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厦门教育大学学报》总目录

一、《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范丽琴^[1]（2021）在《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文中认为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指收录整个福建或福建某地区两个及以上作家作品的合集,其编纂者不限于本土文人,还包括客寓文人。福建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是唐代黄滔所编的《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现存最早的则是明代徐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十二卷,此后福建地方诗歌总集蓬勃发展,充分展现了福建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自唐代发端,宋代勃兴,元代延绵不绝,至明清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出现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两座发展高峰,福建各府涌现出大量着名的地方诗歌总集,并在清代呈现出总结性的特点。从空间分布上看,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主要集中在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邵武府、建宁府次之,其他各府零星分布。在福建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积极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承前启后地进行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他们以“以人而存其诗”（选人）和“因诗而存其人”（选诗）的选录标准为主,对前人已刊刻或未付梓的总集、别集、诗话、笔记、方志、杂录等,甚至石刻藓壁、题画诗等多种文献载体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采用以人系诗、以体系诗、以主题系诗的编纂体例,编纂出诸如《闽海风雅》《全闽诗俊》《乾嘉全闽诗传》《闽诗录》《全闽明诗传》《国朝全闽诗录》《晋安风雅》《莆阳文献》《莆风清籁集》《清源文献》《螺阳文献》《丰州集稿》《昭阳扶雅》《建宁耆旧诗钞》《汀南廑存集》《柘浦诗钞》《建阳诗钞》《剑浦诗编》等一大批反映整个福建或某府某县诗歌发展状况的省级或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科举文化发展水平、福建地方文学家族的发展步伐相一致,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能够比较突出地体现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其中所包含的正文和序、跋、凡例、人物小传、评注等附件资料不仅具有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拓展福建诗人群体研究、拓展福建诗歌批评研究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辑佚与校勘功能,具有保存作者资料、保存历史事件史料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记载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胡凌燕^[2]（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丁斯甘^[3]（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认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孙海燕^[4]（2020）在《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两周时期,在黄河淮水之间,存在着许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国。本文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比较活跃的十个国家的铜器铭文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十个国家分别是:卫、许、陈、应、胡、郑、蔡、宋、凡、虢,後文简称为中原十国。黄淮间中原十国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铜器铭文的典型代表,是两周铜器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十国的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着显着的变化,这和两周时期的历史演变有着明显的关系。对位於黄淮间的中原十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对了解和探讨这一地区的历史变革状况,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兴衰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文分域研究是当前金文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学界对中原地区金文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进行全面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人所搜集到的铜器国别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对最近几十年来公布的新见铜器进行收录,对国别有异议者进行辨别。如王子婴次炉、京叔盨、京叔盘等器,有学者认为是郑国之器。经本文研究,这几件器并非郑器。王子婴次炉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并非是郑庄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旧以为其为沈国之器,经学者们的研究,“沈子”是“冲子”之义,此器应是凡国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旧研究者多以此器为江国之器,经本文研究,此器应为郑器,是春秋早期郑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补正诸家释文之不足。在校订释文後,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点字词进行校注,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进行研究。前代学者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难点字词,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不便於当代学者的研究。本文将诸家意见进行汇总,比较得失,观其正确与否。如:根据王子扬先生对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对西周凡国铜器进行仔细辨别;综合学者们对沈子它簋铭文的各种意见,重新对其铭文进行句读等。三、对中原十国金文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些疑难问题中,既包括对疑难字词的考释、铜器的断代,也包括对铜器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与中原十国相关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对胡应姬鼎、凡伯怡父鼎、卫夫人鬲、郑子耳鼎、郑宝皿鼎等器的铭文进行研究,并提出己说。如胡应姬鼎旧释为“辞”之字应释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读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国之器;金文中常见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来表示“重复”“重叠”义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义和殷周时代“士”的丧葬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卫夫人鬲中的“卫夫人”应是卫惠公的夫人;郑伯匜中的“郑伯”应是郑武公。在综合研究方面,本文结合新出简帛材料,对许、陈、应、蔡、宋的历史地理中存有异议的地方进行研究,对西周末年郑国的东迁问题提出己见,并对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录的513件铜器铭文的基础上,编纂出《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职官索引和铜器自名索引,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个方面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於本人学识尚浅,行文论述中或有许多不当之处,所提新说亦或有资料不足之缺,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教後学!

徐长生^[5]（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张沁兰^[6]（2019）在《琉球久米村研究》文中指出琉球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自明代初期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后,作为最初“闽人三十六姓”移民的聚居地久米村,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琉球王国给予了种种的免税、官职与教育特权。久米村遂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向琉球传播的中心,而久米村人则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传播琉球的最主要使者之一。因此,琉球久米村在中琉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为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方面发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多将“闽人三十六姓”或久米村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或仅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加以讨论,第一次立足于久米村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程,全面涉及到与久米村紧密相关的: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与久米村的形成、久米村人与中琉关系、“萨摩入侵”与久米村的“补籍”、琉球对外关系中的久米村人、久米村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传统、琉球复国运动与久米村的衰亡、久米“崇圣会”与“门中会”等内容。叙事的时限,始自明初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迄于当今的久米村各宗亲“门中会”赴福建寻根访祖。旨在对琉球久米村作出多维度、整体性的探讨,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久米村的发展脉络,还原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完整面貌,重新阐述其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同时还在结合个别专题的研究上,力争能为弥补解决琉球王国及中琉关系中的一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或原本以为文献无徵的史实问题,作些必要的辨析与考证。本文立足于学术界的前期成果,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与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具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通过较大规模的东海海域移民——久米村人,东被琉球王国,成为当时琉球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琉球久米村的宗亲组织,至今依然活跃在冲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成了冲绳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且明显保留着带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习俗文化传统,从而对在海外、尤其是东亚地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与琉球久米村宗亲组织的联系,福建与冲绳的友好往来,使之能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成为本文在认真客观阐释琉球久米村人功绩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作用与影响,以彰显中国人的和平理念,使之能够成为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促进力量。

刘琪^[7]（2019）在《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中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发展需要通晓俄语、熟悉俄罗斯国情的专业人才作为支撑,中俄合作办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突破瓶颈,中俄合作办学需进一步优化其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国家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和中俄行业合作对人才的需求决定了中俄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围绕这一目标和规格,在区域竞争力理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和原则三个理论的指导下,以文献法、比较法、数据分析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规模层次布局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剖析数据表象背后的本质,继而总结出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境和优势,再结合对典型案例的剖析,论证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原则及策略。依据政府需求、市场需求,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据此,其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于培养“俄语+专业”的国际型人才。通过对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俄罗斯高校是我国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较为理想的合作对象。就其总体发展和典型案例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培养层次布局不合理,专业设置较为集中。办学层次以本科为主,高职、硕博层次占比很小;本科及以上层次办学以理工自然科学领域专业为主,高职层次办学高度集中于轨道交通类;其二,师资队伍建设尚需完善。中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引进俄方高校师资不足,且对俄方教师利用率较低,高龄教师占有较大比例;其三,俄语课程占用课时过高,引进外方专业课程比例较低,对共同开发课程和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课程重视不够;其四,“985工程”、“211工程”类别高校参与度非常低,举办高校地域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部分高校存在举办项目“一哄而上”的现象;其五,学费标准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办学经费筹措困难。从其后续发展来看,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还将面临来自俄方高层次师资短缺、合作办学内部竞争激烈,联合学位在俄罗斯发展受限等困境。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迎来多方政策红利,中俄经贸、文化交流将大力推动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变动也有利于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发展。未来,优化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需秉持服务中俄合作原则、优先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原则、突出“俄语+专业”特色原则。在办学实践中,需按照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党建工作,尤其注重保障项目中赴俄留学学生的思想纯洁性;解决当前在生源、师资建设、课程教学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政府部门加强引导规模布局,鼓励黑龙江省以外的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院校参与中俄合作办学,以扩展研究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基于中俄合作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地方政府对俄经济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中方高校的优势特征调整办学层次和学科专业布局;充分利用当前俄罗斯力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的契机,加大引进俄方优质教育资源的力度;构建中俄学分互换体系,尝试在大学联盟、教育集团等教育集群内发展中俄合作办学,以促进学生国际流动。

林宇莹^[8]（2018）在《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福建自贸区借由东临台湾地区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语言相通的人缘优势,其功能定位为对台交流,并基于该定位,相应地出台许多惠台及两岸便利往来政策以促进两岸商贸、人员、文化交流。台湾地区方面,福建一直是台湾地区青年离岛创业就业的热门地,劳动力流动规模大,加之两地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同,使得劳工权益跨地域保护问题突出。本研究针对劳工保险中最具特色,与劳工权益最密切相关的工伤保险制度为研究主题,以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为研究对象,希望了解福建自贸区工伤保险与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的异同点、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层面的障碍等,并尝试提出两地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的构建模式。本研究采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对台湾地区和大陆的相关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对福建与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与政策进行分析,总结两地在工伤保险制度规定上的异同点,并探索转接基点。实地调查法指,本研究深入台湾地区与平潭两地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台胞来福建创业就业的形式,及顾虑的问题。本研究初步发现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大多存在未参与福建工伤保险,且不确定在台所参与的职业灾害保险是否仍然在保的问题。在转移层面,两地户籍制度是阻碍台籍劳工进入福建工伤保险系统的主要原因;转移与衔接制度的缺失是两地工伤保险无法转移与衔接的直接原因。在衔接层面,涉及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与货币制度情况,以及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与福建自贸区工伤保险制度的具体规定,如保险对象范围、工伤认定标淮、保险待遇等。综上,本研究提出的建议在于:（1）确立协调原则,作为转移与衔接制度的指导,如尊重与包容差异原则、平等原则、工伤事故调查就近原则等;（2）设置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制度专管专辖机构以及专门的争议解决处理平台,由台湾地区与大陆共同管理;（3）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促进两地交流学习,利用互联网打造信息与学习资料共享平台;（4）建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互认机制,包括参保对象范围、费率模式、职业灾害认定标准等;（5）建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制度计发办法,如确立劳动关系所在地与工作地便利缴费原则,投保薪资分段计算法,保险待遇统一核发等。

舒满君^[9]（2018）在《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清袭明制,以万历原额作为参照,实行赋税定额制度。顺治年间,全国范围内赋役全书的编定意味着该制度完全定型。定额制度在基层社会如何运作,赋税负担在长期存续的乡村社会怎样体现,需要从一个具体的区域作长时段的观察。本文围绕清代的定额田赋在州县实征中如何落实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将徽州作为理解田赋定额实践过程的场域,以该地区为中心,将有清一代田赋定额实践变化的过程作长时段的观察,并探究其转变原因及影响。清朝定鼎以后,推行清丈。在徽州,实丈数额与万历原额的对应是册籍编撰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由此推动清丈造册的组织及方法的改变。这种变化带来鱼鳞、实征二册在册籍体系中的地位转换。鱼鳞图册与实征册本处在同一链条上,通过佥业、亲供和推收制度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相互推动更新。清代以来,赋役全书中田赋有定额,鱼鳞图册按照定额折亩折税编造,实征册按照户籍与产业归属情况年年编造（特殊情况除外）。推收制度与鱼鳞图册逐渐分离,与实征册紧密相连,收税以田为据,以户为单位,推收产业亦以户为依归,鱼鳞图册遂渐失其实。推收票据与实征册成为产业占有的凭据,在里甲户籍制下由册书紧密操盘运作,册书群体由此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制度实践与基层行政无可分割,在行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额外费用的组成与额内数额的盈缩两个方面的变化。基层征收中定额外的附加,一般有三种来源:其一是直接在征收定额税赋的基础上附加,其二是以征收成本的形式附收,其三是额外州县行政经费的摊派。额外费用与一条鞭法及里甲制运行密不可分,定额内的盈缩空间在制度间的相互调剂与腾挪。单一制度的调整实践到地方均会产生制度间的联动效应。因为灾害、战乱等情况的存在,赋役全书规定的定额并不一定是当年的应征额,州县实际应征额会因为灾荒、战乱等情况进行调整。定额看似死板,灾蠲、奏报收成及奏销制度与之共同构筑为地方行政体系,搭建出灵活变动的腾挪区间。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清廷的财政运转以筹饷一事为轴心展开,徽州的田赋经历充饷、抵征和清理恢复征收的政策转变。在曾国藩的治理下,战时抵征的战后延续以及战后征收定价的确立,均处在长江中下游的减浮浪潮之中。为了尽可能地增加实额,在有限的已经恢复生产的地区进行有效的征收,曾国藩将州县田赋附加在耗羡归公之后以一两五钱为限合法化,并打通了银元、白银、制钱三种货币在田赋缴纳中的应用。从减额到限定田赋附加背后是“减浮额以增实收”的理念贯彻,是减少基数与提升税率的方法偷换。光绪清赋是清廷覆灭之前迫于庚款压力,在皖省最后一次尝试展复旧额。此案安徽省清赋总额近原荒的30%,但徽州清赋总额不及原荒的5%。清赋之时,徽州钱粮控案纷纷,“光绪歙县公控钱粮案”便是徽州士绅利用“曾文正公定章”反对田赋额外附加的一次集中诉控。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改章”,将“耗羡”上调至正赋的20%至40%之间,实际上是将这种“不法”行为在地方“合法化”,以“附加”的方式在田赋上获得地方行政经费。统观曾国藩核定征收定价至清赋期间这一时期徽州社会的变化可知,在银钱比价波动下,征收定价与奏销折价之间的剪刀差,成为衡量地方公费规模的重要指标,田赋实征则成为官员、胥吏和士绅三方的角力场。

浦晗^[10]（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认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二、《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4）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琉球久米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四、《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D]. 范丽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4]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D]. 孙海燕. 西南大学, 2020(01)
• [5]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琉球久米村研究[D]. 张沁兰.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刘琪. 厦门大学, 2019(08)
• [8]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研究[D]. 林宇莹. 福州大学, 2018(03)
• [9]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D]. 舒满君. 厦门大学, 2018(07)
•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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