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3月1日施行（论文文献综述）
王传良[1]（2020）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及其资源的价值与潜在价值已逐渐为人类所发掘和利用。作为一种新型海洋资源,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ABNJ）海洋遗传资源已成为海洋活动的对象,催生了建立专门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以分配权益、设置义务、构建秩序的现实需要。截至2020年,将ABNJ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作为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The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BBNJ国际协定”）的谈判工作已历经16年。其中,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是“BBNJ国际协定”中一项核心制度。ABNJ包括公海和“区域”两类海域,占海洋总面积的64%,是海洋治理的最大地理单元。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一个新领域,为完善相应国际规制,赋予国际海洋法新制度以良法属性,有必要将旨在实现良好海洋治理的海洋善治（good ocean governance）理念融入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进程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将海洋善治理念作为构建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论证基础。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是一项亟待构建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具有整体性。基于理论解构需要,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制度和惠益分享制度又各有研究的独立性。为此,本文在注重关联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上,以海洋善治理念为论证基础,依次研究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制度和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问题。海洋善治理念在国际社会对以往海洋治理经验总结和反思中形成,其以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为核心,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以全球海洋治理为路径。海洋善治具有“法治、普遍参与、透明化、基于共识之决策、责任制、公平与兼容并蓄、回应性、一致性”八个核心要素。对于一项国际海洋法新制度的构建,各国基于本国利益会持有不同立场,但实现良好的海洋治理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以需要以海洋善治理念去凝聚共识。以海洋善治理念为理论基础论证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其一,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促进ABNJ海洋遗传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需明确“BBNJ国际协定”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并以此界定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以确立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内核;其二,获取制度涉及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初始分配,为保障获取机会均等,同时促进新知识的生成和相关技术的进步,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需设置相对宽松的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制度;其三,惠益分享制度涉及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再分配,在各国开发能力不均衡的情况下起着矫正正义的作用。为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更好地促进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需构建公正合理的ABNJ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一项新制度的构建需要有基本原则支撑,否则难免出现外在体系不规范、内在体系不统一的问题,继而引发法律适用和解释混乱的问题。回顾国际海洋法的历史发展,随着陆地统治之风吹向海洋,公海自由已受到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越来越多的限制。在ABNJ,长期被奉为圭臬的公海自由原则逐渐被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所取代。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法定化,以其为制度内核设置了“区域”制度。1994年《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又对“区域”制度进行了修正和完善。“BBNJ国际协定”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主张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作为一般原则,顺应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规律。作为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内核,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立场来界定ABNJ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地位:首先,在体制安排模式方面,选择缔约国会议模式,并根据情况设立科学和技术机构、秘书处以及信息交换机制,以期推动整合全球海洋治理。同时,需要明晰ABNJ海洋遗传资源活动主体。其次,合理界定“BBNJ国际协定”所规范的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和实质范围。最后,明确ABNJ海洋遗传资源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ABNJ海洋遗传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科技和资金要求较高,目前仅有部分发达国家具备条件开展该项活动。蕴含海洋善治理念的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制度,可以保障各国开发机会均等,并能为ABNJ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监测机制建立监测基点,从而促进公正公平惠益分享的实现,并最终实现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其一,区分获取类型确定获取规制模式:原地获取以基于通知的模式为主,辅之于许可证制度。异地获取和由电脑模拟获取采取基于通知的模式;设置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的程序规则,构建信息交换机制和追踪跟踪制度等监测机制。其二,区分获取类型,分别设置原地获取、异地获取和由电脑模拟获取的条款和条件,并与“BBNJ国际协定”另外两个议题即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进行衔接。其三,关注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过程中相关知识的法律保护与制衡:设置ABNJ海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制度,以保护相关传统知识;明确可授予专利的客体范围、确立来源披露制度,将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有效衔接,以实现对相关现代知识的法律保护和合理制衡。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过程中,各国分歧焦点在于如何分享因利用ABNJ海洋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问题,蕴含海洋善治理念的ABNJ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则是解决上述分歧的关键所在。为实现公正公平分享因利用ABNJ海洋遗传资源该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既不能妨碍有关ABNJ海洋遗传资源商业化经济活动的研究、投资和创新,又要保证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切实利益。其一,合理设置ABNJ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基本规则。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立场界定惠益分享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规定货币惠益和非货币惠益两种惠益类型,并设置适当的比例和恰当的形式;对惠益分享的内容、时间以及所分享惠益的用途等惠益分享安排等作出规定。此外,注意惠益分享规则与获取规制模式、获取条款和条件的衔接。其二,确立ABNJ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实施机制。区分场合和情形,采取自愿模式与强制模式相结合的惠益分享模式;构建信息交换机制、追踪跟踪制度等监测机制。其三,关注ABNJ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过程中相关知识的法律保护与制衡:构建ABNJ海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惠益分享制度,以保护相关传统知识;确立来源披露制度、建立强制许可制度、设置公共信托基金,将ABNJ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有效衔接,以实现对相关现代知识的法律保护和合理制衡。在构建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进程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我国的构建立场以及法律因应提供了理论准备。应明晰我国在该国际海洋法造法进程中的角色认知,积极参与并推动该造法进程。同时,发展与完善国内相关法律制度,履行国际法义务,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其一,在国际法层面:主张将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界定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并以此为制度内核构建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主张相对宽松的获取制度,促进有关ABNJ海洋遗传资源新知识的生成和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全人类财富的积累;倡导公正合理的惠益分享制度,实现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增进共同海洋福祉;注重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相关知识的法律保护与制衡。其二,在国内法层面:构建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国内法律制度,并注意与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分工与衔接;设置ABNJ海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内法律制度;衔接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国内法律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
戴燕[2]（2020）在《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强调,地方立法作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的地方立法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顺应我国已经带来的新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要求、呼应人民群众热切关心、紧跟党中央新部署,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在1979年7月1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当中明确赋予了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在这之后,各种地方立法在我国蓬勃发展,地方立法总体量已经远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数量之上。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格局作出了改变,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扩大了享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主体范围,据大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15年3月到2017年12月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数量为595件,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1）如此体量和急速增长的地方立法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追求立法数量,填补立法空白领域的面子工程,超过了对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关注;大量的重复国家立法,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大量僵尸法规规章,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沉睡。因此,我国急需一种立法评估手段或者评估方法,解决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相对综合全面的评估工具,主要通过法经济学的方法评价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用比较立法成本和效益的方法,确定是否应当立法或者是否采取某种制度（2）。美国是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制度设计、操作经验都相对丰富和完备。从1974年福特总统制定并发布的《通货膨胀影响声明》,到1993年克林顿签署12866号行政命令《联邦规制经济分析》,再到2011年奥巴马颁布的13563号行政命令《改善规章和规制审查》,美国已经形成了由行政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和政府部门文件等组成的系统的行政立法和政府规制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其它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成本效益评估具有属性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立法中去评估成本效益实质上不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当中,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策性程序,任何决策者在作出立法这样的重大决定前,都会运用多种评估手段来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利弊权衡或者是成本和收益利益评估,从程序的角度看整个美国行政立法制度体系,成本效益评估是被作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中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其次,成本效益评估在法理上被认为是一种实体性标准,因为在成本效益评估中要求行政机关的规制必须是效益能证明成本是正当的,换言之就是作出行政规制所形成的成本与得到的效益应当成合理的比例,效益必须要明显大于规制成本,同时成本效益评估要求为得到效益所作出的规制手段造成的负担最小化。第三,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科学化、严谨化的规制影响分析方法,其能够为立法和行政决策者提供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而能非常准确的评估出将要实施的规制耗费的成本和获取的效益,使决策者能够作出既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又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所以,成本效益评估这种方法不仅是一项必要的决策性正当程序,也是一种实体性正当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规制影响分析工具。成本效益评估因其有着许多特有的制度化积极功能,使得近年来其地位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在美国行政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学者高秦伟认为:成本效益评估之所以会越来越盛,一方面是经济分析法学思潮在规制与行政法领域充分应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它适应了规制缓和的需求。随着经济学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化和多样化,对于立法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评估不仅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还能够预防行政机关滥规制与不规制,有效的优化行政规制的质量。除此而外,成本效益评估的正确运用,还能有效提升行政合法性,让“民主赤字”危机所遭受的争议有所缓和。成本效益评估从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判一直相伴相随。集中起来有几种声音,包括成本效益评估只能反映客观上现有的财富、资源和投入的水平、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弊端就是无涉价值和难以考虑到道德因素,无视社会价值重视个人价值,依靠市场价值比较了不可比较的和定价了不可定价的,忽视不可量化的价值,忽视了代际公平。折现率、基准线和计算方法欠缺科学方法造成成本效益的差距巨大等等。这些质疑和批评推动了成本效益评估自身的完善,在实务领域已经不断的创新和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弥补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传统法哲学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会对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法律的效益问题就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目标,而且发展为当代法律的所追求价值之一。（1）在经济分析法学中曾经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即真正的正义、公正、自由和公共的善只能通过成本效益评估才能判断,以及确定它们在现实当中的存在状态和程度,才能在更进一步的程度上去实现它们”。（1）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在更高层次上能够实现对法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目标。随着地方立法对地方经济发展规制的更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再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利益需要更加公平分配和有序的协调。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正是基于对立法成本和立法收益对比产生的净现值的正负,体现出立法效益的大小,从而不断增进立法收益,降低立法的成本,实现立法效益最大化。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有过一个着名的论述:“传统的法律保障人们公平分享蛋糕;当代的法律不仅要保证公平分享蛋糕,更要让人们努力把蛋糕做大。”（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最后的确立都非常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任务和目的,对于我国地方在立法程序中能够科学配置和调动各种地方立法资源,突出地方立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和科学上保障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现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最早规定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中指出,我国各地方要探索和建立对政府行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特别指出尤其对经济立法项目要适用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对其立法的过程成本和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追求立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实施意见》率先尝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我国的立法评估的理论和实务风起云涌,立法后评估已经被我国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加以固定,《立法法》中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人士开始更多的认识到立法中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性,成本效益评估是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是重要方法和制度。成本效益评估是评估标准中难度最大,但也是提高目前中国立法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引入都不是全盘的照搬,必须结合所在地的国情做适度的调整,特别是在我国法律经济学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形下,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需要精准发力,分步实施。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比较好的模式选择是培育参与主体,建立独立的审查主体,由相对专业和独立的审查主体,制定出台我国的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指引性文件,在实施阶段强化对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政府信息收集和公开,为成本和效益的货币化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对于暂时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补充。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程序、或者说是方法和标准,运用到我国地方立法中,将使得我国政府所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地方行政立法等政府行为更加科学化、客观化、理性化,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程序和标准的建立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高雪[3]（2020）在《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野生植物资源在我国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在人类社会中为医药、工业等行业提供原材料,在自然界中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的食物与栖息地,是大自然对人类无私的馈赠。但是由于野生植物自身所具备的经济价值导致不少珍稀、名贵物种遭到非法采挖、买卖,加之相关保护部门权责不清、管理混乱,无法有效遏制野生植物市场交易现象,使得近些年来野生植物数量与品种不断减少。我国是法治国家,自建国以来我国始终走在法制化建设的道路中,关于野生植物的保护也不断完善。上至《宪法》、《农业法》、《种子法》和国务院发布的通知、办法,下至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设立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法律体系。笔者将以该法律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总结了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护野生植物的律法,也从立法、管理、执法等方面阐述了国内学者的看法,从野生植物的概念和保护意义入手,结合广东林草局和福建林草局座谈会整理的资料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对比研究,以数据为根基介绍了我国野生植物资源现状,可以看出我国野生植物的处境已十分糟糕,提升法律文件的效力十分有必要。接着整理了建国以来我国提及野生植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名录,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结合法学观点提出了该法律体系立法原则、具体制度及法律责任上的问题。我国野生植物法律体系实行多年,可依然阻止不了野生植物陆续面临濒危的现状,不仅仅存在立法层次效力低、野生植物保护范围狭窄的问题,其法律体系也不尽完善,资源权属制度、保护区制度等都不完善。文章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如尽快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法》、扩大野生植物保护对象范围和明确野生植物资源权属等。
田周芸[4]（2020）在《《立法法》修改后的自治州立法权研究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立法法》进行了修改,这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立法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同时对自治州立法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法》修改以后,自治州与设区的市一样拥有了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这就意味着自治州拥有双重立法权: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这一改变对于自治州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因为自治州在立法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制定符合自己实际需要的法律规定,促进社会发展。挑战是因为自治州面临着立法经验、立法能力、立法成效等方面的压力,在立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其实自治州的立法工作状况与法律的实施情况直接影响到当地自治工作、社会安稳和群众利益,甚至还影响到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所以对《立法法》修改后的自治州立法工作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理论上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理论研究,还可以从实际中完善自治州的法治工作,维护法制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研究《立法法》修改后自治州的立法权。在文章的引言部分介绍了选题背景和价值,还对当下自治州立法权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论述。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同时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写了自治州立法的理论基础。首先对地方立法制度进行了概述,梳理了其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一般立法权的发展。总结理《立法法》修改前后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立法主体扩大,立法权限增加等方面。第二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数量、内容,理解该州的立法规划。总结该州的立法特点,充分肯定其所取得的立法成就。该州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依据本地方实际情况,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突出重点领域立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划,为实现依法治州奠定坚定的基础。第三章分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立法法》修改后在立法权的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及原因。这一分析围绕《立法法》的修改展开,指出了在《立法法》修改后自治州存在一般立法立法权范围不清、双重立法权区分界限不明等立法困难。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第四章在新《立法法》的框架下为自治州的立法权实施提出完善建议。笔者提出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可以从强化责任等方面着手。其次要明确自治州立法权限的范围,让自治州的立法工作更好开展;再次要提高自治州的立法能力,加强立法队伍建设;最后完善对自治州的立法监督,做到调动自治州的立法积极性与监督的有机平衡。在结语部分对本篇文章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美好前景。
徐红军[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复议（诉愿）制度作为一种经济、便捷、高效的行政救济制度,具有解决行政纠纷、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作为一个近代才诞生的法律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从清末产生思想理念,民国时期有所实践,到新中国废止后又重建发展,有着一个本土化的发展过程。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行政复议制度是如何诞生、发展,又是如何废止、重建、中断、恢复、发展,行政复议制度经历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动因和规律,又如何预测和展望行政复议制度在行政救济制度体系中的未来趋势?面对这些问题,本文选取了1978-2018年期间的行政复议制度,在阐述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制度变化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力图通过对制度的出台背景、主要变化和运行效果进行梳理分析,来总结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规律,以期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的对策和建议。本文除了导论和结束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渊源。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民国时期的诉愿制度,其已具备现代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要素,作为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在发挥作用,诉愿制度的实施推动了民众法治理念的形成。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思想渊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民告官”思想、日本诉愿思想和苏联申诉思想。不管是在分散立法阶段,还是在统一立法阶段,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表现出来的法的形式始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形式渊源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第二章简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1978-1990）。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复议制度进行了零星的探索,中间因文革原因而一度中断。在改革开放开启、法治观念重塑和法治建设恢复的大背景下,行政复议制度得以恢复并逐渐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法律、行政法规主要在受案范围、复议管辖和复议程序方面有所规定,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立法形式分散化、立法内容不统一和立法内容不完善等问题。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对于统一规范部分行政复议制度、统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原则以及推动统一行政复议制度加快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侧重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统一（1991-1998）。为解决行政复议制度立法分散、重要制度不统一和机构不健全等问题,在实践发展和行政诉讼法颁布的共同推动下,以行政复议条例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在行政法规层面得到了统一,其变化主要表现为受案范围更加明确且明显扩大、复议管辖规定更加全面系统、复议程序更加完善和复议决定规定更加全面,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条例,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各级行政复议机关通过成立法制机构、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办公室、行政复议应诉机构等方式来加强行政复议机构建设。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为案件发生量超过同期行政诉讼案件量的一半以上,纠错率保持了较高水平,申请人的满意度较高。第四章主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1999-2006）。行政复议条例实施以来,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积累了丰富经验,行政复议制度的问题和不足也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以行政复议法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在法律层面得到了统一,其变化主要包括受案范围扩大、复议管辖优化、复议程序完善和决定类型丰富,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法,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这一时期,行政复议机构得到增强,行政复议工作力量得到充实,行政复议案件量增长明显,与同期行政诉讼案件量呈逐渐接近趋势,纠错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章重点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新阶段（2007-2018）。在行政争议多发、法治政府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走向新阶段,其主要变化包括申请、受理、审理、决定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行政诉讼法修订也对行政复议机关工作量、受案范围、审查标准等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也积极开展了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及行政复议局的试点工作,在畅通救济申请渠道、整合内部行政资源、增强权利救济效果、提升行政复议公信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时期行政复议案件量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与行政诉讼逐渐接近,纠错率仍然在高位运行。第六章主要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评析与展望,从整体上阐释这一制度变迁的动因和特点,进而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行政复议制度变迁动因主要包括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行政体制从集权向放权转型和治理观念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三个方面,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了法律传统与法律移植双重影响、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发展互动、法制统一与制度创新冲突协调、程序司法化与行政法治化联动、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存在偏差等特点。总体而言,行政复议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恢复、统一、发展、改革等多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作为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作用远未发挥。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在立足本国国情和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行政复议基本立法与配套制度、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复议职能。二是通过坚持权利救济主导定位、扩大受案范围,在保障权利与监督权力之间保持平衡。三是通过单独设置复议机构、建立复议官制度、改革审查方式,实现公正优先与兼顾效率的目的。四是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完善复议终局制度和取消“共同被告”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五是通过在行政复议委员会中广泛吸收外部学者委员、建立复议机关与研究机构双向交流挂职机制,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推动行政复议理论、制度和实践水平同步提高。
沈成燕[6]（2019）在《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利益条款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占据重要位置,在着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中均有规定。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公共利益可以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直接对知识产权予以限制,并作为授予知识产权的考量因素。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适用却含糊不清,标准不一。因此,亟需对公共利益条款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进行梳理和完善,以解决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的内涵入手,论述公共利益的基本范畴,分析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范畴、特征和立法宗旨,然后对我国知识产权公共利益条款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探讨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之理论基础,为界定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完善相关法律条款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梳理典型国家知识产权司法实务和国际知识产权争端适用公共利益条款的现状,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之后探讨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条件,分析这些公共利益条款的司法适用实务,对相关典型案件进行研究,概括归纳我国在该领域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具体措施。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有六章内容:第一章是关于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概述。本章主要分析了公共利益的定义、特征;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范畴、特征及立法宗旨;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及其法律效力。通过关于公共利益定义的不同观点的分析,及对“公共”、“利益”两大要素的探讨,可以说,公共利益是与文化、教育、环境、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等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代表着不确定的多数人的正当利益。公共利益的主体不确定,其具有社会属性和效力层级性、普遍性和整体性。公共利益条款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本文所研究的是狭义公共利益条款。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是指着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或类似表述作出具体规定,并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立法条款。我国着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制定了诸多公共利益条款,公共利益条款作为授权确权要件、实施强制许可依据、发布禁令限制依据、知识产权行使遵守标准、着作权行政处罚依据、域名注册保留依据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第二章是关于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之理论基础。法官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适用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须以利益衡量论、不确定概念之价值补充、比例原则为裁判理论基础。首先,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须根据利益衡量论进行案件利益分析,即基于利益衡量的思考方法进行法律解释,遵循利益的层次结构规律,分析案件中的各项利益,考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成本与收益,维护公共利益。其次,法官审理此类案件须利用不确定概念之价值补充以具体化公共利益条款。法官在对公共利益及公共利益条款进行价值补充时,应采用类型化的方法,凭借社会经验、法律原则和法益衡量的指引,依据公平正义等理念进行价值补充,不可任意将个人主观情感注入价值补充中。最后,法官在案件审理中要遵循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不仅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在知识产权司法案件审理中,特别是行政案件中,需要遵循这一原则所要求的目的妥当性、手段必要性和法益均衡性。第三章是关于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之域外考察。本章主要分析了公共利益条款在美国、德国知识产权司法中的适用和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中的适用。美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分散于美国《专利法》等多部成文法和诸多案例法中。这些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律效力主要包括:立法宗旨、实施强制许可的依据、合理使用的依据、禁令限制依据、披露商业秘密免责依据、专利申请信息披露的要求。美国成文法和案例法所规定的公共利益事由包括:公共健康、公共安全、披露犯罪或侵权行为、美国经济中的竞争性条件、消费者利益、科学进步、艺术进步等。在美国知识产权司法上产生重要影响,与公共利益条款密切相关的重要案例包括罗杰斯案、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与eBay案。罗杰斯案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公共利益与商标权冲突时应如何处理提供了具体思路。在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中,法官确定了此类数字图书馆的公共利益性质。eBay案则表明美国专利制度正朝着严格专利权保护,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创新的方向发展。德国着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较美国少,分布在着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领域。德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律效力主要包括:作为权利授予要件、权利行使的要求、实施强制许可的依据、商业秘密保护例外。德国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采用折中式立法模式,其公共利益的范围较之前有所扩展,重视从程序上对公共利益进行规范,并注重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其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中的公共利益事由包括:宪法理念、法治、国家任务、人民基本权利、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能源、消费者保护、文物保护等。在德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适用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案例主要有教会-学校使用案、盐野义制药公司案。在教会-学校使用案件中,法院确认着作权法规定的教会和学校对作品的合理使用符合宪法。盐野义制药公司案是德国法院支持强制许可首案。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条约大多制定了公共利益条款,并将公共利益条款作为作为条约原则、实施强制许可条件、不予商标注册及拒绝或减少商标保护的原因、作为实验等数据的保密例外、拒绝披露某些信息依据。在知识产权国际争端中,公共利益条款主要适用于强制许可的情形,特别是专利领域。其公共利益内容通常包括公共健康、国防和经济发展。第四章是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条件。本章分别就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诉前禁令限制、着作权行政处罚、强制许可中公共利益条款的司法适用条件进行分析。分别针对公共利益条款适用的公共利益事由、主观要件、公共利益损害程度、适用案件类型等条件进行探讨。在知识产权授权确权中,只有当产品及其构成要素直接损害公共利益,并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大程度的损害时,才能将其认定为不符合公共利益要求,不授予知识产权或宣告权利无效。在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中,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案件中不适用停止侵害请求权所带来的公共利益应当大于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失。诉前禁令中公共利益条款仅适用于简易案件,且须损害重大公共利益时,才可影响诉前禁令的发布。在着作权法中,行政机关因侵权人损害公共利益进行行政处罚的,根据侵权作品的数量、次数或持续时间进行判断侵权程度,只有侵权人的行为达到一定侵权程度,才构成“损害公共利益”,处以行政处罚,除此而外,还必须以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和侵权行为以营利为目的为前提。强制许可对公共利益条款适用的条件最为严格,至今我国尚未出现基于公共利益需求的强制许可。因公共利益原因而实施强制许可的,此种公共利益主要是指为控制重大自然灾害、重大流行疾病、重大环境污染、重大粮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事件,只有在采用强制许可维护公共利益是必要的方式时,才予以适用。第五章是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现状。本章主要从适用具体情况、典型案件、存在的问题三个层次展开分析。我国适用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案件中,行政案件数量明显多于民事案件数量。其中,民事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涉及着作权纠纷的案件最多,案件主要分布在北京等13个省市地区。行政案件中商标纠纷最多,占比99%以上。这些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公共利益,案件事实是否关系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利益条款适用必要性、法律结果等。本章从近年来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年度典型案例予以公布的案件中,精选出四个典型案例,就法官对这些案件的审理及解决的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适用问题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对我国相关案件,特别是80例样本案例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存在公共利益用词不一致、公共利益事由不明确、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缺失、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公共利益认定机制不规范、公共利益条款适用裁判不一等问题。第六章是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之完善。本章主要从细化公共利益类型、确定公共利益事由、完善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方法、统一公共利益用词、确定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畅通公众参与公共利益认定机制六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可以使“公共利益”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本章首先对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进行详细分类。在正向类别上将公共利益分为国家安全、经济秩序、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公共资产、公共事业、弱势群体保护、社会公共规则等八种类型。在反向类别上,将个人利益、国家机关利益、行业组织利益、某职业群体利益、公司等团体利益排除公共利益范围。其次,进行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事由探讨。分别就着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中的公共利益事由进行分析。着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涉及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科学文化事业及经济秩序。我国专利法中的公共利益总的来说主要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商标法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保护消费者不被欺骗的利益和保护各市场主体通过商标自由竞争的利益。其他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主要是保障农业安全、维护生物多样性、公共的非商业使用等事由。再次,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司法适用也需采取适当方法。法官在案件中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时,采取实质性判断与形式性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在案件的审理中,处理好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衡量。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构建针对个案的法律分析范式及建立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案例指导制度,规范此类案件的审理及裁判。最后,通过统一使用“公共利益”一词来表述公共利益;确定公共利益判断的数量标准、受益标准、法定标准、合理性标准;保障当事人及其他公众对于公共利益认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意见表达权等其他措施,以实现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统一与完善。
孟令法[7]（2019）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奠定了制度保障。作为文化遗产重要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与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产生的行为依托。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晚于物质文化遗产,但前者显然离不开后者的立法基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真正开启于20世纪90年代末,除了对国际动态的学习与借鉴,清末以来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民俗文化的关注及文化遗产概念的"非物质"理解,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保护提供了学理支撑,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带来法理依据。不过,作为行政法的《非遗法》尚有诸多不足,因而需在对接其他法律法规的同时,颁行"实施细则",做出更为准确而详尽的"司法解释"。
龚玲俊[8]（2019）在《我国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保护野生动物早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野生动物给人们带来的侵扰和伤害也不可忽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采取补偿的方式化解受害人的损失,将社会部分群体遭受的损失转移给作为公众代表的政府,既能保障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又能激励公众持续保护野生动物。但三十年来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如何尚待考证,发展和完善方向在哪也当深入考究:第一部分,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考察我国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的实践现状,发现这一制度在司法领域和行政执法领域都运行不顺畅,司法裁判触及不到无法可依的本质缺陷,行政执法力度明显不足,人权保障和野生动物保护功能受阻。第二部分,通过梳理我国有关该制度的立法和特点,检查出导致其运行不畅的立法疏漏;通过对域外立法有益经验的考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提供思路。第三部分,深入剖析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比探视我国目前各地正在施行的补偿办法,发现问题主要存在于主体制度、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等几个方面。第四部分,针对前部分诊察出的具体问题分而提出完善思路。最迫切的是要及时补位地方补偿办法,在完善制度设计时,首先应分配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补偿责任,其次,应明确补偿依据,设计合理的补偿标准,运用保险机制改善政府单独补偿的不足,再次,可通过开展科学狩猎活动、完善生态旅游收费机制等途径解决补偿资金的短缺困境,最后,结合实践需要优化补偿程序。
吴玉姣[9]（2019）在《地方立法谦抑论》文中研究说明“谦抑”一词体现了谦让、抑制、慎密、恭谨等意思。大致说来,地方立法谦抑一般是指地方立法者以及地方立法参与者在进行地方立法活动时有必要秉承审慎、节制的宗旨,尽可能地达到地方性法规数量恰当以及地方性法规质量良好的目的。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很多立法思想和实践中都蕴含着谦抑的理念。例如,在西方世界中,无论是柏拉图对法律的不信任,奥古斯丁要求世俗法必须遵循永恒法,孟德斯鸠所提到的立法权需要制约,还是萨维尼反对的立法狂热,莱奥尼有关立法之法泛滥会背离个人自由的论证,爱波斯坦所直言的简约法律的力量等,都是西方社会有关立法谦抑思想的重要理论论述。我国古代“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汉初约法省刑”、“唐律疏而不漏”、“持法深者无善治”等思想及制度实践,以及我国清末民国时期开展的习惯调查运动、新中国时期“成熟一部,制定一部”和“试点立法”等立法原则和方针,这些思想理论与制度运行无不体现了立法的谦抑精神。然而,尽管历史上立法谦抑有丰富的思想渊源和制度实践,也有相当多中外学者的肯定,但在现实的立法实践中,包括地方立法谦抑在内的立法谦抑的相关原理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也极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梳理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立法领域出现的许多新变化和新特征,有必要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角度去总结我国地方立法的相关问题并反哺地方立法实践。随着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修订,地方立法主体扩容至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和四个不设区的市。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一级地方立法主体,以及自治州这类市一级地方立法主体,我国地方立法主体的数量多达354个。地方立法主体数量的增加,又直接导致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截止至2019年1月1日,仅新增的享有地方立法权的243个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总数已达906部,其中程序性地方性法规206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700部。然而,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不仅表现在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等数量方面,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先立法、地方性法规超出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等内容方面,也对地方立法谦抑提出了现实要求。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这一现实要求出发,深入研究和探讨后发现,既有从立法理论上展开地方立法谦抑研究的必要性,又有从地方立法实践上讨论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主要是代议制立法失灵和法律局限性两个方面向地方立法谦抑提出的要求。所谓代议制立法失灵,即是指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总是能刻意设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或实实在在地是立法者表述的成果,而且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立法表达媒介的误差以及现代法律理论研究也证明,法律在立法表达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再加上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不少被质疑的地方,这使得制定法在其根基上存在问题。法律局限性主要在于,法律仅仅是道德、习俗、政策、市场规则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因而其管辖范围有限;且因为绝对的公正不可得、耗费的成本巨大等原因,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而由于人的认知有限、社会复杂多变、立法过程漫长等原因,法律还往往滞后于社会生活;法律繁杂也可能会存在众多危害,比如可能会干预私人领域进而吞噬自由,可能会带来权利主张的狂热进而妨碍公正,还可能会使得人们因害怕承担法律风险而不敢创新,进而束缚人类进步。因而,从立法理论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必要性。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主要是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地方立法权异化等三个方面对地方立法谦抑所提的要求。地方立法能力不足,既包括地方立法主体资格受限、地方立法权限范围不清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又包括地方立法机构不健全、地方立法队伍力量薄弱以及地方立法技术不到位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包括省一级、较大的市以及新增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祁连山事件、潘洪斌事件以及其他违法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12）、《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2016）等诸多观赏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地方立法权异化则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会借助地方性法规来“要人”、“要钱”、“要权”以及“推责”。比如在地方性法规中通过设立增设专门机构、增设下属事业单位、为协调性虚职机构挂牌设编的条款来增设编制,通过设立巧设罚款明目、增加收费项目、侵占第三方经费的条款来创设经费,通过设立新设或扩充部门职权的条款来增加权力,以及通过设立剥夺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条款来推脱责任。因而,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迫切性。上述地方立法谦抑的实际操作,就其有效路径来看,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地方立法权的规制,包括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第二,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包括健全地方立法程序、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第三,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包括普遍性的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以及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第四,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包括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以及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上措施旨在确保地方立法谦抑,以提升地方立法的质量,进而实现地方立法科学化。而由于地方治理优先化、地方治理的差异性和自主性,以及地方立法相较于中央立法的成本效益优势,地方立法权的适度下放成为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这也在我国地方立法扩张的事实中得到体现。并且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在地方立法主体、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等方面还有待进行适度扩张。因此,地方立法在秉承谦抑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注意适度扩张,二者不可偏颇。当然,现今在我国地方立法暂不成熟之时,地方立法应该以谦抑为主,辅之以稳步适度的扩张。综上,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在《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扩容限权的这一新背景下,深入研究地方立法谦抑这一主题,希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立法繁杂的现状,进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推进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且补白地方立法领域的相关研究,以丰富法学理论。
邹建明[10]（2019）在《存量违法建设合法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一面是城市建设呈现繁荣发展景象,另一面却是违法建设呈蔓延失控状态,违法建设已严重影响和制约城市健康发展,预防和治理违法建设随之成为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因此,我国学者对违法建设的研究一直都侧重于如何预防和治理违法建设,以实现遏制新增违法建设这一“控增量”目的。但是,如何妥善解决好现有存量违法建设以实现“去存量”目的,也已经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本文将以“去存量”作为研究重点,探索研究解决现有存量违法建设如何合法化处理的问题。首先以中山市某个真实的违法建设处置案例为切入点,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即违法建设能否合法化以及如何合法化处理问题。围绕这一“违法建设能否合法化以及如何合法化”问题,通过法律理论和现行有效法律分析,进一步明确违法建设的界定、类型、处置等基本概念和内涵,梳理清楚违法建设相关的理论知识点,并以此搭建起研究解决存量违法建设合法化的理论框架。接着,通过分析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的现状和困境,并对广东、云南和浙江的违法建设合法化进行实践考察,指出违法建设界定存在所违之“法”种类繁多、主观随意性过大以及相关规定“有前无后”困境,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法律法规衔接不畅以及实务操作指引不到位导致其合法化处理面临争议很大。在深入剖析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实践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及借鉴吸收广东、云南、浙江等省份相关经验做法,笔者分别从违法建设的权利属性、处罚与合法化的关系、合法化的法理逻辑等方面对违法建设合法化进行法理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方面意见和建议:一是完善违法建设的界定规范化机制,进一步畅通违法建设所违之“法”的衔接、严格规范违法建设的界定以及明晰违法建设界定的判断标准。二是明晰违法建筑权利限制与保护机制,进一步严格划定违法建筑权利限制的范围和规范违法建筑权利保护范围,要正确处理好限制与保护的辩证关系,限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而保护有助于人们形成预防和杜绝违法建设的行动自觉。三是构建存量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的路径,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法律实务实践,笔者以《城市规划法》《城乡规划法》颁布施行时间为界区分新旧违法建设,按照是否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来区分“尚可采取改正措施”和“无法采取改正措施”,并以此构建起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路径和流程,为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二、《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3月1日施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3月1日施行（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现有文献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国际规制及相关造法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介绍 |
| 一、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国际法内涵 |
| 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价值 |
| 三、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相关海洋活动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国际规制 |
| 一、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国际规制现状 |
| 二、开发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
| 第三节 基于海洋善治理念的相关国际海洋法造法 |
| 一、海洋善治理念的国际法基础 |
| 二、海洋善治理念的国际法意涵 |
| 三、海洋善治理念视角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地位的前提问题 |
| 一、界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地位的必要性 |
| 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地位的统一性 |
| 三、国际海洋法视阈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历史沿革和法律内涵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属性之证成 |
| 一、否定其他立场的理由 |
| 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立场的合理性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地位的界定 |
| 一、主体要素:明确国际管理机构和活动主体范围 |
| 二、客体要素:界定时间、地域和实质范围 |
| 三、内容要素:明确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制度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规制模式 |
| 一、确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规制模式的必要性 |
| 二、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经验借鉴 |
| 三、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规制模式的确立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条款和条件 |
| 一、遗传资源获取条款和条件现有国际法律规则借鉴 |
| 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条款和条件的设置 |
| 三、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条款与条件与划区管理工具 |
| 四、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条款与条件与环境影响评估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制度与相关知识的法律保护与制衡 |
| 一、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制度 |
| 二、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基本规则 |
| 一、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现有国际法规则借鉴 |
| 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基本规则设置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实施机制 |
| 一、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模式 |
| 二、相关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监测机制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与相关知识的法律保护与制衡 |
| 一、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惠益分享制度 |
| 二、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的构建立场和法律因应 |
| 第一节 理论准备: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
|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意涵 |
|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海洋善治理念的关系 |
|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法律制度构建进程中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际法层面:我国的构建立场 |
|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下我国的国际海洋法造法角色认知 |
|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下我国的构建立场 |
| 第三节 国内法层面:我国的法律因应 |
| 一、相关国内法律框架梳理与评析 |
| 二、相关国内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观点 |
| 二、研究的创新 |
| 三、研究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的实践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 |
| (二)规范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实证分析法 |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辨析 |
| 一、地方经济立法的含义和特征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表现形式、地位和作用 |
| 三、地方经济立法的发展历程和时代使命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理论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概念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假定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 |
| 一、发展进程 |
| 二、历史规律 |
| 第四节 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地方经济立法的制度功效 |
| 一、促进地方经济立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 |
| 二、推动地方立法资源配置科学化 |
| 三、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
| 四、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民主立法 |
| 第五节 对成本效益评估的质疑和挑战 |
| 一、忽视了对法的多维度价值的考量 |
| 二、注重功利性而忽视了道德准则 |
| 三、成本效益量化不精确 |
| 四、成本效益评估自身运作成本过高 |
| 第二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对象和标准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 |
| 一、我国现有的立法评估主体 |
| 二、建立多元化的成本效益评估主体 |
| 第二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对象 |
| 一、确立成本效益评估对象的依据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适用对象 |
| 第三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标准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一般标准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特殊标准 |
| 第三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 |
| 一、立法成本的构成 |
| 二、立法收益的构成 |
| 第二节 立法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方法 |
| 一、立法成本收益的可测量性 |
| 二、立法成本的量化 |
| 三、立法收益的量化 |
| 第三节 成本和收益计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一、成本收益量化的前提——基线 |
| 二、成本收益的时间问题——折现率 |
| 三、分配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立法效益的计算方法 |
| 一、立法成本和收益的加总计算 |
| 二、立法效益的判断标准 |
| 第五节 其他分析方法 |
| 一、成本有效性分析 |
| 二、风险分析 |
| 三、敏感性分析 |
| 第四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程序 |
| 第一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概述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关系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要素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启动 |
| 一、制定评估方案 |
| 二、选择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运行 |
| 一、信息收集 |
| 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 |
| 三、成本效益评估报告 |
| 第四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回应 |
| 一、立法评估结果回应的含义 |
| 二、立法评估回应方式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适用的困境 |
| 一、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合理的评估技术与量化方法 |
| 三、参与成本效益评估主体不明确 |
| 四、公众参与立法的深度不够 |
| 第二节 《立法法》的规定和顶层设计 |
| 一、《立法法》对地方立法评估的规定 |
| 二、《立法法》的顶层设计 |
| 第三节 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构想 |
| 一、我国地方经济立法评估制度的现状 |
| 二、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设想 |
| 第四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措施 |
| 一、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评价制度 |
| 二、建立我国大数据信息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译着类 |
| (三)中文论文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综述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野生植物保护概述 |
| 2.1 野生植物的界定 |
| 2.2 我国野生植物资源介绍 |
| 2.2.1 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数量 |
| 2.2.2 我国野生植物资源现状 |
| 2.3 野生植物保护的意义 |
| 2.3.1 生态意义 |
| 2.3.2 经济意义 |
| 2.3.3 社会意义 |
| 3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及问题 |
| 3.1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发展沿革 |
| 3.2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组成 |
| 3.2.1 宪法 |
| 3.2.2 主要法律 |
| 3.2.3 行政法规 |
| 3.2.4 地方性法规规章 |
| 3.2.5 保护名录 |
| 3.3 我国现行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存在问题及分析 |
| 3.3.1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立法具体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3.2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责任存在的问题 |
| 4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完善建议 |
| 4.1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立法修改原则与总体框架 |
| 4.2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立法具体制度之完善 |
| 4.2.1 尽快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法》 |
| 4.2.2 扩大野生植物保护对象范围 |
| 4.2.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形成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
| 4.2.4 修订要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 |
| 4.3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责任之完善 |
| 4.3.1 明确野生植物资源权属 |
| 4.3.2 制定资源建档与名录动态变更机制 |
| 4.3.3 对自然保护区做出更细致的规定 |
| 4.3.4 明确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各机构职责 |
| 4.3.5 明确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
| 5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立法法》修改后的自治州立法权研究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立法法》修改与自治州立法权改革 |
| 第一节 地方立法制度概述 |
| 一、地方立法制度的内涵与价值 |
| 二、地方立法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自治州立法权的发展历程 |
| 一、自治州自治立法权的发展 |
| 二、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发展 |
| 第三节 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自治州立法权的发展 |
| 一、自治州立法主体范围扩大 |
| 二、自治州的立法权限范围扩大 |
| 三、自治州的立法监督机制进一步丰富 |
| 四、自治州的立法权配置更加符合发展需求 |
| 第二章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立法法》修改前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 |
| 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立法的发展历程 |
| 二、《立法法》修改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立法特色 |
| 三、《立法法》修改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立法法》修改后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 |
| 一、颁布单行条例的数量与主要侧重方面 |
| 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数量和主要侧重方面 |
| 三、《立法法》修改后地方政府规章的起步 |
| 四、《立法法》修改前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
| 五、《立法法》修改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趋势的变化 |
| 六、《立法法》修改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与其他自治州立法状况比较 |
| 第三节 《立法法》修改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立法成就 |
| 一、党对立法领导工作的加强 |
| 二、单行条例制定权的行使更加规范 |
| 三、自治州的治理格局进一步优化 |
| 四、自治州立法能力得到提升 |
| 五、立法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进一步提升 |
| 第三章 《立法法》修改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问题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问题 |
| 一、一般地方立法权范围不清 |
| 二、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界限不明 |
| 三、人大的立法主导作用不突出 |
| 四、地方性法规发展较缓 |
| 五、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相对滞后 |
| 第二节 原因分析 |
| 一、《立法法》规定模糊 |
| 二、自治州立法能力尚待加强 |
| 三、人大机构设置有待优化 |
| 四、社会参与立法程度有限 |
| 第四章 新《立法法》框架下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发展与完善 |
| 第一节 加强党对自治州立法工作的领导 |
| 一、强化党委领导对立法工作的责任 |
| 二、健全立法工作向党委报告制度 |
| 三、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党组的作用 |
| 第二节 明确自治州的立法权限范围 |
| 一、明确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立法范围 |
| 二、明确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边界 |
| 第三节 提高自治州的立法能力 |
| 一、转变立法理念 |
| 二、加强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 |
| 三、加强立法队伍建设 |
| 四、提高社会参与立法程度 |
| 第四节 完善对自治州立法的监督 |
| 一、明确对自治州立法的监督内容 |
| 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 |
| 三、充分调动自治州立法积极性与施以有效监督的有机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基本理论范畴阐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渊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历史渊源 |
| 一、民国时期诉愿制度概况 |
| 二、诉愿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传统“民告官”思想 |
| 二、日本诉愿思想 |
| 三、前苏联申诉思想 |
| 第三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形式渊源 |
| 一、宪法 |
| 二、法律 |
| 三、行政法规 |
| 四、地方性法规 |
| 五、规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1978-1990)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前期探索 |
|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初建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恢复的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开启 |
| 二、法治观念重塑 |
| 三、法治建设恢复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问题 |
|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行政诉讼法出台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 |
| 一、统一规范部分行政复议制度 |
| 二、明确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原则 |
| 三、推动统一行政复议制度加快出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统一:行政复议条例施行(1991-1998)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作为行政诉讼法配套立法 |
| 二、实践发展呼吁统一立法 |
| 三、机构不健全与人员不足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条例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行政复议法施行(1999-2006)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的出台背景 |
| 一、经验初步积累 |
| 二、问题逐渐显现 |
| 三、实践需求倒逼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法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新阶段: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施行(2007-2018)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行政争议多发 |
| 二、法治政府建设 |
| 三、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修订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 |
| 一、行政复议机关工作量增长明显 |
| 二、受案范围受到影响 |
| 三、审查标准更加严格 |
| 第四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局试点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评析与展望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
| 二、行政体制从集权向放权转型 |
| 三、治理观念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特点 |
| 一、法律传统与法律移植双重影响 |
| 二、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发展互动 |
| 三、法制统一与制度创新冲突协调 |
| 四、程序司法化与行政法治化联动 |
| 五、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未来展望 |
| 一、立足国情与借鉴经验 |
| 二、保障权利与监督权力 |
| 三、公正优先与兼顾效率 |
| 四、完善复议与诉讼衔接 |
| 五、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概述 |
| 第一节 公共利益的涵义分析 |
| 一、公共利益的定义 |
| 二、公共利益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范畴 |
| 一、知识产权法的范畴 |
| 二、公共利益条款的范畴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特性 |
| 一、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特征 |
| 二、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立法宗旨 |
| 第四节 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
|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关于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 |
|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律效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之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利益衡量论 |
| 一、利益衡量论的内涵 |
| 二、利益衡量论是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衡量方式 |
| 第二节 不确定概念价值补充 |
| 一、不确定概念价值补充的内涵 |
| 二、不确定概念价值补充是公共利益条款具体化方法 |
| 第三节 比例原则 |
| 一、比例原则的内涵 |
| 二、比例原则是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手段依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之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美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 |
| 一、美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
| 二、美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事由 |
| 三、美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典型案件梳理 |
| 第二节 德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 |
| 一、德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
| 二、德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事由 |
| 三、德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典型案件梳理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公共利益条款适用 |
| 一、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公共利益条款 |
| 二、知识产权国际争端适用公共利益条款情况梳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条件 |
| 第一节 授权确权中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条件 |
| 一、须有损害较大公共利益的情形 |
| 二、大多均可适用于申请期间及授权后 |
| 三、不以主体主观恶意为要件 |
| 四、以产品或其要素进行认定 |
| 第二节 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中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条件 |
| 一、适用于已认定为侵权的行为 |
| 二、停止侵权行为有损公共利益 |
| 第三节 诉前禁令限制中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条件 |
| 一、适用于较为简单的案件 |
| 二、停止有关行为将损害重大公共利益 |
| 三、适用于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行为 |
| 第四节 着作权行政处罚中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条件 |
| 一、造成一定的公共利益损害后果 |
| 二、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权的恶意 |
| 第五节 强制许可中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条件 |
| 一、基于重大公共利益目的 |
| 二、非公共利益必要不介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概述 |
|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概况 |
|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适用典型案例分析 |
| 一、微信案:商标注册中的公共利益考量 |
| 二、周正树案:专利授权中的妨害公共利益认定 |
| 三、星河湾案: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中的公共利益范围 |
| 四、泰山石膏公司案:其他不良影响中的公共利益因素 |
| 第三节 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 |
| 一、公共利益用词不一致 |
| 二、公共利益事由不明确 |
| 三、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缺失 |
| 四、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 |
| 五、公共利益认定机制不规范 |
| 六、公共利益条款适用裁判不一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之完善 |
| 第一节 细化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之公共利益类型 |
| 一、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类型化的价值 |
| 二、划分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的具体类型 |
| 第二节 确定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公共利益事由 |
| 一、着作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公共利益事由的确定 |
| 二、专利法公共利益条款公共利益事由的确定 |
| 三、商标法公共利益条款公共利益事由的确定 |
| 四、其他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公共利益事由的确定 |
| 第三节 完善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方法 |
| 一、完善法官的公共利益判断方法 |
| 二、构建针对个案的法律分析范式 |
| 三、建立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
| 第四节 完善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的其他措施 |
| 一、统一公共利益用词 |
| 二、确定公共利益判断标准 |
| 三、畅通公众参与公共利益认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实践问题诊断 |
| (一)司法救济途径无法弥补制度本身的实质缺漏 |
| (二)执法机关的预防致害配套措施功能不明显 |
| 二、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立法检视 |
| (一)国内立法评析 |
| (二)域外立法经验引鉴 |
| 三、我国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缺陷探微 |
| (一)补偿主体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确 |
| (二)补偿依据不明确 |
| (三)补偿标准不合理 |
| (四)补偿模式单一 |
| (五)补偿资金来源不足 |
| (六)补偿程序不完善 |
| 四、我国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的完善路径 |
| (一)及时补位地方补偿办法 |
| (二)明确补偿主体责任分担机制 |
| (三)明确补偿依据 |
| (四)设置合理的补偿标准 |
| (五)运用保险机制分担致害风险 |
| (六)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 |
| (七)完善补偿程序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地方立法谦抑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
| 2.1 地方立法谦抑的界定 |
| 2.1.1 谦抑的词义及法学上的涵义 |
| 2.1.2 地方立法谦抑的具体涵义 |
| 2.2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及制度的脉络梳理 |
| 2.2.1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渊源的概述 |
| 2.2.2 地方立法谦抑制度实践的追溯 |
| 第3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 |
| 3.1 地方立法数量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 3.1.1 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 |
| 3.1.2 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 |
| 3.2 地方立法内容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 3.2.1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 |
| 3.2.2 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相立法 |
| 3.2.3 地方立法超出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 |
| 第4章 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必要性 |
| 4.1 代议制立法失灵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4.1.1 法律在立法表达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 |
| 4.1.2 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问题 |
| 4.2 法律局限性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4.2.1 法律仅是道德习俗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 |
| 4.2.2 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且具有滞后性 |
| 4.2.3 法律繁杂会吞噬自由公正以及束缚人类进步 |
| 第5章 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 |
| 5.1 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1.1 地方立法在主体资格与权限范围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 |
| 5.1.2 地方立法在机构、队伍、技术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 |
| 5.2 地方立法不成熟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2.1 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 |
| 5.2.2 地方性法规违法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 |
| 5.2.3 地方性法规观赏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 |
| 5.3 地方立法权异化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3.1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增设编制的条款来“要人” |
| 5.3.2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创设经费的条款来“要钱” |
| 5.3.3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新设或扩充职权的条款来“要权” |
| 5.3.4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忽视公民权益的条款来“推责” |
| 第6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路径 |
| 6.1 地方立法权的规制 |
| 6.1.1 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 |
| 6.1.2 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 |
| 6.1.3 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 |
| 6.1.4 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 |
| 6.1.5 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 |
| 6.2 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 |
| 6.2.1 健全地方立法程序 |
| 6.2.2 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 |
| 6.2.3 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 |
| 6.3 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 |
| 6.3.1 普遍性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 |
| 6.3.2 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 |
| 6.4 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 |
| 6.4.1 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 |
| 6.4.2 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 |
| 6.4.3 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 |
| 余论: 地方立法谦抑与地方立法适度扩张之间的平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存量违法建设合法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1 违法建设的界定、类型和处置 |
| 1.1 违法建设的界定 |
| 1.2 违法建设的类型 |
| 1.3 违法建设的处置 |
| 2 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的现状和困境 |
| 2.1 界定违法建设之“难” |
| 2.2 违法建设能否合法化存在争议 |
| 3 广东、云南和浙江违法建设合法化的实践考察 |
| 3.1 广东做法 |
| 3.2 云南做法 |
| 3.3 浙江做法 |
| 4 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的法理分析 |
| 4.1 违法建筑权利属性分析 |
| 4.2 违法建设处罚与合法化之间的关系 |
| 4.3 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的法理逻辑 |
| 5 解决存量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
| 5.1 完善违法建设界定规范化机制 |
| 5.2 明晰违法建筑权利限制与保护机制 |
| 5.3 探索构建存量违法建设合法化处理的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3月1日施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研究[D]. 王传良. 山东大学, 2020(01)
- [2]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D]. 戴燕. 吉林大学, 2020(08)
- [3]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D]. 高雪. 北京农学院, 2020(02)
- [4]《立法法》修改后的自治州立法权研究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D]. 田周芸.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D]. 徐红军.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6]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条款司法适用研究[D]. 沈成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J]. 孟令法. 遗产, 2019(01)
- [8]我国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研究[D]. 龚玲俊.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地方立法谦抑论[D]. 吴玉姣. 湘潭大学, 2019(12)
- [10]存量违法建设合法化问题研究[D]. 邹建明. 暨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