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用”创造出来的“信任”(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明[1](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表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章建赛[2](2021)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块链被《经济学人》杂志定义为“信任的机器”,是由信息互联网转向价值互联网的关键核心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能够改变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在区块链技术条件下,合作秩序将由中心化到去中心化转变。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核心生产关系之一,区块链技术将重塑人类社会的信用治理。本文在理论层面,系统梳理了信任、信用及区块链的学术谱系,拓展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了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及从区块链机器信任投射到人类社会信用治理的原理,应用博弈理论研究了去中心化的理性个体的信用特征,以及有限理性条件下产生信用合作的稳定性。并从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两个层面,分析了三类区块链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的信用演化和变异规律。其中,在个体行为层面,构建微观经济学偏好分析模型,推导了公有链中Token(代币)经济的信用偏好承袭演化、信用合作的场域和市场均衡状态;在群体行为层面,引入病毒感染模型,推演了 DeFi(去中心化金融)在私有链随机网络、联盟链无标度网络环境下的信用变异特征。在应用层面,本文构建了个人信用评价、中小企业信用评价2个改进模型,并应用实践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在个人征信上引入区块链的“币天销毁”技术,构建“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应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中小企业授信方面,将不可篡改的企业主特征信息变量加入传统的信用评价模型,构建区块链增强信息的企业信用评价模型,并采用Logistic回归算法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验证了基于区块链技术改进的个人和企业信用评价模型,在区分能力、识别能力等方面均优于传统信用评价模型,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面向未来数字世界,区块链分布式账本体系将深化(而不是替代)传统的由中央银行创造、商业银行扩张的中心化的信用创造和治理体系,并从人类社会的信用治理延伸到物理世界的信用治理,深入到“云-管-端-边”的设备系统治理中,通过“+区块链”和“区块链+”实现从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到万物账本的“设备民主”和设备自治。区块链技术对信用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的重构,对信用生成、发展、应用、拓展和监管等治理的变革,尚处于初期阶段,未来必将进一步深化。
张贝尔[3](2020)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中国“互联网+”国策的明朗,电子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帮助政府履职方面作用明显,不可替代。得益于政府的独特地位、丰富资源和巨大权能,以及互联网的强大场域,电子政府的施用已然从政府及其服务和监管对象范畴扩展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凸显出规范其言行、限制其权力以及监控其执行的必要和重要。为此,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需要提高电子政府自身的信用度,并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以此为“互联网+各行各业”和“互联网+行政”创设安全可靠的信用环境。作为电子政府构建亟待突破的障碍因素之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涵义既可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又可从多种层面来解读。首先,从技术、组织、关系等方面来理解电子政府信用,把电子政府信用理解为多方面信用的集合,如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信用,政府的信用及其内外部关系的信用等。其次,可以从伦理学、经济学、法学、人机工程学等层面来解读电子政府信用。从伦理层面,电子政府信用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其内网、外网和互联网上“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履行职责,涉及道德、职业精神、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等,是政府处理内外部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践约行为。从经济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守信践诺,在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和绩效令公众满意。从法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电子政府中工作的、与电子政府打交道的和享受电子政府服务的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二是指各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因此,电子政府信用应要求电子政府持有诚信、善意、不欺诈的主观态度,没有伪装的客观事实,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利益。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是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府实施诚信行为的一种反馈或评价。从人机工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包括技术、网络和设施的信用,电子政府系统的信用,以及政府本身的信用。上述信用关系的承载者和信用活动的行为者遍及政府、其他公共组织、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由于这些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着各自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征,而“失信行为的泛滥必定表明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从而使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可见,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中涉及的众多信息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使电子政府信用受累于目前缺乏制度建设和规则约束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尤其是在电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及其产品,依赖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在信息技术及其核心产品方面严重依赖国外的现实境况无疑令电子政府信用保障形势严峻。基于电子政府信用的量化和可操作,遵从集合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原则,可以基于信息的观点将电子政府信用集合中的元素归类为信息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系统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人信用。可将这五个组成元素作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模型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基于技术和管理参数将这五个组成元素归类为技术型要素和管理型要素。其中,技术型要素包括信息基础信用中的硬件环境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而管理型要素涵盖信息基础信用中的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信用和信息人信用。在五个基本要素中,信息人信用是最重要的要素,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可以获取大量有关自身、其他政府及其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状况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还混杂有主观的成分,需要政府在进行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深入挖掘、辨识和使用,如何确定数据信用以及保证据此做出的管理和决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取决于政府的能力,所以,政府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与企业和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公众虽不是信息基础、信息平台、信息系统的直接建设者和运维者,却因广泛渗透与频繁使用信息基础、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而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用主体。进一步地,本文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管理型信用要素部分解构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人和信息信用,并基于“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予以分别建构,搭建起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整体性框架结构。最后,分析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包括: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打造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此外,本文在对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吉林省信用评估中心以及负责吉林省信用信息平台搭建的祥云科技公司等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吉林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信用数据来源,验证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其现实构建的难题和策略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文献研究和积累方面看,国内尚没有关于电子政府信用体系这一论题的研究专着,也鲜见有学者和专家对该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部分成果概念繁杂,没有结合电子政府的特征进行界定,难免顾此失彼,层次不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的角度来思考政府信用的内涵和外延,很少有人以“电子化”和定量化的视角去分析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逻辑内涵。本文通过对电子政府信用内涵的多方面、多视角阐释,以及对电子政府信用的构成要素的概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电子政府信用概念模糊和难量化的问题,创新性地阐释了电子政府信用的核心思想。第二,本文提炼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的五大要素:信息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基础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明确解析出的电子政府信用涉及到电子政府的软硬件环境、平台、系统、信息、人等多方面信用,相应地,牵涉到其各个构成要素的构件、结构、关系、流程、权限、结果等各个层面或环节,指出其体系构建必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关涉社会公众对与之相关的所有信用主体的多方面、各层面、全流程的诚信行为实施的反馈或评价,由此要求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必须兼具平台性和延展性、生态性和合作性、创新性和革命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等特征。这些研究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具体化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第三,本文依据“目标定位——顶层设计——保障机制——运行模式”路径对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进行逻辑设计,创造性地提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的基本样式,凸显出其构建目标的具体化与可行性,旨在填补战略目标和具体样态之间的间隙。基本样式是由宏观至具体的设计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有力保证总体目标定位与具体任务实现之间的关联、匹配和衔接,进而为其他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组成要素提供构建前提。考虑到信用难得易失,失去又很难恢复,且信用体系构成要素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令电子政府信用减量、受损甚至失去,以致影响电子政府的健康发展和普及深化,为保证电子政府信用不因一时一事被破坏或毁掉,除了利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五大要素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之外,还必须保证所有应用电子政府功能和使用电子政府服务的人和组织都能从中体验到电子政府言行的守信践诺,并分享到电子政府及其信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府不但要借助与各类组织的合作持续完善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使其渐趋系统和完整,同时,以政府为代表的信用主体还要进行经常性的诚信宣传教育,实行常态化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诫,以及加强个体乃至全社会的诚信管理和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以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引导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是正途和根本,只有做到人人讲信用、所有组织都讲信用,诚信社会才有建立根基,诚信国家形象才有望树立。
黄慧微[4](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马津润[5](2020)在《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文中研究表明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的内涵要从经济与伦理两种维度去理解。从经济层面看,全球金融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而共享金融以所有权让渡的方式,使得民众可以通过低门槛的方式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经济效率的意义讲,在共享金融模式下,处于闲置的资源所有者通过有偿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获得了利息收入的同时,资金使用者也通过他人的限制金融资源获得了收益,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率。从伦理层面看,共享金融提升了人们生活自由度,促进了金融大众化目标的实现,促进了金融领域中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卢德之先生认为社会共享的本质是多数人原则与社会公平,决定因素则来自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制度。而在《共享金融—金融新形态》一书中,对于共享金融是这样理解的:共享金融就是通过信息与网络时代的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以资源、要素、功能、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从而在促使现代金融均衡发展和彰显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型发展。共享金融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与伦理意义。从实践上看,目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和规模效应明显,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共享金融的蓬勃发展时期。共享经济催生的共享金融模式正在改变现有的和传统的金融模式。新的金融生态系统已经开始形成。包括增加和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共享服务业务,建立新的共享金融平台和机构。与以往以大客户、高资本群体为服务主体的金融机构不同,共享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广泛的消费群体。一般来说,由于缺乏金融资源、缺乏金融知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普通消费者无法安全、便捷地参与金融活动。共享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降低了金融参与门槛,让普通消费者轻松享受共享金融服务,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途径。从伦理上看,共享金融的发展不仅是金融与伦理原则融合创新的结果,更是基于伦理视角对金融异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从诞生之初就有深刻的伦理基础。共享金融真正实现了金融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共享性统一,无论是共享金融合约本身,还是共享金融活动所要达成的结果,都符合着共享性价值目标。共享金融的发展也是当下社会对经济正义原则呼唤的回应。在利益分配中,共享金融秉持着“利益共享”的理念,真正做到每一个参与金融活动的主体都能平等公正合法合理的享有自己应有的回报,这体现了经济正义中的分配正义。此外,共享金融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个共享经济的正义发展,共享金融的出现加速了共享产业链的完善,在整个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式各样的共享平台开始出现,竞争在趋于合理化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平的诉求。最后,共享金融的伦理性还体现在对经济金融活动的责权意识培养中。共享金融淡化了以往金融活动“嫌贫爱富”的特性,强化了每一个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责权意识,每个人既是金融活动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是责任的承担者。然而,共享金融依旧是金融的一种现代理性形式的显现,其金融理性中利己秉性与资本专属性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归正,但是单纯依靠外部性的法律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隐藏在共享金融内部的资本垄断性和独断性问题。同时,共享金融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如目标悖论、公正悖论和权利悖论。受金融资本的侵略性和垄断性的影响,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最初的目标发生偏离,真正的共享性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因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头脑来看待当下共享金融的发展,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得到启示,深挖造成共享金融与目标发生偏离的金融资本独断性本质,通过对信用异化与虚拟经济异化的发现,认识造成共享金融一系列悖论的深刻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悖论问题,在加强法律监管的同时,必须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深刻的伦理反思与哲学追问。对于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不仅要从伦理视角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进行认知,更要从实践方面解决这一发展问题。在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伦理精神支撑和制度优势。从传统的儒家“义利统一”文化价值观到现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从古代钱庄票号金融体系的建立到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为共享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不仅要从共享金融存在的正当性进行追问,更要从制度、政策、伦理和哲学视角中予以回答。作为人类在金融领域追求自由意志的结果,共享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做到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即发展共享金融,要维护金融政策制定的基本道德观——正确财富观和利益观,客观公正、公平和诚信的行为准则,富有社会责权的社会制度以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统一的道德理性等等。其次,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导向,坚决杜绝资本主义“自利”“自私”价值观的盛行,防止共享金融出现“脱实向虚”走向。正确看待资本增殖本质,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导引下,使金融资本增殖导向金融的共享服务。最后,对共享金融伦理情操进行呼唤,做到共享金融工具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统一,把握共享金融发展的平衡性,兼顾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普惠大众的理念融合在一起。
安培[6](2019)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九大报告均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升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的能力和水平。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也即治理工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治理主体合作实践活动。职业教育治理的基础是治理主体关系调节,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形式是治理主体合作,职业教育治理的目标是形成治理主体的合作秩序,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难题是治理主体“合作难”的问题。治理工具是解决治理难题,实现治理目标的手段,职业教育治理工具要解决治理主体“合作难”这一关键难题。因此,本研究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基于治理工具的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何以可能以及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从系统科学、社会网络科学、复杂科学的方法论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案例法,依据马克思的生产工具理论、治理理论、关系理论、“合作何以可能”、“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相关理论,建构“工具—关系—合作—合作秩序”的分析框架,建构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理论”。本研究依据“功能——属性”的分类标准,从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绩效特征、功能互补性出发,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分为行政性治理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信息化治理工具四种类型。行政性治理工具包括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行政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权威规制性,绩效特征是权威、强制、规制、命令,具有强制功能、规制功能。政策工具综合统筹协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行政关系、经济关系、教育关系,以行政权力强制规定并保障治理主体合作;标准工具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提供标准,为治理主体合作提供标准;组织工具包括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等,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组织协调保障、专业指导保障。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综合、协调、统一应用,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法治秩序。市场性治理工具也称基于市场的手段,是具有市场特征的各类手段的总和,包括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市场激励性,其绩效特征是市场激励、经济诱因,具有市场激励功能。产权工具具有排他性、明晰性,能减少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是激励工具,能激励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丰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形式;合同工具规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的程序,保障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履行。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市场环境,提供主体合作的市场规则,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市场秩序建立。社会性治理工具包括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信号性,其绩效特征是文化象征意义的再生产,具有文化引导功能与信号功能。文化工具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能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符号工具、信用工具都是信号工具,能优化合作对象筛选,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关系筛选,保障治理主体合作质量。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文化环境,夯实治理主体合作的信任基础,促进职业教育治理的信用秩序形成。信息化治理工具也称信息手段,包括公共信息平台、商业信息平台、组织信息平台。信息化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信息性,其绩效特征是信息流转共享,具有信息保障功能。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信息人”身份,明确主体信息生产职责,充分供给主体合作需要的信息,调节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供求关系,减少主体合作信息摩擦,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信息环境,形成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信息生态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面临“开发不全面,应用不充分”的问题。针对对治理工具重视不足的问题,建议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工具意识”,以充分释放治理工具的功能;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供需非均衡,供给不充分,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箱的建议。建议增加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融合开发金融工具、创新开发社会性治理工具、综合开发信息化治理工具;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应用不广泛的问题,提出综合、协调、统一应用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建议。
王身余[7](2019)在《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文中指出政府信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时,西方世界在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所谓的“政府信用赤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一再创下历史新低,并演化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政府信任问题由此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到20世纪后期,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府再造工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暴露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信任困境的出现,国内的政府信任研究也随之展开。国内外的政府信任研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普遍注重对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从各个学科角度对政府信任的形成基础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对政府信任下降的成因及其影响保持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政府信任下降会导致消极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问题是,如何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此前学者们大多从危机应对的角度对“政府信任危机”加以研究,而忽略了处于危机管理前端的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研究。基于“预防胜于治疗”的古训以及地方政府在政府信任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选择以“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为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文章主要观点如下:与人们习惯性地把信任风险视为信任主体在做出信任托付之后所面临的被信任客体背信,从而期待落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不同,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特指地方政府作为信任客体或受托人所面临的丧失公众信任的风险。它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风险配置的倒置性(风险后果从通常的由信任主体承担变成由信任客体承担)、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不只是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合作,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信任危机、政治信任危机乃至整个政府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和风险成因的复杂性(既涉及到作为信任关系双方的公众与地方政府自身,也涉及到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作为中介因素的媒体传播)。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根据生成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和交互性风险三大类;根据信任风险涉及的范围宽窄和人数多寡,则可以区分为个体性风险、群体性风险和社会性风险三个层面。在实践中,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常常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区分为六个阶段,即作为初始源头的公众需要生成阶段,具有博弈性质的公众认知抉择阶段,带有实质意义的公众诉求表达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回应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价阶段和充满各种变数的公众信任决策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传导效应和激化效应,非常容易导致政府信任风险在不同主体、客体和信任领域的蔓延、扩散和放大。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客体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主体的多层性和多元性。其构成通常涉及三大类九种类型,即作为一线主体的基层干部、基层机构和基层政府,作为职能部门的信访部门、网信部门和统计部门,以及作为外协系统的新型智库、民调系统和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指标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3类一级指标、6类二级指标、22类三级指标和若干类四级指标。与风险识别和评估要素的多样性相适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方法也具有多样性,既涉及到人员访谈、专题调研等定性方法,也涉及到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和大数据处理等定量手段。在预防方面,则需要根据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三大源头,从政府角度、公众角度和媒体传播角度系统性地采取相应策略和措施。
熊治东[8](2019)在《社会信用论》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信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的自觉重塑和主动调适,是人们之间基于特定的利益诉求和相互信任而产生的互惠性合作关系。随着当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发展,社会信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增进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对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现实来看,违约失信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有鉴于此,迫切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和回应社会信用面临的现实难题,探析社会信用的现实价值及其演化机制,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寻合理的路径。正是依循这一基本思路,文章共分七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前言。本章首先强调了社会信用在当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全面分析了对社会信用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在厘清国内外关于社会信用的研究现状基础之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评述,指出了过去关于社会信用的研究在理论深度、研究视野以及研究范式等方面存在着若干不足。以此为前提,进一步论证了从哲学的维度对社会信用问题进行理论探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紧接着阐明了基本的研究思路以及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信用理论的思想溯源。无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还是在西方的思想背景中,信用思想都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共有现象。总体而言,信用思想的孕育、演化和发展与所在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环境等紧密相关。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形成了重人伦、讲义理、轻契约的信用文化。就西方社会来说,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宗教传统,促进了契约精神的出场,使得西方信用思想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痕迹。而马克思的信用思想则着重探讨了信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作用,通过对信用一般本质的揭露、信用与资本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信用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功能的揭示,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作机制和内部秘密,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本性。第三章:社会信用的基本规定。通过对“信用”、“失信”、“社会信用”进行词源上的考察和哲学上的释义与界定,澄清了“社会信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区分了“社会信用”与“社会信任”、“社会信誉”、“社会诚信”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社会信用度”这一判断和评价社会信用现实状况的概念,并就“社会信用度”的基本类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社会信用的复杂主客体关系、社会信用的内在层次、社会信用的时间维度等方面考察了社会信用的基本结构,详细阐述了社会信用蕴含的主要特征、基本功能和现实价值。第四章:社会信用的历史演进。社会信用不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具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从历史的维度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信用形态进行归纳和总结,由此探寻社会信用的演进规律。本文认为,在原始社会阶段,社会信用主要局限在特定地域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血缘-地域型社会信用。在农业社会阶段,社会交往的扩大化和社会分工的逐步发展,道德伦理和身份等级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形成了伦理-身份型社会信用。在工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契约精神的诞生,而契约的实现需要以制度为支撑,由此形成了契约-制度型社会信用。在信息社会阶段,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交往主要以虚拟的方式展开,任何不良行为都可能被信息技术记录和传播,迫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信用,形成了虚拟-自觉型社会信用。第五章:社会信用的现实境遇。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信用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从现实境遇的维度对社会信用进行观照与审视。本文认为,社会信用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其一是数字的异化及其挑战。在大数据时代,数字直接影响着社会信用关系的形成、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信用的实现,而数字异化带来的数据失真、数据偏见必然会社会信用造成负面影响。其二是现代性的危机与风险。现代性推崇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强调理性的工具维度,弱化理性的价值维度,极易诱发失信行为。此外,现代性对个人主义的崇拜和引起的全球化危机也对社会信用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三是道德践履的内在悖论。社会信用道德的“应然状态”和“实然处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主体的道德承诺与行动的多变性之间存在裂痕,道德原则的利他性和价值实现的利己性之间存在悖反的问题。第六章:社会信用的实践生成。任何社会活动都有自身的生成路径,社会信用也不例外。首先,从社会信用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来看,社会利益关系是建立社会信用发生的现实基础,而社会利益关系形成的前提是人们能够自由地支配和处置自身的财产,即对财产拥有所有权,一旦丧失这种自由,社会信用关系就不可能得以建立。其次,从社会信用实现的路径来看,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决定着社会信用的范围、类型和层次。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社会信用的践履只有在社会实践进程中,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才能逐步得到实现和确证。再次,从社会信用建构的目标指向维度来看,社会信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培育社会信用美德,为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条件。第七章:新时代中国社会信用建设前瞻。改革开放以来,在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信用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社会的信用意识逐渐形成,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体系,以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为主导的社会信用评级和征信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信用的实现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信用建设发展晚、起点低,还存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社会信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违约失信治理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完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社会信用预警体系、强化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予以解决。
郝杰[9](2019)在《加密数字货币本质及风险研究 ——基于“货币债务本质观”视角》文中指出随着2009年以来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的新型“数字货币”——比特币、莱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相继问世,全球交易支付领域频频出现以此类币种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接受加密货币的商家亦不断增多,似乎一种新的货币形态正呼之欲出;但与此同时,各类加密数字货币价格的暴涨暴跌、部分国家对该类币种的严厉监管,使得人们对其本质认知存在重重疑虑且迟迟未能消散,与之相关的货币本质问题也同样亟待澄清。当前加密数字货币根据其基于区块链或智能合约技术而划分为两大类: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和基于智能合约的加密数字代币。针对这两类不同的“币种”,学界主流观点从传统的货币商品本质视角出发,一方面对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本质展开争论,另一方面则较为一致地确认了加密数字代币的证券、债务属性。但是,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证据表明,传统理论中的货币商品本质观有悖于历史事实,因而也不适合于解读加密数字货币的本质与风险。然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历史证据已经证明,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主权的债务关系凭证,并非仅仅是某种物品。因此,“债务本质观”视角才是解读认识货币本质,进而加密数字货币本质及相关风险隐患的“正途”。基于此,本文依据货币的债务本质与国家属性,对两类加密数字货币的本质属性分别进行了剖析。文章首先通过在第二部分详尽介绍加密数字货币的技术原理与市场现状,从而阐明了其被部分观点视为“货币”的技术和现实原因,包括具备类似贵金属般的物理特性(去中心化、总量固定等)、被部分商家和政府接受为支付工具、非法交易中用于标价等等。与此同时,本文在第三部分深入阐释了加密数字货币本质及风险分析的理论视角——“货币债务本质观”,通过对历史事实与相关理论的梳理,发现货币起源于债务的表示与流通,并且历史上从来都是国家债务的表现形式,而且国家税收机制在货币的产生、流通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保障作用;此外,货币还因其债务关系的缔结方式与偿付可靠性的不同,而呈现出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由此,进一步分析加密数字货币的本质及风险便顺理成章。本文在第四部分通过将两类加密数字货币同国家货币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对于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而言,其在本质上并未作为任何主体债务的表现形式,因而不是货币,充其量不过是以国家货币标价的、暂时用以方便媒介的一种商品,并且如果以此种商品充当国家货币,将致使国家货币主权受到削弱,并制约整个经济体系中信用秩序的扩展;而对于基于智能合约的加密数字代币而言,其无疑具有典型的低层级债务属性,并存在着权益模糊不清、非理性创造与债务链条扩展,以及民间“美元化”等风险隐患。
崔红蕊[10](2019)在《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场景及风险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代表着开放、共享、去中心化的核心精神的区块链技术蓬勃兴起。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继互联网科技之后最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实践,部分应用场景已经落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银行的应用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为全面把握我国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整体情况与发展趋势,本研究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和整理现有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区块链技术应用情况的国际实践和理论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结合对银行高管、行业专家学者的深度访谈和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的分析,深入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应用场景以及相应风险变化情况;最后分别从国家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和商业银行三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基于深度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区块链概念的火爆、传统大中型银行纷纷试水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对银行有巨大的潜在作用、银行自身转型发展的需求和银行管理层支持使用区块链技术。同时,本研究还发现目前区块链技术在我国商业银行中落地的场景主要体现在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和票据业务等四大场景中。基于对上述四大场景的详细剖析,得出我国商业银行使用区块链技术后,不仅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传统银行风险带来了较大变化,还催生出许多新的风险:区块链技术本身面临诸多难题的风险、区块链业务带来的金融信息安全的风险、区块链生态系统缺乏带来的风险以及法律和监管政策模糊且滞后带来的风险等。不管是区块链技术给传统银行风险带来的变化还是区块链技术催生出的新风险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亟待完善。针对以上分析,从我国国情出发,分别从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三个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首先,对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提出对策建议: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加强监管科技应用,完善监管规则体系;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其次,对我国银行业协会的对策建议:搭建政产学研用多方合作平台,建设区块链产业生态;关注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加强行业标准化研究;构建区块链技术人才支撑体系,培育领域专业人才;建立银行业区块链管理委员会,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最后,分别从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商银行等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并构建了一套区块链技术场景下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二、“信用”创造出来的“信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用”创造出来的“信任”(论文提纲范文)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1.2.5 文献述评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6.3.2 熵值法赋权 |
6.3.3 结果分析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2.1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1.2.2 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 |
1.3 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1.5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基本理论 |
2.1 信用基本理论研究 |
2.1.1 关于信用基础之信任的相关研究 |
2.1.2 关于信用的特征及与其它相关概念的辨析 |
2.2 信用治理的相关研究 |
2.2.1 信用治理的理论分析 |
2.2.2 信用治理的应用分析 |
2.3 区块链技术的研究 |
2.3.1 比特币与区块链的研究 |
2.3.2 区块链核心技术的研究 |
2.3.3 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研究 |
2.4 区块链技术与信用治理结合的研究 |
2.4.1 区块链与信任体系 |
2.4.2 区块链与信用治理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信用治理原理 |
3.1 区块链技术架构与共识机制 |
3.1.1 区块链技术架构 |
3.1.2 区块链的类型及特点 |
3.1.3 区块链共识机制 |
3.2 从机器信任到社会信用 |
3.3 完全理性博弈下的区块链信用治理 |
3.3.1 个体理性、重复博弈与区块链信用合作的产生 |
3.3.2 集体理性、合作博弈与区块链信用合作的有效性 |
3.4 有限理性博弈下的区块链信用合作及稳定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个体信用治理分析 |
4.1 DAO、公有链与代币(Token) |
4.2 Token(代币)经济与金融监管 |
4.3 个体行为视角的公有链社会网络信用治理分析 |
4.3.1 预期效用建模 |
4.3.2 信用偏好的承袭分析 |
4.3.3 信用偏好的均衡调整 |
4.3.4 信用合作的场域 |
4.3.5 极端状况下的均衡 |
4.4 政策建议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群体信用治理分析 |
5.1 DeFi与普惠金融 |
5.2 DeFi的信用特征 |
5.3 DeFi普惠金融的群体信用建模 |
5.4 基于私有链的群体信用治理分析 |
5.4.1 私有链与随机网络 |
5.4.2 随机网络的群体信用治理 |
5.5 基于联盟链的群体信用治理分析 |
5.5.1 联盟链与无标度网络 |
5.5.2 无标度网络的群体信用治理 |
5.6 政策建议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区块链技术优化个人信用评价的实证研究 |
6.1 “币天销毁”与“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 |
6.2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择 |
6.2.1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的指标选取 |
6.2.2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指标的时序拆解与重组 |
6.2.3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指标数据的引入与生成 |
6.3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的初始权重设计 |
6.3.1 对于筛选指标的逻辑回归模型设计 |
6.3.2 模型的初始权重设计 |
6.4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的测试评价 |
6.5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的训练 |
6.5.1 模型训练方法的选择 |
6.5.2 模型训练方法的机理 |
6.5.3 模型训练的流程 |
6.5.4 模型训练相关程序 |
6.6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的训练结果 |
6.6.1 模型的最终参数结果 |
6.6.2 模型最终的权重结果 |
6.7 “币天销毁”信用评价模型与传统信用评价模型的结果比较 |
6.7.1 传统信用评价模型的构建过程 |
6.7.2 两种模型的结果比较 |
6.8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基于区块链技术改善中小企业授信的实证研究 |
7.1 中小企业信用评价和融资授信的相关研究 |
7.2 区块链技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授信的路径 |
7.2.1 区块链技术赋能中小企业融资授信 |
7.2.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企业融资授信的平台架构和数据原型 |
7.3 区块链技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授信:实证模型的构建 |
7.4 基于区块链增强信息的企业信用模型的测试与分析 |
7.4.1 数据标准与准备 |
7.4.2 特征变量选取 |
7.4.3 测试结果与分析 |
7.5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模型与传统模型的结果比较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区块链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信用治理应用研究 |
8.1 区块链技术对国家信用治理带来的影响分析 |
8.1.1 区块链技术对国家信用创造和监管带来冲击 |
8.1.2 区块链技术对商业银行信用管理带来变革与颠覆 |
8.2 数字法币的技术路径选择,及对信用创造的影响 |
8.2.1 数字法币的技术路径选择与分叉 |
8.2.2 数字法币对信用创造的影响分析 |
8.2.3 数字法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一个概要测算 |
8.3 利用区块链技术深化我国的社会征信管理 |
8.3.1 面向全社会各行业的征信系统面临的技术挑战 |
8.3.2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征信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
8.3.3 区块链技术在征信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物理世界信用治理应用研究 |
9.1 从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到万物账本,信用治理拓展原理 |
9.1.1 万物互联: 生产工具的升级 |
9.1.2 万物智能: 生产资料的升级 |
9.1.3 万物账本: 生产关系的升级 |
9.2 从“+区块链”到“区块链+,区块链信用治理拓展的路径 |
9.2.1 “+区块链”: 从信息互联网到价值互联网 |
9.2.2 “区块链+”: 商业逻辑、组织范式的颠覆性解构与重组 |
9.3 云-管-端-边“设备民主”,区块链信用治理应用拓展的实现 |
9.3.1 信息技术架构与信息服务架构 |
9.3.2 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云-管-端-边的“设备民主”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10.2 研究局限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的提出 |
(三)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一)美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二)欧盟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三)中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三、理论依据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二)三维信用论 |
(三)制度经济学理论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分析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相关概念 |
一、政府信用相关概念的理解 |
(一)信任 |
(二)信用 |
(三)政府信用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特征 |
(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概念理解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范畴 |
(三)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主要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目标定位 |
(一)文化定位 |
(二)制度定位 |
(三)平台定位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顶层设计 |
(一)基于治理视角的顶层设计 |
(二)基于法律关系的顶层设计 |
(三)基于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 |
三、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保障机制 |
(一)信息人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二)信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三)技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四、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模式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样式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信息人信用的属性 |
二、信息人信用的权义解析 |
(一)电子政府行政人的权利解析 |
(二)电子政府行政人的义务解析 |
(三)“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方”信用的权义解析 |
三、对信息人信用的检验研究 |
(一)构建评估指标的现实目标 |
(二)构建评估指标的层次逻辑 |
四、信息人信用的建构路径 |
(一)目录式建构——相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核心信用功能需求 |
(二)互动式建构——提高电子政府信息人的协同治理能力 |
(三)监督式建构——完善电子政府信息人的行政治理意愿 |
(四)成果式建构——适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主流信用评价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信息信用的属性 |
二、信息信用规制解析 |
(一)信息建设的整体性规制 |
(二)信息治理的制度性规制 |
(三)信息供给的异质性规制 |
(四)信息管控的格式化规制 |
三、对信息信用的实证研究 |
(一)构建模型推演的背景描述 |
(二)构建模型推演的取样调查 |
(三)构建模型推演的实证研究 |
(四)构建模型推演的回归分析 |
四、信息信用的形塑路径 |
(一)改善信息传递性,塑造信用形象 |
(二)增强信息互动性,提升信用影响 |
(三)提高信息响应度,巩固信用粘度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技术信用的属性 |
二、技术信用配置解析 |
(一)技术信用与供需配适的差异化 |
(二)技术信用与制度驱动的缺失化 |
(三)技术信用与全球网络的安全化 |
三、对技术信用的优化研究 |
(一)技术信用的危害案例 |
(二)构建技术信用的现实描述 |
四、技术信用的发展路径 |
(一)协同技术制度发展 |
(二)划归技术规范界限 |
(三)提升技术治理高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
一、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 |
(一)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制度保障 |
(二)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推进合力 |
(三)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执行保障 |
二、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 |
(一)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 |
(二)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 |
(三)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 |
(四)建立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后记 |
(4)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 重点 |
(二) 难点 |
(三) 创新点 |
第一章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 |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核心概念界定 |
(一) 信用 |
(二) 商业信用 |
(三) 信用风险 |
(四) 商业信用风险的含义及特征 |
二、信用的作用 |
(一)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二) 信用加速危机的爆发 |
三、商业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
(一) 商业信用的产生 |
(二) 商业信用的发展 |
四、马克思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理论 |
(一) 商业信用自身的界限 |
(二) 信用扩张与生产过剩 |
(三) 信用与货币流回规律 |
(四) 经济周期中的信用作用及演变 |
五、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时代价值 |
(一) 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指导价值 |
(二) 研究当代金融风险的重要理论支撑 |
(三) 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指导意义 |
第二章 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及主要风险 |
一、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 |
(一) 发展概述 |
(二) 传统商业信用形式的发展现状 |
(三) 商业信用模式的新发展 |
二、当前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隐患 |
(一) 信用风险突出 |
(二) 流动性风险增强趋势明显 |
(三) 投机活动难以有效遏制 |
第三章 信用风险形成及防范 |
一、信用风险形成 |
(一) 伦理维度的商业信用道德弱化成因 |
(二) 经济维度的信用风险成因 |
二、信用风险防范 |
(一) 强化商业信用伦理道德建设 |
(二) 提高商业信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
(三) 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 |
(四) 完善征信服务系统 |
第四章 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 |
一、流动性风险形成 |
(一) 企业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不足 |
(二) 回流本身的风险 |
二、流动性风险防范 |
(一) 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 |
(二) 商业信用扩张以产业资本边界为限 |
(三)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四) 进一步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 |
第五章 投机风险形成及防范 |
一、投机风险形成逻辑 |
(一) 商业信用基础工具及金融衍生品融合的风险 |
(二) 有限理性下的决策偏差 |
(三) 商业票据融资制度、监管机制不够完备 |
二、投机风险防范 |
(一) 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 |
(二) 提升理性决策水平 |
(三) 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 |
第六章 系统把握三种商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
一、贯彻习近平现代信用风险治理念和新时代经济思想 |
(一) 立足新时代的风险治理战略部署 |
(二) 金融风险治理 |
(三) 金融风险治理是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二、整体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因素 |
(一) 坚持马克思信用风险的基本立场 |
(二) 理顺商业信用风险成因的内在联系 |
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化解风险 |
(一)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回归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 |
(二) 尊重货币流通规律,调控信用规模 |
四、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 |
(一) 优化相关信用制度安排,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
(二) 把握信用功能发挥中政府与市场合理边界 |
五、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 |
(一) 信用道德提升有助于信用风险与投机风险控制 |
(二) 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为企业诚信提供物质保障和凝聚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
一、选题背景 |
二、共享金融伦理意义 |
三、共享金融伦理研究的必要性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综合评述 |
四、共享金融的发展趋势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目的和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一、世界金融演变逻辑中的共享 |
二、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现代性演绎 |
一、当代金融的模式转型创新 |
二、共享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
三、共享金融内在逻辑 |
第三节 共享金融对人类历史时间的延续 |
一、共享属性对人类未来时间价值的发现 |
二、金融创新对人类自然进化时间的突破 |
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本质 |
第一节 共享金融价值目标 |
一、共享金融的共享性目标要求 |
二、共享金融契约的共享性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经济正义属性 |
一、共享金融的分配正义要求 |
二、共享金融对经济发展有益推动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责权意识 |
一、责权意识对金融不确定性的抑制 |
二、信用契约对共享责权意识的巩固 |
第四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第一节 共享金融的目标悖论 |
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共享目标的偏离 |
二、金融资本的垄断导致共享目标扭曲 |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共享大众性目标的异化 |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共享目标失衡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公正悖论 |
一、金融资本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二、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三、风险转移不平等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权利悖论 |
一、金融资本秉性对共享权利的剥夺 |
二、金融资本权力造成的共享失权现象 |
第五章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成因及解决 |
第一节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看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一、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不公正性的批判 |
二、马克思对信用与虚拟资本异化的批判 |
三、马克思资本批判对共享金融发展启示 |
第二节 我国共享金融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分析 |
一、共享金融市场中自律体系的不完善 |
二、共享金融政府监管的不严格 |
三、共享金融平台建设的制度缺失 |
第三节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解决 |
一、金融市场自律体系对共享性的维护 |
二、政府权力与执行力对公正性的确保 |
三、经济金融制度设计对正义性的呼唤 |
第六章 中国共享金融伦理目标的实现 |
第一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正当性追问 |
一、共享金融对中国金融市场伦理价值观的传承 |
二、共享发展与大众需求的正当性 |
三、共享金融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
第二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哲学追问 |
一、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共享金融 |
二、共享视域下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 |
三、共享金融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融合反思 |
第三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理念探索 |
一、共享金融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 |
二、共享金融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向 |
三、共享金融伦理情操呼唤 |
第四节 共享金融发展下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治理工具研究的政策背景 |
二、治理工具研究的实践背景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立意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的基本立意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文献述评 |
第四节 理论依据与理论预设 |
一、理论依据 |
二、理论预设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一、方法论视角 |
二、具体使用的研究方法 |
第七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的逻辑起点 |
二、研究的逻辑终点 |
三、技术路线图 |
第八节 研究重点、难点、拟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拟创新点 |
第二章 “主体”到“工具”的转向: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缘起 |
第一节 “主体取向”到“工具取向”:治理工具研究的理论自觉 |
一、“主体取向”: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主流取向 |
二、“工具取向”: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创新视角 |
三、由“主体”到“工具”: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缘起 |
第二节 “还原论”到“整体主义”:治理研究方法论范式转型 |
一、从简单性到复杂性 |
二、从实体性思维到关系性思维 |
三、从还原论走向整体主义 |
第三节 治理主体“合作难”问题的解决需要治理工具 |
一、治理主体合作难题的“主体”归因惯性 |
二、治理主体合作难题解决的“主体关系”视角 |
三、解决治理主体合作难题需要治理工具 |
第四节 治理工具存在开发不全面、应用不充分的问题 |
一、治理工具供需非均衡 |
二、治理工具质量不高 |
三、治理工具应用不充分 |
第三章 “工具-关系-合作-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现代 |
二、职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治理 |
四、职业教育治理工具 |
第二节 治理工具的分类标准及其分类 |
一、治理工具的分类标准 |
二、治理工具的分类 |
第三节 关系调节: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手段本质 |
一、关系及其本质 |
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类型 |
三、治理工具调节治理主体关系的机理探析 |
第四节 合作: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直接功能 |
一、“合作何以可能”经典命题的回答 |
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何以可能”的模型建构 |
三、治理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第五节 合作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功能归旨 |
一、“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经典命题的回答 |
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路径 |
三、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在合作秩序生成中的作用 |
第四章 行政性治理工具 |
第一节 行政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政策工具 |
二、标准工具 |
三、组织工具 |
第二节 行政性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政策工具统筹协调行政、经济、教育关系 |
二、标准工具提供关系建立的标准 |
三、组织工具提供关系建立的组织保障 |
第三节 行政性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主体合作的强制规定 |
二、主体合作的标准规定 |
三、主体合作的组织保障 |
第四节 行政性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政策环境 |
二、明确秩序生成的主体位置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法治秩序 |
第五章 市场性治理工具 |
第一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产权工具 |
二、金融工具 |
三、合同工具 |
第二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产权工具减少主体关系建立的不确定性 |
二、金融工具激励主体关系建立的积极性 |
三、合同工具规范主体关系建立的程序 |
第三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产权工具增强主体合作动机 |
二、金融工具丰富主体合作形式 |
三、合同工具保障合作内容履行 |
第四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促进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市场环境 |
二、提供秩序生成的市场规则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市场秩序 |
第六章 社会性治理工具 |
第一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文化工具 |
二、符号工具 |
三、信用工具 |
第二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文化认同促进合作关系建立 |
二、符号标识优化合作关系筛选 |
三、信用工具保障合作关系质量 |
第三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文化工具提供合作文化保障 |
二、符号工具优化合作对象筛选 |
三、信用工具保障合作质量提升 |
第四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文化环境 |
二、夯实秩序形成的信任基础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信用秩序 |
第七章 信息化治理工具 |
第一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公共信息平台 |
二、商业信息平台 |
三、组织信息平台 |
第二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明确治理主体的信息身份 |
二、明晰主体的信息生产职责 |
三、调节主体的信息供求关系 |
第三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供给合作需要的信息 |
二、减少合作的信息摩擦 |
三、促进主体信息流转共享 |
第四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信息环境 |
二、形成职业教育治理的信息生态系统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信息生态秩序 |
第八章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增强“工具意识”,释放治理工具功能 |
一、增强职业教育治理的“工具意识” |
二、“工具意识”而非“工具理性” |
三、释放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功能 |
第二节 加强工具开发,建构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箱 |
一、增加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 |
二、融合开发金融工具 |
三、创新开发社会性治理工具 |
四、综合开发信息化治理工具 |
第三节 普及工具应用,促进各类型治理工具综合、协调、统一应用 |
一、增加市场性治理工具的应用广度与深度 |
二、扩展社会性治理工具的应用范围 |
三、促进信息化治理工具全面应用 |
四、综合、协调、统一各类治理工具应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与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7)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回顾与简要评价 |
1.2.1 信任问题的一般研究 |
1.2.2 国内外政府信任研究 |
1.2.3 简要评价 |
1.3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基本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资料来源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1.5.1 研究难点 |
1.5.2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概念与类型 |
2.1 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2.1.1 风险的概念内涵 |
2.1.2 现代风险概念的特征 |
2.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2.2.1 信任风险的四种理解和应用 |
2.2.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概念 |
2.2.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特征 |
2.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类型与结构 |
2.3.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类型 |
2.3.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结构 |
第三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 |
3.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分析的前提设定 |
3.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分析的初步框架 |
3.3 六大节点: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的过程分析 |
3.3.1 公众需要: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初始源头 |
3.3.2 公众认知: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博弈性质 |
3.3.3 诉求表达: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实质迈进 |
3.3.4 政府回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关键阶段 |
3.3.5 绩效评价: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决定步骤 |
3.3.6 信任决策: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最后变数 |
3.4 三大效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演变的规律呈现 |
3.4.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累积效应 |
3.4.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传导效应 |
3.4.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激化效应 |
第四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 |
4.1 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4.1.1 风险识别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4.1.2 风险评估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4.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框架构建 |
4.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主体界定 |
4.4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指标设计 |
4.5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方法选择 |
第五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5.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指导思想 |
5.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基本思路 |
5.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
5.3.1 基于政府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5.3.2 基于公众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5.3.3 基于传播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第六章 案例与讨论 |
6.1 案例选择:理论与实践的权衡 |
6.2 杭州限牌令:背景与经过 |
6.2.1 事件背景 |
6.2.2 事件经过 |
6.3 杭州限牌令:影响与后果 |
6.3.1 事件影响 |
6.3.2 事件后果 |
6.4 杭州限牌令:分析与讨论 |
6.4.1 事件分析 |
6.4.2 简要讨论 |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附录B: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调查问卷 |
附录C: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访谈提纲 |
(8)社会信用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难点与研究创新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2 信用理论的思想溯源 |
2.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思想 |
2.1.1 重农抑商的社会文化传统 |
2.1.2 以伦理为本位的信用模式 |
2.2 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信用思想 |
2.2.1 信用思想的宗教传统 |
2.2.2 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
2.2.3 信用思想的契约化转向 |
2.3 马克思信用思想的历史考察 |
2.3.1 马克思信用思想的理论基础 |
2.3.2 马克思信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
3 社会信用的基本规定 |
3.1 社会信用的哲学释义与界定 |
3.1.1 信用的词源学考察与格义 |
3.1.2 社会信用基本内涵的界定 |
3.1.3 社会信用度及其影响因素 |
3.2 社会信用与相关概念的辨别 |
3.2.1 社会信用与社会信任 |
3.2.2 社会信用与社会信誉 |
3.2.3 社会信用与社会诚信 |
3.3 社会信用的基本结构的探析 |
3.3.1 社会信用的构成要素 |
3.3.2 社会信用的内在层次 |
3.3.3 社会信用的时间维度 |
3.4 社会信用的特征、功能与价值 |
3.4.1 关于社会信用的特征分析 |
3.4.2 社会信用的功能及其价值 |
4 社会信用的历史类型 |
4.1 原始社会中的血缘-地域型社会信用 |
4.2 农业社会中的伦理-身份型社会信用 |
4.3 工业社会中的契约-制度型社会信用 |
4.4 信息社会中的虚拟-自觉型社会信用 |
5 社会信用的现实境遇 |
5.1 数字的异化及其挑战 |
5.1.1 大数据的本质及其主要特征 |
5.1.2 大数据与社会信用关系透视 |
5.1.3 数字异化对社会信用的挑战 |
5.2 现代性的危机与风险 |
5.2.1 现代性内涵的历史演变与疏义 |
5.2.2 现代性危机对社会信用的影响 |
5.3 道德践履的内在悖论 |
5.3.1 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再探 |
5.3.2 社会信用道德认同的价值 |
5.3.3 社会信用道德践履的悖论 |
6 社会信用的实践生成 |
6.1 社会信用产生的前提条件 |
6.1.1 利益关系是社会信用形成的根本原因 |
6.1.2 任意支配自身财产的自由与权利平等 |
6.2 社会信用实现的机制探析 |
6.2.1 生产实践是社会信用变迁的动力基础 |
6.2.2 社会交往是社会信用关系拓展的途径 |
6.3 社会信用建构的目标指向 |
6.3.1 促进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良性运行 |
6.3.2 培育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美德 |
7 新时代中国社会信用建设前瞻 |
7.1 中国社会信用建设的成就回顾 |
7.1.1 社会信用已成为普遍的共识 |
7.1.2 社会信用制度体系逐步建立 |
7.1.3 社会信用环境发生极大改变 |
7.2 中国社会信用建设存在的问题 |
7.2.1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
7.2.2 社会信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
7.2.3 社会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欠缺 |
7.2.4 对违约失信的治理力度不够 |
7.3 中国社会信用建设的前景展望 |
7.3.1 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体系 |
7.3.2 完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 |
7.3.3 建立社会信用预警体系 |
7.3.4 强化社会信用监管体系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9)加密数字货币本质及风险研究 ——基于“货币债务本质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理论与现实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加密数字货币本质 |
1.2.2 加密数字货币风险 |
1.2.3 加密数字货币政策监管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目的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的 |
1.3.3 研究方法 |
1.4 本文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加密数字货币的概念界定、技术原理与市场现状 |
2.1 加密数字货币的技术分类与相关概念区分 |
2.1.1 区块链1.0: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 |
2.1.2 区块链2.0:基于智能合约的加密数字代币 |
2.1.3 加密数字货币、电子货币与虚拟货币的概念区分 |
2.2 加密数字货币的运行原理与技术特征 |
2.2.1 区块链技术与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 |
2.2.2 智能合约与加密数字代币 |
2.2.3 加密数字货币技术特征的演变逻辑 |
2.3 加密数字货币的市场现状 |
2.3.1 加密数字货币市场整体概览 |
2.3.2 生产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物质耗费 |
2.3.3 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支付与标价 |
2.3.4 基于智能合约的加密数字代币的市场规模与应用场景 |
2.3.5 基于智能合约的加密数字代币的发行现状:ICO行业乱象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加密数字货币的理论分析视角——“货币债务本质观” |
3.1 由加密数字货币所引致的货币本质争论 |
3.1.1 各国政府与公众对加密数字货币的本质认知 |
3.1.2 公众认知的理论出发点:货币商品本质观 |
3.1.3 货币商品本质观的历史悖论 |
3.2 货币债务本质观:货币的债务内涵与国家属性 |
3.2.1 货币起源:债务的表示与流通 |
3.2.2 货币的债务内涵 |
3.2.3 货币起源进程中的税收标准化需要 |
3.2.4 税收机制保障下货币的国家债务特征与广泛接受性 |
3.2.5 国家货币流通的层次结构与“横向网络” |
3.3 货币的层级结构与内在逻辑 |
3.3.1 货币金字塔层级结构 |
3.3.2 层级排列的内在逻辑:债务关系的缔结方式与偿付可靠性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货币债务本质观”视角下加密数字货币的本质与风险剖析 |
4.1 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非债务属性与商品本质 |
4.1.1 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非债务属性 |
4.1.2 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商品本质与横向流通特征 |
4.2 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风险剖析 |
4.2.1 货币发行角度:国家货币主权的削弱 |
4.2.2 货币需求角度:市场主体信用创造的制约 |
4.3 加密数字代币的低层级债务属性 |
4.3.1 加密数字代币的发行模式与债务属性 |
4.3.2 加密数字代币债务属性的低层级特征 |
4.4 加密数字代币的风险剖析 |
4.4.1 代币权益模糊不清与发行人信用风险 |
4.4.2 债务的非理性创造与债务链条的过度扩张 |
4.4.3 民间“美元化”加剧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结论与启示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及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场景及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目标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 |
一、研究内容 |
二、分析框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和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一、区块链技术相关理论 |
二、区块链技术相关经济学理论 |
三、银行风险相关理论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第三章 区块链技术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 |
第一节 区块链技术的相关概述 |
一、区块链的概念 |
二、区块链的特点和类型 |
三、区块链的基础架构 |
四、区块链的交易流程 |
第二节 区块链技术发展历程 |
一、萌芽阶段 |
二、区块链1.0阶段——数字货币阶段 |
三、区块链2.0阶段——智能合约阶段 |
四、区块链3.0阶段——扩展应用阶段 |
第四章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分析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调查分析 |
一、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文献整理和分析 |
二、深入访谈银行高管和区块链专家学者 |
三、组织参与区块链相关学术会议研讨论证 |
四、制作并发放针对银行从业人员调查问卷 |
第二节 当前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现状分析 |
一、国际代表性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现状分析 |
二、我国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现状分析 |
三、区块链技术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价值和挑战 |
第三节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五个动因 |
一、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五个动因 |
二、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分析 |
第一节 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一、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金融模式 |
三、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案例介绍 |
第二节 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一、传统跨境支付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模式分析 |
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模式的案例分析 |
第三节 区块链技术在资产证券化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一、传统资产证券化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模式 |
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 |
第四节 区块链技术在银行票据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一、传统票据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数字票据模式分析 |
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票据案例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风险影响分析 |
第一节 区块链技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变动分析 |
一、使用区块链技术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分析 |
二、使用区块链技术后商业银行应用场景风险变动分析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后催生的新风险分析 |
一、区块链技术本身面临诸多难题带来的风险 |
二、区块链业务带来的金融信息安全的风险 |
三、区块链生态体系缺乏的风险 |
四、法律和监管政策模糊且滞后的风险 |
第三节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亟待完善 |
一、当前风险管理体系的战略思维与区块链思维不匹配 |
二、传统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相对僵硬 |
三、传统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流程相对冗长低效 |
四、传统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数据信息的整合能力较差 |
五、传统商业银行抵御外部风险的防御能力相对较弱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对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对策建议 |
一、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出台产业扶持政策 |
二、加强监管科技应用,完善监管规则体系 |
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
第二节 对我国银行业协会的对策建议 |
一、搭建政产学研用多方合作平台,建设区块链产业生态 |
二、关注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加强行业标准化研究 |
三、构建区块链技术人才支撑体系,培育领域专业人才 |
四、建立银行业区块链管理委员会,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
第三节 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 |
一、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对策建议 |
二、中小型商业银行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对策建议 |
三、构建区块链技术场景下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一、深度参与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标准的落地 |
二、加快区块链与其他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
三、重视未来联盟链主流方向的布局 |
四、加速区块链金融业应用落地并向其他领域扩散 |
五、密切关注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展,尽早做好布局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调查问卷 |
致谢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四、“信用”创造出来的“信任”(论文参考文献)
-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治理研究[D]. 章建赛.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D]. 张贝尔. 吉林大学, 2020(08)
- [4]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D]. 马津润.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D]. 安培. 天津大学, 2019(01)
- [7]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D]. 王身余. 湘潭大学, 2019(12)
- [8]社会信用论[D]. 熊治东.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加密数字货币本质及风险研究 ——基于“货币债务本质观”视角[D]. 郝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场景及风险研究[D]. 崔红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