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的年代和鉴别

一、封泥的断代与辨僞（论文文献综述）

李运富,王立军,齐元涛,何余华,黄德宽^[1]（2021）在《汉字学研究现状与展望》文中指出"十三五"期间,汉字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汉字职用研究得到重视和发展;在研究材料和研究视角上也更加多元化;汉字发展史和汉字学史也有新的拓展;特别是古文字学研究由冷门变热门,不仅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召开了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学术研究方面,如出土文献整理、疑难字考释、数字化和智能化等领域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十四五"期间,汉字学研究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将在材料的普查、整合、着录方面形成国家级文化工程,更加注重理论方法体系性建设,特别是要深入开展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动态研究,开展古文字考释成果的覆验研究,提炼出古文字考释方法并加以理论建构,还要将汉字文化价值的推广应用落到实处,"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孔令通^[2]（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潘婕^[3]（2021）在《《碧葭精舍印存》所录玺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徐发^[4]（2021）在《考据之风与晚清印谱的编纂——以陈介祺金石圈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以金石证史蔚成风尚,而此时期金石学家的印谱编纂也反映了这种考据之风的影响。本文通过以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圈诸友的印谱编纂考察,指出陈介祺在编选《十钟山房印举》中,屡屡致函金石诸友搜寻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欲参考其书对《印举》加以释例。正是由于陈介祺对瞿书的推崇,其金石圈诸友如吴云、吴大澂、吴重憙、孙文楷、高庆龄、郭裕之的印谱编纂,无论在考据思想还是编纂体例上,都受瞿书影响,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几乎囊括了晚清考据印学着作的全部。而此时期印谱编纂中将印章与经传史籍相互参证,考察印章的职官、地理、文字,补史籍之缺漏,不仅成为此一时期印谱编纂的主要特征,也是此时金石考据风气在印谱编纂中的具体体现。

徐诗艺^[5]（2021）在《文人篆刻入印文字在金石学中的横向取法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周艳涛,张显成^[6]（2021）在《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居令延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西北屯戍汉简中印文的抄记文字"居令延印"属文书人员对"居延令印"的误抄。本文指出这种非正常读序的官印抄记,实际上是文书人员有意为之。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武帝时期进行的两次官印改革没有对印文的读序、印文字体及印文的阴阳作出强制性规范。推测原封泥印文为右上起横读形式,但是文书人员按照主流的右上起竖读的顺序来抄记印文,遂被记作"居令延印"。

魏晓妍^[7]（2021）在《隋唐官印发微》文中研究指明隋唐官印印章形式的变化及多样性呈现了这一时期独特的面貌,是古代印章发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是篆刻史上重要的创作母体之一。是由于纸张和印色的广泛使用,使得隋唐官印完成了从“抑与泥”到“钤于纸”的转变,由此也成为区别于秦汉印系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对隋唐印的形制突变产生重大影响。隋唐时期纸张的普及和印泥的使用是印章由小变大,由白文变朱文的重要原因,纸张彻底取代封竹木简的封泥成为新的钤印载体。制作工艺直接影响隋唐印风的形成。现有研究大多认为隋唐官印变革的原因是由当时的官印制度和唐篆风格影响所致,当然,这些因素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通过个案研究,同时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分析隋唐官印的艺术价值揭示隋唐时期并非是印史上所认为的衰落时期。本文撰写以隋唐官印为研究对象,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隋唐官印概况,根据搜寻资料分类同时介绍隋唐时期的官印制度;第二章从钤印方式的转变对隋唐印风的影响,纸张、印色的广泛使用直接影响了隋唐时期钤印方式转变,由此出现印形增大、印文由白变朱,这不仅是特征也是印形制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第三章主要从隋唐官印材质和制作工艺总结出影响唐代官印风格的转变;第四章小篆入印成为隋唐新印风的重要标志,重在分析其印风成因及演化走向;第五章全面总结隋唐官印的特征及艺术价值,通过图像分析呈现隋唐官印独特的审美趣味,拓宽当下具有局限性的篆刻艺术审美边界;第六章重新审视隋唐官印在古代印章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第七章隋唐印风的域外传播以及对后世篆刻家们的影响,从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隋唐印风反过来证明了这一时代的重要性。

王安褀^[8]（2020）在《两汉魏晋赐民族公印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民族公印是古代玺印中特殊的一类,这类玺印一般由中央王朝颁赐给周边的民族,是当时民族关系的重要见证。这类玺印在造型和内容上都别具一格,有着不同于中央公印系统的形制。这类玺印目前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学者们对这类玺印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缺失系统的整理,目前对其具体造型含义和使用制度认识不足。因此本文在收集整理已知民族公印的基础上对此类玺印的印纽形制、颁赐制度、使用方式和鉴定特征做出初步的探索。第一章,主要介绍现有民族公印的资料概况。在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并整理已知的民族公印数量情况,其资料来源有谱录记载、考古出土、博物馆馆藏和私人收藏等几种。其中考古出土者,有着更多的背景资料,因此对其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结合文献记载,对各民族公印出土地进行考证,发现出土玺印往往与各民族活跃区域相近。第二章,对现有民族公印进行断代和考证。历代民族公印数量众多,其中不乏一些时代有争议的,需要对这类玺印的年代进行重点的讨论。因此本章节结合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将已知民族公印按朝代和族属进行断代划分。第三章,对民族公印的形制进行研究,包括尺寸、质地、钮饰等。在尺寸上,自西汉至晋,在印面边长和印台厚度上其整体呈变小趋势。在质地的选择上,历代民族公印都与民族官员的等级相关,等级高者为金印,其次为鎏金、银、铜,但也有大量高等级玺印用低级材料制作,证明其制度执行并不严格。在钮饰上,民族公印主要使用骆驼、羊、马、蛇等动物钮饰,不同时代和民族的钮饰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东汉时,赐匈奴、叟族、乌桓的驼钮就有着不同的形态,自汉至晋,骆驼钮、蛇钮的形态也随着时间有所不同。最后,在整理玺印形态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对各民族的记载,推测钮饰的选择与民族生活环境有关。第四章,对民族公印的诸制度进行研究,包括制作、颁赐、使用制度。民族公印是中央制作后颁赐给内附归义或者和平往来的民族首领和各级官员的,在日常生活中,官员将其作为实用印佩于腰间使用。颁赐对象具体有王、侯、中郎将、君、长等,这些官职大部分来自于民族职官系统,也融合了中央职官。在印文上也很有特点,往往署中央王朝国号,印中有“率善”、“归义”等嘉号。另外,这类玺印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钮饰和印文的选择上都有着归顺的象征。第五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总结各时期这类玺印的鉴定特点。具体分为西汉、新莽、东汉、魏、蜀汉和两晋几期,每个时期在质地、形态、印文内容和风格上都有独特的地方,是鉴定各时期民族公印的重要参考。最后,对一些传世民族公印的年代和真伪问题进行探讨并给出自己的鉴定意见。通过整理和研究发现,两汉魏晋时期中央王朝赐民族公印是古代公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制度都有着独特的地方,对认识古代民族关系、民族职官系统和玺印制度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孟宪斌^[9]（2019）在《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近年战国出土文献资料的逐步增多,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也逐渐细化和深入。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2014）（以下简称《订补》）一书,汇集了 2012年以前所见的秦出土文献资料4282条,体例明晰,内容丰富,为秦文字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订补》出版後,秦出土文献又有新增,加之《订补》所收材料偶有疏漏,故本文将对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和《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绪论的第一部分主要为2013至2018年间秦出土文献研究情况的述评。由於所涉资料较多,为方便叙述,故又将其分为秦金文、秦石刻、秦简牍、秦玺印封泥、秦陶文、秦货币文字等多个小类。其中,秦金文、秦简牍和秦玺印封泥的新出资料较多,故而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绪论的第二部分主要为本文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的介绍与说明。第二章为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该部分对除简牍和玺印封泥之外的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详见凡例）及《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汇总和整理,共计415条,并按其时间先後进行排序。按语部分讨论了相应器物铭文的字形、铭文内容涉及的职官、地理及器物时代判定等问题,并作出倾向性判断。附录部分为文中“引用书刊简称目录”,方便找寻器物原图及核查器物信息。

张润锴^[10]（2019）在《秦封泥研究》文中提出正确的称谓是研究的基础,传统的称谓“封泥”仅指封缄所用之泥,完整而正确的称谓当为“壐”。读法多样和“十字”界格是秦封泥的两大特点。读法多样背后主要有秦代官印制度和秦印文字多省略通假两大原因;“十字”界格的出现,则更多受楚文化影响。简牍文书上记录下的封泥,虽非实物,但对秦封泥的品式、使用规定和流程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料。从具体记载可见,封泥的使用,与秦王朝的统治息息相关。

二、封泥的断代与辨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封泥的断代与辨僞（论文提纲范文）

（1）汉字学研究现状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2）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考据之风与晚清印谱的编纂——以陈介祺金石圈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居令延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隋唐官印发微（论文提纲范文）

（8）两汉魏晋赐民族公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论文提纲范文）

（10）秦封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封泥的断代与辨僞（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字学研究现状与展望[J]. 李运富,王立军,齐元涛,何余华,黄德宽. 语言科学, 2021(05)
• [2]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3]《碧葭精舍印存》所录玺印研究[D]. 潘婕. 安徽大学, 2021
• [4]考据之风与晚清印谱的编纂——以陈介祺金石圈为中心的考察[J]. 徐发. 西泠艺丛, 2021(06)
• [5]文人篆刻入印文字在金石学中的横向取法现象研究[D]. 徐诗艺. 渤海大学, 2021
• [6]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居令延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 周艳涛,张显成. 江汉考古, 2021(03)
• [7]隋唐官印发微[D]. 魏晓妍.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8]两汉魏晋赐民族公印整理与研究[D]. 王安褀. 南京大学, 2020(04)
• [9]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D]. 孟宪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10]秦封泥研究[D]. 张润锴.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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