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

一、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论文文献综述）

操乐鹏^[1]（2021）在《作家自述的“编”、“注”及“闲笔”——以黄裳、王安忆、徐德明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黄裳辑存自家日记,王安忆整理评说茹志鹃日记,徐德明、易华注疏"老舍自述",三者对自述文本的"编"、"注"及其中的"闲笔",呈现出作家的自述文本与编注者的阐释介入贯串交织的样态构型;将"注疏"嫁接于现代学术流脉,重构注释与正文的关系,从而引动了作家自述的文体型变,且极大唤醒了"注疏"的修辞潜能。黄裳、王安忆、徐德明在自述文本上的编注实践与诗学阐释,与目下相关研究热潮与学术规范不乏扞格处,正可照见后者的限度所在。

冯译萱^[2]（2021）在《阿城论》文中提出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闾庆超^[3]（2021）在《在上海寻找“上海”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研究》文中指出上海,堪称中国近百年来最富传奇性的城市,只用了一百多年便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使得上海文化总体呈现出丰富、多元、包容的特点,这些特质为文学书写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和广阔的写作舞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者为其着书立说。王安忆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她自20世纪80年代的“雯雯系列”、《流逝》,到90年代的《长恨歌》;从新世纪初的《富萍》、《桃之夭夭》、《天香》,到2018年的《考工记》、再到2020年发表的《一把刀,千个字》,在继承和借鉴诸如张爱玲、苏青等上海女作家的写作经验基础之上,赋予自身细致、丰富的上海生存体验以文学、历史等价值意义,把个人记忆和时代记忆、历史与现实、日常与永恒完美融合,在文学的世界中寻找和建构了独特的“上海”。本论文,将以王安忆小说作品文本为中心和基础,梳理归纳前人研究成果,试图探究王安忆由呈现具有上海特色的“弄堂”、“上海女性”到建构出上海“芯子”的书写策略,并对其笔下的上海精致、讲究又坚韧、务实的文化精神进行解读。第一章,探究上海、王安忆、上海书写三者的关系。论文认为,开放、包容且具有丰富历史底蕴的现实上海,以及长期以来,各个时期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对于上海的着书立传,加上王安忆本人的自身经历及思考,三者相互融合和支撑,共同造就了王安忆持久、丰富且独具艺术魅力的上海书写。第二章,探究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内容。本章主要通过对王安忆上海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意象——弄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上海女性,以及由“弄堂”（物）和上海女性形象共同呈现出的上海的“芯子”（精神）的进行重点解读研究,运用文学文本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王安忆上海书写内容由点而线,再到面的研究。第三章,探究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策略。论文认为,王安忆以独特细腻的女性视角,站在市民立场,以平视的叙事角度,把上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由表及里,从世俗中来,再到时代生活的本质里去。由此,她既寻找和建构了文学意义上的“上海”,也体现出她对历史与城市、时代与个人的深刻思考,具有较高的文学与社会学研究价值。

郭佳音^[4]（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指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乾文馨^[5]（2020）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书写”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写的是19世纪中期的彼得堡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中国作家王安忆描绘的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上海的沉浮兴衰。依据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理论,陀氏的“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的“上海书写”,虽在国别、年代、国情和创作背景上都不相同,但他们都将目光聚焦在繁华都市背后的阴暗和贫穷,透过作为个体的人的或苦难、或平凡的生活,表现出两座城市“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的核心特点和有意地去“东方化”的城市氛围。在他们的笔下,彼得堡和上海是各自民族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新旧文化交叠的扭曲的产物,它们是“幻梦雾都”,是“鳄鱼之城”,也是“未来的城市”。陀氏的“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的“上海书写”,都揭示了现代化缺陷所带来的粗鄙和假象以及人们在现代化都市中生存的困境的共同主题。陀氏的“彼得书写”和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沿着城市平民的生活轨迹,从甘草市场和上海弄堂,到涅瓦大街和外滩,再到小酒馆和歌舞厅,他们着力挖掘城市中底层人群和贫穷的小人物的内心和灵魂,苦苦探索该如何正确对待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如何解决物欲时代里的人的精神走向的问题。对于陀氏的“彼得堡书写”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从中梳理出两个民族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样态、两种国别文学城市书写的不同特点,也可以从中把握两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篇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包括有关陀氏“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国内外研究综述、本论文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分析了陀氏笔下的彼得堡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所形成的共同的城市意象。幻梦雾都,鳄鱼之城,未来的城市,这些共同的意象是陀氏和王安忆对城市印象的升华,统摄着他们的作品基调,传达了两位作家城市书写的共同主题,即对现代化的思索。第二章分析了陀氏笔下的彼得堡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的城市空间。选取了能够表达特定社会阶层意识的三个特定的城市空间,诸如小人物的聚居地:甘草市场和上海弄堂;大都市的镜像:涅瓦大街和外滩;情感的宣泄所:小酒馆和歌舞厅。这些地方是彼得堡和上海“欠发达的现代主义”最好的展示场,传递着陀氏和王安忆对人性的探寻以及对各自民族的“失根”与“寻根”的哲思。第三章归纳了“高高在上的贵绅阶层”、“平凡的小人物”和“迷茫的知识分子”三种城市空间中的形象系统。“人间”依托于“空间”,而“空间”又反作用“人间”。城市由人组成,同时城市也影响着人的发展。形象系统体现了欠发达的现代主义和“人之恶”间的相互影响,彼得堡和上海这两座由人们建造的城市并不能为居住其中的大多数人所用,标榜的现代“理性”使人陷入信仰的迷失。结语部分总结归纳了陀氏“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异同,对两位作家的城市书写中的现代性思考与人性探寻做进一步阐释。

赵启佳^[6]（2020）在《论寻根小说的寓言化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寻根小说作为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的评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从未间断,其涉及的范围广泛且成果丰硕。在寻根小说中,寓言不仅是一种文学的传统,一种创作手法,也成为寻根作家们重要的话语资源,影响着作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具有鲜明的叙事学意义和现实价值。文章在引言部分简要引介了选题的原因和学界研究现状,在阐明选题研究价值的基础上,归纳了寻根小说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定位,对寓言和寓言化的相关概念做出界定,进而明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本文对寻根小说的创作进行了细致考察和整体观照。第一章阐释了寻根小说寓言化书写的类型和景观,通过对民族精神文化寓言、乡村想象寓言、生命存在寓言的意蕴挖掘,突出这种寓言主题书写的哲思特征。第二章详细论述寻根小说寓言化叙事的艺术方式,通过营造神秘氛围、使用象征意象以及寓言化的结构,展现了寓言叙事的审美特征。第三章从文学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影响两个层面着重探讨寻根小说寓言书写的生成,从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角度分析寓言化写作的意义并思考寓言化创作的局限。寻根小说一方面在追根溯源中接续传统现实,一方面也通过多层次的象征和表达开拓着新的文学空间,其中的寓言化书写,既是想象历史的方式、亦是生命体验的表征。寻根小说的寓言化书写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开创了寓言化的创作局面,也对当下的文学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李双伶^[7]（2019）在《80-90年代王安忆创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位勤于思考,且高产的当代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不可谓不丰富。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当与王安忆同期的很多80年代作家纷纷遭遇了写作危机的时候,王安忆却又一次爆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期一年的沉寂后,王安忆创作出了《叔叔的故事》,一反之前的创作风格,以冷静的笔调审视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状态和困境。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初的转型是清晰可见的,不仅在形式风格上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巨大改变,同时也在思想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这些改变的是,王安忆把书写和阐释的难题推给了读者和文学评论者。我们如何正视王安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转型?她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她的创作转型对作家自己意味着什么?或者,在更大的层面上说,王安忆在这一时期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她要通过转变回应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理解王安忆九十年代以至当下的创作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王安忆这样一位关心现实关心社会的作家来说,理解她在九十年代初的转型,可以带出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转型的探索。反过来,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上理解王安忆,可能更能确认王安忆创作转变的重要性。本文就以理解王安忆的创作转型为切入点,试图清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转型。

周师师^[8]（2018）在《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关注的是“家庭与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这一问题式。具体而言,本文旨在研究“家庭”在19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具体表征,它可以是“人性”的象征,可以是“私领域”的场域,也可以是“封建”的载体等。家庭在文本中的比喻意是“新时期”政治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理解家庭以何种方式参与到不同流派及作家的现代化叙事可以帮助我们还原1980年代现代化的构筑过程,发现被现代化叙事遗漏与遮蔽的历史面相,进而思考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诸多难题。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在对“伤痕-反思”小说中“无人性的问题孩子”和“无人性的’文革’干部”两类叙事的考察中,尝试阐释“伤痕-反思”小说在“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的二元对立修辞批判中遗忘与屏蔽的历史内容。第二章论述了“改革文学”中三种不同群体与象征“私领域”家庭的差异关系暗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文化规范的更迭;而在农村题材的改革文学中,改革作家肯定了以发展家庭副业为主导方向的“新家庭”/“新人”的历史合法性,但通过剖析“改革新人”理解公/私的内在思维结构,会发现此“新人”身上沉积着“私权结合”的封建色素。第三章通过对“寻根小说”的解读,发现“寻根”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阿城与莫言等作家在民间/官方的二元对立中寻找非制度化的儒家“父子”认同,它们是“伤痕-反思”小说“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叙事模式的延展;而韩少功和王安忆对“传统家族”两副面孔的描写则折射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主体表述的深层困境。第四章勾勒先锋文学中存在的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指出其与“伤痕-反思”小说中革命/家庭二元对立的一致图景,并重点考察从“暴力型家庭”（历史）中走出来的“去历史化”个人的精神结构及其局限性。第五章以1980年代极具典型性的路遥为研究个案,剖析作家建构“理想现代化家庭”的话语实践方式,而其“理想型家庭”与“现实性家庭”之间的冲突则蕴含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第六章重点辨析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之间的关系,论述其小说中的“新家梦”与“家庭创伤”深深根植于19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

梁万新^[9]（2011）在《城与乡：俗世生存的审美建构 ——王安忆后期小说论》文中提出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王安忆一向追求叙事风格的多变。从《长恨歌》开始,王安忆便热衷于对俗世生存的细致书写,也更加自觉地表明自己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感性追求。本论文立足于王安忆继《长恨歌》之后的所有小说,以“俗世生存”为切入点,分别从城市和乡村两个视域,论述了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丰饶的俗世生存镜像。与此同时,本论文分别从俗世生存的精致、“此岸”的世界与“彼岸”的境界、创作主体的自我超越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王安忆笔下的这种俗世生活所隐含的、极为丰富的审美内涵,推演了创作主体内在的艺术观念与审美理想。在叙事策略和形式表达上,王安忆后期小说普遍采用了一种散板式的叙事结构、舒缓的叙事节奏和细密的语言风格。这种形式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王安忆笔下俗世生存的审美质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最后,本论文还对王安忆后期小说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诸种审美局限,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总结。

房芳^[10]（2011）在《平民世界的人性书写 ——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安忆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以多元的写作、深切的忧患意识、贴近底层的姿态和极具个性化叙事奠定了在当代中国文坛的显赫地位。王安忆30年的小说创作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梳理她小说创作的流变,可以真切地发现,作家从最初个人体验的简单抒写直至上海市井文化的全面诠释,这中间经历了文学思想的演变、小说意蕴的渐进、心灵世界的逐渐深广等过程,作品中体现出的感性体验、理性态度、女性意识等随着她心灵世界的成长而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在她的上海系列作品中融合为一体,汇成江河。王安忆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尝试和勇气使她的作品既保持着与时代思潮的同步,也体现出超脱当下社会的冷静审视。王安忆小说的创作进程实际上是作家在心灵世界里不断探索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她在经历了探索阶段,到确立叙事空间,终于全面呈现“市井上海”的成长过程：探索阶段是王安忆创作早期的多种尝试,叙事空间的确立则是她为个人身份的认知做出的种种努力,“市井上海”则诗意化地书写了上海的世俗生活,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女性意识立场和人文情怀。论文主要从以下四部分进行论述：—、创作起步的试验与人性问路1970年代末期开始,各种文学思潮在被公共政治空间的长期压制下苏醒过来,并且蓬勃生长,一发不可收拾：伤痕、反思、寻根、女性、写实……长期被政治话语统治的作家们急于宣泄被压抑已久的思想,不断地寻找写作背景的依托,进行多方的尝试和探索,并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王安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探索尝试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王安忆的创作尝试从单纯明朗的自述式的“雯雯”系列,到寻根文学热潮中的乡村叙事、大胆尝试的性欲书写,其内心世界不断开阔,写作背景不断深厚,语言逐渐自成体系,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审美思维方式：重视个人体验、关注世俗生活、突出女性意识。这是王安忆创作起步的探索过程,是文学素养的积淀过程,同时又是心灵世界的拓展过程。二、文学之城的确立、海派的继承与开新从《伤心太平洋》到《纪实和虚构》一脉相承,这是王安忆文学创作重要的精神转折点,在家族寻根的过程中寄托了王安忆的精神探索。通过《纪实和虚构》的家族和精神寻根,王安忆确立了自己的“上海移民”和“上海土着”并存的尴尬身份,也为自己的创作思想寻找到资源丰富的物质依托和广袤肥沃的土壤—上海。王安忆上承海派文学的流风遗韵,将张爱玲的传奇和苏青的世俗融合,又审视当下上海文化的浅薄喧哗,独辟蹊径来写自己的上海体验。她的上海作品有一个独特的时空背景：1950—1970年代的远离社会风云动荡的上海弄堂。这是诞生传奇的大上海的黯淡时期,是社会话语凌驾于私人话语之上的政治时代,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也单调乏味,但是这单调贫乏的生活表象底下,代代相传、日积月累的生活方式仍然是平淡中的绚烂。王安忆把1950一1970年代的上海营造为一个乌托邦世界,淡化政治背景,展现出生活本真的朴素和平常。这一篇章主要从作家身份认知、时空背景、私人生活空间等方面来呈现王安忆小说的上海世界。三、女性之于城市的意义与作家的女性立场以王安忆的上海系列作品为代表,女性意识成为王安忆创作的重要特征。但此时王安忆的女性主义立场已经不再是“三恋”作品时期强烈的女性意识觉醒,而是在平静和缓的日常叙事中叙写女性对城市生活的塑造。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都是普通人,洗尽铅华,为生活奔波劳碌。这些寻常弄堂里的小家碧玉,平凡朴实、有血有肉、真实可亲,有琐碎生活磨砺出的韧性和含蓄,也有现实社会养成的精明和务实。她们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维持着精致从容的生活态度,在“革命”的刚性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以自己的坚韧来庇护着优柔软弱的男人。她们是上海市井文化最好的传达者,也是王安忆文学创作思想的人物载体。概括说来,这类弄堂里活动着的女性有如下几类：少年时期便“小荷初露尖尖角’的秧宝宝等人,看似柔顺却懂得审时度势的王琦瑶和郁晓秋,坚韧顽强的富萍、妹头等人,惯看世间繁华梦的奶妈、保姆等人。四、世俗生活的诗意化与深切的人文关怀世俗性是王安忆对上海的理解,也是她笔下试图写出的“市井上海”的本质。生活是什么?在上海这个世俗的都市里,生活就是密密实实的琐事,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家长堆短。王安忆对世俗生活有自已的诗性体验和理性认知,在她看来,世俗生活是一个颇具意味的审美空间,是由司空见惯的家常细节堆积而成的,她通过叙写世俗生活的坚韧、精致和平常,既传达了个人的感性情悟,也从中升华出对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理性的、冷静的认知。她的小说叙事一贯用华丽的辞藻和密实的语言,以日常记忆碎片的累积来弱化故事情节,放大生活细节,呈现生活常态的美感。世俗生活独有的审美空间,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理性的冷静体察构成了王安忆文学创作的底子。

二、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论文提纲范文）

（1）作家自述的“编”、“注”及“闲笔”——以黄裳、王安忆、徐德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3）在上海寻找“上海”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书写”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寻根小说的寓言化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80-90年代王安忆创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城与乡：俗世生存的审美建构 ——王安忆后期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10）平民世界的人性书写 ——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四、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论文参考文献）

• [1]作家自述的“编”、“注”及“闲笔”——以黄裳、王安忆、徐德明为中心[J]. 操乐鹏. 传记文学, 2021(10)
• [2]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3]在上海寻找“上海”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研究[D]. 闾庆超.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书写”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比较研究[D]. 乾文馨.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6]论寻根小说的寓言化书写[D]. 赵启佳. 吉林大学, 2020(08)
• [7]80-90年代王安忆创作转型研究[D]. 李双伶. 海南大学, 2019(04)
• [8]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D]. 周师师. 厦门大学, 2018(07)
• [9]城与乡：俗世生存的审美建构 ——王安忆后期小说论[D]. 梁万新. 暨南大学, 2011(10)
• [10]平民世界的人性书写 ——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D]. 房芳. 山东大学,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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