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安联防经费保障如何与效益挂钩?——河南省方城县推行民兵参与治安联防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金晓伟[1]（2017）在《法治视野下的“治安承包”研究 ——理论框架、实践模式与制度设计》文中指出在转型社会,我国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社会治安及反恐形势,社会安全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长期以来公务员编制缺口、财政经费短缺、警察职能泛化等问题共同形成了传统治安力量不足的局面,使社会安全的整体供给呈现短缺的状况;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民众对社会安全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社会安全的基本供给无法满足部分群体的特殊要求。显然,寄希望于公共部门（公安机关）自身的改革以及传统的治安管理策略的实施难以有效实现国家维护社会安全的目的,需要重视社会民众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活动中的应有作用。事实上,通过历史考证和实证观察可以发现,为了消解治安领域的结构性难题,已经出现或正在发生着大量以“治安承包”为典型的公私合作的现象。经过对“治安”与“承包”概念的深度解读,本文提出“治安承包”是一个兼具现象描述和理论框架的概念集合,既包括了直接冠以“治安承包”的实践模式,也包含了其他涉及公私部门合理分配治安权限与任务或是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配置治安权限与任务的各种实践模式,可以成为替代秩序行政领域的公私合作或民营化的中国式理论框架。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脉络得以展开。具体而言,第一章以绪论形式交代了选题背景、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方法与进路、研究的任务与架构、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第二章详细解析多维度的“治安”概念、“承包”的契约本质以及理论框架式的“治安承包”概念,并在这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考察了“治安承包”的动因、理论基础与历史基础,提出了研究的中国进路。第三章以类型化的视角考察了直接冠以“治安承包”的典型模式以及其他实践模式,并发掘了“治安承包”实践运作中的现实问题。第四章以我国现有的政策性文件、宪法法律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考察对象,全面解析了“治安承包”在我国的合政策性、合宪性与合法性,以及规范上的各种缺憾。第五章以制度设计为目标,提出对“治安承包”的过程采取“类立法”的构造逻辑,嵌入正当法律程序,同时对治安承包协议的性质、参与主体的角色地位与作用、承包的内容及其法律界限、利益与责任配置等问题进行了立法思考,进而以事前、事中、事后不同阶段的制度设计构建了我国“治安承包”理想模式的法制化图景。
冯道杰[2]（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多数村庄以家庭个体分散经营为主要组织形式,集体经济日益消弱,集体经济组织日益虚化,村庄资源日益分散化,个体私营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分散化程度较高的“分散型村庄”。然而,正如在集体化时期也有单干和包产到户的个案一样,在大多数村庄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同时,许多村庄却坚持以集体经营为主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组织化、合作化、集体化为组织形式,依靠集体化和组织化的力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发展道路,这类村庄呈现出另外一番发展景象,我们把这类村庄称为“集体化村庄”。中国是一个村庄大国,村庄构成了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不同村庄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可以折射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发展脉络。新中国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中国大地上并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基础和环境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客观的分析和研究。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缩影。然而,由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原因等,关于小岗村、华西村、南街村等村庄发展模式的许多研究成果常常陷入“非左即右”的误区,站在一种立场上否定另一种发展模式。“左”的一方认为过去人民公社体制和集体化时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断了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和更好发展前途的历程。“右”的一方则基本否定集体化时期的所有做法和历史成绩,认为是分地到户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解决了吃饭问题,要想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私有化。哲学上,主观超越客观谓之“左”,主观落后客观谓之“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主客观背离、不相符。两种模式、两条道路并非水火不容、非左即右,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利益,只是在采用何种方式和道路能够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方面产生分歧,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和演化规律。本研究拟超越“左”“右”的争论,突破“非左即右”的思维范式,从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替代和对立的角度,客观地、辩证地、全面地分析不同时期村庄发展的历史变迁及其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和比较,对两种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本研究着眼于城乡统筹发展大局,准备在对南街村、华西村、蒋店村等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历史、现状、未来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对它们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剖析它们各自发展的经验教训、主要影响因素、内在规律和演化趋势,在融合两种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对于扭转城乡二元格局,促进‘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可操作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共分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变迁轨迹无论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三农”问题都是我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影响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主要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资料产权的变动；二是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动。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资料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决定着村庄主导经济成份,决定着村庄的基本发展状况与演化趋势。本部分重点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和主要经济成份的不同而形成的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基本依据,在分别描述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大部分村庄的发展轨迹和演化趋势的基础上,阐述不同时期农村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绩效。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部分村庄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一部分村庄坚持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景象和发展态势。本部分在归纳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集体化村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村庄为研究案例,分析这些村庄集体化发展模式的个性特征和共性规律,并着重剖析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发展现状、发展特征、发展困境、发展经验,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本部分对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既选取小岗村、蒋店村等为典型个例,又进行分类描述,力求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农民组织化水平、村庄公共生活、村容村貌、社会管理、社区福利、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的发展现状、发展困境,以及产生问题的根源；并着重从农民组织化、村庄集体经济、基层民主政治等方面深刻剖析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的优缺点,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演化趋势。第四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因素与发展能力比较本部分在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变及其发展现状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和比较两种类型村庄的内在发展因素和发展能力。本研究把由村庄内在发展因素和发展能力不同所构成的村庄发展力,解构为村庄发展组织力、发展文化力、发展经济力、发展政治力、发展服务力、发展生态力五部分,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和展现了村庄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本章试图通过对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生态力五种发展因素的比较研究,全面展现和比较两种类型村庄基于主要的经济成份、产业结构不同,农民的组织化知识化程度和水平不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异同,分析两种类型村庄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相互联系,进一步揭示影响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活力、能力及其规律性因素,以更好地认识和驾驭规律。第五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和对策分析——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集体经济大一统不好,家庭经营一刀切同样有缺陷,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增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本部分突破“非左即右”的思维范式,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分散型村庄的良性演化,以及财政支农惠农背景下激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与活力等进行分析,力图在融合两种村庄发展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并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胡建刚[3]（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研究表明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崔凤军[4]（2013）在《三维分权视角下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出路：中国式分权主义研究》文中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上承政治体制改革,下联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行政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行政体制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模式。但是,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次行政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体制内放权”这一范式,结果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这一魔咒几乎成为一种定律。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职能转变提出了“转移、下放、整合和强化”八字方针,为打破上述“魔咒”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向。本文在对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作出研判分析基础上,重点梳理了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特征、主导逻辑和隐形逻辑,提出以“分权”范式替代“放权”范式,作为当前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权力再配置的主要理论依据。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既符合国际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趋势,又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分权理论范式——“中国式分权主义”。“中国式分权主义”是从政治、经济、财政、行政角度思考向社会、低层级政府以及市场下放权力的制度和思想体系,既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等垂直行政分权,也包括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社会管理领域的社会行政分权,还包括政府掌控的经济权力与市场权力之间的市场分权。论文从中提出了三维分权的具体理论范式。文章还指出了分权的顺序：先市场、后社会、最后是低层级政府。如果顺序颠倒,改革的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基于理论框架中三维分权的理论范式,文章以三个具体案例分别进行阐述。首先,通过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功能与定位阐述以及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估,来反思中国产业政策的过多过滥的异常现象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偏好”。根据分权思维,把原本属于市场的权力归还给市场,原来以解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为目标和以提高准入门槛为手段的产业政策应当逐步退出,建立起以导向为主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的产业组织政策。其次,文章把信访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机制作为案例,分析政府向社会分权的重大意义。文章认为,当前信访问题产生的原因特别复杂、特别全面、特别典型（转型社会）,但政府权力过大,对社会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的努力给予阻止是重要原因,我国尚未从社会管制转向社会治理。同时,从解决机制看,政府不敢放手社会自我完善、自我纠偏,“包打天下”的后果很严重。解救之道在于,改革现有的委托代理机制,向社会组织分权,向基层政府分权,向媒体分权,给社会各阶层、各组织以活力。再次,文章以“省管县”作为案例阐述纵向分权的特征、作用和意义。文章以浙江省为例,阐述和验证了“省管县”体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有力证明“省管县”这一体制内的纵向分权给予了地方活力和动力。浙江的“省管县”实践证明了体制内放权具有现实性,解决央地关系的途径应当是分权而不是放权。解决省域的区域自治（地方自主）,从法律层面界定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和行政权的匹配,是中国式分权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文章强调中国式分权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出路,但并不否认部分集权和统筹协调在其中的正向作用。文章提出,在深化多维分权的同时,还应在关键点上进行集权或进行统筹协调：一是在坚持市场规律下向市场放权的同时,仍然坚持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二是在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同时,塑造一个能公平解决公共资源配置和国际事务的有权威的“强政府”；三是在权力由上向下分权的同时,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四是基于分权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以服务型政府构建为先导并以规范化和法制化加以保障。
陈世伟[5]（2011）在《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乡村社区为对象,考察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的关联,认为土地流转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村社会由相对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经济边界、组织边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在土地集体产权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运行环境逐步瓦解,居民对村委会等传统组织的认同感下降,关系纽带日益松弛,所有这些都对村社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型。第一章对土地流转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不断扩大、强化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土地政策主要围绕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允许土地流转展开。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以后,进一步强调保障并扩大土地流转,农地流转更加迅速和普遍。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土地流转的政策演变和实践历程,概括并评析几种土地流转的代表性模式,然后重点考察不同时期镇海的土地流转情况,最后对几个重点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二章考察土地流转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重点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技术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促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提升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第三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进行考察。土地流转和人员流动使传统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走向城乡一体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就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子结构都有了较大的改善。第四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进行分析。适应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的需要,镇海把构建具有农村社区化特色的组织网络作为重点和切入点,在传统的“三驾马车”之外建立了新兴的融合性社会组织。新兴组织的出现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主政给村社治理增添了新的变量,改变了社区的权力结构。第五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进行考察。镇海推行的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实践结果表明,在社区这个平台,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国家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实现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搭建服务平台、建设社工队伍、构建服务机制,建立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自助互助服务和自愿者服务、市场商业化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村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在实践运作中,镇海创造性的形成了“81890”服务模式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政府支持、社区运作、社会参与、需求导向的基层合作治理社会公共服务的新模式。第六章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冲突加剧,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因,主要是因为土地规则是不确定的,或者说规则是被不断“选择性执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各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第七章对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变迁的机制机理进行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解释土地制度、产权流动与村治变迁的机制机理；二是认为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使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产权边界、组织边界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存在冲突与共生的关系；三是从共产党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揭示乡村土地政治的本质。最后是结论和展望,认为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无法满足居民的民主诉求和民生需要,为此,需要建构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村社治理模式。作为未来可能的新型乡村治理形式,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民自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国家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平台和载体。要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刘海平[6]（2006）在《治安承包的行政法学思考》文中提出治安承包是指将特定区域、部位的治安防范或者部分治安管理事务，以合同的形式有偿承包给某个人或组织，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种新型社会化治安管理方式。治安承包在治安管理领域引入多元主体，提高了治安管理的效能，是政府和民间相互合作以寻求社会治安有效治理的一种积极探索。然而，它却因为缺少法律的授权而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在实际推行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行政法学的角度，运用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论述如何从承包事务范围、承包人资格、合同签订程序、绩效评估机制和政府规制手段等方面对治安承包加以完善，使其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并实现国家与民间在社会治理上的良性互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提供有益借鉴。
杨扩,王世友,郭运栓,马庆赐[7]（2004）在《治安联防经费保障如何与效益挂钩?——河南省方城县推行民兵参与治安联防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治安形势一度严峻的百万人口农业大县,没有增加一个警力,不费政府一分财力,仅因民兵为主角的创造性变革,短时间内,发案率大幅下降,治安形势明显好转,上百个省、市、县党委和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来人参观取经。请看专题调查——
二、治安联防经费保障如何与效益挂钩?——河南省方城县推行民兵参与治安联防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治安联防经费保障如何与效益挂钩?——河南省方城县推行民兵参与治安联防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法治视野下的“治安承包”研究 ——理论框架、实践模式与制度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缘起 |
| 1.2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什么从“治安承包”切入？ |
| 1.2.1 从公私合作到“治安承包” |
| 1.2.2 关于本文题目及研究范畴的适当澄清 |
| 1.3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3.1 国外研究的基本状况 |
| 1.3.1.1 国外的相关现象及研究概述 |
| 1.3.1.2 国外研究成果介说 |
| 1.3.2 国内研究的基本状况 |
| 1.3.2.1“治安承包”及研究概述 |
| 1.3.2.2 国内研究成果介说 |
| 1.3.2.3 国内研究所处的阶段及局限 |
| 1.4 本文将采取的研究方法与进路 |
| 1.4.1 研究方法的确立 |
| 1.4.2 研究进路的选择：从西方理论回到中国进路 |
| 1.5 研究的主要任务与内容架构 |
| 1.6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2 “治安承包”的基础理论 |
| 2.1“治安承包”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张力 |
| 2.1.1 多维度的“治安”概念 |
| 2.1.1.1 历史的维度 |
| 2.1.1.2 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维度 |
| 2.1.1.3 法律规范的维度 |
| 2.1.1.4 国外“治安”语词的维度 |
| 2.1.1.5 澄清“治安”概念的意义 |
| 2.1.2 从现象到本质：“承包”概念的再思索 |
| 2.1.2.1 关于“承包”概念的认识局限与误区 |
| 2.1.2.2“承包”概念的契约本质 |
| 2.1.3“治安承包”：一个理论框架式的概念 |
| 2.2“治安承包”的现实动因 |
| 2.2.1 传统治安形态的困局 |
| 2.2.1.1 严峻的治安形势 |
| 2.2.1.2 官方的治安力量不足 |
| 2.2.2 社会对治安的需求增加且日趋多样化 |
| 2.2.2.1 社会对治安的需求增加 |
| 2.2.2.2 社会对治安的需求日趋多样化 |
| 2.2.3 民间社会治安力量的发展 |
| 2.3“治安承包”的理论基础 |
| 2.3.1“治安承包”的跨学科理论基础 |
| 2.3.1.1“契约”理论 |
| 2.3.1.2“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3.1.3“成本收益分析”理论 |
| 2.3.1.4“社区治安”理论 |
| 2.3.1.5 警务改革理论 |
| 2.3.2“治安承包”的法理基础 |
| 2.3.2.1 公私合作理论 |
| 2.3.2.2 公共服务理论 |
| 2.3.2.3 行政过程理论 |
| 2.3.2.4 私力救济理论 |
| 2.3.3 小结 |
| 2.4 “治安承包”的历史基础 |
| 2.4.1 中国进路的提出 |
| 2.4.2 历史中的“治安承包” |
| 2.4.2.1 传统中国进路：“治安承包”历史基础的古代样本 |
| 2.4.2.2 中西方的碰撞：“治安承包”历史基础的近代变迁 |
| 2.4.3 中国进路的重塑：“治安承包”历史基础的当代生成 |
| 2.4.3.1 历史阶段之一：建党、建国以后 |
| 2.4.3.2 历史阶段之二：改革开放以来 |
| 3 实践检视：“治安承包”的现有模式分析 |
| 3.1 我国“治安承包”实践的考察对象 |
| 3.1.1 确定考察对象的基本思路 |
| 3.1.2 考察对象的确定 |
| 3.1.2.1 典型的“治安承包”现象及其模式 |
| 3.1.2.2“治安承包”理论框架下的政策与实践 |
| 3.1.2.2.1 基于“治安承包”理论框架的治安政策 |
| 3.1.2.2.2 基于“治安承包”理论框架的其他实践 |
| 3.2 我国“治安承包”实践的基本状况 |
| 3.2.1“治安承包”的发展脉络 |
| 3.2.1.1 典型的“治安承包”实践 |
| 3.2.1.2 其他“治安承包”模式的实践 |
| 3.2.1.2.1 保安服务行业及其发展状况 |
| 3.2.1.2.2 辅警制度及其发展状况 |
| 3.2.1.2.3 治安志愿者制度及其发展状况 |
| 3.2.2“治安承包”的运行效果 |
| 3.3“治安承包”实践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
| 3.3.1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治安承包”类型 |
| 3.3.1.1 以不同的承包领域（区域）为分类标准 |
| 3.3.1.2 以不同的承包主体为分类标准 |
| 3.3.1.3 以不同的组织形式为分类标准 |
| 3.3.2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治安承包”类型 |
| 3.3.3“治安承包”类型划分的新视角 |
| 3.3.3.1 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 |
| 3.3.3.2 基于“权力”的不同来源 |
| 3.3.3.3 基于承包内容的不同属性 |
| 3.4“治安承包”在实践中暴露的主要问题 |
| 3.4.1 承包主体的混乱 |
| 3.4.2 治安承包方的称谓不一 |
| 3.4.3 治安承包方的专业性和职业性不足 |
| 3.4.4 “治安承包”运行的非常态化 |
| 3.4.5 实践中的其他显着问题 |
| 4 规范解读：“治安承包”的政策性、合宪性与合法性分析 |
| 4.1 我国“治安承包”的政策性规范分析 |
| 4.1.1 我国“治安承包”政策环境 |
| 4.1.2 我国“治安承包”的政策性规范及其评述 |
| 4.1.2.1 中央会议文件的规范精神 |
| 4.1.2.2 公安会议文件中的规范精神 |
| 4.1.2.3 关于政策性规范精神的解读 |
| 4.2 我国“治安承包”的合宪性分析 |
| 4.2.1 相关宪法条款的梳理 |
| 4.2.2 从我国宪法文本分析“治安承包”的合宪性 |
| 4.3 我国“治安承包”的合法性分析 |
| 4.3.1 承包给市场与社会组织的规范依据 |
| 4.3.1.1 社会化的治安承包方的规范依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
| 4.3.1.2 市场化的治安承包方的规范依据——保安服务业的规范变迁 |
| 4.3.2 承包方“权力”的规范来源 |
| 4.3.2.1 来自法律授权的规定 |
| 4.3.2.2 来自行政委托的规定 |
| 4.3.2.3 来自行政助手的规定 |
| 4.3.2.4 来自私力救济的规定 |
| 4.3.3 承包双方角色定位及各自作用的规范依据 |
| 4.3.4 小结：合法性的确认与不足 |
| 5 “治安承包”的理想模式及其法制化建构 |
| 5.1“治安承包”过程构造的提出 |
| 5.1.1“治安承包”过程的构造逻辑 |
| 5.1.2 过程要素：治安承包协议的性质 |
| 5.1.2.1 公、私法契约的区分标准 |
| 5.1.2.2 治安承包协议性质的界定 |
| 5.1.3“治安承包”过程构造的基本路径 |
| 5.1.3.1“类立法”的思路 |
| 5.1.3.2 引入正当法律程序 |
| 5.2“治安承包”的理想模式：过程构造的展开 |
| 5.2.1“治安承包”参与主体的角色地位与不同作用 |
| 5.2.1.1 领导（主导）者 |
| 5.2.1.2 发包方 |
| 5.2.1.3 承包方 |
| 5.2.1.4 监督方 |
| 5.2.1.5 受益群体或受影响群体 |
| 5.2.2“治安承包”的内容及其界限 |
| 5.2.2.1“治安承包”内容及其界限的属性 |
| 5.2.2.2“治安承包”的内容界限与界定标准 |
| 5.2.2.3“治安承包”的法律界限 |
| 5.2.3“治安承包”过程中的利益配置 |
| 5.2.4“治安承包”过程中的责任配置 |
| 5.3“治安承包”理想模式的法制化建构 |
| 5.3.1 基本思路：统合提升“治安承包”的既有规范 |
| 5.3.2 具体路径：“治安承包”理想模式的制度构建 |
| 5.3.2.1 事前制度设计 |
| 5.3.2.1.1 规定承包方的实体要件 |
| 5.3.2.1.2 规定产生承包方的程序要件 |
| 5.3.2.2 事中制度设计 |
| 5.3.2.2.1 契约型监督与规制模式的制度化 |
| 5.3.2.2.2 公私部门任务衔接机制的制度化 |
| 5.3.2.3 事后制度设计 |
| 5.3.2.3.1 承包方的退出机制 |
| 5.3.2.3.2 争议解决与司法救济机制 |
| 5.3.2.3.3 责任追究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一)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三)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 本研究的特色说明以及问题与不足 |
| 第一章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变迁轨迹 |
| 一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 |
| (一) 分散型村庄与集体化村庄的内涵 |
| (二) 关于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内涵界定的依据及其说明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变迁轨迹及其发展绩效研究 |
| (一) 土地改革时期土地农民所有、家庭经营 |
| (二) 农业合作化时期土地农民所有、合作经营 |
| (三) 人民公社化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
| (四) 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 |
| 三 农业集体化时代农村发展绩效及其评价 |
| (一) 农业集体化时代发展绩效分析 |
| (二) 农业集体化时代发展绩效的原因探析 |
| (三) 农业集体化体制的缺陷与不足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不同类型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共性特征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化村庄发展比较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与困境分析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困境与问题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经验及其质疑与困惑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经验分析 |
| (二) 关于集体化村庄发展的质疑与困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变——以蒋店村为例 |
| (一) 从蒋店村看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化及其现状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不同类型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共性特征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与传统小农村庄比较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的绩效分析 |
| (二) 个体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博弈困境 |
| (三) 个体农民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中的博弈困境 |
| (四) 个体农民在乡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中的博弈困境 |
| (五) 个体农民在基层政权体系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弱势困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农民的生活现状及其组织化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农民的生活现状及其问题——以蒋店村为例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与集体化村庄生活比较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组织化困境分析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现状与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与主要障碍 |
| 五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现状与问题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形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现状与问题 |
| (三) 人民公社体制与乡政村治体制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内在发展因素与发展能力比较 |
| 一 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因素与能力解构及其内在联系 |
| (一) 村庄发展因素解构 |
| (二) 村庄发展因素的内部联系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比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水平的比较 |
| (二)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差异的原因探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路径和模式的比较2(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载体和效果的比较2(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经济力比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经济力衡量指标研究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业经营方式比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经济成份和产业发展的比较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政治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政治力的内涵及其衡量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治理能力比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公共服务能力比较 |
| 五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文化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文化力的作用及其特有属性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精神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
| 六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生态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生态力的内涵及其重要作用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和分散型村庄发展生态力的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分析 |
| 一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方向与路径选择 |
| (一) 城乡差异化非均衡发展探析 |
| (二)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选择：差异性一体化发展 |
| (三) 城乡差异性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内外结合、标本兼治 |
| 二 集体化村庄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路径探讨 |
| (一)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根本物质保障 |
| (二)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核心要素 |
| (三)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关键要素 |
| (四) 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
| (五) 推进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 三 不同农业经营体系的选择与分散型村庄的未来 |
| (一) 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及其演化趋势分析 |
| (二) 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选择及其构建 |
| (三) 基于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分散型村庄的未来发展 |
| 四 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
| (一)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是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 |
| (二) 构建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 (三) 完善农村集体层面统一经营的路径与对策 |
| 五 财政支农与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 |
| (一) 土地财政与村庄整治 |
| (二) 财政支农与新农村建设困境分析 |
| (三)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与方向选择 |
| 本章小结 |
| 本项目调研数据信息说明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解析 |
| 一、警察 |
| 二、警务 |
| 三、警务模式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四、研究个案的选取 |
| 五、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嬗变 |
| 第一节 中国管理型警务的初创” |
| 一、从湖南保卫局到巡警署: 模仿西方管理型警务 |
| 二、中国管理型警务在国统区的创设:国民政府“警甲合一”警务模式 |
| 三、中国管理型警务在苏区的创设: 革命根据地“政治型”警务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演进 |
| 一、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政治型”警务的延续(1949至 1978年 |
| 二、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管制型”警务的变革(1979至 2000年) |
| 三、“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肇始(2001年至今) |
| 第三节 中国警务模式嬗变的契机 |
| 一、社会结构调整:中国警务模式演化的基础 |
| 二、市场经济变革:中国警务模式变迁的催化剂 |
| 三、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警务模式演进的压力 |
| 第四节 中国转型时期警务模式变革的动因 |
| 一、执法环境: 中国转型时期异常严峻的治安生态 |
| 二、内部因素: 中国警务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
| 三、外部因素: 世界警务不断改革与创新 |
| 第二章 案例论析: 国内若干警务创新的实践 |
| 第一节 新乡“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 |
| 一、减少层级:警务结构的扁平化 |
| 二、四警合一: 警务职责的整合 |
| 三、服务民生: 警务职能的前移 |
| 第二节 镇江“大巡防”警务改革 |
| 一、大巡防格局: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 二、弹性工作制: 警务效能的提高 |
| 三、契约化保险联防: 警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
| 第三节 湖州“民意导向”警务改革 |
| 一、警务广场: 建立警察、传媒及民意的互动机制 |
| 二、电子政务: 建设服务型警务的突破口 |
| 三、信息公开: 实现阳光警务的关键 |
| 第四节 成效与反思 |
| 一、“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展的瓶颈 |
| 三、服务型警务建设的障碍 |
| 第三章 境外警务实践的考察 |
| 第一节 西方两大警察体系的渊源 |
| 一、大陆派警察体系的萌芽 |
| 二、海洋派警察体系的兴起 |
| 三、西方两大警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 |
| 第二节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 |
|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 务职业性的开始 |
|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 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
|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 就警察的机动性 |
| 四、合法性的缘起: 变警察的亚文化 |
| 第三节 西方警务后现代性的思辨 |
| 一、社群主义的归宿: 向社区警务的哲学基础 |
| 二、决策与执行的重组: 中与分权的对立与统一 |
| 三、合作与共治的: 察边缘职能的剥离 |
| 四、市场治理机制: 务私有化与竞争的理念 |
| 五、迈向新秩序: 察权由社会分享 |
| 第四章 中国警务模式重构: 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及其在本研究的论析 |
| 一、从一元到多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交集、互动与制衡 |
| 二、从矛盾、冲突到合作共治: 种力量与机制的均衡 |
| 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与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
| 一、从统治、管理走向服务: 共管理演进的逻辑与范式转换 |
| 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三、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范式转换对应的警务模式 |
| 一、统治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二、管理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三、服务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第五章 建构基于公共安全供给的服务型警务模式 |
| 第一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逻辑 |
| 一、警务属性的现代定位: 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
| 二、警务目标重组: 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的分离 |
| 三、警务结构调整: 层级减少与扁平化 |
| 四、警务功能转移: 趋向社会化与市场化 |
| 第二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可行性 |
| 一、核心理念之源泉: 民主制的参与和协商 |
| 二、动力机制: 共利益的共享性 |
| 三、政治空间: 政府角色转换 |
| 四、时代背景: 公共领域的拓展与公共精神的弘扬 |
| 五、社会基础: 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成长 |
| 第三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 |
| 一、效率与正义的权衡 |
| 二、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
| 三、管理与服务的均衡 |
| 四、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
| 五、合作与共治的连衡 |
| 第四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制 |
| 一、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 |
| 二、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内涵 |
| 三、服务型警务的运行机制 |
| 第六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的路径之一: 重构基于宪政平台之警察权 |
| 第一节 宪政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孟德斯鸿 |
| 二、国家主义: 从马基亚维利、让·布丹到黑格尔 |
|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统一 |
| 四、和谐理念: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 |
| 一、宪政基本思想 |
| 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涵解析 |
| 三、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重新定位 |
| 四、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属性的嬗变 |
| 第三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构建的原则 |
| 一、分权原则: 警察权配置的制衡性 |
| 二、比例原则: 警察权运用的合理性 |
| 三、公共原则: 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
| 四、程序原则: 警察权运行的合法性 |
| 五、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监督的效能性 |
| 第七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二: 实现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多元化供给 |
|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一、多中心理论的假设 |
| 二、多元化警务主体的培育 |
| 三、多中心秩序的优势 |
| 第二节: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供给的建构 |
| 一、警务的市场供给 |
| 二、警务的社区供给 |
| 三、警务服务的自愿者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多重协调机制的完善 |
| 一、多元化警务供给的潜在问题 |
| 二、政府警务规制对多元化警务供给的调节 |
| 三、区域之间合作警务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三: 完善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的自律与他律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与警察伦理 |
| 一、公权力的伦理解析 |
| 二、行政伦理的现代精神 |
| 三、警察伦理的评价要素 |
| 第二节 警察行为的异化及其矫正 |
| 一、亚文化: 警察行为异化的表象 |
| 二、权力寻租: 警察行为异化的动因 |
| 三、投诉与问责: 警察行为异化的矫正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自律与他律的完善与强化 |
| 一、道德内化: 警察行为自律的保障 |
| 二、多元监督: 中国警务外部控制的基本结构 |
| 三、绩效考核: 警务运行质量的评定 |
| 四、司法问责: 警务运行控制的保障 |
| 第九章 结语: 警务模式未来的发展 |
| 一、警务社会属性的必然走向 |
| 二、风险社会警务的多元诉求 |
| 三、多元治理下的警务协同 |
| 附录 当代中国警务的演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三维分权视角下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出路：中国式分权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 |
| 1.5. 可能的贡献与创新点 |
| 2 文献述评 |
| 2.1. 从管理创新到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
| 2.2. 三维分权相关研究综述 |
| 2.3. 以分权看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2.4. 本章小结 |
| 3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特征与逻辑 |
| 3.1.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与特点 |
| 3.2.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导逻辑”与“隐形逻辑”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式分权主义的理论构建 |
| 4.1. 理论渊源 |
| 4.2. 相关概念基础 |
| 4.3. 中国式分权主义概念与内涵 |
| 4.4. 三维分权导向的理论范式 |
| 4.5. 本章小结 |
| 5 市场分权：中国产业政策失效的机理及其出路 |
| 5.1. 产业政策的兴起及其挑战 |
| 5.2. 失效的产业政策为何延续? |
| 5.3. 中国式分权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产业政策改革 |
| 5.4.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分权：信访问题产生机理与改革出路 |
| 6.1. 当前信访问题的新特点 |
| 6.2. 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
| 6.3. 中国式分权主义理论框架下消除信访问题的途径 |
| 6.4. 完善分权：让信访工作成为真正的“社会减压阀” |
| 6.5. 本章小结 |
| 7 纵向分权：“省管县”体制改革实践及深化路径 |
| 7.1. 从一个案例看“省管县”体制改革作用与效果 |
| 7.2.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际效应及其完善途径 |
| 7.3. 浙江“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际效应 |
| 7.4. 完善“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出路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5）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图表目录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综述 |
| (一) 制度和产权的视角 |
| (二)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 |
| (三) 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及改革方向 |
| (四) 土地制度改革及对乡村社会政治的影响 |
| 三、研究思路与本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本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的简要说明 第一章 土地流转的政策与实践 |
| 一、土地流转政策的历史演变 |
| (一) 1982～1983年底:不允许土地流转 |
| (二) 1984～1991年:初步允许土地流转 |
| (三) 1993年～至今:土地流转日趋规范化 |
| 二、土地流转的几种代表性模式 |
| (一) 以两田制为特征的山东平度模式 |
| (二) 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广东南海模式 |
| (三) 以土地换社保为特征的浙江嘉兴模式 |
| (四) 以宅基地换房为特征的天津模式 |
| (五) 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特征的成都温江模式 |
| 三、镇海土地流转概况 |
|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土地流转开始起步 |
| (二) 20世纪90年代:土地流转加速 |
| (三) 本世纪以来:土地流转全面铺开 |
| 四、进一步的讨论 |
| (一) 土地流转是否必然带来规模经营? |
| (二) 如何看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
| (三) 为什么地方政府和村干部热衷于土地流转? |
| 五、几点启示 |
| (一) 土地流转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 |
| (二) 土地流转一定要因时因地制宜 第二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 |
| 一、传统农业升级换代 |
| 二、农民就业日益多元 |
| 三、产业结构显着优化 |
| 四、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 |
| 五、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第三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 |
| 一、城乡二元体制的建构 |
| 二、社会结构的艰难转型 |
| 三、社会阶层变动与形塑 |
| (一) 社会分层的理论诠释 |
| (二) 建国后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的历史变迁 |
| (三) 个案呈现 第四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重构 |
| 一、镇海的村社组织体系 |
| (一) 传统组织 |
| (二) 新兴组织 |
| 二、社区内部组织关系 |
| (一) 传统"三驾马车"的相互关系 |
| (二) 村民委员会与社区工作站的关系 |
| (三) 村民委员会与专业经济合作社的关系 |
| 三、乡村组织关系 |
| (一) 乡镇党委与村党组织的关系 |
| (二)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
| 四、进一步的讨论 |
| (一) 社区工作站会不会导致村委会虚化和边缘化? |
| (二) 如何监督"一权独大"的村党组织书记? |
| (三) 如何看待私营企业主主政的能人治理模式? 第五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 |
| 一、"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 |
| 二、"国家单方供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制度困境 |
| (一)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模式的路径依赖 |
| (二) 农村公共服务"国家单方供给"的制度困境 |
| 三、"多元合作治理":社区服务体系的重构 |
| (一) 社区公共服务 |
| (二)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介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
| (三) 农村社区化管理: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的有效衔接 |
| (四) "81890"服务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的范例 第六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稳定 |
| 一、土地流转的利益冲突 |
| 二、土地流转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第七章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 |
| 一、土地制度、产权流动:村治的变迁 |
| (一) 土地改革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建 |
| (二) 合作化、集体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组 |
| (三) 家庭联产承包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
| (四) 土地流转及其对乡村治理的挑战 |
| 二、土地流转与村社边界:开放与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
| (一) 经济边界开放 |
| (二) 社会边界封闭 |
| 三、土地、农民与国家:乡村土地政治 |
| (一) 国家建构与阶级解放:土改时期国家与农民 |
| (二) 全面控制与依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与农民 |
| (三) 国家赋权与公民权的生长:家庭承包制时期的国家与农民 结论与展望 |
| 一、村社治理转型的演进逻辑 |
| (一) 村社治理转型的逻辑起点:什么农村与谁在创造? |
| (二) 村社治理转型的方向: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 |
| 二、村社治理转型的基础和条件 |
| (一) 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 |
| (二) 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
| (三) 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6）治安承包的行政法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治安承包基本模式述评 |
| 二、治安承包的社会背景及实际效果 |
| (一) 治安承包是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的召唤 |
| (二) 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经费短缺等因素催生治安承包 |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治安承包具备经济基础 |
| (四) 治安承包客观上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
| 三、治安承包的正当性分析 |
| (一) 新公共行政理论支持治安承包的管理方式 |
| (二) 现代警务改革的理论支持治安承包 |
| 四、治安承包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推行治安承包面临的合法性困境 |
| (二) 治安承包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
| (三) 推行治安承包会引发的副作用 |
| 五、治安承包制度的完善 |
| (一) 承包事务范围 |
| (二) 治安承包人资格 |
| (三) 治安承包合同的订立 |
| (四) 绩效评估 |
| (五) 对治安承包的规制 |
| (六) 纠纷的化解 |
| 结语──治安承包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治安联防经费保障如何与效益挂钩?——河南省方城县推行民兵参与治安联防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法治视野下的“治安承包”研究 ——理论框架、实践模式与制度设计[D]. 金晓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7(02)
- [2]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D]. 冯道杰. 山东大学, 2016(10)
- [3]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D]. 胡建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4]三维分权视角下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出路：中国式分权主义研究[D]. 崔凤军. 浙江大学, 2013(12)
- [5]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D]. 陈世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6]治安承包的行政法学思考[D]. 刘海平. 苏州大学, 2006(04)
- [7]治安联防经费保障如何与效益挂钩?——河南省方城县推行民兵参与治安联防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调查[J]. 杨扩,王世友,郭运栓,马庆赐. 中国民兵, 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