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多器官衰竭男性（首例）

一、A 53 years old man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The first case)（论文文献综述）

何伊文^[1]（2021）在《从翻译批评理论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编译 ——以《东洋经济周刊》对《财新周刊》新冠专题的日译为例》文中指出

王帆^[2]（2021）在《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巴贝虫病调查与流行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以云南省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为本次调查的空间范围,宿主动物（家畜、小型兽类）、传播媒介蜱和特定人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病原学、分子流行病学的方法,调查了解该地区宿主动物和传播媒介蜱、特定人群感染巴贝虫情况,并对感染巴贝虫的18S rRNA的基因序列及遗传进化进行分析,为巴贝虫病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采用抗凝血管采集家畜静脉血血样;采用夹线法、笼日法结合的方法捕获小型兽类,采集肝、脾脏样本;布旗法采集游离蜱,体表搜集法采集动物体表寄生蜱;定点医院采集不明原因发热和贫血患者静脉血血样、献血者血样。2.采用血液/组织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对上述样本进行DNA提取,扩增巴贝虫18S rRNA基因。PCR扩增阳性产物送测序公司进行测序,获得的序列登陆NCBI网站（http://www.ncbi.nlm.nih.gov）进行BLAST比对同源性分析、构建系统发育树进行遗传进化分析。3.对不明原因发热、贫血患者的血液制作血涂片进行形态学检测,经姬姆萨染色后显微镜下镜检,观察红细胞内感染巴贝虫情况,保存图像记录。结果:1.样本采集情况:在云南省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的3个调查县市（云龙县、剑川县和洱源县）采集小型兽类的脏器样本498份,分属4目8科14属27种。在4个调查县市（腾冲市、耿马县、云龙县和剑川县）采集家畜血液样本1139份（牛342份、羊747份、马33份和驴17份）;采集媒介蜱样本1003份（分属5属9种）;采集4个县（市）特定人群血液样本1373份（不明原因发热811份,贫血患者208份,献血者354份）。2.小型兽类检测结果:在498只小型兽类中共检出巴贝虫55份,阳性率为11.04%,分属7种小型兽类。云龙县和剑川县的样本检出巴贝虫阳性,阳性率分别为31.58%（54/171）和0.47%（1/212）,洱源县未检出阳性。3.家畜检测结果:在1139份家畜血液样本中共检出巴贝虫55份,阳性率为4.83%。牛、羊血液样本中均有检出,阳性率分别为2.05%（7/342）和6.43%（48/747）,马和驴未检出。4个县（市）均有分布,阳性率由高到低分别为剑川县22.61%（26/115）、云龙县7.55%（16/212）、耿马县1.85%（1/54）和腾冲市1.58%（12/758）。4.蜱虫检测结果:在1003只蜱虫中检出巴贝虫58份,阳性率为5.78%。分别从4种蜱中检出: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卵形硬蜱（Ixodes ovatus）、微小扇头蜱（Rhipicephalus microplus）和猛突血蜱（Haemaphysalis montgomeryi）,阳性率依次为17.31%（9/52）、8.46%（17/201）、6.64%（30/452）和0.81%（1/123）。4个县（市）均有检出,阳性率分别为耿马县9.63%（18/187）、云龙县6.30%（8/127）、剑川县4.93%（14/284）和腾冲市4.44%（18/405）。5.人群检测结果:在1373份特定人群血液样本中检出巴贝虫28份,阳性率为2.04%,均为贫血患者。28例阳性者中外周血涂片染色镜检,21例观察到疑似巴贝虫感染的红细胞。结论:1.云南省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的宿主动物、传播媒介蜱和特定人群中存在巴贝虫感染。2.调查区域巴贝虫的宿主动物和媒介蜱种类复杂多样。分别在牛、羊、7种小型兽类、4个蜱种中检出巴贝虫,其中川西白腹鼠（Niviventer excelsior）和印度长尾鼩鼱（Soriculus leucops）中检出巴贝虫为首次报道。粒形硬蜱、微小扇头蜱和猛突血蜱中检测出田鼠巴贝虫,之前也未见报道。3.调查区域检出的巴贝虫具有较高的多样性特征。共检出8种巴贝虫,与人类疾病相关的有田鼠巴贝虫（Babesia microti）、猎户巴贝虫（Babesia venatorum）和双芽巴贝虫（Babesia bigemina）。在宿主动物中检测到的田鼠巴贝虫为Otsu型、媒介蜱中检测到的为Kobe型。在贫血患者中检测到田鼠巴贝虫Otsu型和猎户巴贝虫天竺株（Babesia venatorum Tianzhu strain）。4.云南省腾冲市可能为巴贝虫病的自然疫源地。该地区宿主动物、媒介蜱和特定人群中检测出的田鼠巴贝虫18S rRNA基因序列相似度达94.4%～99.7%,遗传进化分析具有共同的祖先,表明该地区可能存在宿主、媒介和人群间病原体的传播链。本研究采用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证实云南省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巴贝虫的宿主动物和传播媒介蜱种类多、分布广,巴贝虫虫种具有多样性较高的特征,且证实特定人群中存在巴贝虫感染。由于本课题时间有限,病原体的特征和人群感染情况等工作仍在进行中。本结果为云南省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巴贝虫病自然疫源地的确定奠定了前期研究基础。

王涛^[3]（2021）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治疗》文中提出研究背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是治疗胰头肿瘤、壶腹周围肿瘤以及胆管下段肿瘤等疾病首选的手术方式,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LPD）也日趋成熟并在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开展。胰腺术后出血（PPH）是LPD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文献报道LPD术后PPH的发生率为3.0%～16.1%,与其相关的死亡率更是高达11%～47%。根据发生时间可以将PPH分为早期出血和迟发性出血。有文献指出,早期出血可能与手术原因或者是潜在的围手术期凝血障碍有关。对于早期出血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或及时二次手术,多数病人可成功止血。而迟发性出血的危险因素及发生机制较为复杂,对于发生迟发性出血患者的治疗方式的选择尚无定论,是目前备受关注的临床问题。研究目的:分析LPD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危险因素,探讨其术后迟发性出血的预防及治疗方案的选择,降低围手术期患者迟发性出血发生率与死亡率,改善LPD患者的预后。研究方法:选取2017年3月至2020年6月期间山东省立医院器官移植肝胆外二科完成的LPD351例,收集患者术前、术中、术后及病理资料。根据是否发生术后迟发性出血,分成出血组及非出血组。将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所有潜在相关变量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收集出血组患者出血特点、治疗方案及预后等资料,分析不同治疗方案治疗迟发性出血的效果。研究结果:351例行LPD的患者中,男性216（61.5%）例,女性135（38.4%）例;患者年龄最大93岁,最小13岁,平均为59.15±12.10岁;术后发生迟发性出血40（11.4%）例。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患者年龄、长期吸烟史、长期饮酒史、胃排空延迟、胆漏、胰瘘、胃肠吻合口漏、腹腔感染、术后高血糖在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胰瘘（B/C级）、胆漏（B/C级）、胃肠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在两组间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是术后迟发性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出血组患者中,腹腔动脉出血27例,其中2例患者发生迟发性出血后经积极抢救无效,由于大量失血导致低血容量休克死亡;1例患者发生迟发性出血后行再次手术止血,止血后未出现再次出血,治愈出院;24例患者发生迟发性出血后行介入栓塞止血,20例患者治愈出院,4例患者死亡。死亡的4例患者中,有3例由于重度腹腔感染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有1例由于再次大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发生腹腔创面出血患者8例,其中7例患者行保守治疗,1例患者行再次手术治疗,所有病例治疗后均未出现再次出血,治愈出院。发生单纯消化道出血患者5例,其中3例患者行保守治疗,2例患者行内镜下电凝止血,所有病例治疗后均未出现再次出血,治愈出院。结论:（1）胰瘘（B/C级）、胆漏（B/C级）、胃肠吻合口漏、腹腔感染是LPD术后迟发性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2）患者年龄、长期吸烟史、长期饮酒史、B/C级胃排空延迟及术后高血糖与术后迟发性出血相关,但不是其独立危险因素。（3）针对不同病人的出血时间、部位、程度和原因,选择合适治疗方案;介入栓塞后的病人,应加强对腹腔感染的处理。（4）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警惕胆漏、胰瘘、胃肠吻合口漏、腹腔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及时给予治疗和干预是预防迟发性出血的关键。

张桂榕^[4]（2021）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与危重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重型与危重型患者占比小,目前对两型患者的临床特征知之甚少。因此,本文拟对COVID-19重型与危重型患者以及危重型患者中死亡与非死亡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临床病历资料分析,数据来源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中部战区总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收治的144例COVID-19重型以上患者的电子病历资料。描述重型与危重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应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对比两型患者临床特征,探讨COVID-19患者病情进展及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1、本研究共纳入重型以上COVID-19患者144例,中位年龄71岁（57-81岁）,96/144例（66.7%）为男性,总死亡率为20.8%。临床症状包括发热（103/144例,71.5%）、咳嗽（82/144例,56.9%）、呼吸困难（63/144例,43.8%）、乏力（48/144例,33.3%）、胸闷（34/144例,23.6%）、胃肠道症状（18/144例,12.5%）、肌痛（11/144例,7.6%）、头痛（4/144例,2.8%）及头晕（2/144例,1.4%）。重型与危重型COVID-19患者临床特征比较:95/144例（66.0%）为重型COVID-19患者,中位年龄68岁（57-79岁）,男性64/95例（67.4%）,死亡率为1.1%。49/144例（34.0%）为危重型COVID-19患者,中位年龄74岁（65-85岁）,男性32/49例（65.3%）,死亡率为59.2%。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与重型COVID-19患者相比,危重型患者的危险因素包括多种合并症、白细胞计数升高、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C反应蛋白（CRP）水平升高、降钙素原（PCT）水平升高、白介素-6（IL-6）水平升高、总胆红素水平升高、谷丙转氨酶（ALT）水平升高、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升高、血肌酐水平升高、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计数降低、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及白蛋白水平降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与重型COVID-19患者相比,危重型患者的危险因素包括淋巴细胞计数降低（OR 4.420,95%CI1.326-14.733;P=0.016）、PCT水平升高（OR 2.008,95%CI 1.225-3.294;P=0.006）、IL-6水平升高（OR 1.813,95%CI 1.106-2.971;P=0.018）及血肌酐水平升高（OR=207.285,95%CI 8.438-5091.975;P=0.001）。2、危重型COVID-19患者中死亡与非死亡患者临床特征比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非死亡患者,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OR1.053,95%CI 1.004-1.104;P=0.033）、多种合并症、CRP水平升高、PCT水平升高及PH水平降低。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非死亡患者,多种合并症（OR 4.008,95%CI 1.432-11.222;P=0.008）是COVID-19危重型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3、危重型COVID-19患者中死亡与非死亡患者实验室指标变化趋势分析:（1）淋巴细胞计数在危重型死亡与非死亡患者病程中均降低,相较于非死亡患者,死亡患者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的速度及程度更显着,且出现了两次下降。（2）非死亡患者病程中D-二聚体测值均不超过1000.0ng/ml,而死亡患者D-二聚体在发病10天后迅速升高,提示D-二聚体可能与危重型患者死亡相关。其迅速升高时间与淋巴细胞计数降至最低的时间基本一致。（3）死亡患者肌钙蛋白T在发病第3周开始升高,较NT-pro BNP升高时间早（发病5周后开始升高）,两项指标异常可能与危重型COVID-19患者病情变化及死亡相关。（4）IL-6及PCT在危重型死亡患者发病6周后迅速升高,提示其升高可能与细菌感染相关。结论:与重型COVID-19患者相比,危重型患者更易发生过度炎症反应、免疫抑制、器官功能障碍、合并细菌感染或继发性细菌感染;有多种合并症的危重型COVID-19患者预后更差,D-二聚体、肌钙蛋白T、NT-pro BNP、IL-6及PCT水平升高与合并症的发生相关。

张耀良^[5]（2021）在《单肺移植术中行体外膜肺氧合支持的相关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在考虑单肺移植患者是否需要ECMO支持时,有一些术前变量可能有助于临床决策。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本中心单肺移植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点,尝试确定与单肺移植手术患者术中行ECMO支持相关的因素,并评估ECMO支持后单肺移植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方法回顾分析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单肺移植术的患者,根据术中接受或不接受ECMO治疗将患者分成两组,收集并分析两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变量等资料。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肺移植过程中与术中体外膜氧合支持相关的独立因素。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行单肺移植术的患者共110例。83例患者在不进行ECMO辅助支持的情况下安全顺利完成手术,27例患者术中则需要进行ECMO辅助支持,并最终完成手术。本次纳入的患者平均年龄为57.93±10.42岁,BMI为20.06±3.27kg/m2,男性患者97例（88%）,女性患者13例（12%）,108例患者为ASAⅣ级（98.2%）,ASAⅢ级和ASAⅤ级各1例患者（0.9%）。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在年龄、性别、BMI、ASA分级、并存疾病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肺移植患者的原发疾病类型在两组之间存在差异（P=0.018）。ECMO组中行左肺移植术的患者更多,而非ECMO组中右肺移植术更多（P=0.046）。ECMO组患者的肺动脉压（PAP）明显高于非ECMO组的（P=0.01）,两组的肺毛细血管楔压、肺血管阻力及全肺血管阻力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SPECT检查方面,非ECMO组的非手术侧肺通气灌注比例要高于ECMO组（P=0.012）,而术侧肺通气灌注比例则明显低于ECMO组的（P=0.012）;两组之间的血常规、肝肾功能、血气分析及左室射血分数等检测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患者术前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双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1）患者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术中使用ECMO支持,并且年龄每增长1岁,使用ECMO的几率增加1.191倍（P=0.003,OR=1.191）;（2）需行肺移植的原发疾病不同,ECMO的使用几率也不同（P=0.011）,COPD的患者与间质性肺病的患者相比术中更少会用到ECMO支持（P=0.003）;（3）术前中性粒细胞比率越高使用ECMO几率越大（P=0.005,OR=1.128）;（4）术前Pa CO2越高,术中越可能需要ECMO辅助,Pa CO2每增长一个单位,几率增大1.183倍（P=0.021,OR=1.183）;（5）术前PAP越高,术中越需要行ECMO辅助支持,PAP每增大一个单位,几率会增大1.130倍（P=0.018,OR=1.183）;（6）诱导后CVP越高,术中越需要行ECMO辅助支持,CVP每增大一个单位,几率会增大1.292倍（P=0.023,OR=1.292）;（7）非术侧肺灌注比例越高,术中使用ECMO可能性越小（P=0.018,OR=0.911）。结论基于多因素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接受单肺移植术患者的年龄、需行肺移植的原发疾病、术前中性粒细胞比率、术前Pa CO2、术前PAP、诱导后CVP、非术侧肺灌注比例可能影响肺移植过程中需要术中ECMO支持的可能性,它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在围术期做出决策,同时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吴诗龙^[6]（2021）在《肺移植治疗伴肺动脉高压的终末期肺疾病：单中心经验》文中研究说明背景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疾病的治疗方式,伴有肺动脉高压的终末期肺疾病患者的最佳移植策略现仍有争议。此项研究的目的是回顾肺移植治疗伴有肺动脉高压的终末期肺疾病的经验及结果。方法此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肺移植治疗伴有肺动脉高压的终末期肺疾病数据,比较单肺移植和双肺移植的围手术期特征和中短期结果。用Kaplan-Meier方法分析不同移植方式、受体年龄、平均肺动脉压（m PAP）、体重指数（BMI）和原发疾病的生存情况。结果期间共有213例患者行肺移植手术,其中63例伴有肺动脉高压的患者纳入分析。纳入患者平均年龄56.37岁,平均BMI 19.56 kg/m2,平均肺动脉压35.4mm Hg。总的1年、2年、3年生存率分别为70%、63%、60%。5例患者术后30天内死亡,随访期间共有9例患者死于感染。单肺移植术后,1年、2年、3年总的生存率分别是73%,69%,65%。双肺移植术后,1年、2年、3年总的生存率分别是65%,43%,43%。单肺移植和双肺移植的短期和中期生存没有统计学差异（P=0.23）。单肺移植和双肺移植均可以很好的治疗肺动脉高压和改善肺功能,两者对肺动脉高压的改善无明显差异（P=0.93）,双肺移植较单肺移植可提供更佳的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P=0.02）和一秒率FEV1/FVC（P<0.01）。年龄≥60岁的患者肺移植术后生存明显差于小于60岁的患者（P=0.01）。m PAP≥40mm Hg与m PAP<40mm Hg的患者肺移植术后生存无明显差异（P=0.66）。BMI<17kg/m2与17≤BMI<25 kg/m2的患者肺移植术后生存相似（P=0.52）。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间质性肺疾病的患者移植术后生存无明显差异（P=0.64）。结论经过选择和干预的伴肺动脉高压的终末期肺疾病患者中,单肺移植和双肺移植的短期和中期生存无明显差异。双肺移植提供更好的术后肺功能。大于等于60岁的患者移植术后生存更差。

吴茜^[7]（2021）在《双肺移植术中行体外膜肺氧合支持对ICU治疗时间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肺移植是多种终末期肺病的终极治疗方法,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和肺囊性纤维化等,它能使受者获得更长的生存期和更好的生活质量。麻醉方式一般采用全身麻醉,麻醉诱导后使用双腔支气管插管进行机械通气,对于一些术前或者术中发生低氧血症或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肺动脉高压等可能性较大的患者,往往会使用体外膜肺氧合进行呼吸或循环的支持,以便于肺移植手术的顺利完成,这一技术甚至延用至肺移植术后的继续治疗。但是是否在术中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对术后在重症监护室的进一步治疗有无影响,尚无相关的对比研究,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双肺移植术中是否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支持对ICU治疗时间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中心完成双侧肺移植手术的病例,详细登记了所有受体的临床数据,包括手术资料和术后短期的随访资料。该项目研究通过本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选取60例术后稳定状态的受体为研究对象。这些患者具有肺移植的手术指征并得到临床医师关于肺移植治疗的建议。根据双肺移植手术患者麻醉后的呼吸支持方式是否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分为机械通气组（C组）和ECMO辅助组（E组）。机械通气组（C组）剔除3例死亡和2例资料不全患者,最终有25例患者入组;ECMO辅助组（E组）剔除2例死亡患者,最终共纳入28例患者。其中C组平均年龄为49.76±15.98岁,男性18例,女性7例,ASA分级22例为Ⅳ级,3例为Ⅴ级。E组平均年龄为56.42±12.66岁,男19例,女9例,ASA分级23例Ⅳ级,5例Ⅴ级。记录两组双侧肺移植受体的年龄、性别、体重、BMI（Body mass index,BMI）、ASA分级、术前呼吸状态、主要术前诊断、术前肺灌注和肺功能评级:包括肺功能正常,轻度、中度、中重度、重度和极重度通气功能障碍;记录两组双侧肺移植受体手术时间、麻醉时间、静脉输液量、术中输血量、输注白蛋白量、血浆、失血量、尿量;记录两组双肺移植患者移植术前和术后一个月内的的肺功能测量指标,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first second,FEV1）、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FEV1/FVC比值（1秒率）,峰值呼气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PEF）,最大呼气中期流量（Maximal mid-expiratory flow,MMEF75/25）;记录两组双肺移植患者移植术前（T0）、术后第1天（T1）、术后第3天（T3）、术后第7天（T7）、术后第30天（T30）的心脏彩超检查结果,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mension,LVEF）,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mension,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dimension,LVESD）,E/A;记录两组患者双侧肺移植患者住院时间、术后气管插管时间、ICU治疗时间、E组的ECMO使用时间,住院期间费用。结果:本研究共纳入53例双肺移植患者,C组25例,其中男性肺移植受体18例,女性肺移植受体7例;E组28例,其中男性肺移植受体19例,女性肺移植受体9例。C组和E组的患者在性别、年龄、BMI上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在静脉输液量、术中输注白蛋白量、尿量上没有差异（P>0.05）,而手术时间、麻醉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中输注红细胞和血浆量,C组小于E组（P<0.05）。两组患者双侧肺移植术前、术后一个月内的肺功能在FEV1、FVC、FEV1/FVC、PEF、MMEF75/25上比较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两组患者术前（T0）、术后第1天（T1）、术后第3天（T3）、术后第7天（T7）、术后第30天（T30）的心脏彩超在LVEF,LVEDD,LVESD,E/A上没有差异（P>0.05）。两组双肺移植受体的住院时间没有差异（P>0.05）,术后气管插管时间、ICU治疗时间、住院费用,C组小于E组（P<0.05）。结论:本研究初步证实双肺移植术中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后受体在重症监护室（ICU）的治疗时间延长,但不影响患者术后短期一个与月内的心、肺功能和住院时间。

方翊天^[8]（2021）在《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单中心临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肝移植目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手段,但移植术后发生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严重影响着患者的预后。根据国内外移植中心的经验,MDRO感染存在诸多危险因素,如高龄供受体、免疫功能低下、低蛋白血症、术中大量失血、术后进入重症监护室（ICU）监护治疗及再次手术等。鉴于肝移植手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移植术后感染的高发生率和死亡率,从肝移植术前、术中、术后三方面总结本中心肝移植术后患者发生MDRO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围手术期预防和治疗MDRO感染提供理论依据是十分必要的。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至2020年4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77例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MDRO感染将所有病例分为非MDRO感染组（51例）及MDRO感染组（26例）。结合本中心实际情况及各移植中心经验,从术前、术中、术后三方面综合纳入以下因素进行研究:患者性别、年龄、原发病、MELD评分、Child-Pugh分级、住院时间、受者术前是否存在感染、供者是否存在感染、手术时间、无肝期、失血量、输血量、气管插管时间、ICU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是否接受连续肾脏替代治疗、他克莫司（Tac）血药浓度。通过数据计算得到肝移植受者术后MDRO的感染率和菌株分布情况,分析肝移植受者术后发生MDRO感染的危险因素以及比较两组受者的预后情况。结果:本组患者男61例,女16例,平均年龄（45±13）岁,肝移植术后MDRO感染的发生率为34%（26/77例）,包括革兰阴性MDRO感染19例（73%）,革兰阳性MDRO感染5例（19%）及同时发生革兰阴性、革兰阳性MDRO感染2例（8%）。其中检出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各10例,屎肠球菌6例,大肠埃希菌2例,金黄色葡萄球菌、约氏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各1例。细菌的耐药机制以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为主（18例）,主要感染部位有肺部、腹腔和切口。单因素分析提示术后气管插管≥48 h、ICU入住时间≥72 h、住院时间≥30 d、再次手术、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和Tac血药浓度≥15 ng/m L是肝移植术后发生MDRO感染的危险因素;Cox回归模型提示术后气管插管≥48 h、再次手术、CRRT和Tac血药浓度≥15 ng/m L是肝移植术后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MDRO感染组病死率高于非MDRO感染组[31%（8/26）比10%（5/51）,P=0.01]。结论:气管插管≥48 h、再次手术、CRRT和Tac血药浓度≥15 ng/m L是肝移植术后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尽早的脱机拔管、密切监测Tac浓度、保护肾功能及避免再次手术可能对于减少肝移植术后MDRO感染的发生及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积极作用。

刘吉洛^[9]（2020）在《重要新发传染病（SFTS和COVID-19等）的流行病学、临床以及病毒基因进化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改变和人类活动增加,自然界循环的病原体更频繁地向人类生活环境溢出,形成自然疫源性疾病。自然疫源性疾病是新发传染病的主要来源,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重大威胁。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重点新发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SFTS）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相关流行病学、临床和病原体进化特征从而探明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特点和特异性防治要点。同时希望通过高通量测序等手段探索威胁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健康的病原体,对自然疫源性疾病进行实时监测和提供预警技术方法。研究方法:1.第一部分通过广义相加模型评估气象因素对SFTS流行的影响,以地理遥感分析方法探索地理环境与SFTS的关系。在SFTS流行区域进行野外动物样本收集以寻找潜在宿主。收集患者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指标数据,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广义估计方程等统计方法总结SFTS患者临床特征。实时定量PCR法对患者进行血清核酸诊断并确定病毒载量,患者特异性抗体Ig M通过ELISA法测得。收集SFTS患者急性期血清标本,通过感染工具细胞并培养、分离和鉴定得到SFTS病毒株。随后以公共数据库参考序列为模板,设计正反引物,完成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通过系统发育分析方法,结合测序结果和已发布的SFTS病毒参考序列信息,分析其基因进化规律。2.第二部分纳入研究的病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收治的北京COVID-19确诊患者。收集、整理了患者发病时间、暴露史和实验室诊断等资料。通过Cox回归分析筛选影响疾病预后的因素。为探索新型冠状病毒（SARS-Co V-2）潜在的自然来源,收集公共数据库已经上传的冠状病毒序列进行重组分析。单倍型网络分析用于分析SARS-Co V-2的基因进化特征。通过计算病毒刺突蛋白和受体结合能力的改变评估病毒基因变异产生的影响。3.第三部分鼠类、蝙蝠、鸟类生物样本于东南沿海地区岛屿捕获,并收集血液、器官组织、咽拭子和肛拭子等。对相应样本肺组织核酸进行抽提、质检和二代高通量测序,并以拼接、比对等生物信息学手段筛查病毒序列信息,从而确定样本体内的病原体。结果:1.第一部分纳入宁波和舟山SFTS患者136例,河南地区患者1574例。总体上,死亡组患者年龄高于非死亡组（P<0.001）,而性别和发病到入院时间无明显差异。浙江地区SFTS患者发病多集中在夏季（7-9月）,在岱山等岛屿上生活的患者来源病毒基因型主要为E型（P=0.002）,降水量、日照时长和大气温度与SFTS发病时间有统计学关联（P<0.05）。浙江SFTS非死亡组患者多出现肌肉酸痛和乏力症状（P<0.05）,河南地区死亡患者多出现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出血症状（P<0.05）。浙江地区患者入院时血尿素氮（BUN）升高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6）,风险比为1.073（95%置信区间,1.021-1.128）;而早期出现乏力症状为保护性因素（P=0.010）,风险比为0.190（95%置信区间,0.053-0.675）。两地患者实验室检查项目入院时总体上乳酸脱氢酶（LDH）、谷草转氨酶（AST）、BUN和血肌酐（CREA）在死亡患者组显着高于非死亡患者组（P≤0.001）。浙江地区患者除白细胞（WBC）指标外,其余实验室检查项目和病毒载量动态变化趋势在死亡组和非死亡组患者间有显着差异（PGEE<0.05）。河南地区病例除WBC和肌酸激酶（CK）外,其余实验室检查项目动态变化趋势在死亡组和非死亡组患者间有显着差异（PGEE<0.05）。两地实验室检查指标动态趋势不同的项目为非死亡患者的谷丙转氨酶（ALT）以及死亡患者的CREA（PGEE<0.05）。累计收集舟山地区90只鼠类样本,SFTS病毒核酸检查均为阴性。分离174条患者来源毒株并完成全基因组测序,河南地区均为A型（117/117例）,舟山（52/57例）和宁波（14/25例）地区多为E型,舟山和宁波分别发现9例和1例病毒重组。进化分析表明,病毒起源于河南并于1990-2005年由江苏输送至浙江和韩国,2005-2012年传播至日本并由韩国反向输入浙江。2.第二部分研究共计纳入55名COVID-19患者。患者平均潜伏期为8.42天,无症状携带者可能传播SARS-Co V-2,疾病的病程约为2周。与无肺炎表现的患者相比,有肺炎表现的患者年龄多15岁（P<0.001）,有更高的比例患有高血压（有肺炎表现组为32.4%,无肺炎表现组为0%,P=0.004）,更高比例出现发热（94.1%和71.4%,P=0.043）、咳嗽（61.8%和33.3%,P=0.040）症状。有肺炎表现患者入院时体内白细胞介素-6（14.61和8.06pg/m L,P=0.040）、B淋巴细胞比例（13.0%和10.0%,P=0.024）和红细胞沉降率（17.00和6.00m/60min,P=0.006）更高,而CD8+T显着降低（<190/μL）（33.3%和0%,P=0.019）。自发病至随后20天内的疾病发展过程中,与有肺炎表现患者相比,无肺炎组患者体内T淋巴细胞以及CD8+T细胞含量更高（PGEE<0.001）并且差距逐渐增加,表明CD8+T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与穿山甲来源的冠状病毒序列相比,云南蝙蝠来源的Ra TG-13冠状病毒序列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 V-2）的相似性更高。单倍型网络分析表明,SARS-Co V-2病毒株在世界范围内可分为5组（A-E）。武汉来源的病毒株主要属于C组,而美国来源的病毒株包含全部的5种类型。V367F和N354D突变使SARS-Co V-2刺突蛋白与受体的结合能力比以往的冠状病毒更高。3.第三部分舟山市岱山岛共计收集动物样本44只,检测到长尾病毒科（Siphoviridae）、多瘤病毒科（Polyomaviridae）和逆转录病毒科（Retroviridae）等多种病毒。南海岛屿共计收集鼠类样本16只、鸟类样本31只;各调查点的平均鼠密度为3.7%,各调查点中最高鼠密度为10%;鸟类样本种类多样。结论:气候、地理环境因素与SFTS发病时空分布相关,河南与浙江地区SFTS临床特征略有区别但总体相似,都可以引起广泛的器官损伤,在疾病防治过程中应当遵循普遍规律并注重差异。进化分析结果表明韩国、日本地区SFTS病毒由浙江传入,这有助于寻找潜在的动物宿主。在舟山发现多种以往当地未报道的病原体,可为新发传染病的预防提供帮助。在南沙群岛,动物物种日渐丰富,应当积极预防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威胁。武汉地区以外的COVID-19患者多有武汉暴露史。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和其他易感人群而言,接触无症状携带者和医院导致的感染是发病的危险因素。SARS-Co V-2导致的淋巴细胞减少引起肺炎的发生。研究结果可以为流行源头外地区的疾病防治提供借鉴。病毒基因进化分析结果不支持武汉是SARS-Co V-2由自然界向人类溢出的发源地。V367F和N354D突变可以提高病毒的传播、致病能力。

蔡欢^[10]（2020）在《浙江省COVID-19患者临床特征与治疗研究及SARS-CoV-2生物信息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浙江省788例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及SARS-Co V-2生物信息学分析背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COVID-19）患者数量的快速增长给中国带来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并引起全世界的警惕。本研究主要分析浙江省的788例患者,确定其临床特征与SARS-Co V-2（ZJ01）基因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了从2020年1月17日到2020年2月12日COVID-19确诊患者资料,包括流行病学资料、人口学资料、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数据等。其次是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来探索重型/危重型患者的独立预测因子及浙江省SARS-Co V-2特征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788例COVID-19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6.00（35.00-56.00）岁,潜伏期的中位数为5.00（2.00-9.00）天。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肝病是最常见的基础疾病。393（49.87%）例患者有武汉暴露史,195（24.75%）例患者为聚集性病例。78（9.90%）例患者为重型/危重型。发热和咳嗽是最常见的症状,而88（11.17%）例患者有胃肠道症状。234（29.70%）的患者有白细胞减少,134（17.01%）患者有淋巴细胞减少,但只有27（3.43%）例患者有血小板减少。390（49.49%）例患者有C反应蛋白升高。所有患者在入院时接受胸部影像学检查,87（11.04%）例患者呈无肺炎表现,170（21.57%）例患者呈单侧肺炎表现,296（37.56%）例患者呈双侧肺炎表现,235（29.82%）例患者呈多发性斑块或磨玻璃样变表现。668（84.77%）例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18（2.28%）例患者接受机械通气。319（40.48%）例患者接受抗生素治疗。22（2.79%）例患者接受重症监护治疗。最常见的并发症是ARDS与肝损伤。任何基础疾病、发热程度、肌肉疼痛、淋巴细胞减少、白蛋白降低、CRP升高和LDH升高是重型/危重型COVID-19的独立危险因素。序列分析发现浙江省SARS-Co V-2病毒株（ZJ01）与其他SARS-Co V-2病毒株相比存在35处独有的突变的。对Furin酶切位点的预测及比对分析表明,Furin酶切位点可能是冠状病毒进化的重要位点。ZJ01在Furin酶切位点（F1-2）位点附近发生突变,导致S蛋白表面的结构和静电分布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SARS-Co V-2与Furin的结合能力。结论:与疫情早期武汉市的COVID-19患者相比,浙江省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生变化,症状与病情相对较轻。而这些变化可能与ZJ01在Furin酶切位点（F1-2）位点附近发生突变导致S蛋白表面的结构和静电分布发生变化有关。第二部分浙江省88例伴胃肠道症状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研究背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COVID-19）的暴发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汉与典型症状。本研究分析了浙江省伴胃肠道症状的COVID-19确诊病例,以确定其临床特征。方法:纳入2020年1月17日至2020年2月12日在浙江省入院的COVID-19患者。回顾性分析伴有胃肠道症状的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人口资料、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数据等,并行重型/危重型伴胃肠道症状的COVID-19患者的多因素分析。结果:在纳入的浙江省788例患者中,88（11.2%）例患者至少有一种胃肠道症状（恶心、呕吐或腹泻）。伴胃肠道症状的COVID-19患者中分别有12（13.6%）例和6（6.8%）例属于重型和危重型,占比高于无胃肠道症状患者的49（7.0%）例和11（1.6%）例（P=0.028;P=0.001）。伴胃肠道症状的COVID-19患者中有27例为家庭聚集性病例,显着高于不伴胃肠道症状的患者（30.7%vs 17.7%,P=0.004）。在伴胃肠道症状的COVID-19患者中,体温>39℃（15例/17.0%）、乏力（31例/35.2%）、呼吸急促（10例/11.4%）和头痛（18例/20.5%）等症状明显更多。伴有胃肠道症状的患者中CRP水平显着高于无胃肠道症状的患者（15.0mg/L vs 8.0mg/L,P=0.007）。与无胃肠道症状的COVID-19患者相比,伴有胃肠道症状组的COVID-19患者的ARDS与肝损伤占比明显更高（15.9%vs 6.3%,P=0.001;19.3%vs 9.3%,P=0.004）,接受机械通气及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比例同样更高（8.0%vs 1.6%,P=0.034;6.8%vs 2.3%,P=0.015）。住院前最高体温、任何基础疾病及乳酸脱氢酶水平升高是伴有胃肠道症状的重型/危重型COVID-19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与无胃肠道症状的患者相比,浙江省伴胃肠道症状COVID-19患者具有家庭聚集性病例更多、症状相对较重、并发症更多以及重型/危重型患者比例更高的临床特点。第三部分浙江省COVID-19老年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背景:COVID-19患者中老年人的数量占比较高,且与其它年龄段的患者相比,具有更高的病死率。本研究旨在探讨浙江省老年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17日至2020年2月12日浙江省COVID-19确诊患者的病历资料。对年龄较大（≥60岁）和年龄较小（<60岁）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人口学资料、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纳入的浙江省788例COVID-19确诊患者中,136例为平均年龄68.3±7.3岁的老年患者。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患者中女性的比例明显更高（57.4%vs 46.5%,P=0.021）。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患者中合并基础疾病的比例明显更多（55.1%vs21.9%,P<0.001）,包括高血压（39.0%vs 11.2%,P<0.001）,糖尿病（17.6%vs 5.1%,P<0.001）,心脏病（4.4%vs 0.8%,P=0.005）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2.2%vs 0%,P=0.005）。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患者中重型（16.2%vs 6.0%,P<0.001）/危重型（8.8%vs 0.8%,P<0.001）患者比例更高,呼吸急促（12.5%vs 3.1%,P<0.001）和中热及高热患者的比例明显更高（40.4%vs 29.6%,P=0.013;14.0%vs 7.2%,P=0.010）。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组COVID-19患者出现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的患者更多（30.9%vs14.1%,P<0.001）,血红蛋白水平也更低（129g/L vs 140g/L,P<0.001）,影像学表现为多发的斑块病灶和磨玻璃样变的患者更多（43.4%vs 27.0%,P<0.001）。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患者的ICU入住率（9.6%vs 1.4%,P<0.001）、ARDS发生率（16.9%vs 5.4%,P<0.001）、机械通气使用率（6.6%vs 1.4%,P=0.001）、糖皮质激素使用率（28.7%vs 9.4%,P<0.001）及丙种球蛋白使用率（17.7%vs 5.8%,P<0.001）更高。到随访日期为止,与年轻组患者相比,老年组COVID-19患者的出院率较低（22.8%vs44.6%,P<0.001）且住院时间更长（P=0.0022）。结论:与年轻患者相比,浙江省的老年COVID-19患者具有女性、合并基础疾病及聚集性发病的患者更多、症状与病情相对较重、重型/危重型患者比例更高以及出院率较低、住院时间更长的临床特点。第四部分干扰素-α+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多尔三联治疗COVID-19的有效性研究背景:目前COVID-19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抗病毒治疗的疗效研究对防控疫情至关重要。我们旨在评价干扰素-α、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及阿比多尔三联治疗COVID-19的有效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17日至2020年2月12日浙江省收治的COVID-19确诊患者的病历资料。本研究纳入214例出院患者,其中78例接受干扰素-α、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三联治疗的患者（三药联合组）,69例接受干扰素-α联合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患者（两药联合组）,以及67例未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对照组）。干扰素-α,500U/次,每日2次,雾化吸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每次2片,每日2次,口服;盐酸阿比多尔胶囊,每次2片,每日3次,口服。比较3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三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3.4±13.1岁,41.1±14.1岁及39.3±13.2岁（P=0.190）。在临床分型方面存在差异,三药联合组重型及危重型患者比例为15.4%,两药联合组为11.6%,对照组为1.5%（P=0.005）。三组患者的发热持续平均时间分别是8.0±4.2天,7.4±3.0天与7.6±3.8天（P=0.122）;肺部病灶好转时间分别是11.7±3.3天,11.4±3.2天与11.1±4.2天（P=0.743）;住院平均时间分别是13.5±5.0天,13.3±3.4天与14.4±4.4天（P=0.305）;发病到出院中位时间分别是18（15-22）天,17（15-19）天与17（15-21）天（P=0.254）;病毒核酸转阴平均时间分别是10.2±3.8天,9.5±3.1天与10.0±4.9天（P=0.052）。在排除重型/危重型患者平衡基线数据后,三组患者的疗效仍无差异。三组患者的发热持续时间分别是8.1±4.3天,7.4±3.2天与7.5±3.7天（P=0.175）;肺部病灶好转时间是11.6±3.1天,10.9±2.9天与11.0±4.2天（P=0.636）;住院时间是13.2±5.0天,13.1±3.2天与14.3±4.3天（P=0.273）;发病到出院时间是18.1±5.7天,17.0±3.9天与17.6±4.9天（P=0.498）;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是10.1±3.8天,9.3±3.5天与9.9±4.9天（P=0.066）。在治疗过程中三组患者均有表现为胃肠道症状的不良反应,三药联合组有9例（11.5%）,两药联合组有12例（17.4%）,对照组有6例（7.5%）（P=0.204）。结论:在轻型至普通型COVID-19患者中,未发现干扰素-α、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及阿比多尔的联合治疗具有明显改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及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作用。

二、A 53 years old man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The first case)（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A 53 years old man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The first case)（论文提纲范文）

（2）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巴贝虫病调查与流行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与危重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单肺移植术中行体外膜肺氧合支持的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肺移植治疗伴肺动脉高压的终末期肺疾病：单中心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7）双肺移植术中行体外膜肺氧合支持对ICU治疗时间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单中心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重要新发传染病（SFTS和COVID-19等）的流行病学、临床以及病毒基因进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0）浙江省COVID-19患者临床特征与治疗研究及SARS-CoV-2生物信息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A 53 years old man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The first case)（论文参考文献）

• [1]从翻译批评理论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编译 ——以《东洋经济周刊》对《财新周刊》新冠专题的日译为例[D]. 何伊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2]云岭山脉西南部地区巴贝虫病调查与流行特征研究[D]. 王帆. 大理大学, 2021(09)
• [3]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治疗[D]. 王涛. 山东大学, 2021(12)
• [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与危重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D]. 张桂榕. 西南医科大学, 2021(01)
• [5]单肺移植术中行体外膜肺氧合支持的相关因素分析[D]. 张耀良. 广州医科大学, 2021(02)
• [6]肺移植治疗伴肺动脉高压的终末期肺疾病：单中心经验[D]. 吴诗龙. 广州医科大学, 2021(02)
• [7]双肺移植术中行体外膜肺氧合支持对ICU治疗时间的影响[D]. 吴茜. 广州医科大学, 2021(02)
• [8]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单中心临床研究[D]. 方翊天. 安徽医科大学, 2021(01)
• [9]重要新发传染病（SFTS和COVID-19等）的流行病学、临床以及病毒基因进化特征[D]. 刘吉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02)
• [10]浙江省COVID-19患者临床特征与治疗研究及SARS-CoV-2生物信息学分析[D]. 蔡欢. 浙江大学, 2020(01)

标签：肺移植论文;  健康论文;  科技新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