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及转移(论文文献综述)
葛晶[1](2019)在《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这种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口转变所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可以为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均是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与跨过商业化点同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商业化点以后,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转变第三阶段,迅速发生和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使我国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现阶段人口红利的递减使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抚养负担加重,投资、储蓄下降等困境。一旦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我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使二元经济转型陷于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国内外学者从人口转变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等方面对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缺少对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但人口的增长及其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本文依据这一基本原理,以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总结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考察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与现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人口红利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验实证、境外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四个部分来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主要学术观点。以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为切入点,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和三个发展阶段,着重从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讨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概括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经验实证。通过对我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进行计量检验。选取二元对比系数、人口抚养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投资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采用1990—2017年数据,分析得出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推进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但是,持续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使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递减等困难,二元经济转型面临严峻挑战。第三部分为境外经验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都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但由于转型速度的不同,人口转变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阶段入手,根据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总结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即利用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这些经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面对人口红利的递减,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就要协调好人口内部再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从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等方面入手,降低二元经济转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克服日益提高的抚养比给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
张光辉[2](2019)在《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中提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存在,反映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二元对比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和我们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水平(1)。由于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工农间与城乡间的巨大二元反差,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经济转型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2.88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2),但这些转移人口只是基本完成了职业上的非农化转变,却没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长期候鸟式往返于乡城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着巨大差别,引发了诸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果说,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以低劳动力成本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劳动力转移方式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虽然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作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但也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职业转变和市民身份转变作为同一过程,受此影响,国外学者很少专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国学者虽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涵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策等方面。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尝试以二元经济转型为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主要内容有:第一,对农民工市民化如何促进二元经济转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从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大方面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并把农民工市民化看作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循序渐进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概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论证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重点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增加劳均耕地面积,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进而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释放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潜力,为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城镇化转型,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工农协调和城乡融合。第二,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运用历史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镇化、半城镇化的路径特点;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分析了其变动趋势;从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现状;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结论是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54.9%。第三,分析了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不利于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是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影响了第三产业发展、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还影响了城镇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利于农业与非农产业、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使其难以彻底退出农业生产,农业经营规模不仅没有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相应扩大,反而由于农地非农化等因素持续减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待遇低,使他们成为城镇中的边缘群体,导致了城镇内部的二元分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把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第四,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四个症结性难题。形成上述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也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财政体制。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的基础上,本文还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结论是户籍制度变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五,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症结性难题及其制度性成因,从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与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深化户籍及其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财产性收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郭宏毅[3](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杨雪芬[4](2019)在《二元经济结构演化中的农业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着国民生计的本质性问题,必须始终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本文在此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农业发展问题。文章简要的阐述了国外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国内学者关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概况。探究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并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同时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系统的分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运用2003-2017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运用2003-2016年全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分东中西部地区,建立PVAR模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检验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动态互动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二元经济结构对农业发展有显着的负效应;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有显着的正效应;(2)在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贡献较大,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对农业物质资本深化贡献较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人力资本深化贡献较大;(3)在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物质资本深化贡献更大;(4)在西部地区,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贡献更大,而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东中西部的贡献都很大。因此针对文章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淡化历史原因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需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推动县域经济一体化;(2)坚定不移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3)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实行有差异的农业发展政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东部地区应侧重加大农业从业者教育和技能等人力资本以及农业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中部地区则应该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进步方面加大投资;而西部地区则需要加大农业物质资本投入,提高农业劳动者接础素质、职业技能,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
刘明辉[5](2019)在《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优先”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抓手,对我国经济取得瞩目成就举足轻重。但是,城市集聚绝大多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光鲜背景下,也诱发了农村产业空心化、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农村从业人员女性化、农村环境治理无序化等系列“乡村病”。因此,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执本之举,亟待推进。建国后,我国城乡关系在多数时间处在分离状态。城乡统筹的发展路线在我国肇始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强调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补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刻认识,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其中,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城乡关系演变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关注农业发展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数亿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重要使命。然而,当前我国农业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加之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渐趋衰退、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以及农业生产的立体式污染等问题,对我国农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构成了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如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收益、破解农民增收困境以及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等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模式,新一轮的新信息、新技术为农村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农村产业融合已成为突破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向好,尤其是第二产业对农业的中间投入已有较大提升。但是,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链脱节、要素链脱钩、利益链不完善、融资难度大、税收支持力度不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严重束缚了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整体上看,产业融合链的断裂或融合体制的脆弱多可归结于市场、政府和经营主体三个层面。因此,本文在城乡关系演变背景下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对我国走出传统产业分工、剥离传统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包括九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作为本文选题的背景依据,并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接着,本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界定了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并据此选取适宜的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部分。基于城乡关系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与产权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剖析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配置、主体功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第三章构建“政府”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政府支持和制度供给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概括为资源补充机制、信号传递机制、资源重置机制,并进一步分解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支持、产业确认与保护等角度进行阐释。第四章着重从“市场”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要素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信息机制与竞争机制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体可分解为要素流动瓶颈、要素集聚功能、交易成本等方面。第五章是从“经营主体”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经营主体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主要通过竞争或合作博弈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影响,表现为提高组织化程度、提升市场应对能力、密切利益链接机制、强化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等。第六章厘清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历史经验,并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置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刻画了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特征,最后结合本文构建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是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按照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设计变量、构建模型、整理数据、实证估计,本文得出了针对“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结论。第八章是国际经验借鉴部分,本文分析了日本、韩国、法国、荷兰、美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经验性事实,并从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分析了五个国家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第九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从本文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同时总结提炼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互动效应,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五个结论。第一,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政策支持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信息传递机制、资源补充机制与资源重置机制是政府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渠道,具体表现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产权确认与保护以及创新金融支持等方式。第二,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诱因。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诸多体制性障碍严重束缚了要素平等进入市场的程度,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与信息机制的扭曲导致要素流动受阻、要素集聚受限、交易成本企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三,经营主体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博弈推动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主体面对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共同约束,从而经营主体采取竞争和合作的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强化市场应对能力以及构建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四,我国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从政府、要素市场与经营主体等多方面着手。现阶段,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从本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并要大力促进竞争有效的要素市场形成,打破城乡之间的地区分割、完善市场作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要巩固经营主体地位、强化经营主体功能,以及加速技术创新等。第五,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双向效应。城乡关系的分离、对立与阻隔会导致要素市场分割,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机制扭曲,引发要素流动受阻,制约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由于缺乏新要素和新动能的注入,城乡融合发展则难以实现。随着城乡关系逐渐走向融合阶段,城乡产业开始趋于联动发展,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互动补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也逐渐加速推进。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引导城市地区的资源和要素流向农村地区,开发并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产业空间、提升城乡经济融合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基础上发现“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检验分析中探寻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城乡关系演变背景的梳理,本文提出“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理论及农业发展理论;第二,细化与拓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阐释。本文从政府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市场配置、经营主体功能三个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视角给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第三,研究方法上的改进。本文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计量模型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部分,本文运用政策评估方法(PSM-DID)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方法上的改进。
万军[6](2018)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存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状,与新形势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切实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根本途径在于通过使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接受职业教育获得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提升,从而对职业教育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现实需求。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制度创新则是保障与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开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致力于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相应创新成果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一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含义及其所具有的经济学特征。分析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是指“职业教育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为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各方的需求以及增进各方的利益,而开展相关职业教育活动的过程”,并提出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功能的观点;依据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指出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服务既具有私人物品特征,也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既能给接受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带来私人效用,也能产生正外部性并给社会带来公共效用;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进行了剖析,需求方面,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动因在于提升知识与技能水平以增加就业收益,企业的主要动因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以提高经营效益,社会的主要动因在于扩大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以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供给方面,把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划分为转移前职业教育与转移后职业教育两类,指出供给主体是提供具体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即各级各类的职业教育机构。二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内容构成及制度功能进行了研究。在梳理分析教育制度概念和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是指“约束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活动中各方行为的一系列正式规则的总和,包括法律、法规与政策等”,并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属于职业教育制度的范畴,构成职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属于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在分析正式制度所具有的与政府不同管理层级相对应的特性基础上,论述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次的正式制度中相关的正式规则所构成,指出每一层次的制度都包括了法律法规、大政方针和政策文件等三方面内容,并具体分析了每一层次制度的组成及典型的制度安排;分析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交易费用偏高与收益不确定性等两大问题,从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各方从职业教育服务中获取收益的角度,提出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交易成本和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主要功能,同时还具有为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公共收益提供激励的功能。三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基本含义进行了阐述,是指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的相关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更大的职业教育服务收益,而主动实施的变革既有相关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行为;分析了作为正式制度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制度创新主体,提出凡是参与正式制度形成过程的主体都会对制度创新的结果产生影响,因而也构成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进而提出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均是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包括政府、农村转移劳动力、企业和职业教育组织等;分析并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有两类,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制度创新属于强制性制度创新,而由其他主体发起并推动、政府也同时参与的制度创新兼具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特征,属于混合式制度创新;提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过程分析框架。四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各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提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公益性”与“强制性”特征,主要作用在于弥补社会的制度供给不足、增加制度框架的稳定性、确保规则执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以及降低制度供给的成本等,引致政府的制度非均衡主要有四方面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生产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提出素质提升的新需求,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变化导致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以及相关制度选择集合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领域的利益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等;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也发生改变,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更高,由此产生了对能促进其接受更多职业教育服务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企业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提升,导致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产生了对职业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并产生了对能够满足其增加的职业教育服务需求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职业教育组织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职业教育服务日益增加的需求,扩大职业教育组织的收益。五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所遵循的特定模式进行了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为研究不同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动如何发生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框架;基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面向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劳动力、企业、职业教育组织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行动的路径与方向分别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制度创新活动背后遵循的独特逻辑,为推动制度创新活动开展以达成预期的制度创新结果提供有益的指引。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人与社会收益,促进职业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研究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制度的界定、制度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于丰富与职业教育制度相关的理论研究内容与成果,以及拓展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范围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李闯[7](2016)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二元经济转型问题。受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型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二元反差,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劳动力资源配置中“民工荒”与严重就业压力并存;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所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等诸多症结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现有的制度框架存在着制约二元经济转型的诸多因素,比如限制劳动力流转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乡之间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在诸多因素中,农民难以获得普惠性金融服务,使得资金更多地流向城市非农产业,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却十分紧张。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阶段,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不足严重影响了二元经济转型进程。长期以来,二元经济转型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学者们从多个视角研究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问题,在经济结构形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判断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金融对二元经济的影响在二元经济研究领域已经逐步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此问题,国外学者分析了金融抑制和二元金融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国内学者则更关心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以及农村金融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但迄今为止,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在二元经济理论研究中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加强深入研究。本文把金融部门引入二元经济转型模式,深入分析了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对美国、法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印度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加强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对策措施。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客观评价。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型模式问世以来,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型,古典二元经济理论日益融合了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在研究内容上吸收了需求约束、分工演进、市场分割、收入分配等内容,突破了单一研究范式的局限,形成了理论综合基础上的二元经济转型理论。国内学者重点研究了我国经济结构形态、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四个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把金融与二元经济转型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城乡二元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但无论是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还就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问题依然是理论研究需要加强研究的环节。第二,对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进行了理论实证。分析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及核心问题,考察了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三个方面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了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金融支持的特点;将金融部门引入二元经济模型,运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了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作用的数学表达,将逻辑推演的分析结论模型化。第三,考察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历史与现状。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对比系数的变动情况,并据此分析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变,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进行了判断;设计了度量金融支持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贷款相关率、农村贷存比率,以及二元金融对比系数等统计描述,考察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历史演变及现实情况。第四,对中国金融支持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构建了金融支持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计量模型,对二元对比系数增长率与农业贷款增长率非农贷款增长率、农业就业人口增长率、非农就业人口增长率四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其结论印证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农业贷款对二元经济转型具有正面的影响,从而验证了本文理论实证的研究结论。第五,本文从我国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农业弱质性与金融资本趋利本性相矛盾、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导致涉农贷款抵押担保物缺乏、地方政府激励考核制度不健全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不足的形成原因。第六,概述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并根据二元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分析其金融支持的不同特点,从中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第七,论述了加强金融支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措施。一是加强金融支持的立法与执法,把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二是建立健全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体系,合理配置城乡金融资源;三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降低涉农贷款的金融风险;四是改革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激励其重视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于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
甘家武[8](2015)在《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财政风险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了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做了相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将各种生产要素倾斜于效率较高的城市或者工业部门,并取得了中国式的经济增长奇迹。但伴随着这种制度安排,也产生了相应的副作用,即二元经济结构。虽然根据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属于正常现象,但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同时也描述了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但是目前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较为显着,且整体上仍呈现上升的趋势。如果这种上升趋势得不到较好的遏制,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公平,甚至将会进而影响到效率问题。结果“不仅严重制约着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直接影响着制度调整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二元经济结构的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因素。为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差距,必须改革当前阻碍二元经济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传统体制。但改革之路从无坦途,都须有支付相应的成本或产生相应的风险——财政风险。为此,文章首先梳理了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财政风险的相关理论基础。其次,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差异、居民恩格尔系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从二元财政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城镇化、土地集约化经营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以及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路径选择。第三,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特点,归类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并实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以及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第四,分析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及一般规律,归类分析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并实证研究了城镇化产生的各类风险以及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第五,分析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内涵以及土地集约化在中国的实践和现状,总结土地集约化经营的一般规律,归类土地集约化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分析各类风险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并实证研究土地集约化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以及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最后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范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及财力匹配的保障机制、财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的角度,提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根据各级政府职能范围,科学划分事权。并以事权的划分为基础,合理划分财权。同时,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以及科学完善的财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
范晓非[9](2014)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计量分析》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并且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亿人①。在转移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随后“民工荒”开始向内陆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蔓延并爆发了全国性的“用工荒”,农民工工资开始上涨。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正在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体制改革产生极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说明我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进入了新时代。因此正确判断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进程,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型,顺利度过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矛盾凸显期成为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难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全方位地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并进一步分析了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即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为:1.以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理论中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阶段性变化。从全国范围看,农业劳动边际产出于2006年由负变正,但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依然小于农业工资;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劳动供给曲线从2004年开始向上倾斜,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另外,全国和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于2006年前后出现了倒U型曲线的拐点,总体上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因此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我国已在2006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了刘易斯转折阶段,即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分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代表性省份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由负转正的年份分别为2003年和2006年,但是两个地区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均小于农业工资。而西部地区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零附近,说明西部地区依然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周围徘徊;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上涨最快,而中西部地区建筑业工资的上升速度比东部快,行业的工资变动具有区域特征。因此,东部和中部地区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时间为2003年和2006年,而西部地区仍未跨越“短缺点”,未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因此,东、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存在时间和进程的差异。2.采用微观调查数据,从农民工工资和家庭农业劳动边际产出视角探索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微观证据。利用剔除了劳动力转移行为的自选择性和个体异质性的面板模型估计了农民工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具有内生性且是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控制了影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个体特征等其他因素之后,农民工实际工资于2006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的趋势,城市中转移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家庭农业产出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家庭农业中劳动边际产出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是依然低于农业劳动小时工价并且远远低于雇工小时工价,说明农村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另外,家庭中农业劳动小时工价小于雇工小时工价,说明我国当前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不高,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剩余形式表现为时间剩余。城市地区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仍存在剩余,则可以判断中国从2006年以后进入“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之间刘易斯转折阶段。3.基于劳动力区位选择理论,通过修正劳动力区位选择偏误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实证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变迁。修正了自选择偏误的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其中,劳动力转移的增收效应1993年最高,随后增收效应出现了下降趋势。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增收效应开始逐渐上升,反映了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农村劳动力对于工作区位自选择对于收入的影响是显着地,说明了从微观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效应时修正自选择偏误的必要性。另外,教育程度,特别是高中和职业教育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对收入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4.基于劳动力力市场分割理论,利用JMP动态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城市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从静态角度看,样本期间内城市工人的工资均高于农民工,但是2004年之后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看,禀赋特征效应中,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学历的改进促进了收入差距的降低,同时城市工人与农民工职位差距变动扩大了收入差距。其次,禀赋特征的回报率变动,也就是可观测的个体特征溢价,即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工资模式差距的降低促进了收入差距的下降。最后,歧视程度部分中差距效应的变动对降低城市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发挥了巨大作用。5.基于托达罗模型的预期收入思想以及比较优势框架,采用具有内生性的转换回归模型估计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微观机理。通过在收入方程中加入了内生选择性,采用可以有效修正自选择的两阶段方法,估计了包含决策方程以及转移者和非转移者收入的结构方程。结果表明,在结构决策方程中,预期收入的变化对转移决策的影响较大,因此支持了托达罗关于转移是对收入差距反应的分析框架。家庭中劳动力的个数显着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倾向,体现了农村家庭分配劳动力的角色作用。估计的收入方程中存在很强的自选择证据。因此在采用微观数据估计转移者或者非转移者的收入时应该考虑这种自选择的影响。自选择对于期望收入的影响均为正,这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确实增加了农民的预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另外,教育程度对于转移劳动力和非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影响均为正,并且在收入方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模型的估计结果还显示,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到城市地区,当前农村中务农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低于转移劳动力,这必将会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粮食安全。综上所述,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验证了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别,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于全国水平。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收入差距变动看,宏观方面全国以及城镇地区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微观方面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资差距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开始逐渐发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阶段性变化。当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等资源约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发展政策应同步调整,本文最后研究了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依然具有继续转移的潜力。因此,应该提高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才支持。
赵德昭[10](2014)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学家来说,探索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或降低失业率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考虑到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国情,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或跨地区的转移就业构成现阶段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内容,如何加快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保持就业局势稳定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通过吸引外资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生产基地,外资的持续流入极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但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浪潮的倒逼机制作用下,外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使得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再是单一的积极效应,而是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动态变化特征。与此同时,外资流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地区间的不平衡性较为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已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安定,相对平衡的外资区位分布、稳定的就业水平和区域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的实现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利用中国1996~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2003-2010年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已有文献缺乏相关理论机制分析且并未将研究细化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层面的问题,本文借鉴大推动理论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详细阐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传导机制。理论研究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支付更高的工资溢价两种渠道产生。就提供就业机会而言,二者在生产要素层面上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互相匹配的过程,而在空间流动层面上表现为劳动力追逐资本流动和就业机会的过程。就支付更高的工资溢价而言,外资企业不仅可以支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工资溢价,而且其比大多数内资企业具备更强的技术手段和更高的工资水平。同时,由于中国具有明显的大国转型经济体特征,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吸引外资的持续大量流入和确保外资企业具有足够的溢价支付能力,这也具备了大推动模型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不同阶段,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重要作用已经毋庸置疑。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非线性门槛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着存在于FDI的双门槛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不同阶段,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随着门槛值的不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效应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以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为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着存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双门槛效应,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效应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大而逐渐降低。不同分组变量下各省份空间分布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地域空间分布上基本保持一致,外商直接投资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最小的5个省份均来自于西部地区,而最大的1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来自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分阶段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特征。由于省域之间的空间联系对外资区位分布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分析发现,各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周边省份对本省份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效应,但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集聚效应要强于东部地区。同时,为了进一步详细刻画相邻省份重要解释变量的变动对本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集聚的影响及其“第三方效应”。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形态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依次递减的阶梯状分布,在地理空间上则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集聚中心的“核心—外围”格局,空间近邻效应十分明显。空间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由于外资产业集聚和本地市场效应形成的累积循环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区域分布上具有高凝固性和高集聚性特征。同时,考虑到转型经济体中政府的地位凸显以及财政体制改革在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时加入了财政分权变量。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持续显着的正向影响,财政分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但其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小于东部地区。进一步的,本文通过设定特定临界值构建“多值”离散型的“适度财政分权指数”,并对财政分权不足、适度分权以及分权过度比例进行了统计。分权不足的比例仍占绝大多数表明省级以下的分税制改革很不彻底,其已成为困扰地市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碍,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匹配造成了地市级政府缺乏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定居提供所需公共服务的能力,这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形成负向影响。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及转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及转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2.1.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2.1.3 二元经典模型关于人口因素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探讨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 |
2.2.2 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研究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
第3章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研究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 |
3.1.1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 |
3.2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 |
3.2.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3.2.2 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3.2.3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3.3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 |
第4章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经验实证 |
4.1 中国人口转变及特征的统计描述 |
4.1.1 我国人口转变总体情况 |
4.1.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
4.1.3 人口老龄化 |
4.1.4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
4.2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统计描述 |
4.2.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4.2.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4.2.3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4.3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检验 |
4.3.1 模型构建 |
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3.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4.4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第5章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 |
5.1 日本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1.1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5.1.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5.2 韩国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2.1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5.2.2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5.3 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3.1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5.3.2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5.4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 |
5.4.1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5.4.2 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总量 |
5.4.3 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 |
5.4.4 减轻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第6章 开发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6.1 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
6.1.1 鼓励就业创业,挖掘未兑现人口红利 |
6.1.2 提高劳动参与率,拓展人口红利空间 |
6.1.3 促进劳动力转移,开发结构型人口红利 |
6.2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
6.2.1 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普遍提升 |
6.2.2 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
6.3 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 |
6.3.1 适度扩大生育自主权 |
6.3.2 完善生育制度安排 |
6.4 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 |
6.4.1 提高劳动生产率 |
6.4.2 延长老龄人口红利 |
6.4.3 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6.4.4 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发展 |
6.4.5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主要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 |
2.1.2 有关人口迁移的理论 |
2.1.3 关于国际移民融入的研究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
2.2.2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 |
2.2.3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
2.2.4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研究 |
2.2.5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研究 |
2.2.6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
2.2.7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思路与对策研究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理论分析 |
3.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与特点 |
3.1.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3.1.2 农民工市民化的特点 |
3.2 二元经济转型及其基本涵义 |
3.2.1 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核心内容 |
3.2.2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 |
3.3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 |
3.3.1 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 |
3.3.2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
3.3.3 通过扩大内需为工农两大部门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 |
3.3.4 通过城镇化转型促进工农协调与城乡融合 |
第4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市民化现状 |
4.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路径特点 |
4.1.1 农村工业发展与劳动力的非城镇化转移 |
4.1.2 非均衡制度变迁与劳动力半城镇化转移 |
4.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趋势 |
4.2.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考察 |
4.2.2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分析 |
4.3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分析 |
4.3.1 农民工经济融入情况分析 |
4.3.2 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分析 |
4.4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
4.4.1 当前几种主要测量方法的梳理和评价 |
4.4.2 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的逻辑步骤 |
4.4.3 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 |
第5章 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 |
5.1 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5.2 导致城镇化滞后影响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 |
5.3 制约土地规模经营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
5.4 形成城镇边缘群体导致城镇内部二元分化 |
5.5 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 |
第6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 |
6.1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
6.1.1 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 |
6.1.2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 |
6.1.3 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 |
6.1.4 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 |
6.2 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 |
6.2.1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 |
6.2.2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
6.2.3 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 |
6.2.4 财政体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
6.3 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计量检验 |
6.3.1 研究设计与理论模型 |
6.3.2 变量构造与数据搜集 |
6.3.3 回归分析过程 |
6.3.4 研究发现与结论 |
第7章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
7.1 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间与区域间的资源合理配置 |
7.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基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差别 |
7.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
7.4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 |
7.5 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一、单位根检验 |
二、协整检验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二元经济结构演化中的农业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2.1.1 国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2.1.2 国内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概述 |
2.2 实现中国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
2.2.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 |
2.2.2 物质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2.2.3 人力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2.2.4 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 |
2.3 文献评论 |
第3章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 |
3.1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
3.1.1 经济政策的影响 |
3.1.2 建立城乡户籍制度 |
3.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
3.2.1 二元经济结构的统计测度指标 |
3.2.2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 |
3.3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3.3.1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 |
3.3.2 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落后 |
3.3.3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发展理论分析 |
4.1 农业发展路径的内涵概括 |
4.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4.3 物质资本深化 |
4.4 人力资本深化 |
4.5 农业技术进步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发展实证研究 |
5.1 计量模型、数据来源与说明 |
5.1.1 模型设定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2 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
5.3 全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 |
1.2.2 国内外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
1.2.3 研究述评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城乡关系 |
1.3.2 城乡关系演变 |
1.3.3 农村产业融合 |
1.3.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1.6.2 可能的不足 |
2.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2.1.2 二元经济理论 |
2.1.3 产业组织理论 |
2.1.4 交易费用与产权理论 |
2.1.5 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 |
2.2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
2.2.1 政府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 |
2.2.2 要素市场配置 |
2.2.3 经营主体功能 |
2.2.4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的逻辑关系 |
2.3 “三个维度”分析框架的说明 |
3.“政府”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3.1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关系辨析 |
3.1.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3.1.2 政府、市场作用下的经营主体 |
3.2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
3.3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分解 |
3.3.1 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 |
3.3.2 基础设施建设 |
3.3.3 公共服务平台 |
3.3.4 创新金融扶持 |
3.3.5 产权确认与保护 |
3.4 小结 |
4.“市场”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4.1 要素市场机制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4.2 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 |
4.2.1 土地市场的价格机制 |
4.2.2 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 |
4.2.3 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 |
4.2.4 技术市场的价格机制 |
4.3 要素市场的竞争机制 |
4.4 要素市场的信息机制 |
4.5 小结 |
5.“经营主体”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5.1 政府与市场约束下经营主体理性行为分析 |
5.1.1 政府与市场的约束作用 |
5.1.2 双重约束下经营主体的有限理性行为 |
5.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经营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 |
5.2.1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5.2.2 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
5.2.3 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5.2.4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之间的博弈分析 |
5.2.5 概括性总结 |
5.3 “经营主体”行为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5.4 小结 |
6.中国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6.1 中国城乡关系与农村产业融合进程 |
6.1.1 典型事实 |
6.1.2 阶段划分 |
6.1.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阐释 |
6.1.4 概括性总结 |
6.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6.2.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典型事实 |
6.2.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6.2.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6.2.4 概括性总结 |
6.3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6.3.1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典型事实 |
6.3.2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6.3.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6.3.4 概括性总结 |
6.4 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6.4.1 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典型事实 |
6.4.2 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6.4.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6.4.4 概括性总结 |
6.5 小结 |
7.“政府、市场、经营主体”维度的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证检验 |
7.1 理论推导 |
7.1.1 两种极端情境的考察 |
7.1.2 一般情境考察 |
7.1.3 农业生产的考察 |
7.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7.3.1 政府干预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7.3.2 市场化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7.3.3 农业经营主体成长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7.4 小结 |
8.国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8.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8.1.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8.1.2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8.1.3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8.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8.2.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8.2.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8.2.3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8.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8.3.1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8.3.2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8.3.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8.4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8.4.1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8.4.2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8.4.3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8.5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8.5.1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8.5.2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8.5.3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8.6 小结 |
9.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 |
9.2.2 大力促进竞争有效要素市场形成 |
9.2.3 强化经营主体地位,优化经营主体功能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6)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主要概念 |
1.2.1 职业教育 |
1.2.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1.2.3 制度 |
1.2.4 制度创新 |
1.3 研究现状 |
1.3.1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
1.3.2 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的研究 |
1.3.3 关于教育制度创新的研究 |
1.3.4 关于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制度创新的研究 |
1.3.5 相关研究综述 |
1.4 研究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内容 |
第2章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与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2.1 劳动力转移相关理论 |
2.2.1 刘易斯模型 |
2.2.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
2.2.3 乔根森模型 |
2.2.4 托达罗模型 |
2.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成 |
2.2.1 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 |
2.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因 |
2.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 |
2.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 |
2.3.1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2.3.2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2.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
2.5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2.5.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代背景发生深刻变化 |
2.5.2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常态 |
2.5.3 国家发展战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产生重大转变 |
2.5.4 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根本性改变 |
2.5.5 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组成发生结构性变化 |
2.6 新时期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因素 |
2.6.1 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匹配 |
2.6.2 农村劳动转移进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收益结构不均衡 |
2.6.3 驱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制度性激励不足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 |
3.1 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属性 |
3.1.1 职业教育的概念 |
3.1.2 职业教育的功能 |
3.1.3 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特征 |
3.2 职业教育服务的含义与特征 |
3.2.1 职业教育服务的基本含义 |
3.2.2 职业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特征 |
3.2.3 职业教育服务的类型 |
3.2.4 职业教育服务的实施机构 |
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含义与特征 |
3.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 |
3.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 |
3.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征 |
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与供给 |
3.4.1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 |
3.4.2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 |
3.5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
3.5.1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 |
3.5.2 培育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
3.5.3 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促进教育公平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及其功能 |
4.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界定 |
4.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 |
4.1.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类型 |
4.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 |
4.2.1 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 |
4.2.2 宏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2.3 中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2.4 微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需求 |
4.3.1 制度产生的相关理论观点 |
4.3.2 制度的需求源于对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追求 |
4.3.3 阻碍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主要因素 |
4.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功能 |
4.4.1 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成本 |
4.4.2 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 |
4.4.3 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社会公共收益激励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研究 |
5.1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 |
5.1.1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
5.1.2 制度创新的动因 |
5.1.3 制度创新的主体 |
5.1.4 制度创新的路径 |
5.1.5 制度创新的方式 |
5.2 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
5.2.1 制度创新的基本流程 |
5.2.2 制度非均衡的产生 |
5.2.3 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5.2.4 制度创新方案转化为制度安排的行动 |
5.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 |
5.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界定 |
5.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 |
5.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模式 |
5.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实施过程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为分析 |
6.1 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
6.1.1 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 |
6.1.2 政府的制度创新需求 |
6.1.3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1.4 政府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2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行为 |
6.2.1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需求 |
6.2.2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2.3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3 企业的制度创新行为 |
6.3.1 企业的制度创新需求 |
6.3.2 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3.3 企业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4 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4.1 对职业教育组织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分类 |
6.4.2 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4.3 非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与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 |
7.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的基本假设 |
7.1.2 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 |
7.2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1 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框架 |
7.2.2 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 |
7.2.3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农村劳动力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4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企业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5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组织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6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政府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 |
8.1.2 推动转移进程中职业教育服务供求活动的均衡是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
8.1.3 制度创新的成本过高是阻碍诱致性制度创新行动的主要因素 |
8.2 对策建议 |
8.2.1 强化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创新不足 |
8.2.2 构建促进投资于技能形成的制度框架以增加技能型劳动力供给 |
8.2.3 完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各行为主体的收益均衡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职业技能培训调研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1.2 主要研究方法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3.1 基本结构 |
1.3.2 主要内容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1.4.2 主要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二元经济理论研究 |
2.1.2 金融与二元经济关系的研究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二元经济理论研究 |
2.2.2 金融与二元经济关系的研究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评述 |
第3章 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理论分析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及阶段性划分 |
3.1.1 二元经济转型基本涵义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与阶段性划分 |
3.2 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 |
3.2.1 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3.2.2 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3.2.3 通过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3.3 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金融支持的特点 |
3.3.1 二元经济转型第一阶段金融支持的特点 |
3.3.2 刘易斯转折阶段金融支持的特点 |
3.3.3 二元经济转型第三阶段金融支持的特点 |
3.4 包含金融支持的二元经济转型模型 |
3.4.1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准模型 |
3.4.2 包含金融支持的两部门分析 |
3.4.3 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数学表达 |
第4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及其金融支持的历史与现状 |
4.1 二元经济转型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4.1.1 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变 |
4.1.2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4.2 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历史与现状 |
4.2.1 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历史演变 |
4.2.2 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统计描述 |
第5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的计量检验 |
5.1 计量模型的设定与分析 |
5.1.1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
5.1.2 数据收集与整理 |
5.1.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5.2 计量检验的结果分析 |
第6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不足的成因分析 |
6.1 资本的逐利性与农业的弱质性影响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
6.2 金融体系不完善影响金融对农业部门的支持 |
6.2.1 农村合作金融数量少规模小 |
6.2.2 国家政策性金融体系不完善 |
6.2.3 资本市场不完善 |
6.2.4 评估与担保体系不健全 |
6.3 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不足 |
6.4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滞后 |
6.5 政府考核制度不完善影响对农业的金融支持 |
第7章 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境外经验及其借鉴 |
7.1 美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及其金融支持 |
7.1.1 美国的二元经济转型进程 |
7.1.2 美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 |
7.2 英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及其金融支持 |
7.2.1 英国的二元经济转型进程 |
7.2.2 英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 |
7.3 法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及其金融支持 |
7.3.1 法国的二元经济转型进程 |
7.3.2 法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 |
7.4 日本的二元经济转型及其金融支持 |
7.4.1 日本的二元经济转型进程 |
7.4.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 |
7.5 中国台湾地区的二元经济转型及其金融支持 |
7.5.1 中国台湾地区的二元经济转型进程 |
7.5.2 中国台湾地区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 |
7.6 印度的二元经济转型及其金融支持 |
7.6.1 印度的二元经济转型进程 |
7.6.2 印度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 |
7.7 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境外经验借鉴 |
7.7.1 根据转型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金融政策 |
7.7.2 注重立法工作,相关法律先行 |
7.7.3 建立架构完整、分工协作的农业金融体系 |
7.7.4 高度重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
7.7.5 建立区域广泛、设施完善的农村金融网络 |
7.7.6 加强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 |
第8章 加强金融支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8.1 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 |
8.2 完善促进二元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 |
8.2.1 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
8.2.2 金融支持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8.3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8.4 完善政府政绩考核制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财政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主要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财政风险的内涵 |
1.3.2 财政风险产生的原因 |
1.3.3 财政风险的分类 |
1.3.4 财政风险与其他风险的关系 |
1.3.5 财政风险评估、预警和防范研究 |
1.3.6 文献述评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主要创新之处 |
1.6 不足之处 |
2 财政风险相关问题的理论基础 |
2.1 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 |
2.2 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风险 |
2.3 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路径选择 |
2.3.1 劳动力转移 |
2.3.2 城镇化 |
2.3.3 土地集约化经营 |
2.4 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公共财政风险 |
2.4.1 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财政风险 |
2.4.2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公共财政风险 |
2.4.3 土地集约化经营过程中的公共财政风险 |
2.5 理论展望 |
3 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路径 |
3.1 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
3.1.1 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 |
3.1.2 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 |
3.1.3 二元经济结构的变迁 |
3.2 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 |
3.2.1 二元税制结构 |
3.2.2 公共服务二元供给制度 |
3.2.3 二元收费制度 |
3.2.4 税收管理体制 |
3.2.5 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突出 |
3.3 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
3.3.1 文献回顾 |
3.3.2 模型建立 |
3.3.3 指标说明和数据选取 |
3.3.4 数据处理 |
3.3.5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3.3.6 实证结果 |
3.4 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路径选择 |
3.4.1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 |
3.4.2 城镇化 |
3.4.3 土地集约化经营 |
4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研究 |
4.1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
4.1.1 地域流向特征 |
4.1.2 职业分层特征 |
4.1.3 经济收入特征 |
4.2 劳动力流动产生的风险 |
4.2.1 区域差距扩大风险 |
4.2.2 公共债务风险 |
4.2.3 通货膨胀风险 |
4.2.4 政府间恶性竞争 |
4.2.5 其他风险 |
4.3 劳动力流动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 |
4.3.1 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产生的影响 |
4.3.2 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产生的影响 |
4.4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财政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
4.4.1 指标选择和数据描述 |
4.4.2 实证模型 |
4.4.3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4.4.4 实证结果分析 |
4.5 结论 |
5 城镇化过程中的财政风险 |
5.1 中国城镇化现状及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
5.1.1 中国城镇化现状 |
5.1.2 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
5.2 城镇化过程中的风险类型 |
5.2.1 经济风险 |
5.2.2 社会风险 |
5.3 城镇化过程中的财政职能定位 |
5.3.1 财政职能 |
5.3.2 地方债务融资 |
5.3.3 成本、收益与风险分享共担 |
5.4 城镇化对财政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
5.4.1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
5.4.2 数据处理 |
5.4.3 实证模型 |
5.4.4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5.4.5 实证结果分析 |
6 土地集约化经营中的财政风险研究 |
6.1 中国土地集约化现状及一般规律 |
6.1.1 土地集约化的内涵 |
6.1.2 土地集约化在中国的实践 |
6.1.3 土地集约化经营现状 |
6.1.4 土地集约化经营的一般规律 |
6.2 土地集约化经营产生的风险 |
6.2.1 经营风险 |
6.2.2 生态恶化风险 |
6.2.3 契约风险 |
6.2.4 粮食安全风险 |
6.2.5 收入差距扩大的风险 |
6.2.6 社会风险 |
6.3 土地集约化经营的财政职能定位 |
6.4 土地集约化经营对财政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
6.4.1 实证模型 |
6.4.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
6.4.3 数据处理 |
6.4.4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6.4.5 实证结果分析 |
7 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财政风险防范 |
7.1 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
7.1.1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
7.1.2 着力深化企业改革 |
7.1.3 准确履行政府职能 |
7.1.4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7.2 依据财政职能范围合理划分事权 |
7.2.1 确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总体框架 |
7.2.2 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职能重心 |
7.2.3 充分发挥省级财政作用 |
7.2.4 推动事权划分的法治化规范化 |
7.3 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划分 |
7.3.1 完善财权划分的总体框架 |
7.3.2 财权分配优化 |
7.3.3 税制简化 |
7.3.4 完善征管机制 |
7.4 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 |
7.4.1 完善地方税体系 |
7.4.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7.5 建立财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 |
7.5.1 财政风险防范内容 |
7.5.2 加强风险预测 |
7.5.3 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
8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9)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计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第2章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理论综述 |
2.1 劳动力转移理论综述 |
2.1.1 推拉模型 |
2.1.2 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 |
2.1.3 新经济迁移理论 |
2.1.4 自选择模型 |
2.2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理论 |
2.2.1 刘易斯模型 |
2.2.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
2.2.3 乔根森模型 |
2.2.4 库兹涅茨倒U理论 |
2.2.5 托达罗模型 |
2.2.6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2.3 国际上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3.1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
3.1.1 中国流动劳动力结构性变动 |
3.1.2 我国流动劳动力就业状况变动 |
3.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3.2.1 从事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结构劣化,进一步转移劳动力困难 |
3.2.2 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
3.2.3 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
3.2.4 农民工的权益缺乏保障 |
3.2.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拐点的宏观验证 |
4.1 农业总产出曲线模型 |
4.1.1 农业总产出曲线与刘易斯转折点 |
4.1.2 农业劳动力市场状况 |
4.1.3 农业总产出曲线模型 |
4.2 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供给曲线 |
4.2.1 全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供给曲线 |
4.2.2 区域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供给曲线 |
4.3 中国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曲线与刘易斯转折点 |
4.3.1 全国、城镇以及农村基尼系数 |
4.3.2 全国和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拐点的微观验证 |
5.1 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分析 |
5.2 考虑自选择和个体异质性面板模型的构建 |
5.2.1 基准模型 |
5.2.2 考虑自选择和个体异质性的面板模型 |
5.2.3 农民工工资变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5.3 家庭农业产出曲线与农业边际产出 |
5.3.1 家庭农业产出模型的建立 |
5.3.2 家庭农业劳动边际产出与农业实际工资的比较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变迁 |
6.1 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理论 |
6.2 劳动力流动对于收入影响计量模型的建立 |
6.2.1 劳动力区位选择理论的计量模型 |
6.2.2 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处理效果模型 |
6.2.3 处理效果模型的估计过程 |
6.3 劳动力流动对于收入影响效果模型的估计结果 |
6.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3.2 劳动力流动对于收入影响效果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6.3.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及变迁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待遇问题的计量分析 |
7.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7.2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分割收入差距的动态分解模型 |
7.2.1 城市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的静态分解 |
7.2.2 城市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的动态分解 |
7.3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分割收入差距的动态分解结果分析 |
7.3.1 数据说明 |
7.3.2 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静态收入差距 |
7.3.3 城市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动态分解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8.1 托达罗模型及其预期城乡收入差距 |
8.2 我国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
8.2.1 模型设计 |
8.2.2 模型的估计过程 |
8.3 数据说明及分析 |
8.3.1 数据来源 |
8.3.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8.4 我国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
8.4.1 收入方程估计结果 |
8.4.2 结构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
8.5 基于我国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模型对劳动力自选择的效应分析 |
8.5.1 劳动力自选择对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影响 |
8.5.2 劳动力自选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8.5.3 劳动力流动的效应分析 |
8.6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本文的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本文的创新点 |
9.4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其他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插图索引 |
附表索引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1.2.1 数据来源及介绍 |
1.2.2 研究方法 |
1.3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1.4 论文结构及主要研究内容 |
第2章 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回顾 |
2.1 引言 |
2.2 FDI对劳动力总体就业影响效应的文献回顾 |
2.3 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FDI对东道国就业影响的文献回顾 |
2.4 FDI对区域劳动力流动和就业非均衡效应的文献回顾 |
2.5 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文献回顾与最新研究进展 |
2.6 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简要评述 |
第3章 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
3.1 引言 |
3.2 基于大推动模型(Big Push Model)的理论机制分析 |
3.3 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来源 |
3.3.1 门槛效应模型设定 |
3.3.2 门槛效应模型估计方法 |
3.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4.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3.4.2 门槛效果检验和门槛值估计 |
3.4.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3.4.4 不同分组变量下各省份空间分布的统计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集聚的估计及解释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框架及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 |
4.2.1 理论分析框架 |
4.2.2 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 |
4.2.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参数估计方法 |
4.3 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
4.3.1 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全样本空间效应检验 |
4.3.2 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地区样本空间效应检验 |
4.4 实证结果拓展分析: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大国雁阵模式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三方效应检验 |
5.1 引言 |
5.2 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5.2.1 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
5.2.2 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
5.3 空间计量模型建立、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
5.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5.3.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
5.4 空间计量检验结果及分析 |
5.4.1 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地区“第三方效应”检验 |
5.4.2 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时段“第三方效应”检验 |
5.5 实证结果拓展分析:为什么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现象突出? |
5.5.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集聚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模式 |
5.5.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邻里效应”作用下实现多重均衡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FDI、适度财政分权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6.1 引言 |
6.2 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 |
6.2.1 FDI大规模流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驱动”视角 |
6.2.2 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体制变革”视角 |
6.3 理论分析框架与计量模型的建立 |
6.3.1 理论分析框架 |
6.3.2 计量模型、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4.1 变量统计性描述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 |
6.4.2 全国总体样本的基本估计结果:检验“倒U型”曲线假说 |
6.4.3 分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倒U型”曲线假说的区域差异检验 |
6.4.4 分时段样本的估计结果:“倒U型”曲线假说的跨时差异检验 |
6.4.5 “适度财政分权指数”构建:确定适度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度 |
6.5 本章小结 |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参与的课题 |
四、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及转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葛晶. 辽宁大学, 2019(09)
- [2]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D]. 张光辉. 辽宁大学, 2019(12)
- [3]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4]二元经济结构演化中的农业发展路径研究[D]. 杨雪芬.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D]. 刘明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D]. 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D]. 李闯. 辽宁大学, 2016(02)
- [8]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财政风险研究[D]. 甘家武. 武汉大学, 2015(07)
- [9]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计量分析[D]. 范晓非. 东北财经大学, 2014(06)
- [10]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D]. 赵德昭. 湖南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