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额济纳旗野生经济植物（论文文献综述）
刘贵玺[1]（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韩阿茹娜[2]（2020）在《额济纳地区黑果枸杞选优及嫩枝扦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果枸杞（Lyciumruthenicum）属于茄科（Solanaceae）枸杞属（Lyciumlinn）,为多棘刺灌木,是我国枸杞属9大物种（7个种和2个变种）之一,是中国西北干旱区特有生态经济林树种,具有药用保健价值。黑果枸杞开展资源调查及选育工作,是优良品种培育、实现良种化栽培及黑果枸杞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地区黑果枸杞天然林进行样方调查,通过测定相关指标确定标准木,超过加权平均值15%（“生态经济型林木品种选育标准”林木良种审定规范GB/14071规定）以上确定入选果实高产优良单株;采用嫩枝扦插方法将选择的高产优良单株进行无性繁育,并进行了无性系测定,选择鲜果单株产量高、表型稳定的优良黑果枸杞无性系。研究结果可为黑果枸杞品种选育提供育种群体和技术指导。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境内的天然分布区内。随机设置10个样方（环境条件相同）对样方内0.6m以上的单株进行每木测量依据各指标的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结果,确定各指标的加权平均系数,分别是产量系数0.6,冠幅系数为0.2,株高系数为0.1,果实纵径和横径系数均为0.05,对格指标进行加权平均,以高于加权平均值15%入果实高产优良单株,得出30株果实高产优良单株。2.为了保持高产优良单株的优良性状,采用无性系繁殖方式。对黑果枸杞进行了嫩枝扦插技术的研究。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生长调节剂对黑果枸杞嫩枝扦插成活率、苗高生长量及分枝数的影响有显着差异。扦插后35d观察和测量,结合生根成活率和成本投入,本研究中最佳处理为150mg/LNAA+150mg/LIBA,成活率为94.97%,平均苗高为49.55cm,分枝数为6.36个。3.对入选的30果实产优良单株进行无性系测定,无性系大田定植后2019年9月25日进行。以样方2的CK-2-2标准木为对照,各无性系间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黑果枸杞优良单株无性系间苗高、冠幅、产量等指标有显着差异,得到3个优良无性系。优良无性为15号优良单株无性系的株高是117.2cm、冠幅0.93m2、产量3.87kg,21号优良单株无性系的株高是112.27cm、冠幅0.82m2、产量3.79kg,25号高产优良单株无性系的株高是115.27cm、冠幅0.98m2、产量3.81kg。
杨阳,张斌武,蓝登明,司建华,谢菲,桂翔,刘俊良[3]（2019）在《黑果枸杞果实原花青素含量分析》文中认为为解决人工种植中缺少判定苗木优劣标准的问题,并为黑果枸杞的栽培利用提供依据,采集来自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不同种源、不同种植地中野生与人工栽种黑果枸杞果实,测定果实中原花青素含量。结果表明:鲜果原花青素含量内蒙古种源最高,之后依次为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青海种源黑果枸杞可作为阿拉善盟地区黑果枸杞优选品种;不同种植地中,种植在额济纳旗的黑果枸杞原花青素含量最高,阿拉善地区的环境指标可作为黑果枸杞种植地参考;人工栽种的黑果枸杞果实原花青素含量高于野生黑果枸杞。
丁翃羽[4]（2019）在《旅游活动对额济纳胡杨林保护区植物群落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杨林是我国西北极端干旱区绿洲重要的植被类型,胡杨林及其生物多样性维持对于绿洲生态环境稳定性、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胡杨具有重要美学和文化价值,近年来针对胡杨旅游活动强度和范围不断加大,对胡杨林保护与维持带来严重的威胁。本文以额济纳旗胡杨林为研究对象,对额济纳旗胡杨林进行样地调查,研究旅游干扰下额济纳旗胡杨林群落特征以及土壤环境的响应,以达到保护胡杨林种群和对胡杨林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胡杨林恢复与重建等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保护区胡杨林物种组成单一,植被结构简单,生境脆弱化明显。随着干扰梯度的增加,胡杨林下植被和根蘖苗的更新受干扰影响逐渐减少,根蘖苗作为胡杨主要的更新方式受阻,间接导致胡杨种群衰退。（2）旅游干扰已经改变绿洲胡杨林的植被动态过程,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旅游项目的影响,生境破碎化现象明显,生境异质性增加,对绿洲植被的维持有极大的影响。（3）旅游干扰对额济纳旗胡杨林群落植被多样性具有显着的作用,显着降低了植物物种丰富度和香浓多样性（P<0.05）,重度的旅游干扰会导致物种在生境中的分布不均匀（P<0.05）。干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胡杨林植物物种多样性,造成绿洲植被衰退。（4）旅游干扰下土壤容重发生了显着变化（P<0.05）,土壤含水率则是在游客密集区域较高。说明旅游干扰（践踏）主要是改变了胡杨林土壤的物理结构,对土壤养分影响较小。（5）旅游活动对胡杨林群落特征和土壤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游客践踏、游客数量与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的干扰。制定出与此类干扰相对应的对于额济纳旗胡杨林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方法,以实现生态旅游在额济纳旗胡杨林的实现,从而达到保护和恢复额济纳旗胡杨林的目的。
赵宏渊[5]（2018）在《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区系与资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额济纳旗毗邻巴丹吉林沙漠,冬季气候寒冷,夏季干旱少雨,昼夜温差较大,常年受到沙尘暴的侵袭。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野外收集数据、运用植物区系地理学原理和按照植物资源分类系统对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共有54科195属431种。分布类型以温带成分为主,温带分布类型的科、属、种分别占非世界分布数的22.23%、53.17%、46.41%,是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分。植物生活型中草本植物占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多年生草本,占全部种子植物44.55%,中生植物是本区的主要水分生态类型,占本区植物总数的63.57%;旱生植物也占有一定地位,占本区植物总数的33.41%。本区植物资源中,药用植物资源有116种,占本区植物总数的26.91%;蛋白和氨基酸植物资源有106种,占本区植物总数的24.59%;园林观赏植物资源有40种,占本区植物总数的9.28%;纤维植物资源有34种,占本区植物总数的7.89%;油脂植物资源有30种,占本区植物总数的6.96%。其他植物资源相对匮乏,淀粉植物资源、维生素类植物资源、芳香油类植物资源、植物胶与果胶植物资源、鞣料植物资源、能源植物资源所占资源植物总数均在本区植物总数的5%以下。额济纳旗自古以来自然环境较差,生态功能较低,近年来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本文对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为保护与利用本区的种子植物资源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赵颖[6]（2017）在《农牧民对草原政策的感知与可信度研究 ——以宁夏和内蒙古为例》文中指出我国是草原资源大国,天然草地近4亿hm2,约占国土总面积41%。草原管理政策是草原资源保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草原家庭承包制是我国草地资源管理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草原确权政策更是我国近些年提出的最新政策,试图以明晰产权为目标进而使草原进入商品化市场。目前对草原确权的研究多见于执行困难、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而对草原确权的制度功能研究少有报道。然而,制度变迁是在特定的时机自发、内生的,人们带有某种有目的所设计的制度或政策很有可能不适应当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在此情况下,现阶段是否适合推广草原确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草原确权的制度功能进行探讨。若想对这个问题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需要了解我国草原管理政策的变迁历史以及确权政策的基础——草原承包制。本研究涉及到的理论有:制度功能可信度理论、平衡生态学和非平衡生态学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产权学派,研究理论基础为制度功能可信度理论。制度功能可信度理论相较于其他三者的贡献在于:第一,着眼于分析制度承担的功能,跳出国有、私有或者共有等形式问题。就我国的草原承包制和确权政策而言,前者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后者承担经济功能。第二,以时间、空间、宏微观为维度,因地制宜的综合分析研究、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避免“一刀切”。第三,以人为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感知模式阐述周围的世界,通过行为者的集体感知对制度进行评价。本论文通过文献法、实地研究、问卷法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分别从农牧民和政策执行者的集体感知和社会冲突评价草原承包制和确权的可信度。其中,集体感知利用FAT制度框架分析;社会冲突选取冲突的频率、来源、结果、解决途径、期望解决的途径五个指标。另外,本研究从时间、空间、层级三个方面对制度的功能进行分析。空间角度,选取相同荒漠草原类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额济纳旗为研究地点。时间角度,梳理了 1949年至今的草原政策变迁历史,并通过两个自治区不同项目开展时间分析草原确权。层级角度,探讨了宏观层面的中央政策和微观层面省、县级政策。最后通过可信度的评价,结合制度功能可信度理论中的CSI决策表,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本论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前言,介绍草原管理政策的背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和政策述评,包括本研究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详细阐述了制度功能可信度理论的内容和评价方法。第三部分梳理总结了研究地区草原管理政策的变迁历史及其对生态产生的影响。第四至五部分为本研究的主体,以盐池县、阿拉善左旗和额济纳旗为研究区,通过问卷法和访谈详细分析三个研究区的草原承包制和确权的制度功能。回收有效问卷共479份,其中盐池县、阿左旗和额济纳旗分别为231份、161份和87份;访谈记录共55份,其中盐池县、阿拉善左旗和额济纳旗分别为20份、20份和15份。另外,研究期间有幸参与到盐池县草原确权工作中,具体负责信息采集工作。第七章利用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重点探讨三个研究地区农牧民对草原政策感知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最后一章为论文的结论、建议及展望。本论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首次将FAT制度分析框架和CSI决策表应用于草原确权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制度功能可信理论。同时,也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产权私有化和平衡生态学说解释草原管理问题的局限性。第二,荒漠草原区的草原承包制可信度较低,仍起社会保障功能,因生产方式不同三个研究区各有特点。其中,1)尽管盐池县草原承包制实行中可信度低,但农牧民对草原承包制仍有内在需求,该区草原承包制仍承担社会保障功能。2)阿拉善左旗农牧民视角下的草原承包制具有高的可信度,不需要进行制度干预。从承包的目标看,90%的被访者认为草原承包证“非常重要”,71.4%的被访者认为草原承包制在该区是成功的。3)草原承包制在额济纳旗地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为三个研究区中最高者,该区不需要对承包制进行制度干预。承包的实际情况中,“有”草原证的受访占90.8%,93.3%的受访者能正确回答承包形式,72.4%的被访者能正确回答承包年限。从牧民想要的权利看,96.7%的农牧民认为草原证重要,66.6%的被访者对承包制给予积极的评价。第三,草原确权在荒漠区尚不具备经济功能。其中,1)盐池县草原确权可信度低,确权受到农牧民和基层政府两方面的阻力。盐池县87%的农牧民愿意确权,但“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草原流转的人群占总数的31.1%。对草原抵押而言,59.1%的农牧民在确权后并不会抵押,19.6%的农牧民并不知道确权后可以抵押。2)阿拉善左旗的草原确权基础稍好于盐池县,但仍受到农牧民的阻力。从草原确权的经济功能而言,62.1%的受访者“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流转草原,54.2%“不愿意”抵押草原。3)额济纳旗牧区有较好的草原政策感知基础,确权主要阻力来自牧民。调研结果,“不愿意”草原流转的人数高达77.0%,确权后“不会”抵押的人群占总数的62.2%。对牧民来说,草原流转和抵押并不是现阶段需要的,草原确权并不具备其功能。尽管三个研究区的结果一致,但要警惕“一刀切”的政策执行方式,空间和时间使三个地区的农牧民感知存在差异,对盐池地区而言农牧民有较高意愿支持草原确权,但其并不了解草原确权政策的内容,而在额济纳旗地区牧民对草原确权政策有良好的感知基础,以“不愿意”草原确权的居多,两种情况存在本质的区别。最后,从农牧民、政府人员和草原政策三方面对草原资源管理保护提出如下建议:对农牧民而言,尊重农牧民意愿,倾听其诉求;定期宣传,培养意识。对政府人员而言,加强领导,提升草原工作者综合素质;实事求是地做好试点工作。对草原政策而言,1)树立草原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2)建立健全草原法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3)完善草原管理体系理论。4)制定差异化制度,切忌“一刀切”。5)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荒漠草原区暂时不推行确权。
刘哲荣[7]（2017）在《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及其优先保护研究》文中提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不断加剧的人为活动影响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生物多样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内蒙古位于亚洲中部干旱区,属于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其生态系统和生物类别丰富而古老,地带性分异复杂,使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尤为重要。珍稀濒危植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合理的研究和有效的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对珍稀濒危植物的相关研究为野生生态资源的优化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本研究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中国植物红皮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13）》受威胁种,《内蒙古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图谱》中的内蒙古部分为初始数据,并对其名称、拉丁学名、科属的归属问题等做了一系列的修定和完善,最终确定127种珍稀濒危植物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收集、整理不同学者对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及数据的同时,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和标本采集,采用植物区系分析、植物资源调查、植物优先保护、热点地区和GAP分析,对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区系组成及特征,植物资源的基本组成和类型,濒危等级和优先保护级别,保护现状及生境保护红线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得到以下研究结果:（1）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共53科、103属、127种。其中蕨类植物1种;裸子植物3科5属9种;被子植物49科97属117种;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在全区东、西阿拉善州、贺兰山州以及兴安北部州分布较多,仅分布于一个州的物种有59种,占总种数的46.46%;垂直分布格局呈单峰形态,在海拔10001600m之间的植物种数最多;豆科、菊科和毛茛科植物最多,单种属有35属;区系成分以温带分布型比例最高,起源古老,孑遗植物较多,草本和中生植物比例最大,与内蒙古植物区系特征相似。（2）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可分为5大类,18小类。食用植物资源中,野菜植物16种,野果植物8种,油脂植物20种,饲用植物65种,蜜源植物16种,淀粉植物12种,色素植物5种,甜味剂植物3种,芳香植物22种。药用植物有63种。工业用植物资源中,木材植物18种,纤维植物16种,树脂植物5种,鞣质植物11种,树胶植物5种。农业用植物资源中,农药植物13种;观赏与环境改良植物资源中,绿化观赏植物59种,环境改良植物35种。18类资源植物中,所含种类最多的是饲用植物,有65种,占资源植物总数的61.90%,其次是药用植物,有63种,占资源植物总数的60%;具有5类及以上用途的植物共有32种,占资源植物总数的30.48%;采用综合评价法,将内蒙古珍稀濒危饲用植物划分为优等、良等、中等、低等、劣等、可做牧草6个等级。其中,优等6种,良等4种,中等15种,中等及以上植物共有25种,占资源植物总数的23.81%;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内蒙古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进行评价,可分为三级,其中,Ⅰ级药用植物有36种,Ⅱ级药用植物有20种,Ⅲ级药用植物有7种,分别占药用植物资源总数的57.14%,31.75,%和11.11%。（3）以内蒙古127种珍稀濒危植物为评估对象,建立了该地区植物优先保护评价体系,评价指标的设定在充分利用野外考察数据的同时中加入了IUCN评估体系在全国尺度下对植物的评估结果,也考虑到了该区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加入了植物种抵抗灾害能力的指标,以及海拔高度等在该区可能发生重要影响的指标;评估结果为,极危（CR）种2种、濒危（EN）种13种、易危（VU）种37种、近危（NT）种44种,无危种（LC）31种,分别占总数的1.57%、10.24%、29.13%、34.65%、24.41%,其中受威胁种即极危（CR）、濒危（EN）和易危（VU）种共52种,占总种数的40.94%;优先保护级别的评估结果为,一级保护植物有28种、二级保护有71种、三级保护有28种,分别占评估总数的22.05%、55.91%、22.05%;由于评估方法不同,有些种的评估结果与《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13）》、《内蒙古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1989）》中的濒危等级和保护级别存在一定差异。一些植物种类濒危等级及保护级别在之前发布的保护名单中尚未体现的,在本次评估中获得了较高的濒危等级和保护级别。（4）以热点地区与GAP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通过计算累计保护效率和累计保护面积来评价和筛选重要物种分布县,从而鉴别出优先、次要和一般保护县。根据保护生物学原理,对重要物种的具体分布位置,考虑不同属性的植物物种所需的最小生存面积不同,依据生活型、分布范围和受威胁程度对关键植物的重点保护区域划定不同等级的缓冲区。将两者叠加后,最后得到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生境保护红线;127种红线保护植物中,有81种已得到各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占红线保护植物总数的63.78%;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整体保护红线面积为50.68万km2,占内蒙古总面积的42.84%;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生境保护红线划定方法的探讨,对划定生态安全预警红线具有参考意义。建议对未受到内蒙古各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的红线保护植物进行保护,进一步加强自治区至全国范围内的红线保护植物调查工作,以便提高数据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在完善本底数据的基础上,对红线关键植物就地保护的有效性进一步评估,量化就地保护有效性指标,对未受到有效保护的植物进行研究,提高保护红线植物的效率。
萨日娜[8]（2017）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蒙古族传统植物学知识研究》文中认为乌拉特中旗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乌拉特部蒙古族集中居住的旗县之一,当地蒙古族牧民在长期生产活动中积累了植物学方面的传统知识。但是目前为止对乌拉特蒙古族的传统植物学知识的研究尚未开展。这些传统知识经历了千百年畜牧业经济活动及长期的实践检验、指导了牧民传统的畜牧业生产经营。因此这类知识和经验对当地植物资源开展科学的整理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具有民间利用实践为基础的线索和依据。利用野生植物资源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传统知识不断流失的今天,对这些知识和经验开展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采用民族植物学的文献研究、证据标本采集鉴定以及关键人物访谈等方法,对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命名植物的特点以及野生植物的传统利用等进行调查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植物命名方面,当地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有着特殊的结构、类型以及依据。这与当地的生活生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对当地蒙古族的访谈调查得到野生植物的民间名93条,对应植物分类学上的72种1变种植物,隶属25科58属;（2）植物利用方面,当地蒙古族对野生植物的利用涉及到4方面,即食用、药用、饲用以及文化用。当地传统野生食用植物有6种,隶属5科5属;有野生蔬菜用、野生水果用、野生调味用3种类型;当地传统野生药用植物有20种,隶属11科18属。分为人用药用植物和牲畜用药用植物两大类;当地传统饲用植物有65种,隶属21科52属;当地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因此对饲用牧草有着当地独特的评价,评价度较高的牧草有37种;当地文化用野生植物有26种,隶属17科25属,涉及到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传统习俗等方面;（3）在与其他地区蒙古族民间所利用的野生植物的对比方面,乌拉特中旗与额济纳旗蒙古族所利用的野生植物的科、属、种的相似性分别为13.73%、11.40%、10.56%。乌拉特中旗与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所利用的野生植物的科、属、种的相似性分别为18.18%、11.24%、9.85%。乌拉特中旗蒙古族民间植物学知识是当地人在漫长的畜牧生产中积累而来,包含着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意义,并且具有发掘、传承和保护的价值。
史志林[9]（2017）在《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黑河流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随着近2000年以来的强度开发和利用,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流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探讨流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过程、表现和原因,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本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综合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在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和遥感分析的基础上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和演变的原因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有:就流域的整体气候状况而言,西汉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属于温暖湿润期,东汉时期、隋朝初期、五代十国时期及明朝前、后期属于温暖干旱期,东汉末三国时期、南北朝前期、唐朝前期及清朝初期、末期属寒冷湿润期,两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隋朝后期、宋元时期、明朝中期及清朝中期属寒冷干旱期。在这样的气候黑河流域环境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汉代后期、唐代中后期和明清时期是典型的沙漠化时段,流域中典型的五块沙漠化绿洲民乐李寨菊花地、张掖“黑水国”、古居延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金塔东沙窝都是在这些时间段形成的。其二,黑河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风暴、虫鼠害、地震等类型,其中以旱涝和地震最为严重。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呈现出时间上分布不均衡、不同阶段灾害的构成状况有较大差异和同一种灾害持续连年发生等特征。其三,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城市选址与城市兴衰,都与地理环境及其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交通线路的走向也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其四,黑河流域的气候变化还对流域内的野马、野骆驼等分布及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黑河下游古遗址出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与气候的好坏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关于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研究,文章从农牧业开发、水利建设,人口数量与结构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弱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游水环境以气候变化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中游水环境以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土地利用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已经完全掩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则受到气候变化和中下游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人类活动影响逐步上升为主导驱动力。
唐琼,德永军,张斌武,桂翔,王海龙[10]（2016）在《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萌发特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对4个种源黑果枸杞（Lycium ruthenicum）种子大小、质量及含水量的测定,对发芽率、发芽势、萌发启动速度、发芽指数等萌发特性的研究结果表明:（1）4个种源黑果枸杞种子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小依次为青海>新疆>民勤>额济纳旗,质量和含水量依次为青海>民勤>新疆>额济纳旗;（2）4个种源黑果枸杞种子的发芽起始温度为15℃,恒温下的最适发芽温度为25℃,变温下的最适发芽温度为20℃/30℃,各种源种子在变温条件下均高于恒温条件下的各项发芽指标,即20℃/30℃为黑果枸杞的最佳发芽温度,其发芽势最高为额济纳旗75.8%;发芽率最高为民勤89.0%,且前三者发芽率没有明显差异;（3）额济纳旗种源黑果枸杞种子在发芽起始至最适温度之间的发芽能力均优于其它3个种源。除20℃/30℃的发芽率之外,4个种源种子的发芽势、萌发启动速度和发芽指数的顺序为额济纳旗>民勤>青海>新疆。
二、额济纳旗野生经济植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额济纳旗野生经济植物（论文提纲范文）
（1）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2）额济纳地区黑果枸杞选优及嫩枝扦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黑果枸杞生物学特性 |
| 1.2 黑果枸杞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4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地质地貌 |
| 2.3 气候 |
| 2.4 土壤 |
| 2.5 水文地质 |
| 2.6 植被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标准木选择方法 |
| 3.2.2 优良产量单株选择方法 |
| 3.3 嫩枝扦插方法 |
| 3.3.1 实验材料来源 |
| 3.3.2 扦插床制作 |
| 3.3.3 穗条采集及插穗制备 |
| 3.3.4 生长调节剂种类及浓度筛选 |
| 3.3.5 扦插 |
| 3.3.6 插后管理 |
| 3.3.7 扦插苗的观察 |
| 3.3.8 30个果实高产优良单株扦插扩繁 |
| 3.4 30个果实高产优良单株无性系苗大田定植 |
| 3.5 指标测量方法 |
| 3.5.1 生长指标 |
| 3.5.2 果形指数及单株产量 |
| 3.6 数据分析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资源调查及优良单株选择 |
| 4.1.1 优良单株选择的指标体系 |
| 4.1.2 样方每木测量确定标准木 |
| 4.1.3 优良单株选择 |
| 4.2 优良单株无性繁殖技术 |
| 4.2.1 不同处理对黑果枸杞嫩枝扦插成活率的影响 |
| 4.2.2 不同处理对黑果枸杞嫩枝扦插苗高的影响 |
| 4.2.3 不同处理对黑果枸杞嫩枝扦插分枝数的影响 |
| 4.2.4 不同处理对黑果枸杞嫩枝扦插地径的影响 |
| 4.3 黑果枸杞优良单株无性系测定 |
| 5 讨论与结论 |
| 5.1 讨论 |
| 5.2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3）黑果枸杞果实原花青素含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时间、地点 |
| 1.2 试验材料 |
| 1.2.1 不同种源黑果枸杞果实样品 |
| 1.2.2 不同种植地黑果枸杞果实样品 |
| 1.2.3 野生与人工栽培黑果枸杞果实样品 |
| 1.3 试验方法 |
| 1.3.1 标准溶液制备 |
| 1.3.2 标准曲线制备 |
| 1.3.3 样品溶液制备及测定 |
| 1.3.4 样品测定 |
| 1.4 实验仪器及药品 |
| 1.4.1 实验仪器 |
| 1.4.2 实验试剂 |
| 1.4.3 实验标准品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不同种源黑果枸杞果实原花青素含量 |
| 2.2 不同种植地黑果枸杞果实原花青素含量 |
| 2.3 野生、人工栽培黑果枸杞果实原花青素含量 |
| 3 结论 |
| 4 讨论 |
（4）旅游活动对额济纳胡杨林保护区植物群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胡杨林的研究现状 |
| 1.3 旅游干扰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气候 |
| 2.2 地形地貌 |
| 2.3 植物资源 |
| 2.4 胡杨林保护区旅游发展概况 |
| 3 研究方法 |
| 3.1 样地设置 |
| 3.2 森林群落调查内容 |
| 3.3 土壤因子 |
| 3.4 数据处理方法 |
| 3.5 研究技术路线 |
| 4 结果分析 |
| 4.1 旅游干扰调查与梯度划分 |
| 4.1.1 旅游干扰类型及强度划分 |
| 4.1.2 干扰强度的划分 |
| 4.2 旅游对额济纳旗胡杨林群落特征的影响 |
| 4.2.1 调查中记录物种表 |
| 4.2.2 旅游对胡杨林群落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
| 4.2.3 旅游对胡杨林群落灌木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
| 4.2.4 旅游对胡杨林群落草本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
| 4.2.5 旅游对胡杨林群落根蘖更新的影响 |
| 4.2.6 旅游对胡杨林群落结构的影响 |
| 4.3 旅游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
| 4.4 胡杨林群落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
| 4.4.1 额济纳胡杨林物种多样性与土壤变量、旅游干扰的关系 |
| 4.4.2 旅游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4.4.3 植物物种多样性、土壤环境与旅游活动影响因子的综合分析 |
| 4.4.4 土壤变量与旅游干扰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
| 4.4.5 土壤变量与旅游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
| 5 旅游干扰对胡杨林保护区的影响及保护建议 |
| 5.1 旅游干扰对胡杨林群落和土壤影响的综合评价 |
| 5.2 保护对策与建议 |
| 5.2.1 旅游活动管理 |
| 5.2.1.1 不同程度区域管理 |
| 5.2.1.1.1 未受旅游干扰区域保护与管理 |
| 5.2.1.1.2 轻度旅游干扰区域保护与管理 |
| 5.2.1.1.3 中度旅游干扰区域保护与管理 |
| 5.2.1.1.4 重度旅游干扰区域保护与管理 |
| 5.2.1.2 不同类型干扰活动管理 |
| 5.2.1.2.1 对游客数量的管理 |
| 5.2.1.2.2 对游客垃圾的管理 |
| 5.2.1.2.3 对游客践踏的管理 |
| 5.2.1.2.4 对景区基础建设的管理 |
| 5.2.1.2.5 对夜灯建设的管理 |
| 5.2.2 胡杨林植物多样性及更新保护 |
| 5.2.2.1 对林下植物多样性的保护 |
| 5.2.2.2 对胡杨林更新的保护 |
| 5.2.2.3 对土壤环境的保护 |
| 5.2.3 政策保障措施的制定 |
| 5.2.3.1 保护为主和可持续利用 |
| 5.2.3.2 环境承载力控制和管理 |
| 5.2.3.3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 5.2.3.4 建立旅游开发规范管理机制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现象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第一导师简介 |
| 第二导师简介 |
| 致谢 |
（5）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区系与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植物区系和植物资源概述 |
| 1.1.1 植物区系概述 |
| 1.1.2 植物资源概述 |
|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植物区系研究进展 |
| 1.3.2 植物资源多样性研究进展 |
| 2 研究方法 |
| 2.1 查阅资料 |
| 2.2 调查方法 |
| 2.3 整理数据 |
| 2.3.1 编辑名录 |
| 2.3.2 科属种类型分类 |
| 2.3.3 资源植物分类 |
| 3 研究区概况 |
| 3.1 地理位置 |
| 3.2 地貌类型 |
| 3.3 气候特征 |
| 3.4 土壤状况 |
| 3.5 植被概况 |
| 4 研究结果 |
| 4.1 区系基本组成 |
| 4.2 科的多样性分析 |
| 4.2.1 科的统计分析 |
| 4.3 属的多样性分析 |
| 4.3.1 属的统计分析 |
| 4.4 植物种生活型和水分生态类型分析 |
| 4.4.1 植物种生活型分析 |
| 4.4.2 植物种水分生态类型分析 |
| 4.5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分析 |
| 4.5.1 科的分布区类型 |
| 4.5.2 属的分布区类型 |
| 4.5.3 种的分布区类型 |
| 5 植物资源研究 |
| 5.1 纤维植物资源 |
| 5.2 淀粉植物资源 |
| 5.3 植物蛋白和氨基酸资源 |
| 5.4 维生素类植物资源 |
| 5.5 油脂植物资源 |
| 5.6 芳香油类植物资源 |
| 5.7 植物胶与果胶资源 |
| 5.8 鞣料植物资源 |
| 5.9 能源植物资源 |
| 5.10 药用植物资源 |
| 5.11 园林观赏植物资源 |
| 6 结论和分析 |
| 6.1 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区系特征 |
| 6.1.1 植物多样性相对较为丰富 |
| 6.1.2 植物分布温带成分为主 |
| 6.1.3 植物生活型以草本为主,生态型以中生为主 |
| 6.2 额济纳旗种子植物资源概况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名录 |
| 作者简介 |
（6）农牧民对草原政策的感知与可信度研究 ——以宁夏和内蒙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理论视角 |
| 第三节 草原承包制和确权研究 |
| 第三章 草原管理政策述评 |
| 第一节 中国草原管理制度变迁历史 |
| 第二节 盐池县草原政策变迁历史 |
| 第三节 左旗草原政策变迁历史 |
| 第四节 额济纳旗草原政策变迁历史 |
| 第四章 盐池县草原管理政策的感知与可信度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
| 第二节 草原政策的感知分析 |
| 第三节 草原政策的可信度评价 |
| 第四节 讨论与小结 |
| 第五章 阿拉善左旗草原管理政策的感知与可信度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
| 第二节 草原政策的感知分析 |
| 第三节 草原政策的可信度评价 |
| 第四节 讨论与小结 |
| 第六章 额济纳旗草原管理政策的感知与可信度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
| 第二节 草原政策的感知分析 |
| 第三节 草原政策的可信度评价 |
| 第四节 讨论与小结 |
| 第七章 农牧民的感知差异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农牧民对草原政策感知的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影响农牧民政策感知的相关分析 |
| 第四节 讨论与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及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第三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及其优先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2 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与研究进展 |
| 1.2.1 珍稀濒危植物的概念与等级 |
| 1.2.2 珍稀濒危植物的濒危原因 |
| 1.2.3 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措施 |
| 1.3 植物优先保护研究进展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内蒙古自然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质地貌 |
| 2.1.3 气候水文 |
| 2.1.4 土壤类型 |
| 2.1.5 植物资源概况 |
| 2.2 社会经济状况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主要研究内容 |
| 3.1.1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区系成分多样性分析 |
| 3.1.2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分析 |
| 3.1.3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濒危等级与优先保护序分析 |
| 3.1.4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现状及其保护红线分析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的确定 |
| 3.2.2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区系分析 |
| 3.2.3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调查 |
| 3.2.4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濒危等级与优先保护序研究 |
| 3.2.5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的分布及其就地保护现状 |
| 3.3 技术路线图 |
| 4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及区系成分多样性分析 |
| 4.1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区系的基本组成 |
| 4.2 植物水平地理分布区域及其垂直分布 |
| 4.2.1 植物水平地理分布区域 |
| 4.2.2 垂直分布 |
| 4.3 植物区系成分多样性分析 |
| 4.3.1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科、属多样性分析 |
| 4.3.2 植物的生活型和水分生态类型多样性分析 |
| 4.3.3 内蒙古珍稀濒危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分析 |
| 4.4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区系特征 |
| 4.4.1 区系成分复杂多样,温带性质明显 |
| 4.4.2 单种属多,特有现象不明显 |
| 4.4.3 区系起源古老、孑遗植物较多 |
| 4.4.4 草本和中生植物比例最大 |
| 4.4.5 与内蒙古植物区系的特征相似 |
| 4.5 小结 |
| 5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 |
| 5.1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的组成 |
| 5.1.1 野生资源植物的组成 |
| 5.1.2 野生资源植物大科、大属统计 |
| 5.2 野生植物资源的分类 |
| 5.2.1 食用植物资源 |
| 5.2.2 药用植物资源 |
| 5.2.3 工业用植物资源 |
| 5.2.4 农业用植物资源 |
| 5.2.5 观赏与环境改良植物资源 |
| 5.2.6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用途多样性分析 |
| 5.3 内蒙古珍稀濒危重点植物资源综合评价 |
| 5.3.1 饲用植物资源评价 |
| 5.3.2 药用植物资源评价 |
| 5.4 内蒙古珍稀濒危野生资源植物重点种类 |
| 5.4.1 油松Pinustabuliformis |
| 5.4.2 樟子松Pinussylvestrisvar.mongolica |
| 5.4.3 钻天柳Choseniaarbutifolia |
| 5.4.4 胡桃楸Juglansmandshurica |
| 5.4.5 梭梭Haloxylonammodendron |
| 5.4.6 裸果木Gymnocarposprzewalskii |
| 5.4.7 库页红景天Rhodiolasachalinensis |
| 5.4.8 绵刺Potaniniamongolica |
| 5.4.9 蒙古扁桃Amygdalusmongolica |
| 5.4.10 沙冬青Ammopiptanthusmongolicus |
| 5.4.11 四合木Tetraenamongolica |
| 5.4.12 黄檗Phellodendronamurense |
| 5.4.13 文冠果Xanthocerassorbifolium |
| 5.4.14 紫椴Tiliaamurensis |
| 5.4.15 半日花Helianthemumsongaricum |
| 5.4.16 水曲柳Fraxinusmandschurica |
| 5.4.17 肉苁蓉Cistanchedeserticola |
| 5.4.18 内蒙野丁香Leptodermisordosica |
| 5.5 小结 |
| 6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
| 6.1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2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6.3 指标赋值法 |
| 6.3.1 濒危系数 |
| 6.3.2 遗传系数 |
| 6.3.3 利用价值系数 |
| 6.3.4 生境系数 |
| 6.3.5 繁殖系数 |
| 6.4 优先保护级别评估模型及其与濒危等级评价标准 |
| 6.5 评估结果分析 |
| 6.5.1 濒危等级评估 |
| 6.5.2 优先保护级别评估 |
| 6.5.3 指标定量研究分析 |
| 6.6 小结 |
| 7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现状及保护红线研究 |
| 7.1 内蒙古珍稀濒危(红线保护)植物县级水平的分布格局 |
| 7.2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现状评价 |
| 7.3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生境保护红线 |
| 7.3.1 重点县 |
| 7.3.2 重点区域 |
| 7.3.3 珍稀植物生境整体保护红线 |
| 7.4 保护建议 |
| 7.5 小结 |
| 8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修订名录 |
| 附录二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用途一览表 |
| 附录三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县级分布 |
| 附录四 内蒙古红线关键保护植物小地名经纬度 |
| 附录五 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标本采集及其地点分布 |
| 作者简介 |
（8）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蒙古族传统植物学知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民族植物学简介 |
| 1.2 问题的提出 |
| 2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内容 |
| 2.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研究 |
| 3.2 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 |
| 3.3 室内数据整理、标本鉴定和分析 |
| 3.4 技术路线 |
| 4 研究地区与民族 |
| 4.1 研究地区 |
| 4.1.1 地理位置 |
| 4.1.2 自然状况 |
| 4.2 研究民族 |
| 4.2.1 人口 |
| 4.2.2 沿革 |
| 5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5.1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对当地野生植物的命名 |
| 5.1.1 民间植物命名的基本结构和类型 |
| 5.1.2 民间植物命名的基本方法和依据 |
| 5.1.3 民间命与植物物种名的对应关系 |
| 5.1.4 乌拉特中旗民间蒙古族植物命名特色 |
| 5.2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民间野生植物的传统利用知识 |
| 5.2.1 食用野生植物 |
| 5.2.2 药用野生植物 |
| 5.2.3 饲用野生植物 |
| 5.2.4 文化用野生植物 |
| 5.3 乌拉特中旗与内蒙古其他地区蒙古族所利用的野生植物的对比分析 |
| 5.3.1 乌拉特中旗、额济纳旗和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民间利用的野生植物种类 |
| 5.3.2 乌拉特中旗与额济纳旗、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民间利用的野生植物的对比分析 |
| 5.3.3 结果与分析 |
| 6 讨论 |
| 6.1 有关民间植物命名方面 |
| 6.2 有关民间植物利用方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材料与方法 |
| 第四节 黑河流域水系概况 |
| 第二章 黑河流域历代行政建置与人口规模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行政建置与人口规模 |
| 第二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行政建置与人口规模 |
|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建置与人口规模 |
| 第四节 西夏元时期黑河流域的行政建置与人口规模 |
| 第五节 明清时期黑河流域的行政建置与人口 |
| 第六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建置与人口 |
| 第三章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过程与特征 |
| 第一节 过去2000年黑河流域的气候状况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过程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特征 |
| 第四章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具体体现 |
| 第一节 典型区域的沙漠化和盐碱化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的自然灾害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尾闾湖的变化 |
| 第四节 环境演变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以野马、野骆驼为例 |
| 第五节 地理环境及其演变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
| 第六节 气候变化对黑河下游植物种类的影响 |
| 第五章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农业开发与环境演变 |
| 第二节 黑河流域历代时期的水利建设 |
| 第三节 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畜牧业发展状况 |
| 第四节 人口结构、数量与环境演变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黑河流域年表（BC202——AD2014） |
| 附录二 黑河流域古遗址统计表 |
| 附录三 黑河下游地区植物种子鉴定图录 |
| 附录四 黑河流域农田水利文献辑录 |
| 附录五 张掖水利设施遗迹 |
| 附录六 张掖地区山谷水库调节供水渠道、河流、泉水引水渠道一览表 |
| 附录七 西夏国的水利灌溉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萌发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大小、含水量及千粒质量的测定 |
| 1.2.2 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在恒温、变温下的萌发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大小、含水量及千粒质量的测定结果 |
| 2.2 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在恒温下的萌发 |
| 2.2.1 恒温下的发芽率 |
| 2.2.2 恒温下的发芽势 |
| 2.2.3 恒温下的发芽指数 |
| 2.2.4 恒温下的萌发启动速度 |
| 2.3 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在变温下的萌发 |
| 2.3.1 变温下的发芽率 |
| 2.3.2 变温下的发芽势 |
| 2.3.3 变温下的发芽指数 |
| 2.3.4 变温下的萌发启动速度 |
| 3 结论与讨论 |
| 3.1 讨论 |
| 3.2 结论 |
四、额济纳旗野生经济植物（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2]额济纳地区黑果枸杞选优及嫩枝扦插研究[D]. 韩阿茹娜.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5)
- [3]黑果枸杞果实原花青素含量分析[J]. 杨阳,张斌武,蓝登明,司建华,谢菲,桂翔,刘俊良. 中国农学通报, 2019(22)
- [4]旅游活动对额济纳胡杨林保护区植物群落的影响[D]. 丁翃羽.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5]额济纳旗种子植物区系与资源研究[D]. 赵宏渊.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8(12)
- [6]农牧民对草原政策的感知与可信度研究 ——以宁夏和内蒙古为例[D]. 赵颖. 中央民族大学, 2017(06)
- [7]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及其优先保护研究[D]. 刘哲荣.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7(11)
- [8]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蒙古族传统植物学知识研究[D]. 萨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02)
- [9]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D]. 史志林. 兰州大学, 2017(12)
- [10]不同种源黑果枸杞种子萌发特性研究[J]. 唐琼,德永军,张斌武,桂翔,王海龙. 林业科技通讯,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