 |
| 2.4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分析 |
| 2.5 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
| 2.6 GO及 KEGG富集分析 |
| 2.7 免疫组化验证RAD51AP1在HCC中的表达对预后的影响 |
| 3.讨论 |
| 4.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术后辅助治疗(已发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IL-8和整合素αvβ3在HCC侵袭中的作用机制及肉瘤样HCC的临床病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IL-8和整合素αvβ3在肝细胞癌侵袭中的作用机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表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肉瘤样肝细胞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研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表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英文文章1 |
| 英文文章2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肝窦阻塞综合征45例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综述 肝窦阻塞综合症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四、肝硬化的影像学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21）[J]. 郭长存,时永全,尚玉龙,董加强,崔丽娜,郭冠亚,郑林华,尤红,陆伦根,马雄,韩英,南月敏,徐小元,段钟平,魏来,贾继东,庄辉.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2(01)
- [2]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21）[J].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内科杂志, 2021(12)
- [3]肝硬化再生结节、肝不典型增生结节和小肝癌结节的影像学特征分析[J]. 黄中明,杨景来,吴雄辉. 临床医学工程, 2021(08)
- [4]个性化肝脏三维可视化模型联合超声在精准引导肝细胞癌射频消融中的应用研究[D]. 曾杨媚.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1
- [5]基于深度学习的肝癌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复发预测模型的应用研究[D]. 王昱棋. 山东大学, 2021(09)
- [6]基于磁共振成像预测肝细胞癌射频消融后复发的价值研究[D]. 韩融诚.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
- [7]基于影像组学技术构建肝硬化高风险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非侵入性预测模型[D]. 林译垦. 山东大学, 2021(12)
- [8]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术前预测模型的建立[D]. 龚天乐. 兰州大学, 2021(12)
- [9]IL-8和整合素αvβ3在HCC侵袭中的作用机制及肉瘤样HCC的临床病理研究[D]. 王建平. 山东大学, 2020(04)
- [10]肝窦阻塞综合征45例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分析[D]. 俞傲. 安徽医科大学, 2020(02)
标签：影像学论文; 肿瘤论文; 肝癌论文; 肝癌晚期治疗方法论文; 病理检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