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王室的困境

一、左右为难的沙特王室（论文文献综述）

曾米^[1]（2021）在《疫情掀开国王神话的遮羞布》文中提出一场疫情掀开了各国遮羞布。疫情之下,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领会抛下人民的,但是泰国的国王就不一样了,在泰国举国抗疫之际,拉玛十世却丢下全体臣民带着20个"后宫佳丽"跑到德国豪华酒店纵情狂欢,夜夜笙歌。国内百姓可就惨了,因为疫情的影响,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泰国已经有约840万人失业,家庭负债率飙升,数值甚至超过1997年泰国经济危机的时候。

和晓强^[2]（2020）在《被驱逐的西班牙老国王》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8月,西班牙退位老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向其子,现任国王费利佩六世致信表示自己将离开西班牙,远赴异国他乡。这个消息一出,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关注:这位为西班牙服务多年,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政治强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竟要背井离乡,不能不令人们深感错愕和震惊。在信中,老国王解释说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并希望"这对西班牙和王室官方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陈杰^[3]（2020）在《沙特外交“东向政策”及中国的因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2030愿景"的变革要求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现实,作为中东地区大国的沙特外交出现新动向,即通过强化"东向"尤其是"向华看"的战略意愿,从防御现实主义走向进取式外交。沙特强化"向华看"的主要战略考量,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对沙特最高政治利益构成潜在挑战,另一方面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有助于沙特实现最大发展利益。中国应重新理解沙特外交特征和定位中沙关系,以更好地服务于习近平提出的中阿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景一珈^[4]（2019）在《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一代代追求的目标,而政治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它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中东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集中地区,深受宗教和外力的影响,中东国家努力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寻求平衡。然而,沙特阿拉伯作为当今为数不多的君主制国家之一,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实现了王位继承,并推动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通过研究沙特的政治现代化可以给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以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文选题的原因。本文主要分析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的内外驱动力,其统治者在国家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社会绩效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些举措对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沙特阿拉伯在君主制下平稳的进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斯兰教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然而,本文认为以上因素仅为推动沙特政治现代化的驱动力,沙特平稳的政治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其统治者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选择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符的道路。借用马戛尔尼的话说,沙特阿拉伯就像一艘在变幻莫测的海上航行的旧船,在过去的一百年内,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了几代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遇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可能沉没。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因此,在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对西方发达民主制度的学习,而在于其在“西化”道路上采用有效的策略,并与国内本身的政治实际相结合。沙特通过推进政治体制建设,加强思想管理,提高经济社会效益,保证了政治现代化的平稳推进。但是在满足于沙特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瞩目成就的同时,需考虑其仍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王室继承权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冲击及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点增多,以上均是沙特保证未来政治现代化进程平稳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沙特必须努力解决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以便长期保持平稳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刘欣^[5]（2019）在《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及其演变（2003-2018）》文中指出本文选取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SCT）做指导,研究中东当前的安全问题。本文认为该理论在扬弃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现实主义“极”的概念,并将其与温特建构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相融合,形成了较系统、成熟的理论框架。不仅能够分析中东安全问题,而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将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都进行了可操作化处理,从而界定出中东的“极”,即地区大国。并着重分析了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在2003-2018年这一时间段内,内核结构演变的状况和趋势,及引发演变的国内、地区、全球三个层面的因素。本文认为在这一阶段内,海湾次级复合体中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非传统隔离行为体”土耳其是引起中东安全态势变化的主角。从2003年至2018年,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物质结构方面,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使伊拉克彻底丧失了极的地位。2010年底开始席卷整个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带来了两次政权更迭,使其至少暂时失去了大国地位。土耳其虽不是中东的一极,但作为一个强大、积极的中东和欧洲间的隔离行为体,对中东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个中东地区大国。地区冲突造成不少脆弱国家主权式微,大批拥有武器的次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地区格局碎片化态势明显。在社会结构方面,一方面是沙特、伊朗以逊尼-什叶教派分歧为幌子在地区争夺引发的敌对,并迫使地区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土耳其也投身其中。另一方面,逊尼派内部基于伊斯兰发展模式的分歧也引发了敌对和冲突。沙特、阿联酋对卡塔尔发起的封锁、断交危机,造成海合会成员国的认同崩溃,已经建立起的安全机制也处于失效状态。地区大国均奉行私利至上的原则。沙特、土耳其甚至为了争夺地缘政治利益支持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朗则支持各种什叶派民兵组织。叙利亚、也门两场内战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国家主权、战时人道主义等基本规范被践踏。随着俄罗斯借叙利亚危机重返中东,美、俄两个全球大国沿地区已有的冲突、对抗分界线进行渗透的情况再一次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敌对。总之,中东有向霍布斯社会堕落的趋势。就未来演变趋势而言,海湾地区发生了内部变革,虽出现了与非洲之角联系增多的趋势,但近、中期出现外部变革的可能性不大。地中海东部因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推进缓慢、巴以冲突再次升级恐将继续陷入动荡和碎片化。存在非传统“隔离国”是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一个特点。土耳其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战略纵深主义”理念的指导下试图挑战隔离行为体的角色,而中东是其实践该战略的重要舞台。在其“零问题”外交1.0阶段,土耳其在引领中东行为体建立以土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发展朋友关系上曾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为促使整个地区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迈进曾作出过尝试和贡献。而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进入2.0阶段,以在动荡的阿拉伯国家推行民主、良治为幌子,实则执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教派主义的干涉外交,并且对武力手段依赖逐步严重。这有将地区拖向霍布斯社会的危险。由于库尔德问题的跨界性,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策可能会令地中海东部次级复合体的物质结构发生改变,并使其与海湾次级复合体的联系增加。土耳其现阶段并不是中东一极,成为欧盟一极的可能性也很小。它恰当的定位是以“地区大国”身份充当隔离国,远期的目标是以“大国”身份充当隔离国,在其追求“全球行为体”的目标中,手段的选择十分重要。

杜晓东^[6]（2019）在《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中东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纳赛尔主义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消除贫困和落后,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埃及。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追求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并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与美国在中东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建立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的战略目标相悖。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英美和以色列的解密档案,研究美国政府在面对纳赛尔主义的挑战时的认知和决策过程,以及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提出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以及重难点及创新点。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战后初期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埃及政策的演变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很快由战时盟友变成冷战对手。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试图构筑包围苏联的全球防御体系,中东地区正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环节。而埃及是中东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并拥有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地。为此,杜鲁门政府提出建立以埃及为中心的“中东司令部”或“中东防务组织”。然而,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阻碍了美国目标的实现。为了打破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的僵局,美国积极协调,但英埃两国的顽固立场使美国的调解屡屡受挫。英埃谈判的僵局和埃及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惨败激化了埃及的国内矛盾,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七月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在此过程中,美国暗中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并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由此促成美埃关系的短暂“蜜月期”。第二章论述了纳赛尔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对埃及拉拢政策的失败。纳赛尔掌权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探索出一条发展道路,即在埃及实现完全独立的基础上,高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向阿拉伯世界“输出革命”,建立埃及领导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的政策,不选边、不站队,避免依赖社会主义阵营或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方。纳赛尔的这些政策统称为纳赛尔主义。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拉拢埃及加入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协调英埃解决了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阿尔法计划”。然而,两国相悖的战略目标使美埃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在埃及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拒绝美国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美英相继撤回了援建阿斯旺高坝的承诺,由此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为了化解这次危机,美国提出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等方案,但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英法联合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然而,在美苏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压力下,三国狼狈地撤出。第三章叙述了纳赛尔主义的新高潮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政策。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胜利不仅彻底清除了英法殖民主义的残余,实现了埃及的真正独立,而且使埃及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的新民族主义的源泉。此后,纳赛尔在中东大力鼓吹“阿拉伯革命”,传播阿拉伯民族统一和团结反帝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为了遏制纳赛尔主义的高涨,美国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试图扶持亲西方的阿拉伯保守政权孤立纳赛尔及其盟友,防止苏联势力对中东的侵蚀。然而,约旦危机、叙利亚危机和黎巴嫩危机证实艾森豪威尔主义非但未能达到目标,却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模糊首要目标之嫌。为此,美国政府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和解,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第四章论证了纳赛尔主义的收缩与美国对埃及的平衡政策。肯尼迪政府在吸取前任教训的基础上,在中东推行“不偏不倚”的“平衡”政策,把改善与纳赛尔的关系列为新边疆问题中的首位。为此,美国对埃及实施了大规模的“粮食换和平计划”,以引导纳赛尔集中力量谋求国内的发展,而不是在国外制造麻烦。与此同时,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美国政府虽乐见其成,但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叙利亚脱离阿联。美国的立场赢得了纳赛尔的好感,两国关系出现短暂的缓和。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的也门政变为纳赛尔再次推行激进的“阿拉伯革命”提供了新契机。埃及出兵也门意味着肯尼迪对埃及平衡政策的失败,两国关系再度恶化。第五章剖析了美国“扶以制阿”的政策及其对纳赛尔主义的打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是大力扶持以色列,利用以色列打压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扩张势头,并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美以“准联盟”关系形成。随着美苏在中东争夺力度的加大和阿以局势渐趋紧张,“六.五战争”爆发,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失败。纳赛尔主义受挫,纳赛尔本人也忧愤成疾,于1970年离世。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凝练,归纳出美埃关系发展的特点,并就美国应对纳赛尔主义的措施进行总体评价。

吴佳茗^[7]（2019）在《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 ——基于共同利益视角》文中认为本文以海合会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共同利益的视角分析探讨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问题。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如有助于保障能源安全、助推双方优势互补、提高双方国际竞争力等。因此,研判双方金融合作的共同利益、选择合理可行的合作路径,有助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深化金融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同时,由于海合会国家所处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较为敏感复杂,相比传统的金融学分析,研究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问题不能局限于经济学的角度,还需要同时考虑政治、宗教、文化等要素,综合探析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收益及合作路径,既为未来双方金融合作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指导,又有助于拓宽我国金融学研究的学术边界和国际视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综合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学科,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作为主线,以共同利益为研究视角,开展了理论推导分析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可选择的合作路径建议。本文由九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意义,界定了文中重要的研究术语,阐述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本文的分析思路及框架;第一章为已有研究成果及理论基础,主要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问题所涉及和关联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罗列了相关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二章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共同利益进行理论推导分析;第三章分析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相互依存;第四章分析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共同命运;第五章分析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同质性;第六章分析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自我约束;第七章提出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可选择路径。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概括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并对未来持续性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郭雷庆^[8]（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钱磊^[9]（2015）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历史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28年穆兄会自建立以来,几经沉浮,其与埃及政府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它先后遭到过埃及法鲁克王朝、纳赛尔革命政权和穆巴拉克的镇压,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埃及,穆兄会随后通过民主选举,一举完成了从受监控反对派到执政党的惊人逆转。然而,恰恰一年之后,塞西将军领导的埃及军方废黜总统穆尔西,并开始对穆兄会的新一轮镇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2011年以来穆兄会在埃及变局中的跌宕起伏?穆兄会历史上又在埃及政治和社会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其地位和作用如何?本文以埃及穆兄会自身演变为轴线,从穆兄会与埃及社会、埃及政治之交互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它的组织形式、政治行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演变过程,进而分析他在埃及政治和社会演变历史中的地位、角色、作用和影响。从自身演变逻辑上看,穆兄会87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1928～1949年的哈桑·班纳时期、1949～1973的过渡时期和哈桑·胡代比时期、1973～2004年的“监狱一代”时期（转变时期）、2004年至今的第四时期。其中第四时期,因为2011年1·25革命和2013年7·3政变两个时间点,又可划分为三个小时期。不同时期,穆兄会的组织形式、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有极大差别。哈桑·班纳早期,即1938年以前,穆兄会是完全的社会组织,其目标不是参与政治,而是专注于伊斯兰社会改造。1938年开始,穆兄会开始大力涉足埃及政治、反英斗争和巴勒斯坦事业。此后的十多年间,穆兄会与埃及封建势力、埃及民族主义力量华夫脱党,呈三角博弈的态势。穆兄会之所以能在埃及政坛有立足之地,在于其不断膨胀的社会基础,而其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伊斯兰复兴观和伊斯兰社会改造思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伊斯兰信仰者。穆兄会组织的快速膨胀,还得益于其精干、高效的组织系统,其中训导局和舒拉委员会负责统筹全国,专门机构和地区行政办公室主导地区协调,而一个个“家庭”则成为穆兄会人聚集、学习思想、组织活动的运动终端。受哈桑·班纳个人权威影响,早期穆兄会意识形态介于非暴力和暴力之间,暴力手段被认为是反对英国殖民者、以色列人和埃及政府的合理手段之一,暴力部门特殊事务部直接向总训导师负责。1948年末,穆兄会卷入与政府的暴力斗争,制造了刺杀首相的“诺克拉西案”。随后,哈桑·班纳遭政府报复,被特工暗杀而死。班纳死后,穆兄会进入过渡时期,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但是,随着纳哈斯和华夫脱党的重新掌权,穆兄会从政治漩涡中安然渡过。随后,哈桑·胡代比成为穆兄会第二任总训导师。他上台后,致力于转变穆兄会的暴力一面,但刚开始收效甚微。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革命后,穆兄会与革命政府先是合作,最后走向斗争。1954年10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遇刺,随后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穆兄会,此为穆兄会与埃及政府关系的转折点。胡代比时期,穆兄会人大多在监狱中渡过,其组织活动基本停滞。在李曼勒·图拉监狱中,穆兄会因为意识形态而分裂,信奉赛义德·库特卜的激进主义和圣战思想的一批人从穆兄会主体中脱离出来,演化成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与此同时,穆兄会主体开始在哈桑·胡代比的引领下向温和化大踏步前进。1971-1973年萨达特大赦后,穆兄会开始全面复苏,其与政府的关系基本转向“竞争的合作”模式。以对抗纳赛尔主义者为目的,萨达特允许穆兄会有限参与政治。此时,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几乎完全的温和化了,而相应的其政治思想也变成强调“自我约束的政治参与”。此时期历经4届总训导师,均为五六十年代在监狱中度过的“监狱一代”,他们维持了穆兄会温和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在此期间,大批伊斯兰学生组织（加马特）成员被吸纳到穆兄会组织中来,形成了独特的“中间一代”。同时,穆兄会开始全力进军埃及行业协会和埃及议会,取得巨大成功,从而逐步奠定了穆兄会的埃及最强社会组织和最大政治反对派的地位。伴随着80、90年代风靡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穆兄会开始关注伊斯兰教、沙里亚法与民主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从而酿成了1996年的瓦萨特党风波。2004年小胡代比死后,穆兄会“监狱一代”老领导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开始显现。2000年开始,随着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步入埃及政坛并快速跃升,穆巴拉克政权内部开始陷入“权力继承危机”的泥潭之中。权力继承危机动摇了穆巴拉克政权原本的社团主义-多元主义联合的执政策略,从而引起了2011年1·25革命爆发后军方的反水,最终酿成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塌。在权力继承危机和1·25革命中,穆兄会虽有积极活动,但基本保持了自我克制的态度,直到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的埃及人民议会选举。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获成功,促使穆兄会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策略,开始推举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最终穆尔西成功当选。穆兄会抓住机会,一步步走向权力,完成了从反对派到执政党的转变,牢固的社会根基和灵活的政治参与策略是穆兄会成功的关键。从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穆尔西执政只有短短一年,随即遭遇大规模群众抗议,而后被军方废黜,其间缘由错综复杂。总的来看,埃及军事精英掌控国家的政治文化、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各党派间的权力纠葛、难以缓解的经济困境,是造成又一次“革命”的主要原因。穆尔西倒台之后,穆兄会面临又一轮的政府镇压。但从历史经验来看,镇压不能完全消除穆兄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而且,塞西政府的目的似乎也不是完全粉碎穆兄会组织,而是限制、约束穆兄会的政治野心。未来穆兄会的前途和政治地位,将取决于埃及政府的态度和地区环境。

周雷^[10]（2015）在《试析巴林独立后外交政策的转变》文中提出巴林独立以前,由于英巴两国《特鲁西尔条约》的签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参考英国的意见。巴林所做出的外交决策不得与英国的利益冲突。巴林的外交取向则是一种单边外交,它只重点发展与英国的外交关系,与美国以及海湾其他酋长国之间建立的更多的是民间外交关系,没有在官方上得到认可和延伸。与伊朗的外交是对其军事威胁的被动回应,并非主动作为。由于遭到伊朗的军事威胁,巴林出于安全的考虑,紧紧的和英国绑在了一起。可以说,独立以前,巴林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单边外交,这种外交传统而僵化。巴林1971年正式宣布独立,在外交政策上开始走上完全自主的发展道路。巴林独立以后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巴林摆脱了英国的束缚,开始转向美国和海合会成员国并建立了盟友关系。在外交思维上,巴林不再受到任何条约的限制,也不需要重点考虑英国的利益,而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制定符合本民族的外交政策。独立以后,巴林的外交政策倾向明显本土化和东方化。它开始重视同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并把发展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这个时期,巴林的外交思维多元而灵活,同时又以阿拉伯和伊斯兰教为依据,变的立场鲜明,主旨明确。巴林的外交政策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因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巴林独立以后,民族国家意识增强,巴林开始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制定符合自身的外交政策。二是,巴林宣布独立后,挣脱了英国的利益绑架,不再以英国的利益为重心,开始从本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制定外交政策。三是,英国从中东撤军以后,巴林失去英国的军事保护。它处于复杂多变的海湾地区,在各大国之间不得不保持中立的姿态来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四是,海合会的建立为巴林的外交政策的东转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巴林通过参加海合会,与其他海合会成员国建立了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和本国家的安全。

二、左右为难的沙特王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左右为难的沙特王室（论文提纲范文）

（1）疫情掀开国王神话的遮羞布（论文提纲范文）

（2）被驱逐的西班牙老国王（论文提纲范文）

（3）沙特外交“东向政策”及中国的因应（论文提纲范文）

（4）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及其演变（2003-2018）（论文提纲范文）

（6）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 ——基于共同利益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历史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试析巴林独立后外交政策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左右为难的沙特王室（论文参考文献）

• [1]疫情掀开国王神话的遮羞布[J]. 曾米. 当代工人, 2021(01)
• [2]被驱逐的西班牙老国王[J]. 和晓强. 当代工人, 2020(21)
• [3]沙特外交“东向政策”及中国的因应[J]. 陈杰.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 [4]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研究[D]. 景一珈. 外交学院, 2019(01)
• [5]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及其演变（2003-2018）[D]. 刘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D]. 杜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7]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 ——基于共同利益视角[D]. 吴佳茗.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2)
• [8]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9]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历史进程研究[D]. 钱磊. 浙江师范大学, 2015(03)
• [10]试析巴林独立后外交政策的转变[D]. 周雷. 浙江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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