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新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思考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刘蕾[1](2021)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研究》文中指出
薛浩[2](2020)在《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文中指出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是地方社会的文化标识,是窥视地方社会运行的微观窗口。它源于生产、扎根民间、相伴生活,并穿梭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但民间武术在时空维度的结构性变动中,也必然巧妙地编织成一个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武术长期嵌套于地方社会管理和运行中,在推进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净化社会道德秩序、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武术界对民间武术关注颇多,但主要基于本体论视角下考察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或在体育学框架下说武议武,或对其叙事性研究,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却未曾充分把握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前提下进行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从“民间习武所为何来?”为支点对民间武术结构与功能意义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运用“四因说”解构不同历史时期的沛县武术,以窥探民间武术是如何将个人、社会及国家勾连起来,由此进行结构生产和功能转换。这或许是对武术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并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有可能对武术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可对民间武术历史勾画出一幅新的图景。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与体育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以四因说、自然秩序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历史分析、案例研究、口述史等方法,遵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理路,全面考察沛县武术的历史演进、结构与功能变迁,来呈现不同时空坐标下沛县武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以此来探讨民间武术在自由与秩序框架下是如何参与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进而对民间武术进行现代文化图景的意义建构。其得出主要结论:(1)在传统时期,民间武术扮演着村落自治与管理的非官方组织。不仅具有传承武术拳种、发扬武术精神的作用,还兼具促进社会认同、参与社会治理、调试社会秩序等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功能选择由国家、社会与个人需求来判定,并在一个整体框架内适时调整。(2)民间习武作为世人追求自由的惯常手段,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主动选择性。习武是一种价值指向性的积极自由行为,并以此来满足自身价值预设。但价值达成之余,因人之欲的驱使而不断扩张,以掠获更大的资源与权力空间等,但必然受到武林制衡、社会控制与国家治理,从而使之走向秩序。(3)民间武术既是社会控制的目标,又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起着一种精神性的情感纽带作用,其能够很好地实现一种彼此接近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从而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从社会控制的价值取向上来看,民间武术相较于行政干预或强权政治,则能更加根本地、更加有效地触及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从而实现基于价值达成概念下的社会控制。(4)民间武术在不同时期被国家征用是一个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过程。其根据国家主题的转换、政府性质的变迁与人民生活的需求来采择其结构功能,而使之为国所用、为社会服务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与此同时,民间武术自身依照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需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5)民间武术的演进与变迁是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变动过程的缩影,也是国家意志行为向地方性社会延伸、管辖、治理的具体应现,具有鲜明的国家在场、社会治理与精英行动互为共治的特点,并由此体现出民间武术从自由到秩序的意义建构过程。(6)民间武术意义的现代建构是其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一种由文化主体依靠自身能动性所进行的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
滕希望[3](2020)在《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多文化类别都是在交流、碰撞中实现融合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即是文化融合的典型现象。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载体,其以多种形式存在、发展,呈现拳种繁多、地域分布广泛的特征,与中华文明同源同步,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态。武术拳种呈现出地域特征的同时,也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了融合。为了探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起源与形成,推进武术历史与文化研究,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并选择兼具地方民俗特色和武术特征的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进行研究。海阳大秧歌是典型的武术与民俗活动融合的文化样式,但已有研究侧重其舞蹈、娱乐、表演功能及其在族群交往中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忽略了对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学术探寻,而这种文化溯源,可提供武术文化的形成历史和学术依据。海阳大秧歌既属于民俗同时也具有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其中“斗秧歌”是其武术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斗秧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主要动因就是武术技术的融入。研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对于揭示武术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武术文化起源和多元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学术价值。本文是以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及仪式展演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报告。本研究从仪式展演入手,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以及身体动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而言,主要从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历史、拳坊在其中的作用、斗秧歌仪式三个方面对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问题进行探究,以寻求武术融入民俗文化活动的原因与价值,并由此提出文化人类学解释,为武术文化形成提供学理依据。本文通过深度调研海阳大秧歌中的武舞融合与巫术祭祀仪式,证实海阳大秧歌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武舞融合与巫术的交融样态,其本质上是具有巫术祭祀功能的武舞。从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两个维度发现,海阳大秧歌的巫术祭祀仪式由祭祖与祭海仪式组成,武舞融合则包括对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融合两部分。其中,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象征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即推广礼乐以教化百姓、民间演武以保境安民。其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祀”与“戎”向下的强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民间地方对“祀”与“戎”的主动模仿,形成双向互动过程。因此,武舞融合是武术与其他文化形态如巫术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延至当代仍是武术的活态文化样式。拳坊是海阳地区特有的地域武术文化景观,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海阳地域武术拳种如螳螂拳等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具有行业兼商业双重属性。以流传于海阳乡间的俗语“不喝两冬油,不能唱秧歌”为线索,研究发现,拳坊是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是武术文化转换的结果,从融合机制来看,是一种文化的涵化现象。拳坊具有一定的权力表征,带有权力的隐喻。根据“权力——知识”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权力——武术知识”的框架来解释师徒关系中的权力内容。拳坊的权力隐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卖帝王家:向国家权力的主动依附;二是游离于庙堂与江湖:民间权力的在野;三是侠以武犯禁:压迫与反抗权力的隐喻。拳坊的权力隐喻也映射进海阳大秧歌中,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角色赋予的权力、制胜对方的权力、权力的复利效应。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民俗武术活动“斗秧歌”仪式进行考察,通过对“斗秧歌”的过程及民俗语境的分析。认为:海阳大秧歌吸收了古代军事武术中的兵法谋略与民间武术如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技术动作,族群生存斗争与比武较技是“斗秧歌”吸收武术元素的重要动因,其逻辑形式表现为礼法约束下由“文斗”到“武斗”的递进。“文斗”体现兵法谋略智慧,武术是“武斗”的主要支撑力量。“斗秧歌”受到礼法约束,以强化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并施思想。剖析其民俗语境发现,“斗秧歌”是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同时也是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斗秧歌表现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特征:即由斗秧歌必动武到不动武的变化;偶发的冲突仅限于集体情绪的宣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避免了肢体的暴力对抗。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对当代武术传承的启示:第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民俗文化活动展演的现场直接展示武术文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武术文化的魅力。在仪式性节日庆典中,民间武术不断呈现于观众面前,强化了武术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象。这种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互动的关系,推动了二者彼此的交相辉映。第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基点。文化生境是一种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海阳大秧歌就是在多重文化要素作用下的文化生境中形成的。以武术基本功为表演秧歌前提的规定,强调了武术与海阳大秧歌的密切关系。海阳乡土社会是二者融合的土壤,也是武术孕育的土壤和文化生境。第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是武术文化的显着特点,诸多传统文化事象从武术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造就其艺术风格。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也是武术与多元文化共生及融合的典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诠释,可揭示武术的多元价值与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了解民间武术在乡土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可为地域武术及村落武术研究等提供借鉴,并丰富武术文化理论体系。总之,深挖武术的民俗文化根源,将民俗武术活动展演作为弘扬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对武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然[4](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指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何泽苹[5](2020)在《回归·重建·塑造 ——以汶川县为例探究多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文中提出本研究从教育人类学的观念出发,采用田野调查法与跨文化比较研究法,以汶川县为例探究在现代化与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多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的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第一章,讲述了汶川县地震前后民族认同情况,说明社会、教育与民族认同三者的关系,认为社会环境的转变促使当地进行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第二章,描写五所学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课堂,并通过比较,分析该地区基础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缺少对他文化音乐的教育、在教师、教材、课程设计等方面也存在着不足。第三章,从教育观念与教育实践两方面对多民族地区的基础音乐教育进行展望。认为音乐教育观念应该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进行思考,提出了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多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不仅要以传承民族传统音乐为目的,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在多元文化环境下,不仅是教育者拥有对音乐文化选择的权利,学生在体验多种音乐文化后也应该有权利选择他所喜欢的音乐文化;努力实现教育公平,才能提高多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水平。在音乐教育中不仅要关注多元文化中差异性带来的教育理念转变,也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应该是“半开放式”的,在师资、课程与教学法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根据以上观点,以汶川县的基础音乐教育为例进行多民族地区音乐教育设计。
李高娃[6](2020)在《蒙古族农民离婚现象的民族学研究 ——以扎鲁特旗嘎亥图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离婚”现象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越来越频繁,逐年攀升的离婚率给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与其他各民族情况一样,蒙古族离婚率也逐年增加。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嘎亥图镇蒙古族农民离婚率逐年增长,“离婚”现象逐渐增加,成为该地区主要社会问题之一。研究嘎亥图镇蒙古族农民离婚现象,不仅能够了解蒙古族农民离婚现状,而且今后保持蒙古族农民婚姻稳定性有积极意义。本文以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为田野点,以“蒙古族农民离异者、离婚家庭成员”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学民族学视角出发,运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该地区的“离婚现象”进行详细调查,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亲属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家庭功能理论、两性关系模式理论对离婚现象进行阐释。本文由绪论、正文及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国内外相关学者对“离婚现象”的相关研究。正文由第一、二、三、四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嘎亥图镇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旅游资源、人口结构及婚姻状况。第二章从离婚现象的普遍化、离异者的基本情况和离异者的生活状态等三个方面对该地区蒙古族农民离婚现象进行详细描述。第三章从婚姻环境的变化、婚姻杀手(如性格不合、出轨行为、婆媳不和和生活困难)和社会不良现象的浸透等三个方面对该地区蒙古族农民的离婚原因进行深入探究。第四章剖析了离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指出嘎亥图镇蒙古族农民离婚不仅给离异者造成精神困扰,也会对其子女成长造成不利影响。并且会弱化家庭教育功能、养老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更会破坏家庭生产力。文章还对保持嘎亥图镇蒙古族农民婚姻家庭的稳定性提出了解决途径。
张诗雨[7](2020)在《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研究 ——以自我、伦理、历史为线索》文中指出“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的文学语境的生成和文学发展新阶段的出现,而在新世纪文学场域下,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也在文学走向新世纪的同时悄然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不仅与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性别诗学”的大背景有关,也体现着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自身的嬗变。本文将以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性别诗学”和新世纪文学视域下纷繁的社会现象为背景,对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进行研究,发掘她们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所延续的女性意识,以及她们是如何发生转变,进一步突入社会深处,在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下展望民族与历史的。从个人到社会,从社会再到民族和历史,新世纪女作家尤其是严歌苓、迟子建、王安忆三位一直进行着小说创作的女作家,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通过自己的创作观照社会、民族、国家和历史,为我们展现了新世纪女作家所具有的更广阔的文学视野和经过积淀的更为深沉的文学史观。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的发生语境。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趋于平稳,文学进一步面临着边缘化的处境,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学在边缘化处境中另寻出路,积极满足市场经济需求,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在消费话语的影响下,多元的文学观念相互碰撞,文学不断完善自身,自我革新。也正是此时,女性文学研究发生了重要的理论转向,走向了“性别诗学”,为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的发展探寻了新的出路。新世纪女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启自己的新世纪文学创作。时代的主题、文学的新变、理论的转向成为了影响女作家新世纪创作观念的重要因素。第二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中自我观念的发掘。主要以自我意识的彰显与个人情感的抒发作为突破口,分析新世纪女作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观和事业观。对爱的无私和倔强以及公共事业空间的出现是女作家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从个人出发,进一步发掘女性自我的存在与价值,是女作家新世纪文学创作中不变的部分,是她们对女性意识的坚守。第三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中对伦理观念的关注。主要在从自我观念出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对伦理观念进行挖掘,展现其创作中体现出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从母女关系、婚姻关系、“姐妹情谊”着手,进一步分析个人伦理的变迁;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深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探寻新世纪文学中女性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进行社会关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从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互容共生的角度出发,将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对焦人与自然的互容共处。第四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中对历史观念的反思。主要通过回望历史与民族转变,探寻整个历史的发展流程中的重要时刻以及作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充满特质的民族的变迁。历史的曲折性部分主要从特定的公共空间出发,从具体的历史事件触发,全方位地展现多层次的历史画卷。而民族历史主要立足国家和地域文化,展示民族的史诗性与独特性。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中无不体现出浓厚的历史观念,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责任感,使得她们的创作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五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的发展走向。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在文学边缘化的同时,继续发掘,承认边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并探寻新的创作路径,在趋于平缓的时代潮流中发挥自己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从自我的层面出发,从而进一步突入更为广阔的发展维度,关注社会发展,观照民族历史,进行更为深刻的文学尝试,是符合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发展的方向。
刘钰[8](2020)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创作者以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为主要拍摄对象,用影像记录与阐释了多种多样的中国文化。中国独立纪录片与传统的、官方的纪录片相比,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这得益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者不受体制内身份的制约、不受商业上资金的裹挟、不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以一种自由、独立的个人化书写方式来进行影像书写。本论文在绪论中对此选题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以及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了详细阐释。主体部分共包括六章,第一章对中国独立纪录片进行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从文化人类学与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文化人类学的核心议题——文化,探讨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与文化人类学在研究领域的重合之处、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与文化人类学学者在工作方法上的相近之处;第三章梳理了中国独立纪录片所重点书写的文化种类;第四章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记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参与观察的记录方式、“单点介入”的记录视点、作者化的长镜头“机内剪辑”三种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对影像进行记录的方式;第五章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阐释的角度出发,分别从视听语言、个人化写作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独特的影像阐述方式;第六章依据笔者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各方面的分析研究,归纳总结出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现存问题,并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对此提出改进方案并指明未来创新发展方向。
庞琳[9](2020)在《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孟旦(Donald J.Munro,1931—)是美国着名汉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哲学系荣休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其成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早期中国“人”的观念》(1969)、《中国当代人性论》(1977)、《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1988)、《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1996)、《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2005)、《应用伦理学:私人和公共选择中的实际指导原则》(2008)等。本论文《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旨在梳理孟旦的汉学研究之路、研究成果、研究范式及其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汉学(中国学)、新儒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思考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来自汉学家的他者视角。本文以孟旦一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为主线,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译介与总结:第一章“美国儒者孟旦的汉学之路”,主要从家庭、教育、留学、教学、汉学研究及其成果等几个方面介绍孟旦的汉学历程。第二章“前期汉学的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讨论了《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当代人性观》、《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三本书,总结孟旦提出的自然平等观、人的可塑性、结构性形象等观点及其研究方法与贡献。第三章“后期汉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践行”,讨论了《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三本书。根据心灵簇、人的可塑性的基础上,应用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整体思维及一种中国政治认识论--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实际可行的新伦理学等观点。第四章“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特点与创新”,总结他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与特点,如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原典的历史进路、中西比较的进路、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路;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发明使用诸多新的哲学术语、趋于中国中心的移情方法、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社区实践。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孟旦与现代新儒学的深厚渊源及其推崇的儒家哲学立场,等等。概而言之,孟旦的儒学研究,以孟子的“四端之说”人性论为基础,进行了对美国儒学的建设工作,期间创建了哲学概念和方法,提出了结构性形象(隐喻)、移情、心灵簇、整体主义、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价值与事实关涉等术语,用以阐释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人性论和伦理观,并在自己的写作、教育、社区建设与日常生活中积极地践行儒家理念和新伦理原则,把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与唐君毅式的知行合一统摄于一身,不进行道德说教(morality theorizing)而是践行道德(morality performing),活出了中西互鉴、东西合璧的现代儒者风范。他和许多儒学学者们一道,正致力于建设美国儒家体系。
张世定[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二、关于新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思考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新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思考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2)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2.2.1 理论意义 |
1.2.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中国武术研究述评 |
1.3.1.1 武术的起源和概念研究 |
1.3.1.2 武术的价值和定位研究 |
1.3.1.3 武术的保护和发展研究 |
1.3.2 地域武术研究述评 |
1.3.3 武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
1.3.4 民间武术研究述评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1.4.1 概念界定 |
1.4.1.1 民间武术 |
1.4.1.2 自由 |
1.4.1.3 秩序 |
1.4.1.4 自由与秩序的辩证 |
1.4.2 理论基础 |
1.4.2.1 四因说 |
1.4.2.2 自然秩序理论 |
1.4.2.3 社会控制理论 |
1.4.2.4 国家治理理论 |
1.5 研究问题与创新 |
1.5.1 研究问题 |
1.5.2 研究创新 |
1.5.2.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1.5.2.2 研究思路的创新 |
1.5.2.3 学术观点的创新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6.1 研究对象 |
1.6.2 研究方法 |
1.6.2.1 文献研究法 |
1.6.2.2 田野调查法 |
1.6.2.3 历史分析法 |
1.6.2.4 案例研究法 |
1.6.2.5 口述史方法 |
1.7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7.1 研究思路 |
1.7.2 研究内容 |
1.8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8.1 研究重点 |
1.8.2 研究难点 |
2 历史与田野:江苏沛县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图景 |
2.1 历史情景中的田野 |
2.2 地理场景中的田野 |
2.3 现实图景中的田野 |
2.4 沛县域景中的武术 |
3 演进与变迁:江苏沛县武术的历史考察 |
3.1 古代沛县武术(秦汉—1840年) |
3.1.1 古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3.1.2 古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3.1.2.1 兵操演练 |
3.1.2.2 隐匿民间 |
3.1.2.3 寓于舞中 |
3.1.3 古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3.1.3.1 战事之需 |
3.1.3.2 武举制度 |
3.1.3.3 任侠尚武 |
3.1.4 古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3.1.4.1 统一天下 |
3.1.4.2 治国理政 |
3.1.4.3 竞逐自由 |
3.2 近代沛县武术(1840年—1949年) |
3.2.1 近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3.2.2 近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3.2.2.1 流转授拳 |
3.2.2.2 民间结社 |
3.2.2.3 湖团组织 |
3.2.3 近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3.2.3.1 自然环境 |
3.2.3.2 政权迭变 |
3.2.3.3 社会变迁 |
3.2.4 近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3.2.4.1 驱除鞑虏 |
3.2.4.2 强国强种 |
3.2.4.3 自由放任 |
3.3 现代沛县武术(1949年—2000年) |
3.3.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 |
3.3.1.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3.3.1.2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3.3.1.3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3.3.1.4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3.3.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 |
3.3.2.1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3.3.2.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3.3.2.3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3.3.2.4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3.4 当代沛县武术(21世纪—至今) |
3.4.1 当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3.4.2 当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3.4.2.1 竞技武术 |
3.4.2.2 群众武术 |
3.4.2.3 学校武术 |
3.4.3 当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3.4.3.1 国家战略 |
3.4.3.2 政策利好 |
3.4.3.3 续写传统 |
3.4.4 当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3.4.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3.4.4.2 搞活沛县武术产业 |
3.4.4.3 提升全民健身健康 |
3.4.4.4 助力地域品牌建设 |
3.4.4.5 参与现代社会治理 |
4 记忆与表达:江苏沛县武术的门派纷呈 |
4.1 沛县武术门派的历史形成 |
4.2 沛县武术门派的纷呈图景 |
4.2.1 纷呈图景 |
4.2.2 地理分布 |
4.2.3 传承谱系 |
4.3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械套路 |
4.3.1 沛县武术内容存量丰厚 |
4.3.2 沛县武术器械五花八门 |
4.4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种特点 |
4.5 民间武术门派的纷呈根源 |
4.5.1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是武术门派纷呈的重要因素 |
4.5.2 血缘宗法的传承脉络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制度根源 |
4.5.3 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核是武术门派纷呈的思想源泉 |
4.5.4 门户空间的社会建构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动力机制 |
4.5.5 偏于一偶的武学追求是武术门派纷呈的直接动因 |
5 追问与悬搁:民间习武所为何来? |
5.1 始末缘起:自由的嵌入 |
5.2 反本溯源:自由的追问 |
5.3 实证考察:自由的达成 |
6 扩张与制约:民间武术的社会控制 |
6.1 民间武术中的自由扩张 |
6.1.1 自利则生 |
6.1.2 以正求反 |
6.1.3 自由扩张 |
6.2 社会控制中的民间武术 |
6.2.1 利他方能利己 |
6.2.2 制衡利益格局 |
6.2.3 正义穿插其中 |
7 平衡与秩序:民间武术的国家征用 |
7.1 国家强权与军事征用 |
7.2 国家形象与政治征用 |
7.3 立德树人与育人征用 |
7.4 全民健康与身体征用 |
8 从自由到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机制 |
8.1 精英行动 |
8.1.1 武术精英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行动策略 |
8.1.1.1 日常生活交往积累了良好的乡性 |
8.1.1.2 原发性人力资本增加了社会威望 |
8.1.1.3 介入村落公私事务树立公共威望 |
8.1.2 武术精英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行动策略 |
8.1.3 武术精英在村落纠纷调解中的行动策略 |
8.2 地方社会 |
8.2.1 湖田之争与地方社会 |
8.2.1.1 建国前湖田之争 |
8.2.1.2 建国后湖田之争 |
8.2.1.3 事件之何以形成 |
8.2.2 门派林立与地方社会 |
8.2.2.1 门派林立彰显社会伦理规训 |
8.2.2.2 武术门派参与村落社会治理 |
8.2.2.3 武术门派协同调试社会秩序 |
8.3 国家在场 |
8.3.1 国家权力机构与民间武术 |
8.3.2 国家权力代理人与民间武术 |
8.3.3 国家权力符号与民间武术 |
8.4 相互在场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访谈提纲Ⅰ |
附录2 :访谈提纲Ⅱ |
附录3 :访谈提纲Ⅲ |
附录4 :碑文选录Ⅰ |
附录5 :碑文选录Ⅱ |
附录6 :碑文选录Ⅲ |
附录7 :碑文选录Ⅳ |
附录8 :文件Ⅰ |
附录9 :文件Ⅱ |
附录10 :民事纠纷案例Ⅰ |
附录11 :民事纠纷案例Ⅱ |
附录12 :口述访谈选录 |
学习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一)海阳大秧歌研究 |
(二)民俗武术研究 |
(三)人类学与武术文化研究 |
(四)文化融合研究 |
四、研究对象、方法与说明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三)民族志报告与田野调查说明 |
五、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六、研究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海阳大秧歌的文化生境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的历史人文背景 |
一、海阳的历史文化追溯 |
二、海阳的传统文化习俗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的自然地理背景 |
一、海阳市自然地理环境 |
二、田野调查村落的背景 |
第三节 海阳大秧歌的武舞文化土壤 |
一、祭祀乐舞 |
二、民间武术 |
小结 |
第二章 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田野调查记录 |
一、没有秧歌不叫年 |
二、春节邂逅大秧歌 |
三、逗秧歌展演 |
四、海阳大秧歌的身体动作分析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
一、武舞与巫术交融: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解读 |
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
小结 |
第三章 拳坊: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第一节 拳坊的地域武术文化阐释 |
一、拳坊的历史变迁 |
二、拳坊是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第二节 拳坊的权力隐喻及其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一、权力理论分析 |
二、权力——知识结构中的武术 |
三、拳坊的权力隐喻 |
四、拳坊的权力隐喻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小结 |
第四章 斗秧歌:武术仪式展演的民俗舞台 |
第一节 从文斗到武斗:礼法约束下斗秧歌的逻辑阐释 |
一、斗秧歌之文斗:兵法谋虑运用的民间舞台 |
二、斗秧歌之武斗:礼法制约下的克制性交手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地方性知识:斗秧歌的民俗语境解读 |
一、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 |
二、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 |
三、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 |
四、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 |
第三节 由野蛮走向文明:时代变迁中的斗秧歌叙事 |
一、斗秧歌必动武:关于斗秧歌的历史记忆 |
二、斗秧歌不动武: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趋向 |
三、集体情绪宣泄:斗秧歌中的限制性冲突 |
小结 |
第五章 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对民间武术发展启示 |
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 |
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切入点 |
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经历 |
致谢 |
(4)“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结语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回归·重建·塑造 ——以汶川县为例探究多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与目的 |
(三)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及理论 |
(一)视角 |
(二)研究方法 |
(三)理论与观念 |
三、文献综述 |
(一)少数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 |
(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音乐教育 |
(三)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
(四)儿童音乐能力发展的相关研究 |
四、个案地区简介 |
(一)地理环境与交通 |
(二)行政区域总体概况 |
(三)汶川县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成因 |
(四)语言 |
(五)文化表征:音乐与舞蹈 |
第一章 地震前后的社会、教育与民族认同 |
第一节 现代化与认同的消散 |
一、现代化进程对社会的影响 |
二、民族音乐的学校教学状况 |
第二节 地震与重建:羌族认同的再建构 |
一、劫后余生的社会转变 |
(一)基础设施的重建 |
(二)民族民间艺术的重拾 |
二、音乐教育中的转变 |
(一)学生对本民族音乐文化态度的转变 |
(二)教育者对本民族音乐文化态度的转变 |
(三)学校课程设置的转变 |
第三节 小结 |
第二章 汶川县及周边地区基础音乐教育案例研究 |
第一节 三所幼儿园的个案研究 |
一、汶川县第二幼儿园 |
(一)基本情况 |
(二)音乐课程现状 |
二、红原县的两所幼儿园 |
(一)邛溪镇幼儿园 |
(三)色地镇幼儿园 |
三、课程实录 |
四、三所幼儿园音乐教育的横向比较 |
第二节 两所小学的个案研究 |
一、龙溪乡小学 |
(一)基本情况 |
(二)音乐课程现状 |
(三)课程实录 |
二、凤仪镇小学 |
(一)基本情况 |
(二)音乐课程现状 |
(三)课程实录 |
三、两所小学音乐教育的横向比较 |
第三节 小结 |
一、教学观念中的问题 |
二、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
(一)评价体系 |
(二)语言文化障碍问题 |
(三)师资、课程研究与教学 |
第三章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展望 |
第一节 从教育观念出发: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
一、从多元文化教育到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
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观的基础音乐教育 |
(一)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 |
(二)文化选择的权利与机会 |
(三)消除文化的歧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
第二节 从教育实践出发:培养音乐能力 |
一、从强调音乐学习结果到强调音乐能力培养 |
二、以培养音乐能力为目标的音乐教育实践 |
(一)师资 |
(二)课程与教学法 |
第三节 以汶川县为例的多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设计 |
一、半开放式的音乐教育 |
二、音乐文化内容的选择 |
三、音乐能力内容的编排 |
结语:回归·重建·塑造 |
附录:新编藏羌锅庄歌词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6)蒙古族农民离婚现象的民族学研究 ——以扎鲁特旗嘎亥图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方法 |
(一)实地调查 |
(二)文献研究 |
四、创新点 |
第一章 嘎亥图镇概况及婚姻状况 |
第一节 嘎亥图镇概况 |
一、地理环境 |
二、生计方式 |
三、旅游资源 |
第二节 嘎亥图镇的人口及其结构 |
一、人口的增长情况 |
二、人口的民族结构 |
三、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
四、人口的教育结构 |
第三节 嘎亥图镇的婚姻状况 |
一、择偶范围 |
二、择偶方式 |
三、择偶标准 |
四、婚后居住模式 |
第二章 嘎亥图镇蒙古族农民的离婚现象 |
第一节 离婚现象的普遍化 |
一、何为离婚现象? |
二、离婚率渐趋提高 |
三、离婚现象的时空分布 |
第二节 离异者的基本情况 |
一、民族结构及年龄结构 |
二、教育结构 |
三、社会结构 |
第三节 离异者的生活状态 |
一、离异者的精神状态 |
二、离异者的经济状态 |
三、离异者的婚姻状态 |
第三章 嘎亥图镇蒙古族农民的离婚原因 |
第一节 婚姻环境的变化 |
一、女性地位的变化 |
二、婚姻生活要求提高 |
三、婚姻观的变化 |
第二节 婚姻杀手:性格、出轨、暴力等 |
一、性格不合 |
二、出轨行为 |
三、家庭暴力 |
四、婆媳不和 |
五、生活困难 |
第三节 社会不良现象的浸透 |
一、网络的负面性 |
二、赌博行为 |
三、酗酒行为 |
第四章 嘎亥图镇离婚现象引发的负面影响 |
第一节 对子女的不利影响 |
一、子女学习成绩的下降 |
二、子女心理的扭曲 |
第二节 对家庭功能的不利影响 |
一、弱化家庭的教育功能 |
二、弱化家庭的养老功能 |
三、弱化家庭的文化传承功能 |
第三节 破坏家庭生产力 |
一、何为家庭生产力? |
二、财产的分割导致家庭经济实力的衰减 |
三、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利影响 |
第四节 嘎亥图镇农民离婚现象的解决途径 |
一、宣传文明婚姻观 |
二、净化社会环境 |
三、强化家庭经济实力 |
四、提倡伙伴关系模式的夫妻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研究 ——以自我、伦理、历史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概念界定 |
0.2 研究现状 |
0.3 研究价值与意义 |
1 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发生语境 |
1.1 文学新变:大众文化兴起与文学边缘化处境 |
1.1.1 文学讲座与论坛兴起 |
1.1.2 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 |
1.1.3 职业化写作出现 |
1.2 内部转向:女性文学发展与女性理论建构 |
1.2.1 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概况 |
1.2.2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 |
1.2.3 “性别诗学”的建构 |
2 自我观念的发掘:个体情感的抒发与自我意识的彰显 |
2.1 情感观:无私奉献与倔强自由并存 |
2.1.1 “地母精神”的再现 |
2.1.2 倔强自由的情感特质 |
2.2 事业观:女性公共事业空间的表现 |
2.2.1 “舞台”:“个人”的平台 |
2.2.2 “天香园”:“顾绣”的情感联结 |
2.2.3 “巷子”:民间与生命的瓜葛 |
3 伦理观念的关注:社会关系与伦理道德交叠 |
3.1 人与人:人际关系与道德观念 |
3.1.1 母女关系的多样性 |
3.1.2 婚姻关系的复杂性 |
3.1.3 “姐妹情谊”的层次性 |
3.2 人与社会:社会与人的有机关联 |
3.2.1 社会变迁与个人生存 |
3.2.2 社会伦理与个人际遇 |
3.3 人与自然:互容共生的生态图景 |
3.3.1 人与动物、植物的关系 |
3.3.2 人与“神”的关系 |
4 历史观念的反思:回望历史与民族转变 |
4.1 回望历史:历史的曲折性 |
4.1.1 特殊历史节点的再现 |
4.1.2 片段历史终结的诠释 |
4.2 民族变迁:民族的史诗性 |
4.2.1 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 |
4.2.2 “东方精神”的历史浮现 |
5 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发展走向 |
5.1 关注女性:坚守女性的文学阵地 |
5.2 多元并存:面向广阔的发展维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小结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独立纪录片及其发展脉络 |
第一节 独立纪录片的界定 |
一、独立纪录片的相关概念梳理 |
二、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概念界定 |
第二节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
一、萌发期(1990—1993) |
二、发展期(1994—1998) |
三、成熟期(1999至今) |
第二章 文化人类学与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 |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的核心议题——文化 |
一、文化的内涵 |
二、文化的分层与分类 |
第二节 中国独立纪录片与文化人类学相遇 |
一、研究领域重合 |
二、工作方法相近 |
第三节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 |
一、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 |
二、平民视角的书写方式 |
三、民间影像的文化深描 |
第三章 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文化 |
第一节 底层文化 |
一、生理性弱势群体所创造的底层文化 |
二、社会性弱势群体所创造的底层文化 |
第二节 亚文化 |
一、青年艺术家群体所创造的青年亚文化 |
二、同性恋者群体所创造的同性恋亚文化 |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化 |
一、西藏地区的藏族文化 |
二、东北地区的鄂温克族文化 |
三、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文化与维吾尔族文化 |
四、云南地区的藏族文化、苗族文化与彝族文化 |
五、广西地区的壮族文化与瑶族文化 |
第四章 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记录 |
第一节 参与观察的记录方式 |
一、突出创作者主体性的记录 |
二、创作者生存体验式的记录 |
第二节 “单点介入”的记录视点 |
一、聚焦底层文化 |
二、展示少数民族文化 |
第三节 作者化的长镜头“机内剪辑” |
一、“不中断”的存瑕拍摄 |
二、设置画面中的“隐藏观点” |
第五章 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阐释 |
第一节 视听语言中的深描技法 |
一、交叉蒙太奇式“深描” |
二、对比蒙太奇式“深描” |
三、隐喻蒙太奇式“深描” |
第二节 个人化写作的阐释方式 |
一、白描:底层人物的生活日记 |
二、写意:个人立场的人物传记 |
三、象征:个人观点的主观表达 |
第六章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思考 |
第一节 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现存问题 |
一、影像书写范围狭窄 |
二、伦理问题频出 |
三、传播渠道局限 |
第二节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展望 |
一、扩展影像书写范围,书写多元化的民族志 |
二、增强影像书写功能,做好内外文化沟通 |
三、更新影像书写方式,探索作品新形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致谢 |
(9)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孟旦汉学研究的缘起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意义 |
一、 研究综述 |
二、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美国儒者孟旦的汉学之路 |
第一节 家学渊深:父母熏陶与“四端之爱” |
第二节 大学探索:中文沈老师、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 |
第三节 海军经历:由冯友兰结缘中国哲学 |
第四节 步入哥大:师从汉学家狄百瑞 |
第五节 台港游学:师从大儒刘毓鋆、唐君毅 |
第六节 立足密大:教学与汉学研究之硕果 |
一、孟旦与密西根大学的多元化中国研究形成“文化圈” |
二、孟旦与“乒乓外交”和“教育访团” |
第二章 前期的中国人性观研究 |
第一节 自然平等观:《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
一、关于“中国的自然平等观” |
二、中国人性观的“八重视” |
三、中西人性论之间的张力 |
第二节 人的可塑性:《中国当代人性观》 |
一、中国现代人性观诸面相 |
二、中国人的“知—感”心灵簇 |
三、“人之可塑性”与“新人” |
第三节 结构性形象:《人性形象:一个宋人的肖像》 |
一、“结构性形象”的内涵与功能 |
二、“结构性形象”的运用方法 |
三、“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
四、“利他主义的慈善” |
第四节 孟旦的中国人性研究的方法与贡献 |
第三章 后期汉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践行 |
第一节 整体思维:《20世纪中国的帝国式求索模式》 |
一、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
三、中国的帝国式求索模式 |
第二节 效法榜样:《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 |
一、“描述性的平等观” |
二、“心灵簇” |
三、后天培养与“效法榜样” |
四、一种证明伦理规则的现代方式:进化生物学 |
五、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全球社会” |
第三节 实际可行的伦理准则:《应用伦理学》 |
一、理论基础 |
一)、标准和准则:五种道德直觉的进化论基础 |
二)、“双层效益主义”的选择机制 |
二、“互惠”的环境治理方案 |
三、切实可行的伦理指导原则 |
四、“寻求中国伦理与法律的一致性” |
第四节 孟旦的新伦理学的践行与影响 |
第四章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与创新 |
第一节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 |
一、以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进路 |
二、从历史的进路研究中国哲学 |
三、用比较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 |
四、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 |
五、进化心理学以及进化认知学的方法 |
第二节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创新 |
一、发明、使用新的哲学范畴 |
二、趋近中国中心的移情方法 |
三、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社区实践 |
第三节 美国儒者孟旦的生命境界 |
一、作为新儒家的孟旦与中美新儒家 |
二、区分“儒家哲学”与“国家儒术” |
三、孟旦对“儒学”与“国学”的愿景 |
结论 |
附录一 孟旦生平年表 |
附录二 汉学家孟旦教授访谈 |
附录三 孟旦论文中译文 |
附录四 孟旦主要学术成果 |
一、发表的着作 |
二、发表的文章 |
附录五 孟旦关键术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庞琳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存在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参考文献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关于新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思考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研究[D]. 刘蕾.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2]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D]. 薛浩.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3]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D]. 滕希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4]“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5]回归·重建·塑造 ——以汶川县为例探究多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D]. 何泽苹.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6]蒙古族农民离婚现象的民族学研究 ——以扎鲁特旗嘎亥图镇为例[D]. 李高娃.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7]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研究 ——以自我、伦理、历史为线索[D]. 张诗雨. 辽宁大学, 2020(01)
- [8]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D]. 刘钰.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9]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D]. 庞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