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文献综述）
阚力[1]（2020）在《蒋介石与黄埔系（1923-1949）》文中指出黄埔系作为国民党中的重要派系,诞生于早期的黄埔军校,自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一直都在有意识的在黄埔学生及教官群体中培养忠于自己的人才,他通过旧式中国的传统师生情谊加强黄埔学生对自己的个人忠诚,也通过金钱和权位等利益诱使部分不坚定的黄埔学生团结在自己身边,正因为蒋介石悉心的打造,“黄埔系”这一概念才渐渐成型,由于对蒋介石的忠诚和蒋介石丰厚的回报,黄埔军校中的部分学员及教官也渐渐的自我认识到自己是黄埔系的一员,并主动以黄埔系身份示人,在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到国民党总裁的这一系列变迁当中,他也不断扶植,提拔黄埔系的将领担任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的要员,打击其他派系,黄埔系也在抗战之后,成为了国民政府内部的第一大军事派系,外有精兵,内有总裁支持,黄埔系至此,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以至于在解放战争时期,黄埔系将领成为了国民党军中的绝对主力,黄埔系的成长离不开蒋介石的倾力支持。因为蒋介石的栽培,黄埔系的将领也是竭诚向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成为了蒋介石重要的资本。黄埔系将领也是蒋介石不断扩张自己权利的军事资本,从广东国民政府东征陈炯明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开始,蒋介石依靠黄埔系在战场上的行动,不断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通过把黄埔系将领安插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军队当中这一手段,大大加强了自己对全国的控制及对地方军阀派系的打压。虽然在剿灭红军和抗日战争等战场上,黄埔系将领表现不尽人意,但仍然是蒋介石手下最忠诚,指挥最顺手的部队,所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通过黄埔系将领的安插,完成了对国民政府主力军团的控制。黄埔系这一军事派系依靠蒋介石的培养而出现并发展壮大,蒋介石也因为对黄埔系将领的安插利用而崛起,最后成为了国民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两者的命运紧密相连,但蒋介石没有看到黄埔系将领的本质,黄埔系将领的各方面素养并不足以支撑起蒋介石在解放战争的胜利,黄埔系将领本身在黄埔军校内所接受的军事训练不足,由因为对蒋介石的效忠缺乏一个坚定信念的支持,仅仅是因为封建时代的愚忠或者是投机主义的需要,所以在战场上这些将领缺乏远大目光,不以大局为重,反而争权夺利,拉帮结派,更由于蒋介石个人的性格缺乏,喜好遥控指挥战局,也致使了黄埔系在战事上的不利,当面对更有信仰,更坚定的中共军队的时候,蒋介石没有意识到黄埔系的诸多问题,反而大量任用黄埔系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期把自己的所有本钱全部押在了黄埔系将领的战场表现上,所以最后,由于黄埔系将领在战场上的失败,蒋介石最终败退台湾,丢掉了整个大陆,而黄埔系这一派系也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逐渐烟消云散,本文就历史的角度,对蒋介石与“黄埔系”1923-1949年间的形成、成长、鼎盛、衰弱各阶段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蒋介石“成也黄埔、败也黄埔”的结论。
张伟军[2]（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李志毓[3]（2017）在《汪精卫视野中的国民党——《汪精卫“自传”草稿》解读》文中研究指明《汪精卫"自传"草稿》立足于南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立场,讲述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斗争史及国民党自身成长、分裂、蜕变的历史。对于一些重要事件如革命党内"反孙风潮"、民国初年南北议和、国民党联共与改组、中山舰事件等,从亲历者角度展开论述,是一篇汪精卫执政路线的自我辩护与政策阐释,同时深刻呈现了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与派系斗争和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内在缺陷。
洪略[4]（2017）在《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起点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8年3月,谭平山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史称"第三党"。1930年8月,邓演达主持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目前,中国农工民主党将自身的历史起点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之日,即1930年8月9日。因此,目前中国农工民主党并未把中华革命党的历史作为其历史组成部分。新发现的"邓演达庭审记录"显示,邓演达不仅承认中华革命党即其所创之党,而且认可当时效仿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初衷。以此新发现的相关历史档案为支撑,重新梳理谭平山及其所创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农工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不难得出1928年3月中华革命党的正式成立应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起点、谭平山应该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新观点。
毛自鹏[5]（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周游[6]（2016）在《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动荡、政权更替不断和长期多政权并存局面的存在,使国旗在政治运用上也呈现出一个复杂的面相。国旗作为国家的象征,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的意象,这也使其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之一。晚清黄龙旗在象征皇帝和王朝国家的基础上,随着近代国民、主权等观念的传入,逐渐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中华民国建立后,五色国旗的制定和“五族共和”象征意义的赋予,以及民初国旗象征意义的推广,都是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层面上运用国旗。即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国旗被赋予了强烈的“党国”意识形态后,在抗战时期与四行“孤军”相关的国旗运用中,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仍能超越“党国”意识形态,彰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成为民众想象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但是,在近代中国,国旗也常常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是建构政权认同的政治符号。各政治势力常以派系（或政党）旗帜竞争国家旗帜,又以权力或武力塑造国旗的权威,以悬挂国旗建构政权认同。这样,国旗在某一层面上也成为政治势力传播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政治符号。尤其在整个民国时期,在中央政权之外,常存在异质势力或者不同的政权,这些异质势力或政权也视情况悬挂自己党派的旗帜,以彰显自己的特质,或悬挂其他政权的国旗,以表示对其他政权的认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国旗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运用和象征意义的嬗变及走向,却也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缩影。民族国家认同包括国家、政权和政党认同等形式,如果以民族国家为公约数,从晚清“国旗”出现,到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再以国旗塑造“党国”之民,国旗的象征意义是一个逐渐从做“加法”走向做“减法”的过程。也即是说,在总的趋势上,近代国旗的象征经历了一个从政权（朝代）到国家,再由国家到政权（政治势力）的演变过程。
沈亮[7]（2016）在《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文中认为黎照寰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人生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相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交通大学校长、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长、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协副主席,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位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风云人物。黎照寰的一生历经坎坷,精彩纷呈。他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在清政府无故取消其留学资格后,与之坚决斗争,此后远渡重洋,参加革命;他曾撰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但无意发展仕途,转而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兼容并包,锐意改革,一手开创了建国前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时代精英特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参与了当时社会的多个重要团体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服务、宗教慈善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晚年的黎照寰选择留在新中国,通过在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努力实现其爱国理想;他的人生经历是近代历史人物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黎照寰的个人成长背景,之后结合时代特征阐述其参加革命与从政的活动,分析其革命思想,并将其着作与戴季陶的着作进行比较。黎照寰是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的缔造者,自1929年来到交通大学后,他连续14年执掌交大,这段校长生涯是其人生的巅峰时刻,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成熟,成绩斐然,且具有抗日爱国情怀。黎照寰热衷民国社会活动,曾担任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和主张。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黎照寰选择走向新中国,积极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政协工作,继续弘扬传承孙中山的精神。黎照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与诚挚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这些特质使得黎照寰能在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敏锐地把握时代机遇,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施展才华,虽不时受到时局的困扰,却依然与时俱进,奋勇前行。黎照寰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人生轨迹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精英活动的一个缩影,他的兴奋与激进、彷徨与无奈都是时代的反映。
张晓辉[8]（2014）在《孙中山与国民党委员制》文中研究表明孙中山熟悉西方民主制度,民初将委员会纳入了党政组织结构。但鉴于历史教训以及保证个人主导党政的权威,他反对领导体制采用委员制。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后,改弦更张,在国民党制度顶层设计中采纳了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但其仍有局限性。自"新制"（即所谓"纯然的委员制"）在国民党中央确立后,党政军各级各类委员会大量设立。
阮秋红[9]（2014）在《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关系的问题,这也是近代时期中越两国之间关系的表现之一。从所周知,中越两国之间有着两千余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国情基本相似、文化相通、理想相同、经济相关。将近—千一百年之久,越南属于中国的郡县,又有近千年是中国的“藩属”。笔者通过分析中越两国相同的社会背景,并依靠两国人民有悠久的友好关系,以此来弄清中越两国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时期,如何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影响。近代中国寻找救国的道路时,孙中山曾在越南进行革命活动,并获得越南华侨和越南人民热情的帮助和拥护,同时他也对越南革命运动有着热情的支持。当时中国的救亡思潮和救国运动深刻的影响着越南,除了中国的维新运动外,还有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此,越南革命者在日法勾结驱逐出境之后就纷纷来到中国进行革命活动,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此外,他们也对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许多的贡献。中越两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前都是封建落伍的国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社会矛盾突出。到19世纪末,各国列强侵略中国,逼迫其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在中国许多特权,逐渐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当时越南也被法国殖民者侵略,接着他们把越南变成了殖民地。从此,越南人民陷入殖民者的压迫和奴役之下。国家处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当中,中国清朝和越南阮朝却对侵略者变现出害怕,甘心作为他们的走狗,共同对本国人民实行压迫和剥削。中国和越南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落后都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想摆脱它们的统治和束缚,进而追求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两国的爱国志士纷纷奔走以便寻找救国的道路。当时中国形成了两个政治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改良派已发动了维新运动以追求国家富强,但它存在短短的103天就被慈禧太后与她周围的顽固守旧势力解散。在改良派准备发动维新运动的同时,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兴中会”,主张采取暴力革命来推翻清朝。中国发生这些事件,对越南有深刻的影响。由于越南和中国的社会背景十分相同,所以越南爱国志士容易接受和运用从中国传播来的思潮。越南也形成了两个政治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以潘周桢为代表,革命派以潘佩珠为代表。革命派主张的是暴动的趋势,成立“维新会”,进行“东游运动”留学日本,目标是推翻法国的殖民统治,恢复越南的独立,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改良派主张的是改革的趋势,依靠法国为前提要求改革,自立富强,前进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所以他们在越南中圻已进行维新运动。越南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既接受中国改良派的影响,又接受中国革命派的影响。20世纪初,孙中山在奔走寻找救国道路的过程中,他及其同志已经来过越南多次。在越南华侨中进行宣传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等革命活动,获得了越南华侨和越南人民热情的支持和拥护。越南成为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越南边界多次是中国起义军进攻中国南方各省的出发点。孙中山及其同志这些革命活动对越南人民抗法斗争有巨大的鼓舞,在越南爱国志士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905年至1908年,越南爱国志士以潘佩珠为领袖赴日本,开始“东游运动”。在日本期间,他们接触中国革命者,尤其是潘佩珠曾两次与孙中山会见,谈两国革命合作的事情。潘佩珠本身受到孙中山的深刻影响,这一影响使得潘佩珠改变了救国主张,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到信仰民主共和。日法勾结驱逐越南爱国者出境之后,他们就来到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继续本国的革命事业。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下,1912年潘佩珠在广州成立越南光复会,在纲领和机构上都是学习、模仿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接着1924年成立了越南国民党,该党的主张、纲领等大多是模仿中国国民党。不过,于1925年5月,潘佩珠在上海被法国密探拘捕,押送回越南,并被软禁直到去世。至此,潘佩珠领导的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几乎停止。潘佩珠被捕两年以后,阮太学等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越南重新成立了越南国民党（1927年至1931年）。该组织的成立是越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顶峰,它的大多数成员本来是孙中山的信徒。其政治纲领符合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三民主义被视为越南国民党的“呼吸的空气”。尽管如此,越南国民党学习、接受三民主义既缺少系统性,又缺少灵活性。胡志明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越南爱国志士一样,也受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到1920年,虽然胡志明找到的救国之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道路,但在他的革命过程中,又通过不断研究、学习其他思想、学说,来完善自己的革命思想。1924年,胡志明从莫斯科到达广州,当时孙中山在进行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又亲眼看到这里的中国革命踊跃发展,同时受到中国国民党左派热情的帮助,促使胡志明不遗余力探索和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志明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眼光来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同时对三民主义作了补充和发展。实际上说明了这一点,在胡志明的思想和革命方式中,我们都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紧密结合。那就是用暴力手段来打倒现行政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革命成功,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胡志明和越南革命还有积极的价值。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名下,胡志明写着三个标语：“独立-自由-幸福”。此三个标语正好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反映了越南人民长久渴望达到的目标。胡志明主席把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三个政策,并领导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为实现此三个政策而奋斗越南革命者不仅仅接受辛亥革命领导者的革命主张的影响,而且帮助和支持他们的革命运动,他们用文章为中国革命鼓与呼、赠送武器、与各被压迫民族成立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组织,并参加中国工农运动等活动。这些行动对中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培育近代中越两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越南华侨华人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但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而且与越南人民同心协力,并肩斗争,抗击法寇,“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越南民族的独立、自由事业,为扞卫越南民主共和国,作出了巨大功绩,永远受到越南人民的缅怀。
孙莉娜[10]（2014）在《谭平山:心如中流砥柱 意若磐石劲松》文中指出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着名的民主革命家,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他是中共广东党组织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逆境奋发投身革命洪流翻开广东省地图,在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布的冲击平原地带西侧,可以找到一个并不起眼的地名:高明（原广东省高明县,现佛山市高明区）。它曾有过"文风甲端郡","彦
二、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提纲范文）
（1）蒋介石与黄埔系（192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的建立1923-1924 |
| 第一节 蒋介石被孙中山看中的品质 |
| 一、政治忠诚 |
| 二、良好的军事素养 |
| 第二节 蒋介石率团访苏及蒋介石对苏的军事认知 |
| 一、蒋介石率团访苏始末 |
| 二、蒋介石的苏联军事考察心得 |
| 第三节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的治理 |
| 一、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的日常管理 |
| 二、日常管理中形成的派系化倾向 |
| 第二章 黄埔学生军与蒋介石的崛起1925-1926 |
| 第一节 蒋介石、黄埔学生军与第一次东征 |
| 一、黄埔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时的功绩 |
| 二、蒋介石的初露锋芒 |
| 第二节 蒋介石、黄埔学生军与镇压杨刘叛乱 |
| 一、黄埔学生军在镇压杨刘叛乱中的功劳 |
| 二、蒋介石的声名鹊起 |
| 第三节 黄埔纯洁运动与蒋介石的权力扩张 |
| 一、中山舰事件与蒋介石的军事清共 |
| 二、整理党务案与蒋介石的政治清共 |
| 第三章 蒋介石与黄埔系的形成1926-1927 |
| 第一节 黄埔系在北伐中的有限作用 |
| 一、蒋介石对黄埔系私心自用 |
| 二、黄埔系在北伐中声名不彰 |
| 第二节 “他指”:非嫡系对黄埔系的指控 |
| 一、第四军对黄埔系的指控 |
| 二、第七军对黄埔系的指控 |
| 第三节 “自认”:蒋氏嫡系对黄埔系的自我认同 |
| 一、蒋介石对黄埔系的建构 |
| 二、黄埔系的自我认同 |
| 第四章 黄埔系与蒋介石权力的稳固1928-1933 |
| 第一节 黄埔系与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 |
| 一、黄埔系与蒋介石对地方军阀的“统一” |
| 二、黄埔系与蒋介石对红军的军事围剿 |
| 第二节 黄埔系与蒋介石的“政治”统一中国 |
| 一、黄埔系将领在中央的任职及作用 |
| 二、黄埔系将领在地方的任职及作用 |
| 第五章 蒋介石与黄埔系的衰落1934-1945 |
| 第一节 蒋介石的性格缺陷与黄埔系的内部倾轧 |
| 一、蒋介石自身的性格缺陷 |
| 二、黄埔系内部的互相倾轧 |
| 第二节 蒋介石的战略需要与黄埔系的声威不彰 |
| 一、蒋介石的战略需要 |
| 二、黄埔系的声威不彰 |
| 第六章 黄埔系与蒋介石的败退台湾1946-1949 |
| 第一节 黄埔系将领的综合素质不高与蒋介石的败退台湾 |
| 一、黄埔系将领军事素养不足对国军总体战力的影响 |
| 二、黄埔系将领文化素养不足对国军总体战力的影响 |
| 三、黄埔系将领人文素养不足对国军总体战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其他因素导致的蒋介石败退台湾 |
| 一、非黄埔系将领难受重用 |
| 二、加入中共的黄埔优秀毕业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类 |
| (一)资料汇编 |
| (二)文集、年谱、书信 |
| (三)自传、回忆录、日记 |
| 二、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一)期刊论文 |
| (二)学位论文 |
| 四、外文文献类 |
| 致谢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汪精卫视野中的国民党——《汪精卫“自传”草稿》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汪精卫“自传”草稿》来源及其史料价值 |
| 二汪、孙分歧与国民党的内部纠纷 |
| 三“左派”视角下的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 |
| 结语 |
（4）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起点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谭平山创建“中华革命党”的思想积淀 |
| (一) 谭平山在学生时代对中国革命的组织形式问题就有所思考, 对中华革命党政治主张中的“平民主义”“平民政治”等概念已经有了较高认同 |
| (二) 在与中国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斗争的过程中, 谭平山认定中国革命必定要走“国共”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
| 二、谭平山与“中华革命党”的创立 |
| 三、“中华革命党”与农工党的关系 |
| (一) 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
| (二) 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领导构成和组织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 |
| (三) 邓演达本人对中华革命党的建党初衷和历史贡献是认可的 |
| 四、结语 |
（5）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总命题: 否定、替代与建构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命题的出场背景 |
| 一、近代以来学习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失败 |
| 二、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
| 三、甲午战后新兴知识分子的出现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人的生存危机的加剧 |
| 一、北洋军阀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
| 二、民众的生活苦况与失望的加深 |
| 第三节 对十月革命、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一、对苏俄十月劳农革命的逐步接受 |
| 二、对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一: “人”的发现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人”的发现的铺垫 |
| 一、激烈反传统与“人”的发现 |
| 二、文学革命与“人”的发现 |
| 第二节 探索的核心: “人” |
| 一、“人”的发现的主要内容 |
| 二、“人”的发现观念评析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二: “社会改造” |
| 第一节 从“人”的发现到“社会”的寻找 |
| 一、从“群”到“社会”的演变 |
| 二、“人”的发现转向“改造社会” |
| 三、各种“主义”的兴起与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另造“社会”的实践与失败 |
| 一、工读互助主义 |
| 二、新村主义 |
| 第三节 改造上层政治的理论构想 |
| 一、“好政府”主义 |
| 二、联省自治、联邦制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三: “国民运动” |
| 第一节 从“党派运动”、“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变 |
| 一、辛亥后“党派运动”的失败 |
| 二、“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向 |
| 三、对国民政治觉悟的呼吁 |
| 第二节 国民运动的主要内容 |
| 一、民权(女权)运动同盟 |
| 二、废督裁兵运动 |
| 三、非基督教运动 |
| 四、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五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四: “组织政党” |
| 第一节 从国民运动到组织政党的思考 |
| 一、国民运动的发展到组织政党的需要 |
| 二、“非党”与“造党”的争论 |
| 三、集合高素质的党员 |
| 第二节 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合作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探索 |
| 二、国民党改组 |
| 三、国共合作 |
| 第三节 部分知识精英的追求 |
| 一、鲍明钤对欧美政党政治的追求 |
| 二、梁启超对代议政治的追求 |
| 第六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五: “国民革命” |
| 第一节 国民运动向国民革命的转变 |
| 一、国民运动转向国民革命 |
| 二、“国民革命”思想的发展 |
| 三、国民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一、国民党对领导权的争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 |
| 三、“人的解放”与革命领导权 |
| 第七章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人的解放”悖论与“社会主义”的解困之道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悖论 |
| 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成就 |
| 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困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的解放”之思 |
|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与对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的关注与诠释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应变之道与“人的解放”之路 |
| 一、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多方探索与“社会主义”的应然之道 |
| 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四个自信”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6）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四、论文内容设计 |
| 第一章、龙旗与“国家”：晚清的龙旗、象征与民族主义 |
| 第一节、黄龙旗的诞生 |
| 第二节、中外交往中的黄龙旗与“国旗”的确定 |
| 第三节、黄龙旗使用范围的扩展和“国旗”国家象征意义的出现 |
| 第四节、利权、主权与“国旗”民族主义意义的凸显 |
| 第五节、晚清朝野在“国旗”象征认知和使用上的偏差 |
| 小结 |
| 第二章、“共和”压倒“革命”：辛亥前后的革命旗帜与国旗的竞争 |
| 第一节、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旗帜、象征与使用 |
| 第二节、武昌首义后的革命旗与旗帜的种族主义面相 |
| 第三节、各派统一国旗的努力及其权争 |
| 第四节、五色旗的广泛使用和国旗的确立 |
| 小结 |
| 第三章、国家象征的复相：北京政府时期朝野对国旗的认知和政治运用 |
| 第一节、“敬旗爱国”：国旗国家象征意义的宣传与推广 |
| 第二节、“辱旗与辱国”：时人对国旗滥用和侮辱的反应 |
| 第三节、“君主”与“共和”：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改换国旗与时人的应对 |
| 一、洪宪帝制与国旗 |
| 二、张勋复辟易帜与时人的应对 |
| 第四节、“旗语”、隐喻与象征：国旗意义的阐释与政治诉求的表达 |
| 小结 |
| 第四章、“革命”与“反赤”：国民党北伐易帜与国旗的竞争 |
| 第一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党北伐易帜和政权认同的建构 |
| 一、孙中山北上前后的国民党国旗与政权认同的建构 |
| 二、对“拥护五色国旗”运动的回应和“易帜”合法性的建构 |
| 三、北伐易帜过程与政权认同的建构 |
| 第二节、“反赤”：国家主义派的“拥护五色国旗”运动 |
| 一、国家主义派的“拥护五色国旗”活动 |
| 二、对五色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和“护旗”合法性的建构 |
| 三、对“赤化”意义的阐释与“反赤”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三节、“革命”与“反革命”：中共在大革命前后对国旗的认知和运用 |
| 一、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旗的认知和运用 |
| 二、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对国旗的认知和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 |
| 第一节、国旗相关法规的确定与党旗国旗关系的建构 |
| 第二节、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与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三节、以“国旗”行“党化”与民众“党国”意识的塑造 |
| 第四节、推行“划一党国旗运动”与政权认同建构的扩大化 |
| 小结 |
| 第六章、民族主义的建构：四行“孤军”献旗故事的制作与“孤军”的悬旗和护旗 |
| 第一节、为“孤军”献旗：一个被建构的国旗故事 |
| 第二节、“国旗魂”：一位献旗英雄的建构 |
| 第三节、四行仓库悬旗：抗战精神的宣示 |
| 第四节、“孤军营”护旗：对国家主权的扞卫 |
| 小结 |
| 第七章、“正邪之间”：边区政府与汪伪政权、伪满洲国的“国旗” |
| 第一节、边区政府的国旗 |
| 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中共的政权认同 |
| 二、悬挂国旗与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二节、汪伪政权的“国旗” |
| 一、汪伪政权“国旗”的制定 |
| 二、汪伪政权对“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运用与政治诉求的表达 |
| 第三节、伪满洲国的“国旗” |
| 一、伪“国旗”的制定、意义阐释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 二、悬挂伪“国旗”的推行和政权认同的建构 |
| 小结 |
| 结语：国旗、国家认同与政权认同 |
| 参考文献 |
| 本人攻读博±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革命与从政 |
| 第一节 投身革命的原因 |
| 一、家庭背景 |
| 二、启蒙教育 |
| 三、留学经历 |
| 四、孙中山的引领 |
| 第二节 海内外的革命斗争 |
| 一、在美国的斗争 |
| 二、革命金融家 |
| 三、东江遇险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革命思想 |
| 一、黎照寰着书的历史背景 |
| 二、黎照寰书中的革命观 |
| 三、与戴季陶主义的比较 |
| 第四节 铁道部的从政经历 |
| 一、重返政坛的原因 |
| 二、履职实绩 |
| 三、时局制约下的转行 |
| 第二章 开创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 |
| 第一节 黎照寰的治校理念 |
| 一、交通大学的早期历史 |
| 二、治校理念 |
| 三、现实的困境 |
| 第二节 黎照寰的改革措施 |
| 一、行政管理改革 |
| 二、院系学科改革 |
| 三、招生教学改革 |
| 四、基础设施的扩充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创新举措 |
| 一、提高声誉：顶尖学者访校 |
| 二、扩大影响：举办重要会展 |
| 三、国际知名：拓展海外交流 |
| 四、培养精英：德、智、体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抗日救亡中的斗争与无奈 |
| 一、组织抗日斗争 |
| 二、理智研判与应对 |
| 三、“孤岛”治校的艰辛 |
| 第五节 黎照寰的教育思想 |
| 一、黎照寰的治校成就 |
| 二、“教育强国”的理念 |
| 三、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 |
| 四、“振兴国家”的责任 |
| 第三章 黎照寰的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 一、筹建同盟的背景 |
| 二、筹建同盟的活动 |
| 第二节 在上海社会的救亡活动 |
| 一、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活动 |
| 二、国际问题研究会的斡旋 |
| 三、黎照寰的外交观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文化活动 |
| 一、创立中山文化教育馆 |
| 二、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 |
| 三、黎照寰的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黎照寰的宗教事业 |
| 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 |
| 二、宗教事业的国际交流 |
| 三、黎照寰的宗教观 |
| 第四章 建国后的活动与思想 |
| 第一节 留在大陆的原因 |
| 一、与旧政权的决裂 |
| 二、主观因素 |
| 三、客观因素 |
| 第二节 建国后的活动 |
| 一、执掌之江大学 |
| 二、支持“抗美援朝” |
| 三、推进公私合营 |
| 四、参与“三自”爱国运动 |
| 五、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
| 第三节 在人民政协的工作 |
| 一、亲力亲为，尽心履职 |
| 二、科学分析与研判 |
| 三、对政协工作的思考 |
| 第四节 传承孙中山的精神 |
| 一、与宋庆龄并肩协作 |
| 二、怀念与感悟 |
| 第五节 晚年的思想转变 |
| 一、自身思想的转变 |
|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
| 三、期待与无奈 |
| 第六节 黎照寰与竺可桢之比较 |
| 一、黎照寰与竺可桢的交集 |
| 二、影响人生的求学历程 |
| 三、功勋卓着的治校业绩 |
| 四、殊途同归的爱国信念 |
| 结语 |
| 附录 黎照寰生平及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 |
| 二、报纸资料 |
| 三、期刊杂志 |
| 四、着作 |
| 五、研究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孙中山与国民党委员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孙中山的早期党政组织及委员会 |
| 二、国民党委员制之酝酿及初步形成 |
| 三、国民党委员制的确立与推行 |
| 结语 |
（9）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1、选题的理由 |
| 2、选题的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辨析与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难点 |
| 第一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越两国国情的异同性 |
| 第一节 中国的国情 |
| 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情况 |
| 二、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 |
| 第二节 越南的国情 |
| 一、越南被法国殖民者侵略之前的社会情况 |
| 二、法国殖民者对越南的侵略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中越两国国情的异同性 |
| 一、中越两国国情的相同之处 |
| 二、中越两国国情的差异之处 |
|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维新思潮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维新思潮传入越南 |
| 第二节 越南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维新运动 |
| 一、革命派对日本存在幻想及其幻想的破灭 |
| 二、改良派进行维新运动和对法殖民者的幻想 |
| 第三节 越南维新运动与中国维新运动的异同之处 |
| 一、中越两国维新运动的相同之处 |
| 二、中越两国维新运动的不同之处 |
| 第三章 孙中山及其同志与越南 |
| 第一节 孙中山与越南 |
| 一、孙中山及其思想的概述 |
| 二、孙中山在越南的革命活动 |
| 三、孙中山思想在越南的传播 |
| 第二节 黄兴和胡汉民与越南 |
| 一、黄兴曾经几次到越南 |
| 二、胡汉民赴越南组织武装起义 |
| 第四章 辛亥革命领袖的革命思想对越南革命者和革命组织的影响 |
| 第一节 孙中山对潘佩珠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影响 |
| 一、潘佩珠从君主立宪制转向民主共和制 |
| 二、潘佩珠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异同 |
| 第二节 越南国民党与孙中山及其同志的革命主张 |
| 一、越南国民党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
| 二、孙中山及其同志的革命主张对越南国民党的影响 |
| 第三节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胡志明的影响 |
| 一、胡志明的革命生涯简介 |
| 二、胡志明对孙中山的尊敬和仰慕 |
| 三、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对胡志明的影响 |
| 第五章 越南革命运动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支持和作用 |
| 第一节 潘佩珠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 |
| 一、潘佩珠的文章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
| 二、与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爱国志士成立“东亚同盟会”和“滇桂越同盟会” |
| 三、越南革命党人赠送器械和参加中国同盟会革命军 |
| 第二节 胡志明与中国革命运动 |
| 一、在广州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与中国革命党人结下深厚友谊 |
| 二、胡志明在广州的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作用 |
| 第六章 越南华侨华人与两国革命运动的关系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越南华侨华人概况 |
| 第二节 越南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贡献 |
| 一、经济支援 |
| 二、承担起义的购运械粮、通讯联络和掩护工作 |
| 三、直接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武装斗争 |
| 第三节 越南华侨华人一直同越南人民并肩抗法 |
| 一、积极支持、参加越南人民抗法斗争 |
| 二、做好掩护、捐献粮款、购运军火弹药、通讯联络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攻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10）谭平山:心如中流砥柱 意若磐石劲松（论文提纲范文）
| 逆境奋发? 投身革命洪流 |
| 中流击水? 力促两党合作 |
| 历经浮沉? 劫波渡尽弥坚 |
四、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参考文献）
- [1]蒋介石与黄埔系（1923-1949）[D]. 阚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3]汪精卫视野中的国民党——《汪精卫“自传”草稿》解读[J]. 李志毓. 史林, 2017(06)
- [4]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起点问题[J]. 洪略.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06)
- [5]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 [6]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D]. 周游.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D]. 沈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8]孙中山与国民党委员制[J]. 张晓辉. 民国档案, 2014(04)
- [9]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研究[D]. 阮秋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10]谭平山:心如中流砥柱 意若磐石劲松[J]. 孙莉娜. 红广角, 2014(05)
标签：国民党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中华革命党论文;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