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外贸出口为何一枝独秀(论文文献综述)
李玉铭[1](2018)在《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文中提出上海远洋航运业在开埠之前虽已有发展,但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等邻近国家。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贸易重心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作为中西贸易运输载体的远洋航运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上海。1850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将伦敦——香港的定期远洋航线延伸到了上海,标志着近代上海定期远洋航运的历史正式开启。本文以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发展过程中轮船企业的竞争、船舶的更替、航线的扩大以及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为主线,对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梳理与探究,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在近代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业的经营者主要是在沪大洋行,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垄断了当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在运输载体上主要是帆船,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争与夺市场,各大洋行争相使用了专门用来运输鸦片与茶叶的飞剪船。在货物运输方面,主要进口鸦片以及西方工业品,并以鸦片为主;出口方面则主要是中国的茶叶和生丝。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与欧洲间的定期航线,表明专业轮船公司开始介入上海远洋贸易,但直到70年代初,不管是大英轮船公司的一枝独秀亦或是与法国邮船公司、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的“三巨头”争霸,由于轮船载重量小、运费高等限制性因素,专业轮船公司仍不是此一时期上海远洋运输的承运主力。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海底电缆的成功敷设以及轮船的大量使用等交通、通讯工具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使得上海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此以后,轮船逐渐代替帆船,成为上海远洋航运的主要运输载体,专业性的轮船公司也逐渐代替了在沪大洋行,成为上海远洋航运运输业的主要经营者。甲午中日战争后,上海远洋航运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平洋远洋航线的形成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运网络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变幻以及自身能力的衰落与发展,各国以上海为中心的远洋航运势力此消彼长,主要表现为由“一战”前的多国航运势力竞争到“一战”期间的英、日两国争霸,再到战后以英、日、美三霸并争为主的局面。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与发展,远洋运输货物在此一时期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进口方面逐渐由鸦片、西方的轻工业品转换成了机器设备、化工产品、燃料、五金器材等生产资料;出口方面也逐渐由生丝、茶叶转换成了其他农副产品以及部分工业产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虽因战事爆发,大部分远洋轮船公司曾一度暂停了上海的远洋业务,但随着战事转移,上海的远洋航运业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发展程度甚至一时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在完全控制中国内河航运、沿海航运的情况下,却唯独没有阻断上海远洋航运的原因是为了将上海作为战时战略物资的中转站,这是日本在战时为了尽可能的获取战略急需物资,以达“以战养战”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远洋航运是直接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纽带与通道。在当时社会条件限制下,是远洋航运的船舶逐渐将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文化等西方文明带到了中国,进而使古老的农业文明开始与先进的工业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同时,也是远洋航运的船舶将中国的一批批茶叶、丝绸以及其他一些大宗的原料产品带入了西方社会,进而使东方文明开始逐渐的融入西方社会。作为近代远洋航运中心的上海,其同样充当了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沟通与交流中对于上海本地传统航运业、对于近代上海的港城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是在国力衰微、航运主权旁落的情况下,主要有外资轮船企业经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殖民性与掠夺性。但另一方面,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也使得上海作为一座枢纽性城市成功的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远洋贸易的不断深入,将上海乃至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王帆[2](2016)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京津冀依托优越的“金三角”地理区位与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增长尚未复苏,外部需求依然不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贸易环境中,京津冀外贸增速持续下降、拉动经济增长压力巨大等现象促使该地区亟待调整优化外贸结构。自2015年开始,京津冀地区正式步入了协同发展新时代,为在外贸领域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主动调整贸易结构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外贸结构调整研究需以对现实问题具有深刻认识为基础。鉴于此,本文首先界定对外贸易结构概念,从静态、动态角度对外贸结构优化理论予以溯源,并对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对外贸易结构的理论进行总结。甄选国内外典型转型经济体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探讨并提炼适用于京津冀地区外贸结构调整的优化路线以供参考。从外贸总量结构、外贸商品结构、外贸方式结构、外贸市场结构及外贸主体结构五方面,运用描述统计方法对京津冀地区近15年来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作出详实分析,并选取定量指标测算三省市间的外贸发展差异程度。鉴于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息息相关,且产业同构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以对京津冀产业同构程度进行测度,以了解在外贸不协调发展时产业结构扮演何种角色。在探讨了京津冀外贸发展不协调、结构不合理后,对可能导致此状况的不可量化和可量化因素作出对比分析并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效应的正负大小更加精确说明可量化因素对外贸不协调、结构不合理的影响程度。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对京津冀地区的外贸结构调整与优化进行策略构想。首先提出调整优化外贸结构应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和符合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要求为策略目标。在明确目标后,以分工协作、协同发展为关键点,结合三省市所面临的外贸结构现实问题,以商品结构、方式结构、市场结构和主体结构为空间划分,并以“4C”作为策略实施的保障理念,对外贸结构调整升级可选择实施的策略提出建议。
王晨[3](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表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郝思军[4](2016)在《新常态下江苏外贸转型发展研究——苏浙粤三省外贸比较》文中研究表明江苏、浙江和广东由于区位、产业、资源等要素禀赋不同,其贸易结构也呈现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三省外贸比较,找出江苏外贸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以促进江苏贸易主体和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等,使外贸在"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中焕发出新的、更大的活力。
朱菲娜[5](2015)在《浙江样本调查:新常态下外贸酝酿后劲》文中指出2014年我国外贸数据发布不久,全年2.3%的进出口增速不及预期目标7.5%的一半,但是据传统外贸大省浙江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进出口增长4.7%,出口增长8.8%,均创历史新高,走出了在新常态下的一个超乎寻常的增长。在当前国内外经济贸易形势较为低迷的环境下,浙江为何会?
黄聪英[6](2014)在《论实体经济》文中指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世界各国曾经十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宝贵经验。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最终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之后,世界各国重新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初显,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振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和复苏成效,探讨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研究了中国省域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李壮[7](2013)在《15世纪以来欧洲列国与中国经济政策分野研究 ——以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为背景的观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斯密型增长区域经济体处于帝国与列国的不同政治经济格局是造成东西方政府经济政策分野的重要原因。以此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为背景分析双方经济政策的趋势与影响。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重商主义作出了新回答。15世纪以来东亚大陆与欧陆半岛都发展到传统时代经济发展的高级水平,即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东亚大陆的经济中心及其辐射(强弱不同)的更大范围构成了东亚大陆区域经济体。欧陆半岛的经济中心及其辐射(同样强弱不同)的更大范围构成了欧陆半岛区域经济体。经济中心与欠发达的外围构成了区域经济体的结构。经济中心是主要工业品的提供者,围绕在其周围的欠发达区向其提供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消费市场。它不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尽管政治与文化活动加强了这一趋势),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市场发挥了核心作用,其资源配置的功能促成了生产的地域分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贸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为贵金属的稳定、有厚度的流动。欧陆半岛的区域经济体涵盖了若干个小规模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即本文所说的列国之中,由市场指挥的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的各部分(发达区与欠发达区)就处于不同国家之中,地域分工基础上的贸易引起的贵金属的流动是跨国流动,欧洲列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对这一经济格局的反应。东亚大陆的区域经济体处于一个国家之中(中国的国家规模相当于整个欧洲),由市场指挥的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的各部分(发达区与欠发达区)就处于同一国家之中。地域分工基础上的贸易而引起的贵金属的流动只是省际间的流动。而帝国又是一个更大空间的经济联系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一空间上,帝国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处于发达或欠发达的位置,是帝国的发达部分或欠发达部分(相当于欧洲一国)处于这一位置,帝国版图之外帝国经济中心辐射的区域成了帝国经济中心的海外附庸,经济中心与海外附庸的贸易引起的贵金属流动是净流入。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对这一经济格局的反应。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处于列国之中,以控制贵金属流入、流出的对外贸易为关切点,产生了外生国家干涉主义①即狭义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与外生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前者逐步成为主要欧洲国家的经济指导方案。16世纪以来英格兰重商主义政策最为典型并取得显着成果,到18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基本都以重商主义为经济指导方案,但成果各异。中华帝国面临的经济情势没有催生出欧洲列国对海外贸易的积极行为与基于外贸收支的工业保护主义(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政策即重商主义,而是采取的工业自由主义与有管制的贸易自由主义政策,官方贸易采取朝贡贸易政策。-英格兰及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同,一方面由于政策方案各差异,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条件与国情的差异,因此不应夸大重商主义的作用。中华帝国政府虽然没有对海外贸易主动开拓与对出口导向工业的国家推动,但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驱动下16世纪以来商业仍在东方贸易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发达区以丝绸为代表的出口导向性工业仍十分兴旺。第一章:全文的背景也是造成东西方政府经济政策分野(保守与进取)的原因,揭示了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是如何形成的,它的主要特征与空间结构,以及在列国与帝国经济实践下诱生的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影响了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第二章、第三章论述英格兰及其他主要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源发性重商主义与继发性重商主义),以关注贸易平衡为支点的工业保护主义(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与对母体贸易、中间贸易的争夺为政策表现,以及对各国政策的绩效评价。第四章、第五章在第一章的经济情势下观察帝国政策走向,分析帝国政策走向的原因,以禁海、有管制开海、朝贡贸易为代表的政策表现,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艳婷[8](2013)在《外贸发展模式比较与转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正确评价我国现阶段的外贸发展模式,将有助于推动外贸相关产业实现优化升级。本文以我国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外贸大省,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呈现的不同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不同的发展路径为分析对象,运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结合案例与微观经济学统计工具,系统地分析比较上述四个省份的外贸发展模式,以期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找到更有利、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主要结合经典贸易模式理论和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通过我国,以及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对外贸易模式发展现状的总结,然后采用1978至2012年期间四省的外贸数据,综合运用定性定量结合,数据统计对比等方法,使用图形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福建省的外贸规模、外贸主体、贸易方式、进出口产品结构、外贸竞争力、外贸依存度等方面展开论证和分析,探索不同贸易模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包晓东[9](2010)在《世界金融危机与中国区域出口贸易模式的转变 ——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优越的区位优势、廉价而又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相对国内而言比较健全的基础设施以及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包括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外贸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为活跃、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在外贸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长三角地区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出口贸易模式,如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方式结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主体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商品贸易结构为特点的浙江“倒逼型”贸易模式,以加工贸易偏重的贸易方式结构,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贸易主体结构,以高新技术商品为主的商品贸易结构为特点的江苏“扩散型”贸易模式等。但是,由于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引致的世界经济发展减速,国内外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较大冲击,其中长三角地区首当其冲,出口增速出现明显下降。探寻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外冲击因素对长三角“二省一市”不同出口贸易模式的冲击效果,分析各出口贸易模式下出口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扭转长三角地区出口增速下滑态势,实现外贸稳定增长,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出口贸易模式的转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以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贸易发展造成冲击为背景,以长三角“二省一市”各具特色的区域出口贸易模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分析不同出口贸易模式的特点以及出口所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不同影响因素和差异。以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模型基础,选取金融危机背景下影响出口增长波动的五大冲击因素(外部需求萎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和银行信贷紧缩)构建长三角“二省一市”的出口冲击反应模型,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实证结论显示:1、外部需求萎缩是影响浙苏沪出口贸易增速下滑的第一要素;2、劳动力成本上升挤占了浙江和上海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3、加工贸易出口对原材料价格变动反映较为敏感;4、融资难将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制约浙江民营出口企业发展的瓶颈。最后,本文在前文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长三角“二省一市”出口贸易模式调整的几点建议。
潘尧[10](2010)在《区域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经验数据》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贸易投资发展成绩斐然。然而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不均衡的现象日益凸显。省际、城际之间对外贸易发展的差异明显,已经严重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总结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发展经验和特点,制定协调各区域贸易投资发展战略,对缩小地区间贸易投资水平差距,提高长三角地区国际竞争力水平,实现贸易投资水平升级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文章尝试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问题。本文在整理前人研究相关区域协调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定义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目标为地区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并分析了区域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了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利用地区省际和城际的数据定量分析了长三角各地区在对外贸易总额、出口商品结构、出口贸易主体、出口贸易市场、利用外资规模等方面的发展特征和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省际的角度出发构建了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的相应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贸易投资协调度的概念,并利用主成分综合评价模型对长三角地区的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贸易投资水平在不断提升,地区间贸易投资发展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但协调状况并不稳定。继而本文又从城际的视角出发,根据经济收敛理论模型,利用长三角地区25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验证了长三角地区城际之间存在随机收敛和条件收敛现象,并得出贸易投资对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有着正向作用。最后,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业协调分工合作、区域政府协调合作、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区域企业主体协调合作等区域贸易投资的协调途径。本文第一至第三章为文章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内容包括导论、文献综述和文章的理论基础;第四至第六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主要从定量和实证的角度来探讨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状况;第七章为政策和建议部分,主要从产业、市场、企业、政府等角度来探讨地区间贸易投资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协调发展的视角出发,利用主成分评价分析模型对长三角苏浙沪地区贸易投资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构建地区贸易投资发展协调度是本文的核心和亮点之处。利用长三角25城市间数据对长三角地区随机收敛和条件收敛现象进行考察,进而分析地区贸易投资发展与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相关性是本文的难点。
二、浙江外贸出口为何一枝独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外贸出口为何一枝独秀(论文提纲范文)
(1)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与概念界定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四、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一章 兴起与革新: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轫 |
第一节 帆船时代:近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概述 |
一、唐宋时期远洋帆船贸易 |
二、清代至开埠前的远洋帆船贸易 |
三、上海与长崎远洋帆船贸易 |
第二节 开埠初期上海远洋贸易形态与结构 |
一、开埠初期西方工业品的进口 |
二、鸦片走私进口贸易 |
三、丝、茶的远洋出口贸易 |
第三节 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 |
一、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 |
二、帆船到轮船:远洋运输方式的转变 |
三、垄断到竞争:远洋运输主体的变更 |
四、传统到现代:远洋贸易方式的变革 |
小结 |
第二章 发展与竞争: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对外贸易 |
第一节 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全面发展 |
一、日本加入上海远洋航运的竞争 |
二、太平洋远洋航运网的形成 |
三、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线 |
第二节 英、日、美远洋航运势力的角逐 |
一、一战期间英日远洋航运的分霸格局 |
二、一战后各国远洋航运的恢复 |
三、英、日、美的三国航业争霸 |
第三节 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 |
一、传统远洋贸易的衰落与终结 |
二、新兴远洋贸易品的兴起 |
小结 |
第三章 恢复与繁荣:孤岛时期上海远洋航运 |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远洋航运概况 |
一、远洋航线的恢复 |
二、交易量的回升与贸易中心的回归 |
三、主要远洋航线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孤岛时期上海 |
一、上海民众生活物质仰赖外洋供给 |
二、工业原料进口与商品出口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供给需求与上海远洋航运 |
一、日本“以战养战”的战时经济体制 |
二、日本战时航运政策与在华第三国之关系 |
小结 |
第四章 促进与变革: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变迁 |
第一节 近代上海沿海、内河航运业的发展与革新 |
一、技术变革与沙船的衰落 |
二、新式轮船公司的建立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区变迁 |
一、港区与洋船停泊区的开辟 |
二、远洋贸易与港区功能变迁 |
第三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建设 |
一、外资码头的修建与兴起 |
二、船舶修造业的建立与发展 |
小结 |
结语 |
一、贸易、失序、进步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二、国家行政力量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三、远洋航运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2)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外贸结构调整的理论溯源及经验借鉴 |
2.1 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 |
2.2 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理论概述 |
2.2.1 静态外贸结构优化理论 |
2.2.2 动态外贸结构优化理论 |
2.3 经济增长与外贸结构的理论概述 |
2.3.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2.3.2 经济增长促进贸易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
2.4 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2.4.1 国外经验借鉴 |
2.4.2 国内经验借鉴 |
2.4.3 对京津冀启示 |
第三章 京津冀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3.1 京津冀对外贸易结构的基本分析 |
3.1.1 外贸总量结构 |
3.1.2 外贸方式结构 |
3.1.3 外贸商品结构 |
3.1.4 外贸市场结构 |
3.1.5 外贸主体结构 |
3.2 京津冀对外贸易结构的差异分析 |
3.2.1 外贸总量结构 |
3.2.2 外贸方式结构 |
3.2.3 外贸市场结构 |
3.3 京津冀产业同构的测度 |
3.3.1 基于宏观层面三次产业同构的时间演化 |
3.3.2 基于中观层面细分行业同构的空间特征 |
第四章 京津冀对外贸易差异的原因及影响因素探究 |
4.1 不可量化因素 |
4.1.1 区位和口岸 |
4.1.2 经商文化 |
4.2 可量化因素 |
4.2.1 外商直接投资 |
4.2.2 金融发展状况 |
4.2.3 工业发展程度 |
4.2.4 人口发展规模 |
4.2.5 技术发展水平 |
第五章 京津冀外贸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分析—外贸总量结构 |
5.1.1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5.1.2 数据检验 |
5.1.3 回归结果 |
5.2 实证分析—外贸商品结构 |
5.2.1 变量选取 |
5.2.2 实证结果 |
第六章 协同发展下京津冀外贸结构调整的策略构想 |
6.1 京津冀外贸结构调整的策略目标 |
6.1.1 适应国际市场需求 |
6.1.2 进一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 |
6.1.3 符合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 |
6.2 京津冀外贸结构调整的策略选择与实施 |
6.2.1 外贸商品结构调整策略 |
6.2.2 外贸方式结构调整策略 |
6.2.3 外贸市场结构调整策略 |
6.2.4 外贸主体结构调整策略 |
6.3 京津冀外贸结构调整策略实施的保障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2、学术史回顾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1. “有碍主权”问题 |
2. 日本参会问题 |
3. 经费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1. 由“购买”到“制种” |
2. 由“分发”到“指导”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本章小结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后记 |
(4)新常态下江苏外贸转型发展研究——苏浙粤三省外贸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一、苏浙粤三省外贸发展现状比较 |
(一)净出口增速明显高于GDP,广东先发优势有所弱化 |
(二)外贸竞争力逐步走强,浙江一枝独秀 |
(三)省内区域间差异大,外贸发展不平衡正逐步减弱 |
二、苏浙粤三省外贸发展结构特征比较 |
(一)苏粤内外资协调发展,浙江民营企业一枝独秀 |
(二)苏粤贸易方式更趋优化,浙江一般贸易占比高 |
(三)出口市场集中度高,多元化成为发展趋势 |
三、苏浙粤三省外贸经济效应比较 |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
(6)论实体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目录 |
Contents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金融危机暴露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 |
二、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 |
三、复苏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动态 |
一、实体经济的国外研究动态 |
二、实体经济的国内研究动态 |
第三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四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方案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第一章 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三、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二、内生技术变化理论 |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 |
四、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理论 |
第三节 简要评论 |
第二章 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 |
第一节 实体经济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
一、实体经济的概念 |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 |
三、实体经济的功能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 |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联系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一、第三产业的范畴界定 |
二、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分析 |
一、德国道路 |
二、美国道路 |
三、日本道路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一、注重创新制造技术 |
二、培养优质人力资源 |
三、拓宽国际销售市场 |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第三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
一、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
二、要培育国际高端品牌 |
三、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
四、要保持健康的产业结构 |
五、要科学应对产能过剩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回归 |
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第二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第五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SWOT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分析(Strength) |
一、实体经济发展成就辉煌 |
二、技术创新体系稳步形成 |
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 |
四、产业链成熟劳动力丰富 |
第二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劣势分析(Weakness) |
一、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
二、科技创新体制尚不健全 |
三、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四、职业技术教育不够发达 |
第三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机遇 |
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机遇 |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
第四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挑战分析(Threat) |
一、产业空心化趋势 |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
三、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
第六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省域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一、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二、福建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产业的实证分析 |
一、传统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
二、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企业的实证分析 |
一、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上汽集团为例 |
二、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福耀玻璃为例 |
第七章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 |
第二节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实力 |
一、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
第三节 激发企业活力,坚守实体经济 |
一、重振企业家精神 |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三、培育国际知名品牌 |
四、加大人才建设力度 |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服务实体经济 |
一、制订发展规划,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
二、优化社会氛围,营造勤劳创业的外部环境 |
三、坚持扩大内需,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
四、强化楼市调控,坚定不移遏制投机炒作 |
第五节 深化体制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
一、完善科技体制,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二、深化金融改革,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三、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
四、深化税制改革,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15世纪以来欧洲列国与中国经济政策分野研究 ——以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为背景的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第四节 写作方法与思路 |
第五节 名词解释 |
第一章 背景——区域经济体处于列国与帝国格局下经济实践活动及其引起的经济思想的分野 |
第一节 西方与东方斯密型增长区域经济体成长的历程 |
一 欧陆半岛斯密型增长区域经济体的形成历程 |
二 东亚大陆斯密型增长区域经济体的形成历程 |
第二节 西方与东方区域经济体的斯密型增长 |
一 欧陆半岛区域经济体的斯密型增长 |
二 东亚大陆区域经济体的斯密型增长 |
小结 |
第三节 斯密型增长区域经济体处于帝国与列国经济实践下的经济思想 |
一 从探索缺乏贵金属的出路开始 |
二 斯密型增长区域经济体下列国的经济思想——外生国家于涉主义与外生自由主义 |
三 斯密型增长区域经济体处于帝国视野下的经济思想——内生国家干涉主义与内生自由主义 |
小结 |
上编 区域经济体处于列国体系下政府的经济行为方式——外生国家干涉主义 |
第二章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国家干涉主义—政府与工商业者利益的协调 |
第一节 民族主义视野下国家与商帮利益一致性的过程—英格兰对母体贸易与中间贸易的争夺 |
一 政府与英格兰商帮默契的发端——都铎王朝争取商业自立的活动 |
二 都铎王朝时代的开拓性商业活动——“英格兰商帮”的成长 |
三 政府成为“英格兰商帮”的坚强后盾—17世纪英荷竞争 |
第二节 出口导向视野下的工业保护主义——国家与制造商利益一致性的过程 |
一 英格兰第一工业的成长——民族工业出口导向的形成 |
二 英格兰第一工业的保护——民族国家推动工业出口导向的努力 |
三 对北美工商业干涉主义——国家干涉主义的新实践 |
小结 |
第三章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国家干涉主义—政府对工商业的推动 |
第一节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 |
第二节 法国的重商主义思想与重商主义实践 |
第三节 俄国的重商主义思想与重商主义实践 |
一 推动原材料的生产 |
二 大力兴办手工工厂,以实现民族工业的自力,增强出口能力 |
三 对商业的扶助 |
四 制定保护性关税政策,推动国内手工业发展 |
小结 |
下编 区域经济体处于帝国格局下政府的经济行为方式—外生自由主义与国家干涉主义 |
第四章 国际和平主义视野下的经济自由主义—帝国政府与工商业者(对外经济活动)利益的冲突与部分协调 |
第一节 帝国中央政府与沿海民众(工商业者)利益的冲突(禁海——帝国战术行为) |
一 帝国战时应对海上安全的经济手段 |
二 成因分析 |
第二节 帝国中央政府与沿海民众(工商业者)利益的协调(有管制的开海贸易——帝国的战略行为) |
一 帝国相对和平时期应对海上安全的经济手段 |
二 政策成因 |
三 政策影响 |
第三节 帝国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协调的动机——白银、税收、就业 |
一 基于税收对海外贸易的关注 |
二 基于民生(就业)对海外贸易的关注 |
小结 |
第五章 国际和平主义视野下的国家干涉主义—帝国的文化经济行为 |
第一节 帝国的外生国家干涉主义——朝贡贸易 |
一 朝贡贸易的政策动机—政治视野下的经济关怀 |
二 明帝国的文化经济行为—以贡代市—政府与商人冲突 |
三 清帝国的文化经济行为—贡市并举—政府与商人协调 |
第二节 帝国方式的海外开拓—帝国版的重商主义(郑和下西洋—帝国版的重商主义)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外贸发展模式比较与转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方法概括 |
1.3 论文的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 |
2 外贸模式文献 |
2.1 外贸模式(Patterns of Trade)的定义 |
2.2 国际贸易理论的起源及发展概述 |
2.3 我国对外贸易模式研究文献 |
2.4 浙江省对外贸易模式理论研究文献 |
3 外贸模式发展历程及现状 |
3.1 我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变历史 |
3.1.1 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之历史沿革 |
3.1.2 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
3.1.3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
3.2 浙江省外贸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
3.2.1 浙江最近几年进出口发展主要特征 |
4 外贸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
4.1 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独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
4.2 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对外贸易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
4.2.1 近几年进出口贸易总量呈增长趋势 |
4.2.2 对外贸易依存度总体呈扩大态势 |
4.2.3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
4.2.4 民营外贸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下降 |
4.2.5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同增长 |
4.2.6 市场拓展呈现多元化发展 |
4.2.7 区域发展水平有趋向于平衡的态势 |
4.2.8 本章小结 |
5 浙江外贸发展模式特点与转型升级 |
5.1 浙江外贸发展模式的特色 |
5.2 浙江外贸产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 |
5.2.1 浙江传统产业的特征 |
5.2.2 浙江传统产业的现状 |
5.3 浙江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途径 |
5.4 浙江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世界金融危机与中国区域出口贸易模式的转变 ——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二、可能的创新点和难点 |
第二章 长三角"二省一市"出口贸易模式分析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浙江出口贸易模式 |
第三节 江苏出口贸易模式 |
第四节 上海出口贸易模式 |
第五节 浙苏沪出口贸易模式的比较分析 |
一、内向型国际化路径和外向型国际化路径 |
二、外资导向型出口模式和贸易导向型出口模式 |
第三章 世界金融危机对长三角"二省一市"经贸的影响比较 |
第一节 世界金融危机对浙苏沪三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企业经营困难重重 |
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 |
三、居民消费增速稳定,价格指数小幅下滑 |
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提升 |
五、对外贸易形势严峻,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萎缩 |
六、劳动力需求下降,居民收入受到影响 |
第二节 世界金融危机对浙苏沪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分析 |
一、金融危机对浙苏沪三地出口贸易的影响 |
二、金融危机对浙苏沪三地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
三、金融危机对浙苏沪三地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 |
四、金融危机对浙苏沪三地出口贸易主体的影响 |
五、金融危机对浙苏沪三地出口贸易市场的影响 |
第四章 世界金融危机对长三角"二省一市"出口贸易的冲击效应分析 |
第一节 金融危机背景下浙苏沪出口增长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全球市场疲软打击出口外部需求 |
二、金融危机加快人民币升值遏制出口 |
三、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影响出口 |
四、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出口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
五、银行信贷紧缩加剧出口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 |
第二节 浙苏沪出口增长波动的理论模型 |
一、局部均衡分析 |
二、一般均衡分析 |
三、小结 |
第三节 金融危机背景下浙苏沪出口贸易冲击效应实证研究 |
一、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二、逐步回归分析 |
三、协整检验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五、实证结论 |
第五章 后金融危机时代长三角"二省一市"出口贸易模式的调整建议 |
第一节 后金融危机时代浙苏沪出口贸易新格局 |
一、贸易摩差加剧,保护主义抬头 |
二、美元贬值迫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 |
三、低碳贸易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点 |
四、新经济体成为我国出口市场新的亮点 |
第二节 后金融危机时代浙苏沪出口贸易模式的调整建议 |
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长三角外贸产业的均衡发展 |
二、转变贸易方式,实现长三角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 |
三、开拓国内外新市场,降低长三角出口贸易的市场风险 |
四、加大金融支持,扶持长三角中小出口企业快速成长 |
五、扶持民资发展,摆脱持续性外资型依赖 |
六、转变增长方式,警惕资源性恶化型增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区域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的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与论文的框架 |
第三节 本文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 |
一、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
三、有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 |
第二节 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 |
一、贸易与地区经济增长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 |
三、贸易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 |
第三章 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长三角地区概念的界定 |
二、协调发展的界定 |
第二节 区域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
一、区域贸易投资协调发展中有关区域经济学的作用机理 |
二、系统协同理论中有关协调的作用机理 |
第四章 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的比较分析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的历史演变轨迹回顾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 |
一、对外贸易总量和开放度的比较分析 |
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
三、对外贸易出口主体的比较分析 |
四、对外贸易出口市场的比较分析 |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
第五章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长三角省际层次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第三节 计算结果 |
第四节 结论分析 |
第六章 基于收敛模型的长三角城际层次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基于时间序列随机收敛模型的实证检验 |
一、研究方法 |
二、随机收敛的定义介绍 |
三、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面板单位根随机收敛检验结果 |
第二节 基于面板数据的条件收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一、研究方法和指标的选取 |
二、研究数据的来源 |
三、实证分析 |
四、结论分析 |
第七章 长三角地区贸易投资协调发展途径分析 |
第一节 长三角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目标 |
第二节 区域政府贸易投资政策制度的协调发展 |
第三节 区域对外贸易产业协调发展 |
一、当前长三角区域对外贸易产业发展的具体特点 |
二、促进各地区对外贸易产业的协调发展和合理分工 |
第四节 发挥企业在地区贸易投资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
第五节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发展 |
第六节 发挥上海在经济协调中的作用和功能 |
参考文献 |
附录:文章部分计算数据 |
致谢 |
四、浙江外贸出口为何一枝独秀(论文参考文献)
- [1]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D]. 李玉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9)
- [2]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研究[D]. 王帆. 河北工业大学, 2016(02)
- [3]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4]新常态下江苏外贸转型发展研究——苏浙粤三省外贸比较[J]. 郝思军.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6(02)
- [5]浙江样本调查:新常态下外贸酝酿后劲[N]. 朱菲娜. 中国经济时报, 2015
- [6]论实体经济[D]. 黄聪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7]15世纪以来欧洲列国与中国经济政策分野研究 ——以斯密型增长的区域经济体为背景的观察[D]. 李壮. 南京大学, 2013(05)
- [8]外贸发展模式比较与转型分析[D]. 王艳婷. 浙江工业大学, 2013(04)
- [9]世界金融危机与中国区域出口贸易模式的转变 ——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的分析[D]. 包晓东. 浙江工商大学, 2010(02)
- [10]区域贸易投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经验数据[D]. 潘尧. 浙江工商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