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业投资、创业资本与创业投资基金辩析（论文文献综述）
蒲毅[1]（2019）在《组合视角的创业投资最优选择与股权分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理论认为,组合不是创业投资的根本特征,创业投资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以单个项目的投资决策和选择为主。事实上,只要是投资,都会伴随着风险,尤其是创业投资这样的高风险投资,需要通过科学方法进行组合投资使得投资机构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现实中的创业投资家也有构建组合的需求,只是由于传统投资组合理论应用的局限性而缺乏能够利用的方法。本文从组合的视角研究创业投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传统范式下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应用;“K-K”范式下的基于创投机构人力资本有限的创业投资最优组合规模选择;以及“K-K”模型思想的拓展:创业投资机构自身的组合——联合创业投资的收益分配。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已经非常成熟,而由于创业投资的特有性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应用于创业投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在打破这些局限的前提下利用组合理论和方法对创业投资进行科学决策也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本文尝试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两个经典模型应用于创业投资:基于APT的创业投资组合选择和基于CAPM的创业投资契约安排,为创业投资机构运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进行投资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方法。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创业投资机构（VC）往往持有一定数量的组合企业。创业投资家投入时间与和精力参与被投企业管理,若增加组合企业的数量,一方面会增加产生收益的个体总数,但同时也会“稀释”其投入到各个企业的增值服务的强度,从而会降低单个企业成功的概率和对创业企业家的激励,这会迫使VC留给创业企业家更多的股权份额以维持对其足够的激励,因此增值服务强度与组合企业数量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权衡（trade-off）。在此过程中,创业投资家还面临各种可能影响选择的内生外在因素,如股权结构、努力成本、专业能力等。由于联合投资具有风险分担、资源共享、提高投资绩效的功能,因而被创业投资机构广泛采用。联合投资往往被视为是创业投资一类特殊的组合方式——机构自身的组合,因其本质上也是一个风险-收益的权衡。联合投资的领导者在引入跟随者时,一方面要考虑联盟成员的数量,同时还需要考虑怎样确定各成员之间的投资比例才能达到采取联合投资策略的目的。本文研究创业投资的组合管理问题,包括组合选择和组合视角的股权分配,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的APT和CAPM模型,信息不对称下的最优化理论与方法,以及合作博弈下的纳什议价模型。主要研究结果包括:利用多因素模型,通过创业投资机构自身以往的投资业绩可以估计出相关因素和参数值,从而计算出备选组合的投资收益和创业投资机构获得的期望效用,选择出最优的投资组合。考虑创业企业家的风险厌恶程度,通过等价利率将创业投资契约适应到CAPM框架下,利用纳什议价解刻画双方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均衡解,基于风险-收益的角度建立了最优投融资契约设计模型。研究还表明,创业企业引入创业投资优于纯债务融资,而股权的分配则取决于双方的议价力。同时,风险厌恶程度越低的创业企业家越趋向于选择独立的创业投资机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创业企业家越趋向于选择公司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而风险厌恶程度不高,考虑后期贷款的创业企业家则趋向于选择银行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在创业企业家精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基于双边道德风险建立了创业投资的最优组合规模模型,分别得出了单阶段和两阶段投资下的创业企业最优组合规模表达式,并讨论了相关因素对创业企业组合规模的影响机制。研究还发现,应对创业投资技术创新风险,降低投资失败风险的途径,不能单一地只考虑规模化投资分散风险,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集中投资以增强增值服务的质量;而使创业和创新更有社会效率的一个途径是增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培育更多优秀的创投机构。进一步地,我们还分析了与以往研究结论的不同之处和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模型假设条件的不同。创业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股权分配实质上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投资企业的数量与创业投资机构的人力资本及其专业知识能力密切相关,为此本文将议价力和专业知识能力引入到创业投资的组合企业数量选择问题中。研究发现,议价力和专业知识能力在创业投资的组合企业数量决定中起到互补的作用,创投的议价力越强,其投资更多数量的企业对专业知识能力的要求越低。当创投的议价力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专业知识能力较弱的机构投资更多数量的企业反而会获得更多的股权份额。另一方面,模型的结论可以解释以往的实证结论——我国的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数量和平均获得的利润份额显着高于西方国家,一个可能的原因便是国内创投机构较强的议价力。从联合创业投资的领导者采取联合投资的动机出发,考虑分配给跟随者的股权是否能达到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目的,同时不能过分损失自身的股权而降低未来在项目中获得的收益,建立了联合投资双方的收益分配模型,并总结了联合创业投资的决策流程,为创业投资机构进行自身组合提供了选择依据。研究还表明,潜在的市场竞争可能对领导者造成的损失越大,领导者越愿意给予跟随者更多的股权份额;当项目质量信息的不确定性越高,单独投资将存在较大风险的时候,为了获得项目质量信息的补充,也使得领导者愿意给予跟随者更多的股权份额。
王阿娇[2]（2019）在《创业投资撬动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机理、效应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这一表述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战略重点和方向。当下,筹资难筹资贵以及创新效率低下是新能源企业创新的最大障碍。单纯依靠政府补贴和扶持,并非长久之计。深入研究作为企业创新“金融杠杆”和“经济引擎”的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机理、效应与路径,对破解新能源企业筹资效率及创新效率困局,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按以下思路设置了研究内容:第一,对创业投资、创新和新能源企业发展相关的文献和基础理论进行了归纳梳理。第二,用DEA超效率模型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别“有创业投资”和“无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第三,解析了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机理。第四,用全样本对创业投资撬动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总体效应进行了检验;用“有创业投资”的子样本,分别创业投资出资背景、注资策略和持股强度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效应进行了检验。第五,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从市场路径和政策路径两个方面提出了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路径优化措施。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第一,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机理表现为:创业投资杠杆与新能源企业创新杠杆的互动,创业投资偏好风险与新能源企业创新面临风险的匹配,创业投资增值性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增值性的融合,创业投资外部经济性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外部经济性的共赢。第二,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的参与有效撬动了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从出资背景看,单独国资或国资与民营混合背景的撬动效应为负,外资参与背景和高声誉背景的撬动效应均为正。从注资策略看,创业投资注资时机越早,撬动效应越大;注资轮次数和注资联合者个数均与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显着正相关。从持股强度看,创业投资持股比例与撬动效应呈倒“U”形分布;创业投资持股期限越长,撬动效应越明显。第三,优化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撬动路径的措施有:新能源企业主动谋求与创业投资公司合作、创业投资公司积极寻找新能源项目、创业投资公司与新能源企业共同规划投融资行为等市场路径,以及完善创业资本市场和做好新能源产业支持工作等政策路径。
金鑫[3]（2018）在《产权缺损对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创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绩效的落后与体量的领先形成鲜明落差,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制度落后导致的产权缺损。与产权机制完善的美国、欧洲国家相比,我国创业投资机构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分离、所有权主体虚置、让渡权行政管制等产权缺损问题,而产权缺损的发生致使我国在创业投资过程中出现交易成本昂贵、激励机制弱化以及增值服务缺位等难题,对创业投资行业的运营绩效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产权缺损对创业投资运营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途径,不仅可以补足这方面的理论短板,而且对我国的创业投资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该问题研究角度的多样性,笔者将以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为出发点,在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产权经济学、金融学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现状,对产权缺损影响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笔者首先分析了创业资本产权缺损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创业投资三大行为主体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进而以该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了产权缺损对创业资本运营绩效的影响机理:交易成本叠加机制、激励作用弱化机制和增值服务缺位机制,找出衡量上述影响机制的具体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机理的科学性。然后利用IPRI（产权保护程度）作为产权缺损程度的衡量指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产权缺损和创业资本运营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产权缺损通过三大作用机制,确实显着影响了创业资本运营绩效:产权缺损程度越高,创业资本运营绩效越低下。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法等,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产权缺损作用于创业资本运营绩效的机理和路径,丰富了这一块的学术短板与理论体系,为我国规范和优化产权缺损问题、健全产权保护机制提供了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良好健康发展提供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覃家琦,李泽广[4]（2017）在《创业资本与企业创新:情怀何处安放?——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文中认为本文将1998—2009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China Venture投中集团的CVSource数据库相匹配,考察中国创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而检验甄别效应与增值效应。研究发现,与无创业资本支持的企业相比,有创业资本支持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与更优的投资质量;与创业资本介入之前相比,企业在创业资本介入之后具有更高的创新投入,但在创新产出、创新效率和投资质量方面则没有显着差异。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干预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与差中差估计法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于获得创业资本支持的企业,其创新水平在创业资本介入之前已经显着高于无创业资本支持的企业;创业资本的介入并没有引起创新与投资质量的显着动态变化;对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已投资本回报率较高的企业,其引进创业资本的概率更大。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创业资本的甄别效应远大于增值效应,创新优先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创业资本优先假设。
马德水[5]（2015）在《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新常态下,大众创业、全民创新的热潮席卷华夏大地,支持创业与创新的创业资本市场,敢问路在何方?契合了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创业资本市场,以其与生俱来的社会资本放大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与创业企业孵化机制,已然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助产士”和“伊甸园”。诚然,技术（科技）、资本（金融）、管理、制度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子,其有效对接、互动和耦合,离不开创业资本市场的强力支撑,更离不开创业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高速持续发展。然而,对比美德、中美之间的创业资本市场,其模式、机制与效率,均存在较大差异,究其根源是制度差异。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演化进程中,存在制度过剩与制度短缺的双重“制度性壁垒”。因此,加快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步入良性轨道,打破双向“制度性壁垒”的樊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其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国内外相关研究,思路上侧重于创业资本市场募集制度、投营制度、蜕出制度以及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影响因子,方法上偏向于规范分析,缺乏对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全面、系统、深入探讨,也缺乏对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程度的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了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基本路径、驱动因子、驱动作用机理和驱动程度评价,试图寻求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突破口,构建中国特色的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理想模型。这一研究,对推动创业资本市场主动面对、及早适应经济新常态,完善创业资本市场的技术、金融、管理、制度创新机制,促进资本市场多层次建设,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一、导论。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不同国家创业资本市场模式、机制与效率的差异根源是制度差异。二、研究理论基础。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追溯制度理论、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并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精粹进行了系统总结。同时,为便于本文撰写,对创业资本,创业资本市场、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做了界定。三、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路径。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本质是外部性内部化过程,主体是创业投资者、创业金融家和创业企业家,以及政府,直接动因是制度供求不均衡,但是,制度发育存在惯性与时滞。因此,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理想模型是两级行动团体和双层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的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突破口是打破双重的“制度性壁垒”。四、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因子及其作用。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驱动因子按其路径依赖程度及作用机理,分为诱致性驱动因子和强制性驱动因子,相应形成诱致性驱动力和强制性驱动力。前者起基础性、主导性作用,是后者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但作用过程相对较慢,需要循序渐进;后者起辅助性、加速性作用,是前者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保障,但作用过程相对较快,具有立竿见影、规模效应、成本节约等优势。在此基础上,引证了国外典型的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作用模式,分析了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作用现状。五、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程度评价。通过对我国区域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程度进行评价与验证,提出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完善的有关对策:一要刺激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需求;二要转变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供给。六、结论。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创新之处、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梳理归纳。
刘曼红,金玮[6]（2014）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中的共同代理问题:基于创业投资家、私人投资者和引导基金三方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重点分析了私人投资者与创业投资家、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家以及私人投资者与引导基金两个委托人之间共同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机制发展阶段上,不论是外部的宏观环境还是内部的微观基础均不完备,外部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信用体系、金融环境、政策环境、法律体系、人才环境;内部方面,引导基金的考评体系、监督管理机制、退出机制等也都亟待完善。
窦佼[7]（2013）在《我国创业资本退出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9年创业板诞生以来,我国创业投资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影响下,我国创业资本退出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时这一主题的研究也有了崭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旨在构建创业资本推出机制的一般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工具来分析我国创业资本退出实践。本文由导论和正文两部分构成。导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方法等内容,勾勒出全文的框架结构。正文部分共有六章,其中第一章对创业资本的相关内容进行概述；第二章提出创业资本退出机制的一般分析框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在相关数据和实践材料支持下,运用该框架分别从退出基本状况、退出方式和退出的市场环境三个角度对我国创业资本退出实践进行分析；第六章梳理全文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经过分析,本文得出四点结论：首先,创业资本退出机制的一般分析框架应涵盖退出时点、退出方式、退出收益和退出环境四要素,分析我国情况时也应如此。其次,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基本状况方面,退出规模、收益率、行业集中度、区域聚集度等都在提高,但也出现了创业资本运作时间缩短、地域差距悬殊等问题。再次,在我国创业资本的十二种退出方式中,创业板IPO方式是最理想的方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进行股权转让的方式是最具潜力的方式。最后,在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市场环境方面,应建立以地域性、规范性和灵活性为特点的四板市场,最终形成与不同生长阶段的企业相对应、可实现创业资本各种退出方式的多层次递进式资本市场体系。最后,本文提出四点建议：缩小创业投资的地域差异,充分利用创业资本发展重点行业；优化制度安排,扭转创业资本短期化运作趋势；理顺各资本子市场的发展定位,逐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着力培育创新精神,建立信誉机制,构建良好的创业投资氛围。
王利明[8]（2012）在《引导基金对私人资本、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我国从1985年开始探索运用财政资金扶持创业投资发展。过去20多年的主要做法是通过财政出资设立国有创业投资公司，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难以建立收益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以及难以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作用的问题。2005年后，我国政府开始尝试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即通过扶持商业性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自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引导基金的设立避免了政府过分干预市场运作的缺陷，又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以吸引更多的创业资本投向处于种子期及初创期的科技创新企业，解决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资本的缺陷。引导基金的出现标志着政府促进创业投资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创业投资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从政府引导创业投资发展的视角出发，以私人创业资本、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与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参考国外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客观条件和政策背景，针对目前我国引导基金激励机制不足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参与各方在创业投资各阶段的利益博弈及相应的激励机制设计，以期为改进和提高我国创业引导基金的运作效率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吸引私人资本进入创业投资的补偿机制研究。公共资本介入创业投资活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对早期阶段创新项目的投资，而基于风险/收益的权衡，这一目标通常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冲突。因此，为吸引更多私人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公共资本必须对其进行补偿。各国政府目前对私人资本的补偿机制多种多样，这些补偿机制的特征是什么，对私人资本的激励强度如何，对社会福利有何不同的影响，如何针对各地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补偿机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本部分所研究的主要问题。2、多目标环境下对创业投资企业的激励机制研究。对商业性创业投资的理论研究表明，签订按可观察的产出（利润）为基准的分成制契约可以有效解决出资人和创投企业之间的代理问题。而在引导基金运作中，创投企业通常同时兼顾政府特定项目和自选项目的投资，因此固定比例的分成制契约可能会扭曲创投企业的激励：投资处于后期阶段的项目风险更小，平均收益可能更高，创投企业没有激励实现政府希望增加对早期阶段创新项目或特定行业（领域）投资的目标。而强制规定创投企业必须以一定比例投资于政府指定项目的做法通常不能满足其激励相容约束。因此如何设计适当的激励契约，使创投企业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能够自愿兼顾自身收益和政府目标是本部分所探讨的主要问题。3、基于代理人私利的创业投资家激励机制研究。已有研究通常都假定创业投资家以追求项目收益最大化为目标，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私人目标，因此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主要限定在如何刺激其努力投入和防范合谋上。本部分则将创业投资家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收益划分为：内部私人收益和外部私人收益两个部分，在实物期权框架下分析了最优激励合约的设计，讨论了不同代理人私利对最优投资时刻、激励效率和激励成本的影响。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实践中对私人资本的多种不同补偿方式按其特征明确划分为亏损保底、亏损补偿、收益补偿、风险/收益独享4种方式，在私人投资者风险规避假设下证明了事前承诺对亏损进行补偿的机制可以最有效地激励私人资本的进入，而当前实践中通常采用的收益补偿的方式是一种双输机制。从而为现行补偿机制的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2、将创业投资企业的激励问题模型化为一个多任务环境下的激励合约设计问题，通过引入不同任务间产出的关联性和任务的相对重要性，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证明，如果任务间的产出分布正相关，或任务间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则最优的激励合约可以是对抗性，即在提高一种任务激励强度的同时必须降低另一任务的激励强度。这就从理论上拓展了Holmstrom和Milgrom（1991）关于不同任务间的激励强度必须互补的经典结论；从实践上本文还证明，对政府指定项目和创业投资家自选项目应实施差别激励，特别地，如果指定项目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那么其激励强度应该严格高于自选项目；若政府组建不同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分别从事政府指定项目和自选项目的投资，则政府能够从这种专业化分工模式中获得更高的净剩余；而在专业化分工模式中，对创业投资家实行相对业绩比较的激励政策可以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用。3、通过引入代理人私利因素拓展了前人对创业投资家激励机制的研究，从如何激励创业投资家选择最优投资时刻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代理人不同类型的私利对激励合约的影响，发现了创业投资家的外部私人收益与因掌握信息优势而获得的内部私人收益对最优投资时机选择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
闫琳[9]（2012）在《引导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运行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与升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通常是高新技术产业，根据产业的发展规律，高新技术产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从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来看，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当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新兴产业处在成长期时，却很难获得各方面的资金支持，而能获得资金支持的基本上都是处于成熟期或者是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海外先进经验已充分证明，创业投资就是一种良好的高新技术成果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支持体系。通过为创业企业提供管理服务和资本支持，创业投资日益成为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强大引擎，以此来推动一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我国创业投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从发展现状来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发展速度缓慢。与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创业投资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创业投资机构的数量、投资规模以及被投资中小企业数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由于创业投资是一种风险较高、成功率较低以及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投资活动，因此投资者对其往往是望而生畏，而单纯依靠市场来对创业资本进行配置通常又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前,我国创业投资呈现出所谓的“红苹果”效应，即创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创业企业。这就使得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创业企业通常得不到创业资本的支持，从而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在创业投资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通过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来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参股设立各种创投子基金，以此来促进创业资本的形成，并引导私人部门投资者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因此，借鉴海外创业基金经验，对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技术、产业发展等存在不确定性，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因此，单靠传统的债权融资手段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而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是新经济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融资方式。本文以引导基金如何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全文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2章和第3章，主要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创业资本的形成、私募股权融资的分类、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概念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与融资供给，为后文对政府引导基金进行大量的图表和案例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4、5、6、7章，在借鉴国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模式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发展必要性、政策环境、发展历程及试点简况，并对我国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四大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后文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选择提供了经验总结，最后有针对性地从法律法规层次和政策制度层面两个角度，对引导基金如何更好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黄先可[10]（2011）在《我国创业资本系统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创业资本系统起步较晚,至今只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且由于观念及体制上的障碍,科技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再加上融资渠道不畅通,创业资本市场欠发达、契约关系不健全等因素影响,使我国的创业投资发展较为缓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促进金融创新,完善多层次创业资本市场的建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业资本发展的政策,包括推出创业板等,加快了创业资本的发展。国内创业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兴起,以及居民投资意识的觉醒,也引发了PE热。由于创业资本系统是一个复杂性开放系统,上述变化必然会引起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发生改变,从而促使创业资本系统发生制度变迁。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欠缺。因此,研究创业资本系统这一非线性系统的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采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创业资本系统制度变迁模型为切入点,求证我国创业资本系统是一个复杂性开放系统,然后从系统科学以及制度经济学双重视角来研究创业资本系统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首先进行了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研究。通过对国外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提出要借鉴国外经验,从建设对创业资本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以及扩散等进行有力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积极培养创业投资管理人才四个方面进行努力。通过对我国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找到制约因素,从政策、法律、市场、人文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我国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的对策建议。通过对创业资本系统的宏观以及微观两个子系统宏观管理制度、微观制度安排的研究,找出了创业资本系统发展和管理制度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后面的制度建设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国的创业资本系统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本文通过对其演进机制和存在缺陷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创业资本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系统提出了创业资本系统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以及政策。
二、创业投资、创业资本与创业投资基金辩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业投资、创业资本与创业投资基金辩析（论文提纲范文）
（1）组合视角的创业投资最优选择与股权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创业投资概述 |
| 1.1.1 创业投资的起源与发展 |
| 1.1.2 创业投资的概念与内涵 |
| 1.1.3 创业投资的退出机制 |
| 1.1.4 创业投资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2 创业投资的特点 |
| 1.2.1 创业投资的两个显着特征 |
| 1.2.2 创业企业家和创业投资家的关系特点 |
| 1.2.3 创业投资与传统投资行为的不同 |
| 1.3 研究背景 |
| 1.4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5 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章节安排 |
| 1.6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概述 |
| 2.1.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
| 2.1.2 套利定价模型(APT) |
| 2.1.3 基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创业投资研究综述 |
| 2.2 “K-K”理论概述 |
| 2.2.1 创业投资的主动风险控制 |
| 2.2.2 金融治理与公司治理 |
| 2.2.3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 |
| 2.2.4 创业投资的最优组合规模模型(“K-K”模型) |
| 2.2.5 基于“K-K”理论的创业投资研究综述 |
| 2.3 两种主要理论下的研究比较 |
| 2.4 其他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创业投资过程合约设计的研究 |
| 2.4.2 创业投资的辛迪加联合投资研究 |
| 2.4.3 创业投资的分阶段投资研究 |
| 2.4.4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与创业企业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创业投资组合选择与股权分配 |
| 3.1 引言 |
| 3.2 基于APT框架下的创业投资组合选择 |
| 3.2.1 基本假设 |
| 3.2.2 模型的构建 |
| 3.2.3 模型的求解 |
| 3.2.4 算例分析 |
| 3.3 基于CAPM框架下的创业投资契约 |
| 3.3.1 基本假设 |
| 3.3.2 最优契约安排 |
| 3.3.3 创业企业家对创业投资机构类型的选择 |
| 3.3.4 算例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双边道德风险下的创业投资组合规模与股权结构 |
| 4.1 引言 |
| 4.2 技术创新影响下的创业投资最优组合规模与股权结构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
| 4.2.3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创业企业组合规模 |
| 4.3 两阶段投资下的创业投资最优组合规模与股权结构 |
| 4.3.1 基本假设 |
| 4.3.2 最优组合规模 |
| 4.3.3 静态比较分析 |
| 4.4 不同结论的比较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议价力、专业知识能力与创业投资的组合规模 |
| 5.1 引言 |
| 5.2 我国创业投资机构人力资源专业知识能力现状 |
| 5.3 创业投资的组合企业数量选择模型 |
| 5.3.1 基本假设 |
| 5.3.2 模型的建立 |
| 5.3.3 模型的讨论 |
| 5.3.4 两个例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创业投资机构自身的组合——辛迪加联合投资决策与收益分配 |
| 6.1 引言 |
| 6.1.1 联合投资概述 |
| 6.1.2 联合投资的动机 |
| 6.1.3 联合创业投资的组合属性 |
| 6.2 基于动机的联合创业投资决策与收益分配契约 |
| 6.2.1 基本假设 |
| 6.2.2 基于获取垄断利润动机 |
| 6.2.3 基于项目选择时的信息共享动机 |
| 6.2.4 算例分析 |
| 6.3 联合投资机构数量的决定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7.1 全文总结与创新点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2）创业投资撬动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机理、效应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对创业投资支持创新的规范研究 |
| 1.2.2 对创业投资支持创新的实证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2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创业投资 |
| 2.1.2 新能源及新能源企业 |
| 2.1.3 新能源企业创新及创新效率 |
| 2.2 有关基本理论 |
| 2.2.1 创业金融理论 |
| 2.2.2 公共金融理论 |
| 2.2.3 科技金融理论 |
| 2.2.4 创新理论 |
| 3 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在有否创业投资情景下的分别测度 |
| 3.1 不考虑创业投资情景的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测度 |
| 3.1.1 测度原则 |
| 3.1.2 测度指标 |
| 3.1.3 测度方法 |
| 3.1.4 测度结果 |
| 3.2 考虑创业投资情景的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测度 |
| 3.2.1 样本分组 |
| 3.2.2 测度差异 |
| 4 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机理解析 |
| 4.1 创业投资杠杆与新能源企业创新杠杆的互动 |
| 4.1.1 创业投资杠杆对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放大作用 |
| 4.1.2 新能源企业创新杠杆对创业投资发展的倒逼作用 |
| 4.2 创业投资偏好风险与新能源企业创新面临风险的匹配 |
| 4.2.1 创业投资天生不惧企业创新风险 |
| 4.2.2 创业投资能够降低企业创新风险 |
| 4.3 创业投资增值性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增值性的融合 |
| 4.3.1 创业投资增值性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 |
| 4.3.2 新能源企业创新增值性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 |
| 4.3.3 创业投资增值性供给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增值性需求的融合 |
| 4.4 创业投资外部经济性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外部经济性的共赢 |
| 4.4.1 创业投资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双方的外部经济性 |
| 4.4.2 创业投资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双方外部经济性的共赢方式 |
| 5 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效应检验 |
| 5.1 假设提出 |
| 5.1.1 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总体撬动 |
| 5.1.2 创业投资出资背景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 |
| 5.1.3 创业投资注资策略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 |
| 5.1.4 创业投资持股强度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 |
| 5.2 样本分布、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
| 5.2.1 样本分布 |
| 5.2.2 变量设计 |
| 5.2.3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实证结果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6 创业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撬动路径优化 |
| 6.1 市场路径 |
| 6.1.1 新能源企业主动谋求与创业投资公司合作 |
| 6.1.2 创业投资公司积极寻找新能源项目 |
| 6.1.3 创业投资公司与新能源企业共同规划投融资行为 |
| 6.2 政策路径 |
| 6.2.1 完善创业资本市场体系 |
| 6.2.2 做好新能源产业支持工作 |
| 7 结论 |
| 7.1 主要观点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产权缺损对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2 研究框架 |
| 1.1.3 研究方法 |
| 1.2 产权缺损与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的研究综述 |
| 1.2.1 产权缺损研究文献回顾 |
| 1.2.2 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研究文献回顾 |
| 1.2.3 产权缺损与创业投资绩效关系研究文献回顾 |
| 1.2.4 有待研究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 2 创业投资产权及其缺损 |
| 2.1 创业投资产权 |
| 2.1.1 产权的涵义 |
| 2.1.2 创业投资产权的功能 |
| 2.2 创业投资的产权缺损及其原因分析 |
| 2.2.1 创业投资产权缺损 |
| 2.2.2 创业投资产权缺损原因 |
| 3 产权缺损对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 创业投资运营分析的理论基础——双重委托—代理理论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创业投资中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3.2 产权缺损对创业投资运营绩效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 |
| 3.2.1 交易成本叠加机制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2 激励作用弱化机制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3 增值服务缺位机制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3 产权缺损对创业投资运营绩效影响机理的实证分析 |
| 3.3.1 交易成本叠加机制的假设检验 |
| 3.3.2 激励作用弱化机制的假设检验 |
| 3.3.3 增值服务缺位机制的假设检验 |
| 4 产权缺损影响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采集与变量确定 |
| 4.2 模型分析与实证结果 |
|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作者在读期间所获的学术成果 |
| 附录二 创业投资机构相关参考资料和部分原始数据 |
（5）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关于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因子的研究 |
| 1.2.2 关于创业资本募集制度发育的研究 |
| 1.2.3 关于创业资本投营制度发育的研究 |
| 1.2.4 关于创业资本蜕出制度发育的研究 |
| 1.2.5 综合述评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总体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2 研究理论基础 |
| 2.1 相关基本理论 |
| 2.1.1 制度理论 |
| 2.1.2 代理理论 |
| 2.1.3 产权理论 |
| 2.1.4 博弈理论 |
| 2.2 有关概念界定 |
| 2.2.1 创业资本 |
| 2.2.2 创业资本市场 |
| 2.2.3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 |
| 3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路径 |
| 3.1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路径设计 |
| 3.1.1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主体 |
| 3.1.2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动因 |
| 3.1.3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形式 |
| 3.1.4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惯性 |
| 3.1.5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时滞 |
| 3.2 中国特色的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路径 |
| 3.2.1 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路径缺陷及成因 |
| 3.2.2 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路径选择方向 |
| 4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因子及作用 |
| 4.1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因子分类 |
| 4.2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作用机理 |
| 4.2.1 诱致性驱动作用机理 |
| 4.2.2 强制性驱动作用机理 |
| 4.2.3 两类驱动协同作用机理 |
| 4.3 国外典型的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作用模式 |
| 4.3.1 美德模式 |
| 4.3.2 两种模式差异的根源 |
| 4.4 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驱动作用现状 |
| 4.4.1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重要成就 |
| 4.4.2 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重大屏障及成因 |
| 5 我国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程度评价 |
| 5.1 研究模型 |
| 5.1.1 基本假设 |
| 5.1.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5.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5.2.1 因子分析 |
| 5.2.2 多元回归分析 |
| 5.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相关政策建议 |
| 5.3.1 刺激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需求 |
| 5.3.2 转变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的供给 |
| 6 结论 |
| 6.1 基本观点 |
| 6.2 主要创新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我国创业资本退出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创业资本概述 |
| 第一节 创业资本的内涵 |
| 第二节 创业资本的重要作用 |
| 第三节 创业企业成长与创业资本运作模式 |
| 第二章 创业资本退出机制的一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创业资本退出机制的定义和重要性 |
| 第二节 创业资本退出的时点选择 |
| 第三节 创业资本退出的主要方式 |
| 第四节 创业资本退出状况的衡量 |
| 第五节 创业资本退出的基本前提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基本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创业资本运行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收益率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时间分析 |
| 第四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行业分析 |
| 第五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地域分析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方式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方式的总体状况 |
| 第二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境内IPO方式研究 |
| 第三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境外IPO方式研究 |
| 第四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其他上市方式研究 |
| 第五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股权转让方式研究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市场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创业资本退出的市场环境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我国创业板的推出历程与创业资本退出机制 |
| 第三节 我国三板市场的发展历程与创业资本退出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建立“四板市场”的构想与创业资本退出机制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全文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引导基金对私人资本、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2.1 国内外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研究 |
| 1.2.2 引导基金的激励机制研究 |
| 1.2.3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中的对策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补偿机制设计问题 |
| 1.3.2 多目标环境下对创业投资企业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 |
| 1.3.3 构建基于代理人私人收益的激励合约问题 |
| 1.4 本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的针对性： |
| 1.4.2 研究方法的创新性：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 |
| 2.1.1 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引导作用 |
| 2.1.2 对私人资本的激励机制研究 |
| 2.1.3 对创业投资企业的激励机制研究 |
| 2.1.4 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机制研究 |
| 2.2 文献评价与分析 |
| 3 国外引导基金运作模式比较 |
| 3.1 美国模式 |
| 3.1.1 资金支持 |
| 3.1.2 创造良好的外部支持性投资环境 |
| 3.2 英国模式 |
| 3.3 德国模式 |
| 3.4 以色列模式 |
| 3.5 澳大利亚模式 |
| 3.6 国际经验总结 |
| 4 国内引导基金的发展与现状 |
| 4.1 国内引导基金的发展过程 |
| 4.2 国内引导基金的政策目标 |
| 4.3 国内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 |
| 4.4 国内引导基金的存在问题 |
| 5 引导基金中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补偿机制研究 |
| 5.1 引言 |
| 5.2 不同补偿机制的分类及其激励强度比较 |
| 5.2.1 问题描述和基本假设 |
| 5.2.2 基准情形－风险／收益共享方式下的私人资本投入 |
| 5.2.3 亏损保底方式下的私人资本投入 |
| 5.2.4 亏损补偿方式下的私人资本投入 |
| 5.2.5 收益补偿方式下的私人资本投入 |
| 5.2.6 风险／收益独享方式下的私人资本投入 |
| 5.2.7 亏损保底和亏损补偿方式的激励强度比较 |
| 5.3 对私人创业资本的激励政策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6 多任务环境下的创业投资企业激励合约研究 |
| 6.1 引言 |
| 6.2 问题描述和基本假设 |
| 6.3 不同组织方式下的激励机制设计 |
| 6.3.1 混合经营模式：单代理人多任务环境下的激励合约设计 |
| 6.3.2 专业化分工模式：无相对业绩比较下的激励合约设计 |
| 6.3.3 专业化分工模式：相对业绩比较下的激励合约设计 |
| 6.4 不同组织模式的比较 |
| 6.5 算例分析 |
| 6.6 对创业投资企业的激励政策建议 |
| 6.7 本章小结 |
| 7 基于代理人私利视角的创业投资家激励合约研究 |
| 7.1 引言 |
| 7.2 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
| 7.3 模型构建 |
| 7.4 模型求解 |
| 7.5 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政策建议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回顾 |
| 8.2 主要结论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课题 |
（9）引导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运行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创业资本、私募股权融资与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
| 2.1 创业资本的涵义、运行环节及功能 |
| 2.1.1 创业资本的概念 |
| 2.1.2 创业资本的运行环节及其功能 |
| 2.2 私募股权融资定义、分类及特点 |
| 2.3 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概述 |
| 2.3.1 政府引导基金的含义 |
| 2.3.2 政府引导基金的主要特征 |
| 2.3.3 引导基金的优势与劣势 |
| 2.3.4 政府引导基金的效应分析 |
| 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与融资供给 |
|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与发展障碍 |
| 3.1.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含义、特征及时代背景 |
| 3.1.2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 |
| 3.1.3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
| 3.2 VC/PE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 |
| 3.3 VC/PE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统计 |
| 4 国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与经验借鉴 |
| 4.1 国外政府引导基金的经典支持模式 |
| 4.1.1 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计划 |
| 4.1.2 以色列 YOZMA 计划 |
| 4.1.3 澳大利亚创新投资基金计划（IIF） |
| 4.2 借鉴意义 |
| 4.2.1 政府设立创投引导基金的国际经验 |
| 4.2.2 国有创业资本的制度选择 |
| 5 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行机制与模式探索 |
| 5.1 我国大力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的必要性 |
| 5.2 国内政府引导基金形成的政策环境 |
| 5.3 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历程 |
| 5.4 政府引导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试点简况 |
| 5.4.1 北京大胆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新模式 |
| 5.4.2 天津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发展 |
| 5.4.3 上海首批新兴产业创投基金数量居全国首位 |
| 5.4.4 广东拟设多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
| 5.5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模式探索 |
| 5.5.1 深圳模式 |
| 5.5.2 上海模式 |
| 5.5.3 天津模式 |
| 5.5.4 江苏模式 |
| 5.5.5 上述模式的各自特点 |
| 6 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选择 |
| 6.1 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置 |
| 6.1.1 设立主体与程序 |
| 6.1.2 资金来源与规模 |
| 6.1.3 存续期的设置 |
| 6.2 引导基金成功运行的原理和关键条件 |
| 6.3 引导基金的投资策略与管理模式 |
| 6.3.1 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策略 |
| 6.3.2 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模式的选择 |
| 6.4 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及我国的现实选择 |
| 6.4.1 引导基金的主要运行模式 |
| 6.4.2 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选择 |
| 7 相关的政策建议 |
| 7.1 法律法规层次 |
| 7.2 政策制度层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我国创业资本系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以及目的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以及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2.3 本文研究范式的确立 |
| 第三章 我国创业资本系统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系统科学理论 |
| 3.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3.3 系统科学范式下创业资本制度研究的理论构建 |
| 第四章 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变迁 |
| 4.1 系统科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双重视角下的创业资本系统本质 |
| 4.2 创业资本系统制度变迁 |
| 4.3 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我国创业资本系统变迁 |
| 4.4 我国创业资本系统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 |
| 5.1 国外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 |
| 5.2 我国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环境分析 |
| 5.3 改善我国创业资本系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建议 |
| 第六章 我国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安排研究 |
| 6.1 创业资本系统宏观管理制度安排 |
| 6.2 创业资本系统的微观管理制度安排 |
| 第七章 我国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
| 7.1 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建设 |
| 7.2 创业资本系统的制度创新 |
| 7.3 创业资本系统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总结和展望 |
| 8.1 主要研究成果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工作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创业投资、创业资本与创业投资基金辩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组合视角的创业投资最优选择与股权分配研究[D]. 蒲毅.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2]创业投资撬动新能源企业创新效率的机理、效应与路径研究[D]. 王阿娇. 河南理工大学, 2019(08)
- [3]产权缺损对创业投资运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 金鑫.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8(01)
- [4]创业资本与企业创新:情怀何处安放?——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 覃家琦,李泽广. 中国会计评论, 2017(04)
- [5]创业资本市场制度发育研究[D]. 马德水. 河南理工大学, 2015(11)
- [6]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中的共同代理问题:基于创业投资家、私人投资者和引导基金三方视角[A]. 刘曼红,金玮. 第九届（2014）中国管理学年会——风险投资分会场论文集, 2014
- [7]我国创业资本退出机制研究[D]. 窦佼.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6)
- [8]引导基金对私人资本、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机制研究[D]. 王利明. 重庆大学, 2012(02)
- [9]引导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运行模式研究[D]. 闫琳. 山西财经大学, 2012(01)
- [10]我国创业资本系统制度研究[D]. 黄先可. 天津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