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

一、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论文文献综述）

张子威^[1]（2020）在《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以高昂的基调,深刻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晴雨表和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滥觞,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还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以现代性视角切入,可重新挖掘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精神内涵,且通过综合中西方对于现代性概念的理解和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到十七工业题材小说在人的精神层面既展现出一种现代性的追求,同时也存在着现代性的缺失之处。其现代性追求可归纳为妇女的解放精神、工业秩序理念、生产伦理意识和时代意识四个方面,其缺失之处则表现在个性的压抑、理性的膨胀和传统的黏连三个方面。结合文本分析可探知,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现代性问题,应该从不同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单一的评价标准难免会失之偏颇。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受政治历史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且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并不矛盾。其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和缺失都是以一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作为内在扭力,顺应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体现了中国文学的进化论意识形态。中国当代的工业题材作品创作应该延续这条发展脉络,从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吸取经验,接过传统农业文学的衣钵,以现代笔触描绘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中国,使中国文学真正拥有现代性。

王朱杰^[2]（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认为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王鑫^[3]（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指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吴思旻^[4]（2018）在《民族国家的冲突场域 ——论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嬗变》文中指出“十七年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十七年文学”批评史,受到西方文学思潮、当代文艺运动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批评风貌。在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以前,“十七年文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进入80年代,随着新启蒙主义的兴起,以“纯文学”与“审美”为价值标准的文学批评,把具有意识形态背景的“十七年文学”边缘化,使其一度成为文学史上的“盲区”;直到90年代,“再解读”学者们阐发出“十七年文学”的独特现代性,赋予这段文学新的言说空间,获得了学术界新的评价;而在新世纪,“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学者针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等问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论战,延续至今仍无定论。伴随着对“十七年文学”现代性探讨的广泛展开,“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浮现,并以此建构起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而“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嬗变,可以视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启蒙思想、阶级意识、传统文化、国家民族立场等因子,不断杂糅与互动的产物。基于时代的演进与内部冲突的复杂性,“民族国家”这一话语构建也存在着自身危机和整合的困境。本文以“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嬗变为切入点,见证丰富的时代思潮与思想史的变迁历程,试图发掘“民族国家”这一话语构建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当我们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纳入这个话语场,聚焦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宏大叙事时,是否存在新的以集体主义遮蔽个体的倾向,值得我们在这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予以正视和警惕。

刘熹^[5]（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案略论——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文中认为一、"重返八十年代"简述"重返八十年代"开始于2005年,由程光炜和李杨发起,在众多学术性期刊发表了相关研究和讨论（1）,并在2009年形成了一套"八十年代研究"丛书。程光炜200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两篇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为副标题的论文,《怎样

江涛^[6]（2017）在《“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疑问及学术突围》文中认为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以"现代性"理论衡量"十七年文学"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命题,但从中也衍生出了难以调和的争论之声。一方面,各自观点的内部均存在无法解决的"漏洞",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本文在梳理现有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发掘出新的学术增长空间。

王艳文^[7]（2016）在《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新时期儿童小说,论文以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作为比较对象与参照物,主要从题材、形象、主题、创作原则与叙事模式五个角度来观察分析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特点,试图全面、具体地呈现出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的变化与得失。从题材上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校园小说呈现出从50-70年代的“去校园化”到新时期“再校园化”的文学现象。家庭生活题材小说,表现为在50-70年代“去家庭化”的基础上实现“再家庭化”的描绘,甚至有“后家庭化”的特点。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从50-70年代“政治化”的农村逐渐蜕变为“去政治化”的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中,则从“反现代性”的书写转变为对城市“现代性”的描摹。在革命题材上,一反50-70年代的“宏大叙事”,采用“微观叙事”的方式对革命进行别样讲述,补充与丰富以前的“宏大叙事”。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儿童是适合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敢于质疑、勇于独立的“小小男子汉”形象。他们不再是50-70年代那种乖巧听话、低眉顺眼、唯老师与父母之命是从的“先进型典范”。新时期的红色儿童也开始褪尽光华,从出神入化的小英雄回归于平凡普通的小战士。新时期本色儿童的塑造是以新写实的手法还原当代大多数儿童本真的生存状态,他们再也不是50-70年代那种幸福快乐的小顽童,而是中间状态的读书郎。新时期小说中的“问题儿童”是需要教育与挽救的不良少年。不同于50-70年代的“问题儿童”,那时不是真正的“问题儿童”,而是成人把儿童天性中不符合成人要求的地方当成了“问题”,“问题儿童”其实不是儿童出“问题”而是成人出了“问题”。新时期的残障儿童是有明显的器官或组织残缺导致行为障碍的残疾儿童与有着轻微的器官损伤导致交往障碍的智障儿童。他们身体残疾,心地善良。50-70年代一般把反面儿童写成残障儿童,是一种刻意丑化的艺术行为,目的是突出神化小英雄,小说中几乎没有真实可信的有关残障儿童的描写,真正意义上的残障儿童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女童形象由50-70年代的“假小子”,“铁姑娘”演变成为新时期的“青春美少女”。从主题意蕴的角度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情感主题由50-70年代“公共情感”的抒发转为“私人情感”的表达。人性的主题,不再“唯阶级论”,认为一切人性都非通过阶级性体现不可。不再把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有着丰富多样性情的人,简单地当作阶级性的化身,而是还原人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写出了具体的真实可信甚至是感人的普遍人性来。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的苦难主题相对于50-70年代群体性的“政治苦难”而言,主要抒写个体的“生命苦难”。新时期成长主题旨在描写少年儿童生命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的“被动成长”,而是少年儿童生命的自然成长过程,是“主动成长”。从创作原则上来看,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打破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批判性。儿童小说发展到80年代中期,在外来思潮与寻根文学的影响下,被中断的浪漫主义思潮逐渐开始觉醒。新时期儿童小说家还挣脱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束缚,借鉴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对儿童小说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革新,创作出一批带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儿童小说,如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有些小说创作还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为结构的平面化与拼贴,内容的反深度与戏谑。从叙事模式上看,在人称与视角上,新时期儿童小说一改50-70年代视角的单一化特点,开始变得丰富而多样。在时间意识与叙事时间上与50-70年代也大为不同,体现为个体生命年龄时间对社会历法时间的取代,内在心理时间对外在客观时间线性顺序的打破。新时期小说的叙述重心从50-70年代注重外在的单一故事的讲述转移到关注人物心理情感的传达方面上来,于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原来的“故事—情节”模式的叙事结构转变为“心理—情绪”模式的叙事结构。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相对于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来说,在题材、人物、主题、创作原则及叙事模式等五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新变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之外,再就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新时期儿童小说在修正50-70年代儿童小说的不足,继承现代文学优良传统,借鉴当代成人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对经济利益的一味追求,也使儿童小说创作出现从重艺术追求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转移趋向。

陈卫炉^[8]（2016）在《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文中认为上海工人文学创作主要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快速进入繁荣期,收获了较为丰硕的创作成果。在新中国“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中,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兴衰荣辱,无疑带有显着的时代印记,并昭示着文学自身律动和社会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除导论、结语之外,论文主体部分主要分为六章。论文充分注意建构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串联的前、后两个篇章结构。前三章内容着力描摹和彰显整体、抽象的时代场景和历史风貌,后三章内容旨在呈现具体、细致入微的文学内部感知。大致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研究框架结构,互为条件,互为支撑,努力建构起一个相对合理的研究模型。论文前半部分,主要从文学发生的外部环境入手,探究和分析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点。第一章从建国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识字运动”为主的职工业余教育和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文学方向”三个方面入手,探究新中国“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工人文艺创作空间。第二章着力考察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队伍的建构问题,提出思想上高度重视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实践上进行组织化写作、新闻媒介的培育引导以及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借鉴引入,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于新型创作队伍的建构和生成过程。第三章主要梳理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历史、创作业绩,并对上海工人作家群进行了整体性扫描。论文后半部分,主要由第五、六、七三章组成,着意从文学本体出发,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转入到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主题类型、人物类型和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和论述。提出就文学主题类型而言,聚焦翻身作主的工人在政治、经济以及精神面貌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类宏大的时代主题,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老工人、新女工、牛步化知识分子和中间状态干部等四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丰富和拓展中国当代工人形象画廊。在叙事模式上,普遍存在“车间模式”、“新闻速写模式”、“正剧化模式”、“二元对立模式”等弊病。论文在内、外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从历史必然性、局限性及其成因、对未来创作的启示和影响三个维度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现象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提出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经验,对世界工业文学名着进行大视野、高层次的深入阅读和研究,在正确认知上海工人文艺创作正当合理的一面的同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推进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展。

周小兰^[9]（2016）在《“红色经典”新论》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时期,近年来颇受关注。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十七年文学”深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影响,在“工农兵的文艺”和“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政治化思想和“政治性标准第一,艺术性标准第二”的文艺创作标准的影响之下,革命英雄叙事小说的创作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大量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代表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创作成就。历史的复杂和跌宕起伏使这些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受批判,并被更加“革命”的文艺形式——“革命样板戏”所代替。80年代初,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这些具有传奇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再次成为焦点,当年盛极一时的“经典”夹杂着再思考开始复苏。总之,“红色经典”的起起落落伴随着文学与政治及其他因素之间的融合与冲突,贯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本文立足于“红色经典”的文本分析,参考各个时期的文学史论述,试图探究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成就的“红色经典”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以及“红色经典”的沉浮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价值意义,从而确立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绪论首先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动机进行了简要叙述。其次,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红色经典”进行概念界定和阐释,明确本文的论证对象和范围。接着对涉及本论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本论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进行简要概括,明确本文的现实意义及其研究价值。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背后的文艺政策,进而追溯到1942年的《讲话》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并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都是政治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接着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解读当时的文学史发现,这一批革命历史叙事作品从一开始就受到较高的评价。不仅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革命美学的崇高解读,甚至对作品缺点的评价也是根据其对政治的影响力的缺乏来进行批判的。总之,“十七年文学”的主要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唯政治,唯生活,唯现实主义,这是对《讲话》及其后来历代文代会确立的文艺政策的形象解读。第二章,梳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批判现象,“红色经典”相关作品受到了重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纲领文件,贯穿着整个文革期间的文化大批判运动。以“黑八论”为代表的“文艺黑线”论是批判“红色经典”的重要依据,包括小说、电影等文体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是“红色经典”的革命历史叙事与“文化革命”下的历史叙事相冲突的结果。包括创作主题、文艺界领导、文艺创作队伍等要素在内的“红色经典”都因不符合《纪要》的“文化革命”的要求而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革命”的红卫兵诗歌、“革命样板戏”等文艺样式。此时,以手抄本小说、白洋淀诗歌为代表的“地下文学”也在繁荣发展,既承接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又为新时期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文学解冻现象,并对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叙事的重新发现进行论述及原因分析。伴随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来的是大量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这为国内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新的文学视域下,文艺界开始疏离政治,转而以人道主义、人性等角度重新思考并塑造了新的革命历史,创作了新历史小说。最后将《红高粱》、《灵旗》、《迷舟》、《大年》等新历史小说与“红色经典”作品进行比较,从而窥视革命历史叙事在新时期的新面貌。第四章,主要对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现象进行探究。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契机。在新的传媒形式的普及下出现了“红色经典”的改编热现象,这是市场、政治、革命与历史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象。消费主义意识与政治、审美意识的统一使得“红色经典”在当下呈现出了新价值,在充斥金钱、消遣、娱乐等文化虚无主义观的当下,重温“红色经典”有利于重新树立爱国、奉献等较为正面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红色经典”在当下的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意义,在改编中出所出现的一些冲突与问题同样需要进行调和与规训。在结语部分,指出“红色经典”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历次的跌宕起伏中总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红色经典”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并提出余音: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影响文学的发展,文学如何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坚持自身的发展和美学规律呢?

刘骧^[10]（2014）在《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1949-1966）》文中提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整体文学水平的低下是毋庸讳言的,但相较于十七年时期的农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重大题材领域的小说创作,工业题材小说凭借与新中国现代工业化诉求的现实相关性和工人阶级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具有了独特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内涵。本文即以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为考察对象,既追溯了作为其“前史”的中国现代左翼工业小说,尤其是解放区工业小说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先导作用;又详述了其在国家意识形态统摄之下的阶段性发展和创作形态的集体化趋向;还阐释了其文本所蕴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特征;并以苏为鉴,探索其受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文对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这种多角度考察有助于确立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审视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初期所进行的政治文化实践的独特轨迹及其内在困境提供了可能性。绪论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说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针对历来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工业小说指称混乱的情况,通过辨析“工业小说”、“工人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厘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以消除论述时可能遇到的不便;第三部分为本文论题的研究综述;第四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尝试梳理中国现代左翼工业小说理论与创作的发展历程。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并非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横空出世的全新的文学样式,其以中国现代左翼工业小说的发展流变为“前史”而在建国后被最终确立起来。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对文学的阶级性、大众化、题材等级制、集体主义的创作方式以及朴直强猛的文学风格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都有力地促进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生成。现代左翼文学始终怀抱的工农兵大众写工农兵大众的梦想在建国后真正实现,十七年时期涌现出来的众多工人作家、工人作者及其创作实绩就是明证。第二章论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十七年间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都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其在体裁、主题、风格、创作形态及作品数量等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以新政权的工业化诉求为现实基础的,这种主体地位直接决定了作家们对工人阶级的言说标准的建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人阶级形象塑造的概念化与公式化。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三种创作形态鲜明地昭示了政治话语对工业题材小说的集体化形塑作用:无论是由现代过渡到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还是从工人群众和工业干部中培养出来的工人作家的创作,或是在“大跃进”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集体创作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工人作者、参与工厂史编写活动的工人群众的创作,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第三章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现代性”一语论述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现代性表征及与之形成对照的前现代质素,并深入探析了工业题材小说文本中这种现代与前现代因素杂糅交织情形的成因。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因此工业题材小说应该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文本。但在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采取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异的方式,这种现代化追求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文本呈现出矛盾和分裂的状况。第四章着力探索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所受苏联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社会性、政治性的,更是文学性、艺术性的。新中国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由全盘模仿到彻底背离的过程促成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文本对苏联形象的建构与修改,这突出地反映在小说人物塑造、矛盾设置、情节走向等的调整与转变之中。苏联文学理论与创作对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入的。由苏联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建国后被正式奉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直至1958年才有所调整）,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在其语境下亦难逃规约。而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作家对自中国文学现代时期起即被译介过来的苏联工业题材小说的接受可谓是多方面的并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工厂史创作也是以苏联集体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为学习和参照的榜样而发生、发展的。结语部分试对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进行客观的评价,指出其因受缚于政治话语而丧失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从而严重削弱了文学表现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政治性与文学性错综交织的历史关系既显示出其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和局限,也为当下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反思的文学样本。

二、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1）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3）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4）民族国家的冲突场域 ——论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案略论——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6）“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疑问及学术突围（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9）“红色经典”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D]. 张子威. 中国矿业大学, 2020(11)
• [2]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3]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民族国家的冲突场域 ——论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嬗变[D]. 吴思旻.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5]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案略论——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J]. 刘熹. 芒种, 2018(05)
• [6]“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疑问及学术突围[J]. 江涛.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03)
• [7]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D]. 王艳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8]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D]. 陈卫炉.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9]“红色经典”新论[D]. 周小兰. 苏州大学, 2016(02)
• [10]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1949-1966）[D]. 刘骧. 南京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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