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论文（资料）索引（4）

一、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四)（论文文献综述）

刘蕾^[1]（2021）在《明代顾起纶研究》文中认为

杨锦涛^[2]（2020）在《杨慎《南中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杨慎是明代着名文学家,自嘉靖三年遭贬云南,至嘉靖三十八年终老永昌,期间所作之诗辑刻有数种南中诗集,现存有《升庵南中集》《南中续集》《南中集钞》《杨升庵南中集钞》《升庵七十行戍稿》等数本单行诗集,共收诗692首,另有《升庵文集》《升庵遗集》中佚出前述诸单集外的300多首南中诗作,可将之统称为《南中集》。文献考论部分,运用版本目录学、文献细读等方法,基本论定了南中正集的成书流变,即自《升庵诗》一卷本至《南中集》七卷本又至《南中集》六卷本;对《南中集钞》三卷本、《南中续集》四卷本、《杨升庵南中集钞》五卷本、《七十行戍稿》二卷本进行了版本叙录,发现此数集有在南中正集之外续刻南中诗作之目的,是为南中续集;具体揭示了各诗集具有的底本、校勘、考源、编年等文献价值。通过如上考论,为后续的南中诗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文学研究部分,运用文史结合、比较研究、诗文互证等方法,首先归纳认为南中诗表现出了怀才不遇、思乡念亲、羁旅漂泊、离愁别恨、飘然归隐、真挚友谊、忧国忧民等多元化的情感内容;具体揭示了其诗作的艺术表达特点,如“不怨之怨”、以女性口吻写相思之苦等,便于更好地体味其每种情感内部的真实变化,从而真正理解杨慎境遇转换背后的精神状态,即杨慎虽悲苦万分,却未曾沉沦,而是在文学抒写中隐曲地表现出了坚韧的斗志,其光和热影响至今。其次,本文分析认为杨慎对神仙道教总体上持有批判态度,具有进步性。具体来说,杨慎在其文章和诗话中认为求仙修道往往演为祸事恶果,且不合圣人之教;他还认识到了神仙道教术法欺人的本质,以及长生不老之事的虚诞性。杨慎的部分仙道诗如《答段德夫水部》《寄承冰壶》等两首表现出的对神仙道教有所企羡的态度,与文章诗话中直言批判不尽相同,但其仙道诗《赠范师舜名时儆号浣溪》中又有从精神层面完成对有限生命超越的思索。从人的思想具有复杂性的角度来讲,杨慎谪后生活中偶然表露出的长生之思与其文章诗话对神仙道教持有批判态度虽有抵牾,但可以理解。附录部分《南中集》点校稿,基本完成了杨慎南中诗歌文献的全面整理和点校工作,计有十万余字。

林乾浩^[3]（2020）在《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文中认为《元朝名臣事略》是元人苏天爵编撰的一部重要传记体着作,收录了元朝肇定之初47位重要的名臣的传记,其极大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至今为学界公认。本文立足于编撰者苏天爵特殊的人生经历、重要的官员、学者身份,以及其深邃的史学、经学、文学思想,结合13世纪蒙古逐步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背景,和元中期朝政逐渐由对外作战转向国家内政的新时代背景,理解苏天爵带有明确主体意识的编撰行为和动因,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元朝名臣事略》一书的性质和价值,体认它所蕴藉的思想情感内涵。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动机。苏天爵弱冠之年于国子学学习期间萌生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意图,他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早年就具备根深蒂固的汉民族文化与儒家思想认同。重史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治史能力。结合当时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体生存境遇看,苏天爵编撰此书可能还有入仕治史、师法名臣,负斯文为己任、显国家文章之盛,宣扬以儒出仕之道、助力地方教育,以史言志、寄寓汉法治国理想等诸多动机。第二章论述苏天爵选择《元朝名臣事略》传主的相关问题。苏天爵重点选取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臣,元朝一统华夏的历史进程也是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逐步建立高度联系的过程,苏天爵以“汉法”为核心选取名臣,绝大多数名臣形象直接符合传统汉儒理想,少数民族名臣也能直接或间接与汉法有所联系。传主选择反映出少数民族统治、多元文明冲击下苏天爵对汉民族文化本位传统立场的坚守。在选择汉人传主时,苏天爵或出于统一全书形式考虑,选择各方面相近的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群体入传。第三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所采用的方法。苏天爵期望将《元朝名臣事略》全书构成体系,达到“以史证经”的效果,故广泛搜集和采用各种文献材料,重视材料的真实性和写作风格的统一,尤其以北方馆阁文人传记为重。编撰全书时仿照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体例,对文献材料进行应用编排。在处理具体的原始材料文本时,根据自身传记文体“简而有法”的审美取向等需要进行精简化删改,缩短传记篇幅体量,最终形成“事略”。

臧亚萍^[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论文运用出版系统论、把关人理论、媒介讯息论等相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了研究。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组织机构及产品策划进行了考察,总结发展规律与特点,属于当代四川古籍出版专门史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改革开放后四川古籍出版活动,数据样本范围以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5家社为主。文章通过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计量学多种研究方法,力图剖析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该时期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概况问题;二是古籍出版机构自外至内的组织构建问题;三是编印发系统下的古籍出版产品策划问题。并希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能为繁荣四川古籍出版,提供一些理论、实践意义的参考资料。正文分为三个研究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通过分析5家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归纳古籍出版数量变化、出版内容类别分布规律,并对古籍出版成就、发展成因,以及复苏期、探索期、转型期三个发展阶段特点进行论述,最后概括出四川古籍出版的三个不足:即重复选题、整理方式不平衡、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第二部分研究四川古籍出版组织系统。研究发现,外部组织由U型结构到M型结构进行设置转变,具有组织人员权威、组织结构一体化的显着特点。以巴蜀书社为例的内部组织结构在部门组建上趋于柔性化和灵活性,早期人员构成虽以人才调聘、计划培养为主,但出版队伍始终保持专业性和稳定性。第三部分研究古籍出版产品策划特点,分别从内容、形式、宣传、营销四个子系统要素分析入手。研究发现,由于古籍出版同其他出版类型不同,内容策划上,策划作者多具有权威性高、专业性强的特点,策划选题表现为延续性、地域性、差异性和时代性四个鲜明特征。古籍图书的开本设计强调与内容风格统一,封面设计注重体现艺术审美性和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装帧设计获奖图书进行个案研究,总结出古籍图书在形式策划上注重设计整体性的特点。宣传、营销策划方面,四川古籍图书宣传方式多样,在传播技术变迁影响下,虽经历传统、网络到媒介融合宣传的三个过渡阶段,但书讯书评、活动推广和媒体宣传仍为现阶段古籍图书的三种主要宣传方式。以巴蜀书社为代表,四川古籍出版产品注重精准营销和海外营销,但在对其进行品牌认知度问卷调查时也发现,巴蜀书社存在品牌认知度不高的问题。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提出四川古籍出版的初步对策,指出论文本身的不足,并对将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黄萍莉^[5]（2019）在《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数据库的分布特点及问题分析》文中指出文章以少数民族特色数据库为调查对象,采用网络调查法,概括出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数据库具有地域分布不均衡性、建库主体集中性与建库主题偏好性等特点,调研过程中发现我国少数民族特色库存在稳定性弱、揭示性差等问题。

许娅^[6]（2019）在《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作品考论》文中指出科举起于隋唐而兴于宋,至明代达到鼎盛。贵州虽在十五个行省中建省最晚,但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亦颇为深远。自永乐十一年建省到清末的近500年间,贵州在科举方面确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贵州科举素有“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之概说,然具体数据却向无定论,尤其是明代贵州科举数据,模糊、缺失、错讹情况比较普遍,这其中包含多种原因,诸如史籍记载信息有误、移民现象带来的籍贯信息混乱、边缘政区的交互管理等等,都亟待辨清。另外,关于明代贵州进士的生平及着述情况皆散见于各方志或墓志铭中,虽在《贵州通志·人物志》《黔诗纪略》等书中略有记载,但并不系统,这给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造成了数据不准确、人物不清晰等诸多困难。本文立足明代科举时代背景,以明代贵州进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全面考证他们的姓名、籍贯、科考、生平及着述等情况,通过考证、整理、分析和汇总,最终形成相对系统、完备的明代贵州进士群考资料。文章拟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研究:一、概述贵州建省前后的情形,梳理科举在贵州的发展历程。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建省前分属四川、云南、湖广等周边行省,不仅管理混乱,经济、文化发展也十分落后,直至明朝统一云南之战后才受到朝廷重视,进而逐渐发生改变。贵州自建省到参与科考,再到独立开闱历时长达124年之久。二、考证进士群体总数及身份,分析影响其科考成绩的因素。有明一代,贵州共诞生进士99人。这其中,86%属于双籍进士,仅14个纯贵州籍进士,进士中更存在科考前后姓名变更者,即普安陈世章,后更名谢士章。明代贵州进士的科考成绩多为二、三甲,成绩最好的是易贵,名列景泰甲戌科二甲第二名,贵州贵筑长官司人。而影响他们科考成绩的因素除了个人学习的努力程度,还包括家庭环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等。三、挖掘进士生平及着述情况,汇总成系统完备的传记资料。正所谓知人论世。进士是科举的高端产物,要探索明代贵州的历史文化,就绕不开明代贵州进士群体。因此,笔者通过纸质文献查阅、电子文献搜索、图书文献传递等多种方式,竭尽全力爬梳现有的关于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着述的文献资料。四、列举个别代表性作家作品,梳理进士与贵州文学的关系。缙绅乃文化之表率,而进士为其首。第四章主要以孙应鳌、谢士章的诗文作品为中心展开分析,探索其作品的文学风格及艺术特色。第五章节简要分析明代科举对贵州进士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进士与贵州文学之间的关系。文章主要采用了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文史互证法、对比分析法、实例列举法、总结归纳法。研究结果如下:明代贵州进士群体有近百人,他们是明代贵州的杰出代表,在政治、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引领了明代贵州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对该群体文学作品存世情况的考证和艺术分析,令这一群体的形象更为鲜活饱满。做成这份关于明代贵州进士群体的身份、生平、作品的传记资料,不仅能够拉近我们与明代进士的距离,提升当代贵州人的文化自信,也能为后面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提供一定的文献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贵州科举在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的不足。

袁丽华^[7]（2019）在《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跨境民族是与民族国家伴生的产物,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原本模糊的边缘被主权国家清晰的国界所代替,于是,原本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形成跨境民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与地理边界一致的心理边界、塑造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及中缅德昂族对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探讨。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德昂族发展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进行梳理。“德昂”作为一个专有的称呼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德昂族的历史与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杂糅在一起,其所居住的区域历来多民族杂居,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趋同的现象,这造成德昂族的历史演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复杂性,而且,由于传统文献中德昂族的族源、祖属、历史演化传承关系记载的匮乏,我们只能借助少量史料和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古歌古调来探索德昂族的历史源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德昂族在传统史籍中的模糊性,为当今德昂族知识精英“传统的发明”、历史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多元性的基础。德昂族长期处于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之下。1960年中缅边界勘定完成后,有形的国界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对于中国德昂族而言,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进行的持续并逐步深入的经略与浸润是德昂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历史基础,其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其经营及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缅甸德昂族来说,要将本民族历史纳入到缅甸历史的框架中,建构起对缅甸国家的认同观念,则要困难得多。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对德昂族进行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与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对德昂族先民的王朝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确立德昂族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之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更加细致深入,使德昂族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并影响了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也促发德昂族自下而上地建构历史叙述,形成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这反映在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的具体文本中,如《滚思艾、妈阿嘎》中太阳爸爸和青龙妈妈的故事、葫芦起源传说中与汉族兄弟关系的描述等构成了德昂族的历史记忆,它建立起华夏各民族的根基性感情,成为中国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确立德昂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关联,构建德昂族与历史上其他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从而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华夏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塑造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德昂族浇花节的设立则是属于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其固然有加强族群认同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通过这种差异性历史记忆的叙述和书写,也凸显了跨境德昂族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强调心理边界,以及对国家叙述的主动回应。通过对历史叙述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第三章主要探讨缅甸民族国家进程中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缅甸自独立以后一直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作为绝对主权的体现,缅甸国家的统治权力势必建立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显示国家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缅甸境内的德昂族为了表现“政治忠诚”,也需要自下而上地建构起与现代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来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通过建构与缅甸的历史关联,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缅甸的国家意识。其次,在文字创制时,最终以缅甸语文字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拼制而成德昂文字,建立与缅甸国家的文化关联;最后,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建构起与缅甸国家共同的历史纽带。但是,由于缅甸王朝国家时期并未对德昂族进行有效的治理,缅甸德昂族与所在国缅甸的历史关联要弱于中国,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受到缅甸自上而下国家历史书写的影响,在其具体历史叙述的内容上表现出对缅甸国家历史自下而上的回应,主动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缅甸国家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民族整合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缅甸在历史叙述中未能完全割裂历史上与中国的纽带,表现出了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策略不一致的历史叙述话语。第四章对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考察,我们发现中缅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从共性上来说,二者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通过回溯性的历史叙述凸显各自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建中缅德昂族在各自国家历史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蜕变。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德昂族对于中国历史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是基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逐步深化的经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由上而下的“持续不断地典范历史的书写”。因此,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呈现的是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现实指向性的结合。而缅甸德昂族则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现实指向性全面压倒了历史的客观性,“现在中心观”对其历史叙述有着强烈影响。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体现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综上,跨境民族是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逐渐明晰化与法理化的结果,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作为跨境民族的中缅德昂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其历史叙述和文化建构却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通过历史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为他们选择所属国的国家认同服务的。

杜雪飞^[8]（2019）在《宋代边疆市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条件的差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很早就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异的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其中以定居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互补性贸易最为引人瞩目。宋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形成了交易规模较大的边疆市场,随着宋经济的极大发展,边疆市场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具体来说,在北方,宋与辽、西夏和蒙古之间均设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开展马匹、畜产品、茶叶、日用品、奢侈品等物品的交易。在南方,宋与大理国、自杞国、罗殿国、交趾等政权也设立了以博易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进行了以马匹为主的多种商品的交易。在这些官方的正式交易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走私贸易,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官方市场之外,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还需要更大市场。宋代边疆市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榷场开合无常、对交易地点的限制较多、管理制度过于严格、对交易物品的限制过多等方面;二是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宋进行大量转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三是边疆市场以宋为核心,宋控制着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占据高端产业,宋的货币也是整个市场的硬通货。这些特征有的限制了边疆市场中贸易的规模和发展,不利于更多区域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各地出现呼唤统一经济区的心声。有的刺激了民族政权期望控制中国大市场的雄心,通过武力实现政权之间的融合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宋代边疆市场产生了以下主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宋及民族政权在边疆市场的带动下,不仅让政府获得了较多的财政收入,而且促进了北方地区畜牧业、农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南方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也受到刺激不断发展;其次,边疆市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促进了边疆地区道路交通、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边疆市场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使多种文化不断发生融合。由于宋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注定了其不可能主动去融合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其他地区,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破碎性所造就的地方势力的分散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和具备这种力量,因此建立融合不同经济区的国家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北方的游牧政权来承担。游牧政权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在军事实力之外,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使其拥有了统一南北经济区的能力。蒙古在继承辽金的遗产之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成功建立元,将中国的南北融为一体。之后,元政府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业贸易和保护商人的政策,还采取了国家商贸主义全面垄断的形式直接获取商业利益。南方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交流的加深,所拥有的资源对于中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央王朝开始了逐渐深度渗入和开发西南地区的历程,西南的道路、商业发展、特别是货币系统都逐渐融入大的经济区,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蔡惠茹^[9]（2019）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文中指出科举家族是指直系五代内与同父兄弟中,至少考出一名进士及一名举人,或者至少考出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先后出现这样的科举家族共679个,它们的姓氏分布十分广泛,分别来自98个姓氏,但陈、林、黄、郑、李、张、王、吴等8姓科举家族就占了总数的54.2%,这主要是由福建姓氏虽多但各自人口数量相差悬殊造成的。这些科举家族既广泛分布于福建八府一州的41个县份及6个卫,又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及各府、州的附郭县及大邑,这又主要是受地区科举实力差异的影响。得益于宋代深厚的科举文化积淀,福建早在洪武十七年就产生了首个科举家族,此后由于不同时段举人、进士总数及家族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数量呈现出前期最少、中期大幅增长、后期最多但增幅有所放缓的变化态势;而明代福建各府、州因其不同的开发轨迹,又导致其科举家族在时段分布上的不同特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不过,明代福建属于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总数2128人,仅占明代福建举人、进士总数的25.9%;而出自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就更少,仅1434人,只占全省举人、进士总数的17.4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制度之下的明代福建总体上仍保持着很高的社会流动率。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最长者绵延了九代,三代以上的科举家族也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强。但是,明代福建二代科举家族占比高达55.08%,且43.46%的二代及以上科举家族为断代中式,可见科举家族赓续之不易,这与明代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地区整体科举实力及家族自身竞争力息息相关。明代福建科举家族主要来自民籍和军籍,少数来自匠籍、官籍、盐籍和儒籍,在有户类记载的福建进士和科举家族中,民籍进士及科举家族各占其总数的57.7%和61.22%;军籍进士及科举家族各占其总数的30.33%和27.3%;可见,军籍科举家族总体上比民籍科举家族的产生更为困难。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官员中,任宰辅、七卿等中央高官者,大体上能辅弼君主决策、分理中央政务;任地方官者,总体上能兴利除弊、平乱安民;而无论京官、地方官,绝大多数敢于直言时政、绳愆纠谬,对明代政治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科举家族是影响福建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虽然也个别科举家族仗势横行乡里,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但总体而言,科举家族是当时的模范家族,对福建地方文教事业、地方事务及地方社会秩序主要起着积极的影响。必要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家风、深厚的家学,以及地方良好的教育条件,是科举家族形成与延续的主要原因,而优良家风的传承又在其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王仲慧^[10]（2018）在《元代西域军士研究》文中认为13世纪伊始,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及西域汗国的设置,大批西域人随军东来。他们或主动归附,或被迫签发,最终多以军士之身份效力于蒙古各战场。因东来较早,这些西域军士几乎参与了蒙古讨金、灭夏、平宋等所有战争,可以说为元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元以后,这些西域军士以部族为区分被整编成军,一部分以镇戍军之身份驻戍边地,另一部分则以侍卫亲军之职护卫京师,成为蒙·元军事体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军士转战征伐之间,多有勇而善谋、骁悍非常之人,他们累立战功且忠心不二,因而,深受蒙古统治者倚重信赖。卸刀下马,跨入朝堂,西域军士又成为元朝政府政治之上的得力助手,在元代政治活动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四)（论文提纲范文）

（2）杨慎《南中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数据库的分布特点及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作品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7）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边疆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元代西域军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四)（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顾起纶研究[D]. 刘蕾. 江南大学, 2021
• [2]杨慎《南中集》研究[D]. 杨锦涛. 湘潭大学, 2020(07)
• [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D]. 林乾浩.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4]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D]. 臧亚萍.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5]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数据库的分布特点及问题分析[J]. 黄萍莉.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9(09)
• [6]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作品考论[D]. 许娅. 贵州民族大学, 2019(02)
• [7]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D]. 袁丽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8]宋代边疆市场研究[D]. 杜雪飞. 云南大学, 2019(09)
• [9]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D]. 蔡惠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0)
• [10]元代西域军士研究[D]. 王仲慧. 暨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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