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新的灌溉投资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何锦[1]（2021）在《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层地下咸水水盐运移规律与开发利用研究 ——以河北沧州地区为例》文中认为水土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华北滨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同时该地区拥有的大面积浅层地下咸水和盐渍化土地却处于闲置状态。如何经济有效地改良盐碱地以及开发利用浅层咸水资源,已经成为解决当地土水资源危机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课题。传统意义上的排水降盐方法有着工程量大,效率低下等诸多不足。随着非开挖定向钻进技术的日趋成熟,由其衍生而来的水平井技术为滨海地区排水降盐提供了一种新手段和方法。但如何确定水平井排水降盐的工程参数,评价其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是推广使用该方法,提高咸水开发利用效率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以华北滨海平原为研究区,以土壤盐分及浅层咸水为研究对象,在查明研究区土壤盐渍化特征和浅层地下水咸化成因基础上,利用野外水平井开采试验和室内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部咸水含水层水盐运移规律,分析不同人工调控措施下浅层地下咸水淡化效率,评估利用水平井技术进行盐渍化改良和咸水开发的可行性,并提出适合于该地区的浅层咸水开发利用区划。通过本次研究,具体取得了如下几个方面成果:1.研究区土壤盐渍化在空间上呈现明显分带特征。平面上距离海岸线越远盐渍化程度越轻,垂向上土壤盐分含量随深度增加而明显增大。从全区范围来看,土壤盐分与水位埋深和地下水中TDS关系密切。同时,研究区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与土壤盐渍化程度演变规律较一致。轻度盐渍化地区地下水化学类型以硫酸-氯化物型为主,水质类型为微咸水;地下水盐分来源于当地海相沉积地层中矿物溶解;中-重度盐渍化地区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以氯化物型为主,水质类型为咸水,地下水中盐分主要受海水入侵影响。2.通过野外水平井抽水试验发现:单井抽水时其补给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水平井所排水量为井管内储水;过渡阶段:所排水量主要为上部潜水补给水量;稳定阶段:所排水量的70%为承压水补给,30%为潜水补给。此外,水平井抽水会形成“盆状”降落漏斗,最大降深位置位于滤水管中部且与抽水点位置有关,在长时间抽水下,试验区地下水流场有明显改变,潜水及承压水含水层水位明显下降,盐分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3.非饱和带水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试验区地下水埋深对潜水补给量影响较大,两者呈现非线性关系。不同水文年型下潜水补给量由负转正的最小水位埋深在2-3m之间;结合实地调查结果,将水位埋深2.5m确定为当地水平井排水降盐的合理调控深度。除连续丰水年或抽水量极小情况外,连续排水和间隔排水均能有效降低试验区地下水位。当单位排水量在1.0m3/d·m时,单眼水平井控制距离为300-800m,三眼水平井控制距离为800-1800m。同时水平井控制距离与抽水强度、水平段埋深以及滤水管长度均有相关关系。除极端干旱气象条件外,其他情景下水平井排水均能降低地下水中溶质浓度,其中潜水盐分相对淡化效率为4.25%～18.17%,淡化程度取决于淋滤水的入渗量和入渗水溶质浓度;下部承压水盐分相对淡化效率为3.93%～8.13%,盐分去除效率与水平井排水量有关。4.通过对水平井开采地下咸水的水文地质条件、工程技术条件分析,水平井适宜在水位埋深在3-10m,含水层埋深在5-30m,岩性为粉土或含泥粉细砂等低渗透地层条件的区域内使用;与传统管井排水降盐相比,可节约经济成本约19.2%。同时,基于对研究区开采技术条件和咸水利用方式、适宜井型等条件的分析研判,对区内浅层咸水开发利用方式进行了区划,共划分了三类:（1）农业灌溉分散开采区;（2）农业灌溉、小型咸水淡化开采利用区;（3）工业用水、城市绿化和养殖等集中开采区。此项研究的成果对于丰富水平井渗流理论、完善排水降盐技术方法以及合理开发利用浅层咸水资源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秦国庆[2]（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郭鹏鹏[3]（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指出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李秋凤[4]（2020）在《新疆昌吉州土地托管研究》文中提出土地托管是继土地流转后又一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自2014年起,在国家农发办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土地托管试点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已初见成效,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前景。昌吉州作为新疆土地托管的创新试点区,对其土地托管现状及运行情况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昌吉州有较好的土地规模化基础,较高的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的技术支持,土地托管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已成为土地托管的主要服务主体,并形成了以兼业农户、种植大户为主的土地托管委托方,以半托管为主的土地托管服务形式,委托-代理的运行方式已初步显现。由于昌吉州土地托管运行方式的核心是委托—代理,于是本文在借鉴委托代理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逆向选择下和道德风险下托管双方的契约关系,并通过案例和模型共同解析了农户和托管组织行为的演化博弈的过程。通过研究发现农户的行为决策取决于对抗过程中所需成本和遭受的损失及对抗够后获得的超额利益间的相互关系。当遭受的损失及对抗够后获得超额利益越大且对抗成本越小时,农户的维权意识会越强烈,会越趋于选择“对抗”,反之,选择“妥协”。托管服务方的行为策略则是随着农户决策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演化博弈的分析结果,并结合昌吉州土地托管运行实际情况,当农户在土地托管中利益受到损害后,该主体会退出土地托管,使得托管市场的需求方大大减少,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同时,确定和吸纳新的需求主体则显得十分迫切。即研究农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意愿成为了突出问题,为此本文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研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意愿与农户农业经营情况、农户对土地托管的认知以及政府政策相关方面的因素相关。农户农业经营的情况越好,其托管意愿越低,农户对于土地托管的认知和政策相关的因素对其意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归纳总结出农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意愿不强烈、土地托管运行规范化不足是昌吉州土地托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农户土地托管意愿不强烈主要表现在农户对土地托管的知晓度低、缺乏对土地托管的合理预期及缺乏客观政策对农户参与意愿的激励。运行规范化不足主要表现在经营风险防控不利、技术人才短缺、政府对土地托管的服务和监管约束亟待加强。为加强昌吉州土地托管的有序推广,建议相关部门应通过增大土地托管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户理性预期土地托管的收益,并加强客观政策的激励作用,促进土地托管方的转化;构建土地托管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农业技术的培训和人才引进,优化对于土地托管的服务,加强监管约束力,从而促成土地托管运行的规范化。
卢全梅[5]（2020）在《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危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提起印度农业发展,无论是对印度稍有了解的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首先想到的都是“绿色革命”,而大家对“绿色革命”后印度农业的走向则关注较少。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并没有使印度农业真正实现现代转型。相反,在拉奥-辛格改革的背景下,印度农业逐渐陷入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农业危机的最终形成也经历了漫长历程,是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论文划分为四章:第一章回顾了拉奥-辛格改革前印度农业的发展。自1947年至1991年,这段时期印度农业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尼赫鲁时期与绿色革命时期。在尼赫鲁执政时期,为解决严重的农业问题,尼赫鲁政府从制度层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土地改革,但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被寄予厚望的土地改革成效有限,农业形势依旧严峻。1966年英吉拉·甘地上台,严重的农业问题以及政治形势倒逼甘地夫人拉开了绿色革命的帷幕,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增产问题,但印度农业并未实现现代转变,也并未改变农业内卷化的实质。第二章论述了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的发展。拉奥-辛格改革带来农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农业危机正是在改革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场农业危机是一种农业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农业增长急剧减速,跟不上人口增长,农业人口并未因为农业增速降低而出现下降,农业收益也抵不上所付成本,农业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职业;水资源紧缺和环境破坏问题严重;此外,印度各邦出现农民大量自杀的惨况。这些现象都说明改革后印度农业陷入危机。第三章分析了农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印度农业危机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内因素看,首先与绿色革命后印度农业问题遗存有关,那时农业本就存在大量农民失业、农民普遍贫困、土地碎分化等问题;改革后经济结构转变对农业资金形成以及各产业间关系都形成重大影响;政府角色在改革中也遭到重塑,而对于政府在农业最终走向危机中所发挥作用的解读需放在印度独特的国家构建模式下进行。从国际因素来看,改革使得印度融入全球经济中,不平衡的贸易以及外国资本的流入都加重了印度农业和农民的脆弱性。第四章总结了农业危机的影响。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印度农业的危机状态影响了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社会贫富差距与日俱增;“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间的张力在农业危机的条件下也越加明显,昔日田园诗般的农村意象被打破,而农业危机则迫使农民远离故土,到城市谋生。印度农业危机发生于拉奥-辛格改革后,而这场危机也像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审视拉奥-辛格改革后各种新要素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的博弈。
赵杰[6]（2020）在《宜昌市乡镇治理中的项目制管理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项目制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国家将财政资金通过项目的形式下拨至基层政府,使其维持公共服务供给。而乡镇作为我国行政体制中的最低层级,成为项目制运作“绕不开”的重要主体。本文以湖北省宜昌市乡镇政府为研究对象,结合实际调研数据,深入研究了影响宜昌市乡镇项目制管理的主要因素,并为改善宜昌市乡镇项目制现状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为掌握真实现状,笔者于2019年7月—9月在宜昌市兴山县、秭归县、长阳县、五峰县、宜都市、夷陵区、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等县市区投放了调查问卷。并对三类不同人群进行了调查,包含以行政干部、村（社区）干部为代表的项目管理者;以设计院、咨询公司为代表的专业人员;以及广大群众所代表的项目受益者,共回收有效问卷433份。结合问卷数据,本文发现乡镇项目的主要困境为资金逾期被收回、工程建设延期、项目投资失控以及资金未发挥预期效益。通过对433份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笔者发现目前宜昌市乡镇项目数量较多,群众已对身边的“项目”习以为常。但评价却并不高,乡镇政府投资项目满意率仅为44.6%,说明这些本应大受欢迎的“项目”并未发挥其应有之效,公共服务未能实现预期目标。针对已发现的问题,本文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现场访谈法、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宜昌市乡镇项目制管理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因为乡镇项目管理评价结果是通过项目受益方与参建各方的满意度来展现的,所以本文通过模型定量分析项目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从而实现对乡镇项目制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计量研究表明,干部腐败、配套资金落实、群众参与度、管理者专业素质、程序复杂度、乡镇监管力度等是影响宜昌市乡镇项目制管理的重要因素。其中管理者专业素质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乡镇监管力度。基于得出的6个关键性因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健全干部监管体系;二是推行代建制;三是扩大群众参与权;四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五是强化乡镇监管力度;六是落实配套资金。
王博[7]（2020）在《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农田灌溉系统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振兴的重要保障,其运行效率直接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然而,实际上多数农业灌溉区的灌溉系统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造成这一农业生产困境的主要原因归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失灵。由于农田灌溉系统所具有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与农户生产经营私人性之间的冲突,造成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等供给无效及偷水和抢水等灌溉用水无序问题是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失灵的主要表现,也是阻碍其功能发挥的症结所在。面对这一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无效事实,很难有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对其做出有力解释。作为一种惠顾者所有、民主管理并受益的非营利性村庄经济合作组织,农田灌溉系统在农户相互关联的自组织管理模式下,其治理必然受到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因素的影响。村庄制度能力可以为农田灌溉事务提供一种适合的治理舞台,使不同农户主体能够有效协作,达到灌溉资源整合目的,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可以演化出趋于降低组织内部人际间冲突的自发灌溉秩序,为农田灌溉系统运行提供一种融洽的组织环境。因此,将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概念引入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基于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双重视角。依据公共事务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和制度能力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系统综述的基础上,利用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和山东6省（自治区）1042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剖析了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现状及问题;构建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的表征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和解析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指数。进一步,使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跨层次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和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等多种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探究了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两大关键因子对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灌溉用水秩序和综合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并结合实证研究结论指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改进的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主要包括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和农田灌溉用水秩序两方面,分别表征了农田灌溉资源系统供给和资源占用维度的治理情况。数据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在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有55%的农户对其所在村组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满意,有72%的农户认为村组中大部分农户会遵守村组的农田灌溉用水秩序,说明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效果一般,用水秩序良好,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2）村庄制度能力体系包括了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个层次。在知识资源层次,农户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相互帮助程度最高,说明在以互帮互助为传统美德的农村社会,村民之间互帮互助是村庄制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系资源层次,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最高,说明相比较于关系性资源中的其他因素,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是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村庄农田灌溉事务自我品牌建设的关键。在动员能力层次,村庄管理组织联户促进集体行动的能力最高,说明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是村庄动员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3）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是由农户对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响应程度和农户相互之间在农田灌溉过程中的协调程度两方面构成。在农户对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响应方面,农户积极参加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相关会议程度最高,说明农户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之间的纵向合作形式主要是通过会议决策方式展开。在农田灌溉过程中农户相互之间的协调程度方面,农户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保障集体行动成功最高,说明农户相互之间的合作水平主要体现在能否团结一致实现共同目标。（4）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显着。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层次的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有显着促进作用,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越强,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投资或投工村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的程度越大。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纵向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有促进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越高,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投资和投工村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的程度越大。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除了单方面影响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外,还存在交互效应,二者的交互项对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均有显着作用。（5）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用水秩序影响显着。村庄制度能力是通过作用于农户的灌溉行为并进一步影响农田灌溉用水秩序,农户灌溉中的偷水行为减少、用水纠纷降低和用水满意程度提高是制度能力作用于农田灌溉用水秩序的重要媒介。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是影响制度能力促进农户产生积极灌溉行为的重要因素,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正向调节制度能力与农户用水行为和村庄灌溉秩序之间的关系。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越容易促进制度能力对农户灌溉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村庄制度能力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灌溉行为而保障农田灌溉系统用水秩序的维持,是解释农田灌溉用水秩序自组织管理何以有效的一条关键路径。（6）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有显着正向作用。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表征村庄制度能力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层次因素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正向关系,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越强,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越高。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因素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正向调节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的关系,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也正向调节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秩序维度绩效的关系。
郭周卿[8]（2020）在《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全球化饮品的咖啡在各国家和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咖啡文化。咖啡自清末进入中国社会后因其“洋物”属性而长期被放置于中国饮食文化体系的边缘,仅被少数群体所接触和消费,这种“身份区隔”是理解咖啡在中国的文化意涵之背景之一。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平川镇的一个彝族村落——朱苦拉为田野对象,考察咖啡这种西方“西来物”从1904年被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偶然引入种植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生命历程。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故事的书写,关涉人类学的历史叙述、全球化与本土化、物性与身体感、物的市场化与符号化等多个面向,展现物与社会通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而混融一体的历史过程。研究得出以下基本认识:（一）咖啡在传入朱苦拉后百余年间经历了从他者向我者的身份转换,从自在的物质资源向具有“符号价值”的文化资源的角色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咖啡树每年产出的咖啡主要满足传教士群体的日常消费需要,作为传教士世俗生活中的“必需品”,并未以饮品的形式出现在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也未被外界社会知晓和重视,一直处于幽居深山的自然缓慢发展状态。1950年代初期传教士离开朱苦拉后,咖啡因与当时云南省农垦外贸经济的某种“耦合”才逐渐以经济作物的身份在朱苦拉地区发挥经济价值。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以“中国咖啡发祥地”之名进行过实地考察,但随后咖啡仍默默无闻数十载,只在朱苦拉地方社会充当“土特产”的角色出现在大众的社会交往生活中,直到21世纪初,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朱苦拉咖啡“重新被发现”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中国咖啡产业及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相关联,其后走向市场化与符号化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其积攒了百余年的咖啡历史文化。（二）朱苦拉咖啡成为地方资源的过程既是“被发现”、被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各方力量凝视、操控和使之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关于西方传教士群体的陈年往事的“小历史”借助咖啡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大历史”相勾连;百年咖啡种植历史使得朱苦拉这个偏远民族村落的“小地方”与中国云南咖啡产业乃至世界咖啡版图的“大世界”相对接;在一系列市场化开发行为中,朱苦拉咖啡被学者、专家、政府、市场等多方力量持续包裹着并形成一股合力,也促使其被形塑为一种“文化符号”,各种力量通过对朱苦拉咖啡的符号操纵和运用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作为“符号”的朱苦拉咖啡的小社会与整个现代市场体系相融入;越来越多关于朱苦拉咖啡的文字书写将咖啡连带朱苦拉地区的历史传说、人物故事放置于更庞大的历史书写框架中。由此显现出物的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地方村落社会与国家大社会、自在历史与书写历史形成某些互动与互构。（三）论文从朱苦拉咖啡的历史叙述与传播轨迹、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咖啡产业市场化开发、市场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且始终秉承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物性的存在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反馈功能。在朱苦拉咖啡市场化进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也必然被卷入到现代市场体系中,咖啡直接或间接的带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再结构,以及朱苦拉人生计观念的不断变迁。朱苦拉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传统咖啡加工制饮工艺并就地代代传承,使咖啡成为兼具凉药、茶饮、经济作物、地方土特产等多重身份的物,正是当地人对咖啡的认知观念及身体感规训与把握的结果,造就了朱苦拉咖啡物性的特殊性。在此意义层面,咖啡这种“西来”物在朱苦拉这个“东方”具体社会中实现了新的文化实践与话语表达。作为地方文化特色的朱苦拉咖啡与国际统一标准体系下的咖啡形成对比并形塑着朱苦拉地方的咖啡文化以及市场消费者的品味需求,事实上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发展的某种可能的取向。
杨伟荣[9]（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任恒[10]（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二、一种新的灌溉投资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种新的灌溉投资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层地下咸水水盐运移规律与开发利用研究 ——以河北沧州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 2.2 气象与水文 |
| 2.3 社会经济概况 |
| 2.4 区域地质构造与第四系地质 |
| 2.5 区域水文地质概况 |
| 2.6 浅层咸水利用程度 |
| 第三章 土壤-浅层地下水水盐分布特征与咸水成因 |
| 3.1 样品采集与测试 |
| 3.2 土壤盐渍化特征 |
| 3.3 浅层咸水水化学特征 |
| 3.4 土壤盐渍化影响因素分析 |
| 3.5 浅层咸水成因分析 |
| 3.6 土壤盐渍化与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关系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层地下咸水盐分运移研究 |
| 4.1 浅层水平井技术 |
| 4.2 水平井开采试验场概况 |
| 4.3 水平井开采下的浅层咸水水盐变化规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层地下咸水水盐运移数值模拟与排盐效果预测 |
| 5.1 非饱和带水盐运移模拟及控制水位的确定 |
| 5.2 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层咸水水分运移预测 |
| 5.3 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层咸水盐分运移预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水平井技术的浅层地下咸水开发可行性分析及开发利用区划 |
| 6.1 水平井开采浅层地下咸水的可行性分析 |
| 6.2 浅层地下咸水开发利用区划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存在问题及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分化 |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5.1.1 方法选择 |
| 5.1.2 案例选择 |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2.1 研究假说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内生性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5.2.6 异质性分析 |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说 |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6.2.6 异质性分析 |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 7.2.1 研究假说 |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转型研究 |
| 1.3.2 中国的农业转型研究 |
| 1.3.3 农业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
| 1.3.4 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研究 |
| 1.3.5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 |
| 1.3.6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研究思路 |
| 2.2.1 数据获取 |
| 2.2.2 数据分析 |
| 2.3 “地方政府与农户”动态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2.3.2 农作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2.3.3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外动力及运作机制 |
| 第三章 田野点概况 |
| 3.1 A区概况 |
| 3.2 A区农业生态与作物种植概况 |
| 3.2.1 A区农业生态环境 |
| 3.2.2 A区传统农作物种植 |
| 3.2.3 A区旱作农业耕作制度 |
| 3.3 研究的村庄 |
| 3.4 村庄家庭的生计策略与经济分化 |
| 3.5 样本农户的聚类分析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结构及经营主体的变迁与地方经验 |
| 4.1 中国的食物安全与农业结构 |
| 4.2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化路径及阶段特征 |
| 4.2.1 以粮为纲阶段(1978~1984) |
| 4.2.2 农业单一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9) |
| 4.2.3 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阶段(2000~2014) |
| 4.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5~至今) |
| 4.3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
| 4.3.1 对粮食的关注贯穿于整个农业结构调整的变迁 |
| 4.3.2 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
| 4.3.3 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得到回应 |
| 4.3.4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得到强调 |
| 4.4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政策意图及其演变路径 |
| 4.4.1 中央一号文件的地位及作用 |
| 4.4.2 文本分析方法 |
| 4.4.3 农业经营主体的变迁过程 |
| 4.4.4 研究发现 |
| 4.4.5 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点变迁的政策意图 |
| 4.5 田野点农业结构变迁 |
| 4.5.1 田野点农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
| 4.5.2 三种不同的农业模式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5.1 农业政策影响农业结构演变的实现机制 |
| 5.1.1 农业政策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
| 5.1.2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经营主体 |
| 5.2 案例介绍 |
| 5.2.1 农业产业化背景描述 |
| 5.2.2 李村马铃薯“千亩”示范基地项目 |
| 5.3 成为一种治理现象的李村马铃薯产业 |
| 5.3.1 地方政府行为面临的结构约束 |
| 5.3.2 镇政府在马铃薯产业中的行政协调 |
| 5.3.3 村干部在马铃薯产业中的嵌入式表达 |
| 5.4 农户参与马铃薯示范项目的行动逻辑 |
| 5.4.1 家户制传统与生计策略选择 |
| 5.4.2 农户的理性顺从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6.1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
| 6.2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地方经验:李村的芹菜种植 |
| 6.3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阶层动力 |
| 6.4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实现机制 |
| 6.4.1 作物繁荣的参与主体:芹菜种植农户 |
| 6.4.2 对土地的控制:土地流转 |
| 6.4.3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工资支付方式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经验语境下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
| 7.2 主要结论 |
| 7.3 讨论 |
| 7.3.1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公共价值 |
| 7.3.2 农地的商品化与安全网功能 |
| 7.3.3 小农的前景与农业现代化 |
| 7.3.4 村庄的活力与乡村振兴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疆昌吉州土地托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相关概念的辨析 |
| 1.4.1 土地托管与土地流转的辨析 |
| 1.4.2 土地托管与外包服务的辨析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5.3 田野调查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1 土地托管内涵研究 |
| 2.1.2 土地托管参与主体及运营模式的研究 |
| 2.1.3 土地托管与规模服务化的研究 |
| 2.1.4 土地托管成效的研究 |
| 2.1.5 土地托管风险防范的研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交易费用理论 |
| 2.2.4 演化博弈论 |
| 3 昌吉州土地托管的基础与现状 |
| 3.1 昌吉州土地托管的基础 |
| 3.1.1 土地托管规模化基础 |
| 3.1.2 土地托管的技术支持 |
| 3.2 昌吉州土地托管现状 |
| 3.2.1 土地托管的运行方式 |
| 3.2.2 土地托管的服务规模 |
| 3.2.3 土地托管代理方的主体 |
| 3.2.4 土地托管委托方的主体 |
| 3.2.5 土地托管的服务形式 |
| 4 昌吉州土地托管运行中的委托代理分析 |
| 4.1 逻辑起点 |
| 4.2 逆向选择下的契约关系 |
| 4.3 道德风险下的契约关系 |
| 4.4 农户与服务主体的博弈行为 |
| 4.4.1 托管服务主体与农户的博弈模型 |
| 4.4.2 案例一:托管服务方“风险型”策略下农户的行为分析 |
| 4.4.3 案例二:托管服务方“道德型”策略下农户的行为分析 |
| 4.4.4 托管服务方的行为策略 |
| 4.5 本章小结 |
| 5 昌吉州土地托管中潜在委托方的意愿分析 |
| 5.1 农户参与土地托管意愿的描述型统计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样本农户参与土地托管意愿的统计分析 |
| 5.2 农户参与土地托管意愿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昌吉州土地托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1 农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意愿不强烈 |
| 6.1.1 农户对土地托管的知晓度低 |
| 6.1.2 农户对土地托管缺乏合理的预期 |
| 6.1.3 缺乏客观政策对农户参与意愿的激励 |
| 6.2 土地托管规范化运行不足 |
| 6.2.1 土地托管经营风险防控不利 |
| 6.2.2 土地托管运行中技术人才短缺 |
| 6.2.3 政府对土地托管的服务亟待加强 |
| 6.2.4 政府对土地托管监管的约束力不足 |
| 7 加快昌吉州土地托管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1 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 |
| 7.1.1 增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户知晓度 |
| 7.1.2 引导农户做出理性的抉择 |
| 7.1.3 加强客观政策对于农户的激励 |
| 7.2 改善土地托管运行的规范化 |
| 7.2.1 构建土地托管风险防控机制 |
| 7.2.2 加强技术培训和人才引进 |
| 7.2.3 优化对于土地托管的服务 |
| 7.2.4 增强对于土地托管的监管和约束力 |
| 附录 |
| 附录1 :昌吉州合作社土地托管运行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2 :农户参与土地托管意愿的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拉奥-辛格改革前的印度农业发展 |
| 第一节 尼赫鲁时代印度的农业发展:制度变革的成功和局限 |
| (一) 尼赫鲁时期农业改革的背景 |
| (二) 农业改革的具体措施 |
| (三) 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局限 |
| 第二节 绿色革命期间印度的农业发展:技术变革和农业转型 |
| (一) 印度后尼赫鲁时代的政治经济与“绿色革命”的发端 |
| (二) 印度绿色革命的具体内容 |
| (三) 绿色革命后印度农业的转变 |
| 第二章 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的农业发展:后转型时代的危机 |
| 第一节 拉奥-辛格改革和印度农业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二节 后转型时代农业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 农业生产的危机 |
| (二) 农业生态的危机 |
| (三) 农民自杀现象突出 |
| 第三章 农业危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农业危机发生的国内因素 |
| (一) 绿色革命后农业的痼疾 |
| (二) 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对农业的制约 |
| (三) 政府的应对与“缺失” |
| 第二节 农业危机发生的国际因素:全球化的影响 |
| (一) “自由贸易”还是“强制贸易”? |
| (二) “失窃的收成”:全球资本对印度农业的窃夺 |
| 第四章 农业危机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农业困境与缓慢的工业化进程 |
| 第二节 对政治的影响:“两种社会”的对立 |
| 第三节 对农民的影响:农民的边缘化与观念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宜昌市乡镇治理中的项目制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3 宜昌市乡镇项目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2 调查问卷的实施 |
| 3.3 调查数据与管理现状分析 |
| 3.4 乡镇项目管理困境 |
| 4 宜昌市乡镇项目制管理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4.1 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 |
| 4.2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4.3 影响因素解析 |
| 5 对策与建议 |
| 5.1 强化人员管理 |
| 5.2 完善管理制度 |
| 5.3 落实配套资金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田灌溉系统运行低效事实 |
| 1.1.2 农田灌溉系统运行低效根源 |
| 1.1.3 现有理论对农田灌溉低效解释乏力 |
| 1.1.4 制度能力与合作为农田灌溉治理提供全新视角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田灌溉系统 |
| 2.1.2 农田灌溉治理 |
| 2.1.3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 |
| 2.1.4 村庄制度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事务治理理论 |
| 2.2.2 集体行动理论 |
| 2.2.3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 |
| 2.2.4 制度能力理论 |
| 2.3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治理机理分析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阐释 |
| 2.3.2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田灌溉治理的制度演进与现状分析 |
| 3.1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制度历史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3 分税制时期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4 税费改革后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5 水利设施市场化改革后的多元治理 |
| 3.2 资料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1 资料来源 |
| 3.2.2 样本描述 |
| 3.3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现状分析 |
| 3.3.1 农户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认知 |
| 3.3.2 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水平 |
| 3.3.3 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效果 |
| 3.4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4.1 农户灌溉意愿表达程度较低 |
| 3.4.2 农户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 |
| 3.4.3 农田灌溉用水效率较差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及绩效测度与分析 |
| 4.1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指标体系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指标设计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
| 4.2.1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测度方法 |
| 4.2.2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测度结果 |
| 4.2.3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特征分析 |
| 4.3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及分析 |
| 4.3.1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4.3.2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方法 |
| 4.3.3 农田灌溉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5.2.1 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分析框架 |
| 5.2.2 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
| 5.2.3 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
| 5.2.4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交互作用 |
| 5.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说明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分析 |
| 5.4.1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 |
| 5.4.2 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 |
| 5.4.3 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用水秩序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1 制度能力与秩序 |
| 6.2.2 合作与秩序 |
| 6.2.3 研究假说 |
| 6.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说明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研究变量分析与检验 |
| 6.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4.2 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
| 6.5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秩序影响检验 |
| 6.5.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
| 6.5.2 中介效应检验 |
| 6.5.3 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的影响 |
| 7.1 问题提出 |
| 7.2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1 农田灌溉治理绩效分析框架 |
| 7.2.2 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7.2.3 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7.2.4 合作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研究方法 |
| 7.4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7.4.1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
| 7.4.2 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
| 7.4.3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强化农户对农田灌溉系统的认知 |
| 8.2.2 完善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的机制 |
| 8.2.3 健全基层农田灌溉管理组织 |
| 8.2.4 加强村庄制度能力建设 |
| 8.2.5 提升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 |
| 8.2.6 创新农田灌溉系统管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物与社会的研究取向 |
| (二)作为符号消费的物体系 |
| (三)布迪厄资本实践理论 |
| (四)学界对咖啡的研究视角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点 |
| 五、田野点介绍 |
| 第一章 故事之源: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 第一节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物及其历史 |
| 一、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咖啡的全球传播 |
| 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反思 |
| 三、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洋物”观 |
| 第二节 咖啡在中国:身份被区隔的历史 |
| 一、从晚清到民初——:模糊不清的西洋饮品 |
| 二、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口岸消费的饮品 |
| 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小资”的标签 |
| 第三节 开放时代咖啡消费的兴起 |
| 一、开放时代:情调与有闲的咖啡消费 |
| 二、嗜好时代:咖啡产业模式多样化 |
| 三、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 小结 |
| 第二章 朱苦拉咖啡历史的地方叙述 |
| 第一节 朱苦拉的历史与生态 |
| 一、朱苦拉地区的历史叙述 |
| 二、朱苦拉地区的自然生境 |
| 三、朱苦拉咖啡的生态适应 |
| 第二节 传教士将咖啡引种朱苦拉 |
| 一、历史背景:天主教在清代的传教策略 |
| 二、关键人物:在云南的天主教传教士 |
| 三、重要事件:田德能传教士将咖啡引入朱苦拉 |
| 第三节 咖啡树在朱苦拉地区的权属变迁 |
| 一、传教士的咖啡树(1904-1952) |
| 二、村民集体所有的咖啡树(1952-1982) |
| 三、包产到户的咖啡树(1982-2013) |
| 四、渔泡江两岸的经济之树(2013至今) |
| 小结 |
| 第三章 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 |
| 第一节 加工工艺层面:从果实到饮品 |
| 一、朱苦拉咖啡加工制饮工艺的习得 |
| 二、朱苦拉咖啡的传统制饮工艺的内容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层面:朱苦拉咖啡的多重身份 |
| 一、传教士带来的新物种(1904-1952) |
| 二、值钱的经济作物(1952-1982) |
| 三、地方土特产(1982-2007) |
| 第三节 身体感层面:朱苦拉人的咖啡观 |
| 一、颇有讲究的朱苦拉咖啡 |
| 二、国际标准体系下的朱苦拉咖啡 |
| 三、咖啡的物性与符号化要素 |
| 小结 |
| 第四章 朱苦拉咖啡的市场化 |
| 第一节 市场开发 |
| 一、商业资本进入 |
| 二、举办咖啡文化论坛 |
| 三、各媒体拍摄纪录片 |
| 四、政府聚焦施策 |
| 第二节 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博弈与冲突 |
| 一、朱苦拉地方社会传统生计模式 |
| 二、价格之外:渔泡江两岸咖啡交易中的冲突 |
| 三、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力量博弈 |
| 第三节 朱苦拉咖啡的消费:从乡村到城市 |
| 一、朱苦拉咖啡在村落:手工咖啡产品的出现 |
| 二、朱苦拉咖啡在宾川:与宾川咖啡文化的交融 |
| 三、朱苦拉咖啡在昆明:走向品牌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卷入市场后的朱苦拉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朱苦拉社会自我观念的延伸 |
| 一、朱苦拉人的自我观念 |
| 二、咖啡成为朱苦拉社会的一部分 |
| 三、依赖市场后的朱苦拉社会面貌 |
| 第二节 市场化带来的朱苦拉社会之变 |
| 一、自我裂变:朱苦拉村落内部 |
| 二、他者眼光:村落之间的关系 |
| 三、反观自我:朱苦拉社会生计观念的变迁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详细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三)简要评析 |
| 三、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研究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命题:奥斯特罗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一)倡导自发秩序: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
| (二)回归公共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
| (三)理性官僚制的正当性反思 |
| 二、理论积淀: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传统 |
| (一)来自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
| (二)来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
| (三)来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
| (四)小结 |
| 三、学术延承: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 (三)合作博弈理论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应用场域 |
| 一、运作对象: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
| (一)物品类型与公共池塘资源 |
| (二)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及其占用者 |
| 二、预设前提:行为假设与制度多样性 |
| (一)制度分析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
| (二)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 三、场域困境: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 |
| (一)资源治理的三大模型 |
| (二)激励结构的四重缺陷 |
| (三)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
| 第三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从质疑到开创: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质疑:非此即彼的政策方案 |
| (二)开创:另辟蹊径的治理路径 |
| 二、从个体到系统:自主治理的分析脉络 |
| (一)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综合变量 |
| (二)集体行动情境自主治理的难题 |
| (三)公共资源长期存续的设计原则 |
| (四)集体行动制度层次的嵌套分析 |
| 三、从IAD到 SES:自主治理的研究框架 |
|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
| (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
| (三)IAD与 SES框架的关联互动 |
| 四、从信任到互惠:自主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关键特征 |
| (二)奥斯特罗姆的借鉴及其超越 |
| 第四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问题聚焦: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 |
| (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 |
| (二)发展与实证经验一致的理论 |
| 二、研究进路: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一)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途径 |
| (二)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并重 |
| 三、分析视角:基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
| (一)有关个体行为的决策分析 |
| (二)有限重复博弈理论的运用 |
| 第五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史定位 |
| (一)公共治理谱系中的自主治理思想 |
| (二)自主治理:复合民主的微观基础 |
| 二、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 |
| (二)当代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 |
| 三、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适用性层面的局限 |
| (二)实操性层面的局限 |
| 结语 重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 |
| 一、摈弃万能药:诊断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 二、警惕理论模型的隐喻化用法 |
| 三、治理话语中积极公民的塑造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学术研究历程 |
| 附录二 美国布鲁明顿学派的思想精义:多中心治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一种新的灌溉投资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水平井开采条件下浅层地下咸水水盐运移规律与开发利用研究 ——以河北沧州地区为例[D]. 何锦.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D]. 秦国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3]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4]新疆昌吉州土地托管研究[D]. 李秋凤.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7)
- [5]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危机研究[D]. 卢全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宜昌市乡镇治理中的项目制管理研究[D]. 赵杰. 三峡大学, 2020(02)
- [7]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D]. 王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8]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D]. 郭周卿.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1)
- [9]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1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