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评（三）

一、鲁迅杂文评点(三则)（论文文献综述）

黄德海^[1]（2021）在《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文中提出金克木,一代学人,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学贯东西,知兼古今,以小学学历而卓然成家,和季羡林、张中行、邓中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本文按年谱体例分上、中、下三编,以学习时代、为师时代、神游时代为界,细致梳理先生近九十年的传奇人生,得窥先生读书与治学的独到之处。青年学者黄德海以至诚之心、文学之笔,沿途追索,处处志之,甚而独出新裁,引领读者跟随先生足迹,去读书"偷学问",开阔视野。如此,经由两代学人之循循善诱,令人得悟先生自学之方法及自强之信念。这一部编年录,演化成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对于喜欢读书之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有诸多启迪意义,亦给后生晚辈留下一份珍贵的生命记录。

李园苑^[2]（2021）在《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杂文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冷浪涛^[3]（2021）在《庞石帚诗歌与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庞石帚之诗清远深韵,在当时即具有高名;其学贯通四部,在诗学上每多真知灼见。因诗集与着作出版皆较晚,今人对他创作和研究都未有较深入的认识,故有必要为之发皇。本文即主要从诗歌与诗学两个方面入手,分上下两编进行研究和考察。兹分从诗歌编与诗学编,撮叙本文大要于下:就其诗歌创作而言:他为诗转益多师,不主一家,穷原竟委,不过绍蜀诗之余烈,尤以杜陵、东坡二家为本,于七律之用事、对仗、句法、体式诸端,犹具见渊源。至于西江诸家,如山谷之七律,荆公、后山之古体,亦在取法之列。七绝则以白石、渔洋之神韵为主,又杂以定庵之纵横。近时诸家,如张之洞、王闿运、赵熙等,对其亦多所启发。他在交游上多交接诗坛之老苍,往来唱和,更无多让。与抗战期间寓蜀诗家多所酬唱,可谓旗鼓相当。而内地之诗人,也常相与往还。蜀中年轻后进,又多出其门下。其诗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如酬唱诗之变幻出奇、节序诗之深沉亢爽、悼亡诗之凄恻动人、感事诗之慷慨多讽、比体诗之寄慨遥深,俱可与时人争胜。在艺术上变化多方,大抵以学人之根柢,济以诗人之情性,融合无间。以前后而论,壮而弥工;以各体而论,古近兼擅。而又有近体之用事切当、对仗开阖;古体之精心结构、纡徐不迫。要之,在现代诸诗家中,其诗亦可自树立,卓然名家。就其诗歌研究而言:则主要以唐宋及清两段研究为主,唐宋段之研究又以杜甫与苏轼为主。其杜诗之研究,原本于钱谦益对杜甫党派之关注,更为推进。所为数十条杜语释词,亦皆精核。其东坡诗之研究,先以传记尽其生平梗概,又从各方面探其诗艺,识见湛深。又有少量唐宋诗研究之笔记,也堪为典范。其对于清诗之研究,明清易代之际,以诗史互证为主;于近代诸家诗之笺释,如龚自珍、王闿运、张之洞,皆元元本本;对《海藏楼诗集》之评点,又多抉阐文心。而综观其诗歌研究,考察其学术特色,可以发现:从清儒到章太炎的影响,使其研究打上朴学烙印;从经学到宋明史的趋向,使其研究涂满历史色彩;从文学到专家诗的路径,使其研究具有融通的气象。同时,其诗人身份对其研究具有独特作用。他对于当下的诗歌研究亦多所关注,往往能洞见利病。总而言之,其诗歌研究成就较大,但因种种原因,并未竭尽其才。此外,本文又搜集其生平资料,系以年历,成《庞石帚年谱稿》;广集异本,比勘异同,成《养晴室诗校记》;又搜拾遗佚,用补全集,成《养晴室集钩沉》。今一并附录于文后,并补上下两编所言之不足,以期相互发明。

辛欣^[4]（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提出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陈豫^[5]（2020）在《论“部编版”小初语文教材的鲁迅选篇》文中提出鲁迅虽然不是“专职”的儿童文学作家,但其作品也有不少的与儿童和儿童文学相关。现行的“部编版”小初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不仅大量被作为课外阅读篇目,更在课本选篇中独占鳌头。鲁迅作品蕴藏的内涵有利于儿童的精神生命成长,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契合儿童的心理特征,非常适合当代儿童的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肯定的。但题材内容的相对单一,文体选择的不合理性也客观存在,其中还有课文后“思考探究”设计的成人化。这使本就让儿童难以理解接受的鲁迅作品变得更加艰深复杂。再加上教学者不一定把握教学对象作为儿童的特点和学习规律,很难在课堂上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教学,“鲁迅难”的状况明显存在于语文课教学中。本研究的绪论从学界对于小初语文课本中鲁迅选篇的争议出发,对争议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提出从儿童的角度来看课本中鲁迅选篇的论题。第一章从鲁迅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出发,证明鲁迅的作品有必要选入小初语文教材。第二章结合儿童本位理论讨论了鲁迅选篇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合理性主要从鲁迅选篇的思想教育价值、美学特质和鲁迅选篇符合儿童期待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不合理性从选篇和课后“思考探究”的设计两方面进行论述,并针对选篇的不合理性提出了相应的选文策略与课后“思考探究”不足的解决办法。第三章从教学方式是否适合儿童和儿童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性两个方面具体论析语文教材中鲁迅选篇教学中的问题及成因,并参考儿童本位理论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重视教师引导、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改善教学方式等解决办法。

张然^[6]（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韩璐楠^[7]（2020）在《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诗文百余首存于《陶渊明集》。《闲情赋》作为陶集中一篇较为独特的辞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闲情赋》作为研究对象,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在汉魏六朝情赋中审视《闲情赋》。全文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以历家的评点接受为中心,以对后世诗文创作的影响为重点,全面展现陶渊明《闲情赋》的研究价值与文学意义。陶渊明《闲情赋》作为六朝赋作中一篇颇有争议的作品,诸家各持己见,展开多元讨论,其接受内容主要存于陶集校本、文人诗话与词话、历家诗文集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闲情赋》的接受历程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历代文人《闲情赋》的评点,主要体现在以萧统“白璧微瑕”说为中心,以苏轼“比兴寄托说,”为重点,以其他文人的评点为补充,构建《闲情赋》接受的丰富体系。《闲情赋》接受的主要两大阵营,一是萧统提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批判赋文“卒无讽谏”,开启了《闲情赋》接受与批评的先河;一是苏轼反对萧统之见,提出“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何异。”指出此赋别有寄托,内涵丰富,逐渐成为接受主流;此外,一些文士不赞同萧、苏之见,提出不同见解,进一步深化了《闲情赋》的阐释与评论。后世对《闲情赋》的接受还体现对该赋的模拟、化用典故、对比研究等多个方面,各家的丰富解读,显示出《闲情赋》对文学创作的多重影响。其一,《闲情赋》作为汉魏情类赋作中的一篇佳作,后世文人对此创作手法与内容进行整体与局部模拟,体现其赋作对于后世的影响力;其二,诸多文人化用《闲情赋》中的意象与典故,从多个视角加以剪裁与重新构造,借此抒发细微繁富的情思;其三,历代诗人诗评此赋时,立足多篇作品相互比较,在多个角度的对比解读中,洞悉《闲情赋》的内涵,呈现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而陶渊明《闲情赋》一文,在后世诗文创作中多次被模拟与化用,也一定程度上展现出《闲情赋》的文学价值与深远影响。《闲情赋》对于其他文艺作品,如书画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渗透。此外,在陶渊明《闲情赋》接受过程中,不仅加深世人对于陶渊明形象的理解,扩充其诗文题材的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一个文学话题,在后世文人的评点与文学创作中彰显出《闲情赋》接受的多元文化价值。综上所述,无论是对《闲情赋》的文本解读与主旨探析,还是历代文人的阐释与评论,或是对《闲情赋》的模拟与化用,都体现了世人对《闲情赋》艺术价值的认可。虽时有争议,颇有微词,却正可体现《闲情赋》独特价值,客观上推动了《闲情赋》接受的蓬勃发展,为世人深入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参照。

韩蓉^[8]（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宋世瑞^[9]（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何亦聪^[10]（2017）在《“反文章学”与“后文章学”——浙东文人与中国现代散文三元格局之形成》文中提出本文由文章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过程,认为在此过程中,浙东文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浙东地域文化中本就存在着悠久、深厚的文章学传统,而处身新旧文学交替之际的浙东文人,对于这一传统,或着意反思,或巧妙传承,形成了"反文章学"和"后文章学"两种思路,前者以鲁迅、周作人为中心,后者以夏丏尊、朱自清为中心,他们与林语堂、梁实秋、梁遇春等"西化派"的散文家一起,共同构建起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三元格局。

二、鲁迅杂文评点(三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杂文评点(三则)（论文提纲范文）

（1）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论文提纲范文）

（3）庞石帚诗歌与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部编版”小初语文教材的鲁迅选篇（论文提纲范文）

（6）“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反文章学”与“后文章学”——浙东文人与中国现代散文三元格局之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四、鲁迅杂文评点(三则)（论文参考文献）

• [1]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J]. 黄德海. 江南, 2021(05)
• [2]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杂文教学研究[D]. 李园苑.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庞石帚诗歌与诗学[D]. 冷浪涛.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论“部编版”小初语文教材的鲁迅选篇[D]. 陈豫. 青岛大学, 2020(02)
• [6]“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7]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D]. 韩璐楠. 扬州大学, 2020(01)
• [8]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反文章学”与“后文章学”——浙东文人与中国现代散文三元格局之形成[J]. 何亦聪.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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