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政坛》月刊 2000年办刊思想及栏目安排(论文文献综述)
战红岩[1](2021)在《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激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变革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承袭了我国传统美育的精神内涵,同时又受到西方美育思潮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学者一方面广泛地汲取西方美育观念和美育思潮,同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需要构筑起自己的美育体系。中国现代美育史的研究要求我们在掌握近现代以来中国美育观念、理论史线索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下移到现代的美育制度、美育实践上来。1919年夏,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颇具规模的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深感艺术教育不应只通过学校进行,更应该通过社会途径和力量传扬美育和培养美育人才,他们希望利用社团组织的形式把各地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起来,切磋交流,共同推进艺术教育。1919年11月,以吴梦非为首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工联合爱国女学的教员们,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即为集美育观念和理论译介、研究和传播,美育制度建设推动,美育实践开展等为一身的着名团体——“中华美育会”。“中华美育会”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建立、发展并不断壮大的,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所做的美育实践与探索,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广泛的,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现代美育史的多元面向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源。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考据研究法、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达成以下目标:首先,考察“中华美育会”团体成立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还原历史图景,完成“中华美育会”的历史叙事;其次,探析“中华美育会”团体是怎样聚焦“美育”问题并展开活动,以及如何具体开展理论研究和搭建交流平台的,探究“中华美育会”团体共同的志趣追求;再次,阐述“中华美育会”在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互动关系;最后,简要总结“中华美育会”在现代美育观念传播和理论建构史上的历史经验和收获,为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本文除引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引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和意义;相关学术成果述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阐述研究对象: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美育会”。本章首先梳理了现代美育观念的流布与转化,对中西交融渗透的新美育观念、西方美育思潮的启蒙性、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发现与传承进行分析。其次,对学制变革和美育制度的形成、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生成及其审美取向进行了历史性考察,由此发现艺术教育作为20世纪初中国教育界突出醒目的新星,国家从制度层面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最后,伴随着上述外部条件的成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华美育会”顺势而生。通过对“中华美育会”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考察,挖掘凝练其宗旨、观念及社会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归纳出美育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流布,不仅展现为观念史的事件,还深度楔入彼时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实践中,对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仍产生深远之影响。第二章,立足“中华美育会”本体进行研究,分别从深度、广度、空间拓展、精神内核等不同维度,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问题。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的具体化和理论建构的体系化进行研究,以期从深度、广度上探究其对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其次,系统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杂志,力求从空间维度对其美育理论和知识的拓展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归纳“中华美育会”的精神内核,即:民众化思潮、实用主义和艺术教育运动,以及美育救国、中西兼容和倡导美育改革的主张和追求。第三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活动,强调将美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和全方面。首先,鉴于“中华美育会”是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的美育团体,且主要会员大都是学校的艺术教师,所以,学校成为了“中华美育会”传播先进、多元、民主的教育观念的重要平台,并以此推动了中国美育新潮的发展。其次,通过研究“中华美育会”创新美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分析其“技”与“道”并重的课程设置特点、融“德”于“艺术”的审美教育方法,以及改进审美教育效能的手段和策略,推动发展了美育课程改革,进而达到了传播和改进艺术教育的目的。第三,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员编写和运用教材开展美育实践情况,明确他们将各自美育思想与艺术技能实践融合于教材之中的过程,并以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吴梦非与《和声学大纲》等多部音乐教材;刘质平与《音乐课程标准纲要》及专用教材;胡怀琛与《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和专着为例,探讨他们通过传播美育观念,真正实现了将艺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第四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本章内容首先从宏观层面,将社会美育对推动社会进步与国民意识自觉养成、接受主体的审美水平的提升等方面发挥的特殊和关键效用进行阐释。其次,从微观层面,以“中华美育会”创办的讲习所、暑期学校及其开展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培养优秀师资、凝聚艺术人才的原因所在:与“中华美育会”会员自身的高水平、专业性和影响力有着密切关系。最后,通过考察“中华美育会”演讲、艺术展、参加或创办艺术社团等多种形式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彰显了“中华美育会”会员积极投身社会美育实践,践行以美育人、提升民族创造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追求。第五章,分析和论证了“中华美育会”退场的原因、启示,对其兴衰成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对“中华美育会”美育思想传播、美育实践探索的努力和贡献做出历史性评价。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的落幕退场原因及启示进行了分析探究,总结了在社会动荡与时局不稳的背景下,“中华美育会”自身组织与管理困境、运行经费紧张、美育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等原因和问题。其次,通过梳理凝练“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和运行机制的内涵,探究“中华美育会”美育实践的历史启示。结语部分,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美育实践化、制度化历程的考察与反思,总结出我国现代美育不断走向实践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路径,应发挥好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从而对涵育人文情怀、塑造国民信仰、养成美好品格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整体以“中华美育会”的诞生背景为出发点,对“中华美育会”的成立过程、理论主张、美育实践、运行概况、解散反思、历史启示等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对其机关刊物《美育》杂志上发表的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等文章进行分析和探讨。在研究现代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杨炜彤[2](2021)在《徐应昶主编时期《儿童世界》的儿童文学观历史流变研究》文中指出1922年,中国第一份面向儿童读者的儿童白话文学刊物——《儿童世界》依托商务印书馆于上海诞生。创刊首年由郑振铎担任主编,共发行4卷52期;1923年,徐应昶接手郑振铎的主编工作后,《儿童世界》又在战火中坚持发行了18年,最终于1941年6月停刊。办刊十九年间,《儿童世界》在内部人事调整、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的双重影响下,形成新生期(1922.1-1923.1)、调整期(1923-1932)、蜕变期(1932-1941)三个阶段。目前,学界对《儿童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一阶段,对徐应昶主编时期的变革鲜有关注,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儿童世界》始终如一地坚持“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本文便以徐应昶主编时期的《儿童世界》(第二、三阶段)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时代背景,分析1923年到1941年间《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流变。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儿童本位的坚持和继承:徐应昶主编《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历史底色。为《儿童世界》奠定历史底色的是其第一任主编郑振铎,他在《儿童世界的宣言》中明确出杂志在选择刊载内容时,要“适宜儿童地方的及本能的兴趣与爱好”。这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密切相关。在郑振铎的影响下,徐应昶接手后依然看重作品的“儿童性”,在儿童创作、音图专栏、文学故事等专栏充分考虑儿童的审美和接受能力。第二章:启蒙本位的历史凸显:1923-1932年《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嬗变。这一时期,徐应昶刚刚接手《儿童世界》的主编工作,杂志处于“调整期”阶段。此时,文学研究会成员积极为《儿童世界》供稿,他们在文学思想上“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世界》的选材和调整;与此同时,“科学救国”的口号再次被出,科学小品文比重进一步升,故而这一时期,杂志的儿童文学观由原本的“儿童本位”调整为“启蒙本位”,灌输儿童正确的科学认识、人文认识、道德认识。第三章:救亡本位的应时而起:1932-1941年《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新变。这一时期,受“抗日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呈现出新的变化。就儿童文学内部而言,在左翼“鼓吹儿童革命文学”和右翼“反对幻想儿童文学”双重夹击下,《儿童世界》的选稿开始由“小我”向“大我”靠拢,不少童诗、童话、寓言作品主动承担起唤醒儿童爱国情感,号召儿童参加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此时杂志的儿童文学观由“启蒙本位”进一步调整,并固定为“救亡本位”。第四章:《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流变与现代儿童形象建构。关注儿童观的流变与现代“儿童”身份构建。从“儿童本位”关注儿童的一切需求,到“启蒙本位”把正确的认识灌输给儿童,再到“救亡本位”以强烈的“感染力”号召儿童做抗战的同路人、祖国的小战士。当把《儿童世界》不断迭代的“话语文本”,置于时代“话语权力”批判体系的背景之下,分析权力体系对儿童观以及现代“儿童”构建的影响。总之,《儿童世界》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办刊时间最久、最具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刊物,承载着民国时期三种不同的儿童文学观的继承和流变。本文的价值在于通过梳理《儿童世界》第一手资料,考察20-40年代社会变迁对文学语境、儿童文学观的影响,旨在补充前人对《儿童世界》研究,为民国时期儿童文学观流变研究增一份思考。
张颖[3](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孟繁华[4](2020)在《风雨七十载 风流大道行——纪念《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百年来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共和国成立初始,散居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作家聚集北京,或从事专业创作或担任文学领导职务。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所
庄细细[5](2020)在《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实践方式。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妇女“国民责任”,成为了她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力。同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其初步具备从事慈善活动的物质基础。而公共空间的扩大为妇女团体开展慈善活动创建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近代中国战乱频发和灾荒饥馑,具有善心的近代妇女积极结成团体从事慈善活动。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思想意识与社会环境也发生变化,这亦推动了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萌芽阶段,中国近代妇女在妇女解放思潮中觉醒,开展了有别于传统的妇女慈善活动。在慈善观念上,由传统的“福报”观念转为“女国民”责任;而在慈善组织上,由妇女个体慈善向妇女团体慈善转变;慈善方式上,从“捐款捐物”走向“筹款筹物”。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高涨使得近代妇女团体的力量得到壮大,这一时期慈善活动开始多样化;在慈善救济理念上,由“养”转变到“教”;在慈善组织上,基督教妇女团体开始出现。到了抗战时期,受到民族精神的激发,妇女团体把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起来,慈善活动重心由筹款赈灾转向“民族救亡”。这一时期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鼎盛时期,各妇女团体在慈善活动中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妇女团结一致,开展全国性的慈善活动,而这时基督教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也更加活跃。抗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近代妇女团体慈善事业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复员为中心的战后救助,寡弃妇女成了重要救助对象,而举办廉价托儿所成了新的慈善内容。由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演进所知,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赈济灾荒、抗敌后援、慈善教育、儿童保育和戒除烟瘾、法律援助等。透过其慈善活动的内容,亦可窥探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首先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进行探究,发现近代妇女团体更擅长通过娱乐活动为慈善事业筹款,更加关注儿童保育。其次,引入社会阶层理论对近代开展慈善活动的妇女团体进行研究,发现上层阶级妇女引领近代妇女慈善。最后,分析妇女的生理特质、性格特征与社会角色,指出近代妇女团体逐渐从辅助男性开展慈善活动的配角转变为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逐渐撑起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半边天。同时,通过考察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与特点,亦可看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宣扬了妇女解放思想,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战争中的募捐救济活动还为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一定贡献。当然,受到近代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郑晓锋[6](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吴春宣[7](2020)在《《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文中研究说明《儿童教育》杂志是中国近代教育类杂志中,最早以儿童为研究对象,以幼稚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为研究内容,以幼稚园、小学教师为目标读者的学术性刊物。自1928年创刊至1937年因战乱停刊的10年间,一共发行8卷68期,在儿童教育领域中具有很强的开创性与引领性。《儿童教育》杂志与其背后的中华儿童教育社的诞生,得益于中外儿童教育思潮的蓬勃发展,也是我国先进教育者进行幼稚教育改造运动的直接体现。《儿童教育》杂志依附于中华儿童教育社发行,目的在于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沟通幼稚园与家庭教育、宣传幼稚教育事业。《儿童教育》杂志以其“供给具体教材,讨论切实方法”的办刊宗旨、专业的作者队伍以及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在当时脱颖而出,影响力较大,成为儿童教育界师生的必读刊物。《儿童教育》杂志在研究队伍的培养、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专业知识的探究与传播这三大方面,为近代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儿童教育》杂志在其主编陈鹤琴的引领下,凝聚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幼稚教育研究者。这一群体中有大学教师、小学教师、幼稚园教师及杂志编辑等各类从业者,他们都接受过先进的儿童教育理念,有着较强的学术功底,且对儿教改革事业有着极大热情。《儿童教育》杂志注重引导作者的研究方向、为其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提供持续稳定的专业输出通道,培养了一支稳定且专业的近代幼稚教育研究队伍。第二,《儿童教育》杂志初步构建了近代幼稚教育理论体系的框架,树立并推广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幼稚教育观念,提出了整体化、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课程观,并且从幼稚教育的目标、课程内容、幼稚园设备、以及乡村幼稚教育的建设与推广等多个方面,积极探索并推进了近代幼稚教育的中国化。第三,《儿童教育》杂志作为交流沟通的载体,实现了幼稚教育者对专业知识的探讨,解决了一些幼稚教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同时它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影响了大批幼稚教育研究者、一线教师以及在校的师范生,增强了读者对幼稚教育改革的信心,解答了读者对于幼稚教育的种种困惑,指导了当时幼稚教育的实践工作。《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的自觉探索,是近代中西儿童教育思想文化的交互融汇,更是近代幼稚教育中国化的独立探索的生动体现。
邢琪[8](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曹燕[9](2020)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研究(1920-1925) ——以《先驱》和《中国青年》》文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最初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党团成立初期组织力量弱小,出版物便成了这一时期唤醒民众的重要工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办刊活动,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办刊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无产阶级青年报刊的探索的重要阶段。《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中央机关刊物,而《中国青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影响最大、发行最广的一份中央机关刊物,且两份刊物在时间上相互承接,可以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两份刊物的演变发展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的缩影。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典型办刊活动的研究,主要以《先驱》与《中国青年》这两份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为着眼点,着力以小见大,从连续而又相对独立的办刊过程中找寻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本文以《先驱》和《中国青年》两份刊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背景”、“看过程”、“探原因”、“寻逻辑与经验”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办刊活动的背景研究,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变历程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以前各地方青年团组织的办刊活动。其次从《先驱》和《中国青年》的具体办刊实践出发,把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办刊活动放到动态的过程中考察,展现青年团办刊活动的五个演进过程。再次,对从《先驱》到《中国青年》时间线变化背后的原因进行探寻,从党组织对青年团宣传工作的统筹、编辑团队、少共国际对宣传工作的指导以及革命青年的具体需求四个方面综合展开。最后,归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办刊活动的特点与历史经验。就办刊演进规律而言,从横向比较青年团刊物与同时期党刊的区别于联系,从纵向把握了青年团刊物的无产阶级党报化趋势,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把握青年团整体办刊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历史经验而言,从“党管宣传”、“编辑团队”和“编辑特色”的建设出发进行反思与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办刊活动,既是早期党组织新闻宣传活动的组成部分,但也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对早期党组织领导的青年运动的推进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青年团办刊活动中不断出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可以为今日共青团舆论阵地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从动态中考察青年团的办刊活动进程,从办刊活动进程中发现特点与规律,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的办刊活动予以客观的考察与评价便是本文努力追求的目标。
费丽芳[10](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二、《人民政坛》月刊 2000年办刊思想及栏目安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民政坛》月刊 2000年办刊思想及栏目安排(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一)历史价值 |
(二)现实价值 |
三、相关学术成果述评 |
(一)“中华美育会”及其会员研究 |
(二)中国近现代美育史相关研究 |
(三)美育基础理论相关研究 |
(四)美育制度与美育实践相关研究 |
(五)近代以来美育相关制度的历史沿革 |
四、研究内容与思路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美育会” |
一、现代美育观念的流布与转化 |
(一)新美育的“兼容意识”:中西交融渗透 |
(二)中国现代新美育思想的觉醒与生成 |
(三)方兴未艾的现代美育 |
二、学制变革与美育制度的形成 |
(一)“壬寅学制”与美育实践的展开 |
(二)“壬子癸丑学制”与美育的制度化及其实践保障 |
三、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生成及其美育取向 |
(一)文化艺术创造主体的身份转变 |
(二)文化艺术体制的更新 |
(三)新兴艺术社团的美育指向性 |
四、顺势而生的“中华美育会” |
(一)“中华美育会”的诞生 |
(二)“中华美育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 |
(三)“中华美育会”的宗旨观念与社会影响 |
第二章 “中华美育会”与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 |
一、美育观念的具体化与理论建构的体系化 |
(一)艺术家编辑群体与“艺术教育”的美育方法论 |
(二)《美育》杂志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案的落实 |
(三)“中华美育会”对“壬戌学制”的实践 |
二、美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的空间拓展 |
(一)新文化与新型知识分子:“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与现代美育的新特征 |
(二)新组织与新形式:“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与新型美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平台的构建 |
(三)《美育》杂志与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 |
三、“中华美育会”美育精神内核 |
(一)美育民众化——平民教育思潮 |
(二)美育现实指向性——实用主义学说和艺术教育运动 |
(三)“美育救国”——“教育救国” |
(四)借鉴西方,立足本国——中西兼融 |
(五)倡导美育改革——顺应艺术改革潮流 |
第三章 “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 |
一、“中华美育会”学校美育实践的学校、地域分布 |
(一)师范学校和专科艺术学校:以美育培养美育师资 |
(二)沪上与江浙:现代美育场域的形成 |
二、“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及教育理念 |
(一)培育“完全之人物”的教学理念 |
(二)实践为先的教学观念 |
(三)以美树人的艺术教育实践 |
三、“中华美育会”的美育课程与教学模式 |
(一)“技”与“道”并重的课程设置 |
(二)融“德”于“艺”的审美教育方法 |
(三)审美教育效能的考量 |
四、“中华美育会”与美育和艺术教育教材编纂 |
(一)吴梦非与多部音乐教材 |
(二)刘质平与《音乐课程标准纲要》及专用教材 |
(三)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 |
(四)胡怀琛与《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 |
(五)“中华美育会”会员编写的其他教材和专着 |
第四章 “中华美育会”的社会美育实践 |
一、社会美育实践传播美育观念 |
(一)启蒙心智的社会美育 |
(二)面向大众的社会美育 |
二、以讲习所、暑期学校培养艺术师资和凝聚社会美育人才 |
(一)依托讲习所培养艺术师资 |
(二)依托暑期学校凝聚社会美育人才 |
三、以演讲推广美育思想 |
(一)傅彦长的演讲 |
(二)丰子恺的演讲 |
(三)刘质平的演讲 |
(四)“中华美育会”其他会员的演讲 |
四、以艺术展践行社会美育 |
(一)刘海粟与展览会 |
(二)丰子恺与画展 |
(三)“中华美育会”其他会员与展览会 |
五、其他形式的美育实践活动 |
(一)通过创办和参加艺术社团推行社会美育 |
(二)通过艺术鉴赏、教育考察、舞台表演等形式传播社会美育 |
第五章 “中华美育会”的退场及其历史启示 |
一、“中华美育会”的退场原因 |
(一)社团组织和管理中的困境 |
(二)经费紧张 |
(三)美育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 |
二、“中华美育会”之美育实践的历史启示 |
(一)“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内涵及启示 |
(二)“中华美育会”运行机制及启示 |
结语 走向实践的中国现代美育 |
一、美育从观念走向实践 |
(一)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现代品格 |
(二)中国现代美育主体的现代特质 |
(三)中国现代美育实践中的传播媒介与社会团体 |
(四)各类艺术社团与学术组织的美育实践 |
二、美育不断走向制度化 |
(一)美育制度化的观念基础 |
(二)美育制度化的多元路径 |
(三)当今美育的问题与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华美育会”会员地域、学校及学科分布统计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徐应昶主编时期《儿童世界》的儿童文学观历史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儿童世界》的历史渊源和实绩 |
(一)《儿童世界》的历史渊源 |
(二)《儿童世界》的实绩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目的及意义 |
第一章 儿童本位的坚持和继承:徐应昶主编《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历史底色 |
一、历史底色:儿童本位观出现的历史背景 |
二、“适宜于儿童的本能和爱好”:儿童声音的保留 |
(一)自我的表达:儿童创作 |
(二)美育的传承:音图启蒙 |
(三)文学的延续:文学专栏 |
第二章 启蒙本位的历史凸显:1923-1932年《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嬗变 |
一、升级与凸显:启蒙本位观产生的原因 |
(一)“为人生”文学思想的延续升级 |
(二)“科学救国”启蒙责任的凸显 |
二、“坚持给儿童正确的认识”:启蒙本位观在期刊中的表现 |
(一)科学认识:科学栏目与科学专号 |
(二)人文认识:全球视野与中国风土 |
(三)道德认识:童蒙养正与文以载道 |
第三章 救亡本位的应时而起:1932-1941年《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新变 |
一、悲壮与激昂:救亡本位观产生的原因 |
(一)外部环境:“一二八”与“八一三”事变 |
(二)内部驱动:儿童文学的内部环境变化 |
二、“写在敌人炮火飞机下面”:救亡本位观在期刊中的表现 |
(一)变革铺垫:爱国专栏的出现 |
(二)儿童作品:底层苦难的揭露 |
(三)成人创作:战争主题的外显 |
第四章 《儿童世界》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流变与现代儿童形象建构 |
一、儿童本位与天真无邪的儿童形象 |
二、启蒙本位与求知若渴的儿童形象 |
三、救亡本位与苦难抗争的儿童形象 |
(一)流离失所的难童形象 |
(二)英勇无畏的斗士形象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风雨七十载 风流大道行——纪念《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一、新时代的新文艺 |
二、大时代的文学重镇和风向标 |
三、新世纪的守正创新 |
(5)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资料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兴起、发展的背景 |
第一节 妇女运动的影响 |
第二节 公共空间的扩大 |
第三节 政治诉求的表达 |
第四节 灾荒饥馑的触动 |
第五节 战乱频仍的环境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至民国前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第三节 抗日救亡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第四节 抗战胜利以后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 |
第一节 赈济灾荒 |
第二节 抗战后援 |
第三节 慈善教育 |
第四节 儿童保育 |
第五节 其他内容 |
小结 |
第四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 |
第一节 擅长欢娱慈善 |
第二节 关注儿童保育 |
第三节 精英女性的引领 |
第四节 从女性特质看其善举 |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评价 |
第一节 践行妇女思想解放 |
第二节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
第三节 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 |
第四节 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局限 |
小结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6)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7)《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一)以《儿童教育》杂志为代表的儿童学术杂志的创办动机与经历 |
(二)《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专业幼稚教育研究者的培养意义 |
(三)《儿童教育》杂志对构建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理论体系的促进作用 |
(四)《儿童教育》杂志对于近代幼稚教育专业知识的探究与传播作用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关于近代教育期刊的研究 |
(二)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思想的研究 |
(三)关于中华儿童教育社与《儿童教育》杂志的研究 |
四、核心概念 |
(一)幼稚教育 |
(二)儿童教育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儿童教育》杂志创办与发展的背景 |
第一节 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传入 |
一、西方传入的主要儿童教育思想 |
二、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传入对我国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 |
第二节 民初教育思潮对幼稚教育的影响 |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
二、教育实验思潮 |
三、平民主义与乡村教育思潮 |
四、女子教育思潮 |
第三节 幼稚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幼稚教育的西洋化 |
二、片面化的儿童观 |
三、师资力量薄弱 |
第四节 儿童教育改革的移植与改造 |
一、移植与模仿国外教学方法 |
二、陈鹤琴与鼓楼幼稚园试验 |
第二章 中华儿童教育社与《儿童教育》杂志 |
第一节 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与《幼稚教育》杂志 |
一、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的成立 |
二、《幼稚教育》创办的宗旨及目标 |
第二节 中华儿童教育社与《儿童教育》杂志 |
一、中华儿童教育社的成立与发展 |
二、《儿童教育》杂志的创办 |
第三章 《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研究队伍的聚合与培养 |
第一节 《儿童教育》杂志成为儿童教育专家的聚合平台 |
一、核心作者群体的构成 |
二、核心作者群体的聚合路径 |
第二节 《儿童教育》杂志对于专业研究队伍的培养 |
一、刊物引导作者的研究方向 |
二、通过提供学术交流平台提升研究者理论水平 |
三、以持续稳定的输出通道指导教育实践 |
第四章 《儿童教育》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理论体系的反思与构建 |
第一节 树立与推广以儿童为中心的幼稚教育观 |
一、幼稚教育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基础 |
二、幼稚教育以儿童为中心 |
三、幼小衔接与家园合作的整体教育观 |
第二节 科学性、实践性与整体化的课程观 |
一、课程编制的科学性与专业性 |
二、课程组织以“整个教学法”为方法 |
第三节 积极探索和推动幼稚教育的中国化 |
一、从教育目的入手对幼稚教育中国化的理论阐述 |
二、在教学内容与设备方面对幼稚教育中国化的探索 |
三、从乡村教育建设拓展幼稚教育中国化的内涵 |
第五章 《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知识的探究和传播 |
第一节 《儿童教育》杂志中的幼稚教育知识 |
一、幼稚园各科的课程内容与教学 |
二、幼稚生的家庭教育 |
第二节 《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知识的传播 |
一、《儿童教育》杂志传播的对象与范围 |
二、《儿童教育》杂志传播的效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8)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题旨趣 |
二、研究成果述评 |
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四、论文架构 |
第一章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与文学生态 |
第一节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 |
一、经济的现代化 |
二、文化的现代化 |
三、教育的现代化 |
四、公共医疗卫生的现代化 |
第二节 文学现代化与青岛的文学生态 |
小结 |
第二章 逊清遗民在青岛 |
第一节 青岛:清遗民的主要聚集地 |
第二节 寓青遗民的政治复辟活动 |
一、复辟的组织和谋划 |
二、清遗民复辟活动归于失败的原因 |
三、复辟失败后青岛诸遗老的命运 |
第三节 清遗民在青岛的文化活动 |
一、尊孔文社与藏书楼的建立 |
二、“十老会”:清遗民之“真率会” |
小结 |
第三章 国立青岛/山东大学:青岛新文学活动的中心 |
第一节 校长的现代办学理念 |
第二节 大学内的文学教育与创作 |
一、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活动 |
二、“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文学创作 |
第三节 大学内学生文艺社团与文学刊物 |
一、海鸥剧社与《青大海鸥社公演特刊》 |
二、征程文艺社与《征程》周刊 |
三、文刊编辑社与《文刊》 |
四、刁斗文艺社与《刁斗》季刊 |
五、国立山东大学话剧社与《山大剧社第一次公演特刊》 |
六、《中庸》周刊 |
七、国文学会 |
八、新文艺学会与《新地》周刊 |
小结 |
第四章 青岛本地文人的创作尝试——基于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第一节 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第二节 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的主要特征 |
第三节 青岛诗坛的繁荣:以诗歌副刊与期刊为中心 |
一、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的成立 |
二、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与青岛诗歌文艺副刊的繁荣 |
第四节 《避暑录话》:国立山东大学作家群与青岛本地文艺界的联结 |
一、《避暑录话》的创刊与由来 |
二、《避暑录话》作者与内容 |
三、《避暑录话》的地位与意义 |
小结 |
第五章 儿童副刊与青岛儿童文学的萌蘖(1930~1937) |
第一节 青岛的儿童副刊 |
一、青岛儿童副刊三种 |
二、副刊编者的现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
第二节 成人话语下的儿童文学 |
第三节 儿童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意识觉醒 |
一、发现自我 |
二、关注国家与社会 |
第四节 政府、社会与青岛儿童文学的繁荣 |
一、政府与初等教育的现代化 |
二、“儿童节”、“儿童年”活动与提高儿童地位 |
三、青岛现代慈幼事业的推进 |
第五节 青岛儿童文学的独特性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研究(1920-1925) ——以《先驱》和《中国青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四、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五、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
六、创新及意义 |
第一章 青年团早期办刊活动的系统背景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初创与发展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端 |
二、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第二节 青年团早期的办刊活动 |
一、早期青年刊物办刊活动 |
二、早期地方团组织的主要办刊活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发展之路 |
第一节 北京地方团时期的团刊(《先驱》第1-3号)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北京地方团与其它地方团组织办刊的共性与差异 |
三、北京地方团时期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青年团早期的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4-15号)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北京地方团时期与青年团早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青年团早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三节 青年团中期的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16-25号)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青年团早期与中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青年团中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四节 青年团后期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27期)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青年团中期与后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青年团后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五节 青年团向共青团过渡时期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28-64期)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从青年团后期到过渡阶段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过渡阶段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演进之因 |
第一节 党对青年团宣传工作的领导、指导与统筹 |
一、早期关系模糊,缺少统筹 |
二、明确党团关系,开始整体部署 |
第二节 编辑团体的日渐稳定与成熟 |
一、编辑团体由分散到聚合 |
二、主编办刊理念与实践的影响 |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少共国际的指导和推动 |
一、重视宣传工作的统筹,为中国团组织刊物的初步发展指出方向 |
二、密切关注团的报刊事业,针对团机关刊物提出具体意见 |
三、少共国际丰富的办刊经验成为青年团办刊的重要参考 |
第四节 国内革命青年需求变化的推动 |
一、青年运动低迷时期,侧重“思想”改造 |
二、青年运动复苏时期,亟需“革命”指导 |
三、青年运动日渐发展,革命青年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与历史经验 |
第一节 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发展规律 |
一、纵向:办刊性质的党报化之路 |
二、横向:宣传体系的成熟化之路 |
三、整体:办刊活动的“否定之否定”之路 |
第二节 青年团中央时期办刊活动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党对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 |
二、重视办刊编辑队伍的建设 |
三、注重刊物编辑特色的凸显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兰州报刊发展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后的国内形势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西北的抗战宣传活动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的发展历程 |
第二章 兰州报刊的发展概况 |
第一节 兰州报刊发展的有利条件 |
第二节 兰州的办报创刊热潮 |
第三节 兰州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
第三章 兰州报刊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
第一节 抗战宣传与动员 |
第二节 开发和建设西北 |
第三节 其他新闻报道 |
第四章 兰州报刊的特征与影响 |
第一节 兰州报刊的发展特征 |
第二节 兰州报刊的积极影响 |
第三节 兰州报刊存在的不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兰州地区出版报刊一览表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人民政坛》月刊 2000年办刊思想及栏目安排(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D]. 战红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徐应昶主编时期《儿童世界》的儿童文学观历史流变研究[D]. 杨炜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风雨七十载 风流大道行——纪念《北京文学》创刊七十年[J]. 孟繁华.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20(09)
- [5]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D]. 庄细细.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6]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7]《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D]. 吴春宣.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6)
- [8]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9]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研究(1920-1925) ——以《先驱》和《中国青年》[D]. 曹燕.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