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昌市饲料工业发展动态调查分析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骆璐[1]（2021）在《药用植物多农残重金属的大样本检测及综合风险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药用植物外源性有害残留物污染现象严重影响药材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针对规模化种植药用植物的污染状况,本研究旨在建立药用植物外源性有害残留物系统的检测方法体系、风险评估体系、有害残留物标准及质量管控体系,提出保障药材质量及安全性的有效措施。方法1.药用植物农残的检测收集了 1771批次共182种大规模种植的药用植物样本,通过文献检索确定了药用植物中常检出的、禁用的、以及高毒的共136个农药残留,使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或气相色谱-串联质谱（GC/MS-MS）对136种具有高毒和高检出率的农药进行检测,建立了药用植物的多残留农药检测体系。通过欧盟药典公式,计算出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计算其检出率及超标率。2.药用植物重金属的检测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对1773批次共86种药用植物中五种重金属镉（Cd）、铅（Pb）、砷（As）、汞（Hg）和铜（Cu）进行检测。根据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颁布的五种重金属的现有标准,分别计算重金属的检出率及超标率。3.药用植物农残的风险评估对于农残造成的健康风险,采用膳食风险评估区分由于农残暴露量升高而对健康构成的可接受或不可接受风险。应用危害商（HQ）和危害指数（HI）来量化急性、慢性以及药用植物农残的累积暴露风险;采用风险安全序数,通过风险等级评分对农药和药材的风险等级进行分类和排序。通过将农药毒性、农药摄入量和可检测残留水平的相应分值进行计算,得到农药的风险等级得分（S）和药材的风险指数（RI）。此外,首次建立了针对药用植物农残的健康影响评估体系,将致癌和非致癌风险与疾病发病率相关联。对药用植物农药残留引起的患者摄入量以及相关癌症和非癌症聚集效应进行量化,并将两者合并成患者健康影响得分（IS）,用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表示。4.药用植物重金属的风险评估对于重金属造成的健康风险,采用膳食风险评估、非癌症风险评估和癌症风险评估探讨药用植物中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膳食风险评估计算出每日预估重金属摄入量（EDI）与各金属的每日可接受摄入量（PTDI）比较;非癌症风险分别计算了每种药材中各金属的非癌症危害商（HQ）及每种药材的总非致癌危害指数（HI）;同时计算了每种药材中三种明确癌症风险金属的癌症风险值（CR）,与癌症强度因子（CSF）比较,并计算了每种药材的总癌症风险值。结果1.药用植物农残检出及超标情况农残的总检出率为88.03%（1559批次）,超标率为59.01%（1045批次）。根据欧盟（EU）、美国（US）和中国的相关规定,共检出35种禁用农药。在至少42.97%的样品（761批次）中检测到35种禁用农药,其中速灭磷和总DDT分别的检出率分别为 24.20%（LC/MS-MS,242/1000）和 13.10%（GC/MS-MS,101/771）。此外,8种禁用农药的浓度水平比欧盟标准高出500倍以上。菊花中检出农药37种（超标8种,禁用7种）,其次是山楂（29种）和益智（27种）。农药在根茎及根茎类药材中的检出率最高（48.62%,n=1559）,在花类药材中检出率最低（5.77%,n=1559）。风险最高的农药属于有机磷杀虫剂,杀虫剂（45.42%,n=6387）和杀菌剂（33.69%,n=6387）检出率最高。2.药用植物农残风险评估根据农残的膳食风险评估结果,10种药材的急性风险为不可接受风险（HIa>1）,包括山楂（HIa=12.09）,花椒（HIa=11.54）,枸杞子（HIa=1.86）,和苦地丁（HIa=1.48）等。23种药用植物的慢性风险为不可接受风险（HIc>1）,包括山楂（HIc=6.62）,肉豆蔻（HIc=3.51）,和花椒（HIc=3.38）等。山楂和花椒的急慢性风险（HQa和HQc）及急慢性累积风险（HIa和HIc）最高,而禁用农药呋喃丹和速灭磷在膳食暴露风险评估中危害商最高。此外,果实和种子类药材显示出最高的膳食暴露风险。在风险安全序数评估中,山楂、枸杞子、金银花和蒲公英中检测到的3-羟基呋喃丹和对溴磷的风险等级得分（S=140）最高。而药用植物山楂的危害指数最高（RI=1925）,其次是石斛（RI=1315）和防风（RI=1144）。此外,根据Spearman相关系数,农药残留（p=0.783）对风险排序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农药毒性（p=0.691）,草药摄入量（p=0.370）最小。根据健康影响评估结果,药材薏苡仁（min ISh=3945.40 μDALY·person-1,mean ISh=972.07 μDALY.person-1）和川明参（ISh=4287.78μDALY·person-1）调整伤残年数最高,而薏苡仁o,p’-DDT（ISi,h=2729.58 μDALY·person-1）,及川明参中的 o,p’-DDT（mean ISi,h=2837.91 μDALY·person-1,max ISi,h=3682.78μDALY·person-1）风险最高。综合三种风险评估方法,总滴滴涕、呋喃丹,和速灭磷被确认为是最具风险隐患的杀虫剂。其除具有肾毒性和肝毒性外,还具有致癌、遗传毒性、神经毒性和生殖毒性等。且山楂为代表的果实类药材的农残问题需要特别关注。3.药用植物重金属检出及超标情况所有样品均检测到了重金属,总计30.51%（541）的样品中至少有一种重金属超过中国药典（2020版）标准,433个样品检测出一种超标金属,75个样品检测出两种超标金属,24个样品检测出种3超标金属,9个样品检测出4种超限金属。五种重金属的超标率依次为Pb（102,5.75%）>Cd（88,4.96%）>As（74,4.17%）>Hg（67,3.78%）>Cu（31,1.75%）。Hg在菊花中检出的最高浓度超标66.17倍,Pb在桔梗中检出的最高浓度超标9.02倍。叶及皮类药用植物的超标率为9.68%,果实及种子类的超标率为16.13%,全草及其它类的超标率为41.94%,根及根茎类药材的超标率为19.35%。重金属在果实和种子类药材中的检出率最高,而在全草类药材的超标率最高。重金属Pb的超标率最高,其次是Cd 和 As。4.药用植物重金属风险评估根据重金属的膳食风险评估,共有25种（29.07%）草药（n=86）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其中9种以果实及种子入药,5种为花类,3种为根茎类,2种为叶及皮质类。7种草药中Pb、5种草药中的Cd、4种草药中的Hg和3种草药中As的最大估计日摄入量（EDI）超过了相应的暂定允许日摄入量（PTDI）。车前草的非癌症风险最高（HI=11.47）,而穿心莲的癌症风险最高（CR=5.27E-09）。重金属As在草药中显示出最高的非癌症（HQ=9.95）和癌症风险（CR=4.48E-09）。结论农药在根茎及根茎类药材中的检出率最高,在花类药材中检出率最低,以山楂为代表的果实类药材的农残风险最高。重金属在果实和种子类药材中的检出率最高,而在全草类药材的超标率最高。风险最高的农药属于有机磷杀虫剂,总滴滴涕、呋喃丹,和速灭磷被确认为是最具风险隐患的杀虫剂。重金属As在草药中显示出最高的非癌症和癌症风险。本研究是时空尺度大规模的药用植物外源性有害残留物检测及风险评估,为标准制定、药用植物规模化生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及质量监管提供了数据支撑及依据。
黎雪[2]（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肖李玥[3]（2020）在《西昌市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权力清单制度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实施,实施主体的范围主要包含中央、省、市（州）、县各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因为权力清单制度的正确实施能够将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国家法治化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进一步取得实效。为了进一步拓宽权力清单制度实施层面,四川省进行了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主体扩展到了乡镇层面,西昌市安宁镇就在第一批实施改革的名单当中。笔者以西昌市安宁镇权力清单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探究权力清单制度在乡镇层面的实施情况,对权力的下放是否及时、权力的下放是否该放、权力的下放是否能够承接得当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找原因。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发放问卷调查表、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研究安宁镇权力清单制度实施现状,分析权力清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涉权主体意识淡薄、权力清单下放后承接难度大、实施过程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具体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培养专业化执法队伍和机构、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治机制、健全监管考核机制等具体建议。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地方政府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实施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进行宏观的思考。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对我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权力清单的实施提供参考。
郭浩[4]（2020）在《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以西昌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的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是农药化肥等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不仅不利于人体的健康,更是对环境照成了破坏。为了保障生态环境、和满足居民更高要求的食品安全要求,生态农业应运而生。但生态农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是现在需要进行探索的问题,因此对于生态农业可持续问题的研究不仅仅可以丰富当前理论研究中的空白,也可以通过其研究为区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文以西昌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查阅文献资料,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农业生态文明理论、农业现代化理论对西昌市生态农业的表现、问题以及SWOT分析进行深入的探析。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数据来源;第三章是西昌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第四章是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SWOT分析及西昌市生态农业发展策略分析;第五章是国内外生态农业案例分析;第六章是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通过研究,发现生态农业现状表现为生态农业发展认知还有待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状需要加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环境得到改善;再对西昌市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发现西昌市生态农业发展存在资源禀赋丰富、交通设施完善、产业基础扎实等优势;区位制约问题突出、核心竞争力不强、产业转型升级困难、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滞等劣势;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带来的机遇、四川省发展战略调整带来的机遇等发展机遇;区域竞争加剧、生态文明意识有待提升、生态农业发展保障体制缺位等发展挑战。通过对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SWOT策略集合分析,并借鉴参考国内外生态农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1）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意识、强化节约农业资源意识、强化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意识;（2）提升农业合作社服务能力、提升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能力、提升新技术使用能力;（3）完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完善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完善各方参与机制;（4）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健全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体系、健全生态农产品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
刘海[5]（2020）在《四川省凉山州紫茎泽兰的群落特征及其对土壤的适应性》文中指出紫茎泽兰（Ageratina adenophora）为菊科泽兰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二十世纪40年代传入我国的云南省。目前已广泛分布于滇、黔、川、桂、藏等西南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也给农、林、牧、渔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被视为我国危害最严重的外侵植物,亟待阻止其蔓延和有效防除。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场所,紫茎泽兰与土壤互相作用,从而实现成功入侵。四川省凉山州的紫茎泽兰危害极其严重,超过14.1%的土地被侵占,当地土壤类型繁多,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差异极大。为此,本文作者在四川省凉山州57个县（市）选择50余个典型、具有代表性的紫茎泽兰群落,研究其群落特征与土着植物的关系,植株养分含量的时空分布,吸收养分的动态变化,土壤化学和生物学性质,以及土壤重金属对紫茎泽兰吸收和生长的影响。分别从植物营养学、土壤学和重金属角度,丰富了对紫茎泽兰侵入机制的认识,并为肥料资源化利用提供了科学资料。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在紫茎泽兰样方中,共发现155种植物,χ2检验表明,紫茎泽兰群落中主要物种间总体呈不显着负关联,主要优势种群对环境的适应性相似,对生存资源的利用存在竞争;共同出现百分率PC值和Ochiai指数（OI）显示,紫茎泽兰与鬼针草、野艾蒿、马唐和灯笼草种群之间有紧密的关联性,即相伴出现几率大;群落稳定性的分析结果说明,紫茎泽兰的入侵导致土着植物群落稳定性下降。2)紫茎泽兰植株的氮、磷、钾含量因不同生境而异,变化于0.46%1.51%、0.07%0.55%和0.74%1.77%,显着高于邻近植物,其变异系数显着低于土壤,说明紫茎泽兰吸收养分的能力较强,能适应肥瘦不同的土壤环境,由此建立自己的生态优势,驱逐土着植物,形成单优种群落。紫茎泽兰吸收养分春季最快,夏季累积量最大,叶>茎>根,氮磷平均含量高于水稻、玉米和小麦秸秆,钾含量与玉米和小麦秸秆相当,是潜在的有机肥源。3)在适宜紫茎泽兰生长的地区,紫茎泽兰能在不同类型土壤上生长,适应性极强。其根际土壤有效养分、多种酶的活性、微生物生物量,自生固氮菌和氨氧化古菌等均显着高于非根际。尽管土壤之间存在差异,但紫茎泽兰总体上降低细菌和真菌的多样性,提高优势度指数,说明紫茎泽兰能影响土壤化学和生物学性质,使之适应自身生长。在红壤、黄壤和紫色土根际中,土隐球菌、疣状瓶霉和格孢腔菌等病原真菌的丰富度极显着高于非根际,说明紫茎泽兰根际可聚集土传病菌,对自身无害,但提高与土着植物的竞争力。4)各样地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变异极大,农林用地最低,稀土矿区的铅（Pb）和镉（Cd）、废弃堆煤场的汞（Hg）、铅锌矿区的Pb达到严重污染水平。但生长在矿区土壤的紫茎泽兰重金属含量和富集系数与大部分邻近植物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意味着紫茎泽兰对重金属无偏嗜性,能拮抗过度吸收。腐熟紫茎泽兰的重金属含量显着低于国家有机肥标准,说明就地腐熟施用紫茎泽兰有机肥造成土壤污染的风险极小,为紫茎泽兰肥料资源化利用奠定了科学基础。总之,无论土壤肥瘦、水分含量多寡、重金属含量高低,紫茎泽兰均有极强的适应性,并通过养分吸收和影响根际土壤性质建立自己的生态优势,降低土着植物群落稳定性,实现成功入侵。同时,紫茎泽兰地上部生物量大、养分含量丰富、重金属含量安全,是一种潜在的有机肥源,为防除和肥料资源化利用紫茎泽兰奠定了基础。
周伟[6]（2019）在《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与绩效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实证》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要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食品供给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发、频发的风险隐患凸显期和矛盾聚焦集中期。实践多次证明,仅仅依靠政府和市场的力量难以有效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沉疴积弊,基于理论探索的演进和实践经验的累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及理论被正式提出并不断完善。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广泛参与者、最直接利益相关者和最终受益者,广大消费者群体是否愿意参与、参与程度和绩效水平如何,将在很大程度影响并决定着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和成败。鉴此,研究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和绩效及其影响机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社会共治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嵌入理论、绩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基本理论,结合国内外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的文献成果及现状考察,通过深入剖析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内在机理,构建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和绩效整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和实地调研,获取了来自四川省10个市（州）、10个县（市、区）的共计1203份有效问卷,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Probit回归模型、Topsis评价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通过构建6个模型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及影响因素,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及影响因素,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及影响因素,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及影响因素,消费者持续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及影响因素,最终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意识和意愿较高。在1203份有效样本中,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识和意愿分别达到了95.18%和89.24%。消费者参与意识通过态度和行为控制感知（成本感知、有效性感知）间接正向影响其参与意愿,态度、主观规范、成本感知、有效性感知和道德责任感知将直接影响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时间成本、与自己利益切身相关、来自家人等关键人物的支持或压力、为促进食品安全的高度责任感及通过自己的参与行为起到的积极影响等因素是激发消费者形成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这其中又尤以道德责任感知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的影响系数最大,说明更多消费者是抱着促进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初衷而愿意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2）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意愿与行为一致性较低。在1203份有效问卷中,仅有676位消费者真实参与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来,对参与行为的转化率仅为56.19%,说明还有接近一半有参与意愿的消费者没有参与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来。这与实际行为控制、替代行为选择、时间间隔、消费者个体特征等因素息息相关,现有参与制度不完善、参与方式和渠道单一、参与过程内容复杂、参与保障和激励不够、监管执法力度不强、有其他替代行为选择、来自农村从事农业且收入较低者等因素都是导致消费者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参与意愿与行为悖离或一致性较低的主因,说明合理完善的制度安排,参与方式和渠道更灵活、简便、多元化、相关机构保障或协助力度更大等对提升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意愿与行为一致性至关重要。（3）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程度很低、参与方式单一。在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等四种主要行为中,50.87%的消费者参与方式集中在普法参与,而在司法参与和立法参与方面均不足20%,同时参与过四种行为方式的消费者占比仅为3.57%,同时参与过三种行为方式的消费者最高组合占比也不足15%,且整体参与程度均处在非常低的水平,根据李克特5分量表统计均值仅为1.0295（“1”代表“非常低”）。消费者态度、政府支持程度、当地法律保护水平、社会关系网络及消费者个人特征是其关键影响因素,当地法律法规是否完善、法律程序是否简便、司法成本是否低廉,消费者对参与行为态度是否积极、对他人是否信任、所在社区凝聚力怎样、地方政府支持保障程度如何及消费者学历、家庭人口等特征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及程度影响巨大。（4）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总体很低、区域差异较大。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平均绩效为0.394,总体水平非常低,且分地域看差异巨大,地区消费者参与绩效整体水平与经济发达水平、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城市规模、县域地貌及人口聚居特征等息息相关。从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分类看,成都平原经济区平均绩效最高,然后依次是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经济区,说明消费者参与绩效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分类看,食品安全示范县平均绩效值高于非食品安全示范县,说明示范县建设将有力提升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从四川省城市规模分类看,特大城市平均绩效值远远高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说明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参与绩效有一定正相关关系。从四川省县域地貌及人口聚居特征分类看,消费者参与绩效值由高到低分别为平原县、丘陵县、山区县和少数民族县,说明县域地貌及人口聚居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参与绩效。（5）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受主客观因素影响。从消费者个体微观角度看,参与主体因素、参与客体因素与参与环境因素是影响消费者个体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因素,也即消费者参与的积极性、参与的技能、参与的社会化组织程度,消费者参与行为的独立性、完整性、时效性和多样性,政府对消费者赋权程度、与消费者的及时沟通反馈程度、对消费者参与目标的明确程度,政策制度对消费者参与程序、渠道、方式及权力义务等的明确程度及参与社会文化氛围等,都将影响到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绩效水平。这其中潜变量参与主体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的影响系数最大,说明消费者参与的积极性、参与的技能、参与的社会化组织程度等是影响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水平的最关键因素。（6）消费者持续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水平不高。在676位参与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的消费者中,有463位（68.49%）的消费者有持续参与意愿,总体水平不算太高。消费者参与绩效、环境制约因素和消费者个人特征是影响消费者后续持续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因素,即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行为绩效水平高低,在参与过程中是否遇到如相关部门不配合、参与渠道不足或参与成本较高等外界主客观阻碍及消费者职业、生活地域等特征因素都将影响消费者的持续参与意愿。（7）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存在一定城乡差异。在被访的1203份样本中,共有187位农村消费者、154位农民。将农村消费者与城市消费者进行分类比较可知,农村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意识、意愿、行为及持续参与意愿水平等都较城市消费者要低。同时,与生活在省会中心城区的消费者相比,生活在农村的消费者,其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和行为一致性显着降低,这说明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意愿更容易转化为实际行为;与农民等类别消费者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消费者、企业单位消费者等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与行为一致性要高,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参与信息、能力及技术受限,且自身也有食品供给能力、替代行为选择成本更低。综上,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积极引导广大消费者群体广泛、深入、持续参与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来,应（1）加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宣传教育和引导力度,营造消费者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舆论氛围;（2）完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顶层设计”和“底层架构”,提升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转化率;（3）拓展消费者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参与方式和参与网络,强化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程度;（4）夯实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和消费者参与能力,提升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水平;（5）强化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干预疏导,提升农村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能力和程度;（6）加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人员考核问责力度,让消费者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更有信心和底气等。本文创新之处在于:（1）揭示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机制。已有文献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关注不多,对其参与意愿、行为及绩效影响机理研究很少。本文以食品安全治理最前沿的社会共治为理论起点,在理论层面首次构建了基于“参与意愿-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参与行为-参与绩效-持续参与意愿”的分析范式和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与绩效理论框架,揭示了“参与意愿-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参与行为-参与绩效-持续参与意愿”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传导路径,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将道德责任感知潜变量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并将其行为控制感知潜变量细分为成本感知和有效性感知变量,同时证实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识是一个外部变量,它直接影响态度和行为控制感知,间接影响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首度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领域证实了拓展计划行为理论。同时,识别出道德责任感知、实际行为控制、法律制度及绩效水平等是影响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因子,体现了研究选题、方法和内容的前瞻性,对丰富和发展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理论具有积极推动作用。（2）拓展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内涵。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一个高度凝练的制度术语,已有文献对其构成主体参与内容研究的多,但对其参与方式概括的少,已有少量文献将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第三方主体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方式分为立法参与、司法参与和执法参与三类,但这无法涵盖其所有行为方式。本文在结合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实践及多学科理论,借鉴法律术语,重新界定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类别,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科普等系列行为概括为“普法参与”类别,也即本文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概括为立法参与、司法参与、执法参与和普法参与四种,使该划分更加契合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实际。已有文献虽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普法部分具体行为有研究,但未对之进行方式界定、也未将之提炼概括为一大类别。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识、意愿和行为分为立法参与、司法参与、执法参与和普法参与等四类进行差异化考察和测度,得出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普法意识、意愿和行为相比较高,参与立法意识、意愿和行为最低;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程度整体非常低等新结论。（3）发现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转化率低下,并揭示了实际行为控制是促进消费者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已有文献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研究罕见。本文通过构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得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转化率低下,发现有接近一半消费者有参与意愿却未将之转化为实际行为,且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消费者意愿-行为转化率最低。实证结果表明,实际行为控制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意愿和行为一致性有正向影响,即制度安排更合理,消费者参与方式和渠道更灵活、简便、多元化,政府监管部门对消费者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行动更及时、执法力度更强,那么消费者实际控制行为能力更强,从而促使消费者参与意愿更多地转化为参与行为。循此靶向提出了完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安排,拓展参与方式、渠道等政策建议,将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转化起积极推动作用。（4）探究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绩效-持续参与意愿影响路径。鲜有文献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经济、政治、心理和社会四个维度构建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评价体系,按照四川经济区规划、大中小城市规模、县域特征等进行分类分层抽样,利用调查数据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进行评价,对参与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出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城市规模、不同县域特征等因素与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的内在规律以及消费者行为及程度对绩效的影响路径。同时,从微观角度发现消费者参与的积极性、参与的技能、参与的社会化组织程度等是影响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并新发现消费者参与绩效等是影响消费者持续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的关键因素。
陈思羽[7]（2019）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县市羊蠕虫感染情况调查》文中研究指明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草山草坡占地面积超过40%,为发展养羊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条件。然而由于当地寄生虫防控力量薄弱,寄生虫病大大严重影响了当地羊只的生长繁殖,削弱了羊的生产性能,严重阻碍了当地养羊业的发展和凉山州经济效益的提升。为调查了解凉山州地区羊蠕虫感染情况,给当地蠕虫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于2017年6月-7月在凉山州甘洛县、布拖县、西昌市、昭觉县四县市采集羊只粪样及血样,通过三种粪便检测方法进行羊消化道蠕虫感染情况调查,并采用血清学检测调查羊脑多头蚴感染情况。共采集凉山州4个县市（6个自然村、7个养殖场、4个活畜交易市场、8个散养户）羊粪便样品,共计664个,粪便检测结果显示:凉山州甘洛县、布拖县、西昌市、昭觉县四县市羊蠕虫感染率为92.77%（616/664）,其中线虫感染阳性率为83.13%（552/664）,绦虫感染阳性率为11.14%（74/664）。规模养羊场羊只蠕虫感染阳性率为87.04%（188/216）低于散养户羊只阳性率91.48%（161/176）及自然村羊只阳性率98.32%（176/179）。四县市的规模养羊场中,布拖县羊只蠕虫感染阳性率最低为56.67%,昭觉县羊只蠕虫感染阳性率最高为100%。共采集凉山州4个县市621份山羊和绵羊的血清样本,脑多头蚴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显示:成羊的抗体阳性率为40.00%（174/435）,羔羊抗体阳性率19.35%（36/186）;山羊的抗体阳性率为43.86%（125/285）,绵羊抗体阳性率25.30%（85/336）。脑多头蚴感染情况与羊只年龄、品种相关。
禄开辉[8]（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认为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邓超[9]（2019）在《人类活动影响下邛海湿地生境质量变化研究》文中提出邛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和高原最美湿地,以西南地区特有的封闭与半封闭湿地类型,孕育出了邛海湿地特有的生物多样性,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邛海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正面临巨大的困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湿地受人类活动影响不断加剧,湿地生境面临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表现为邛海湿地生境研究的缺失,还未建立适当的方法评价邛海湿地生境质量,湿地生境变化轨迹和现状模糊。本文从邛海湿地生境与“用地类型变化”及“社会经济发展”响应关系的角度,讨论邛海湿地生境保护的有效措施及方法。首先,基于NDVI/NBVI/RRI指数IsoData分类波段和Landsat波段利用ENVI5.3进行邛海湿地土地利用类型监督分类,并运用ArcGIS等软件分析区域湿地、耕地、居民建筑、裸地、林地等地类变化状态,初步讨论邛海湿地生境状况。其次,利用InVEST模型中生境总威胁水平计算方法,从定量化、空间化角度分析研究区人类活动强度及对湿地生境的影响。再次,利用InVEST模型中生境质量计算方法,分析邛海湿地生境质量的变化轨迹及现状。最后,利用熵权法综合评价西昌市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并采用驱动力-状态-响应分析方法,以“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类型”为驱动力,“湿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湿地生境质量”为状态,讨论“湿地生境保护措施”的响应方式。本文综合利用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空间分析工具及InVEST模型等对湿地生境进行分析,从时空尺度丰富了邛海湿地研究的基础数据,通过空间分析工具和空间评价工具在湿地生境评价中的实践提升了传统定量评价模型的准确性和先进性,并且研究所得的空间化成果数据将为区域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研究区用地类型变化可以得出,从湿地和林地发展状态来看邛海湿地生境质量正逐渐提升,但耕地、居民建筑、裸地呈现集中汇聚的趋势,部分区域湿地生境质量下降严重。（2）基于研究区生境总威胁水平计算可以得出,人类活动强度值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生态建设活动年平均强度值-10346）、耕地（农业生产活动年平均强度值8632）、居民建筑（人居生活活动年平均强度值1341）、裸地（过渡性人类活动年平均强度值813）,2004-2017年间邛海湿地受影响值下降19.50%,湿地受人类活动影响状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2004-2010年表现为过渡性人类活动强度降低,2010-2013年表现为农业生产活动转移,2013-2017年表现为环湖生态建设增强。（3）基于研究区湿地生境质量计算可以得出,2004-2017年间邛海湿地生境质量保持相对稳定,平均生境质量得分均在0.97以上,属于“生境质量优”等级,生境质量良好。但邛海西北侧区域存在“养殖鱼塘、耕地—>湿地、裸地、耕地—>湿地、林地”的变化特征,2004-2017年该区域生境质量变化为:0.939（良）、0.947（良）、0.882（中等）、0.971（优）。（4）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状态与湿地生境响应分析可以得出,保护邛海湿地生境的有效措施为:（1）加快经济发展结构调整,通过生态旅游业刺激和带动的第三产业发展;（2）加快城乡建设,向集中化城镇、城市发展;（3）进一步推进“三退三还”（退田还湖,退塘还湖,退房还湖）,加强邛海湖泊水域连通性建设;（4）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环邛海湖林地建设,加快形成生态保护屏障。
李思洁[10]（2019）在《基于自然生态视角的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性研究 ——以西昌市为例》文中提出目前,快速城镇化发展使得我国河谷型城市空间扩展迅速,城市空间结构在不断的重构与优化,但复杂的地理条件和敏感的生态环境也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极大制约,生态环境问题更为严峻。因此,河谷型城市迫切需要一种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其城市空间结构健康有序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当代我国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基于可持续发展、复杂适应系统和生态适应性等相关理论研究,通过分析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影响机制来探究背后的影响因素、现实问题以及作用机制,从而针对性地构建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生态适宜性评价体系,对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与自然生态的适应性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并以典型河谷型城市四川省西昌市为实证对象,力求将理论与实践进行充分结合,保障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共计六个章节,主要分为研究缘起、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结语四个部分。第一章研究缘起部分,对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进行阐述,明确研究对象和内容,厘清研究创新点与关键问题,并介绍研究方法与总体框架。第二、三、四章为理论研究部分。首先,基于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基础理论梳理,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与其在自然生态视角下的适应性内涵。其次,从时空维度对河谷型城市在不同阶段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与主导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并解释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作用机制,即由自然生态约束力、政策制度引导力、社会经济驱动力、历史文化塑造力和交通技术指向力共同作用。最后,结合生态适宜性分析和生态承载力分析的研究思路,运用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AHP）、生态足迹法等分析方法,依托GIS技术平台,对自然生态视角下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的适应性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为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规划研究提供重要理论指导。第五章的实证研究部分以西昌市城市空间结构生态适宜性评价为核心,通过实地调研对西昌市基本情况及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并梳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历程特征,进而对西昌市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发现背后成因在于自然生态基底脆弱,环境污染现象严重;城市空间布局紊乱,经济产业结构失衡;道路交通网络失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历史风貌丧失,绿化景观品质较差。最后,结合西昌市当前问题与发展方向,从生态安全、产业结构、城市绿地、历史文脉和基础设施网络五个方面提出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建议。第六章是结语部分,梳理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研究展望。
二、西昌市饲料工业发展动态调查分析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昌市饲料工业发展动态调查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药用植物多农残重金属的大样本检测及综合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 药用植物外源性有害残留物污染情况 |
| 1.1 农残及重金属超标问题普遍 |
| 1.2 农残及重金属主要类型及危害 |
| 1.3 农残及重金属产生途径 |
| 2. 药用植物农残及重金属的检测方法 |
| 2.1 农残前处理方法 |
| 2.2 农残检测方法 |
| 2.3 重金属前处理方法 |
| 2.4 重金属检测方法 |
| 3. 农残及重金属的标准与风险评估 |
| 3.1 外源性有害残留物的限量标准 |
| 3.2 药用植物外源性有害残留物风险评估总则 |
| 3.3 农残及重金属的暴露评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内容 |
| 3.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药用植物的多农药残留检测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2.1 样品前处理 |
| 2.2 UPLC-MS/MS条件 |
| 2.3 APGC-MS/MS条件 |
| 3. 数据分析 |
| 3.1 检出率的计算 |
| 3.2 超标率的计算 |
| 3.3 农残相关参数来源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药用植物中农残的检出率 |
| 4.2 药用植物中禁用农药检出率 |
| 4.3 药用植物中农残的超标率 |
| 第三章 药用植物多残留农药的综合风险评估 |
| 1. 数据分析方法 |
| 1.1 膳食风险评估 |
| 1.2 风险安全序数 |
| 1.3 健康影响评估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膳食风险评估 |
| 2.2 风险安全序数 |
| 2.3 健康影响评估 |
| 3. 讨论 |
| 第四章 药用植物的重金属检测 |
| 1. 实验材料 |
| 1.1 样品采集 |
| 1.2 对照品储备液的制备 |
| 1.3 对照品标准曲线的制备 |
| 1.4 内标溶液的制备 |
| 2. 实验方法 |
| 2.1 样品前处理 |
| 2.2 仪器与试剂 |
| 2.3 仪器条件 |
| 2.4 方法学指标 |
| 3. 数据分析 |
| 3.1 重金属的检出率 |
| 3.2 重金属的超标率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重金属的检出率 |
| 4.2 重金属的超标率 |
| 第五章 药用植物重金属的综合风险评估 |
| 1. 数据分析 |
| 1.1 膳食风险评估 |
| 1.2 非癌症风险评估 |
| 1.3 癌症风险评估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膳食风险评估 |
| 2.2 非癌症风险评估 |
| 2.3 癌症风险评估 |
| 3. 讨论 |
| 总结与展望 |
| 1. 结论 |
| 2. 创新性 |
| 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研究生期间成果 |
| 附录 |
| 表S1 药用植物中常检出农残的国际标准 |
| 表S2.1 LC-MS/MS检测的1000批次药用植物样本清单 |
| 表S2.2 GC-MS/MS检测的771批次药用植物样本清单 |
| 表S3.1 136种农残及其相关参数列表 |
| 表S3.2 LC-MS/MS检测的98种标准曲线及R~2 |
| 表S3.3 GC-MS/MS检测的44种标准曲线及R~2 |
| 表S3.4 LC-MS/MS检测的98种农残的保留时间及离子对 |
| 表S3.5 GC-MS/MS检测的44种农残的保留时间及离子对 |
| 表S4 136种农残的检出率及超标率 |
| 表S5 药用植物中检出农药个数、禁用农药个数及超标农药个数 |
| 表S6 1773批次药用植物重金属检测清单及检测结果 |
| 表S7.1 ICP-MS测定薄荷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2 ICP-MS测定穿心莲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3 ICP-MS测定大青叶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4 ICP-MS测定枸杞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5 ICP-MS测定广金钱草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6 ICP-MS测定红花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7 ICP-MS测定金银花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8 ICP-MS测定菊花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9 ICP-MS测定款冬花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0 ICP-MS测定连翘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1 ICP-MS测定木瓜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2 ICP-MS测定女贞子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3 ICP-MS测定蒲公英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4 ICP-MS测定山银花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5 ICP-MS测定山茱萸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6 ICP-MS测定酸枣仁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7 ICP-MS测定吴茱萸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8 ICP-MS测定五味子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19 ICP-MS测定鱼腥草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20 ICP-MS测定栀子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21 ICP-MS测定枳壳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22 ICP-MS测定紫苏叶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表S7.23 ICP-MS测定车前草药材中5种元素方法学验证 |
| 图S1.1 五种药用部位中五种重金属的主成分分析(PCA) |
| 图S1.2 32个产区中五种重金属的主成分分析(PCA) |
| 图S2 五种药用部位中五种重金属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 |
| 图S3 五种药用部分五种重金属的相似性分析(ANOSIM) |
| 图9、10、11的图注 |
| 中医药科技查新报告书 |
（2）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西昌市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案例分析法 |
| (三)调查研究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权力清单与权力清单制度 |
| 二、行政权力 |
| 三、政府职能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概述 |
| 一、权力的来源理论 |
| 二、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理论 |
| 三、法治政府理论 |
| 四、服务型政府理论 |
| 第三章 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安宁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权力清单落实现状 |
| 一、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的公布 |
| 二、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的制度建设情况 |
| (一)建立改革领导小组,加强工作领导 |
| (二)建立协调机制,确保权力下放落到实处 |
| (三)优化设置试点镇组织结构,创新人员配置 |
| (四)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
| (五)加强培训和监督,提高权力承接质量 |
| 三、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效果 |
| (一)简化程序 |
| (二)方便群众 |
| (三)减少制约 |
| (四)提升效能 |
| 第二节 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涉权主体法治意识淡薄 |
| (一)行政人员法治意识淡薄 |
| (二)行政相对人法治意识淡薄 |
| 二、权力清单下放后承接难度大 |
| (一)试点镇业务能力和人员不足,影响了行政权力的下放 |
| (二)法律上的瓶颈因素,制约了行政处罚权力的下放 |
| 三、权力清单的实施过程不规范 |
| (一)执法随意性较大 |
| (二)执法透明度不高 |
| 四、权力清单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 |
| (一)监督不到位 |
| (二)考核奖惩机制不健全 |
| (三)权力清单制度缺乏有效评估 |
| 第三节 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法治文化环境尚未完全形成 |
| (一)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
| (二)权力清单制度知晓度不高 |
| 二、人员结构、数量、素质跟不上行政管理的变化 |
| (一)人员数量偏少 |
| (二)人员结构不合理 |
| (三)人员素质偏低 |
| 三、法律法规不完善,法治机制不健全 |
| (一)法律法规存在滞后性 |
| (二)法治机制不健全 |
| 四、考核监管机制不健全 |
| (一)派驻人员考核监管主体不一致 |
| (二)同一单位内考核绩效标准不一致 |
| (三)监督管理思想不成熟,流于形式 |
| 第四章 优化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的思考及对策 |
| 第一节 健全基层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思考 |
| 一、因地制宜实施权力清单制度 |
| 二、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
| (一)建立有效的调整机制 |
| (二)明确调整的基本原则 |
| 三、规范化建设信息共享机制 |
| 第二节 权力清单制度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思考 |
| 一、促进四川法治政府的建设 |
|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助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
| (一)有助于理顺政府职能部门内外部关系 |
| (二)有助于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 |
| (三)有助于构建合作治理新格局 |
| 第三节 完善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的对策 |
| 一、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
| (一)强化宣传,确保经济发达镇权利清单制度顺利推进 |
| (二)组织保障,确保经济发达镇权力清单制度取得实效 |
| (三)强化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 |
| 二、培养专业化执法队伍和机构 |
| (一)加大培训力度 |
| (二)增加学习强度 |
| (三)优化人员编制配置 |
| 三、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治机制 |
| (一)呼吁立法,确保执法程序规范化 |
| (二)创新执法机制,提高执法的公开透明度 |
| 四、健全监管考核机制 |
| (一)完善执法监督体制 |
| (二)健全考核奖惩机制 |
| (三)健全清单评估制度 |
| (四)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以西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相关研究 |
| 1.2.2 生态农业发展困境研究 |
| 1.2.3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图 |
| 2 理论基础与数据来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农业 |
| 2.1.2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循环经济理论 |
| 2.2.2 农业生态文明理论 |
| 2.2.3 农业现代化理论 |
| 3 西昌市生态农业现状分析 |
| 3.1 基本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1.1 基本概况 |
| 3.1.2 数据来源 |
| 3.1.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 西昌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
| 3.2.1 生态农业认知现状分析 |
| 3.2.2 农业生产环境现状分析 |
| 3.2.3 生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 |
| 3.2.4 生态农业技术化水平现状分析 |
| 3.2.5 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分析 |
| 4 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SWOT分析及发展策略组合 |
| 4.1 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SWOT分析 |
| 4.1.1 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优势分析 |
| 4.1.2 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劣势分析 |
| 4.1.3 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机遇分析 |
| 4.1.4 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挑战分析 |
| 4.2 基于SWOT的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分析 |
| 4.2.1 机遇和优势组合的策略集(SO) |
| 4.2.2 机遇和劣势组合的策略集(WO) |
| 4.2.3 挑战和优势组合的策略集(ST) |
| 4.2.4 挑战和劣势组合的策略集(WT) |
| 5 国内外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案例及启示 |
| 5.1 国外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案例及启示 |
| 5.1.1 美国“商业化”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案例及启示 |
| 5.1.2 德国“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案例及启示 |
| 5.2 国内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案例及启示 |
| 5.2.1 建阳市特色果园套种模式案例及启示 |
| 5.2.2 南平市“烟草-水稻-紫云英”绿肥循环模式案例及启示 |
| 6 西昌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构建 |
| 6.1 强化农业生态文明意识 |
| 6.1.1 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意识 |
| 6.1.2 强化节约农业资源意识 |
| 6.1.3 强化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意识 |
| 6.2 提升技术服务能力 |
| 6.2.1 提升农业合作社服务能力 |
| 6.2.2 提升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能力 |
| 6.2.3 提升新技术使用能力 |
| 6.3 完善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机制 |
| 6.3.1 完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 |
| 6.3.2 完善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 |
| 6.3.3 完善各方参与机制 |
| 6.4 健全公共政策保障体系 |
| 6.4.1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
| 6.4.2 健全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体系 |
| 6.4.3 健全生态农产品服务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调查问卷 |
| 致谢 |
（5）四川省凉山州紫茎泽兰的群落特征及其对土壤的适应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外来生物入侵 |
| 1.1.1 外来生物入侵过程 |
| 1.1.2 外来生物入侵途径 |
| 1.1.3 外来生物入侵的主要生境特点 |
| 1.1.4 外来生物入侵机理 |
| 1.1.5 外来生物入侵的危害 |
| 1.2 紫茎泽兰研究现状 |
| 1.2.1 紫茎泽兰生物学特性 |
| 1.2.2 紫茎泽兰分布及危害 |
| 1.2.3 紫茎泽兰的遗传特性 |
| 1.2.4 紫茎泽兰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
| 1.2.5 紫茎泽兰的综合防控策略 |
| 1.2.6 紫茎泽兰的资源化利用 |
| 第2章 绪论 |
| 2.1 立题依据 |
| 2.2 研究目标 |
| 2.3 研究内容 |
| 2.4 技术路线 |
| 第3章 紫茎泽兰与土着植物种间联结性及群落稳定性 |
| 3.1 引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研究区概况 |
| 3.2.2 样方设置与统计方法 |
| 3.2.3 总体联结性 |
| 3.2.4 种间联结性 |
| 3.2.5 紫茎泽兰群落稳定性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种群间的总体联结性 |
| 3.3.2 主要种对间的关联性 |
| 3.3.3 群落稳定性 |
| 3.4 讨论 |
| 3.5 小结 |
| 第4章 紫茎泽兰在不同生境和季节的养分特征 |
| 4.1 引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2.1 研究区概况 |
| 4.2.2 样品采集 |
| 4.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4.2.4 数据处理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不同生境紫茎泽兰的养分特征 |
| 4.3.2 紫茎泽兰与邻近植物的养分吸收差异 |
| 4.3.3 紫茎泽兰养分吸收的季节动态 |
| 4.4 讨论 |
| 4.5 小结 |
| 第5章 紫茎泽兰根际土壤的化学及生物学性质 |
| 5.1 引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研究区概况 |
| 5.2.2 样地选择及取样 |
| 5.2.3 测定项目及方法 |
| 5.2.4 数据处理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pH、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
| 5.3.2 酶活性 |
| 5.3.3 微生物量碳氮 |
| 5.3.4 微生物数量 |
| 5.3.5 微生物群落结构 |
| 5.4 讨论 |
| 5.5 小结 |
| 第6章 紫茎泽兰对土壤重金属的响应与积累 |
| 6.1 引言 |
| 6.2 材料与方法 |
| 6.2.1 研究区域概况 |
| 6.2.2 样品采集与测定 |
| 6.2.3 数据处理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3.1 凉山州紫茎泽兰样地土壤的重金属含量 |
| 6.3.2 紫茎泽兰的重金属含量及分布 |
| 6.3.3 土壤—紫茎泽兰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性 |
| 6.3.4 紫茎泽兰有机肥的重金属含量 |
| 6.4 讨论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 |
（6）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与绩效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创新 |
| 2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参与意愿 |
| 2.1.2 参与行为 |
| 2.1.3 参与绩效 |
| 2.1.4 食品安全 |
| 2.1.5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
| 2.1.6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研究 |
| 2.2.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的研究 |
| 2.2.3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的研究 |
| 2.2.4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的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与绩效理论分析 |
| 3.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及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1.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理论基础 |
| 3.1.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理论模型 |
| 3.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及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2.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理论分析 |
| 3.2.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理论分析 |
| 3.3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及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3.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评价理论分析 |
| 3.3.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4 消费者持续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理论分析 |
| 3.5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与绩效理论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现状考察与调查描述 |
| 4.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现状考察 |
| 4.1.1 国外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现状分析 |
| 4.1.2 我国及四川省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现状分析 |
| 4.1.3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4.2 样本数据的调查与描述 |
| 4.2.1 调研问卷及量表总体设计 |
| 4.2.2 样本区域选择及抽样规则 |
| 4.2.3 调研方案设计及调研过程 |
| 4.2.4 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描述及模型选择 |
| 5.2 样本描述性分析 |
| 5.3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3.1 独立样本检验 |
| 5.3.2 样本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 5.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4.1 样本数据正态性检验 |
| 5.4.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估计分析 |
| 5.4.3 模型参数检验与拟合评价 |
| 5.4.4 结构模型的路径分析 |
| 5.4.5 测量模型的路径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的实证分析 |
| 6.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实证分析 |
| 6.1.1 变量描述及模型选择 |
| 6.1.2 样本描述性分析 |
| 6.1.3 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分析 |
| 6.1.4 消费者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分析 |
| 6.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的实证分析 |
| 6.2.1 变量描述及模型选择 |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3 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分析 |
| 6.2.4 基于probit模型的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的实证分析 |
| 7.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的评价 |
| 7.1.1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1.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 |
| 7.2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2.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2.2 信度、效度检验以及因子分析 |
| 7.2.3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 |
| 7.3 消费者持续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3.1 变量描述及模型选择 |
| 7.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Ⅰ 深度访谈提纲 |
| 附件Ⅱ 消费者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研究成果 |
（7）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县市羊蠕虫感染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1 羊蠕虫病 |
| 1.1 吸虫病 |
| 1.2 线虫病 |
| 1.3 绦虫病 |
| 1.4 羊常见蠕虫病鉴别诊断 |
| 2 羊脑多蚴病 |
| 2.1 病原及生活史 |
| 2.2 流行病学 |
| 2.3 临床症状 |
| 2.4 诊断 |
| 2.5 治疗 |
| 2.6 预防 |
| 3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部分 实验研究 |
| 第一章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4县市羊消化道蠕虫感染情况检测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
| 1.2 检测方法 |
| 1.2.1 粪样检查方法 |
| 1.2.2 数据记录 |
| 2 结果 |
| 2.1 四县市羊蠕虫感染情况 |
| 2.2 不同方法检测结果 |
| 2.3 不同养殖环境的羊蠕虫感染情况 |
| 3 讨论 |
| 第二章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4 县市羊脑多头蚴的血清抗体检测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检测对象 |
| 1.2 检测方法 |
| 1.3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羊群脑多头蚴病抗体阳性率 |
| 2.2 不同地区羊的脑多头蚴抗体阳性率 |
| 2.3 不同性别羊的脑多头蚴抗体阳性率 |
| 2.4 不同年龄羊的脑多头蚴抗体阳性率 |
| 2.5 不同品种羊的脑多头蚴抗体阳性率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8）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本选题的研究价值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民族传统文化与农村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凉山彝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 |
| (三)关于凉山毕摩文化的研究 |
| 1.对毕摩文化的整体介绍和研究 |
| 2.毕摩经籍文献整理与研究 |
| 3.毕摩仪式研究 |
| 4.毕摩及其技艺研究 |
| 5.毕摩文化与彝区社会关系的研究 |
| 四、所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二)文化功能论 |
| (三)文化相对论 |
| (四)文化自觉理论 |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二)创新点 |
| 六、田野工作情况 |
| 第一章 新时代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概述 |
| 第一节 凉山彝区概况及相关理论阐释 |
| 一、凉山彝区概况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 第二节 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性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二、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
| 三、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
| 第三节 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目标任务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历程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四节 传统文化——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
| 一、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传统力量来源 |
| 第二章 凉山彝区毕摩文化辨析 |
| 第一节 “毕摩”及“毕摩文化”的界定 |
| 一、毕摩 |
| 二、对毕摩文化的界定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的结构分析 |
| 一、毕摩文化体系的三元结构 |
| 二、毕摩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主要内容 |
| 三、毕摩文化在行为层面的内容 |
| 四、毕摩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内容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社会基础 |
| 一、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历史流变 |
| 二、当前凉山彝区社会毕摩文化的现状 |
| 第三章 毕摩文化根植并长期延续于凉山彝区农村的原因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生长于彝族特殊的文化生态 |
| 一、文化生态的概念 |
| 二、毕摩文化生长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较为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传承制度使毕摩文化得以传承 |
| 一、毕摩文化处于较为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
| 二、毕摩群体严格的传承制度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尚存有满足彝区某些社会需求的功能 |
| 一、彝区社会仍有毕摩文化的需要 |
| 二、毕摩文化在彝区社会仍有诸多功能 |
| 第四章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利”分析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 |
| 三、通过毕摩文化仪式确立并且传播的内容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功能 |
| 四、毕摩文化中有助于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资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对彝区乡村治理具有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中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的乡村治理功能 |
| 三、毕摩群体的优良品德和“德古”身份也是彝区农村社会和谐的因素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文化现代化中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 |
| 二、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贡献 |
| 第四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生态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的生态保护观念和智慧 |
| 三、毕摩文化中有益于彝区农村生态的仪式 |
| 第五章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冲突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的内容 |
| 一、毕摩文化仪式中献祭蕴涵的文化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高消费”与彝区人情消费的紧密联系 |
| 三、彝区人情消费高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中“诅咒”与当前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冲突 |
| 一、彝区农村仍然存在诅咒观念和仪式 |
| 二、诅咒观念和行为与当前和谐社会观念的冲突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
| 一、对毕摩文化的依赖造成彝区民众在现代化中的被动处境 |
| 二、现代文化对毕摩文化的冲击 |
| 三、毕摩文化“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冲突 |
| 第四节 现代化建设的“卫生”要求与毕摩文化的“洁净”观念的冲突 |
| 一、毕摩文化中的“污染”与“洁净”观念 |
| 二、彝区农村“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与彝区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
| 第六章 对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合理调适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自觉下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与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 |
| 二、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者的“文化关注” |
| 三、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文化英雄”引领文化自觉 |
| 四、毕摩文化自身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共赢 |
| 一、借力毕摩文化促进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 |
| 二、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 |
| 三、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 |
| 四、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整洁”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田野图片 |
| 致谢 |
（9）人类活动影响下邛海湿地生境质量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生境质量研究现状 |
| 1.4.2 湿地遥感研究现状 |
| 1.4.3 人类活动影响研究现状 |
| 1.4.4 InVEST模型生境质量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邛海湿地研究区遥感解译与分类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数据来源 |
| 2.3 遥感数据预处理 |
| 2.3.1 光谱波段组合 |
| 2.3.2 指数非监督分类 |
| 2.4 遥感影像解译 |
| 2.5 分类结果精度评价 |
| 第3章 基于地类变化的邛海湿地生境分析 |
| 3.1 地类变化特征 |
| 3.2 基于地类变化的湿地生态系统分析 |
| 3.3 基于地类变化的人类活动分析 |
| 3.3.1 林地地类 |
| 3.3.2 耕地地类 |
| 3.3.3 居民建筑地类 |
| 3.3.4 裸地地类 |
| 3.4 小结 |
| 第4章 基于InVEST模型的研究区人类活动影响分析 |
| 4.1 InVEST模型 |
| 4.1.1 InVEST模型简介 |
| 4.1.2 生境质量模块 |
| 4.2 人类活动影响计算数据需求 |
| 4.3 邛海湿地人类活动影响分析 |
| 4.3.1 人类活动影响计算 |
| 4.3.2 人类活动影响变化状态 |
| 4.4 小结 |
| 第5章 基于InVEST模型的邛海湿地生境质量分析 |
| 5.1 生境质量计算数据需求 |
| 5.2 湿地生境质量计算 |
| 5.3 湿地生境质量变化状态 |
| 5.4 小结 |
| 第6章 湿地生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分析 |
| 6.1 西昌市社会经济发展分析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研究结果 |
| 6.2 驱动力-状态-响应分析 |
| 6.2.1 2004 -2010 年邛海湿地生境、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变化 |
| 6.2.2 2010 -2013 年邛海湿地生境、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变化 |
| 6.2.3 2013 -2017 年邛海湿地生境、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变化 |
| 6.2.4 综合响应分析 |
| 6.3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
（10）基于自然生态视角的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性研究 ——以西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环境保护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关键任务 |
| 1.1.2 “城市双修”提出城市与自然关系转型发展新思路 |
| 1.1.3 河谷型城市生态保护与城镇化的矛盾日益突出 |
| 1.1.4 快速城镇化使得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面临转型 |
| 1.1.5 西昌市“现代生态田园城市”的建设发展诉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与关键问题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相关研究综述与理论梳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自然生态 |
| 2.1.2 河谷型城市 |
| 2.1.3 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性 |
| 2.1.4 生态适宜性评价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 基础理论梳理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
| 2.3.3 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
| 2.3.4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3.5 生态适应性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机制 |
| 3.1 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总体特征 |
| 3.1.1 自然环境主导下的起源时期 |
| 3.1.2 政治经济主导下的缓慢发育时期 |
| 3.1.3 多元要素主导下的突变与协调发展时期 |
| 3.2 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现实问题 |
| 3.2.1 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污染严重 |
| 3.2.2 交通功能冲突,路网负荷过大 |
| 3.2.3 用地矛盾突出,人居环境恶化 |
| 3.2.4 景观风貌杂乱,山水格局丧失 |
| 3.3 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 |
| 3.3.1 自然影响因素 |
| 3.3.2 人文影响因素 |
| 3.4 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作用机制 |
| 3.4.1 自然生态约束力 |
| 3.4.2 政策制度引导力 |
| 3.4.3 社会经济驱动力 |
| 3.4.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3.4.5 交通技术指向力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生态适宜性评价体系 |
| 4.1 评价体系构建思路与原则 |
| 4.1.1 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
| 4.1.2 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2 评价体系构建方法 |
| 4.2.1 生态适宜性分析 |
| 4.2.2 生态承载力分析 |
| 4.3 评价体系构建步骤 |
| 4.3.1 评价技术路线 |
| 4.3.2 确定评价指标因子 |
| 4.3.3 单因子评价分析 |
| 4.3.4 确定因子权重 |
| 4.3.5 综合分析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昌市城市空间结构生态适宜性评价及优化 |
| 5.1 西昌市基本概况 |
| 5.1.1 自然环境 |
| 5.1.2 社会经济 |
| 5.1.3 历史文化 |
| 5.1.4 基础建设 |
| 5.2 西昌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历程 |
| 5.2.1 西汉至明清时期(公元前206~公元1840 年) |
| 5.2.2 民国时期(1840~1949 年) |
| 5.2.3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 年) |
| 5.2.4 经济转型时期(1978 年至今) |
| 5.3 西昌市城市空间结构生态适宜性评价 |
| 5.3.1 评价技术路线 |
| 5.3.2 评价指标体系细化 |
| 5.3.3 生态足迹测算 |
| 5.3.4 单因子分级评价 |
| 5.3.5 综合评价结果与成因分析 |
| 5.4 西昌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
| 5.4.1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
| 5.4.2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
| 5.4.3 协调城市绿地系统 |
| 5.4.4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
| 5.4.5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体系权重专家问卷表 |
| 附表2 2015 年安宁河州控断面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指标汇总表 |
| 附表3 2015 年西昌市东河监测断面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指标汇总表 |
| 附表4 2015 年西昌市西河监测断面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指标汇总表 |
| 附表5 2015 年西昌市海河监测断面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指标汇总表 |
| 附表6 2015 年邛海入湖河流监测断面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指标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西昌市饲料工业发展动态调查分析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药用植物多农残重金属的大样本检测及综合风险评估[D]. 骆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2]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3]西昌市安宁镇政府权力清单实施问题研究[D]. 肖李玥.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以西昌市为例[D]. 郭浩.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2)
- [5]四川省凉山州紫茎泽兰的群落特征及其对土壤的适应性[D]. 刘海. 西南大学, 2020(01)
- [6]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意愿、行为与绩效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实证[D]. 周伟.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6)
- [7]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县市羊蠕虫感染情况调查[D]. 陈思羽.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6)
- [8]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9]人类活动影响下邛海湿地生境质量变化研究[D]. 邓超.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10]基于自然生态视角的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性研究 ——以西昌市为例[D]. 李思洁.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