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携手·互动·共进——女教授、青年教授、研究生社团干部座谈会侧记（论文文献综述）
杨莹慧[1]（2021）在《城市民族事务空间治理研究 ——以成都市武侯区为样本》文中研究指明
何美子[2]（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之问”。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重视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既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文化的侵袭、个体自我意识的萌发,使得人们遭遇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如何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任务。价值观乃文化之核心。价值观和价值观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之中,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教育。本研究着眼于大学生群体,使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系统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等方法,以文化认同为研究视域,探究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议题,既拓展了研究思路,又为其提供了学理性依据。通过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梳理,对其进行了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三个维度的划分,制定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调查问卷”。通过对上海、武汉、成都、大连地区不同层次的12所高校142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三个维度的1 1个指标,除“行为体验”之外10个指标均显着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三个维度、“四个自信”的认同度以及样本基本情况变量中的7个变量均显着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多因素影响综合模型,并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状与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表明,当前认同的总体状况较好,但仍存在认知认同与行为认同的错位、内涵认同与现状认同的不平衡、主体内部差异等问题,究其原因,包括国家、社会、高校以及大学生自身等方面的因素。本研究聚焦高校,基于价值性、结构性、群体性、阶段性的目标导向,以“分别提高,协同整合”为基本思路,在“大思政”、文化育人以及知行合一的原则下,建立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以及行为认同的“三位一体”立体化教育模式。一是以认知认同的“三性”为主线增强认同的引导力,包括认知认同的科学性、全面性以及连续性三个方面;二是以情感认同的“五融合”为着力点增强认同的驱动力,包括主体融合、情感融合、视域融合、话语融合以及场域融合五个维度;三是以行为认同的“两个实践”为依托增强认同的践行力,包括生活化的实践与社会化的实践两个层面。
侯燕[3]（2019）在《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青年,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影响社会问题的不定因素。青年群体的发展方向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走势存在一定内在联系,青年与青年问题也因此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世界的发展进步与青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把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由于曾从事共青团工作,胡锦涛对于青年和青年问题有着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他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青年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从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高度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与青年变化时代特征的科学认识与判断,从而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但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性。任何科学思想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独特的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胡锦涛青年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也有其内在根基,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成熟都遵循社会历史基本规律。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厚积薄发的新篇章,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无限的智慧和热情投入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自身的特征与需求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气息。随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胡锦涛青年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把青年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以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生力军作用的发挥,指引着当代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本研究通过对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回溯和梳理,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总体脉络和逻辑体系,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如何以胡锦涛青年思想为指导,坚持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高青年素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人才保障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以及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是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胡锦涛自身成长和青年工作经历则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就其发展阶段来看,胡锦涛青年思想经历了由孕育到初步形成、再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紧密相连。本研究也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价值、青年的优势与不足、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等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也恰恰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立论基础。在总论其形成基础、发展阶段和基本出发点之后,本研究选取胡锦涛青年思想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视角、利益视角、人才视角、实践视角、全球视角等维度对其内容构成进行了分论。从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突出价值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实施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等方面论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从为大局服务与为青年服务的一致性、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着力服务青年的根本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从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执政能力与干部选拔等方面剖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从火热社会实践中的无悔青春、党和国家需要青春力量、伟大时代召唤创业者等方面分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从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最后,提出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即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青年脉搏,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引导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坚持服务青年,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胡锦涛青年思想系统且全面地回答了关于青年的基本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既有理论范畴,又是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胡锦涛青年思想内容丰富、时代感强,不仅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品质,开拓青年工作的思路、方法、手段,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为了阐明胡锦涛青年思想对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选取了多个案例,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形式印证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实践价值。比如,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简述了党和青年的特殊关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于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论述;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例,从剖析职业获得感生成入手,对于如何立足青年的基本特征、遵从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正确分析青年的实际状况、在服务中赢得青年进行了探讨;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就共青团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进行了分析;以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青年自组织为例,讨论了新时期青年社会实践主体的拓展形式,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自组织这一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组织形式对于青年参与社会、投身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贴近青年、创新思路,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作用,积极引领青年成长发展;以孔子学院的形成发展为例,简析青年国际交流状况,以此说明青年拓展世界眼光的重大意义,并印证青年对于促进国际交流、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积极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青年和青年工作,不难看到胡锦涛青年思想严谨而科学的理论品质及重大而深刻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青年争夺战愈演愈烈,党的青年工作也面临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但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深刻指出,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与青年运动的主题,在根本上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出发,全面梳理、分析胡锦涛青年思想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成效,对于引领当代中国青年自觉担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责任,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与指导价值。
施瑞婷[4]（2018）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文中提出当代社会情感感受与表达规则失范、社会心态失调等问题层出不穷,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我国几度社会转型的历史实情来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变迁都会深层次地影响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情感,情感社会化研究便发轫于此。社会化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情感社会化不仅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重要机制,对情感社会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创性地在情感体制的研究视角下,历时性地剖析了我国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情感社会化问题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变性。通过选取跨越五十年历史的《中国少年报》上“知心姐姐”相关栏目的全样本作为研究材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历时性内容分析法,展开纵向和横向的多角度探讨,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理想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在这一情感体制下建构起了一整套“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主要特征是情感色调以“勇敢”为主,集体主义情感主旋律突出,情感趋向两极化、片面化,许多情感都被摆在了对立的位置上,目的在于烘托、强化以及反衬集体主义情感。围绕这套话语有着相应的话语实践,重点在于对个体与集体的情感关系的处理。集体主义情感大于一切,家庭功能政治化。对少年儿童与对成年人的情感社会化的期待并无明显分别。具体的情感教育方式首先是自我反省,接着对有益于情感社会化话语的情感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以及采用反衬手法进行强化。对于不符合话语要求的情感,同样采用反衬法凸显其错误性,并利用个体和集体的情感关系,进行集体性的批判以及夸大危害性的后果,直至将其扭转。现实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腾飞,对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教兴国”战略使认知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中最受重视的内容。与此相应,“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式微,理想主义的狂热回归现实主义的理智。在此历史情境下形成的现实主义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这套情感社会化话语实践的重点,在于处理个体与互动性重要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由于核心家庭在情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亲情之爱重新回到情感社会化话语中,情感色调以“爱”为主。少年儿童成为情感教育中最受关注的群体,情感教育方式虽种类繁多,但总体呈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被理智对待的情感若是能够促进认知教育的发展,社会化过程就完成了。若还不能,则需经由自省,辅以采取其他的教育方式重复这一过程,进行情感的再社会化。自我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主导性情感体制。这种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系统的“快乐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由于引起许多负面情感而逐渐式微,社会对正面情感的呼吁加强,因此,这种情感体制的情感色调以“快乐”为主。对“快乐人生三句话”及相应的“快乐人生的36个好朋友”的建构,完整地诠释了这套话语的内涵。随着情感逐渐“被看见”,不再依附于其他,情感指涉个体、回归自身。话语实践所处理的主要是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情感涉及的环境不再局限在日常生活范围内,还涉及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少年儿童的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情感成为情感教育的核心,对于负面情感往往采取“以情育情”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促使其转化为有益于“快乐人生”的正面情感。如难以转化,则会选择忽视、忍耐、遗忘、向内归因等方式进行排解。若起初体验到的是正面情感,也要经由自我反省,判断其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如不符合,还需通过情感教育进行再社会化,以达成“快乐人生”的目标。三种主导性情感体制之间是一种交叉渐进的关系。随着情感体制的变迁,情感社会化的话语建构及实践亦在不同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为一个时期的情感意涵、情感序列、情感关系以及情感教育等定下基调。情感教育方式从极端化转向人性化,原本受到压制的个体情感日益得到关注,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成为情感社会化话语处理的核心关系,代际关系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这些都反映出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但是,鉴于我国文化一直非常重视情感,即便是在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时代,也体现出强烈的试图将情感予以规训的冲动和要求。通过“知心姐姐”形象的创立,促使受众与其产生情感联结,其目的还是为了进行情感教育,强调情感的统一性,强化情感社会化话语。国家意志以及工具理性在每个时期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其对情感规训的影响力,高度简化的情感判断与向内归因的情感教育方式也始终存在。情感社会化话语还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研究最后分析了对情感社会化话语的过度内化可能带来的情感问题,指出情感或许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结构性因素之外,引发情感体制本身更迭变化的内在推动力,由此探讨了情感体制转向的新趋势。研究最终落脚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解释这些变迁及其机制是如何通过曲折的历程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生存体验和生活感受的,并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个体与社会两方面提出处理社会情感问题的建议,且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总体而言,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探讨情感社会化问题不仅能够帮助人际沟通与代际间的理解,更有助于将历史照进现实,为洞悉时代的命运与精神提供参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情感社会化是连接看似个体层面的情感与整体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桥梁,唯有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都通过良性循环的方式解决情感问题,才能形成真正的“好社会”。
许伟[5]（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将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启动内需、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指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然而,如何实现传统城镇化道路向新型城镇化道路转型升级,却成为近年来困扰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鉴于此,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出发,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的研究则比较少见。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城镇化道路还是新型城镇化道路,都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实现方式。由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实践中,依据不同时期的国际背景和国情实际,以世界城市化道路为借鉴,历经前赴后继的接力探索而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主张及其推进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该道路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基于此,本论文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为题,力求通过系统梳理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历程,提炼其探索成果并总结其基本经验,为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选题价值,国内外有关城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趋势,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现实基础,主要从世界图景和中国实际出发,探讨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从世界图景来看,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以及城市在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显着优势,促使城市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迫切需要顺势发展城市化。从中国实际来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人地矛盾紧张、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严重滞后之必然,是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之必需。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美发展中国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点和不足,这不仅成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经验,也成为党探索该道路的客观必要。第三章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论缘起,主要从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思想、现代西方城市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出发,梳理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城镇发展要尊重自然、城乡产业发展要“以农为本”、强调城乡互为统一整体;现代西方城市化思想主要包括: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化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及世界体系理论、二元结构理论及聚集经济理论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列宁、斯大林的城乡结合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城乡兼顾思想。并再此基础上,分析了此三股思想对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所起的不同作用和地位。第四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历程,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实践中,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历经开创、深化、拓展、创新四个时期,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一,开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准确把握,以世界城市化道路经验教训为启示,提出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为此,党中央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引入市场机制,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开创了一条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以小城镇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之路。在此基础上,党中央通过推进农、轻、重结构性纠偏,实现了城镇化由建国初的生产型向生活型转变;通过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推动了小城镇迅速发展;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现了东南沿海城市率先发展。其二,深化期:十四大到十六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危机,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小城镇发展出现瓶颈、市场化改革受到质疑等挑战,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并巩固了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并提出工、农、城相结合,大城市与小城镇并举,重视城镇外向型发展的新主张。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依托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推动了城乡劳动力自由转移;依托工业园区建设和综合治理,推进了大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发展;依托西部大开发,推进了城镇化向中西部地区覆盖,进而从动力机制、规模形态、产业支撑、国际合作等方面,深化并发展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三,拓展期:十六大到十八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全球资源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加剧,国内总体小康已经实现、三大差距持续拉大、生态资源约束不断严峻等问题,将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将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由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式层面,拓展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价值层面。为此,党中央通过各种惠农补农政策,推动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了城乡资源更加充分流动;通过培育城市群,推动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建设;通过发展主体功能区,推动城镇化向老少边穷地区覆盖。其四,创新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后危机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结合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低下、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发展理念由“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进一步发展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使其内涵更加具体、外延更加丰富,进而使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有了更清晰、更精准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此,党中央通过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推动城乡资源及人口更充分地自由流动;通过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镇化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依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通过“四大板块”、“三大支撑带”建设,推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各规模城市连片协同发展;依托美丽乡村和美丽城镇建设,推进有文化传承的城镇化发展;以扶贫攻坚为手段,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传统城镇化道路的扬弃,是辩证的否定,是发展,更是创新。第五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成果,主要探讨历经30多年的接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从科学内涵来看,该道路是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现由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占主导、人多地少、资源分布不均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力发达、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占主导的现代工业国转变,最终实现城市现代文明与农村农耕文明和谐一体,现代化成果人民共享的途径和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下的一条子道路,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基本特征来看,该道路是中央政府、市场、地方政府三重推动,土地与人口要素驱动,城市规模多样化发展,内生与外生结合推进的城镇化之路。从精神品质来看,该道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中的人民利益观和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并在体制制度依托、城乡互动路径、城镇空间策略、区域发展战略上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的中国化成果——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第六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经验,主要依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所取得的成果,针对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归纳并提炼出有助于应对当前困境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依据人民新需要调整城镇化建设思路,立足国情实际调整城镇化发展策略,坚持城乡一体化全面改革二元体制,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优化国土资源空间,坚持绿色发展应对城镇化资源能耗困境,坚持城乡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相得益彰。
陈实[6]（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关景媛[7]（2014）在《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合理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植根于中华文化儒道共生的土壤之中，尊崇阴阳和合的传世价值，隐行于我国两千年父权体制之下，成为一个匿名却顽强的亚文化影响着一代代中国女性的命运。本论文以后女性主义为视角，以“性别—社会性别体系”学说为根本立场，借鉴“历史本体论”、“和合论”、“和谐合理性”等理论资源，辩证地看待古往今来对传统女性观念的推崇和批判，分拣“淑女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结合当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状，提出重构“淑女教育”在应对当代女性境遇危机和女性教育观现代性焦虑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本论文的主要论题和逻辑起点是以“淑”为表征的“淑女教育”的合理性问题，对应由此拆分的四个分问题，分四章进行分析、论证。导论部分集中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主题，阐释了核心概念，综述了现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确定了研究的视角、立场、思路与方法，概述了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第一章，表征了现代女性在婚恋、职场、家庭教育、文化场域中多重角色之间的困顿失衡以及自我认同的障碍与不安，剖析了当代女性境遇出现总体危机的根本原因。回应“淑女教育”必要性问题。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以“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淑女教育”的内容与标准。回应“淑女教育”重要价值问题。第三章，基于民国初年“妇女问题讨论”的核心议题，探析了传统“淑女教育”与西方女性观念冲突融合的过程，回答“淑女教育”传承的障碍和可能，为论证“淑女教育”合理性提供了历史镜鉴。第四章，从“和谐合理性”出发阐明了“淑女教育”在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中的合宜性问题，强调重构“淑女教育”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创新。以“淑女教育”作为中国传统女性教育中一个名匿实存的、有鲜明价值取向的教育类型的指称，对其概念、内容、标准、价值进行归纳和梳理，并提出将其作为当下女性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种合理取径进行重构。二是研究视角创新。坚持以“后女性主义”为视角，反思现代女性教育观，审视传统女性教育观，站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沿，同时观照西方与东方文化，以更开阔的视野为“淑女教育”的价值定位。
李徽昭[8]（2014）在《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书画”同一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历史传统,受此潜在影响,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以不同方式关注、介入并思考着传统书画、民间美术、现代美术,在木刻艺术、传统书画等美术类型发展上提出了诸多值得探究的观点与见解,这些美术论述与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艺术实践及其文学文本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与文学思潮、文学文本构成了审美表意实践共通而又有所差异的张力关系。本着学术探究与创新的出发点,本论文对这一现代文学与美术的学科交叉地带进行了尝试性探索。论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美术、文学思潮汇通角度呈现现代作家美术思想的宏观文化背景。对20世纪早期与末期的文学与美术思潮进行了比较阐释,还原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的历史情境,指出美术与文学范畴由交融到分立过程中的工具功能化特质,进而对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增多的艺术跨界现象进行解读,分析其现象、缘由、趋势。同时解读了1927至1977年文学与美术大众化思潮中的协同并进关系,透析出半个世纪文艺大众化思潮的宏观脉络,从而对比审视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与美术中的伤痕、寻根、先锋思潮,由于其全民参与的大众化实践方式,也可以说是对半个世纪文艺大众化的内在呼应式的历史反拨。第二部分,对典型的作家群体与个体的美术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与解读。群体角度主要选择美术论述较多,可阐释余地较大的新月派诗歌群体来解读。在论述新月派群体美术关联基础上,从总体视角阐释新月派群体及其诗学观念的美术影响,并具体探讨新月派核心人物闻一多与徐志摩的美术思想。个体角度主要选择与美术关联度较深、影响较大的典型作家来论述,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汪曾祺、贾平凹等。具体的美术类型阐释上则选择影响较大的木刻艺术及与文学关联较多的传统绘画、书法进行解读。具体来说,首先,从美术视角对鲁迅、沈从文进行比较解读,指出作为美术家的鲁迅、沈从文在绘画经历、书法风格、美术兴趣上的不同,沈从文爱好古典书画,鲁迅则较多关注民间美术,这种差异与二人审美取向有着内在关联。鲁迅、沈从文都集中关注过木刻艺术,且都注意到木刻艺术地方色彩问题,不过,就木刻艺术发展趋向,鲁迅显然比沈从文乐观,也印证了二人审美取向的差异。其次,以汪曾祺、贾平凹为中心,解读传统绘画与文学的关联论述,他们以文学方式实践着源自传统书画的文化意识,其文学文本的美术书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术思想。汪曾祺、贾平凹与丁玲小说中传统书画与现代美术的不同画家形象及美术书写,显示了文化发展中美术类型的不同意味,现代美术与传统绘画由此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再次,从审美现代性角度阐述作家书画的传统渊源、审美特征,在现代语境下提出“作家书画”类型独立的观点。面对艺术市场全球化趋势,提出“去艺术化”的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再造命题,进而阐释当代中国作家的系列书法文化观,指出书法创作者精神文化修养和生命投入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对作家美术思想中的留白、地方色彩范畴的文学实践进行拓展探究。通过文本细读,论述文学创作的结构形式、人物塑造、刹住结尾三种留白方式,提出文学地方色彩的风景风俗、方言运用、形式技巧三种形态,指出留白与地方色彩范畴的思想价值及实践意义,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传统,是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化主体意识建构的一种可能。总体而言,本论文以文学立场透视20世纪中国作家不同的美术论述,由美术视角介入文学研究,用文学思维透视现代作家的美术思想,作家群体及个体与不同美术类型相结合,文学思潮与美术实践相联动,以美学、美术史、思想史、比较文学等多角度的交叉思维方式,解读了新文学成长与现代美术发展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审视了新文学作家文学观念与美术观念互为渗透与影响的现代艺术现象,梳理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美术协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开拓了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为美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孟德楷[9]（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指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张春枝[10]（2013）在《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中国共产党和青年有着天然的联系,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观是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青年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包括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本质、青年地位、青年作用、青年功能、青年教育、青年发展、青年政策等根本看法和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非常重视青年之于政党的价值、功能和作用,这为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逐步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历史情势下科学回答“什么是青年”、“培养什么样的青年”和“如何培养青年”的重大理论问题。历经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经由萌芽与形成、曲折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青年观日趋成熟。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萌芽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于革命时期,在大革命和抗战中,随着党的逐渐成熟和壮大,中国共产党青年观也从片面、局部的青年观转变为整体、战略性的青年观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思维,对青年的认识和评价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青年在社会建设初期的作用,要求培养红透专深、富有首创精神的青年。然而,道路总是曲折的。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提出,中国共产党青年观也迎来了科学发展期。新时代青年是“大有希望,大有可为,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代”奠定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主基调。中国共产党青年观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党的中心任务的不同而对青年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在观念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青年是什么、培养什么青年、如何培养青年的内涵界定。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是政党竞相争夺的重要力量和发展资源。中国共产党青年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会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的制定、青年教育目的、青年人才培养方式等。青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始终依靠和赢得的对象,青年接受党的领导,依靠青年组织,开展青年运动,形成了青年成长成才的系统化规范模式,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同时又具有开放性的特征,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组织,它要依赖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不断的进行物质、资源、能量、信息、目标、决策等的交换与互动,根据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目标任务体系,吸收社会中新的因素,及时调整政策、完善教育体制、改善人才培养结构,时刻把握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惟其如此,青年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成为变革生产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阶段性任务的依靠力量,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青年成长规律的平衡发展和协同进步。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遵循了“青年是什么,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的理论逻辑,分析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本体论内容、认识论内容和实践论内容,从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青年观宏阔内容。中国共产党认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中国共产党青年观无论从理论指导还是实践践行都具有一脉相承性。剖析在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态度和评价,我们发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青年观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呈现出理论指导与注重实践相统一、阶级性与革命性相统一、历史性与前瞻性相统一、政治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特征的整体性特征。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由于党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偏差、执行力度不够等也导致了青年观上的重大失误。但与其他政党青年观相比,中国共产党青年观又具有独特性,这是其他执政党所不可比拟的。总体看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青年观对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宏伟战略构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系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青年观是新时期青年工作的指南,能够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新时期青年的特点,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做好青年工作,培养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
二、携手·互动·共进——女教授、青年教授、研究生社团干部座谈会侧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携手·互动·共进——女教授、青年教授、研究生社团干部座谈会侧记（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本理论阐释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新时代大学生 |
| 2.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1.3 文化认同与价值观认同 |
| 2.2 文化认同与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辩证关系 |
| 2.2.1 文化认同是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 |
| 2.2.2 核心价值观决定文化的根本性质与深层意义 |
| 2.2.3 文化认同与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 |
| 2.3 文化认同视域下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必要性 |
| 2.3.1 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迫切需要 |
| 2.3.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 |
| 2.3.3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客观需要 |
| 2.3.4 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 |
| 2.4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维度 |
| 2.4.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本内涵 |
| 2.4.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主要维度 |
| 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调查设计 |
| 3.1 研究框架的构建 |
| 3.1.1 维度指标设计与操作化定义 |
| 3.1.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3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3.1.4 主体维度的全面分析 |
| 3.2 预调查问卷的形成与修正 |
| 3.2.1 预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2.2 预调查样本的构成 |
| 3.2.3 统计分析工具 |
| 3.2.4 预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
| 3.3 正式调查问卷的构成 |
| 3.3.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总量表设计 |
| 3.3.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量表设计 |
| 3.3.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认同量表设计 |
| 3.3.4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认同量表设计 |
| 4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证研究结果 |
| 4.1 正式调研样本的基本情况描述 |
| 4.1.1 学校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2 家庭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3 个人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正式调研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4.2.1 信度分析 |
| 4.2.2 效度分析 |
| 4.3 假设检验 |
| 4.3.1 量表的相关分析 |
| 4.3.2 量表的回归分析 |
| 4.3.3 假设检验结果 |
| 4.4 理论模型的修正与解释 |
| 4.4.1 理论模型的修正 |
| 4.4.2 理论模型的解释 |
| 4.4.3 实证研究小结 |
| 5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5.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成效 |
| 5.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高的知晓度与情感认同度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较高认同度 |
| 5.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词内涵的较高认同度 |
| 5.1.4 “四个自信”的较高认同度 |
| 5.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存在的问题 |
| 5.2.1 认知认同与行为认同之间存在错位 |
| 5.2.2 内涵认同与现状认同存在不平衡性 |
| 5.2.3 大学生群体内部存在差异性认同 |
| 5.2.4 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存在价值认同的危机 |
| 5.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3.1 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与主体自觉之间存在内在张力 |
| 5.3.2 高校“三全育人”的实效性与思想文化主阵地之间存在内在张力 |
| 5.3.3 国家发展的现实性与大学生的理想性之间存在内在张力 |
| 5.3.4 世界大变局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存在内在张力 |
| 6 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对策 |
| 6.1 紧扣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核心目标 |
| 6.1.1 抓牢价值性目标 |
| 6.1.2 实践结构性目标 |
| 6.1.3 发展群体性目标 |
| 6.1.4 夯实阶段性目标 |
| 6.2 遵循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本原则 |
| 6.2.1 全面坚持“大思政”的原则 |
| 6.2.2 全域落实文化育人的原则 |
| 6.2.3 全程贯彻知行合一的原则 |
| 6.3 优化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施路径 |
| 6.3.1 以认知认同“三性”为主线增强认同的引导力 |
| 6.3.2 以情感认同“五融合”为着力点增强认同的驱动力 |
| 6.3.3 以行为认同“两个实践”为依托增强认同的践行力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调查问卷 |
| 附录B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基本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基础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理论文化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 |
| 二、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 |
|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 |
| 四、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 |
| 第二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 |
| 一、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
| 二、现实需求: 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
| 三、个人因素: 胡锦涛自身的成长与青年工作经历 |
| 第三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 |
| 一、胡锦涛青年思想孕育阶段 |
| 二、胡锦涛青年思想初步形成阶段 |
| 三、胡锦涛青年思想丰富完善阶段 |
| 第二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
| 第一节 青年的地位与价值 |
| 一、“青年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 |
| 二、“党离不开青年,青年更离不开党” |
| 三、“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 |
| 第二节 青年的优势与不足 |
| 一、青年“最具创造活力” |
| 二、青年“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 |
| 三、青年要“认真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
| 第三节 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 |
| 一、培养目标: “四个新一代” |
| 二、实现路径: “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
| 三、基本原则: “尊重青年、理解青年、相信青年、依靠青年” |
| 第三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 |
|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 |
| 一、扩大党在青年群体中的执政基础 |
| 二、注重对青年的引导方式 |
| 第二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 |
| 一、强化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
| 二、青年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
| 三、推进青年道德建设 |
| 第三节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 |
| 一、服务科学发展是青年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以青年为本 |
| 三、发挥青年在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 |
| 第四节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论析——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 |
| 第四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 |
| 第一节 “把为大局服务和为青年服务结合起来” |
| 一、“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
| 二、服务青年是党的宗旨在青年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
| 第二节 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 |
| 一、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 |
| 二、青年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年” |
| 第三节 “竭诚服务青年” |
| 一、服务青年学习成才 |
| 二、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
| 三、维护青年合法权益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在服务青年中赢得青年——以大学青年教师职业获得感生成为例 |
| 第五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 |
| 第一节 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 |
| 一、青年人才是最重要战略性资源 |
| 二、“提高青年整体素质” |
| 三、完善青年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 |
| 第二节 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 |
|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大力实施“科教兴国” |
| 二、以“人民满意”为衡量标准,持续促进教育公平 |
| 三、以青年成才为终极目标,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
| 第三节 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 |
| 一、树立“多样化人才”和“人人皆可成才”的理念 |
| 二、“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 |
| 三、青年的成才路径 |
| 第四节 执政能力与青年干部选拔 |
| 一、青年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
| 二、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 三、创新青年干部选拔机制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共青团如何以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 |
| 第六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 |
| 第一节 “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永恒的青春” |
| 一、社会实践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 |
| 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青年学习提高的大课堂 |
| 三、“投身实践是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 |
| 第二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智慧和力量 |
| 一、“奉献是崇高的精神境界” |
| 二、青年要艰苦奋斗 |
| 三、时代呼唤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 |
| 第三节 “做伟大时代的创业者” |
| 一、当代青年“生恰逢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青年汲取营养和力量的源泉” |
| 三、创新思维是青年发展的希望所在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自组织——社会实践主体的新拓展 |
| 第七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 |
| 第一节 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 |
| 一、起点: 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
| 二、任务: “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 |
| 三、基点: “始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
| 第二节 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 |
|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
| 二、青年是和平发展的生力军 |
| 三、青年“肩负着开创世界人民美好未来之使命” |
| 第三节 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 |
| 一、青年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重视留学工作 |
| 三、构建青年交流的长效机制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国际交流状况论析——以孔子学院为例 |
| 第八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 一、青年运动要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准确把握青年脉搏 |
| 三、优化青年发展的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青年接续奋斗 |
| 二、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 |
| 三、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 |
| 第三节 坚持服务青年,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 |
| 一、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 |
| 二、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 |
| 三、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聚焦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材料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一个栏目的几个时代 |
| 一、“我群”与“他者”:主要受众群体的聚焦 |
| 二、政策与教育: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
| 三、回到情感:情感色调的年代差异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想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革命的“理想主义” |
| 二、“集体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公而忘私”的情感关系 |
| 四、“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实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生存的“现实主义” |
| 二、“理智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亲情回归”的情感关系 |
| 四、“工具理性”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自我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发展的“自我主义” |
| 二、“快乐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彰显自我”的情感关系 |
| 四、“以情育情”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跨越时期的情感话题 |
| 一、情感意涵的时代变迁 |
| 二、“公与私”的消逝与重构 |
| 三、“男与女”的性别意识 |
| 四、“贫与富”的对立与感知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阶段已发表论文及着作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1.2.2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 |
| 1.2.3 中国特色城镇化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
| 1.2.4 城镇化道路、类型与模式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主要观点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现实基础——世界图景与中国实际 |
| 2.1 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 |
| 2.1.1 城市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图景 |
| 2.1.2 新科技革命加快了各国城市化的步伐 |
| 2.1.3 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
| 2.2 城镇化是中国实际的必然选择 |
| 2.2.1 化解中国人地矛盾、发展不平衡之必然 |
| 2.2.2 解决中国城镇化严重滞后的现实必需 |
| 2.2.3 实现中国现代化之必要 |
| 2.3 世界城市化道路的启示 |
| 2.3.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 2.3.2 拉美发展中国家 |
| 2.3.3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 |
| 第三章 理论缘起——中西方城乡关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 |
| 3.1 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思想 |
| 3.1.1 城镇发展要尊重自然 |
| 3.1.2 城乡产业发展要“以农为本” |
| 3.1.3 强调城乡互为统一整体 |
| 3.2 现代西方城市化思想 |
| 3.2.1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化理论 |
| 3.2.2 城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体系理论 |
| 3.2.3 二元结构理论和聚集经济理论 |
| 3.2.4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 |
| 3.3 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 |
| 3.3.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 |
| 3.3.2 列宁、斯大林：城乡结合 |
| 3.3.3 毛泽东：城乡兼顾 |
| 第四章 探索历程——在实践中发展 |
| 4.1 开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初步形成 |
| 4.1.1 改革开放要求调整传统的城乡发展模式 |
| 4.1.2 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思考 |
| 4.1.3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初步推进 |
| 4.2 深化期（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认识 |
| 4.2.1 经济社会新变化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挑战 |
| 4.2.2 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主张 |
| 4.2.3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深化发展 |
| 4.3 拓展期（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
| 4.3.1 新世纪对城镇化的新要求 |
| 4.3.2 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主张 |
| 4.3.3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拓展 |
| 4.4 创新期（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 |
| 4.4.1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面临的新挑战 |
| 4.4.2 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思考 |
| 4.4.3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
| 第五章 探索成果——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
| 5.1 科学内涵 |
| 5.1.1 定义 |
| 5.1.2 中国特色 |
| 5.1.3 坐标归属 |
| 5.2 基本特征 |
| 5.2.1 中央政府、市场与地方政府三重推动 |
| 5.2.2 土地与人口要素驱动 |
| 5.2.3 城市规模多样化发展 |
| 5.2.4 内生与外生结合推进 |
| 5.3 精神品质 |
| 5.3.1 人民利益的城镇化价值追求 |
| 5.3.2 实事求是的城镇化特色发展 |
| 5.3.3 开放包容的城镇化全面发展 |
| 5.3.4 积极进取的城镇化创新发展 |
| 5.4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5.4.1 体制制度依托 |
| 5.4.2 城乡互动路径 |
| 5.4.3 城镇空间策略 |
| 5.4.4 区域发展战略 |
| 第六章 基本经验——对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
| 6.1 依据人民新需求调整城镇化建设思路 |
| 6.2 立足国情实际调整城镇化发展策略 |
| 6.3 坚持城乡一体化全面改革二元体制 |
| 6.4 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优化国土资源空间 |
| 6.5 坚持绿色发展应对城镇化资源能耗困境 |
| 6.6 坚持城乡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相得益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6）伪满洲国童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文学史料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
| 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 |
| 第三节 “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
| 第五节 童话创作的多重向度 |
| 余论 |
| 第二章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一节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 |
| 第二节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三节 童话中“鬼畜米英”的修辞与实践 |
| 第四节 童话“击灭米英”的时代寓意 |
| 第五节 献纳文体:童话真心与无意的迎合 |
| 余论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童话:在形式与立场之间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童话土壤”的形成 |
| 第二节 辽东半岛“童话的热潮” |
| 第三节 形式与立场——童话复杂的边界 |
| 余论 |
| 第四章 杨慈灯童话的两个向度 |
| 第一节 杨慈灯小传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奇幻讽刺与幽暗控诉 |
| 余论 |
| 第五章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第一节 虚实与浮沉——中国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二节 描绘与把持——“日系”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三节 失语与掺杂——“鲜系”“俄系”文人的无奈 |
| 第四节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余论 |
| 结语: “乐土”的建构与解构 |
| 第一节 “王道乐土”的立体虚构 |
| 第二节 作为“解殖文学”的童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满洲学童》现存原刊目录(共82本) |
| 附录二: 1931-1945年《泰东日报》所刊童话作品目录索引 |
| 附录三: 1931-1945年杨慈灯作品目录 |
| 附录四: 1945-2017年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论文目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合理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导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问题与核心概念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视角与立场 |
| 五、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 研究内容与观点 |
| 第一章 “淑”的传统式微：当代女性精神境遇危机 |
| 一、 错位的取向——婚恋问题中的女性角色定位 |
| 二、 失衡的定见——职业问题中的女性角色定位 |
| 三、 艰巨的母职——家庭教育问题中的女性角色定位 |
| 四、 性别的消解——社会性别问题中的女性角色定位 |
| 五、 女性观念现代化的后果及反省 |
| 第二章 “淑女教育”：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 |
| 一、 中国传统淑女文化意象 |
| 二、 传统“淑女教育”的训育——基于对“女四书”的探究 |
| 三、 对“淑女教育”几种主张的扬弃 |
| 四、 “淑女教育”的本质意涵 |
| 第三章 传承与嬗变：近代思想启蒙视域下的“淑女教育” |
| 一、 生活局域：服务与牺牲的角色定位 |
| 二、 政治场域：于秩序裂缝中显露主体 |
| 三、 经济领域：关键问题是“性别主义” |
| 四、 文化视域：冲破传统性别秩序体认 |
| 五、 清末民初“淑女教育”评析 |
| 第四章 和谐合理性：现代“淑女教育”的突围 |
| 一、 “淑女教育”的价值诉求 |
| 二、 “淑女教育”的文化根基 |
| 三、 “淑女教育”的审美取向 |
| 四、 “淑女教育”的时代主题 |
| 五、 现代“淑女教育”的可能出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关于传统礼教的支持和反对 |
| 附录二：女性主义浪潮、流派、思想概览 |
| 附录三：民国初年（1912-1921）文化、教育大事记 |
| 附录四：访谈对象说明、访谈提纲、访谈节录 |
| 附录五：女代表答“社会文明进程中女性发展权益保护”采访实况节录 |
| 后记 |
|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8）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20世纪中国作家与美术的相遇 |
| 一、“文学”、“美术”的交融与分立 |
| 二、现代作家与美术的相遇 |
| 三、作家言说美术的动机与方式 |
| 四、现代文学与美术思潮汇通形态 |
| 五、美术关联的现当代文学研究 |
| 六、作家美术思想的探索路径 |
| 七、作家美术思想研究内容概述 |
| 第一章 “革命”思潮与日常话语——20世纪早期与末期的文学、美术思潮 |
| 第一节 观念“美术”、“文学”与新文化运动 |
| 一、“革命”前的美术与文学 |
| 二、文学与美术的共同“革命” |
| 三、“革命”与美术、文学的功能化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艺术跨界与主体互换 |
| 一、文学、美术的日常生活书写 |
| 二、日常生活审美与艺术跨界 |
| 三、艺术跨界与审美共通感 |
| 四、艺术主体互换的当代意义 |
| 第二章 大众化思潮及其现代反拨 |
| 第一节 大众化思潮中的文学与美术 |
| 一、大众化奠基：1927—1941年的思潮交汇 |
| 二、大众化规范：1942年《讲话》的发生 |
| 三、大众化实践：1949—1976年的发展高峰 |
| 第二节 现代美术与八十年代文学思潮 |
| 一、美术、文学的共同“伤痕” |
| 二、美术与文学的“寻根”思索 |
| 三、形式的美术先知与文学探索 |
| 第三章 新月派的美术关联及典型观念 |
| 第一节 新月派与现代美术 |
| 一、美术与新月派的关联 |
| 二、新月派的美术实践 |
| 三、新月派诗学观念的美术影响 |
| 四、新月派跨界实践的意义 |
| 第二节 闻一多的美术文化观 |
| 一、美术、文学兴趣及互为他者 |
| 二、美术的中西比较及功能认知 |
| 三、工艺美术实践与评介 |
| 四、美术介入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 |
| 第三节 徐志摩的现代美术观 |
| 一、艺术共通的良好感知 |
| 二、美术批评与期刊美术设计 |
| 三、中国美术之路的思考 |
| 四、与徐悲鸿的美术论争 |
| 第四章 美术创造与木刻论述——美术视域中的鲁迅、沈从文 |
| 第一节 作为美术家：鲁迅与沈从文比较 |
| 一、天性与爱好成就的画家 |
| 二、书法家的艺术创造 |
| 三、美术史家的文化思索 |
| 第二节 木刻艺术：鲁迅与沈从文的思想交汇 |
| 一、木刻版画与鲁迅、沈从文 |
| 二、同中有异的地方色彩观 |
| 三、木刻其他问题的观点交汇 |
| 第五章 传统绘画及其文学转换——以汪曾祺、贾平凹为中心 |
| 第一节 文学、绘画关联论 |
| 一、丰子恺的远近法与写生论 |
| 二、汪曾祺的小说留白观 |
| 三、贾平凹的诗性绘画观 |
| 四、文学绘画关联论的当代意义 |
| 第二节 美术书写：汪曾祺、贾平凹、丁玲比较 |
| 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美术家形象 |
| 二、美术书写的文化意蕴 |
| 三、《梦珂》中的美术书写：丁玲的反差 |
| 第六章 作家书画与当代书法问题 |
| 第一节 现代美术与作家书画 |
| 一、作家书画渊源及其类型独立 |
| 二、作家书画的现代面向 |
| 三、作家书画的文化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书法问题及其精神重建 |
| 一、“艺术书法”与“文化书法” |
| 二、当代书法的艺术困境 |
| 三、“去艺术化”与“再人性化” |
| 四、书法文化精神重建的可能 |
| 第三节 当代作家的书法文化观 |
| 一、当代前辈作家书法文化观 |
| 二、当代新作家书法文化观 |
| 三、作家书法观的当代价值 |
| 第七章 美术思想的文学实践——以留白、地方色彩为例 |
| 第一节 绘画留白的文学转化 |
| 一、画论视域中的留白 |
| 二、文学留白观 |
| 三、留白手法的现代小说呈现 |
| 四、文学留白的现代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色彩：理念、文学呈现及意义 |
| 一、鲁迅、周作人等的地方色彩观 |
| 二、“地方”与地方色彩问题 |
| 三、地方色彩的风景风俗形态 |
| 四、地方色彩的方言文化形态 |
| 五、地方色彩的形式技巧形态 |
| 结语 美术面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可能 |
| 一、读图时代的文学与美术 |
| 二、现代文学新因素 |
| 三、文学史书写新思路 |
| 四、文论研究新场域 |
| 五、不足之处或未竟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书画艺术问题的作家访谈 |
| 一、点与线是中国书画的舍利子——就中国书画访谈作家王祥夫 |
| 二、美是对平庸的一种拯救——与作家李浩笔谈中国书画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之处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
| 1.2 概念辨析 |
| 1.3 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
| 1.4 本文的研究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观的基本观点 |
| 2.1.1 关于青年是什么的观点 |
| 2.1.2 关于培养什么样青年的观点 |
| 2.1.3 关于如何教育培养青年的观点 |
| 2.2 列宁青年观的基本观点 |
| 2.2.1 关于青年是什么的观点 |
| 2.2.2 关于培养什么样青年的观点 |
| 2.2.3 关于如何培养青年的观点 |
| 2.3 苏共青年观的基本观点 |
| 2.3.1 关于青年是什么的观点 |
| 2.3.2 关于如何培养青年的观点 |
| 3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历史发展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观 |
| 3.1.1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 3.1.2 大革命时期青年观的探索 |
| 3.1.3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观的发展 |
| 3.1.4 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观的调整 |
| 3.2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青年观 |
| 3.2.1 青年观迎来时代新课题 |
| 3.2.2 青年观在曲折反复中发展 |
| 3.3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青年观 |
| 3.3.1 反思“文革”时期的青年观 |
| 3.3.2 青年观集中体现党的战略部署 |
| 3.3.3 新时期青年观的深刻诠释 |
| 4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基本内容 |
| 4.1 关于青年是什么的本体论内容 |
| 4.1.1 青年是国家、民族、党的希望和未来 |
| 4.1.2 青年最少保守思想,最具有创新的潜能 |
| 4.1.3 青年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
| 4.1.4 青年是顺应时代的产物,更符合自然规律 |
| 4.2 关于培养什么样的青年的认识论内容 |
| 4.2.1 国家人才储备和战略资源 |
| 4.2.2 站在战略高度培养“接班人” |
| 4.2.3 选拔和培养青年干部进班子 |
| 4.2.4 从“四有”新人到“四个新一代” |
| 4.3 关于怎样培养青年的实践论内容 |
| 4.3.1 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 |
| 4.3.2 青年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相一致 |
| 4.3.3 青年组织是实现培养青年的重要保证 |
| 5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基本特征 |
| 5.1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阶段性特征 |
| 5.1.1 政治绝对主导 |
| 5.1.2 双向互动反馈 |
| 5.1.3 多维结构整合 |
| 5.1.4 良性循环建构 |
| 5.2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整体性特征 |
| 5.2.1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
| 5.2.2 阶级性和革命性相统一 |
| 5.2.3 历史性与前瞻性相统一 |
| 5.2.4 政治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
| 6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历史定位 |
| 6.1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独特价值 |
| 6.1.1 立足时代性 |
| 6.1.2 理论实践性 |
| 6.1.3 青年主体性 |
| 6.1.4 政策连续性 |
| 6.1.5 组织独特性 |
| 6.1.6 民族凝聚性 |
| 6.1.7 教育系统性 |
| 6.2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艰辛探索 |
| 6.2.1 社会道路探索的失误 |
| 6.2.2 结构失衡偏离轨道 |
| 6.2.3 执行力有待提升 |
| 6.2.4 关注未来忽略当下 |
| 6.2.5 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 |
| 6.3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当代启示 |
| 6.3.1 客观评价青年现象 |
| 6.3.2 正确认识青年问题 |
| 6.3.3 科学促进青年发展 |
| 6.3.4 正视代际间的差别 |
| 6.4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理论定位 |
| 6.4.1 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的历史方位 |
| 6.4.2 在党的建设理论中的地位 |
| 6.4.3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理论建构 |
| 结语：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研究任重道远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和参与的课题 |
| 致谢 |
四、携手·互动·共进——女教授、青年教授、研究生社团干部座谈会侧记（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民族事务空间治理研究 ——以成都市武侯区为样本[D]. 杨莹慧.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2]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D]. 何美子. 大连理工大学, 2020
- [3]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D]. 侯燕. 扬州大学, 2019(06)
- [4]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D]. 施瑞婷. 南京大学, 2018(04)
- [5]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D]. 许伟. 西北大学, 2017(06)
- [6]伪满洲国童话研究[D]. 陈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7]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合理性问题研究[D]. 关景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8]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D]. 李徽昭.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2)
- [9]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10]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研究[D]. 张春枝. 武汉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