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冬明春农业七大重点（论文文献综述）
孙延青[1]（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郝运杭[2]（2019）在《河南白龟山水库移民迁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水旱灾害严重的国家。但近代以来,外部侵略不断,国内动荡不已,国力衰退,水利失修,水旱灾害严重威胁着国计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以及减少水旱灾害的发生,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运动,治理淮河成为这一运动的起步。为了治理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1950年10月,政务院组成治淮委员会规划和领导治淮工作。依照治淮规划,政务院决定在淮河上游进行重点蓄洪工程,即在淮河干支流修建水库,一方面调节洪水,减少水灾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拦蓄水流,变水为宝,充分利用水资源。淮河流域的洪水多来源于淮河上游,而淮河发源地及其最大的支流沙颍河均位于河南省境内,故河南省成为开展治淮工作的重点省份,治理沙颍河则成为治淮工作的重要一环,白龟山水库即是河南省为治理沙颍河而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库。白龟山水库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西南郊的沙河干流上,1958年12月-1962年10月,水库初建工程竣工,这一时期恰值“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客观上对水库的修建起到了推动与保障作用。但同时,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水库的设计与修建过分追求“大而快”,由此导致工程设计及施工质量出现问题,水库不得不于1963年11月开始进行续建,直至1966年12月,水库竣工验收。在水库初建时期,受当时普遍存在的“重水库,轻移民”思想的影响,水库移民工作未得到足够重视,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而随着水库续建工程的开始,移民数量进一步增多,这给移民的迁置工作带来更多困难。为解决移民迁置问题,党和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但限于当时国家薄弱的经济实力,相关工作取得的成效颇为有限。“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水库移民的后续安置工作也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得到更大的重视。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国家开始有意识的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随着思想的解放,为水库建设做出重大牺牲的移民群体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逐步凸显出来的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部门纷纷组织力量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在此背景下,各项政策措施开始向移民倾斜,白龟山水库移民的生产生活迎来巨大转机。库区开发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为移民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移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提升。白龟山水库的建设是必要的。但在“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广大群众尤其是移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水库建成后,发挥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水库周边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同时也是平顶山市重要的生活用水来源,它为平顶山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水库库区的开发,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移民问题的解决。
樊荣[3]（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高素质农民的需求巨大而迫切,农民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理论成就,对进一步提高新时代农民教育的有效性,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理论、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和政治认同理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比较研究法等,将史实叙事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立足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社会背景,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从阶级意识、国家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和文化生活四个方面对农民进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全文共有八章内容,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明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核心概念,阐述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必要性与实践框架。主要阐述了在建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运动进行农民教育,努力将农民培养成为“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农民,推动乡村社会的变革。第三章,阶级意识教育与乡村秩序重建。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和集体化运动,阐释了农民阶级意识教育所经历的培育阶级观念——明确阶级归属——确证阶级地位——强化阶级信任——坚定阶级意志的过程,实现了对农民政治观念的重塑,推进了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第四章,国家认同教育与农民新型国家观念的确立。从新型国家的归属意识教育、政治权威认同教育和国家利益观教育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的国家认同教育,培育了农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实现农民对新型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第五章,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与农民农民思想的革新。本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社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农民尤其是乡村政权中的党员干部灌输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使农民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从思想革新到行为改变的认同过程,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第六章,文化生活教育与农民新生活理念的塑造。中国共产党结合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实际,对农民开展了识字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教育,塑造了农民的新生活理念,加快了乡村社会新风尚的形成。第七章,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教育的经验总结与当前启示。主要剖析在新型国家建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失误,及其对新时代农民教育发展的启示。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全文主要观点,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努力方向。本文尝试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开拓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野。首先,理论视域有所创新。本文将农民教育置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之下,运用政治认同理论分析框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发展目标的不同,选取阶级意识、国家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三方面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将国家建构、政治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统一于农民教育实践之中。其次,尝试综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农民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主,吸收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现代国家建构和政治认同等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作整体的透视和分析,力求改变目前有关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研究的碎片化状况,使研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最后,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本文不局限于研究农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手段本身,而是将研究进一步延伸到明确农民教育的作用效果,避免了过去或孤立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或单纯地描述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变迁状况的不足,有利于客观评价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历史经验。第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研究的新内容。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研究涉足不多,对其重要性和特殊性未给予充分地重视。首先,本文以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为背景,以政治运动为主线和载体,从国家——农民双向互动视角,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演变进路及其实践效果,实现研究的全景式、动态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其次,将政治运动纳入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研究的视野,分析其作为农民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教育实践演进的依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思想与实践运动的统一。再次,将文化生活教育纳入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着重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农民教育过程中,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生活实践的特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充实和进一步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侧重某一运动时期或仅研究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某一个方面的局限性。
汪洋[4]（2017）在《在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11月3日）同志们:今天这次会议是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国务院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电视电话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第一个会就研究部署"三农"有关工作,充分体现了总书记讲话的要求,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会议。
高伟[5]（2016）在《萧山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5月,萧山解放。为了顺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激发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构建起农民对新生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冬学、民校、读报组、会议、农村业余剧团等形式,在扫盲的同时,对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以求得农民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从而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在强有力的教育和动员之下,农民通过参加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参加政治集会、参与解放初期的选举及各项政治运动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农民翻了身,党和政府也获得了农民的衷心爱戴,国家和农村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国家便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农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在大规模的组转社之前,从总体上看,不管贫农还是中农收入都有增加,生产生活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农民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群众组织、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等方式,服从国家制度安排,配合和支持农业合作化政策。随着大规模的组转社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干部强迫命令、对入社农民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产权转让不合理、对农民劳动时间控制过死,劳动过分紧张、对困难户缺乏照顾乃至打击,特别是农民收入减少甚至因收过头粮造成农民生存危机,萧山县出现了抵制行为,农民通过砍伐林木、宰杀牲畜、殴打干部、集体上访、大规模退社等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为平息农民的不满,国家对农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萧山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就民主办社、计酬方式、生产管理、财务制度等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国家和农村社会进入相互调整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在极富诱惑力的宣传鼓动及政策压力之下,一向保守且留恋个体经济的农民,迸发出了极大的奔向共产主义的热情,似懂非懂的他们狂热的参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积极参与积肥、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除“四害”等等,但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瞎指挥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特别是其后的大饥荒,沉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热情,冷静下来的农民,面对生存的压力,以自己的方式或明或暗的开始了抵制,推动国家政策进行了多次局部的调整。从1949年5月萧山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萧山农村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革,各级党组织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新的农村权威形成,社会结构的重建,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轮又一轮的群众运动,把一向分散的远离政治的小农卷入到政治洪流当中,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广大农民以服从性的参与方式保证了国家农村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这种服从有些是出于真心支持与拥护,有些则是由于无力和无奈。这一时期,虽然服从是农民公开或者显性政治参与的主流,但农民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农民或以显性或以隐性政治参与的方式,反抗或抵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农民抵制的并非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对象主要是具体的农村政策和部分有问题的农村干部,主要目标是争取更多的经济收入。随着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很快表现出了对农村改革政策的拥护和支持,农民也深刻感受到了党对农民意愿的尊重,认识到了没有党的领导和推动,就不会有农村改革政策的出台,从而表现出了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拥护,国家和农村社会再次进入了良性互动时期。
吕志茹[6]（2014）在《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大会战”——以根治海河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工程多采用"大会战"的方式,被视为中共战争年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军事原则的延伸。以根治海河为例,这是由该流域的自然条件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人民公社制度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确保了施工劳动力的组织。"大会战"由于调集劳动力多,治理效果比较明显,但因主要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来推动,难以纳入制度化轨道,造成前紧后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等一些明显的问题。
郝正春[7]（2011）在《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文中认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做的探索与努力,是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革命步骤。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提出了相宜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其中,新区土改在1927年以来的中共土地运动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中共建构政权、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起点又是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名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最后历程,亦是涉及人口最多、动员范围最广、政策比较严密、运作过程相对平稳的一个土地革命阶段。然而,中国幅员广阔,乡村社会地域特征异常突出,其历史条件、社会生态差别极大,故各地土地改革的进程与特征不尽相同。通过对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土地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将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立体图像和丰富内涵,亦能更加客观地体察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及中共为此所做的努力。晋中新区土改即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依据晋中特殊社会生态领导农民进行的一场土地革命,是新区土改中的一个特例,其间经历了诸多繁难和曲折,而这些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之繁难与曲折的一个缩影。本文即以土改实验村为中心,以“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视角,在运用历史档案、报刊文献、地方志等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态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晋中新区土改运作的各个层面是如何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由隔膜而渐次达到融合的经验历程及其间所经历的曲折和繁难进行历史考察,从而更立体地展现这一时段丰富的社会图像和时代特征,并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土地改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围绕研究主题,本文以土改前晋中新区社会生态作为分析起点,对晋中新区土改中的各个层面如土改政策的生成与发展、乡村民众的社会动员、乡村土改的权力机构、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财富再分配、土改干部群体等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土改前晋中新区社会生态因各种政治力量在该区域的角逐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相。在该区域,既有传统封建关系的遗存、又有中共“五四指示”后短暂的土地调剂,更有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制度的深层影响,这就使该区域乡村社会生态异常复杂。晋中地区解放后,中共即在该区域逐步开展了土地改革,其遵行的政策之生成,一方面综合参照了过去老区及其它新区土改政策的经验,一方面则充分考虑了晋中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得以发展与完善。然而,中共政策施行并非一帆风顺,各社会阶层基于过往生存经验而呈现的各种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对土改形成了种种阻滞,这不得不使中共在运用既往动员组织民众的经验与技术的同时,探寻更为有效的技术以达到自己的动员目标。在动员民众基础上,中共亦汲取经验,运用各种组织技术,在乡村组织了贫农团和农民协会以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其间亦颇多曲折。对土改而言,其核心工作就是阶级划分和财富再分配。无论阶级划分还是财富再分配,中共都制定了可供参照的标准和政策,但在具体实践运作中民众以往不断积淀的生存经验与现实需求使之运用各种技术对土改工作进行对抗与抵制,这与中共权力建构的理想相距甚大。为了达成目标,中共不断动员组织其权力的践行者——土改干部,并对他们施以技术训练与理论教育以提升其自身素质与行政能力,以克服干部数量与质量的局限,期望他们在权力构建中发挥关键性的对接作用。但身处国家与社会中间的干部在权力实践过程中又往往受自身经验技术或政策体制的制约而陷入种种行为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晋中新区的土改历程并非一路坦途。通过“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三维视角将能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现这一历程的曲折与复杂。当下,中国农村问题乃至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均牵涉国家、民众及政策践行者的三维互动场景,其间仍不可避免会遭遇各种困难与曲折,虽然并非历史的翻版,但历史的经验构建历程会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而“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三维视角亦有益于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回良玉[8]（2010）在《切实做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水利普查工作》文中研究表明2010年11月1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切实做好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即将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会上,水利部部长陈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湖北、广西两省（自治区）政府的分管领导分别发言。本刊特别刊出回良玉副总理的讲话和陈雷部长等几位领导的发言,希望广大读者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切实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好水利普查工作。
邓群刚[9]（2010）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文中指出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互助组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终结的特殊历史时期——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山区变动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在此期间,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山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一直是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孜孜追求的目标。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一系列山区建设工程,前后相继,一路走来,促使中国山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加强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当前学界方兴未l艾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添砖加瓦,而且能够为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以山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利用新近发现的《乔钦起工作笔记》,结合基层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着重考察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山区、建设山区的总体历程,探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山区的命运的,进而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历史地位和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反思。邢台县西部山区人多地少,长期存在一个粮食问题。由于耕地不足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传统社会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一方面向山要地、大修梯田,向河要粮、大造滩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采取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修整土地、增施肥料、合理密植、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农业机械等措施,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两者相结合,为邢西山区粮食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规模宏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促使邢台县西部山区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邢台县西部山区资源丰富,有着发展多种经营的良好基础,其中尤以经济林特产资源品种居多,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但是受开发条件的限制,在传统时期山区资源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还比较重视多种经营的发展。其间虽也曾受到“以粮为纲”等政策的影响,但是“文革”后期,山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山区建设没有了后顾之忧,山区建设方针实现了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的转变,以林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获得了发展空间,邢台县西部山区从此踏上了富裕之路。水土保持工作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由于乱伐滥砍、毁林毁草、开荒种粮、放牧过度等历史原因,传统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群众深受其害。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对水土保持工作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以工程措施为主的沟谷治理、大跃进时期以生物措施为主的大造林、调整时期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经济沟建设等阶段,最终实现了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的转变,最终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蓄水保土之路,影响全国。靠山吃山,靠山用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是会吃和会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既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考验,又遭受过多年“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但出于国家不断的调整政策,广大基层干部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山区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三大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邢西山区传统时期“穷山恶水”的面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影响全国的“太行山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三大历史性转变的实现,与集体化时代实行的集体化体制、基层干部的素质、乡村政治结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当前的山区建设应该在山区建设的规划、多种经营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干部的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代精神的发扬等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回良玉[10]（2009）在《在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提出（2009年11月10日）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在今年农业生产已成定局、实现粮食连续6年丰收和农民收入连续6年较快增长、正在谋划明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时机,在今年抗御干旱
二、今冬明春农业七大重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冬明春农业七大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河南白龟山水库移民迁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白龟山水库的兴建 |
| 一、水库兴建的背景 |
| (一)水利建设的兴起 |
| (二)水利“大跃进” |
|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白龟山水库的建设 |
| (一)水库的自然环境 |
| (二)水库周边的社会经济状况 |
| (三)水库建设的过程 |
| 第二章 移民迁移与移民补偿 |
| 一、移民迁移 |
| (一)迁安机构设立 |
| (二)移民范围 |
| (三)迁移方向 |
| (四)迁置过程 |
| 二、移民补偿 |
| (一)老移民的迁安补偿规定 |
| (二)新移民的迁安补偿规定 |
| (三)新老移民迁安补偿不同的原因 |
| 第三章 移民安置的问题与举措 |
| 一、移民安置中出现的问题 |
| (一)安置房紧缺 |
| (二)生产条件恶劣 |
| (三)邻里纠纷增多 |
| (四)问题产生的原因 |
| 二、解决问题的举措 |
| (一)加快安置房建设 |
| (二)组织移民二次外迁 |
| (三)落实退赔政策 |
| (四)加强财务管理 |
| (五)强化思想教育 |
| 第四章 移民安置的完善与水库现状 |
| 一、移民遗留问题 |
| (一)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
| (二)移民大量回流 |
| 二、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 |
| (一)改革开放的有利形势 |
| (二)国家开发性移民政策 |
| (三)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的具体措施 |
| 三、白龟山水库现状 |
| (一)水库效益 |
| (二)库区开发 |
| (三)移民生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1.5 基本概念界定和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5.1 农民教育释义 |
| 1.5.2 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 |
| 1.5.3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 |
| 1.5.4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理论 |
| 1.5.5 现代国家建构理论 |
| 1.5.6 政治认同理论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必要性与实践框架 |
| 2.1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历史背景 |
| 2.1.1 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
| 2.1.2 建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 |
| 2.1.3 新型国家建构推动乡村变革 |
| 2.2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现实之需 |
| 2.2.1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需要 |
| 2.2.2 为建构新型国家培养乡村干部人才的需要 |
| 2.2.3 形塑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需要 |
| 2.3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实践框架 |
| 2.3.1 农民教育的目标导向 |
| 2.3.2 农民教育的内容 |
| 2.3.3 农民教育的载体选择 |
| 第3章 阶级意识教育与乡村秩序重建 |
| 3.1 新中国乡村新政权建设的需要 |
| 3.1.1 农民传统宗法观念亟待改造 |
| 3.1.2 新型国家政权向乡村的下移 |
| 3.1.3 乡村政权建设需要重塑农民的政治观念 |
| 3.2 阶级意识启蒙教育:土地改革运动 |
| 3.2.1 培育阶级观念:诉苦运动 |
| 3.2.2 明确阶级归属:划分阶级 |
| 3.2.3 确证阶级地位:实现翻身 |
| 3.3 阶级意识的深化:集体化运动 |
| 3.3.1 强化阶级信任:动员入社 |
| 3.3.2 坚定阶级意志:赋予权利 |
| 3.4 农民确立阶级意识与乡村秩序重建的互构 |
| 3.4.1 阶级结构的变化:消灭地主阶级 |
| 3.4.2 权力结构的变革:贫雇农成为新的政治精英 |
| 3.4.3 乡村政治文化嬗变:乡村秩序重建 |
| 第4章 国家认同教育与农民新型国家观念的确立 |
| 4.1 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需要 |
| 4.1.1 国家观念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
| 4.1.2 新型国家观念的确立需要国家认同教育 |
| 4.1.3 国家认同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
| 4.2 国家认同教育的全面展开 |
| 4.2.1 新型国家的归属意识教育 |
| 4.2.2 新型国家的政治权威认同教育 |
| 4.2.3 新型国家利益观的认同教育 |
| 4.3 国家认同教育转变了农民的国家观念 |
| 4.3.1 培育了农民的爱国主义情感 |
| 4.3.2 形成了农民对国家权威的认知 |
| 第5章 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与农民思想的革新 |
| 5.1 制度与思想实现统一的需要 |
| 5.1.1 制度认同教育是制度与思想相互依存的纽带 |
| 5.1.2 新与旧的交锋:新中国制度与思想的更迭 |
| 5.2 集体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 |
| 5.2.1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 |
| 5.2.2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 |
| 5.2.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 |
| 5.3 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革新了农民的思想 |
| 5.3.1 牢固树立集体主义思想 |
| 5.3.2 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
| 第6章 文化生活教育与农民新生活理念的塑造 |
| 6.1 农民传统的文化生活现状需要改变 |
| 6.1.1 传统社会心理束缚农民观念的更新 |
| 6.1.2 乡村封建迷信盛行阻碍农民思想解放 |
| 6.2 文化生活教育的基础:文化启智 |
| 6.2.1 冬学的扫盲识字教育 |
| 6.2.2 农村业余学校的生产技术教育 |
| 6.3 文化生活教育全面展开:移风易俗 |
| 6.3.1 破除迷信观念的教育 |
| 6.3.2 开展禁毒、禁赌、禁娼教育 |
| 6.3.3 改造游民、巫婆神汉特殊群体 |
| 6.3.4 进行新婚姻观教育 |
| 6.4 文化生活教育更新了农民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 |
| 6.4.1 民间信仰的移易 |
| 6.4.2 择偶观和婚姻仪式的变革 |
| 6.4.3 现代生活方式的养成 |
| 第7章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教育的经验总结与当前启示 |
| 7.1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历史经验 |
| 7.1.1 教育思想和实践运动相统一 |
| 7.1.2 新观念与农民诉求的统一 |
| 7.1.3 政治教育嵌入文化教育 |
| 7.1.4 农民教育的日常生活化 |
| 7.1.5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失误 |
| 7.2 对新时代农民教育发展的启示 |
| 7.2.1 国家发展目标、教育目标、农民利益诉求相互协调 |
| 7.2.2 农民教育主体间实现互动 |
| 7.2.3 营造农民教育的生活化氛围 |
| 7.2.4 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首要任务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4）在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充分肯定成绩, 认真总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经验 |
| 二、突出工作重点, 扎实抓好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 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统筹做好当前农业农村各项工作 |
（5）萧山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样本、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样本 |
| (二)相关概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结构安排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教化与革命解放初期萧山农民的政治参与 |
| 第一节 革命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农村教育和农民政治认同的构建 |
| 一、萧山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 |
| 二、农村教育与农民政治认同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萧山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
| 一、参加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 |
| 二、参加政治集会 |
| 三、参加解放初期的选举 |
| 四、参加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顺从和抵制合作化时期萧山农民的参与行为 |
| 第一节 萧山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情况 |
| 一、互助组的试点及普及 |
|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发展及其整顿 |
| 三、农业合作运动高潮的到来及合作化的基本完成 |
| 第二节 政治动员与农民顺从 |
| 一、中共领导下的农村政治动员 |
| 二、动员下的政治参与 |
| 第三节 合作化时期的农民抵制与政策调整 |
| 一、通过报纸等媒介抵制干部的错误行为 |
| 二、采用消极怠工、宰杀牲畜、砍伐林木、破坏农具、铺张浪费等抵制方式 |
| 三、上访请愿、威胁殴打干部、退组、退社 |
| 四、抵制后的政策调整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萧山农民的政治参与 |
| 第一节 参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一、参加“大跃进”运动 |
| 二、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
| 一、参加“四清”运动 |
| 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农民的参与行为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农民政治参与 |
| 一、农民政治参与形式的演进 |
| 二、国家和农村社会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大会战”——以根治海河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大会战”的必要性和条件 |
| 二、“大会战”的实施概况 |
| 三、“大会战”的成效与反思 |
（7）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土改前的晋中新区之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传统封建经济关系 |
| 第二节 阎锡山时期的"土地村公有"与"兵农合一" |
| 第三节 阎锡山时期的"自白转生"与"三自传训" |
| 第四节 "兵农合一"典型村之社会生态考察 |
| 第二章 晋中新区土改政策之考察 |
| 第一节 老区土改之政策经验 |
| 第二节 新区土改之政策经验 |
| 第三节 晋中新区土改政策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三章 乡村民众的社会动员 |
| 第一节 土改初期各阶层的思想动态 |
|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政策依据 |
|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技术运作 |
| 第四章 乡村土改的权力机构 |
| 第一节 昙花一现的贫农团 |
| 第二节 乡村权力的执导:农民协会 |
| 第五章 阶级划分:身份与权力的重塑 |
| 第一节 阶级划分的标准 |
| 第二节 阶级划分的技术运作 |
| 第三节 权力与权威的演示:斗地主 |
| 第六章 乡村财富的再分配 |
| 第一节 土地分配的政策与策略考量 |
| 第二节 土地分配之运作过程 |
| 第三节 土地之外之财富再分配 |
| 第七章 "经验"制造的主导者:土改干部群体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土改干部之动员与配置 |
| 第二节 土改干部之训练与学习 |
| 第三节 土改干部之纪律规束与行为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切实做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水利普查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正确分析形势, 充分认识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二、把握重点任务, 切实做好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全国水利普查工作 |
| 三、认真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统筹做好农业农村各项工作 |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资料介绍 |
| 五、概念说明 |
| 六、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传统时期的邢西山区状况 |
| 第一节 邢西山区的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邢西山区的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状态下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生产度荒 |
| 第二节 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农业 |
| 第三节 以副补农: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副业 |
| 第四节 植树造林 |
| 小结 |
| 第三章:山区建设的起步:合作化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农业 |
| 第三节 植树造林,绿化山区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 |
| 第五节 从沟谷治理到综合治理:合作化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设繁荣幸福的新山区":"大跃进"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大跃进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在山区:邢西山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完善 |
| 第三节 山区农业大跃进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与社队企业 |
| 第五节 大造林:大跃进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第六节 山区农村电气化的初步尝试 |
| 小结 |
| 第五章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调整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山区建设方针的形成 |
| 第二节 一手抓川:修滩地 |
| 第三节 下楼出院:山区的半机械化工具改革 |
| 第四节 一手抓山: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战天斗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山区建设方针的确定 |
| 第二节 向山要地:综合治理英谈沟 |
| 第三节 向河要地:决战南河滩 |
| 第四节 建设高标准大寨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 第五节 一种、二养、三加工、四采掘:多种经营 |
| 小结 |
| 第七章 太行山道路的先行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 |
| 第二节 科技初进太行山 |
| 第三节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
| 第四节 办企业,跨小康 |
| 第五节 新世纪,再创业 |
| 第六节 集体化道路的坚守者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集体化时代的邢西山区建设所留下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在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充分肯定成绩, 进一步增强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
| 二、突出重点任务, 掀起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高潮 |
| 三、健全体制机制, 提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 |
| 四、统筹做好今冬明春农业农村各项工作, 努力保持农业农村良好发展势头 |
四、今冬明春农业七大重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2]河南白龟山水库移民迁置问题研究[D]. 郝运杭. 河南大学, 2019(01)
-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研究（1949-1966）[D]. 樊荣. 西北工业大学, 2019(04)
- [4]在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J]. 汪洋. 中国水利, 2017(21)
- [5]萧山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49-1978）[D]. 高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6]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大会战”——以根治海河为中心的考察[J]. 吕志茹.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4(03)
- [7]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D]. 郝正春. 山西大学, 2011(05)
- [8]切实做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水利普查工作[J]. 回良玉. 中国水利, 2010(22)
-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D]. 邓群刚. 南开大学, 2010(10)
- [10]在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回良玉. 中国水利, 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