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化在不经意间——天津银行业入世周年印象(论文文献综述)
王帅[1](2020)在《竞争中性视角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研究》文中指出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施行以来,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界历久弥新的讨论话题。从学理上讲,国有企业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应同等适用反垄断法。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国有企业在涉及经营者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及行政垄断等垄断行为时,备受期待的反垄断法却因规范供给明显不足而出现规制“真空”,此状态既不利于市场主体开展公平竞争,促进经济高质量运行,亦无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亟需依赖市场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从微观维度出发,确保市场有效竞争就要重点解决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问题。竞争中性原则要求政府不因市场主体所有制之原因而予区别对待,在此原则下各市场主体应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公平开展市场竞争、同等受到国家保护。反映于反垄断法层面,即为国有企业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应当同等适用反垄断法,前者并不当然享有豁免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反垄断法在提升国有企业效率、盘活市场活力和释放市场潜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是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并不存在因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使得国企获得垄断豁免的理论基础。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在我国基本国情视阈下如何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和激发市场竞争活力,而此与反垄断法之追求不谋而合,应当结合即将开展的反垄断法修订工作进行相应的完善研究。论文的整体框架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三部分,主体部分为论证过程,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交代在竞争中性原则要求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背景和意义、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呈现国内外反垄断法对之加以规制的学术思想、梳理文章研究的重难点并表明在写作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阐述文章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等问题。第二部分为文章的主体,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逻辑主线,共包含四章内容:第一章,基本概念释义。通过对垄断、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等经济法学内常见的概念进行特定的解析与释义,呈现作者欲想表达的态度进而为全文划定写作的理论范围和内容基调。第二章,我国国有企业反垄断的历史及现状(提出当前国有企业在适用反垄断法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盘活市场活力是我国政府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国有企业垄断规制不力、规范供给不足等问题。第三章,国有企业垄断现状的理论解析(对适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及规制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理论解析)。首先,从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视角出发探讨问题背后存在的原因,即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具有垄断结构上的正当性;其次,从反垄断法秩序、效率与公平的价值目标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出发阐释规制的必要性;最后,从经济学理论、法律文本和所有制结构的纬度表明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制可行性。第四章,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完善路径(探讨完善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具体措施)。在竞争中性视角下,结合深化经济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围绕国有企业如何具体适用反垄断法这一问题从确立立法体例、修改并增设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内容、完善行政垄断控制制度、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制定国有企业反垄断指南、规章条例等配套文件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第三部分为结语。通过国有企业与反垄断法适用的逻辑分析,归纳出虽然当前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并不可因此而忽视反垄断法在未来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需要在竞争中性原则下对反垄断法加以完善以提升国有企业的适用性进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结论。
贾韬[2](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杨松[3](2019)在《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起源于英国的现代体育运动,在漫长而又复杂的19世纪,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载体,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散播到整个帝国范围内,是英帝国历史上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之一。本文旨在考察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它在帝国传播的历史。笔者立足于历史学和体育学等学科视角,在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以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勾勒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并对其阶段特征与传播动力给予分析,梳理体育运动传播的具体路径,着重探讨体育运动的传播对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最后,从国际史角度审视帝国殖民地与欧美国家对英国体育运动在传播过程中的抵抗与博弈。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工业革命以前,体育运动已广泛分布于英国,不仅植根于封建王室,而且依附于宗教庆典,弥漫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漫长的时代更迭中,英国体育运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血腥残忍、野蛮无序、赌博性强且在整体上呈现出阶层分化和等级性的特点。伴随着英国工业经济的扩张与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促进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使传统体育运动在工业化过程中开始向规范化、秩序化和文明化转型。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发明、交通变革、工人休闲时间的增多与实际工资的提高以及商业化等广泛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发展,使体育运动成为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为它在英帝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章从整体上考察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历史。从英国体育横向与纵向发展阶段看,传统体育向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几乎同步向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体育运动伴随着英国的文化扩张与殖民统治扩散至帝国各个殖民地。从时间上看,在19世纪以前,体育运动的扩散属于不自觉的传播阶段,主要以迁移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为主,保持的“英格兰属性”发挥了主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体育运动的传播则日益发展为帝国统治者的行为,传播力度大、范围辽阔、目的性强,英国诸多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运动项目。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具有多方面动力因素,既包含现代体育自身的内源性动力,又受到英帝国对外扩张的驱动,以及基于“白人优势理论”所阐发的帝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第三章阐述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传播的具体路径。首先是发端于英国公学的体育运动,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关键部分,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仿照公学模式建立的学校同样以体育为课程内容,促进了体育在殖民地社会的传播。其次,以“强健派基督徒”为主的英国宗教,他们在向殖民者传播福音与帝国意识形态过程中,借助体育运动进行布道,逐渐形成四种传播模式,推进了英国体育运动的扩散。最后,是英国军队对体育运动的传播。19世纪中后期,军事体育的发展使帝国守卫者可以将体育带到帝国各个殖民地,不仅作为娱乐休闲,而且作为军事训练体系普遍存在,在一些战略要地和港口城市,英国军队的传播作用更为明显。它们是英国人在殖民地建立文化霸权,控制并稳定帝国秩序的主要工具,对于维持英帝国影响力至关重要。第四章着重探讨现代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中的影响。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载体之一,现代体育的传播与扩散在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视为一种道德隐喻、政治象征和文化纽带,是英帝国主要的精神输出。对英国而言,体育运动是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铸就了“英国人”共有的身份,有助于“英国性”的塑造,至19世纪末已成为英国“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帝国,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帝国的重要基石,在军事意义与行政管理上培养了殖民世界的未来长官,确保并维持了帝国的对外扩张和空前强盛;此外,体育运动是使英帝国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具有关键性的文化要素,它建构起英帝国观念,联结起散居在海外的英国人,以体育运动作为帝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纽带,有助于加强彼此的凝聚与团结。第五章则审视了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过程中遇到殖民地的抵抗运动以及与西方大国间的博弈。在英帝国秩序内部,基于民族主义与非殖民化的广阔背景,爱尔兰创建盖尔运动协会的直接目的就是抵抗英国体育的传播与文化侵略,以配合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则使英国体育实现“本土化”,将它当作一种非暴力手段挑战英国人并与统治者相竞争。澳大利亚更多将体育运动充当为与母国调解的工具和表现民族意识的方式,以摆脱英国人看待他们伪善与施恩的态度。它们是殖民地社会反抗英国统治的代表,通过抵制体育运动的途径来实现民族独立或寻求国家自治。从世界范围看,欧洲殖民国家中的法国与德国将体育看作是权力管制与争夺的场域之一,对体育运动的参与隐含着浓烈的政治化色彩;在大西洋彼岸,经历南北战争及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则排斥具有象征性地英国板球并建构起棒球运动的神话,以尝试建立美国文化霸权。现代体育运动是英国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帝国的传播与文化扩张具有密切联系,在英帝国殖民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启发式工具和视角,以英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为观察视域,可以看做是一种研究英帝国史的新思路,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丰富历史学科的整体研究。此外,对相关史料的全面搜集、深度挖掘和详细分析,可以为英帝国史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史料资源。
李洋[4](2018)在《王芗斋武术人生与拳术思想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优秀文化如何与现代进行对接?是所有传统文化传承均要回答的问题,在全球化、现代化日益加速的当下,这个问题的探讨显得更为紧迫。武术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传承?哪些东西应该值得保留,哪些又是必须根除?“继承”与“革新”的途径在哪里?则是引发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所在。当下,理论界对武术现代化的研究,惯常的思考路径大多是从“高处着眼”,而缺乏“底层视野”,然而,武术现代化的发展毕竟并非是一个理性设计的过程,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重要事实,因此,亟待对底层群体的关注。本研究从“底层视角”出发,采用“以小见大”方式,选取王芗斋这一武人为个案,运用生命史研究法、解释性叙事研究法以及口述史研究法,对王芗斋的武术人生与拳术思想历程、嬗变及价值进行研究,以期为当下武术的现代化或者武术的“继承与革新”提供一定的借鉴或启示。研究得出:1.王芗斋1886年生,在其童年生活中,乡野武风为其播下“尚武”的种子,而其医学世家背景、幼时的“蒙学”教育,以及因“体弱”而拜师,但又未行“拜师”之仪等异于一般武人的经历,构成了他日后形成了有异于“他者”对“武”的理解的动因。1894年,他拜形意拳师郭云深为师,习得形意拳站桩、五行、十二形要义、练劲以及养气之法,开启了一生的武术践履之旅。而后,自1907年起到1963年逝世前,他游历数十年,造访拳家数人,梳理传统、研西拳、究养生,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拳术思想,进而成为了一个卓而不群的武人。其拳术思想呈现为以下三个阶段的嬗变:第一,新体验整理与拳术思想的初建阶段(1907—1928)。1907年,王芗斋离家赴京城讨生活,恰逢军阀混战重用武人之际,因“武”结缘军中担任武术教官。执教期间,与北方太极、形意、八卦门等门人多有接触。而后,南下访少林“恒林”和尚、湖南解铁夫、福建方恰庄等人,对中国南北传统拳术一个初步体验与认知,初步形成了“以意、劲力训练为基础”的“尚劲重意”的拳术思想格局,写就了《意拳正轨》一书。第二,中西拳理双向延伸后的完善阶段(1929-1944)。1929年,王芗斋参加国术游艺大会期间开始全面深入地审视了旧拳术,在上海遇钱砚堂、吴翼翚二人,使其潜藏已久的拳术思考得以实践化,开启其超越传统拳术构建新拳术体系的尝试,并于1941年到1944年间,在揣摩西洋和东洋的拳理、拳法之后,建构起以强调“七妙法门”为主核的新拳学体系,形成了“重理立学”的武学思想格局,并借四存学会授徒之际,践行思想并写成《拳道中枢》一文,一度成为意拳门户之中经典之作。第三,拳术指导思想的深化与完善阶段(1944—1963)。1944年,王芗斋与鹰爪王“王星”的一次切磋引发他对“拳之养”的反思。恰适1945年“八一五”光复禁止“公开习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再次“控武”,加之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王芗斋转向教授“养生”,受齐白石、徐燕荪、李苦禅等人的影响,其拳术思想亦有了较大的提升,期间,着《站桩漫谈》、《拳经述径》、《习拳一得》等着作,其拳术思想呈现为“击养一体”格局。2.王芗斋在其一生的拳学实践中,对旧拳术进行“更”与“守”两条路径的处理:对于“革”拳,他提出“去拳套”,并建构了一套以“七步妙门”为主的新拳学训练体系的同时,还提出倡导新师徒关系,革新“拳”之性与“拳”之社会定位等内容。对于“守”,他提出,要注意保留传统拳学的“站桩与养生”、强调拳术应始终重“意”感,慢中求速,守中、用中,体认其功,练习“浑元力”(即争力)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表面上来看他是对拳种本体的处理,实际上,他回答了中国拳学现代转型的“承”、“革”之路,为当下武术现代化对“传统与现代”的处理提供了借鉴。3.纵览王芗斋拳术思想的三阶嬗变,透析其对旧拳术“革”与“守”的成因后可以发现,致其形成诸多独特地拳术思想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因素:其一,其少时体弱使之对“拳养”极为重视,而所学之拳——形意拳注重“技击”的拳种“惯习”奠定了其对拳术认知的基本逻辑。其二,尚武话语、救国救亡、强国民体质等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是其拳术思想嬗变的外部机缘。而其特殊的武术人生际遇亦构成了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底色”,尤其是军中执教、南北游学、教授大众养生等行动对其思想的产生都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加之,他骨子里对拳术热爱与期待以使其具有一定的“文化自省”色彩,也使其以革命者姿态重构与修正了拳术技术与理论。4.王芗斋拳术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代性启示:当代价值主要有三点:第一,他对原有拳术的承继与重新解释,为传统拳术向现代转化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努力,是近代中国试图整合传统武术与现代社会对接重要探路人。第二,他综合诸家拳术中的精粹与糟粕,革新与建构拳术,为当代拳术现代化转型提供实践的操作范式。第三,他提出“重拳理”、重实证,以科学话语对待拳术理论与实践,对传统武术的弊端有纠偏之功。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中国武人呈现了“治武”的态度,对当下武术的现代化发展有着诸多启示。当然,他的拳术思想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缺乏对“套路”审美性地合理审视;另一方面,未能完全正视“师徒”制之功用。启示:在王芗斋的个体经验中可以发现,他先是整理了诸家传统拳术的经验,而后,随着面对西方的挑战日益加剧,他对“套”的批判与否定日益增强,提出了新的新拳术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转向“养生”提出了“击养一体”的拳术理念。其拳术思想随着社会需求而不断有所调适,着重处理了“技、套、养”三者关系的问题。从王芗斋身上亦可以看到,他一直不断对传统元素进行了修正与调整,间接的回答了武术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如何将传统“引出来”并融合外来文化这样一个命题。
张德强[5](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提出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马晓云[6](2017)在《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疑欧主义”是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震惊世界。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从“疑欧”到“脱欧”,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遵循的逻辑是: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降低了英国加强与欧洲关系的压力,促使它去寻求新的国际介入。其次、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在防务领域,英国曾主导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建设,然而英国的基本原则是把它视为是北约的补充,加之该政策机制自身的缺陷,成员国对防务能力承诺的投入不足,以及成员国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使英国的立场发生动摇。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的主导性战略是脱离介入。鉴于英国在欧洲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防务在“脱欧”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济领域,英国国内对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在英国贸易份额中比例的下降,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地位的上升,同时,成员国地位阻碍了英国与欧盟之外国家和地区签订更自由的协定,使得这一争论更加突出。卡梅伦政府迫切需要削减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然而,欧债危机大大降低了英国对欧出口,加剧了英国银行业对欧投资的风险,尤其是危机突显的欧元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削弱了英国人对一体化的功利性支持,助长了英国国内“疑欧主义”情绪的发展,迫使卡梅伦对欧盟采取强硬的立场,使英欧分歧公开化。支持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是卡梅伦政府对欧经济政策的一大亮点。然而,TTIP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造成英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欧盟的离心力。在政治领域,英国一贯反对向欧盟超国家组织让渡主权,反对欧盟朝联邦制方向发展。卡梅伦政府强烈反对欧盟为应对危机而加强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欧盟向财政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与英国参与一体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尤其是欧盟新签订的“财政契约”使欧盟内的权力从“法德轴心”向“德法轴心”转变,英国陷入孤立,坚定了它寻求调整英欧关系的决心。另外,由于欧盟拒绝给予伦敦金融城以特别保护,若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将必须接受欧盟不断趋紧的监管规则,例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征收金融交易税等,威胁其金融业的利益,使它不得不考虑退出欧盟。重要的是,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并未缓解国内要求就欧盟成员国地位举行全民公投的政治压力。否决欧盟修约成为英欧关系的分水岭。综合经济、政治两方面因素考量,欧债危机无疑是英国“脱欧”的导火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性动因,而政治因素是重要的纽带。再次、基于对欧洲政策困境的认知,卡梅伦宣布将重新谈判英欧关系并举行“留/脱欧”全民公投。作为情势施动者,卡梅伦改变对欧政策传统旨在调和党内、党外和民众的诉求,缓和国内矛盾,稳固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同时,把“脱欧”作为筹码,迫使欧盟在英欧谈判中做出让步。随着英欧矛盾与分歧的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2016年2月,英欧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对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此期间,欧洲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民众疑欧主义情绪和分离主义倾向,尤其是难民危机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激起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成为民众选择“脱欧”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卡梅伦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留欧”,然而,“脱欧”这一结果反映出政治精英阶层战略上的短视及其对国民情绪的误判,突显了在社会纬度,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在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形成的鸿沟,公投“脱欧”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政治反叛。从英国对欧政策的传统、历史、观念和情感等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是可以理解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的目的不是要抛开欧盟,而是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它是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的再次体现。从中、短期来看,“脱欧”这一政策后果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必将对英国自身、欧盟、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长远来讲,目前还难以对“脱欧”的利弊做出进一步的评判。至于英欧关系的未来,双方最终能否达成“英国模式”的安排,让我们拭目以待。
刘乃梁[7](2016)在《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研究》文中认为溯源不足百余年的当代反垄断法秉承竞争宏愿,以独立规制禀赋常立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图之中,因其恢弘效果而被社会舆论褒奖为“经济宪法”,也因此标签设定而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使命与规制期待。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肩负着为市场经济发展肃清垄断荆棘的任务,它与银行业垄断问题的广泛质疑和银行业市场化探索的行之惟艰“不期而遇”。当回顾、审视和反思我国银行业从垄断经营到竞争引入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知晓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开展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源于现实和发展之迫切需要。我国银行业发展呈现出对政府干预的高度路径依赖,这使得银行业垄断以一种既复杂又简单的形态呈现于社会舆论面前:它因公权的过多介入而游走于市场与法律的边界,又因公私交融之下金融机构权利的权力化倾向而表现出市场行为的肆意。在种种争论之中,金融消费者和大多数社会舆论声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为富不仁”,经济学家更多地痛陈银行业市场精神之缺失,业界人士极力维护银行业的正面形象,而决策层隔岸观火静待银行业市场化进程的外部性展开。在银行业垄断的“罗生门”之中,《反垄断法》的实施成为问题澄清和解决的应然进路,银行业垄断的传媒语境亟待法律层面的认知、剖析与应对。从金融学到法学,银行业垄断问题需要从指数分析和效果评测回归《反垄断法》的法定垄断类型和法律规制结构之中,进而寻求法律框架下的合理界定与规制进路;从金融法到竞争法,银行业需要引入更为独立、更为权威的维护市场竞争机制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制手段,通过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探索实现对银行业市场金融规制的补充和完善;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我们应当在尊重银行业金融规制的基础上,立足主体权利的维护,从主体行为逻辑出发构建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银行业垄断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比之我国反垄断法规范体系的单薄、银行业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一家独大”比之我国反垄断法规制机构的分散与不成熟,种种对比的结论在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完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但是,我们不能因反垄断法的羽翼未满而对银行业垄断问题视而不见,亦不能因反垄断法律规范的既有残缺而放弃对银行业垄断行为专业规制路径的探索。在金融法治化的议题之下,我们没有理由使金融市场化的建设脱离最符合市场化诉求、最能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反垄断法的实施。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立足于银行业垄断问题的特征,从反垄断法规制优势出发不断寻求制度完善,以期为银行业市场化进程保驾护航。本文的研究与写作立足于法学视角,在遵循问题主义进路的前提下,依照法律规制开展与完善的基本结构展开对核心命题的论述。具体来看,从“规制需求—规制供给—规制问题—规制分析—规制路径”的法律规制进路逻辑出发,对银行业垄断的规制缘起、银行业垄断行为的法律界定、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现实困境、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律逻辑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全文除导论之外,共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银行业垄断:问题与规制进路”。本章通过银行业垄断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梳理,阐明命题的法学属性,明确银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索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制度体系的宏观向度。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虽然存在着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的观点之争,但是从整体发展趋势而言始终是从垄断逐渐走向竞争。鉴于反垄断法对银行业垄断结构规制的局限性和行为规制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应当确立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行为导向,将银行业垄断问题的关注点从金融学的市场评测转入法学视野下的行为规制。银行业垄断问题的法学本质在于形成垄断行为、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我国银行市场的垄断行为夹杂政府的不当干预具有多层次、多场域的特征,从根本上渗透于银行业市场的各个领域。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立足于市场化建设,从垄断行为规制着手,树立“攘外必先安内”的规制理念,正确处理与金融规制的关系,借《反垄断法》实施之东风,探索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的完善路径。第二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内涵阐释”。本章在厘清《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障碍的基础上,明确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认定思路,阐明银行业经营者的主体特殊性,将广泛存在于社会舆论之中的“意定”垄断行为置于法定垄断行为框架之内分析,通过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对号入座明确银行业市场垄断的法律真实性,从法律适用的层面释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银行业垄断行为的法律认定应当以合理规则适用为主,慎用本身违法规则,相关市场认定应当着眼结论的发展性与科学性,与此同时应当尊重银行业的行业特征,适时调整认定方法。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秉承经营者的同一性,树立“以经济垄断规制为主,行政垄断规制为辅”的推进维度。除宏观认定思路阐释之外,本章从银行业市场价格联盟、“银行业反垄断第一案”和“大到不能倒”等问题着手,着重分析银行业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等垄断类型方面表现出的不同个性。第三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问题审视”。本章从“目标—主体—方法—效果”的规制结构出发阐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我国银行业市场反垄断法规制承继了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目标虚化”,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多元定位不仅导致自身规制目标的不集中,也使得与银行业规制目标趋同,产生外部挤压。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与行业规制的权力冲突不利于规制目标的实现,并且银行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反垄断法规制体系自身的不健全更是加剧了银行市场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排斥。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面临着一种“内忧外患”的实践困境,规制方法的不完善首先成为“内忧”的始作俑者,而后反垄断法规制的“无计可施”又对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产生减损效应,最终导致反垄断法规制“无从下手”,威慑与合规指引的双重规制效果成为奢求。第四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学逻辑”。本章依据第三章提出的目标虚化、主体冲突、方法困境和效果评测四方面的问题,立足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特征和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现状,从规制理念、权利导向、冲突协调和规制调试四个方面进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学逻辑阐释。我们认为,反垄断法规制秉持着助推而非主导、规制而非控制、工具而非万能以及独立而非附庸的法律适用理念,在金融市场化、金融法治化和金融民主化的银行业市场发展思潮下,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树立一种法治、辅助且独立的规制理念,通过对银行业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促成银行业市场金融规制的有效变革,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的路径创造实现银行业市场监管路径依赖的适当破除。银行业市场应当明确竞争者市场和消费者市场不同的权利诉求,反垄断法规制立足于相关市场主体的权利维护,并且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的自我调试缓解法律的不确定性,挖掘反垄断法规制之于银行业市场的特殊禀赋。第五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进路”。本章针对前文问题梳理与逻辑分析首先明确银行业反垄断规制权的行使原则和边界,明确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体系的特征在于软硬兼施、多元参与和制度明晰。首先,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应当建立明确的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为规制协调机构,不断促进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司法化改造,合理配置垄断行为执法管辖权,依据区分原则开展银行业市场政府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并通过执法和解制度的探索柔性处理银行业市场问题。其次,通过以大数据和银行业市场竞争性评估的基础制度完善、以法律规范体系和量化标准为核心的实体制度完善以及以执法和司法为内容的程序制度完善,缓解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不确定性。最后,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还应从主体多元化、守法促进、政府不当干预排除和产业政策协调等方面着手,完善私人实施、专家参与、竞争倡导、竞争中立和行政指导等关联法律制度。
袁荃[8](2015)在《唐人街叙事与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赵健秀、伍慧明与陈耀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20世纪6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近半个世纪的华裔美国文坛,作家赵健秀、伍慧明与陈耀光以其独特的旧金山唐人街叙事而着称。他们笔下的唐人街形象风格迥异、精彩纷呈。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赵健秀的短篇小说《献祭》与戏剧《龙年》中,唐人街呈现“贫民窟”形象;在创作于90年代初的赵健秀的小说《唐老亚》与伍慧明的小说《骨》中,唐人街呈现“桑梓地”形象;在发表于本世纪初的陈耀光的小说《生前你要吃遍所有:一个反文化中的中国佬》中,唐人街呈现“新家园”形象。论文以这三位作家的唐人街叙事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分析唐人街叙事所呈现的鲜明的异质性及其深层次的族裔身份政治与历史文化根源。本论文以美国社会学家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观点为理论依据,借鉴后殖民文化研究理论家保罗·吉尔罗伊对“双重意识”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并同时参照赵健秀与陈耀光在《种族主义之爱》中关于华裔美国人双重身份的观点,思考族裔散居混合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无论是“贫民窟”、“桑梓地”,还是“新家园”的唐人街形象,这三位作家塑造的动态、流变的唐人街图景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主题:“逃离唐人街”、“出走与回归唐人街”以及“超越唐人街”。这三重主题变奏表征华裔美国人混合文化身份嬗变的三种样态:分裂的文化身份、协商的文化身份以及重构的文化身份。绪论以华裔美国历史背景中的唐人街发展历程为纵轴,系统介绍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旧金山唐人街作家群及其唐人街叙事文学作品,同时重点梳理作家赵健秀、伍慧明与陈耀光的唐人街叙事及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对这三位作家的研究综述。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逃离唐人街—分裂的文化身份》以赵健秀的短篇小说《献祭》和戏剧《龙年》为研究对象,集中分析唐人街叙事再现“贫民窟”的唐人街形象与华裔美国人分裂的文化身份。《献祭》与《龙年》中的华裔主人公一方面与唐人街华人社会分裂;另一方面,他们与白人主流社会分裂而深陷进退维谷且双重分裂的身份困境,体现“逃离唐人街”主题。这一主题呼应了唐人街被再现为“贫民窟”的形象。《献祭》与《龙年》中的东方主义视角表明作家赵健秀虽然抗拒白人主流社会对唐人街的种族主义刻板形象塑造,然而他却无力建构摆脱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华裔美国人的新身份。第二章《出走与回归唐人街—协商的文化身份》以赵健秀的小说《唐老亚》与伍慧明的小说《骨》为研究对象,集中分析唐人街叙事再现“桑梓地”的唐人街形象与华裔美国人协商的文化身份。《唐老亚》与《骨》中的华裔主人公在唐人街华人社会文化与白人主流社会文化之间进行协商,最终重新定位自我的文化身份,体现“出走与回归唐人街”主题。这一主题呼应小说中的唐人街被再现为“桑梓地”的形象。《唐老亚》与《骨》中的唐人街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双重视角的协商表明作家赵健秀与伍慧明在唐人街华人社会文化与白人主流社会文化之间的协商。他们最终将唐人街认定为华人的族裔根脉与文化原乡。第三章《超越唐人街—重构的文化身份》以陈耀光的小说《生前你要吃遍所有:一个反文化中的中国佬》为研究对象,集中分析唐人街叙事再现“新家园”的唐人街形象与华裔美国人重构的文化身份。小说中重构的个体与群体文化身份虽然兼具唐人街华人社会文化特征与白人主流社会文化特征,但是重构的文化身份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体现“超越唐人街”主题。这一主题呼应唐人街被再现为“新家园”的形象。小说中的多元视角吻合唐人街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特征,表明作家陈耀光超越唐人街华人社会文化与白人主流社会文化之间的对立。象征世界主义的缩影,包容与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唐人街文化代表华裔美国文化的生命力。华裔美国文化在吸收多元文化的精华中反哺世界文化并走向持续不断的自我更新与重生。结论揭示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伍慧明与陈耀光通过唐人街叙事,再现华裔美国人族裔散居混合文化身份的三种嬗变样态,从而建构与重构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
李雪[9](2014)在《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探析》文中指出1931-1937年的“航空救国”运动,是一场中华各民族参与的的航空国防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航空发展史,亦或抗日战争史上有着突出影响。1931-1937年的“航空救国”运动,始于日本在1931-1932年的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东北及上海地区进行的“无差别轰炸”,其直接促使国民政府急切开展“航空救国”运动。运动旨在加强航空国防、救亡图存。运动甫始,政府即健全机构,加大宣传,引导国人及海外华人华侨,捐资捐物,共赴国难。出于爱国热忱,各阶层纷纷解囊购机,在1933-1936年局势混沌之下,民众捐机44架,有效助力中国空军的发展;至运动高潮之际,即1936年春季开始的“贺寿献机”名义的国防运动,仅8月余中国军民便捐机123架。于彼乱世民国,这样辉煌的成就,为抵抗侵略,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好了军事准备和国防动员。此外,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航空救国”运动对于唤醒民众、凝聚力量、夯实国防工业、推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等,都具有积极影响。抗战中空军健儿英勇战斗,保家卫国,蓝天碧血扬国威,为抗战最后胜利立下卓着功勋。因此,“航空救国”运动是一声号角,吹响了中华民族勇于战斗、敢于胜利、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历史是一面镜子,1931-1937年间的“航空救国”运动,对于今天的航空建设有诸多启示。如科技开发及创新应立足自身、注意创造性、夯实民众基础等。这些启示,对于增强当代中国国防、提升综合国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陶海洋[10](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表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二、变化在不经意间——天津银行业入世周年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变化在不经意间——天津银行业入世周年印象(论文提纲范文)
(1)竞争中性视角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重点和方法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基本概念释义 |
第一节 垄断 |
一、竞争与垄断 |
二、不同语境下的垄断类型 |
三、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 |
第二节 国有企业 |
一、国有企业的概念 |
二、国有企业设立的目的指向 |
第三节 竞争中性的由来与本土化 |
一、竞争中性的起源及演进 |
二、竞争中性的本土化法制要求 |
第二章 我国国有企业反垄断的历史及现状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反垄断的历史演进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空白期 |
二、反垄断制度的酝酿期 |
三、多法并存的共生期 |
四、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期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基于垄断的不正当优势 |
一、经济性垄断问题突出 |
二、行政性垄断偏向保护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反垄断规制的制度样貌 |
一、高效统一的宏观反垄断体系尚未建立 |
二、反垄断法微观规范供给明显不足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垄断现状的理论解析 |
第一节 基于垄断结构视角的正当性理论 |
一、经济学视角的市场失灵理论 |
二、法学视角的社会公共利益理论 |
三、政治学视角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 |
第二节 基于价值追求视角的规制必要性 |
一、垄断有损市场竞争秩序 |
二、垄断降低市场运行效率 |
三、垄断侵犯竞争弱者和消费者权益 |
第三节 基于垄断行为视角的规制可行性 |
一、与经济学理论相契合 |
二、同法律文本相吻合 |
三、和所有制结构不冲突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完善路径 |
第一节 规制国企垄断行为的体例选择 |
一、以反垄断法为主的规制体例 |
二、以反垄断法为辅的规制体例 |
三、我国当前的立法体例及应然选择 |
第二节 修改并增设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内容 |
一、明确规定适用原则及豁免范围 |
二、重新制定行业垄断标准 |
第三节 完善行政垄断控制制度 |
一、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
二、妥善处理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 |
三、强化“三合一”后的反垄断执法 |
第四节 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责任制度及救济制度 |
一、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责任制度 |
二、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救济制度 |
第五节 制定国有企业反垄断的配套文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术成果 |
(3)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体育运动的概念与研究资料 |
(一) 体育运动概念的说明 |
(二) 研究资料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基本框架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 |
第一节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传统体育的概况 |
一、上层阶级的体育运动 |
二、普通民众的体育运动 |
三、传统体育的特点和发展态势 |
第二节 英国传统体育的式微及转型 |
一、工业革命前期传统体育的存续 |
二、工业革命后期传统体育的衰落与转型 |
第三节 英国现代体育的发展 |
一、新式体育项目的“发明”及体育规则的制定 |
二、19世纪体育技术的持续进步 |
三、工人实际工资与休闲时间的增多 |
四、现代体育的日益商业化与大众化 |
第二章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其动力 |
第一节 英帝国殖民统治中的体育运动 |
一、英国的海外殖民与帝国建立 |
二、英帝国在治理模式与文化扩张中的体育运动 |
第二节 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不同阶段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体育在早期殖民地的传播 |
二、19世纪现代体育在英帝国殖民地的传播 |
第三节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传播的动力 |
一、现代体育内源性的延伸 |
二、英国对外扩张的驱动 |
三、殖民者“文明使命观”的影响 |
第三章 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路径 |
第一节 英国学校体育教育及在英帝国的传播 |
一、英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
二、英国体育教育模式在英帝国的传播 |
第二节 英国强健派基督教对体育运动的传播 |
一、基督教在英帝国的传教事业 |
二、强健派基督教的出现及与体育运动的联系 |
三、强健派基督教与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 |
第三节 英国军事体育的发展及对体育的传播 |
一、体育运动在英国军队中的发展 |
二、军事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 |
第四章 现代体育的传播对英帝国产生的影响 |
第一节 现代体育与英国国家认同的加强 |
一、英国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初步形成 |
二、体育运动对国家认同及“英国性”的塑造 |
第二节 现代体育与英帝国统治基础的巩固 |
一、体育教育对帝国服务意识的强化 |
二、体育运动对富有战斗力军队的塑造 |
三、体育运动对英帝国优秀管理者的培养 |
第三节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中的作用 |
一、联结散居在帝国殖民地中的英国人 |
二、英帝国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方式 |
三、英帝国凝聚与团结的“黏合剂” |
第五章 世界不同国家对英国体育运动传播的反应 |
第一节 殖民地对体育传播的反应 |
一、爱尔兰盖尔运动协会对英国体育运动的抵制 |
二、印度民族主义进程中的体育本土化 |
三、澳大利亚的体育运动与其自治之路 |
第二节 1914年以前欧洲主要国家对体育传播的反应 |
一、法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努力 |
二、德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与英国的竞争 |
第三节 美国对英国体育运动传播的反应 |
一、美国对英国体育运动的继承与排斥 |
二、美国体育运动的“例外主义” |
三、美国体育运动的扩散及对英国文化霸权的争夺 |
结语 |
一、英国社会的进步与现代体育的发展 |
二、英国现代体育传播中的文化帝国主义 |
三、英国现代体育对世界体育及国际秩序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王芗斋武术人生与拳术思想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个案选择 |
1.2.1 聚焦武术现代进程中的武人 |
1.2.2 选择“王芗斋”为个案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1.4.1 在着述整理方面 |
1.4.2 在学术论文方面 |
1.4.3 有关王芗斋的学术活动与专题研究 |
1.5 理论预设与研究设计 |
1.5.1 框架理论基础 |
1.5.2 基本研究思路 |
1.5.3 研究创新之处 |
1.5.4 研究方法与概念 |
1.6 资料整理与章节概要 |
1.6.1 资料收集与整理 |
1.6.2 研究分期与章节内容梗要 |
2 时空、家世与王芗斋“拳术”思想的发端 |
2.1 社会、武林与出生地之境 |
2.1.1 民间环境与武林生态 |
2.1.2 出生地“武”之生态与传统 |
2.2 王芗斋的家世与拜师经历 |
2.2.1 家世与当地的武俗民风 |
2.2.2 王芗斋“师承关系”的梳理 |
2.3 幼年习艺继承形意拳传统 |
2.3.1 郭云深授其拳术“奠基”之术 |
2.3.2 习艺期间获“观”与“打”的体验 |
2.3.3 与郭云深、李振山习“交手”之法 |
2.4 本章小结:生境与习得 |
3 “尚劲重意”:新体验整理与拳术系统初建阶段(1907-1928) |
3.1 战场“实战”反思与门户武术交流 |
3.1.1 战场实战失利引发对传统拳术探查 |
3.1.2 “同伴”切磋:京师门户武术交流 |
3.1.3 对手促进:与周子岩、李瑞东较艺 |
3.2 京外游学获得传统武术的新体验 |
3.2.1 一游:造访少林“恒林”与湖南谢铁夫 |
3.2.2 二游:串访方恰庄、陈方舟与黄慕樵 |
3.3 思辨“形与意”:革新形意拳着《意拳正轨》 |
3.3.1 “递贴拜师”追认身份受邀至“天津授拳” |
3.3.2 形意并重:着《意拳正轨》突出筋、劲、气、战习练 |
3.4 本章小结:继承与新体验 |
4 “重理立学”:中西拳理双向延伸后的完善阶段(1929-1944) |
4.1 审视旧拳术尝试建立新“拳术”体系 |
4.1.1 对旧拳术技击能力的全面审视 |
4.1.2 吴、钱二人触发其“革新”旧拳术 |
4.1.3 精研西洋拳术突破与革新传统武技 |
4.2 践履新“拳术”体系与武人交流倡导 |
4.2.1 四存学会践履与完善新“拳术”体系 |
4.2.2 倡导新“拳术”体系与武人交流 |
4.2.3 对战“东洋拳”对拳术进行重新定位 |
4.3 “审旧提新”:检视旧“拳术”并写就《拳道中枢》 |
4.3.1 全面检视与痛斥旧拳术的“糟粕” |
4.3.2 革新旧有“授艺”与“师徒”制 |
4.3.3 着《拳道中枢》新解拳术定位与体系 |
4.4 本章小结:审旧与立新 |
5 “击养一体”:拳术指导思想的反思与深化阶段(1944-1963) |
5.1 “击”转“养”:拳术认知发生改观 |
5.1.1 新话语体系下重新思考拳之“养” |
5.1.2 设立拳学研究会倡导研拳 |
5.2 大胆言说“击养一体”的拳术理念 |
5.2.1 倡导“击养一体”思想并创编新功法 |
5.2.2 批驳伪“养生功”坚持践行“拳术” |
5.3 离世前对拳术再调整与深化 |
5.3.1 受徐燕荪、齐白石、李苦禅等人启迪 |
5.3.2 继续践行“养生”至死不离拳 |
5.4 击养述径:晚年拳术着作中的拳术思想 |
5.4.1 “桩功”与“养气”是“拳术”的本源 |
5.4.2 释拳、述习拳之径与应敌心法 |
5.5 本章小结:反思与深化 |
6 王芗斋拳术思想核心理路、嬗变归因及当代启示 |
6.1 核心理路:王芗斋对旧拳术之“守”与“革” |
6.1.1 破旧立新:对旧拳术之“革” |
6.1.2 继承发扬:对旧拳术之“守” |
6.2 王芗斋拳术思想嬗变归因 |
6.2.1 少时“基因”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 |
6.2.2 拳术思想嬗变的外在机缘 |
6.2.3 决定其拳术思想嬗变的内核特质 |
6.3 王芗斋拳术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反思 |
6.3.1 王芗斋拳术思想的当代价值 |
6.3.2 王芗斋拳术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6.3.3 由王芗斋拳术思想反观中国拳术的现代转变 |
6.4 本章小结:横剖与升华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1.1 王芗斋拳术思想形成与嬗变的“底色” |
7.1.2 王芗斋拳术思想的三阶嬗变与特征 |
7.1.3 王芗斋拳学“持守与革新”的实践经验 |
7.1.4 王芗斋拳术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局限 |
7.1.5 王芗斋拳学思想之于武术现代化的反思 |
7.2 展望 |
致谢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1:王芗斋生平大事记简谱 |
附录2:访谈录(摘录) |
附录3:学习简历与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5)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后记 |
(6)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来源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及创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 |
第一节 确定基调: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演变 |
第二节 “新工党”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 |
第三节 “疑欧主义”: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特征及其根源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卡梅伦联合政府对欧盟政策的背景和外交理念 |
第一节 卡梅伦联合政府的执政背景 |
第二节 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重要调整 |
第三节 自由保守主义:卡梅伦联合政府外交理念的基础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重新定位:卡梅伦政府与欧盟防务合作关系的调整 |
第一节 独特的角色:英国对欧洲防务合作方针的演变 |
第二节 脱离介入: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防务合作方针的调整 |
第三节 英国与法国防务合作的加强 |
第四节 对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政策的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疑欧”的发展:卡梅伦政府对欧盟经济政策 |
第一节 关于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争议 |
第二节 欧债危机与英欧分歧的公开化 |
第三节 “疑欧”新动力:卡梅伦政府与美欧自贸协定谈判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疑欧”还是“脱欧”?卡梅伦政府与欧盟的政治关系 |
第一节 初露端倪:联合政府执政之初的对欧政策 |
第二节 英欧关系新危机: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 |
第三节 “脱欧”还是筹码?卡梅伦“留/脱欧”全民公投策略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公投“脱欧”及其影响 |
第一节 公投“脱欧”:民粹主义的胜利? |
第二节 英欧关系的未来模式 |
第三节 英国“脱欧”与英美特殊关系 |
第四节 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后记 |
(7)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现有文献的评述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价值与力图实现的创新 |
五、关于本文的几点说明 |
第一章 银行业垄断:问题与规制需求 |
第一节 银行业垄断:从结构到行为的问题演进 |
一、银行业垄断结构及其外部性传导 |
二、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反垄断法规制思路变迁 |
三、垄断行为:我国银行业垄断的法律规制导向 |
第二节 银行业垄断:从社会争议到法学问题 |
一、银行业垄断社会争议中的法学追问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既有趋势 |
三、银行业垄断引发的法学问题澄清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基于市场化需求的分析 |
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的制度变迁 |
二、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衍生场域 |
三、我国银行业垄断的法律规制逻辑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内涵阐释 |
第一节 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的理论澄清 |
一、反垄断法适用的制度障碍及其释明 |
二、反垄断法视野下的银行业性质判断 |
三、《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的实然逻辑 |
第二节 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认定思路 |
一、垄断效果的判断规则 |
二、合理规则的具体实施:市场界定 |
三、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认定的一般思路 |
第三节 银行业垄断行为的主体言说 |
一、垄断行为主体的反垄断法理解 |
二、银行业垄断行为实施主体审视 |
三、银行业垄断行为利益相关主体 |
四、银行业垄断行为主体一般结论 |
第四节 银行业垄断行为的类型探讨 |
一、银行业垄断行为之垄断协议 |
二、银行业垄断行为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三、银行垄断行为之经营者集中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问题审视 |
第一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目标虚化 |
一、法律规制目标的一般理解 |
二、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实然把握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现实语境 |
四、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目标的虚化效应 |
第二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权力冲突 |
一、反垄断法规制与行业规制冲突的理论阐释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与金融规制的权力冲突表现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与金融规制的权力冲突缘由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方法困境 |
一、银行业对反垄断法规制提出的挑战 |
二、反垄断法规制方法的银行业适用 |
三、从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看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 |
第四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之效果预估 |
一、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现有效果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效果推导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效果实现之要点初探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法学逻辑 |
第一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理念阐释 |
一、反垄断法规制的理念秉持 |
二、银行业发展的传统与未来——基于监管理念的演变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理念预设 |
第二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权利导向 |
一、从竞争到权利的反垄断法规制目标转化 |
二、银行业主体的权利预设及其垄断演化 |
三、社会转型背景下银行业市场权利冲击 |
四、银行业市场权利重塑与垄断问题破解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冲突协调 |
一、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冲突的普遍性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冲突的客观必然性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冲突化解的应然逻辑 |
四、银行业金融规制的现实趋势——基于规制冲突的缓和 |
五、银行业垄断治理规制冲突的缓和向度 |
第四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调试向度 |
一、银行业反垄断:从法律效力到法律实效 |
二、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由局限回归特征 |
三、独特性塑造: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示范与突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进路 |
第一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禀赋 |
一、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实施维度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发展向度 |
第二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权力协调 |
一、主要国家银行业垄断规制权的配置模式概览 |
二、银行业垄断规制权的法域涉及 |
三、权力协调之整体架构 |
四、权力协调之协调机构设置——基于反垄断法规制主导的思考 |
五、权力协调之关键问题:垄断行为执法管辖权配置 |
六、权力协调之特殊问题:政府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
七、权力协调之制度补充:执法和解 |
第三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制度完善 |
一、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基础制度完善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实体制度完善 |
三、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程序制度完善 |
第四节 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方法探索 |
一、银行业反垄断实施的主体多元化 |
二、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竞争倡导适用 |
三、银行业市场发展的竞争中立原则 |
四、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行政指导设计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唐人街叙事与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赵健秀、伍慧明与陈耀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旧金山唐人街作家群介绍 |
第二节 赵健秀、伍慧明与陈耀光的唐人街叙事及研究综述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对象、理论思考和整体结构 |
第一章 逃离唐人街—分裂的文化身份 |
第一节 疏离于唐人街之内外社会的文化身份 |
第二节 分裂于“孝道”与“同化”之间的文化身份 |
第三节 东方主义视角再现“贫民窟”形象的唐人街 |
第二章 出走与回归唐人街—协商的文化身份 |
第一节 华裔美国男性主体协商的文化身份 |
第二节 华裔美国女性主体协商的文化身份 |
第三节 双重视角再现“桑梓地”形象的唐人街 |
第三章 超越唐人街—重构的文化身份 |
第一节 重构的华裔美国个体文化身份 |
第二节 重构的华裔美国群体文化身份 |
第三节 多元视角再现“新家园”形象的唐人街 |
结论 |
参考文献 |
(9)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综述 |
三、论文的创新之处、重点、相关概念界定 |
(一) 论文的创新之处 |
(二) 论文的重点 |
(三) 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基础背景 |
第一节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理论基础 |
一、孙中山航空思想的特点 |
二、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及其影响 |
第二节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物质基础 |
一、1932—1937中国军事航空的发展概况 |
二、1932—1937中国商业航空的发展概况 |
第三节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国内背景 |
一、1931-1937国民政府对日方针概述 |
二、1931-1937年国内经济状况构成的困扰 |
第四节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国外背景 |
一、1933—1937年日本航空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冲击 |
二、1931—1932年日本对中国的“无差别轰炸” |
第二章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航空救国”运动中的主要航空团体 |
一、(前)中国航空建设协会 |
二、中国航空协会 |
三、全国航空建设会与(后)中国航空建设协会 |
第二节 “航空救国”运动中的宣传活动 |
一、征募会员活动 |
二、出售航空彩票 |
三、飞行宣传活动 |
四、创办航空学校 |
第三节 “航空救国”运动中的捐机活动 |
一、中国各地自发捐机及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机活动 |
二、中国航空协会统一领导的捐机运动 |
第四节 国民政府在“航空救国”运动中的作用 |
一、支持“航空救国”运动民间团体并组建相关机构 |
二、积极引导、推进“航空救国”运动 |
三、媒体支持 |
四、政要倡导 |
第三章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总结评价 |
第一节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的历史总结回顾 |
第二节 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对当前中国航空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
结语 |
附录 |
第一节 中日空军主要飞机性能对比 |
第二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商业航空公司参战情况 |
第三节 正文中提及的部分地点、战役、宣传的图片 |
参考文献 |
一、史料 |
二、专着 |
三、期刊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发展教育论 |
二、 振兴实业论 |
三、 改革政治论 |
四、 传统文化论 |
五、 外交形势论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无奈的抉择 |
三、 冷静的纠偏 |
四、 未尽的结局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四、 启示 |
附表十五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变化在不经意间——天津银行业入世周年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竞争中性视角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研究[D]. 王帅. 兰州大学, 2020(01)
- [2]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3]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D]. 杨松.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王芗斋武术人生与拳术思想之研究[D]. 李洋. 上海体育学院, 2018(01)
- [5]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D]. 马晓云. 南京大学, 2017(05)
- [7]银行业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研究[D]. 刘乃梁.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1)
- [8]唐人街叙事与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赵健秀、伍慧明与陈耀光研究[D]. 袁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7)
- [9]1931-1937年“航空救国”运动探析[D]. 李雪. 云南大学, 2014(02)
- [10]《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