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谈企业文化建设与变革的实质——从企业价值观谈起（论文文献综述）
欧叶荣[1]（2020）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愈烈、交锋正酣,多元文化场域的复杂交织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正不断威胁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政治文化附着于政治系统的强大稳定性,及党内政治文化以维护政党合法性为宗旨的特征,行政文化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更易发生变动,也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整合、引领的天然优势。而且,多元文化场域中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自我与他者、吃苦与享乐、个体与公共等价值间的张力,也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多层次矛盾。这给行政文化整合带来了重大历史挑战,因而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成为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场域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性质维度、形式维度等多个层面立体展开;行政文化系统也是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精神流传性与物质依附性等多元属性并存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辩证把握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以及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从现实层面来看,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各个文化场域给行政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究其实质,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主要面临着传承与转换的整合、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现实与理想的整合、人与机器的整合、人的主体性的整合、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等实质困境。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及行政文化生态系统两个层面的目标导向,需同时把握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和文化整合的特殊原则。其具体方案设计为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认知转变机制;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矫治优化机制;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沟通对话机制;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功能协调机制、结构重建机制、价值重塑机制;以及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风险规避机制五个阶段。其中,行政文化系统的结构重建和价值重塑是核心,也是本文主要创新点所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博弈,促使行政精神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等各层面的要素调整和内涵赋新:精神层面包括培养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行政动机、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相统一的行政态度、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相统一的行政情感等开放兼容的行政心理;塑造工作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行政实践观、行政主体与公民身份相统一的行政角色观、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行政价值观等先进健康的行政观念;确立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行政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行政信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相统一的行政道德等与时俱进的行政思想;及发展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体系、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体系等本土化的行政理论。制度层面包括以精英联大众,塑造全员参与的民主体系;以科学融人文,塑造技术规则的责任体系;以西方鉴中国,塑造融礼于法的法治体系;以传统喻现代,塑造自律家训的廉洁体系;以线上促线下,塑造人民满意的服务体系;以国内推国际,塑造和平发展的友好体系。行为层面包括“刮骨疗毒”之克服网络文化浮夸风气,反对形式主义;摒弃传统文化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割除西方文化功利毒瘤,反对享乐主义;警惕大众文化消费特性,反对奢靡之风和“淬火赋能”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吸收西方竞争特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紧跟大众现实需求,为民服务真抓实干;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进一步指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了人民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共同揭示了人民是共和国的伟大建设者,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共同彰显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整体推进人民各项权利平衡发展的行政价值规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的行政价值准则、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行政价值标准、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政价值追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政价值目标。为促进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具体实现,需遵循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及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等实践策略;实施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等现实路径。
刘鸿宇[2]（2020）在《企业伦理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作为政治、经济、伦理复合功能的社会实体,承担着生活生产、政治动员、道德教育等社会职责。改革开放后,社会承认并赋予了企业利益主体与独立法人的地位,企业成为了承担市场职能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导致企业的伦理行为实践出现了分歧与差异:以工具理性为行动法则而缺少伦理规约的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取向做出损人利己的不伦理行为;而重视价值理性与伦理规约的企业则以道德责任主体的身份在参与市场活动并承担社会责任,其伦理实践方向仍在探索的道路上。可见每个企业均有着不同的道德意识发展水平,其伦理行为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伦理实践水平亦是良莠不齐。因此对企业伦理行为进行建构,改善并提升企业伦理实践力,在其伦理行为中探寻求利与求德的平衡点,对于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必要的。企业伦理行为是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在现实伦理场域中展开的关涉价值取向与善恶判断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企业伦理行为的建构必须从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与现实伦理场域出发,为企业的伦理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主体动力与外在规则导向。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企业伦理行为是基于企业道德主体能动性与外在伦理场域导向性的现实呈现。企业建立在契约关系与组织制度的基础之上,在其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创生的伦理实体。与此同时企业亦是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整体性行为主体,具有自我道德意识与自主行为,是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企业道德意识与意志的发展构成了其道德能动性的内在精神动力;伦理场域则构造了企业“目的—手段”链的外在规范性成分,将社会价值与规范成分需求融入到企业伦理行为之中,确保企业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可以从行为的意图、规则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基于利益相关者关怀的伦理意图促进了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互惠,保证了利益分配的公正合理性以及企业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环境决定着企业组织伦理制度的确定及其外部规范性价值的关联,以社会激励或强制性的手段规导企业伦理行为的发展方向;负责任的企业道德主体对其预见性的后果负责并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中包含着“知”、“场”与“行”三个方面。“知”即为企业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控、自律等能动力,与企业成员道德素质、集体道德良知紧密相关的,成为伦理行为发生的内源性动力;“场”即为伦理场域,是企业伦理行为发生外在性规则与强制性措施,具有客观现实性与稳定性,是企业伦理行为形成的外在导向;“行”即为企业伦理行为,它是在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与伦理场域外在压力的结合中产生的。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不足时,在外界伦理场域的压力下,企业呈现出一种被动式的伦理行为模式;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得以提升时,企业呈现出一种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觉伦理行为模式。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方案则是从企业伦理能力、企业伦理制度与企业伦理精神三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企业伦理能力构建在于通过培养企业伦理认知力、意志力与实践力来提升企业伦理行为能动性;其二,企业伦理制度建构是基于伦理场域客观规则与企业道德目标相结合的伦理行为实践导向机制;其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看,是社会责任与伦理精神相统一的精神动力导向机制。
邱铁鑫[3]（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刘海军[4]（2019）在《企业文化要素对内部控制影响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一体化及信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使企业发展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经营风险也显着增大,面对如此多变的经营环境,企业需要做好内部控制工作来适应企业生存和发展,规避风险,创造和维护企业自身价值。内部控制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发展,尤其对于大型企业集团更加突显了内部控制重要性,甚至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内部控制已成为企业能否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接受公众检阅重要标准,预防舞弊与风险的屏障,迈向资本与证券市场的通行证。内部控制在制度的建立、执行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企业文化要素如何影响内部控制,高管团队管理特征对二者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为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实证研究的方法,利用分析统计软件对获取数据做具体的研究分析,进而得出一定的研究结论。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及相关理论阐释,提出企业文化要素对内部控制影响的假设,高管团队管理特征对企业文化和内部控制二者关系调节作用的假设。进而根据假设,以企业文化规范管理要素、使命愿景要素、创新发展要素、人缘文化要素、社会责任要素、组织认同要素、市场导向要素作为研究变量,高管团队管理特征为调节变量,内部控制效果为结果变量,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有关问卷测量量表和半开放式访谈相结合的基础上,编制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收集相关研究数据,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内大型港航物流类企业。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对于数据处理过程,采用了预测试与正式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净化试卷,保证其信度和效度。通过多重层次回归分析,实证研究验证文中提出的相关假设,得出研究结论。通过研究发现,港航物流类企业的企业文化要素与内部控制总体上具有正相关关系,但企业文化每个要素对内部控制各个目标的影响权重和方向差别很大。当正式的内部控制制度失效,企业文化可以管理整个企业的经营行为。内部控制制度如果能够依托于良好的企业文化,则能够在实践中得以有效执行,提高治理公司的实际效果。企业高管团队管理特征对企业文化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调节能力得到验证,这表明了无论是民主型还是独裁型管理特征都影响到企业文化要素与内部控制的关系,通过改变企业高管团队管理方式来改变企业文化以及内部控制效果是有可能的事。这也提醒企业在利用企业文化提高内部控制效果时,也要充分考虑企业高管团队管理特征的影响。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对未来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古璇[5]（2018）在《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文中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人们也早已意识到并致力于解决此问题,但并未得到十分有效的改善。究其原因,不合理的消费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症结所在。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消费活动,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主要是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通过对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生产出新的产品;生活性消费主要是通过对物质文化生活资料及劳务的使用消耗进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传统的消费伦理研究主要是以生活性消费为切入口的研究范式。然而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是生产性消费环节的道德失范,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层出不穷,异化了的现代生产方式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层面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和毁灭性。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应从生产性消费角度入手。关于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理论维度,对存在于生产性消费中“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进行理性反思,分析出工业文明生产之线性非循环的片面思维方式导致了生产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生产性消费伦理应体现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特质,即适度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具有全局意识、长远规划的构架,即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和绿色消费的实践模式。生产性消费伦理的价值维度是追求综合效益的经济价值、遵循和谐之理的人本价值、维持公正稳定的社会价值、顺应万物和谐的生态价值之综合统一。实践维度,从道德主体的塑造与生产性消费伦理的构建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对企业、政府和个人这三个层面的生产性消费道德主体深入分析:与生产消费环节联系最紧密的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和追求自然环境的生态效益之间如何进行正确的价值认定、利益取舍并塑造企业伦理文化很重要;在整个社会生产消费活动中承担思想引领和道德规范的政府,如何自我定位,如何有效协调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在全社会倡导发展绿色生态消费伦理是关键;作为微观层面直接行为个体的人,在实践中形成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道德认识,使之行为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是生产性消费活动符合伦理、契合道德规范的最直接因素。另一方面,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生产性消费行为,实现道德主体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化认同,并依靠伦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有效规范,使得生产性消费活动呈现正确的价值引领和伦理向度,以此构建既促进生产发展、又符合生态效益的生产性消费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把着力点置于生产性消费环节,实质是将解决生态的问题前置,从环境恶化的源头剖析和解读。以伦理的角度引导生产性消费活动,用道德的规范约束生产性消费行为,形成走向生态文明之路的生产性消费伦理,这也是伦理学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现实依托。
董姝妍[6]（2017）在《从组织记忆到组织遗忘：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研究 ——以长春一汽发展历程为案例》文中指出当今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已经为人们所深深认同。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应对动态复杂环境的有效手段,就是实施战略变革。但一些企业能够及时改变战略以适应环境,然而另一些企业却不能进行适时战略变革或不能正确战略变革而导致企业走向失败;这些现象揭示了企业需要实施持续性战略变革以谋求发展。综观现有对于战略变革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战略变革内容和战略变革过程两个方向展开的,可由于研究者们拥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关注点,致使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出现自己内部和两个方向之间的研究结果出现不一致、不融合的现象,使得至今仍未对企业战略变革“前因-过程-后果”得出一个一致的、系统的、动态的指导框架;究其原因,是因为两个方向均未进入组织内部来探究战略变革的过程和系统动力。怎样不断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怎样克服创新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怎样使得变异机制强势?这些问题业已成为战略变革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彼得·德鲁克提出的“抛弃政策”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只有先从“有计划地、系统地淘汰过时的、衰退的、旧的东西（德鲁克）”开始着手,企业才能避免组织中的“遗传强势”现象;只有“将不切实际的、不成熟的、荒唐的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创新项目（德鲁克）”,企业才能实现变异机制的强势效应;只有“在整个企业中营造一种学习氛围,让整个企业不断地学习（德鲁克）”,企业才能将“新的战略选择”成功实施。因此,“抛弃政策——创新项目（战略变革导向的具体内涵）——组织学习”互动往复,企业才能正确实现与实现正确的“遗传—变异—选择”过程。管理大师德鲁克的思想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如何实现“持续性战略变革”成为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了解开“持续性战略变革”这一关键问题,本文在综合考量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获得一些启发:（1）针对战略变革内容和过程学派的分离状态,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两者的初步结合,并认为组织学习能够促进战略变革;但这些研究对组织学习如何促进战略变革的内部机理揭示不足。（2）组织记忆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获取、存储和提取学习效果,但记忆难以改变;组织遗忘（战略性）是一种战略上的放弃,是对组织记忆的某些无用的和误导性的观念、逻辑和方法等的放弃过程;因此从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互动的组织学习过程来探索战略变革的内在机理,是一个适当且必要的选择。综上,本研究为了解决“持续性战略变革”这一关键问题,以德鲁克的抛弃政策为视角,将战略变革的前因后果和过程相结合,探索基于组织记忆与组织遗忘互动的系统性、周期性和持续性的战略变革过程。本研究意在构建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理论,所以本文属于理论构建型的探索性研究。要解答关于这类“怎么样”和“为什么”式的研究问题,案例研究法特别有效。更重要的是,从研究目的上,本研究是要发现一个企业持续战略变革的内生动因,这类问题往往具有传统性、长期性和隐性等特征,因此需要按时间顺序追溯相互关联的各种事件,所以采用对单案例分阶段、对不同时期进行扎根分析的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保持与实证数据的紧密联系,才能构建出经得起检验、有意义而且有效的理论。本文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战略变革”,因此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特征的创新战略变革践行者的“长春一汽”,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符合“数一数二”和“极端情境”这两个标准的,所以本文选择了作为中国汽车工业“长子”的长春一汽来构建理论。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和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技术,分析发现,长春一汽存在“生产——市场——企业家”导向的战略变革演进路径。长春一汽能够不断破除前一阶段主导逻辑的“禁锢”,主要是由于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有计划抛弃的自主创新系统”使然。因此虽然三个阶段的战略导向表象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在“企业家精神”推动下的创新战略变革。基于“抛弃政策”的长春一汽战略变革过程模型,其实质是在外部环境诱因作用下,企业家精神成为导致组织变异超越组织遗传的源动力,组织学习机制因其能够促使组织记忆与组织遗忘积极而理性互动而对实施与实现战略变革起调节作用。由此会形成“企业家精神（抛弃政策的初始动因）→（抛弃政策←→组织学习）→战略变革”这种“有计划抛弃的自主创新系统”。因此,企业家精神这一根性动因,会打破原有落后的主导逻辑,启动新一轮的创新过程（战略变革过程）。这正是德鲁克提出的基于“抛弃政策”的创新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强调了创新的系统性、动态性和持续性。综上,本文提出了抛弃政策的新视角,构建了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系统,构建了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战略变革内生动力系统,并提出了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互动的组织学习过程。这一持续性战略变革系统构建的基本观点是:自觉创新产生自主创新。在这一动因构念及其作用逻辑的基础上,创建了以企业家精神、抛弃政策、组织学习为基本构成的系统模型:通过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互动的组织学习过程,实现战略持续变革演进,最终提高企业的战略变革能力。这一模型与现有理论相比,是研究创新战略持续变革的内生性机理,建立了“企业家精神+抛弃政策+组织学习”有机整合的理论框架。这一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系统中,动力源是组织内部基于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创新精神刚性;并揭示了通过“企业家精神”来不断变异企业战略的“主导逻辑”,进而推动企业组织的创新系统不断循环,最终推进战略变革适时升级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企业实施这一战略变革的建议。
王琳琳[7]（2017）在《品牌价值观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文中提出2017年国务院发文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与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靠产品输出或劳务输出不同是,如今变成了品牌输出、文化思想输出、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输出。然而,在国家和业界高度重视中国品牌建设、打造全球品牌的同时,相比国外的全球品牌,中国跨国公司品牌在打造消费者-品牌关系,创造品牌附加值,提升品牌价值方面还比较薄弱。而从品牌价值观的角度切入,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打造全球品牌,创造品牌具有产品之外的附加价值。但是相比企业文化价值观、品牌文化等概念,公司对于品牌价值观的理解还不清晰,大部分直接将品牌价值观与企业文化价值观视为一体,这也直接影响了企业对如何打造公司品牌价值观的理解,以及品牌价值观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品牌价值观（brandvalues）是把人类价值观作为品牌概念的表征,从而使得品牌拥有文化象征意义。目前有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外已有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并把握品牌价值观的概念内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结合对消费价值观、企业价值观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大部分聚焦于企业内部的企业（或组织）价值观研究,或者直接以消费价值观作为品牌价值观,没有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考虑。学界还未揭开品牌价值观的形成机理及作用机制这一“黑箱”,鉴于此研究空白,本文基于价值共创理论,从企业内外部视角,首次全面分析了公司内部的创始人、高层管理团队、员工以及公司外部的顾客、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对品牌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作用,以及品牌价值观的影响效应。这对于现有的品牌价值观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补充和拓展,又能为中国企业打造全球品牌、创造品牌附加价值提供实践启示。鉴于品牌价值观领域的理论体系不成熟,价值共创理论与品牌价值观之间联系的研究较为匮乏,另外品牌价值观方面的实证研究也非常缺乏,本文在研究设计上采取混合研究策略,包含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研究一为定性研究,本研究以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4家高科技公司的品牌传记作为数据收集来源,运用扎根三级编码构建了品牌价值观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模型。研究表明,在品牌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受到公司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其中公司内部因素包括:创始人、CEO等高层管理团队、员工参与以及公司制度化（如以品牌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外部因素包括:公司外部的顾客（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另外,外部环境因素和组织发展因素对品牌价值观形成具有调节作用。品牌价值观的影响效应包括对组织层面的影响和个体层面的影响,组织层面主要是指品牌价值观对品牌价值的影响作用,个体层面主要是指其对外部消费者的影响。研究二为定量研究,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的品牌价值观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提出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构念,在研究中将其作为前因变量,并选取顾客品牌认同和品牌情感融入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实证分别验证了两者的单中介、并列中介及链式中介作用。最后,通过理论剖析及结构方程模型比较,发现品牌价值观一致性通过顾客品牌认同和品牌情感融入对自我-品牌联结或口碑产生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优于并列中介模型和单中介模型。本文主要包括绪论、品牌价值观相关的文献回顾、整个研究的理论基础、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论与展望六大章节。其中,第一章为绪论,包括本文研究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明确研究的目的,并阐述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第二章为品牌价值观的相关文献回顾,本章回顾和评述了消费者价值观、企业价值观及品牌文化、品牌价值观方面相关的研究,该部分为进一步厘清品牌价值观的概念内涵及下一步的研究思路打下基础。第三章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本章梳理了价值共创理论、自我一致性理论以及品牌价值观一致性、顾客品牌融入、顾客品牌认同方面的文献研究,在对现有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明确现有研究的空白,并为后续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四章是定性研究部分,基于Interbrand Top 100品牌排行榜上4家高科技公司的品牌传记进行扎根理论研究,结合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过程,综合性地分析了品牌价值观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第五章是定量研究部分,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引入“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构念,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品牌价值观的影响效应。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本章分别总结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论,并详细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创新贡献以及对企业营销与管理的启示,最后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品牌价值观概念内涵的界定,并与相似概念进行区分。以往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企业内部的企业（或组织）价值观研究,或者以消费价值观作为品牌价值观,但是却忽略了企业的作用。有的学者提出了公司品牌价值观,但是却忽略了顾客在品牌价值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在对价值观和品牌文化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Torelli等（2012）、何佳讯和吴漪（2015）及已有的一些研究,从企业（或公司）内外部的视角,将品牌价值观定义为企业在品牌规划过程中通过“深层建构”（包括创始人的倡导、高层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参与以及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创价值）所形成的共享信念体系,是企业组织价值观与消费价值观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什么是更好的品牌行为方式,是企业管理层希望根植在企业内部,最终被外部消费者感知的核心价值观。2.本文构建的品牌价值观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模型揭示了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创建品牌资产的过程。本研究通过质性编码分析,确定了“品牌价值观的形成机制”和“品牌价值观的影响效应”两大核心范畴,并综合性地分析了品牌价值观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这一过程与以往仅关注企业与品牌资产的关系,或者顾客与品牌资产的关系不同的是,本文基于价值共创理论,从企业内外部视角,首次全面分析了公司内部的创始人、高层管理团队、员工以及公司外部的顾客、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对品牌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作用,品牌价值观进而在个体层面影响顾客的感知,产生品牌共鸣,品牌共鸣产生的大量顾客心智上升到组织层面最终影响品牌资产（或品牌价值）。尤其是在图4-2中红色的逆向箭头代表了品牌价值观对顾客的影响作用会反过来影响顾客参与影响公司品牌价值观的形成,从而对品牌资产形成循环影响作用。3.本文首次将价值共创理论应用于企业品牌价值观形成机理的研究中,并结合领导特质理论、新兴领导理论等理论详细地阐述了企业内部如何与外部的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从而共同影响品牌价值观的形成。与以往研究的品牌价值共创模型不同的是,本研究的品牌价值观形成机制中也详细分析了企业内部的创始人、高层管理团队和员工等主体角色之间以及如何与外部消费者等进行互动与交流。本研究详细分析了创始人作为领导者的角色,其多种领导者特质（个性和兴趣、价值观以及认知模式和管理理念）对品牌价值观的影响作用,事实上与以往研究相同的是本研究也发现,“创始人”（或公司现阶段的CEO）对公司品牌价值观的确立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坚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公司的品牌价值观与创始人等高层领导的个人价值观紧密相关,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司的品牌价值观反映了创始人或者CEO的个人价值观。4.本文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引入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构念,拓展了“自我一致性”理论在消费者-品牌关系中的应用,丰富了品牌价值观影响效应方面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品牌价值观一致性影响效应的中介机制探究,丰富了品牌价值观方面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验证了顾客品牌认同和品牌情感融入在品牌价值观一致性对自我-品牌联结或口碑影响中产生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了顾客认同与顾客品牌融入两个构念之间的关系;并从品牌价值观的角度拓展了自我-品牌联结形成机理的研究。
吴春雷[8]（2016）在《基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企业综合报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焦点,引发了企业对外报告的变革。但是,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分离相应地导致了企业对外报告呈现各自分离的状态,即独立的年报（以财务报告为主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不利于有关价值创造的沟通,所以,国际会计界提出一种旨在整合各类报告的“综合报告”,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也于2013年12月正式发布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已有文献丰富了可持续性与企业报告的相关研究,但仍有两个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综合报告的理论依据问题,即构建综合报告的价值主线是什么?二是综合报告的构建问题,即在上述价值主线下,采用什么样的整合方法来构建综合报告?本文按照“理论基础——理论拓展——理论落脚点”的逻辑思路,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并重新审视了会计本质理论,进一步研究了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的企业综合报告的整合方法,继而设计了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力图建立一个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的、以会计本质为起点的、内在一致的综合报告理论体系。通过研究上述内容,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综合报告的整合思想和可持续性价值主线并非偶然,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可持续性科学理论之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可持续性科学的概念、研究论题和可持续性定量评估方法中。另一方面,以往关于会计本质的各种观点是相互渗透的,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应该在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有所推进,从而为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构建综合报告提供理论起点。第二,没有企业可持续性的整合理论就没有综合报告的整合方法和框架。本文提出的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是一种以价值为导向,以机会成本思想和资本效率方法为手段,以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全部资本价值贡献的评估为基础,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给予整合性度量的货币化评价方法。该方法适合任何形式的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输入模型的资本的数量不限于是否货币化计量；它以整合价值的方式,从市场层面上解决了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可持续地使用了资源这一问题。这一理论表明企业不可能通过最大化一种资本而忽视其他资本来创造可持续性价值。总体看,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符合可持续性整合的统一、贡献和平等原则。本文的统计分析展示了这一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第三,可持续性价值方法的提出将企业价值观拓展为可持续性价值最大化,可持续性在企业内部的整合发生在从治理系统、战略和商业模式到绩效评价和报告的各种层面,并导致对会计本质认识的深化。在可持续性视阈下,会计在本质上是组织主体采用专门方法,通过计量投入的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这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进而确定主体可持续性价值的一种工具。会计的作用表现为计量企业的可持续性价值,并且通过提供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贡献的相关信息,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会计的目标是确定特定主体的可持续性价值,会计本质的核心是对可持续性价值的计量,也对可持续性价值信息的真实性和整合性提出了要求。会计计量的结果需要以报告的形式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可持续性价值相关信息。从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展到综合报告是历史性演化过程,是会计本质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综合报告与其他报告间既有区别也有继承关系。第四,综合报告的实质是披露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的工具,所以应该以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整合局部报告信息、整合关键绩效指标信息、整合商业模式和战略信息。按照信息连通性水平,分为弱式整合、一般式整合和强式整合三种方法整合局部报告信息形成综合报告,其中强势整合方法是实质意义上的整合。按照可持续性价值主线,将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基本方面与“竞争对手和最佳实践”、“价值链”、“创新和知识”、“内部流程”四个维度相结合,嵌入财务资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环境资本以及社会关系资本,来构建整合的绩效衡量理论框架。构建商业模式和战略的整合模型,采用整合的三阶段方法,在综合报告中突出强调商业模式和战略系统的高度动态化特征。第五,我国企业报告具备了迈向可持续性综合报告的可行性,应该借鉴国际经验、运用上述整合方法,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的企业综合报告框架。国际案例启示是：综合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应该以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能力为逻辑主线,以整合性思维为前提条件,以信息连通性为灵魂,以整合的商业模式及其战略为核心,以关键绩效指标体系为反映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的定量信息源。本文构建的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由目标、信息质量特征、编制原则、内容要素构成。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的目标是完整地解释企业如何创造可持续性价值,为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信息质量特征主要有决策相关性、信息连通性、重要性、简洁性、一致性和可比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应该遵循可持续性价值导向、利益相关者导向和决策有用导向三项原则；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综合报告内容包括外部环境和企业概述、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公司治理、风险和机遇、企业绩效和未来展望等。本文的价值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深化了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并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设计了综合报告信息的整合方法,继而构建了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从而拓展了相关理论,也为实践提供参考。
许彦华[9]（2013）在《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企业诚信缺失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干扰了市场秩序，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以食品企业的诚信问题令人堪忧。本文打破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以静态分析和概念研究为主的局限，尝试将生命科学中的“基因”概念引入企业诚信文化研究中，运用文献、类比及实证等分析方法，将企业视为生命体，探索和揭示其诚信文化基因的生成渊源、衍变过程和变异选择，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与病变的现状及根源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及失信的危害，最后提出培育与重塑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策略与方案，以期发展和完善目前企业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诚信文化建设。文化是一种在社会领域具有基因色彩的遗传因子。文化基因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具有多维传承性、变异性和无形性等基本属性的文化表征与传承单位。位于企业惯习深层结构之中的诚信文化基因是决定企业生命体生成的根本内在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生命体的基本性状及寿命，其同样具有多维传承性和变异性。我国现代许多企业重视诚信建设，使企业的诚信文化基因保持着健康状态，如海尔集团和联想集团等，但也有一些企业违背诚信，使得诚信文化基因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如地沟油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就说明我国当代企业的诚信文化基因出现了弱化、矮化和癌化等病症。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包括基因传承复制和进化变异两种形式。价值观的认同决定着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复制与传承，而传承中企业培训、连锁、加盟等内部变异或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企业伦理价值观的进化。从长寿企业北京同仁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长寿原因的考证中，可知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复制传承和正向变异的内容和路径。企业诚信文化基因退化即指基因病变，这主要包括基因结构缺陷化、基因绌养化以及基因病态化三种表现。究其病变根源，主要有三：其一，文化冲击与冲突致使社会道德危机；其二，企业单纯利益最大化观念致使价值观扭曲；其三，制度缺失致使规范不力。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病变不仅仅危害企业自身生存，还危及他人安全，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破坏社会良好秩序，并有损国家形象和声誉。为此，我们急需培育和重塑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这需要从资源攫取、制度建构和路径选择三方面着手，具体包括：第一，传承中华儒家思想之精华，汲取晋商的商业诚信文化精髓和徽商的诚信文化营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借鉴西方文化和契约制度及法治机制；第二，健全企业外部诚信相关立法和企业内部诚信激励机制，这包括建立政府诚信制度，用公权来示范企业诚信建设，建立社会各相关机构诚信制度，用环境氛围来约束企业诚信建设，以及建立企业失信惩罚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企业诚信管理监控机制和公开民主决策机制；第三，要完善企业诚信思想建设，通过建立高层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共信圈”，在企业员工中营造自律自制的诚信文化氛围，以及完善诚信文化沟通的工作渠道，来积极塑造企业内部的诚信价值观。这样，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资源优势，营造诚信文化基因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和道德氛围，以从根本上修复我国企业诚信文化因子，使其健康、繁荣地传承下去。
王建新[10]（2012）在《儒家思想与中国特色企业价值观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将其落实到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的实际工作之中去,创造性地提出和构建具有本领域和本行业特点的价值观。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担负着商品的生产、流通和经营等方面的任务,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因此,探讨在当代条件下中国现代企业的价值观构建,具有十分迫切和现实的意义。儒家思想作为“德性之知”和“心性之学”,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价值观思想。但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价值观的构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偏向,这就是照搬西方的企业文化,机械沿袭西方的价值理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的丰富而深刻的价值观思想则弃之而不顾,甚至简单地将其当作封建过时的东西加以批判。本文的旨意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清理、改造、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中蕴涵的有益的价值观资源,并将其与企业建设的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特征相结合,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与和谐发展。企业价值观是一个包蕴了丰富内涵于自身之内的有机体系。概言之,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生态观、企业的道德观、企业的利益观、企业的治理观、企业的经营观、企业的知识观、企业的儒商观、企业的目标观等。本文结合企业建设的实际着重探讨了企业的生态观、道德观、利益观、目标观,它们是企业价值观构建的主要内容。本文共六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说明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是本文的理论前提和思想灵魂。它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价值、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内涵,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的内在关系及其结合方式。第三章“‘天人合一’与企业的生态观”,主要阐释了在现代条件下企业生态观建设应如何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因素,又应如何结合现代生态思想的发展赋予其时代新义。本章最后对于企业生态观的构建提出了具体的举措。第四章“‘仁者爱人’与企业的道德观”,集中探讨了儒家的核心即“仁学”思想,并结合河南国际道德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在继承和弘扬儒家“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建设“仁企”的构想,并凝练出“崇仁、尚和、重孝、守信”的价值观念作为建设“仁企”的价值标杆。第五章“‘义以生利’与企业的利益观”,专门探讨了儒家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在对其进行现代重释的基础上,对于现代企业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的义利观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第六章“‘和实生物’与企业的目标观”,主要探讨了儒家的和谐思想,并联系企业的目标观构建,论述了现代企业应如何规划其直接目标和终极目标及其关系,又应如何为实现企业和谐发展的目标构建“内和”和“外和”的内外环境的实践对策。全文的六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二章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论述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构成全文的统帅和灵魂；第三、四、五、六章分别阐释了企业的生态观、道德观、利益观和目标观,其中生态观是企业价值观构建的前提,道德观是核心,利益观是基础,目标观是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企业价值观构建的基本内涵。
二、略谈企业文化建设与变革的实质——从企业价值观谈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谈企业文化建设与变革的实质——从企业价值观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1）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是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1.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战略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多元文化场域 |
| 1.2.2 行政文化 |
| 1.2.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整合相关研究 |
| 1.3.2 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3 多元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4 行政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5 总体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理论逻辑 |
| 2.1 多元文化场域的多维立体呈现 |
| 2.1.1 时间维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交汇 |
| 2.1.2 空间维度: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 |
| 2.1.3 内容维度: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交织 |
| 2.1.4 价值维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 |
| 2.1.5 性质维度: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并存 |
| 2.1.6 形式维度:线上文化与线下文化碰撞 |
| 2.2 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元属性并存 |
| 2.2.1 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相统一 |
| 2.2.2 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相统一 |
| 2.2.3 精英性与大众性相统一 |
| 2.2.4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 |
| 2.2.5 物质依附性与精神流传性相统一 |
| 2.3 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 |
| 2.3.1 多元文化场域是行政文化多元属性生成的客观环境 |
| 2.3.2 行政文化系统是多元文化特质要素的融合样态 |
| 2.3.3 行政文化各成分的交锋是多元文化场域竞争的具体反映 |
| 2.3.4 多元文化场域变换与行政文化发展是同一过程 |
| 2.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 |
| 2.4.1 舆论形势:多元社会思潮泛滥挑战和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 2.4.2 政治导向:多元文化场域的政治化趋势是行政文化整合的催化剂 |
| 2.4.3 历史渊源:行政文化整合是应对多元文化冲突的主动选择 |
| 2.4.4 理论支撑:行政文化自身具有对他文化的渗透、融合、同化功能 |
| 2.4.5 现实要求:多元文化场域的激烈交锋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层次矛盾 |
| 第3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现实逻辑 |
| 3.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
| 3.1.1 主流文化确保行政文化前进方向 |
| 3.1.2 优秀传统文化筑牢行政文化思想根基 |
| 3.1.3 西方文化拓宽行政文化国际视野 |
| 3.1.4 网络文化丰富行政文化表达方式 |
| 3.1.5 精英文化提升行政文化发展层次 |
| 3.1.6 大众文化增添行政文化现实意蕴 |
| 3.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西方文化霸权企图消解主流行政文化的主导地位 |
| 3.2.2 落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阻碍行政文化转型与升级 |
| 3.2.3 网络文化低俗致瘾削弱行政文化传播力与被认同 |
| 3.2.4 精英文化品质下滑降低行政文化的思想深度 |
| 3.2.5 大众文化混乱异化加深行政文化的世俗观念 |
| 3.2.6 青年亚文化流行狂欢侵蚀行政文化的人格素养 |
| 3.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实质困境 |
| 3.3.1 传承与转换的整合困境 |
| 3.3.2 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困境 |
| 3.3.3 现实与理想的整合困境 |
| 3.3.4 人与机器的整合困境 |
| 3.3.5 人的主体性的整合困境 |
| 3.3.6 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困境 |
| 第4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指导原则与方案设计 |
| 4.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 |
| 4.1.1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的目标预期 |
| 4.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生态系统的目标预期 |
| 4.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指导原则 |
| 4.2.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 |
| 4.2.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特殊原则 |
| 4.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方案设计 |
| 4.3.1 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 |
| 4.3.2 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 |
| 4.3.3 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 |
| 4.3.4 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 |
| 4.3.5 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 |
| 第5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基本框架 |
| 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认知转变机制 |
| 5.1.1 各美其美:文化认同 |
| 5.1.2 美人之美:文化尊重 |
| 5.1.3 美美与共:文化宽容 |
| 5.1.4 天下大同:文明进步 |
| 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矫治优化机制 |
| 5.2.1 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合理转换 |
| 5.2.2 西方文化的积极引进与智慧识别 |
| 5.2.3 精英文化的凤凰涅磐与自我新生 |
| 5.2.4 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与返璞归真 |
| 5.2.5 网络文化的引导匡正与健康回归 |
| 5.2.6 青年亚文化的有效疏导与科学治理 |
| 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沟通对话机制 |
| 5.3.1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序对接 |
| 5.3.2 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正义交流 |
| 5.3.3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雅俗共进 |
| 5.3.4 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互融互鉴 |
| 5.3.5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价值融合 |
| 5.3.6 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 |
| 5.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功能协调机制 |
| 5.4.1 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引与传统文化固本培元相结合 |
| 5.4.2 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西方文化开放创新相结合 |
| 5.4.3 精英文化批判教化与大众文化活跃写实相结合 |
| 5.4.4 主流文化凝聚引导与网络文化认同补阙相结合 |
| 5.4.5 科学文化技术理性与人文文化人本关怀相结合 |
| 5.4.6 红色文化革命精神与青年亚文化批判个性相结合 |
| 5.5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结构重建机制 |
| 5.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精神文化的整合 |
| 5.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制度文化的整合 |
| 5.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行为文化的整合 |
| 5.6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价值重塑机制 |
| 5.6.1 人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核心和主体要素 |
| 5.6.2 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 |
| 5.6.3 多元文化场域中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构建 |
| 5.7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机制 |
| 5.7.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潜在风险 |
| 5.7.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 |
| 第6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路径 |
| 6.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策略 |
| 6.1.1 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 |
| 6.1.2 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 |
| 6.1.3 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 |
| 6.1.4 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 |
| 6.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措施 |
| 6.2.1 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 |
| 6.2.2 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6.2.3 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 |
| 6.2.4 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 |
| 6.2.5 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博连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企业伦理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伦理视域中的企业 |
| 一、企业的概念 |
| 二、企业作为创生性的伦理实体 |
| 三、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 |
| 第二节 企业行为的哲学分析 |
| 一、行为与行动的哲学辨析 |
| 二、企业行为的概念 |
| 三、企业行为的伦理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 |
| 一、企业伦理行为的涵义 |
| 二、企业伦理行为的界定 |
| 三、企业伦理行为的特征 |
| 四、企业伦理行为的异化 |
| 第二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探究 |
| 第一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哲学观 |
| 一、基于功利主义的发生逻辑 |
| 二、基于义务论的发生逻辑 |
| 三、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论的发生逻辑 |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的逻辑类型 |
| 一、组织伦理逻辑 |
| 二、社会压力逻辑 |
| 三、角色代理逻辑 |
| 四、社会绩效逻辑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论证 |
| 一、意向——利益相关者导向逻辑论证 |
| 二、环境——规则导向逻辑论证 |
| 三、后果——道德责任主体导向逻辑论证 |
| 第三章 基于实证研究的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 第一节 企业伦理实证研究概述 |
| 一、道德事实 |
| 二、伦理实证转向 |
| 三、伦理实证方法 |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主体动力因分析 |
| 一、扎根方法 |
| 二、访谈资料的收集、编码与范畴提炼 |
| 三、主体动力因模型的建构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场域因子分析 |
| 一、组织伦理场域的界定 |
| 二、研究设计与过程 |
| 三、场域因子的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 一、类型Ⅰ—内源性动力行为 |
| 二、类型Ⅱ—导向性动力行为 |
| 第四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 |
| 第一节 基于道德主体的企业伦理能力建构 |
| 一、伦理认知力 |
| 二、伦理意志力 |
| 三、伦理实践力 |
| 第二节 基于伦理场域的企业伦理制度建构 |
| 一、公正价值观建构 |
| 二、伦理认同机制建构 |
| 三、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建构 |
| 第三节 基于企业公民的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 一、企业公民的界定 |
| 二、企业责任自由度设计 |
| 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3）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4）企业文化要素对内部控制影响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 |
| 2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
| 2.1 企业文化理论 |
| 2.1.1 企业文化内涵 |
| 2.1.2 企业文化形成及演进 |
| 2.1.3 企业文化分类 |
| 2.1.4 企业文化要素 |
| 2.1.5 企业文化测量维度 |
| 2.2 内部控制理论 |
| 2.2.1 内部控制定义及内涵 |
| 2.2.2 内部控制观念演变及启示 |
| 2.2.3 内部控制架构 |
| 2.2.4 内部控制要素分析 |
| 2.2.5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
| 2.3 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关系 |
| 3 假设提出及模型构建 |
| 3.1 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关系耦合机理分析 |
| 3.1.1 系统论视角 |
| 3.1.2 制度经济学视角 |
| 3.1.3 组织行为学视角 |
| 3.2 企业文化要素与内部控制关系假设 |
| 3.3 高管团队管理特征对企业文化要素与内部控制关系影响假设 |
| 3.3.1 高管团队管理特征 |
| 3.3.2 调节变量的引入 |
| 3.3.3 高管团队管理特征调节作用假设 |
| 3.4 假设汇总和模型构建 |
| 3.4.1 假设汇总 |
| 3.4.2 模型构建 |
| 4 企业文化、内部控制、高管团队管理特征量表开发及问卷检验 |
| 4.1 研究方法 |
| 4.2 量表开发 |
| 4.2.1 访谈及量表开发材料准备 |
| 4.2.2 企业文化测量量表开发 |
| 4.2.3 内部控制测量量表开发 |
| 4.2.4 高管团队管理特征测量量表开发 |
| 4.3 预调查及问卷检验 |
| 4.3.1 预试样本及其分析 |
| 4.3.2 企业文化测量量表项目、因素、信度及效度分析 |
| 4.3.3 内部控制测量量表项目、因素、信度及效度分析 |
| 4.3.4 高管团队管理特征测量量表项目、因素、信度及效度分析 |
| 4.3.5 预测式问卷分析小结 |
| 5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总体描述 |
| 5.1.2 量表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分析 |
| 5.3 相关性分析 |
| 5.4 效度分析 |
| 5.4.1 内容效度 |
| 5.4.2 结构效度 |
| 5.5 回归分析 |
| 5.5.1 企业文化要素影响内部控制关系检验 |
| 5.5.2 民主型高管团队特征调节作用检验 |
| 5.5.3 独裁型高管团队特征调节作用检验 |
| 5.6 研究小结 |
| 6 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 |
| 6.1.2 企业高管团队管理特征与内部控制 |
| 6.1.3 企业高管团队管理特征在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之间调节作用 |
| 6.2 创新点、局限性及展望 |
| 6.2.1 创新点 |
| 6.2.2 研究对策和建议 |
| 6.2.3 研究的局限性 |
| 6.2.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企业文化要素对内部控制效果影响预调查问卷 |
| 附录B: 企业文化要素对内部控制效果影响正式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源流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构架与方法 |
| 一、结构体系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生产性消费的伦理失范问题 |
| 第一节 消费与生产性消费伦理的阐释 |
| 一、消费的界定与分类 |
| 二、生产性消费伦理的释义 |
| 第二节 生产性消费异化导致伦理失范 |
| 一、生产性消费模式的历史演变 |
| 二、生产性消费的异化 |
| 三、生产性消费的内在矛盾与伦理约束 |
| 第三节 生产性消费伦理失范造成的生态困境 |
| 一、世界范围内自然界的破怀 |
| 二、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 |
| 第二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失范的理性反思 |
| 第一节 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观主导下的生态伦理失范 |
| 一、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评价 |
| 二、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性伦理失范的表现 |
| 第二节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伦理失范 |
| 一、“资本逻辑”阐释及其影响 |
| 二、“资本逻辑”主导下经济伦理失范的表现 |
| 第三节 工业文明“线性非循环”思维下的实践伦理失范 |
| 一、“线性非循环”思维的伦理缺失 |
| 二、“线性非循环”思维主导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不可持续 |
| 第三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模式 |
| 第一节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二、适度消费原则 |
| 三、整体性原则 |
| 第二节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实践模式 |
| 一、循环经济模式 |
| 二、再生资源产业模式 |
| 三、绿色消费模式 |
| 第四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价值维度 |
| 第一节 经济伦理维度 |
| 一、经济行为的德性体现 |
| 二、生产性消费领域的生态体现 |
| 三、效益统一与环境协调 |
| 第二节 生态伦理维度 |
|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论 |
|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
| 三、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生产性消费的本质 |
| 第三节 社会价值维度 |
| 一、社会稳定 |
| 二、社会和谐 |
| 三、社会与自然和谐 |
| 第四节 人本价值维度 |
| 一、人与社会的和谐 |
| 二、人自身的和谐 |
| 三、人的自然解放 |
| 第五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道德主体 |
| 第一节 企业的道德主体地位 |
| 一、企业是生产性消费的道德主体 |
| 二、企业是“经济实体”和“伦理实体”的统一 |
| 三、塑造人格化的企业伦理 |
| 四、企业伦理与企业发展辩证统一 |
| 第二节 政府的道德主体地位 |
| 一、政府职能与伦理责任 |
| 二、政府生产性消费伦理责任适用范围与表现形式 |
| 三、生态型政府的建立 |
| 第三节 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 |
| 一、个体之道德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二、道德主体对自然界的认知 |
| 三、道德主体身份的转换 |
| 第六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构建 |
| 第一节 道德教化 |
| 一、道德教化的内涵 |
| 二、道德教化的功能 |
| 三、道德教化的路径 |
| 第二节 理性转换 |
| 一、理性的释义 |
| 二、经济理性批判 |
| 三、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 |
| 一、文化认同的含义解读 |
| 二、文化认同的内在要求 |
| 三、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
| 第四节 制度保障 |
| 一、伦理制度 |
| 二、法律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论文及着作 |
| 致谢 |
（6）从组织记忆到组织遗忘：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研究 ——以长春一汽发展历程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再工业化浪潮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
| 1.1.2 企业创新发展需要持续性战略变革 |
| 1.1.3 持续性战略变革起始于抛弃政策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结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战略变革研究综述 |
| 2.1.1 战略变革内涵 |
| 2.1.2 战略理念变革的相关研究 |
| 2.1.3 战略内容变革的相关研究 |
| 2.1.4 战略变革过程的相关研究 |
| 2.1.5 战略变革研究述评 |
| 2.2 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 |
| 2.2.1 组织记忆研究综述 |
| 2.2.2 组织遗忘的研究综述 |
| 2.2.3 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研究述评 |
| 2.3 文献研究结论 |
| 3 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 |
| 3.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3.1.1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
| 3.1.2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 |
| 3.1.3 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企业家精神 |
| 3.1.4 企业家的职能本身是不能继承的 |
| 3.2 德鲁克的创新理论 |
| 3.2.1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
| 3.2.2 抛弃政策 |
| 3.2.3 有目的和有组织的创新系统 |
| 3.3 熊彼特与德鲁克创新理论之比较 |
| 3.4 理论分析框架 |
| 3.4.1 内涵与相关分析 |
| 3.4.2 概念关系的分析框架 |
| 4 单案例分析: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实证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4.1.2 案例选择 |
| 4.1.3 数据来源 |
| 4.2 案例分析与研究发现 |
| 4.2.1 一级编码 |
| 4.2.2 二级编码 |
| 4.2.3 三级编码 |
| 4.2.4 分析结论 |
| 5 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机理与效果总结 |
| 5.1 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系统内在驱动力 |
| 5.1.1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含义界定 |
| 5.1.2 企业家精神形成组织上下共建的创新氛围 |
| 5.2 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的互动博弈 |
| 5.2.1 第一次互动结果 |
| 5.2.2 第二次互动结果 |
| 5.3 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演进模型和机理解析 |
| 6 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系统的实现 |
| 6.1 不同层次企业家精神的培养重点 |
| 6.1.1 建立企业家团队 |
| 6.1.2 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 |
| 6.2 企业家行为 |
| 6.2.1 制定一个系统的抛弃政策 |
| 6.2.2 系统地寻找和分析变化以确立战略 |
| 6.2.3 设计“跟随战略的组织结构” |
| 6.2.4 形成组织记忆和组织遗忘互动的组织学习氛围 |
| 6.2.5 确立无障碍的组织沟通 |
| 6.2.6 实施高效的人员激励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研究结论一 |
| 7.1.2 研究结论二 |
| 7.1.3 研究结论三 |
| 7.2 研究局限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品牌价值观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品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
| 2.1 消费价值观 |
| 2.1.1 消费价值观的概念内涵 |
| 2.1.2 消费价值观的维度和测量 |
| 2.2 企业价值观 |
| 2.2.1 企业价值观的概念内涵 |
| 2.2.2 企业价值观的维度和测量 |
| 2.3 品牌价值观 |
| 2.3.1 品牌文化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
| 2.3.2 品牌价值观的概念内涵 |
| 2.3.3 与相似概念的区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本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3.1 价值共创理论 |
| 3.1.1 价值共创的概念内涵与顾客参与 |
| 3.1.2 品牌价值共创的研究 |
| 3.1.3 文献评述 |
| 3.2 品牌价值观一致性 |
| 3.2.1 自我一致性理论 |
| 3.2.2 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
| 3.2.3 文献评述 |
| 3.3 顾客品牌融入 |
| 3.3.1 顾客品牌融入的概念与测量维度 |
| 3.3.2 相关的实证研究 |
| 3.3.3 文献评述 |
| 3.4 顾客品牌认同 |
| 3.4.1 顾客品牌认同的概念内涵与维度 |
| 3.4.2 相关的实证研究 |
| 3.4.3 文献评述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定性研究: 品牌价值观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的扎根理论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及工具 |
| 4.1.2 理论抽样 |
| 4.2 研究过程 |
| 4.2.1 资料的整理 |
| 4.2.2 开放性编码 |
| 4.2.3 主轴编码 |
| 4.2.4 选择性编码 |
| 4.2.5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4.3 理论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定量研究: 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的品牌价值观影响效应研究 |
| 5.1 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 |
| 5.1.1 理论模型的提出 |
| 5.1.2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5.2.2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
| 5.3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
| 5.3.2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4 模型假设检验 |
| 5.4.1 顾客品牌认同对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中介作用 |
| 5.4.2 品牌情感融入对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中介作用 |
| 5.4.3 顾客品牌认同与品牌情感融入对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并列中介作用 |
| 5.4.4 顾客品牌认同与品牌情感融入对品牌价值观一致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定性研究的结论 |
| 6.1.2 定量研究的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营销与管理启示 |
| 6.4 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展望 |
| 6.4.1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6.4.2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Interbrand 100排行榜上高科技公司品牌从2012年到2016年的品牌价值变化 |
| 附录二: 四家高科技公司的信息比较 |
| 附录三: 扎根理论中用于编码的品牌公司传记 |
| 附录四: 创始人对品牌价值观的影响 |
| 附录五: 典型书目的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 |
| 附录六: 顾客品牌态度研究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研究课题 |
| 后记 |
（8）基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企业综合报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企业可持续性及其三个维度 |
| 1.2.2 编制综合报告的必要性研究 |
| 1.2.3 综合报告的定义及其框架研究 |
| 1.2.4 综合报告的影响因素 |
| 1.2.5 综合报告的实施效果 |
| 1.2.6 学术界对IIRC《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质疑 |
| 1.2.7 文献评价与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 |
| 1.3 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及其价值贡献 |
| 1.4.2 不足之处 2 理论基础分析 |
| 2.1 可持续性科学中的整合思想 |
| 2.1.1 可持续性科学概念中的整合思想 |
| 2.1.2 可持续性科学研究论题中的整合思想 |
| 2.1.3 可持续性定量评估方法中的整合思想 |
| 2.2 企业价值：从经济价值观到社会价值观 |
| 2.2.1 经济价值观 |
| 2.2.2 社会价值观 |
| 2.3 会计本质理论 |
| 2.3.1 会计的本质 |
| 2.3.2 对会计本质理论的几点思考 |
| 2.4 本章小结 3 企业可持续性的权衡与整合：可持续性价值创造 |
| 3.1 从一个决策难题谈起 |
| 3.2 企业可持续性的权衡 |
| 3.2.1 企业可持续性的多赢范式及其局限性 |
| 3.2.2 企业可持续性的权衡框架 |
| 3.3 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能力：可持续性的整合理论 |
| 3.3.1 可持续性目标与资本 |
| 3.3.2 企业可持续性的整合原则、衡量方法与当前的误区 |
| 3.3.3 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能力：经济、环境和社会资本的整合 |
| 3.3.4 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理论的优点和局限 |
| 3.4 我国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的统计分析 |
| 3.4.1 研究设计 |
| 3.4.2 统计过程及结果 |
| 3.4.3 结果分析 |
| 3.4.4 总结 |
| 3.5 本章小结 4 企业价值观拓展、会计本质再认识与企业报告演化 |
| 4.1 企业价值观的拓展及其在企业内部的整合 |
| 4.1.1 企业价值观拓展至可持续性价值最大化 |
| 4.1.2 可持续性在企业内部的整合 |
| 4.2 可持续性视阈下的会计本质 |
| 4.2.1 会计与可持续性的关系 |
| 4.2.2 可持续性视阈下会计本质的再认识 |
| 4.2.3 深化后的会计本质突出强调信息的真实性和整合性 |
| 4.3 企业报告模式的演化、比较及其内在联系 |
| 4.3.1 企业报告主要模式的演化 |
| 4.3.2 各种报告模式的特征比较 |
| 4.3.3 各种报告模式的功能比较 |
| 4.3.4 综合报告与其他报告的联系 |
| 4.4 本章小结 5 可持续性价值视阈下综合报告信息的整合方法 |
| 5.1 从IIRC(2013)的综合报告理论看信息整合要点 |
| 5.1.1 IIRC(2013)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
| 5.1.2 整合要点归纳 |
| 5.2 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整合局部报告的方法：信息连通性 |
| 5.2.1 信息连通性 |
| 5.2.2 局部报告在信息连通性中的作用 |
| 5.2.3 弱式整合方法与“局部强化型综合报告” |
| 5.2.4 一般式整合方法与“拼接型综合报告” |
| 5.2.5 强式整合方法与“实质型综合报告” |
| 5.3 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整合关键绩效信息的方法 |
| 5.3.1 综合报告中的资本 |
| 5.3.2 综合报告中绩效信息的作用 |
| 5.3.3 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的整合绩效框架设计 |
| 5.4 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整合商业模式和战略信息的方法 |
| 5.4.1 商业模式与战略 |
| 5.4.2 综合报告中的商业模式要素及其披露 |
| 5.4.3 整合商业模式和战略信息 |
| 5.5 本章小结 6 我国企业综合报告可行性与框架设计：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 |
| 6.1 可持续性视阈下的国外综合报告案例分析与启示 |
| 6.1.1 可持续性视阈下南非沃达康综合报告案例分析 |
| 6.1.2 可持续性视阈下意大利埃尼综合报告案例分析 |
| 6.1.3 案例启示 |
| 6.2 我国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编制综合报告的可行性分析 |
| 6.2.1 我国企业局部报告为“整合”提供了大量可持续性信息源 |
| 6.2.2 我国上市公司积累了迈向可持续性综合报告的宝贵经验 |
| 6.2.3 具备了实施的条件：企业有动力、政府有推力、技术有支撑 |
| 6.3 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设计：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 |
| 6.3.1 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的目标 |
| 6.3.2 企业综合报告的信息质量特征 |
| 6.3.3 企业综合报告编制的原则 |
| 6.3.4 企业综合报告的内容 |
| 6.4 本章小结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理论分析 |
| 2.1 基因基本理论 |
| 2.1.1 基因的概念 |
| 2.1.2 基因的特性 |
| 2.1.3 基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
| 2.2 文化基因 |
| 2.2.1 文化基因的内涵 |
| 2.2.2 文化基因的特征 |
| 2.2.3 文化基因的作用 |
| 2.3 企业文化基因 |
| 2.3.1 企业文化的内涵 |
| 2.3.2 企业文化基因的涵义 |
| 2.3.3 企业文化基因的特征 |
| 2.3.4 企业文化基因的结构 |
| 2.3.5 企业文化基因的功能 |
| 2.4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 |
| 2.4.1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内涵 |
| 2.4.2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特征 |
| 2.4.3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作用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现状 |
| 3.1 诚信文化基因的历史演变 |
| 3.1.1 古代诚信文化基因 |
| 3.1.2 现代诚信文化演变 |
| 3.2 诚信文化基因良性发展的现代企业 |
| 3.2.1 海尔集团诚信文化基因的传承 |
| 3.2.2 联想集团诚信文化基因的复制 |
| 3.3 诚信文化基因问题企业分析 |
| 3.3.1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弱化 |
| 3.3.2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矮化 |
| 3.3.3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癌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进化 |
| 4.1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传承（复制） |
| 4.1.1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传承（复制）决定因素 |
| 4.1.2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传承（复制）路径 |
| 4.2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进化变异 |
| 4.2.1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变异的动因 |
| 4.2.2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变异的内容及路径 |
| 4.3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案例分析 北京同仁堂考证 |
| 4.3.1 以诚信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
| 4.3.2 诚信者以“仁”为本 |
| 4.3.3 诚信者以“义”至上 |
| 4.3.4 诚信者以“质”为根 |
| 4.3.5 诚信者以“和”凝聚力量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退化 |
| 5.1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病变的态势 |
| 5.1.1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缺陷化 |
| 5.1.2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绌养化 |
| 5.1.3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病态化 |
| 5.2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病变的根源 |
| 5.2.1 思想与文化的冲击致使社会道德危机 |
| 5.2.2 企业单纯利益最大化观念致使价值观扭曲 |
| 5.2.3 制度缺失致使规范不力 |
| 5.3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病变的危害 |
| 5.3.1 危害人身健康与安全 |
| 5.3.2 危害社会经济发展 |
| 5.3.3 危害国家良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经验借鉴 |
| 6.1 传承我国优良诚信文化基因 |
| 6.1.1 传承儒家思想文化之精髓 |
| 6.1.2 汲取晋商的商业诚信文化精华 |
| 6.1.3 汲取徽商的商业道德及诚信文化营养 |
| 6.2 借鉴西方文化理念 |
| 6.2.1 鉴西方契约规则理念 |
| 6.2.2 鉴西方伦理保障机制 |
| 6.3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信用管理之精髓 |
| 6.3.1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信用法律体系模式 |
| 6.3.2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个人信用制度及管理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培育 |
| 7.1 传承诚信价值观——指导企业诚信文化基因有机复制 |
| 7.1.1 向企业传承（复制）政策导向 |
| 7.1.2 向企业家传承诚信价值观 |
| 7.1.3 培育员工诚信价值观 |
| 7.2 健全诚信制度——保障企业诚信文化基因有序传承 |
| 7.2.1 企业外部诚信制度 |
| 7.2.2 企业内部诚信制度 |
| 7.2.3 诚信激励机制 |
| 7.3 完善诚信思想建设——促进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良性进化 |
| 7.3.1 企业道德建设 |
| 7.3.2 企业诚信文化建设 |
| 7.3.3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
| 7.4 培育企业诚信影响因子——推动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健康发展 |
| 7.4.1 政府诚信 |
| 7.4.2 个人诚信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儒家思想与中国特色企业价值观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 |
| 1.2.2 经典作家对企业价值观的论述 |
| 1.2.3 企业价值观与企业文化 |
| 1.2.4 中西方企业价值观的差异 |
| 1.2.5 构建企业价值观的路径 |
| 1.2.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企业价值观构建之间的关系 |
| 1.2.7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本研究法 |
| 1.3.2 历史主义的方法 |
| 1.3.3 调查研究法 |
| 1.3.4 抽象分析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 |
|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1.1 价值 |
| 2.1.2 价值观 |
| 2.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2 企业价值观 |
| 2.2.1 企业价值观的定位 |
| 2.2.2 企业价值观的选择 |
| 2.2.3 国有企业价值观的界定 |
| 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结合 |
| 2.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 |
| 2.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实际的结合及其方式 |
| 2.3.3 企业价值观的个性特征 |
| 2.3.4 儒家思想在“结合”中的作用 |
| 3 “天人合一”与企业的生态观 |
| 3.1 “天人合一”的本质内涵 |
| 3.1.1 何谓“天” |
| 3.1.2 何谓“人” |
| 3.1.3 何谓“天人合一 |
| 3.2 “天人合一”的当代阐释 |
| 3.2.1 “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
| 3.2.2 “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意蕴 |
| 3.3 “天人合一”与企业生态观构建 |
| 3.3.1 生态观与生态主义 |
| 3.3.2 中国生态问题分析 |
| 3.3.3 企业生态观的构建 |
| 4 “仁者爱人”与企业的道德观 |
| 4.1 “仁”与“仁学” |
| 4.1.1 “仁”的界定 |
| 4.1.2 “仁”之本体 |
| 4.1.3 “仁学”与“儒学” |
| 4.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
| 4.2.1 忠恕之道 |
| 4.2.2 行仁之方 |
| 4.2.3 道德金律 |
| 4.3 “仁者爱人”与企业道德观构建 |
| 4.3.1 企业价值观的基础 |
| 4.3.2 “仁企”建设的目标 |
| 4.3.3 “仁企”建设的举措 |
| 5 “义以生利”与企业的利益观 |
| 5.1 儒家“重义轻利”再释 |
| 5.1.1 “义利之辨” |
| 5.1.2 “重义轻利” |
| 5.1.3 “重义轻利”的现代意蕴 |
| 5.2 儒家的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
| 5.2.1 市场经济中的义利关系 |
| 5.2.2 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义利矛盾 |
| 5.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义利观的重建 |
| 5.3 “义以生利”与企业利益观构建 |
| 5.3.1 企业利益观的实质 |
| 5.3.2 “先义后利”的基本原则 |
| 5.3.3 “义以生利”的必然效应 |
| 6 “和实生物”与企业的目标观 |
| 6.1 “和谐”释义 |
| 6.1.1 “和谐”的界定 |
| 6.1.2 “和”与“同” |
| 6.1.3 “和谐”与“矛盾” |
| 6.2 “中庸之道”的方法论原则 |
| 6.2.1 “中庸之道”的实质 |
| 6.2.2 “中庸之道”的方法 |
| 6.3 “和实生物”与企业目标观构建 |
| 6.3.1 企业的和谐目标观 |
| 6.3.2 企业的内和与外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略谈企业文化建设与变革的实质——从企业价值观谈起（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D]. 欧叶荣. 湘潭大学, 2020(12)
- [2]企业伦理行为研究[D]. 刘鸿宇. 东南大学, 2020(01)
- [3]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企业文化要素对内部控制影响实证研究[D]. 刘海军.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5]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D]. 古璇. 东南大学, 2018(01)
- [6]从组织记忆到组织遗忘：基于“抛弃政策”的战略变革研究 ——以长春一汽发展历程为案例[D]. 董姝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6)
- [7]品牌价值观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D]. 王琳琳.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8]基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企业综合报告研究[D]. 吴春雷. 北京交通大学, 2016(09)
- [9]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研究[D]. 许彦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3(05)
- [10]儒家思想与中国特色企业价值观构建[D]. 王建新. 武汉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