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的发现和在福建的发现（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叶[1]（2021）在《全球视野下福建基督教青年会研究（188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徐嘉露[2]（2021）在《明代民间契约中的“闽契”》文中指出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发现遍及福建省绝大多数地区,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不仅具有种类的多样性、称谓的复杂性、格式文书与实务文书的互动性等特点,而且具有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价值取向、保留交易习惯的传统规则、地方契约规范经验的广泛传播等意义。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在明代全国契约文书集群中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地位。
沈畅[3]（2020）在《江以达发起主持校刊闽本《十三经注疏》史事考论》文中认为江以达在福建提学佥事任上时,全程主持了闽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刊工作。通过印本实物版本特徵的对比,证实李元阳江以达衔名系由单江以达衔名挖改而成。江以达早於李元阳开始闽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刊工作,是闽本《十三经注疏》校刊的真正发起者。闽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刊开始于嘉靖十四年江以达赴任之後,完成时间在嘉靖十六年底至十七年五月之间。爲了给任满回道考察增加政绩,李元阳中途加入了闽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刊工作。江以达发起校刊闽本《十三经注疏》史事的细节,对明代中前期的经学风尚、经学文献出版与传播认识的深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林中威,刘凌斌,苏美祥[4]（2020）在《地方惠台政策评价：基于在闽台青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福建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以在福建求学、就业和创业的台湾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了解台湾青年对福建生活和发展环境的评价,以及对福建省惠台政策的知晓程度、关注领域、总体评价与完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福建省各项惠台政策成效显着,但仍然存在青年认定标准严、政策宣传不到位、政策落实进度慢、台湾青年社会融入难等问题。应放宽政策的适用范围、改进政策信息服务方式、强化政策可操作性、多渠道加强社会交流,进一步完善台湾青年支持政策,推动落实惠台措施,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福建发展。
王亚男[5]（2020）在《明清传教士汉语学习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以艾儒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明清大背景下,大批传教士因欧洲宗教改革而认识中国,纷纷前往中国传教。这一举动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兴起了传教士汉语学习的高潮。对比同时期的传教士,艾儒略是其中汉语着作最多,表现最突出的传教士,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教风格,一生致力于福建地区的天主教传播。他博学多才,在华期间通过结交中国士大夫以及在汉语写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能力,汉语水平逐步增强,被中国士大夫称为“西来孔子”,是明清时期汉语教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在众多文献中,关于艾儒略的汉语学习的相关研究比较少见,而艾儒略的汉语成就很高,可研究的方面很多,对当代汉语教学也有一定的启示。故本文主要研究明清传教士艾儒略汉语学习策略以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意义,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相关的文献史料,分析明清传教士汉语学习点的建立和发展,对明清时期大背景下的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汉语学习进行归纳,说明明清传教士汉语学习策略对艾儒略的影响。其次,运用个案研究法具体分析艾儒略的汉语学习,对艾儒略的在华传教活动行程及其学习成果进行研究,他把用汉语着书立说当做是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的策略,对艾儒略的汉语着作进行分时期讨论。再从着作文体层面讨论艾儒略写作能力的不断提高。对比同时期传教士的汉语学习策略,艾儒略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在明清传教士汉语学习策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汉语学习之路。再次,通过对艾儒略的汉语学习过程进行归纳,总结出艾儒略的汉语学习策略,从广交中国士大夫;注重形式的写作方法;继承与创新的翻译策略等三个角度对艾儒略的汉语学习策略做简要分析,体现了艾儒略汉语学习的进程,运用汉语的能力以及继承与创新的能力。最后通过艾儒略的汉语学习策略从教学、写作、翻译等方面总结对汉语教学的启示意义。
毛翩翩[6]（2020）在《英汉同声传译中的数字练习 ——两种训练方法的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帮助学生译员找寻提升英汉同传中数字准确度的训练方法,本文通过量化研究比较了纯数字训练和带数字篇章训练这两种数字口译训练方式的有效性。对照组实验的被试为30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汉口译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均持有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英汉交替传译二级证书,在实验前被随机均分至两个实验组和一个对照组。在热身阶段,两个实验组分别接受了 15分钟的纯数字训练和带数字篇章训练,对照组不参与热身。休息后,所有参与者完成了相同的英汉同传测试。本文从数字本身、数字的所指内容和整体数字（前两者的结合）三个维度研究被试的数字准确度。将所有参与者的同传录音转写并基于数字准确度评分后,本文通过SPSS的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了三组的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同传对学生译员来说难度较高,相比于翻译数字的所指内容,数字本身的翻译更具挑战性;2.三组参与者的分数显示,带数字篇章训练小组在翻译数字的所指内容时准确度更高,该组的整体数字准确度也因而高于它组;3.纯数字训练小组的整体数字准确度最低,甚至低于无训练的对照组。基于以上发现,本文建议学生译员在日常训练时提高数字口译的训练频率,在正式同传前采取带数字篇章的训练方法,以提升数字准确度。未来研究可更改本文实验的语言对、译员类型、训练时长等从而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果。
杨亚杰[7]（2020）在《福建永定土楼建筑文化展示馆工程设计项目实践》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可持续建筑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视,以生土为材料的传统民居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生土建筑因其较高的生态性价比和广泛的地域适应性在我国大量存在,但其固有的材料性能和力学缺陷使其逐渐沦为危房和贫困落后的象征。在我国,有关于现代生土建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缺乏系统的研究。在福建土楼集中分布的地区,生土材料由于可就地取材和良好的生态可持续性而被广泛应用,以生土为核心的传统建造工艺在当地已延续数百年,是当地村民的共同记忆。然而由于生土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建造技术的经验化以及空间营造的低效性,传统生土建筑正面临发展困境,当地传统生土营建技术与现代生活生产方式显得格格不入。在此背景下,恰逢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大会在福建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导师团队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客家民俗文化村开展现代生土建筑的示范与推广,以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精神为指导方针,改善当地传统村落的发展困境,进而唤醒当地村民的集体记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永定土楼建筑文化展示馆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本文系统记录并梳理了永定土楼建筑文化展示馆从前期设计到施工完成的全过程,包括实地调研、制定原则与策略、建筑方案设计、建筑施工图设计到驻场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导。首先,结合对永定地区调研分析,从当地气候条件因素、当地的传统营建工艺、当地的地理特性和资源条件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确定设计原则与策略;然后进行方案设计研究,包括基础分析、概念设计,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方案;再进行施工图设计研究,包括各部分的选型和设计;最后是驻场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导,着重介绍了当地建造工艺的现场实验与应用以及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完成展示馆的建造。项目完成后,我们对建成效果进行了评价,从施工难度、经济性和能耗三个方面对设计原则与策略进行验证。本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完成的全过程,也是现代生土建筑在福建地区的示范与推广的过程。此次实践进一步探索现代夯土建造技术应用及推广的可能性,培养了一批现代夯土工人;与此同时,本项目也充分挖掘与运用了当地的营建工艺,从当地传统营建工艺中探索现代夯土建筑在福建地区的生态潜能。
徐长生[8]（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王炳军[9]（2020）在《明朝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明朝中后期是中国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重要变革期,而隆庆时期是这一变革轨迹上的拐点。这个变革期之前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是以市舶司体制为核心。从唐朝的市舶使到宋元明的市舶司是主导海上贸易的管理机构。这个变革期之后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是以海关体制为核心,主要是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放海禁、设立四海关开始。作为这个变革拐点的隆庆时期,被关注的往往是“隆庆开禁”,而这个拐点呈现出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是如何演变的,还缺乏对这一过程的充分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是结合明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对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描述;二是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是中国法制史上难得的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的一次有效结合,这种结合的主体、程序和效果都值得关注。另外,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对当下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变革是在明朝中后期的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相较明朝前期,明朝中后期海内外政治、社会和经济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江南和华南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为东南海上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性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和出口商品相关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品种日益增多,产量不断上升。尤其是与丝绸相关的桑麻更是大面积种植。“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江南和华南出现大量的商业城镇和商人集团。南京、杭州、苏州、广州都是全国性的大商业城市,震泽、盛泽、王江泾、朱家角、双扬、黎里等镇都是连接各地商业中心的繁忙市镇。葡人东来对南海贸易圈产生了强劲的政治和经济冲击。葡人沿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征服并建立一系列殖民据点和商站,构建了以印度果阿为中心的海上帝国。1511年,葡人占领满刺加,随后力量向东南亚和东亚渗透。虽然强弩之末的葡人在中国和日本遭到挫败,但其强大的海上力量仍然是一个影响地方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葡人在印度洋沿岸与地方合作的经验被有效地利用到中国。在粤闽浙三地先后遭遇失败后,葡人学会了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从与私人海商合作进行走私,到贿赂地方政府获得贸易许可,最终实现了澳门居留。葡人几乎垄断了中日贸易,而澳门成为葡人国际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一环。“长崎——澳门——满刺加”、“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国际航线得以实现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得以世界流通。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在隆庆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太宗朱棣缔结的“海禁—朝贡”体系日趋衰落。随着明朝军事力量的衰落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已经无力维持。军事力量的衰落导致海禁法难以有效执行,私人贸易由早期的绅商和散商逐步形成海商集团。而沿海势要巨室也作为“大窝主”介入,为蕃货的销售和中国商品的采购提供便利。海商集团、葡人和日本的海上力量和沿海“大窝主”所形成的海上私人贸易网络引发明政府的警惕,而海禁的严格执行却引发了嘉靖“大倭患”。所谓的嘉靖倭患实质上就是中国海商集团联合其他海上力量和沿海民众展开的海盗活动。“倭乱”消耗了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引发朝野的反思和争论。最终形成“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共识。这样隆庆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变革就有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条件。隆庆时期的海上贸易法可分为海禁法、朝贡贸易法、商舶贸易法和海上贸易习惯法。海禁法主要在《大明律》、《问刑条例》等刑事法律中规定。朝贡贸易法则主要在《大明会典》、则例中规定。海上贸易习惯法则是以东南亚为联结的印度洋和东亚为两核心的南海经济贸易圈中长期形成习惯和惯例。朝贡贸易法主要是“广中事例”和“月港体制”中形成的贸易法律制度,这是政府对私人贸易逐步认可的过程中形成和确立的法律制度,实质上也是制定法对习惯法的吸收。海禁法在明初是为防控张士诚和方国珍的余党而颁布,随着明朝统治的稳定,海禁成为维持政治稳定和强化明廷对海上贸易控制的工具。,地方在执行海禁法中出现“片板不许下海”的极端严苛的法律规定,引发海商铤而走险以武力对抗政府的海禁。因海禁影响到生存的沿海居民也纷纷接济或直接参与海上贸易。这样,明初构建的海禁防线被中外海上力量冲溃。明代朝贡贸易法是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奇葩。明之前,朝贡关系与海上贸易是分开的,海上贸易即市舶。明朝将朝贡关系与贸易关系即朝贡贸易。明朝朝贡贸易是“贡舶”,而“市舶”为非法。朝贡贸易在明初的确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尤其是永乐时期,对于倭寇的防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厚往薄来”原则使朝贡贸易注定难以长期维持。对于劳民伤财的朝贡贸易,从官员到皇帝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基于祖制难违,加上明朝中后期军事和经济的衰落而缺乏维系朝贡体系的手段,也只能勉强维持下去。正德、嘉靖时期,地方财政危机和巨额军饷需求催生了商舶贸易的发展。弘治时期开始的“广中事例”和隆庆时期发展的“月港体制”应运而生。“广中事例”起始于对朝贡贸易贡使附带商品的抽分,随后地方官员将之实施于朝贡国非贡期的贸易和非朝贡国海商的贸易。隆庆时期是“广中事例”法律制度重要发展时期。尽管正德、嘉靖时期朝廷几次允许广州对商舶实施抽分,但又反复被否定。虽然嘉靖后期,葡人得以居留澳门,并形成了“澳门—广州”二元中心贸易模式,但主要是以索萨与汪柏的口头协议为基础,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可以说朝廷对之并不知情。随着隆庆开禁,“广中事例”才得以被朝廷默认,并收取租金。“广中事例”在海上贸易法方面,主要以海道副使、市舶司和香山县官员及地方三司进行管理。在海上交易和税收方面,逐步出现“官牙”、“客纲客纪”、“揽头”等中介服务商,并代为地方政府执行税收。正如葡人游记所描述的,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朝贡贸易和商舶贸易的并存。朝贡贸易在广州市舶司的来远驿进行,即所谓“持有许可”的贸易。而非朝贡国的商人则在海道指定的“屯门”（南头）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贡舶）和商舶贸易（市舶）的并存,在清代海关贸易时得以延续。隆庆时期,“广中事例”形成了丈抽和征银的税收制度,取代了之前的实物抽分制。福建的“月港体制”始于隆庆开禁,形成了不同于“广中事例”的贸易体制和法律制度。隆庆时期,月港贸易管理机构为海防同知,并专理税收。后来为防止海防同知滥用权力,形成了海道、海防同知、督饷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和制约的运作机制。月港税收制度包括船引税、水饷、陆饷和加增饷。明中后期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在贸易中遵守习惯法。这种习惯法是南海贸易圈在长期海上贸易中形成的习惯。除小额的现货交易外,在合同订立中普遍以特定的程序并采用书面形式。葡人游记、明人见闻录和类似于《初刻拍案惊奇》等文学作品,都有对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交易过程的描述。私人海上贸易是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的国际贸易。为防控风险,往往采用各种合同履行的担保形式,比如以货物抵押,以人质担保,以财产和名誉为基础的综合担保。闽浙沿海的势要大家是私人海上贸易的“大窝主”,他们就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实力,为海商集团提供中介服务。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贸易形成了“歇家牙行”运行模式,往往也是由势要大家即所谓“大窝主”经营。这种中介服务融牙行、歇家的价格评估、客店住宿、货物运输和储存、代为交税等于一体。在隆庆开禁后,这种形式被官方认可和利用,这就是明后期的“三十六行”和清代的“十三行”的雏形。隆庆时期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万历时期的督饷馆体制、税收制度都是以月港体制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郑氏集团在从1625到1683年长达近60年中,把持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在具体海上贸易法上以月港体制为基础。郑氏集团的“牌饷”制就是对船引和水饷等月港税收制度为基础的创新。而郑氏的“五商制”是典型的“歇家牙行”模式。清代的海关制度是对传统的市舶司和海道、海防同知的职能利用形成的。而“十三行”更是明代的“官牙”、“客纲客纪”、“三十六行”中介服务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刘晨舒[10]（2020）在《基于“FOC”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研究》文中提出在系统查阅《Flora of China》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植物志》《福建植物志》以及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植物卷（2019版）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收集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对福建种子植物资源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对福建特有种子植物进行增补,并对部分种类的归并和植物名称的修订进行阐述。研究显示:补充、完善后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共有72种,其中裸子植物1种、被子植物71种。研究结果可为福建省特有种子植物的调查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二、福建的发现和在福建的发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的发现和在福建的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民间契约中的“闽契”（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二、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构成要件 |
| 三、福建土地契约在明代民间土地契约的意义 |
| 1.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特点 |
| 2.福建土地契约在明代民间契约文书中的意义 |
| 第一，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契约价值取向。 |
| 第二，交易习惯的传统规则保留。 |
| 第三，契约规范地方经验的广泛传播。 |
| 四、结语 |
（3）江以达发起主持校刊闽本《十三经注疏》史事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江以达是闽本《十三经注疏》校刊的实际主持者 |
| 三江以达是闽本《十三经注疏》的发起者 |
| (一)江以达与李元阳在福建已交恶 |
| (二)不可能出现挖改李元阳衔名而单保留江以达衔名的情况 |
| (三)李元阳江以达衔名系由单江以达衔名挖改而成 |
| (四)小结 |
| 四闽本《十三经注疏》刊刻时间的考察 |
| 五李元阳中途加入闽本校刊动机探析 |
| 六江以达校刊闽本《十三经注疏》史事发现的意义 |
| 七结论 |
（4）地方惠台政策评价：基于在闽台青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
| （一）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二）台湾青年对福建生活和发展环境的评价 |
| 1．台湾青年对福建生活环境的评价。 |
| 2．台湾青年对福建发展环境的评价。 |
| （三）台湾青年对福建省惠台政策的评价 |
| 1．台湾青年对福建惠台政策的知晓情况。 |
| 2．台湾青年对福建惠台政策的关注领域。 |
| 3．台湾青年通过福建省惠台政策获益的程度。 |
| 四、惠台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
| 五、完善福建省惠台政策的建议 |
（5）明清传教士汉语学习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以艾儒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的理论依据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明清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
| 第一节 建立汉语学习点 |
| 第二节 明清传教士学习汉语的策略 |
| 第三节 前辈学习方法对艾儒略的影响 |
| 第二章 艾儒略的汉语学习 |
| 第一节 在传教活动中学习汉语 |
| 第二节 在着书立说中提升汉语 |
| 第三节 各体兼备的汉语着作 |
| 第三章 艾儒略的汉语学习策略 |
| 第一节 广交中国士大夫 |
| 第二节 注重形式的写作方法 |
| 第三节 继承与创新的翻译策略 |
| 第四章 艾儒略的学习策略对当代汉语教学的启示 |
| 第一节 真实语境多听多练 |
| 第二节 汉语写作的文化融入 |
| 第三节 教学中明确翻译目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英汉同声传译中的数字练习 ——两种训练方法的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Introduction |
| 1.1 Background |
| 1.2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
| 2. Literature Review |
| 2.1 Studies on the difficulty of number interpreting |
| 2.2 Studies on the factors related to number accuracy |
| 2.2.1 Subjective factors |
| 2.2.2 Objective factors |
| 2.3 Studies on coping strategies and training methods |
| 2.4 Definitions |
| 2.4.1 Number and its range |
| 2.4.2 Number-in-isolation training vs. number-with-referent training |
| 3.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3.1 Procedural competence |
| 3.2 Spillover effect |
| 3.3 Hypotheses |
| 4. Methodology |
| 4.1 Participants |
| 4.2 Materials |
| 4.2.1 Number-in-isolation training material |
| 4.2.2 Number-with-referent training material |
| 4.2.3 SI test material |
| 4.3 Experiment procedure |
| 4.3.1 Training |
| 4.3.2 Test |
| 4.4 Analysis of data |
| 4.4.1 Data scoring |
| 4.4.2 T-Test analysis |
| 5. The Results |
| 5.1 The difficulty of number interpreting |
| 5.2 Comparing the two training groups |
| 5.3 Comparing the train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s |
| 6. Discussion |
| 6.1 General Trends |
| 6.1.1 Number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problem triggers indeed |
| 6.1.2 Figure interpreting:an even huger challenge |
| 6.1.3 The effectiveness of number-with-referent training |
| 6.2 Accounting for rejected hypotheses |
| 6.2.1 Failure of the first hypothesis |
| 6.2.2 Failure of the second hypothesis |
| 6.3 Suggestions |
| 6.3.1 Training suggestions |
| 6.3.2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
| 7.Conclusion |
| 8. References |
| 9. Appendix |
| A. Material of the SI task |
| B. Scores of every participant |
| C. Transcripts |
（7）福建永定土楼建筑文化展示馆工程设计项目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生态可持续建筑 |
| 1.1.2 传统生土建筑及其发展现状 |
| 1.2 项目背景 |
| 1.2.1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
| 1.2.2 现代生土建筑 |
| 1.3 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研究方法 |
| 2 设计策略研究 |
| 2.1 气候条件因素 |
| 2.1.1 当地气候条件要素概述 |
| 2.1.2 传统建筑气候适应性表达 |
| 2.1.3 考虑气候因素的设计策略 |
| 2.2 源于当地的传统营建工艺 |
| 2.2.1 当地传统夯土建筑建造经验 |
| 2.2.2 当地传统建造工艺的发掘 |
| 2.3 地理特性与资源条件因素 |
| 2.3.1 当地地理特性与建筑的联系 |
| 2.3.2 资源条件因素 |
| 2.3.3 考虑地理和资源因素的设计策略 |
| 2.4 本章小结 |
| 2.4.1 设计原则 |
| 2.4.2 设计策略 |
| 3 方案设计研究 |
| 3.1 基础分析 |
| 3.1.1 村落概况分析 |
| 3.1.2 功能需求分析 |
| 3.1.3 基地分析 |
| 3.1.4 传统建筑形制分析 |
| 3.2 概念设计 |
| 3.2.1 概念生成 |
| 3.2.2 方案对比 |
| 3.3 方案设计 |
| 3.3.1 功能分布 |
| 3.3.2 流线组织 |
| 3.3.3 剖面分析 |
| 3.3.4 日照分析 |
| 3.3.5 室内设计 |
| 3.4 最终方案 |
| 3.4.1 方案效果 |
| 3.4.2 方案图纸 |
| 3.5 本章小结 |
| 4 施工图设计研究 |
| 4.1 基础选型与设计 |
| 4.1.1 夯土建筑基础的做法研究 |
| 4.1.2 本项目基础选型分析与设计 |
| 4.2 结构选型与设计 |
| 4.2.1 主体结构体系 |
| 4.2.2 现代夯土建筑的结构体系 |
| 4.2.3 本项目的结构设计 |
| 4.3 屋顶选型与设计 |
| 4.3.1 当地常规建筑屋面做法 |
| 4.3.2 本项目的屋面构造设计 |
| 4.4 材料选择与设计 |
| 4.4.1 夯土墙的建构与设计 |
| 4.4.2 当地石材的建构与设计 |
| 4.4.3 竹篱笆墙的建构与设计 |
| 4.4.4 PTFE膜幕墙的建构与设计 |
| 4.5 本章小结 |
| 5 驻场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导 |
| 5.1 施工综合介绍 |
| 5.1.1 施工前准备工作 |
| 5.1.2 施工组织方式 |
| 5.1.3 施工流程介绍 |
| 5.1.4 施工设备与材料 |
| 5.2 当地建造工艺的现场试验与应用 |
| 5.2.1 基础施工 |
| 5.2.2 钢结构施工 |
| 5.2.3 木纹混凝土墙浇筑 |
| 5.2.4 河卵石墙砌筑 |
| 5.2.5 夯土墙夯筑 |
| 5.2.6 屋面铺设 |
| 5.2.7 室内地面处理 |
| 5.2.8 室外工程 |
| 5.3 施工中遇到的问题 |
| 5.4 建成效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评价与总结 |
| 6.1 预期性能 |
| 6.1.1 施工难度评估 |
| 6.1.2 经济性评估 |
| 6.1.3 能耗评估 |
| 6.2 综合评价 |
| 6.2.1 当地建造工艺的发掘与运用 |
| 6.2.2 现代夯土建造技术应用及推广 |
| 6.3 总结与展望 |
| 6.3.1 总结 |
| 6.3.2 不足与反思 |
| 6.3.3 收获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施工图纸 |
（8）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明朝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of Doctor’s Thesis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选题研究价值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明代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相关社会背景的研究 |
| 二、明代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研究 |
| 三、葡人东来及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研究 |
| 第一章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变革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东南地区商业发展及海上贸易通道 |
|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
| 二、商业城镇与商人集团的兴起 |
| 三、东南沿海的主要贸易通道 |
| 第二节 葡人东来对东南海上贸易的影响 |
| 一、葡人东来的动力 |
| 二、葡人印度洋海上贸易控制权的实现 |
| 三、葡人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与合作 |
| 四、葡人东来的影响 |
| 第三节 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 |
| 一、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 |
| 二、明朝中后期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 |
| 第四节 私人海上贸易的繁盛 |
| 一、私人海上贸易兴起的原因 |
| 二、私人海上贸易的盛况 |
| 三、私人海上贸易的影响 |
| 第五节 二百年海禁政策的反思 |
| 一、隆庆之前的二百年海禁 |
| 二、海禁与嘉靖大倭患 |
| 三、“禁海”与“开海”之争 |
| 第二章 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的渊源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的刑事法源 |
| 一、《大明律》 |
| 二、《问刑条例》 |
| 三、榜例 |
| 第二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的行政法源 |
| 一、《大明会典》 |
| 二、则例 |
| 第三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的民事法源 |
| 一、民法 |
| 二、习惯法 |
| 第四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冲突的合理解释 |
| 一、隆庆开禁与律例的冲突 |
| 二、法律冲突原因分析 |
| 三、海上贸易法冲突的解释 |
| 第三章 隆庆时期的海禁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海禁法律制度 |
| 一、隆庆之前海禁法的制定 |
| 二、海禁法律制度的特征 |
| 第二节 海禁法的评价 |
| 一、海禁法律制度的历史分析 |
| 二、海禁法存在合理性 |
| 三、海禁法缺乏变通 |
| 第四章 从朝贡贸易法到商舶贸易法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的朝贡贸易法律制度 |
| 一、朝贡贸易的管理机构 |
| 二、朝贡贸易管理制度 |
| 三、朝贡贸易制度的实施和评价 |
| 第二节 “广中事例”的商舶贸易法 |
| 一、“广中事例”的形成 |
| 二、“广中事例”贸易法的内容 |
| 三、“广中事例”贸易法的实施 |
| 第三节 “月港体制”的商舶贸易法 |
| 一、“月港体制”的形成 |
| 二、“月港体制”贸易法内容 |
| 三、“月港体制”贸易法的实施 |
| 第五章 隆庆时期私人海上贸易习惯法 |
| 第一节 私人海上贸易的贸易模式 |
| 一、将私人贸易设法嵌入朝贡贸易 |
| 二、利用“广中事例”和“月港体制”实施贸易 |
| 三、组织海上走私贸易 |
| 四、中国海商集团兴起后的私人海上贸易 |
| 第二节 私人海上贸易主体 |
| 一、私人海商主体 |
| 二、私人海商组织形式 |
| 三、中介服务主体 |
| 第三节 海上私人贸易合同 |
| 一、合同的订立 |
| 二、合同的履行风险 |
| 三、合同履行的担保 |
| 第四节 私人海上贸易纠纷解决 |
| 一、南海贸易圈的海上贸易解决惯例 |
| 二、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纠纷解决途径 |
| 三、海禁背景下的私人海上贸易纠纷解决困局 |
| 第五节 隆庆时期私人海上贸易新趋势及影响 |
| 一、隆庆开禁后的贸易新趋势 |
| 二、隆庆开禁后的法律影响 |
| 第六章 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的法律制度特点 |
| 第一节 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变革特征 |
| 一、隆庆时期贸易实践的变革 |
| 二、法律思想变革 |
| 三、法律制度变革 |
| 第二节 多元利益集团互动推动立法 |
| 一、国际力量的积极影响 |
| 二、海商集团的积极争取 |
| 三、势要巨室的“穿针引线” |
| 四、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 |
| 第三节 隆庆海商贸易法律制度的局限 |
| 一、立法思想:祖制基础上的有限变革 |
| 二、开禁的范围和程度局限 |
| 三、存在缺陷的发展 |
| 第七章 隆庆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启示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一、对明朝后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二、对郑氏集团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三、对清代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第二节 隆庆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启示 |
| 一、海上贸易法制建设中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
| 二、海上贸易法制建设中的政府与商人角色的合理定位 |
| 三、海上贸易法制建设中国家与商人的利益平衡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FOC”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基于《Flora of China》增补、修订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 |
| 1.1 基于FOC增补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 |
| 1.2 基于FOC修订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 |
| 2 基于野外考察研究论文报道新增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 |
| 3 结果与讨论 |
四、福建的发现和在福建的发现（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视野下福建基督教青年会研究（1885-1949）[D]. 刘晓叶. 华侨大学, 2021
- [2]明代民间契约中的“闽契”[J]. 徐嘉露. 中州学刊, 2021(06)
- [3]江以达发起主持校刊闽本《十三经注疏》史事考论[J]. 沈畅. 中国经学, 2020(02)
- [4]地方惠台政策评价：基于在闽台青的实证分析[J]. 林中威,刘凌斌,苏美祥. 闽台关系研究, 2020(03)
- [5]明清传教士汉语学习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以艾儒略为例[D]. 王亚男. 青岛大学, 2020(02)
- [6]英汉同声传译中的数字练习 ——两种训练方法的对比研究[D]. 毛翩翩.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5)
- [7]福建永定土楼建筑文化展示馆工程设计项目实践[D]. 杨亚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8]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9]明朝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研究[D]. 王炳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基于“FOC”的福建特有种子植物研究[J]. 刘晨舒.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