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省财政系统公共财政管理软件研讨会在南昌成功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金恩焘[1]（2020）在《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数字乡村”这一新的理念;2019年,中央又进一步制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助推乡村振兴的计划”。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在农业发展及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是为提高农民现代信息技能而内生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路径。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规模化、生态环保、生鲜电商、自媒体公众参与、用户消费体验等市场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农产品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对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新的挑战。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创新,涉及流通市场主体、流通商业模式、流通基础设施、品质溯源监督以及流通技术手段等多个维度,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创新构建适应我国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需求,成为本课题的重要研究目标。我国现有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枢的分散-集中-分散模式,主要以线下面对面大宗交易、极低冷链率的常温存储运输为主,存在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效率低、成本高、腐损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弊端,导致农户手上新鲜优质农产品售价低与居民采购价格高、质量差的矛盾。结合理论学习和文献综述,通过对江西省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考察与实践,本论文从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视角,分析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紧扣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核心维度,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模型;引入自媒体舆情分析、监控、引导等新方法,探讨农产品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为提升流通效率起点,以冷链物流体系创新为提升流通质量突破口,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工具,完成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探索构建新时代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确定研究问题和研究路线。历经四年时间对国内多个省份及江西省内60多个县的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企业实地考察,深入掌握传统农产品流通弊端以及创新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CiteSpace对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绘制知识图谱,数据显示农产品电商、冷链物流、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效率和流通成本是当前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对知识结构进行了补充和梳理,为系统了解农产品流通领域实情捕捉可靠数据,避免了传统归纳文献方法的主观性。在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围绕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研究突破口,设计了以网络舆情为农产品流通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为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途径,以冷链物流为骨干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流通质量提升的平台,构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中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研究路线。第二、通过宏观环境演变格局的多视角分析,创新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价值导向概念模型。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必须宏观把握流通两端的外部环境演变格局。本论文重点从农业生产端的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和城乡需求端的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环境要素入手,创新构建了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概念模型。在农业生产端,以粮食生产区为例研究我国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空间包容性,确定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支撑下实现新的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导向;分析农业生产效率区域差异演变及驱动因素,发现在农业规模化、土地托管、农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化、资本化等三农政策持续推动下,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效率提升迅速、区域差异演变加快,但农业规模效率提升明显高于农业技术效率提升,这种失衡的演变规律暴露出比较严重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导致的土地板结严重及催熟剂、增甜剂滥用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消费端对农产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和监督权,无法通过现有的流通体系传导到生产端。在城乡需求端,通过城乡福祉差异时空分异与政策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福祉差距持续缩小,对健康食品、优质食品、特色食品的需求不断提升。通过对新媒体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研究,分析网络典型案例发生发酵及平息发展过程,以及与意见领袖深度访谈,提出两个舆论场及话语融合平衡模型,探究了消费者需求意见更广泛、低成本和较迅速的表达方式,推进公众对农产品安全的有效社会监督。第三、通过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过程,探究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在对农村电商发展现状、问题、对策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四年的跟踪研究,案例企业通过混合制改革创新商业模式并搭建农村电商平台,实现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耦合,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经过混合制改革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X+1”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聚焦整合工业品服务下行、农业生产资料下行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的最先一公里的仓、运、网点等综合城乡共同配送资源,不仅保留了企业商业模式原有驱动因素,还获得了企业合法性和与国有企业资源优势融合的驱动因素,补充了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理论,丰富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创新的研究视角,为现代农产品流通环节中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板。第四、通过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构建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创新农产品流通质量体系。冷链物流是我国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硬短板,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列入补短板工程。在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整体提升是真正解决农产品流通质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所在。以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从政策顶层设计、行业总体规划的视角,在第四方物流和农村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依托供销合作社构建全省冷链骨干网,以图改善、解决冷链流通率较低、流通方式落后,体系不健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以及规模偏小、冷链物流没有形成网络等现实问题,为实现农产品高质量流通提供保障,提升农产品流通质量、缩短了农产品流通周期,从政策实践上推动了 115亿元的冷链流通体系的建设。第五、通过引入舆情处理机制,探索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日益趋向于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媒体的崛起,也使得农产品安全更易受到舆论的监督。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利用食品安全舆情倒逼农产品流通体系做出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率,通过用户反馈,寻找整个流通体系的问题症结,倒逼企业不断完善流通体系。针对网络舆情中网民行为分析,基于社会网络下新媒体舆情用户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微博大V等新媒体代表人士,对于推动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Pajek软件,根据大数据环境下意见领袖相关特征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以此识别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代表人物。新媒体舆情的宏观环境演变为现代农产品流通营销引导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为农产品流通电商平台和信息化系统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六、通过前期理论研究,指导完成创新农产品流通体系生鲜电商平台的建设实践。综合考虑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基于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提升、商业模式创新、冷链流通基础设施、舆情监督与溯源体系等综合设计理念,采取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四点一面设计模型,完成生鲜电商平台系统要素分析、流率基本入树模型、系统反馈基摸分析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实现符合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生鲜电商平台,并跟踪平台运营一年以上,初步实现预期效果。综上所述,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具有流通中间环节少、流通效率高的特点,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以及冷链物流骨干网创新,避免了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弊端,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了农产品流通损耗、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祉,对数字乡村战略下推进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实践意义。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从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个外部宏观环境演变格局视角,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引入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自媒体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等创新要素,围绕流通质量和流通效率创新设计新型农产品流通生鲜电商平台,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价值。整个研究过程中,分别采取了扎根理论、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工具上采用了 Citespace、Noteexpress、Pajek、Vensim、Xmind等,较好地将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有效应用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问题研究中,对该领域其他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累计发表了一篇一区SCI、四篇CSSCI和一篇中文核心,两份对策性建议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获得十项企业联合研发的软件着作权。研究不足在于相关内容选择跨度较大,对多维度有机融合的整体性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将冷链物流、农产品电商、网络舆情压力传导机制等多维度深度融合,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深入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升级建设。
徐朝亮[2]（2019）在《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研究》文中提出矿产资源是江西的优势资源,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也成为了江西经济得以崛起的重要依托。2014年11月,江西省被列入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这对江西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生态补偿研究进展文献资料,阐述了江西省环境补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江西省实际,论述了矿产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重点介绍了关于江西省矿产资源开采环境生态补偿的政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再次,引入博弈工具对矿业生态补偿中的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行为分析,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矿业生态补偿指标体系及补偿模型;最后,结合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利用研究成果,提出了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环境补偿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政府面临沉重的治理责任;基于国情和省情,江西省矿产资源开采环境生态补偿政策有待完善;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中,本文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化解博弈困境;在生态补偿指标体系中,专家学者认为环境破坏补偿处于优先补偿地位;在生态补偿标准上,本文认为以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损失为基础,通过市场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对其进行衡量可操作性较强;同时提出了六条政策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参与机制,拓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资金渠道;二是建立和完善政府间环境管理与生态恢复的协同机制;三是加强对矿业企业的监督力度,调控市场主体行为;四是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注重对地方环保指标的考核;五是加强财政转移支付,探索和推动“造血式”生态补偿;六是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技术。
卫平光[3]（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冯志峰[4]（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周成莉[5]（2018）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文中提出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苏维埃政制是我党开展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为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历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由盛转衰,见证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转折,总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但会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实现革命战略的转变。本文聚焦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追溯根源,梳理过程,延伸发展,以基本历史史实为依据,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以历史个案为研究视角揭示中国革命选择苏维埃道路的历史根源和实现苏维埃道路转化的历史过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苏联苏维埃模式,同时和国内环境息息相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成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苏维埃俄国模式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俄为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便对苏维埃制度表示认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苏维埃道路是当时唯一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宣传苏维埃,成立城市苏维埃,并于193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济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文化上进行了革命意识的教育,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苏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发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专门统筹机构,宣传是筹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宣传部和教育部承担着重要的宣传职责。查田查阶级运动、检举肃反运动、选举运动是社会结构重组的重要手段,三者层层递进,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为选举运动清除了障碍,选举运动巩固了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的结果。为保障选举运动的参与度,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从小从基层为思路。但归根结底都以战争动员为根本任务。代表选举是确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核心环节,法律视角下的苏维埃选举制度较为规范。在将选举制度进行实践中,以乡苏为选举的重心,成立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开展工作报告、召开选举大会、投票选举、代表提出提案基本遵从选举制度,长冈乡和才溪乡在选举运动中起着模范作用,红军选举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间接选举为原则,通过选举产生了776名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改造了苏维埃政权,为妇女参政提供了重要渠道。1934年1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围合之势,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战事失利,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大会以“一切牺牲给予革命”为基本方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各部代表分别向大会作了5个工作报告和1个紧急动员报告,通过了5项最高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新一届最高权力中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刻上了“左”的烙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以一切服从战争为原则,以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为根本任务,以军事决议案的执行为中心,形成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各项决议案的执行。开展了扩红、优红工作以保障战争人力供给;以粮食突击为战斗任务,同时开展财政资金、军用物资的突击为战争提供财政、物力保障;通过继续开展查田查阶级、肃反检举运动以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然而,各项决议案执行出现了偏差,优红扩红不到位,物资、财力动员不济,强化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政权的政治优势,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面临转移。随着战略转移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逐渐采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代了工农民主联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完成向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历程,实现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化。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又一次实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探索。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担负着动员革命的职责。中国革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革命实则为农民革命,只有保障其民主权利,保证其民生利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政治优势;革命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演变,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党——革命党——执政党的转换和成长。
郭细根[6]（2017）在《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分权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趋势更加明显,城市群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为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将城市群确定为城市化主体形态,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和区域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自戈特曼大都市带学说建立以来都市圈、都市连绵区、超级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等城市群相近术语不断出现;当前从技术形态上识别与规划城市群成为研究重点,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尤其是空间的生产角度研究城市群近年逐渐增多。论文从空间的生产与空间关系出发,运用空间多维综合TPSNF（Territory 领域、Place 地方、Scale 尺度、Network 网络、Function 功能）分析框架抽象概括出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揭示城市群多维空间内在关系,认为实体空间是极核,网络空间是通道,功能空间是结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群成为城镇体系主要形态,起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论文以区县（含市辖区）为基本单元,运用多维综合TPSNF分析框架对政府作用明显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展开实证研究,包括都市区视角的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劳动功能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立足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探讨了TPSNF框架下政府如何运用尺度重构实现城市群空间的统一。实证研究与发现:（1）在都市区视角的实体空间识别中,利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定15个都市区,在此基础上识别城市群实体空间,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核心区、扩展区、边缘区以及核心区内部的绿心组成,核心区包括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南昌九江都市区以及环线内所有地市,扩展区为除核心区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规划地域,边缘区为除核心区和扩展区外的湘赣鄂全境。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跨省域、多中心、环状圈层特点,这与2013年湘赣鄂三省内工矿、餐饮、银行大量POI数据核密度拟合结果高度吻合。（2）在分支企业投资的网络空间联系中,运用2013年湘赣鄂经济普查数据分离出母子公司并匹配地址,构建268×268联系矩阵,从区域内、全国以及行业层面,其中行业又细分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基础性服务业）,研究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并用Arcgis软件将其可视化。联系以省内为主独立组团,武汉、长沙、南昌核心作用显着;跨省联系稀疏且以服务业居多、制造业联系并不明显;地理邻近性、行政等级和区位交通等在投资联系中起决定作用,对区外省域在长江中游及湘赣鄂投资作用更加突出,湖南与珠三角、江西与长三角、武汉与京津冀联系最为紧密。（3）在劳动空间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中,通过城市（地市、省会）、开发区（国家级、省级以及新区新城）以及产业企业（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500强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等不同尺度、不同主体展开分析;空间成本作用下开发区、产业、企业显着集聚、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利用空间成本差异时功能定位存在竞争,关键在于形成合理化分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4）在城市群治理与协调发展中,立足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认为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自然、历史、经济等因素的累积叠加以及政府差异化政策的推行。272区县1999-2015年人均GDP的Theil指数2010年后逐渐变小表明城市群战略促使区域差异缩小,空间Markov转移概率表明区域发展马太效应的存在。TPSNF框架下包括柔性区域规划以及刚性行政区划在内的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的工具手段;网络化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政府间合作、非政府组织培育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和优化,有效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的统一。
谭晓玲[7]（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徐吉洪[8]（2017）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创新的产物,其目的是统筹利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资源,重点支持共建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引领、辐射并带动地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中央政府“将省部共建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精神的指引下,“省部共建”已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与时俱进的政策品质:从中西部的区域性政策到覆盖全部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全国性政策,从“单一”的政策成为一项“政策群”,“省部共建”政策的重心直接指向地方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快了“省部共建”的步伐,加大了“省部共建”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继续推进“省部共建”,需要促进政策的有效运行,并不失时机地对政策进行完善与创新。论文以G大学为案例,运用文献分析与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办学基础、申报过程、运行成效及执行差距进行全面审视与考察,从而提炼和总结“省部共建”的政策内涵,提出进一步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对策建议。论文共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第二章。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廓清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现有研究的现状、进展及不足,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的视角、方法及内容框架。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确立与发展”部分,主要从历史纵切面考察了“省部共建”制定的背景,研究了“省部共建”政策渐进变迁的过程;从现实横切面厘清了“省部共建”政策的主体,提炼了“省部共建”政策的特点。论文研究者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地方高校“省部共建”已成为一项日趋成熟的制度。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部分是案例研究,即以G大学为个案,紧紧围绕教育部与省级地方政府签订的“省部共建”协议书,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的成效与执行差距进行深入研究。“G大学‘省部共建’的基础与过程”部分,主要从G大学自身组织转型的“内部因素”与G大学所处的政策环境等“外部变量”两个维度,阐述了 G大学是如何成为“省部共建”高校的。“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分析”部分,论文从G大学“省部共建”以来在“学校身份”、“办学理念”、“学术水平”等三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显着变化,印证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同G大学进入省部共建是紧密相关的”这一观点。“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部分,论文从政府-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共建高校、共建高校内部治理等三个视角,从G大学“办学经费”、“对口支持与合作”、“机构设置”等三个方面入手对“省部共建”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实践进行了审视,深入剖析了其中的执行差距。第三部分,即第六章。“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内容作了回顾与总结,从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渐进演进、政策成效与执行差距等三个方面提炼了“省部共建”学理内涵。为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政府要加强“省部共建”的顶层设计,省级政府要强化“省部共建”的主体责任,地方高校要增强“省部共建”的办学自觉。
李南[9]（2011）在《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近代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为研究对象,从“避暑地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视角”、“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近代避暑地的建筑活动”3方面开展研究工作。首先,回顾分析了相关文献资料及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其后分析比较了避暑地形成的地理、气候、风景条件,阐明了避暑地的基本概念,阐述了近代避暑地相关章程的订立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论文研究的相关背景及研究视角。其次,将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按时序梳理为大致平行的4条线索展开论述,从而对四避暑地的发展进程形成整体性与比较性的架构。论文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广泛搜集、整理、研究相关史料和文献,多次赴现场开展实地考察和建筑测绘,多次访问相关部门和个人,全方位获取充足的基础研究资料,取得了相当数量的一手考察资料和建筑测绘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史学及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的比较研究,完成了近代避暑地的综合性研究工作。论文从影响避暑地形成与发展的区位交通条件、西方教会、特定历史人物、人文历史事件等因素出发,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对各避暑地形成发展的共性及个性化影响,其中区位与交通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开辟及形成发展的支撑促进要素；西方教会影响因素是避暑地早期开辟及建筑活动发展的主导性动力；特定历史人物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开辟及规划建设的推动性因素；人文历史事件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阶段划分的关键性依据。进而,论文将避暑地建筑活动的发展进程划分为5个阶段,并理清了各发展阶段避暑地建筑活动的主要概况；将避暑地建筑活动的发展主线梳理为前后交叠与交替的“西方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与“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并论述了两条发展主线中后者所具备的差异性特征,即以北戴河、鸡公山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前置’”和以庐山、莫干山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后置’”。再次,论文阐述了近代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工程师）、市政机构的基本状况,提出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工程师）、市政机构的出现开启了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近代主流城市的辐射与影响,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相对于近代主流城市的发展滞后的观点；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避暑地近代建材及建筑符号,得出避暑地建筑活动塑造了有别于近代主流城市以及各避暑地间互异的“地方性知识”的结论。本论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创新研究观念与创新研究方法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50838007）。
李伟[10]（2010）在《对台招商主体行为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文中指出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招商工作面临新局面。在我国招商引资实践中,对台招商是十分重要并具有特殊意义的招商行为。当前台湾海峡两岸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对台招商迎来新机遇,南昌正成为台商投资的一方热土。学术界关于招商引资的理论颇为丰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市场垄断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发展阶段论、内部化理论等。虽然学界对招商引资的理论研究很丰富,但主要是从投资方的角度研究资本转移的原因、动力、方式等理论,而对招商引资方如何招商则研究得较少。国内关于对台招商的专题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对台招商研究主要是区域招商经验的总结。本文对南昌市政府、开发区、企业、中介等招商主体的招商行为进行剖析,探讨其成功的经验与工作中的缺失,总结对台招商规律和原则,提出提高对台招商效率和效果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也是对台招商引资工作的指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构建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协调的发展观、政府职能转变等原理是分析对台招商引资工作的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也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招商主体,指站在招商地区的立场上,在招商方与投资方的交流中居主导地位,通过招商引资行为促成招商引资目的,享有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人或组织。所以本文论述的招商主体有政府主体、开发区主体、企业主体、中介主体。招商行为是指招商主体为吸引投资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性的活动。本文对四个招商主体的规制行为、激励行为、调控行为、营销行为、“筑巢引凤”行为、合作行为、并购行为、委托行为进行论述。从1988年第一家台资企业落户南昌以来,南昌台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成为南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2009年,南昌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490个,总投资24.53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11亿美元,台资企业在南昌若干产业中已成为支柱和领军企业。目前南昌的台资占全国比例还很小,但增长很快。南昌台资的增长与全国台资的增长存在不同步性,近年以来全国利用台资总额基本保持稳定态势,但南昌却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南昌台资项目平均投资额的增长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台商在南昌投资主体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中小企业为主体到以大企业集团为主体,从合资合作经营为主到以独资为主要投资模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到电子信息高科技产业为主。政府、开发区、企业、中介都是对台招商的主体,其行为对招商发挥着独立而独特的作用。然而在招商主体的整体结构中,他们的角色是有明确区分的。与开发区主体、企业主体、中介主体相比较,政府主体在招商中犹如一位当家理事的“家长”,其行为具有主导性和行政性。在招商主体结构中政府主体发挥领导作用,统筹激发调动开发区主体、企业主体与中介主体招商的积极性与能动作用,同时规范相关其他主体的招商原则、行为。政府主体具备法定的行政手段,掌握行政资源,以行政力量调度配置各种重要经济要素,其招商行为具有行政特征。另外,政府招商行为还有整体性、竞争性特征。政府往往着眼于培植区域产业匹配力与竞争力,提升投资环境,激发投资者投资欲望与增强其投资能量与信心。政府主体从提升经济总量,改善产业结构,解决就业等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出发,招商行为着重于整体统筹,全面推进。在对台招商诸主体中,开发区类似于“管家”的角色。国内开发区大多采取准政府的管理模式,管委会既执行行政管理职能,又通过所设立的开发公司从事土地开发行为。开发区在对台招商中既有公平的行政性,又尽可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行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主体。在招商上,企业才是真正的“当事人”和“主角”,其行为具有趋利性和自为性。作为“媒质”的中介主体本身不是直接消费主体,不是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它按产权制度的法律特征、承担责任的形式、业务特点等注册组建,在人员构成方面,它必须是由一批具有较强金融意识和法律意识及高水平专业业务能力的专家、行家组成。其招商行为具有居间性和服务性的特征。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经历了由优惠政策招商为主、地方政府动用各种要素发动全民招商的初期“粗放式”招商,向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政策,充分发挥企业、中介与开发区主体的能动作用,以产业招商为主线的演进历程。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有规制行为、激励行为、调控行为、营销行为等。南昌市对台招商政策在对台招商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台招商激励行为在激励主体、激励客体、激励目标和激励内容等激励机制上运用灵活,重点把握对台招商激励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环节的整体性、激励方式的综合性、激励内容的综合性。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调控遵循政府统一决策原则、社会经济发展总体平衡原则、协调原则、引导鼓励原则、预期原则。近年来南昌城市营销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城市形象大为提升。南昌市开发区在南昌对台招商实践中扮演愈来愈重要角色,已成为对台招商主战场,开发区对台招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南昌对台招商成败与否。南昌市开发区对台招商行为有“筑巢引凤”行为、开发区营销行为、项目推介行为等。“筑巢引凤”就是以完善基础设施,提供高质量服务来吸引台商投资。本文以南昌高新区为例具体论述南昌市开发区的对台招商行为。南昌市高新区营销行为体现在重视树立品牌形象,利用各类标志型“符号”展示南昌高新区,进行南昌高新区整体营销推介；依托城市知名度进行推介宣传；通过诸如“赣台会”、“中国南昌台湾周”、“全国台资企业产业转移暨升级研讨会”等大型对台经贸活动宣传高新区的形象。南昌高新区对台招商项目推介定位明确,坚持产业规划,以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为对台招商重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历程伴随着南昌市企业制度改革的演进而发展。在招商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合作行为和并购行为。合作方式主要有外包、产品互购、企业联合、团购、渠道合作、资源互换、收购、融资合伙等。本章以晶能光电和联创光电为案例解剖企业对台招商合作行为。分析表明,企业招商合作行为遵循了合作竞争原理,是成熟企业间的竞合关系,企业通过各自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快速适应市场机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以达到共同的目标。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并购的方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全额支付并购、先改制后并购、部分并购、合作合资后回购、股权转让、证券市场并购。南昌企业对台招商并购主要方向是横向并购,主要方式是协议并购,无偿划拨和要约并购不多。南昌企业并购招商有成绩经验也有缺失,需要进一步优化规范。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成功率较高,绩效较好。在把握国际国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趋势和机遇以及发现新的招商引资线索上,企业主体具备天然的优势。南昌市中介对台招商经历了两个阶段：1988—2000年为起步（学习）阶段,2000年以来是南昌对台中介招商的发展阶段。南昌市中介对台招商行为有委托招商方式、合作招商方式和独立第三方招商方式。南昌市对台招商中充分发挥台协台联作用,选择招商中介切合实际,效果良好。研究表明,南昌市还应从打造政策高地,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支持中介机构发展的政策措施；改善环境,为中介组织发展创造良好工作条件；着力培养和选择一批好的中介招商机构等方面促进中介主体在招商中的作用。伴随着对台招商的兴起发展,政府主体、开发区主体、’企业主体、中介主体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居于不同的引资地位。政府、开发区、企业和中介四种不同主体在我国目前招商引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类招商主体引资活动都有其存在的理论根据,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各自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它们的行为是互补的。招商引资主体本身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换言之,招商引资主体并不是一个单一主体,它应该是以政府为规制主体、企业为核心主体、开发区为承载主体,中介为服务主体所构成的四位一体的集成主体。而产业招商则是统合和优化诸种招商行为的结合点。本文认为,南昌市对台招商引资在实践当中,应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更加市场化。招商实践中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市场机制应发挥主要作用。二是更加科学化。招商引资应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招商引资产业和项目的选择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地区形象宣传与项目包装推介必须依据营销学的理论,投资商的寻找必须借鉴目标市场选择理论,谈判与签约也需要一定技巧和方法。掌握这些规律和技巧并科学地运用于实践,将会有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研究表明,南昌市作为典型性的中西部城市,在伟大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对台招商实践中,各类招商主体行为较为得当,招商绩效显着。把握规律,探究缘由,将其升华为有指导借鉴作用的“南昌对台招商模式”,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
二、江西省财政系统公共财政管理软件研讨会在南昌成功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财政系统公共财政管理软件研讨会在南昌成功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1.3 团队背景 |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界定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3 研究难点、重点及拟解决的办法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1.1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文献数量分析 |
| 2.1.2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 |
| 2.1.3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核心作者、核心期刊与研究机构分析 |
| 2.1.4 农产品流通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 |
| 2.1.5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演化路径分析 |
| 2.1.6 研究启示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网络舆情衍生规律研究 |
| 2.2.2 大数据与舆情治理研究范畴 |
| 2.2.3 农业生产效率 |
| 2.2.4 城乡福祉差距 |
| 2.2.5 农村电商 |
| 2.2.6 数字乡村战略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视角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分析 |
| 3.1 农产品流通体系外部宏观环境供需两端现状分析 |
| 3.2 农业生产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结果分析 |
| 3.2.3 主要结论 |
| 3.3 城乡消费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结果分析 |
| 3.3.3 主要结论 |
| 3.4 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价值导向概念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与组织体系创新研究 |
| 4.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五维模型分析 |
| 4.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问题分析 |
| 4.3 我国农村电商治理对策:机制、模式、路径 |
| 4.4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农村电商模式迭代创新的实证研究 |
| 4.4.1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 4.4.2 案例分析 |
| 4.4.3 研究发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现代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创新研究 |
| 5.1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现状分析 |
| 5.1.1 冷链物流服务的重要意义 |
| 5.1.2 冷链物流体系构建的积极因素 |
| 5.2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关键问题分析 |
| 5.3 科学构建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 |
| 5.3.1 总体空间布局构建 |
| 5.3.2 详细建设方案设计 |
| 5.4 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运营效益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 |
| 6.1 两个舆论场的提出 |
| 6.2 两个舆论场新平衡背景下农产品安全治理困境分析 |
| 6.3 新媒体环境下关键节点代表人士识别与治理研究 |
| 6.3.1 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以江西为例 |
| 6.3.2 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 |
| 6.3.3 基于新媒体舆情治理策略 |
| 6.4 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 |
| 7.1 现状简述 |
| 7.2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要素分析 |
| 7.3 基于实际调研确定流位流率系 |
| 7.4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流率基本入树模型 |
| 7.5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反基模以及反馈环分析 |
| 7.6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系统反基模分析 |
| 7.6.1 公司销售额与其它因素的相互制约发展基模 |
| 7.6.2 客户数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增强关系 |
| 7.6.3 农产品供给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制约关系 |
| 7.6.4 投资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增强关系 |
| 7.7 系统设计部分 |
| 7.7.1 系统分析 |
| 7.7.2 系统设计 |
| 7.7.3 关键技术 |
| 7.7.4 系统实现和运营效果 |
| 7.8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2）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1.1 生态补偿内涵 |
| 2.1.2 生态补偿的目的 |
| 2.1.3 生态补偿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 环境补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 |
| 2.2.2 博弈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4 产权理论 |
| 3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及生态补偿现状分析 |
| 3.1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及对环境的影响 |
| 3.1.1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状况 |
| 3.1.2 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
| 3.2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政策及存在问题 |
| 3.2.1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政策 |
| 3.2.2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
| 4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指标体系及费用模型构建 |
| 4.1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及相关方博弈分析 |
| 4.1.1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 |
| 4.1.2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利益相关方博弈 |
| 4.1.3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博弈分析 |
| 4.2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的原则 |
| 4.3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形式 |
| 4.4 基于层次分析法补偿指标优先序确定 |
| 4.4.1 数据来源 |
| 4.4.2 指标体系 |
| 4.4.3 研究方法 |
| 4.4.4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指标优先序确定 |
| 4.5 生态补偿费用标准模型构建 |
| 5 国内外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实践经验及启示 |
| 5.1 国内经验 |
| 5.2 国外经验 |
| 5.3 启示 |
| 6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政策建议 |
| 6.1 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参与机制,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
| 6.2 建立和完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 |
| 6.3 加强对矿业企业的监督力度,调控市场主体行为 |
| 6.4 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注重地方环保指标考核 |
| 6.5 改进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探索和推动“造血式”生态补偿 |
| 6.6 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技术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4）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5）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苏区史研究现状 |
| 1.2.2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 |
| 1.3.3 论文的不足 |
| 1.4 论文研究思路 |
| 第2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
| 2.1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溯源 |
| 2.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 |
| 2.1.2 苏联苏维埃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 |
| 2.2 中国共产党从“割据”到局部执政的初步探索 |
| 2.2.1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 2.2.2 实施了土地政策 |
| 2.2.3 开展了对农民革命意识的先期教育 |
| 2.3 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 |
| 2.3.1 战略的提出 |
| 2.3.2 战略的实施 |
| 第3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
| 3.1 筹备机构 |
| 3.1.1 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
| 3.1.2 宣传机构 |
| 3.2 查田查阶级以整肃阶级队伍 |
| 3.2.1 查田查阶级的缘由 |
| 3.2.2 查田查阶级的领导组织系统 |
| 3.2.3 查田查阶级的过程 |
| 3.2.4 查田查阶级的效果 |
| 3.3 检举与肃反以清除异己 |
| 3.3.1 检举与肃反的缘由 |
| 3.3.2 检举与肃反的领导机构 |
| 3.3.3 检举运动与肃反运动的过程 |
| 3.4 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
| 3.4.1 原因 |
| 3.4.2 方法 |
| 3.4.3 结果 |
| 第4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的选举 |
| 4.1 苏维埃选举制度 |
| 4.1.1 选举法的演变 |
| 4.1.2 法律视角下的选举制度 |
| 4.2 选举制度的运行 |
| 4.2.1 选举的前期准备 |
| 4.2.2 乡苏、市苏及红军的选举 |
| 4.2.3 区-县-省-全国的选举 |
| 4.3 选举的意义 |
| 4.3.1 改造了苏维埃政权 |
| 4.3.2 提供了妇女参政的渠道 |
| 第5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
| 5.1 大会召开的主要过程 |
| 5.1.1 开幕 |
| 5.1.2 主要议程 |
| 5.1.3 闭幕 |
| 5.2 通过决议案 |
| 5.2.1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 |
| 5.2.2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决议》 |
| 5.2.3 《苏维埃建设决议案》 |
| 5.2.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 5.3 评价 |
| 5.3.1 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 |
| 5.3.2 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 |
| 5.3.3 刻上了“左”的烙印 |
| 第6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 |
| 6.1 军事决议案以扩红、优红工作为基础 |
| 6.1.1 扩红、优红工作的开展 |
| 6.1.2 扩红、优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6.2 经济决议案以物力、财力保障为核心 |
| 6.2.1 物力、财力突击工作的开展 |
| 6.2.2 财力、物力突击中出现的问题 |
| 6.3 政治决议案为军事和经济突击提供保障 |
| 6.3.1 检举肃反是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的重要手段 |
| 6.3.2 政治优势遭到削弱 |
| 6.4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转化 |
| 6.4.1 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
| 6.4.2 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 |
| 1.2.2 研究内容框架 |
| 1.2.3 研究数据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城市群研究综述与进展 |
| 2.1 城市群的涌现 |
| 2.1.1 城市群的形成发展 |
| 2.1.2 城市群涌现的原因 |
| 2.2 城市群研究脉络与相近概念辨析 |
| 2.2.1 城市群研究脉络 |
| 2.2.2 相近概念的辨析 |
| 2.3 当前城市群研究主要内容与热点 |
| 2.3.1 当前研究主要内容和重点 |
| 2.3.2 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进展 |
| 2.4 存在的不足与新的方向 |
| 第三章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TPSNF分析框架 |
| 3.1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 3.1.1 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
| 3.1.2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 3.2 城市群TPSNF分析框架与多维空间建构 |
| 3.2.1 传统区域研究的多维线性分析 |
| 3.2.2 区域空间关系TPSN多维综合 |
| 3.2.3 TPSNF框架下城市群多维空间建构与抽象 |
| 3.3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与统一 |
| 3.3.1 动力源自城市群增长极功能发挥 |
| 3.3.2 尺度重构是空间统一的工具手段 |
| 3.3.3 网络成为空间统一的路径通道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都市区视角下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1.1 自然地理环境 |
| 4.1.2 社会经济发展 |
| 4.1.3 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战略 |
| 4.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及内在关系 |
| 4.2.1 城市实体地域人口的统计 |
| 4.2.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分布 |
| 4.2.3 都市区是城市群产生基础 |
| 4.3 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范围与结构特征 |
| 4.3.1 15个都市区界定及其空间集聚分布 |
| 4.3.2 城市群跨省、多中心、圈层化特征 |
| 4.3.3 实体空间高度吻合POI数据的拟合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 |
| 5.1 城市群网络空间与企业投资 |
| 5.1.1 网络社会崛起与城市群网络空间 |
| 5.1.2 企业投资联系与企业网络构建 |
| 5.1.3 分支企业投资联系数据处理与方法 |
| 5.2 城市群多尺度分行业的分支企业投资联系 |
| 5.2.1 城市群区域内省域组团化显着 |
| 5.2.2 城市群与全国省域差异化联系 |
| 5.2.3 行业总体与细分的多样化网络 |
| 5.3 城市群网络空间结节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5.3.1 网络空间结节性呈核心边缘格局 |
| 5.3.2 影响企业投资结节性的原因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空间分工下城市群功能空间分析 |
| 6.1 劳动空间分工与城市功能定位 |
| 6.1.1 劳动空间分工 |
| 6.1.2 城市差异化功能定位 |
| 6.1.3 省会核心增长极功能 |
| 6.2 开发区劳动空间分工 |
| 6.2.1 开发区的区内集聚分布 |
| 6.2.2 空间成本主导产业发展 |
| 6.2.3 开发区合作与转型发展 |
| 6.3 地方化特色产业企业集聚发展 |
| 6.3.1 产业集群要素类型的梯度发展 |
| 6.3.2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 |
| 6.3.3 龙头企业与创新企业的空间集聚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TPSNF框架下城市群空间治理与协调发展 |
| 7.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不平等及其原因 |
| 7.1.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 |
| 7.1.2 自然、历史、经济差异累积叠加是内在动力 |
| 7.1.3 政府差异化政策制订实施成为强大外部推力 |
| 7.2 TPSNF框架下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 7.2.1 尺度重构是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 7.2.2 柔性空间规划政策的引导塑造 |
| 7.2.3 刚性行政区划调整成制度保障 |
| 7.3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网络化策略 |
| 7.3.1 政府合作网络平台搭建 |
| 7.3.2 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培育 |
| 7.3.3 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优化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实体空间跨省、多中心、圈层化显着 |
| 8.1.2 网络空间省域组团与差异化外部联系 |
| 8.1.3 功能空间成本差异产生要素空间集聚 |
| 8.1.4 尺度重构促进城市群多维空间的统一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利用城市群的集聚扩散、缩小区域发展的差异 |
| 8.2.2 加强跨省社会经济联系、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
| 8.2.3 发挥各级政府积极作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拟创新之处 |
| 六、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 |
| (一) 抵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 |
| (二)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中之重 |
| (一)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 |
| (二)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 |
| 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石 |
| (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
| (二) 实施工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 |
| (一) 实践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
| (二) 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
| 五、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 |
| (一)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根本所在 |
| (二) 实施工程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 |
| 第二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 |
| 一、组织机构 |
| (一)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 |
| (二) 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 |
| (三) 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 |
| (四) 课题组 |
| 二、运行机制 |
| (一) 项目建设 |
| (二) 基地建设 |
| (三) 团队建设 |
| 第三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考察 |
| 一、工程的提出和部署 |
| (一) 实施工程的提出 |
| (二) 实施工程的全面部署 |
| 二、工程的全面展开 |
| (一) 工程多项具体工作先后启动 |
| (二) 深化对工程的认识 |
| (三) 工程实施取得实质性进展 |
| 三、工程的全面推进 |
| (一) 工程实施四年的工作总结和随后五年工作设想 |
| (二) 工程成果丰硕 |
| (三) 工程实施八年的工作总结和继续推进 |
| 四、十八大以来工程深入推进 |
| (一) 深入实施工程的战略部署 |
| (二) 深入实施工程的重要举措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和研究 |
| (一) 经典着作编译 |
| (二) 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研究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 |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初步设立和逐步完善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简介 |
|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点布局 |
| (四) 国家重点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
| (一) 建设概况 |
| (二)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
|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情况调研 |
| (一)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年度报告 |
|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端学术平台 |
| (一)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论坛 |
| (二)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导论坛 |
| (三)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论坛 |
| (四) 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 |
| (五)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协同创新中心 |
| (六)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刊 |
|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和支撑 |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发展 |
| (二)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支撑作用 |
| 第六章 立体化教材体系建设 |
| 一、总体部署 |
| (一) 工程教材编写总要求 |
| (二) 成立教材编写课题组 |
| (三) 工程教材编写规划 |
| 二、工程教材编写成果 |
| (一) 基础理论教材 |
| (二) 重点学科教材 |
| (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 |
| (四) 其他重点教材 |
| 三、工程教材出版及使用 |
| (一) 统一规范工程教材编辑出版 |
| (二) 重点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出版和使用 |
| 四、工程教材编写特点 |
| (一) 教材编写按照意识形态强弱先后顺序进行 |
| (二) 工程教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 |
| 一、学术交流 |
| (一) 举办高层次报告会 |
| (二) 开展学术研讨会 |
| 二、人才培养 |
| (一) 开展国情调研 |
| (二) 进行国外考察 |
| (三)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 |
| (四) “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 |
| (五)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
| (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 |
| (七) 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 |
| 第八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宣传普及 |
| 一、理论读物 |
| (一) 学习读本 |
| (二) 编写通俗理论读物 |
| 二、主流媒体平台宣传 |
| (一) 报刊 |
| (二) 电视 |
| (三) 网络 |
| (四) 微式宣传 |
|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 |
| 一、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 |
| (一) 工程实施取得突出成绩,达到预期效果 |
| (二) 工程实施十多年的基本经验 |
| 二、工程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 |
| (一) 工程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
| (二) 工程实施中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结束语 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 |
| 一、保持工程的常态化,重点推进工程成果的学习转化运用 |
| (一)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大众化 |
| (二)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 |
| (三) 加快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发展 |
| (四) 加强高端人才与教学一线教师深度培养 |
| 二、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进一步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
| (一) 扩大宣传范围 |
| (二) 丰富宣传形式 |
| (三) 加强理论宣传力度 |
| 三、引领“四大平台”建设,形成工程工作合力 |
| (一) “四大平台”建设 |
| (二) 充分发挥工程在思想理论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
| 四、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 |
| (一) 健全学科体系 |
| (二) 完善教材体系 |
| (三) 构建人才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2年——2015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入选教师名单及课题立项表 |
| 附录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情况认识》调查问卷(教师卷)(学生卷)(宣传部门卷)(共同卷) |
| 附录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情况认识》调查问卷分析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注 |
| 二、基于“省部共建”政策对我国高校发展的影响 |
| 三、基于论文研究者的工作经历与研究旨趣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公共政策过程 |
|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研究 |
| 四、教育政策运行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 |
| 一、教育政策 |
|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
| 三、省部共建 |
| 四、政策运行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确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确立的背景 |
| 一、政治背景:政府机构改革 |
| 二、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三、教育背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演进 |
| 一、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萌生与兴起(2004-2007) |
| 二、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发展与探索(2008-2011) |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调整与深化(2012-至今) |
| 第三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主体 |
| 第四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特点 |
| 一、“省部共建”主体的多元化 |
| 二、“省部共建”布局的区域性 |
| 三、“省部共建”内容的全面性 |
| 四、“省部共建”府际关系的协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大学“省部共建”的基础与过程 |
| 第一节 G大学“省部共建”的办学基础 |
| 一、G大学经历的四次组织转型 |
| 二、G大学组织转型发生的变化 |
| 第二节 G大学“省部共建”的政策环境 |
| 一、国家的宏观政策:科教兴国与高等教育强国 |
| 二、浙江的区域政策:科教兴省与高等教育强省 |
| 第三节 G大学“省部共建”战略的确立 |
| 一、“四校合并”:G大学“省部共建”的外生变量 |
| 二、“抓质量,建名校”:G大学“省部共建”的内生变量 |
| 第四节 G大学“省部共建”确立的过程 |
| 一、G大学-浙江省政府的良性互动:G大学“省部共建”的前提 |
| 二、教育部-浙江省的互动协商:G大学“省部共建”的关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分析 |
| 第一节 “省部共建”提升了G大学的“身份” |
| 一、大学身份:内涵与意义 |
| 二、“省部共建”:进一步巩固了G大学省属高校“排头兵”的地位 |
| 三、“省部共建”:G大学由“地方军”走向“国家队” |
| 第二节 “省部共建”更新了G大学的办学理念 |
| 一、“省部共建”进一步明确了G大学的办学定位 |
| 二、“省部共建”实现了G大学发展主线的转移 |
| 三、“省部共建”使G大学确立了“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方向 |
| 第三节 “省部共建”提高了G大学的学术水平 |
| 一、“省部共建”丰富了G大学的学术资源 |
| 二、“省部共建”提升了G大学的学术序位 |
| 三、“省部共建”促进了G大学核心指标的跨越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 |
| 第一节 G大学“省部共建”办学经费政策的执行差距 |
| 一、中央政府模棱两可的“省部共建”经费支持政策 |
| 二、浙江省政府模棱两可的“省部共建”经费支持政策 |
| 第二节 G大学“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的执行差距 |
| 一、“完整”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形式 |
| 二、“权宜”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内容 |
| 三、“打折”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过程 |
| 第三节 G大学“省部共建”机构设置的执行差距 |
| 一、“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设置:非独立性与附属性 |
| 二、“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职能:象征性与符号性 |
| 三、“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人员:非专业性与兼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 |
| 第一节 “省部共建”:我国地方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探索 |
| 一、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渐进演进:均衡配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制度安排 |
| 二、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 |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结果的差距与行动的偏离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 |
| 一、中央政府:加强“省部共建”的顶层设计 |
| 二、省级政府:强化“省部共建”的主体责任 |
| 三、地方高校:增强“省部共建”的办学自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建G大学协议书 |
| 附录B: 受访对象一览表 |
| 附录C: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运行访谈提纲 |
| 在读期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有志有力有物相之——一位山里放牛娃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记 |
（9）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1.2 文献及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相关文献资料综述 |
| 1.2.2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避暑地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视角 |
| 1.4.2 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 |
| 1.4.3 近代避暑地的建筑活动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梳理 |
| 1.5.2 实地调研与建筑测绘 |
| 1.5.3 计量史学方法 |
| 1.5.4 历史比较研究 |
| 第2章 避暑地的概况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
| 2.1 避暑地的地理、气候、风景条件 |
| 2.1.1 地理条件 |
| 2.1.2 气候因素 |
| 2.1.3 风景资源 |
| 2.2 避暑地的基本概念 |
| 2.3 避暑地溯源 |
| 2.3.1 避暑地在亚洲地区的起源 |
| 2.3.2 避暑地在亚洲地区的传播 |
| 2.3.3 避暑地在亚洲地区的分布 |
| 2.3.4 避暑地与亚洲国家的殖民类型 |
| 2.4 避暑地章程的订立及其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1 庐山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1.1 李德立涉足牯岭及牯岭的初期建设 |
| 3.1.2 "牯岭交涉案"与《牯岭十二条》的签订 |
| 3.1.3 长冲地区的扩充与其它地区的开辟 |
| 3.1.4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1.5 庐山避暑地的早期规划——波赫尔规划 |
| 3.1.6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1.7 庐山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 |
| 3.1.8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1.9 庐山避暑地的收回 |
| 3.1.10 庐山避暑地的衰落 |
| 3.2 莫干山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2.1 西方传教士初涉莫干山 |
| 3.2.2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2.3 莫干山避暑地早期的建筑活动 |
| 3.2.4 清末民初莫干山避暑地管理权之争 |
| 3.2.5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2.6 莫干山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与避暑地的收回 |
| 3.2.7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2.8 莫干山避暑地的衰落 |
| 3.3 鸡公山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3.1 李立生、施道格初涉鸡公山 |
| 3.3.2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3.3 鸡公山避暑地早期的建筑活动 |
| 3.3.4 鸡公山避暑地的收回 |
| 3.3.5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3.6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3.7 鸡公山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 |
| 3.3.8 鸡公山避暑地的衰落 |
| 3.4 北戴河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4.1 避暑地划定前西方人最初的活动 |
| 3.4.2 北戴河避暑地的划定 |
| 3.4.3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4.4 北戴河避暑地早期的建筑活动 |
| 3.4.5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4.6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4.7 北戴河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 |
| 3.4.8 北戴河避暑地的衰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避暑地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阶段与主线 |
| 4.1 区位与交通影响因素 |
| 4.1.1 长江航线、南浔铁路对庐山避暑地的影响 |
| 4.1.2 京杭运河、沪杭甬铁路对莫干山避暑地的影响 |
| 4.1.3 芦(平)汉铁路对鸡公山避暑地的影响 |
| 4.1.4 津榆铁路对北戴河避暑地的影响 |
| 4.2 西方教会影响因素 |
| 4.2.1 西方教会的发展与避暑活动的兴盛 |
| 4.2.2 西方教会早期对避暑地的涉足及其发展概况 |
| 4.2.3 西方教会在各避暑地的建筑活动 |
| 4.3 特定历史人物影响因素 |
| 4.3.1 朱启钤对近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贡献 |
| 4.3.2 朱启钤对北戴河避暑地规划建设的贡献 |
| 4.4 人文历史事件影响因素 |
| 4.4.1 全局性人文历史事件的"同一性" |
| 4.4.2 地方性人文历史事件的"差异性" |
| 4.5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阶段与主线 |
| 4.5.1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5个阶段 |
| 4.5.2 避暑地西方人、中国人建筑活动交叠与交替的不同发展主线 |
| 4.5.3 避暑地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前置"与"后置"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及各类中西组织机构 |
| 5.1 中国传统营建体系的转变——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1 庐山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2 莫干山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3 鸡公山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4 北戴河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2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与建筑师的出现 |
| 5.2.1 避暑地近代的西方工程师、建筑师及其建筑活动 |
| 5.2.2 避暑地近代的中国工程师、建筑师及其建筑活动 |
| 5.3 西方人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避暑地近代西方人的自治机构 |
| 5.3.1 上海租界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与仿效摹本的设立 |
| 5.3.2 避暑地西方人自治机构的出现与对租界市政机构的效仿 |
| 5.3.3 避暑地西方人自治机构的现代市政管理职能 |
| 5.4 中国人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避暑地近代中国人的组织机构 |
| 5.4.1 近代主流城市中国人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与发展 |
| 5.4.2 避暑地西方人自治机构的示范效应与中国人自治机构的出现 |
| 5.4.3 避暑地中国人官方管理局的逐步出现及其现代市政管理职能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避暑地建材及建筑符号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 |
| 6.1 避暑地建材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 |
| 6.1.1 墙体建材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1.2 屋面建材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 避暑地建筑符号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 |
| 6.2.1 亭式构图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2 拱券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3 过梁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4 坡屋顶、老虎窗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5 栏杆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3 避暑地建材及建筑符号与建筑活动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 |
| 6.3.1 避暑地建材及其建构方式与建筑活动"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
| 6.3.2 避暑地建筑符号与建筑活动"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避暑地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阶段与主线 |
| 7.1.1 避暑地形成与发展的各类影响因素 |
| 7.1.2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5个阶段 |
| 7.1.3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不同主线 |
| 7.2 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组织机构与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 |
| 7.2.1 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市政机构的出现开启了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 |
| 7.2.2 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近代主流城市的辐射与影响 |
| 7.2.3 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相对于近代主流城市的发展滞后 |
| 7.3 避暑地建材及建筑符号与建筑活动的"地方性知识" |
| 7.3.1 避暑地建筑活动塑造了有别于近代主流城市建筑活动的"地方性知识 |
| 7.3.2 避暑地建筑活动塑造了各避暑地之间互异和具有特色的"地方性知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附录内容 |
（10）对台招商主体行为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
| 1.1.2 招商工作面临新局面 |
| 1.1.3 对台招商迎来新机遇 |
| 1.1.4 南昌正成为台商投资的一方热土 |
| 1.2 有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招商理论研究 |
| 1.2.2 对台招商研究 |
| 1.3 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3.1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2 本文研究的问题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研究基础 |
| 2.1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2.1.2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1.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本文主要概念 |
| 2.2.1 招商主体 |
| 2.2.2 招商行为 |
| 2.2.3 招商主体机制 |
| 2.3 南昌市对台招商概况 |
| 2.3.1 快速发展的南昌 |
| 2.3.2 台商投资南昌的规模 |
| 2.3.3 台商投资南昌的变化趋势 |
| 2.3.4 南昌市对台招商的比较优势 |
| 3. 对台招商主体角色分析 |
| 3.1 作为"家长"的政府 |
| 3.1.1 主导性 |
| 3.1.2 行政性 |
| 3.2 作为"管家"的开发区 |
| 3.2.1 管理与服务兼备 |
| 3.2.2 行政与市场兼得 |
| 3.3 作为"当事人"的企业 |
| 3.3.1 趋利性 |
| 3.3.2 自为性 |
| 3.4 作为"媒介"的中介 |
| 3.4.1 服务性 |
| 3.4.2 居间性 |
| 4. 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行为 |
| 4.1 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行为概述 |
| 4.2 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规制行为 |
| 4.2.1 对台招商政策演进 |
| 4.2.2 对台招商政策特征 |
| 4.2.3 对台招商政策检视 |
| 4.3 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激励行为 |
| 4.3.1 主要激励措施 |
| 4.3.2 激励行为特征 |
| 4.3.3 激励行为检视 |
| 4.4 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调控行为 |
| 4.4.1 主要调控方式 |
| 4.4.2 作为调控手段的经济要素 |
| 4.4.3 调控行为原则 |
| 4.4.4 调控行为检视 |
| 4.5 南昌市政府对台招商营销行为 |
| 4.5.1 形象营销 |
| 4.5.2 人文营销 |
| 4.5.3 会议营销 |
| 4.5.4 营销行为检视 |
| 5. 南昌市开发区对台招商行为 |
| 5.1 南昌市开发区概况 |
| 5.2 南昌市开发区对台招商的"筑巢引凤"行为 |
| 5.2.1 主要措施 |
| 5.2.2 行为特点 |
| 5.2.3 "筑巢引凤"行为之审视 |
| 5.3 南昌市开发区对台招商营销行为 |
| 5.3.1 主要措施 |
| 5.3.2 行为特征 |
| 5.3.3 开发区营销行为的评价 |
| 5.4 南昌市开发区对台招商项目推介行为 |
| 5.4.1 主要措施 |
| 5.4.2 行为特征 |
| 5.4.3 项目推介行为评价 |
| 5.5 南昌市开发区对台招商行为特点和演进趋势 |
| 5.5.1 开发区对台招商行为特点 |
| 5.5.2 开发区对台招商行为演进趋势 |
| 6. 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行为 |
| 6.1 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概述 |
| 6.2 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合作行为 |
| 6.2.1 合作方式 |
| 6.2.2 案例:晶能光电和联创光电 |
| 6.2.3 合作行为评价 |
| 6.3 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并购行为 |
| 6.3.1 并购方式 |
| 6.3.2 并购效果 |
| 6.4 南昌市企业对台招商行为检视 |
| 7. 南昌市中介对台招商行为 |
| 7.1 南昌市中介对台招商概述 |
| 7.2 中介对台招商行为方式 |
| 7.2.1 委托招商行为 |
| 7.2.2 合作招商行为 |
| 7.2.3 独立第三方招商行为 |
| 7.3 南昌中介对台招商行为检视 |
| 8. 对台招商主体行为的整合与优化 |
| 8.1 对台招商主体的历史变迁 |
| 8.2 打造对台招商的集成主体 |
| 8.2.1 政府规制主体 |
| 8.2.2 开发区承载主体 |
| 8.2.3 企业核心主体 |
| 8.2.4 中介服务主体 |
| 8.3 对台招商路径统合----产业招商 |
| 8.3.1 产业招商的含义 |
| 8.3.2 从"政策招商"到"产业招商" |
| 8.4 案例:南昌光伏产业对台招商 |
| 9. 结语 |
| 9.1 本文创新点 |
| 9.2 本研究之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江西省财政系统公共财政管理软件研讨会在南昌成功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D]. 金恩焘. 南昌大学, 2020(01)
- [2]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生态补偿研究[D]. 徐朝亮. 东华理工大学, 2019(01)
- [3]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4]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D]. 周成莉. 吉林大学, 2018(12)
- [6]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D]. 郭细根.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7]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 [8]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D]. 徐吉洪.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5)
- [9]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D]. 李南. 浙江大学, 2011(07)
- [10]对台招商主体行为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D]. 李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