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政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系与决策形成（论文文献综述）
刘欢[1]（2021）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建设文明,促进文明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孜孜追求与内在动因,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构建、完善、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基于中国国情与农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底色在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又集中体现在乡风文明水平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不断迭代更新,收获许多实践成效。及至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进而为中国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中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要贡献。乡风文明建设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已取得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分布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或者更为细致表现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具体领域,然而专注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乡风文明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欠缺之处。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研究法,综合学科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及规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以战略性高度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历史考量,并系统化地研究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基本属性、现实境遇及路径选择,以期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此构成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概述,以及分析论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目标要求与重大意义三方面完整概述乡村振兴战略,在区分文化与文明概念、文明乡风与乡风文明概念基础上,对乡风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整体性阐述。从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三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部分重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及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四个方面对论文的思想资源进行归纳总结,为第四章、第六、七章的相关论述进行基础理论的铺陈。第四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这一部分大致拆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现实功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立足乡村文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整体协调发展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等五方面。现实功能包括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等内容。第五章,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这一部分从历史进程、主要特色及经验启示三方面考量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四个阶段。主要特色表现在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包括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以及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第六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主要包括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等五方面。第二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等五方面。第三部分是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等五方面。第七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五大内容。一是从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等三方面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二是从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等三方面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三是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等三方面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四是从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等三方面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五是从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三方面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提出应从“文明”高度深刻理解乡风文明内涵,从总体要求、核心主体、根本任务、现实基础及主要特点等方面概述了乡风文明建设。二是论文首次详尽梳理了近百年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其主要特色以及总结出其经验启示。三是论文丰富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将“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入其中。四是论文在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现实境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林炫臻[2]（2020）在《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文中提出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对疆域进行有效管理而对其进行层级划分的区域。通过设置若干层级、不同类型的政区,使国家权力在空间上实现再分配。行政区划体系是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在中国传统行政区划体系中,县级政区属于直接管理基层社会的基层政区,自秦“废分封,行郡县”以来,一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本文所述之桂西地区,是指今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岭南极边、荒蛮化外之地。在清代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历代中央政府的官僚系统都难以深入进行有效管辖。中华民国建立后,广西地方实力派无论是旧桂系还是新桂系,出于扩充自身实力、加强社会治理等需要,均对广西地方政区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不仅彻底完成了改土归流,还通过厘清县界、调整基层地方归属、析置新县、迁移县治等措施,使桂西地区的行政区划趋于合理,有效巩固了桂系对广西的统治。总体而言,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不仅促进了桂西地区政区的现代化,而且奠定了当今桂西地区政区格局的基础。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桂西地区的县级政区变动频繁,既有出于政府的主观意愿因素,又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政府主导始终是民国时期桂西县级政区变动的源动力;由于县级政区直接面向基层,所以地方社会因素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影响政区调整的走向。总之,民国时期桂西地区县级政区的频繁变动,是当时广西当局与桂西各县地方派系势力互动交流甚至博弈妥协的结果,经过复杂的变动过程,才最终形成桂西县级政区的格局。
翟磊[3]（2020）在《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基层视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基层实践。基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之所在,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活力源头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的地方代表,承担着落实国家意志,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重大责任。乡镇政府能否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本文以乡镇（街道）政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基层政府权力为考察对象,立足于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过程,剖析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状与法治问题,旨在构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度框架。本文以“山西洪洞封灶禁煤”“上海市违法群租治理”为例,提出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目标悖论和主体角色悖论。在价值目标层面,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价值冲突,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张力。在主体角色层面,基层政府既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稍不注意,也往往成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研究重点是聚焦规范约束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力争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统一的方案。在规范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执行性、非完整性和裁量性;在社会实证分析基础上,基层政府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存在滥作为、不作为与慢作为的异化现象。基层政府力异化现象背后,是权力配置失衡、权力行使公共性缺失、权力监督弱化的制度根源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特权观念的思想根源。聚焦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权力监督法治化的三维制度架构,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价值统一提供实现路径。权力配置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先决条件。为破解基层政府“职权与责任”“财权与事权”“人事权与工作任务”的权力配置失衡问题,“强镇扩权”改革试图回应基层政府的权力需求,提高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强镇扩权”改革也存在合法性质疑与有效性困境。本文认为,区县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权力关系重构应当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为乡镇政府权力配置提供系统完整的法治化路径。乡镇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须遵循“功能适当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以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关键是探索制定专门《乡镇政府组织法》。以中央立法形式对乡镇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区县与乡镇分权原则、区县与乡镇行政关系、区县与乡镇财权关系、乡镇政府人员编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等权力配置核心条款加以明确规定,最终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行使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行使具有非独立性、非常规性和责任主导性等现实特征,面临“运动式运行”“压力型运行”和“权责失调型运行”的法治困境。推进基层政府行政规范、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是破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困境,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化的关键。通过限定“红头文件”规范内容、加强程序规制、建构实施后评估机制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通过健全决策程序机制、建构跟踪评估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推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治化;通过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优化行政执法资源、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健全执法协调联动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运行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硬腐败”,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和懒政懈怠等“软腐败”现象。实现权力监督的法治化,重点是要将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与效能监督结合起来,构建权力运行协同监督制度体系。针对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廉洁性监督,通过实行“垂直管理制”“任期制”“交流制”“高配制”来完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制度;通过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打造信息公开平台来完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分工制约制度、任职限制制度、重大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加强对基层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针对基层权力运行效能性监督,重点是要回应绩效考核指标内容科学性与考核基础信息失真问题,以及考核过程中基层政府博弈与投机问题,通过基层绩效考核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绩效考核的适度激励与适度问责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法治考核权重,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与效能监督制度。展望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前景,本文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践行基层法治建设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正视法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推进基层法治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批判“法治虚无主义”,也要警惕“法治浪漫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势在必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进程等不得。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层法治建设模式,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也急不得。本文认为,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基层法治建设之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
李先涛[4]（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从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行政区划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导向,即巩固政权、强化控制和发展社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政治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政府职能转变、权力空间配置以及法律政策供给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行政区划改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政区,其改革的类型和数量远超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诚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权力扩张等方面确实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米的假性城市化、“逆向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畸形等问题也愈发明显。行政区划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地域结构、权力空间、政策覆盖和利益格局都将迎来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因此,行政区划改革影响实际上早已超越了行政范畴,深刻地影响到既定区域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融合、文化塑造乃至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作为中国基层政治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单元,县级政区一直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治理参与主体而言,县级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频度远高于省级和地级政府。与乡镇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又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力结构体系的治理主体。上级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也都需要由县级政府来推动和落实。基于行政区划的广泛影响和县级政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秉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原则,坚持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前进路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多种改革类型,而且影响因素较多,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划分为导向子系统、执行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它们分别回应的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前进路向、行动指导和制度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系统分析的结果置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实践,从新型城镇化导向、结构扁平化和制度支持系统化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路向进行了解析。这是本文研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全面的文献梳理和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划是多维功能聚合的历史变迁产物。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视角而展开,且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划变迁规律、政权体系建设、政府管理绩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体系重构和区划法治这六个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关的阐述和评析。与国内聚焦于行政区划的功能性研究不同,国外对于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城市治理（尤其是大都市区治理）展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运作机制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按照其学术观点和技术方法,本文将域外研究成果划分为传统区域主义、地方自治与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构与地域重组。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提供了借鉴。在理论支持方面,基本概念、维度分析和相关核心理论构成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框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一直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语境首先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和驱动力做了描述性研究,旨在通过还原改革过程的方式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1978年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先后经历市管县体制全面推行、县改区的加速、县改市的暂停与解冻、省直管县的试点和区界重组这五种主要的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土地资源整合和行政权力扩张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驱动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规划冲突、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的矛盾、行政等第的缺失、科学规范论证的缺席以及决策过程合法性的欠缺。导致上述出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结构体系科学性的不足和制度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三个子系统的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导向子系统关注的是政府的理念导向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当中,地方政府都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它的理念导向也将直接影响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形式和路径。本文选择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阐释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议题上的理念导向。一方面,作为公共精神的践行者,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参与、扞卫社会公平与民主,以此来实现价值理性层面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为利他性和自利性的集合体,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还需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以此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在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功能导向经历了从“强政治”到“强经济”的转换。本研究认为,未来这种功能定位应逐渐向“重服务”过渡,真正实现行政区划的人本核心理念。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职能重心与权力空间配置。政府职能重心决定着权力空间配置,两者都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改革的类型和路径。与此同时,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也体现出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变化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耦合。故此,本文选择从政府职能重心、权力空间配置及其府际关系方面入手,探究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县级行政区划可能的结构性变革。制度保障子系统旨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构筑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能够于法有据、依法行政,提升其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经济发展趋势,构建扁平化的行政区划体系结构,提升相关制度性保障,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立足于三个了系统的优化。在导向子系统方面,努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和平衡,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导向;在执行子系统方面,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规范权力空间配置,建立协商合作型府际关系;在制度保障子系统方面,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区划决策与评估制度,构筑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刘璇[5]（2019）在《论清末民初中国县制的转型》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伴随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必将引发其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当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逐渐式微之时,新生的立宪体制也就处在破土而出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国家治理体制的剧烈变革,也引起了基层治理模式的巨大变革。对中央政府而言,如何建立起一套事权清晰、运转高效的政治体制,成为当时应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的重要问题。对地方而言,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于政治体制变革要求的地方政制,也成为当时改革的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地方基层的县制也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发生在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时期,在对基层地方治理模式的不断探索中,虽然县的制度设计始终在官治型县制与自治型县制两种模式之间徘徊。但地方自治在基层治理模式中的引入,使得县制设计总体呈现出官治色彩不断减弱,自治色彩不断加强之趋势。于此同时,议行分离、权力分立制度正向县制中渗透,现代意义上的科层结构也被县行政系统纳入,县政府的职能部门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县制逐渐具有现代的属性。本文以清末民初为研究时段,对该时期重大变革中县制转型为目标,对其转变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试图通过横纵两个维度展现中国传统县制向现代县制转型的基本脉络。其中,纵向维度主要是县制在国家实现中央集权模式向地方分权模式转变过程中所承担的基础职能的变化,尤其是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的开展对县级行政系统、自治组织产生的影响。横向维度则主要通过县级治理系统内部机构的设置和县级政府职权变化两个方面展开。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县制的基本类型。本章首先对文章研究的县制之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以来的主要县制类型模式及特征进行归纳。由于本文研究内容为中国县制的转型,所以文章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县制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及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清末县制改革。清末时期的县制改革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地方官制改革的实施促进的县制建设,在此阶段,针对县制架构的调整仍是清政府在“官治型”县制模式下进行的自我完善;第二阶段为清末自治实践时期,地方自治制度在县制中的引入使得县制从单纯的官治型模式,变成由“官治”与“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县制的现代化特征开始显现。第四部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县制的调整与变更。在这部分将着重对袁氏政府时期及《县自治法》颁布期间的县制内容进行分析。由于,《县自治法》对县制的设计在清末自治之基础上更为完善,进一步推进自治型县制的制度设计。因此,在此部分还将对两次自治型县制的内容进行简要对比。第五部分为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县制设计。县制在不断的改革中权力架构、组织架构趋于完善,并于1923年首次作为地方制度之内容被正式纳入宪法条文当中,成为国家基本制度。本部分将对县制入宪之过程及宪法中的县制规定进行阐述和分析。
桑玉成,梁海森[6]（2017）在《从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看县政治理的取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层民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以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取得了不少成绩和经验。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之下,基层民主依然需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来源于基层民主的发展现状和总体特征。从总体特征来看,基层民主需要从社会领域转向政权领域,从基层向更高层级延伸,保持"四个民主"之间的均衡。这些发展空间决定了县政治理可以成为基层民主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发展县政治理既是县政自治传统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治理效率方面的选择,县政治理还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局部实验。县政治理具有自治、民主、经营和服务等方面的取向,这些取向的推进需要依靠现有的制度资源,现有的制度资源包括县级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人大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刘素姣[7]（2017）在《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协调发展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县是联结我国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的“接点”,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县域政治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基石,“郡县治,天下安”。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县域发展的落后和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城乡发展极不协调,既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促进县域的发展促进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成为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政策供给来完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旨在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从1992年的“强县扩权”开始,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随着改革向“行政省直管县”的高级阶段推进,其涉及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改革难度日益增大。目前,诸多省份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为“困境”中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基础理论及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目标表述与利益诉求中,廓清“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各种目标表述都内涵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框架之中,“省直管县”体制内涵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本质是通过减少地方政府层级,改变投射在层级之上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格局,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达到通过促进县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本文以浙江、河南、贵州三个代表省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样本,分别进行独立与聚类的分析发现:尽管三省份的改革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人事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财权事权划分的科学性和区域协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各省份改革共同面临的、左右改革进度和影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成效发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过程的衍生品,恰是改革的内容本质,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会减效或流于形式,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触动旧有利益格局,使改革遭遇“困境”或“停滞”。因此,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改革的初衷和正确方向推进改革,比智慧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中央顶层的授权、地方制度创新的激情和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从三省份改革成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成效的发挥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并不是所有的省份或县域都适合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要依据城乡差异和相互关联的程度相机抉择。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县域发展的关系,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契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调整省以下地方政府间权利与利益结构的高难度、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其解决的不是一时问题,因此其成效也不是一时可以衡量的。抓住改革的本质问题,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为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指引改革前行的理论线索,完善和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其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可概括为:“省管县”与“市管县”共存,“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基本公共服务统筹权逐步上移到省,公共资源及配置权更多下沉到县,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的科学划分,建设独立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邹毅[8]（2016）在《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郡县治,天下安。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对县域的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进一步增强。借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国家实现了对社会事务的日常管理,政府作用带有“全能主义”倾向,政治权力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凸显。但这一时期,现代意义的社会治理尚未完成,社会治理的空间仍需进一步拓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人民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县域治理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进行深入分析,从“县域治理的地位与作用”、“县域治理的理论与目标”、“县域治理的问题与原因”、“县域治理的模式与启示”以及“县域治理的路径与实践”等五个方面,集中阐述县域治理在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加强县域治理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进而对我国县域治理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并进行趋向展望。这五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本文的框架结构和理论内容。第一章以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县域治理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回顾了中国县域治理的历史沿革。中国县域治理历经两千余年,本文选取了秦汉、唐宋、明清这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来进行分析,以求从中略窥一般性规律。其次,集中分析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中国县域治理的历史逻辑、实践探索以及结构性变革,探索中国县域治理的发展路径,以更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最后,阐述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县域治理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全部对象和内容,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结合点,处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主场战,并且是权力场域的集散地之一。第二章从价值体系的角度归纳与总结了县域治理的理论与目标。县域治理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体系和理念来引导,否则,很有可能误入迷途。县域治理的思想来源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同时,中国的县域治理具有自身的特点,既上接“天线”又下接“地气”、既“条块”结合又以“块”为主、既具“理论性”又兼“实践性”。因此,我们在定位中国县域治理的目标时,要考虑到县域治理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在此基础上设定强县与富民相统一、改革与发展相结合、城镇与乡村相贯通的现代治理目标。第三章从实践探索的角度剖析了当前县域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体制机制存在弊端、社会矛盾凸显、治理能力弱化等等。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县域治理过程中权力行使、经济资源的使用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它们深刻影响着中国县域治理的实践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县域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我们应当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评价;但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县域治理中所存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及“按下葫芦浮起瓢”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我们应深刻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加强对县域治理的整体思考和系统谋划。第四章主要是对中国地方治理的代表性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地方治理模式和实践探索,对于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目标具有现实促进意义。基于此,我们集中探讨了桐乡、顺德、长沙、邻水、黔南等地方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现实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从中找出经验性的借鉴。同时,在我国现阶段,县域治理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扩权强县”、“缩省强县”、“省直管县”探索和“小政府与大社会”下的大部制改革,也成为近年来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各地在推进县域治理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猎。在这种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从中总结不同地域、不同县情、不同模式下地方社会治理的经验,汲取教训,为创新地方社会治理添砖加瓦。第五章集中探讨了我国现阶段县域治理的路径与实践。推进县域治理,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构建县域治理基础体系,主要从有效权力体系、依法治理体系、民主治理体系和民生服务体系方面,打造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提升县域治理基础能力,主要是汲取与濡化、认证与归管、吸纳与整合这六项能力建设;完善县域治理组织架构,着重从加强和改善县域党的领导、着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群众参与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协同等四个方面,形成多元化的县域治理格局;县域治理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包括政党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城镇与乡村的关系,形成有序、合作、共赢的地方治理结构。综合来讲,县域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社会治理的边界范围或结构体系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努力实现其功能性权力和实践性权力的现代转型,改革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式方法,实现县域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通过有效梳理社会关系、完善权力结构、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科学、有效、有序整合。只有这样,中国的县域治理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王利月[9]（2013）在《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县是国家政权的基石。我国的县级政权是一个全能政权体系,承担的职能多、责任重,但财力有限,权责不对称现象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地方治理,重构县政是未来我国政权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义乌在扩权改革前、扩权改革期间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期间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变革及其对促进县域发展和地方治理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制度情境以及地方政权的行为塑造、改变地方政权的偏好,推动制度的变革；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资源的稀缺性和获取机会的不均等性以及注意力的有限性都制约县政的变革,而时机和制度间隙却为县政的变革提供了机会；在制度约束与激励下,县政变革沿着渐进制度变革与间断均衡两个途径交叉进行,制度激励结构的反馈程度和外部压力方向的差异,决定了制度不是中立的,其变迁也没有最终的、清晰的、连贯的目的；资源、自主性与机会,调节和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之间体制的弹性。然而,权力对资源依赖程度的提高,以及职责同构的全能型制度结构,限制了县政重构与地方治理。为此,县政重构应该以县政自治、建立有限责任政府、推动县域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为目标；在地方政权设计原则上,县级以上政权按行政区划原则建立,县及其以下政权按功能原则建立；多种改革模式并存,重新划分省市县政权的职能界限,重新配置地方政权的权力,重新设计县级政权制度,加强服务功能；通过强县升格为市,市县分等、分治,乡镇自治,提高县级人大的政治地位,改革司法制度等,重构县级政权体系；完善和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提高县级政权的财政能力,改进和优化地方治理。
廖业扬[10]（2013）在《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文中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每当遇到社会大变迁之际,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大变迁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迁都有着质的区别。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集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多种现代性要素共同推动下的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异常复杂、不解定性因素骤增,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问题大增、社会矛盾突出,各类社会转型风险大量出现,这表明,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因此,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包括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适时地和因地制宜的变革乡村治道以适应乡村社会转型及其风险治理要求,已经成为关系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的治理问题。在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并致力于揭示乡村社会转型风险及其治理与乡村治道及其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视角探讨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逻辑。其研究意义在于,（1）理论意义。助推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在中国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度结合,进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性认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内容、议题和分析框架;深入地探讨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与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从乡村治道的分析途径剖析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说明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的逻辑依据。（2）实践意义。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危机意识与防控社会转型风险的自觉性;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建设新农村、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展基层民主提供有益的对策性参考;为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加速服务型政府尤其是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基本思路和建议。这一研究主题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是一个议题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学者云集,成果丰富。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已有学者论及了乡村社会风险治理问题,但是,系统地研究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乡村治道变革内在关联的成果并不多见;学界对当下中国乡村治理问题所建构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空间;社会转型固然是乡村社会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乡村治道的滞后与僵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据此,本研究试图着重进行了如下方面的研究,第一,较为系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基本类型及其表现,描述了在社会转型和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及农民所面对的主要风险。第二,借鉴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侧重从乡村治道的维度来剖析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成因,为此建构了“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结合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调查,初步总结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乡村治道变革的主要得失及其根源,从中得出了需要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动乡村治道变革的基本结论。第四,根据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提出了乡村社会转型治理的基本思路、途径和对策。为此建构了“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对策。总之,本研究侧重于从变革乡村治道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变革威权型治道,走乡村民主治理之道是降解和化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根本途径本研究主要创新点,（1）研究视角有所创新。以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为视角,较全面地概括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主要类型,并建构了相关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模式,剖析了这些风险产生与存在的治道根源。（2）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有所创新。建构了“社会转型风险”、“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等系列概念,以及由此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3）本研究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特色内容,提出了借鉴和吸取民族民间社会管理的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本研究不足之处,（1）本研究侧重于探讨通过变革乡村治道的途径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提出的是较为宏观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没有重视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流程设计和可操作的制度设计;（2）比较研究不足。缺乏不同性质模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3）没有深入探讨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包括国家治理转型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关联等研究,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拓展、提高与完善。
二、县政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系与决策形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县政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系与决策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 |
| 2.1.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 |
| 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
| 2.2 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2.1 文化与文明的阐述 |
| 2.2.2 乡风文明概念辨析 |
| 2.2.3 乡风文明建设阐释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3.1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 |
| 2.3.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 |
| 第3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
| 3.1.2 实现城乡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
| 3.1.3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攸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 |
| 3.2.2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 3.2.3 净化社会风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以农为本思想 |
| 3.3.2 道德教化思想 |
| 3.3.3 “和合”思想 |
| 3.3.4 乡村运动思想 |
| 3.3.5 乡村改造思想 |
| 3.4 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 |
| 3.4.1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 |
| 3.4.2 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 |
| 3.4.3 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 |
| 4.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
| 4.1.1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4.1.2 切实立足乡村文明 |
| 4.1.3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 4.1.4 坚持整体协调发展 |
| 4.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1 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
| 4.2.2 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 4.2.3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 4.2.4 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
| 4.2.5 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 |
| 4.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功能 |
| 4.3.1 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
| 4.3.2 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 |
| 4.3.3 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 |
| 4.3.4 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
| 4.3.5 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
| 第5章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 |
| 5.1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
| 5.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3 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4 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2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 |
| 5.2.1 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
| 5.2.2 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 |
| 5.2.3 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 |
| 5.3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5.3.1 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
| 5.3.2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
| 5.3.3 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 |
| 5.3.4 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
| 5.3.5 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
| 第6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 |
| 6.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 |
| 6.1.1 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 |
| 6.1.2 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 |
| 6.1.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 |
| 6.1.4 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 |
| 6.1.5 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 |
| 6.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2.1 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 |
| 6.2.2 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 |
| 6.2.3 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 |
| 6.2.4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 |
| 6.2.5 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 |
| 6.3 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 |
| 6.3.1 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 |
| 6.3.2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 |
| 6.3.3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 |
| 6.3.4 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 |
| 6.3.5 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 第7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
| 7.1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
| 7.1.1 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 7.1.2 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 |
| 7.1.3 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 |
| 7.2 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
| 7.2.1 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 |
| 7.2.2 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 |
| 7.2.3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 |
| 7.3 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
| 7.3.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 |
| 7.3.2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 7.3.3 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 |
| 7.4 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 |
| 7.4.1 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 |
| 7.4.2 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 |
| 7.4.3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 |
| 7.5 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 |
| 7.5.1 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 |
| 7.5.2 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 |
| 7.5.3 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2）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基本框架与时空范围 |
| 第一章 1912—1921 年旧桂系时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 第一节 旧桂系时期桂西地区政区体制的变动 |
| 一、清末桂西地区的政区体制及政区设置 |
| 二、1911—1912 年广西暂行的政区体制 |
| 三、1913—1914 年广西政区体制的逐渐定型 |
| 第二节 旧桂系时期土属政区的裁撤与改流 |
| 一、清末民初桂西地区土属政区的设置和管理 |
| 二、旧桂系执政初期对“改土归流”的初步准备 |
| 三、旧桂系“改土归流”的全面实施 |
| 第三节 旧桂系末期桂西地区的政区设置情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1925—1929 年新桂系初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 第一节 新桂系初期政区体制的变动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政区体制的规范 |
| 二、新桂系初期对桂西政区体制的改革 |
| 第二节 新桂系初期的彻底“改土归流” |
| 一、新桂系初期的“改土归流”规划 |
| 二、新桂系“改土归流”的过程 |
| 第三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地区县治的择定与迁移 |
| 一、奉议县治的迁移 |
| 二、绥渌县治的迁移 |
| 三、上金县治的选定 |
| 第四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各县的等第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1931—1949 年新桂系对桂西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 |
| 第一节 1931—1949年桂西县行政区域的改动 |
| 一、中央政府与广西省政府的相关举措和法令 |
| 二、“旧田南道”辖境县级政区的大范围调整 |
| 三、桂西其他各县区域的小范围改动 |
| 第二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县治的改变 |
| 一、雷平县治迁至太平 |
| 二、“田南整理县界计划”中县治的改变 |
| 第三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各县的等第变更 |
| 第四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桂西各县与准统县政区之间隶属关系的变动 |
| 一、民团区的设置与变动 |
| 二、行政监督区的设置与变动 |
| 三、行政督察区的设置与变动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趋势 |
| 二、民国时期影响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因素 |
| 三、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特点 |
| 四、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改革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基层法治离我们有多远? |
| 二、基层治理的法治悖论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限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与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的职能与职权 |
| 一、基层政府职能与职权的规范分析 |
| 二、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特征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现状分析 |
| 一、基层政府失灵与政府权力异化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异化之根源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塑造 |
| 一、基层政府治理的理念误区与极端倾向 |
| 二、合法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底线 |
| 三、有效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重塑 |
| 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三维架构 |
| 第三章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失衡及其解决路径 |
| 一、问题意识:纵向权力配置失衡 |
| 二、制度性根源:法定职权与管理的错位 |
| 三、关于基层乡镇政府地位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强镇扩权:基层政府赋权改革探索与反思 |
| 一、改革历程与实践样本 |
| 二、行政性分权:强镇扩权改革的路径反思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赋权的法治化路径 |
| 一、确立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明确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目标: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 |
| 三、健全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保障 |
| 第四章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实践图景——以上海群租治理为例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群租治理的真实场景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依据——群租治理的政策推进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过程——群租治理中的街镇角色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特征 |
| 一、基层政府权力的“运动式运行”困境 |
| 二、基层政府权力的“压力型运行”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权力的“失调型运行”困境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建构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框架 |
| 二、基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 |
| 三、基层政府行政决策的法治化 |
| 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的法治化 |
| 第五章 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表象与根源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硬腐败与软腐败 |
| 二、基层政府权力廉政监督与效能监督的统一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危害性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腐败的根源分析 |
| 三、价值导向:从事后惩戒转向事前预防 |
| 四、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制度化构建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效能监督的法治化 |
| 一、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实证分析:以2019年D区街镇考核为例 |
| 二、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法治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效能监督法治化的改进路径 |
| 第六章 余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虚无主义批判 |
| 一、基层治理中法治虚无主义的新变异 |
| 二、基层法治虚无主义的形态与后果 |
| 第二节 警惕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浪漫主义 |
| 一、法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 |
| 二、法治浪漫主义的迷惑性与危害性 |
| 第三节 坚持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实主义 |
| 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 |
| 二、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渐进实现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兼怀人生四十 |
（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概念 |
| 一、行政区 |
| 二、行政区划 |
| 三、县级行政区划 |
| 四、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维度 |
| 一、行政区域调整 |
| 二、行政建制变更 |
| 三、行政层级变动 |
| 四、隶属关系调整 |
| 五、行政治所迁移 |
| 六、行政区名称变更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理论 |
| 一、结构功能主义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政府职能与权力配置 |
| 四、府际关系理论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建构 |
| 一、系统内涵阐释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系统分析模型 |
| 第二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动力、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 |
| 一、县级政区在区划体系中的实然定位 |
| 二、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数据解析 |
| 三、县级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驱动力 |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 二、城市空间生产 |
| 三、土地资源整合 |
| 四、行政权力扩张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经济区与行政区规划冲突 |
| 二、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冲突 |
| 三、缺少正式的行政等第划分 |
| 四、缺少事前的科学规范论证 |
| 五、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成因 |
| 一、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 |
| 二、结构体系科学性不足 |
| 三、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 |
| 第三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导向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导向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导向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
| 二、导向子系统的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念导向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释义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价值理性 |
| 三、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工具理性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导向 |
| 一、“强政治”功能导向 |
| 二、“强经济”功能导向 |
| 三、“重服务”功能导向 |
| 第四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执行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的构成 |
| 一、执行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执行子系统的运行机理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重心转变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县级政府职能重心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
| 三、新型城镇化时期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空间配置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三、行管体制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四、县级政区权力空间配置应然格局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结构性变革 |
| 一、地理空间上的区界重组 |
| 二、从市县合治到市县分治 |
| 三、建制变更上的“增市稳区” |
| 四、同级同建制的等第划分 |
| 第五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制度保障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制度保障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制度保障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法制依据 |
| 一、宪法与法律层面 |
| 二、行政法规层面 |
| 三、规范性文件层面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与评估制度 |
| 一、党政决策制度 |
| 二、信息公开制度 |
| 三、风险评估制度 |
| 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制度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多元主体参与制度 |
| 一、政府内部协同 |
| 二、专家论证制度 |
| 三、公民参与机制 |
| 四、地方人大参与 |
| 第六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限制性变量 |
| 一、基础变量 |
| 二、核心变量 |
| 三、从属变量 |
| 第二节 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价值导向调整 |
| 一、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都市圈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三节 从层级化到扁平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构性优化 |
| 一、层级化与扁平化的管理学释义 |
| 二、层级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扁平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四节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制度性创新 |
| 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现有制度体系框架 |
| 二、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的体制性探索 |
| 三、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法治化若干思考 |
| 结语 |
| 附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论清末民初中国县制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县制的基本类型 |
| (一)“县制”概念的界定 |
| (二)官治型县制 |
| (三)自治型县制 |
| 二、中国传统的县制结构 |
| (一)官治型县制中的组织结构 |
| (二)官治型县制中的权力结构 |
| (三)官治型县制的弊端 |
| 三、清末县制的改革：从官治到自治 |
| (一)官制改革中的县制创设 |
| (二)自治型县制框架的建立 |
| (三)清末县制改革的评价 |
| 四、北洋政府时期县制的调整与变更 |
| (一)北洋政府初期的县制改革 |
| (二)自治型县制的再造：《县自治法》中的县制设计 |
| (三)民初县自治模式的推进 |
| (四)对民初县制的评价 |
| 五、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县制确立 |
| (一)县制在宪法中的厘定 |
| (二)《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县制条款及宪法保障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7）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创新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1.3.3 研究框架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关系理论综述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新中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及政策演变 |
| 2.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综述 |
| 2.2.1 管理层级理论 |
| 2.2.2 政府分权理论 |
| 2.2.3 府际关系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综述 |
| 2.3.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和目标 |
| 2.3.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及路径选择 |
| 2.3.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对策及态度分歧 |
| 2.3.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评价 |
| 2.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
| 2.5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对“省直管县”改革研究的启示 |
| 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 |
| 3.1 相关概念及问题厘定 |
| 3.1.1 “城乡协调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相关概念及关系 |
| 3.1.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标厘定 |
| 3.1.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路径厘定 |
| 3.2 县域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
| 3.2.1 县域政治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 3.2.2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对县域地位的影响 |
| 3.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
| 3.3.1 层级减少、权力下沉 |
| 3.3.2 县域独立、极化衰减 |
| 3.3.3 政府分权、资源下沉 |
| 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及聚类分析 |
| 4.1 东部省份：浙江省的改革实践 |
| 4.1.1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1.2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2 中部省份：河南省的改革实践 |
| 4.2.1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2.2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3 西部省份：贵州省的改革实践 |
| 4.3.1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3.2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4 三省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聚类分析 |
| 4.4.1 改革背景、试点和模式选择比较 |
| 4.4.2 改革制度设计比较 |
| 4.4.3 改革成效比较 |
| 4.5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分析结论 |
| 5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走向与要求 |
| 5.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走向 |
| 5.1.1 试点县选择：农业大县、贫困县、边远县优先 |
| 5.1.2 路径选择：“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 |
| 5.1.3 政策出口：“省管县”与“市管县”并存 |
| 5.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新要求 |
| 5.2.1 顶层授权、支持和包容地方政府创新 |
| 5.2.2 地方政府职能切实发生转变 |
| 5.2.3 学界研究开阔视野,长远规划 |
| 6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建议 |
| 6.1 直管县机构设置与人事干部管理政策建议 |
| 6.1.1 以“大部门制”为方向进行机构设置 |
| 6.1.2 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畅通的干部晋升通道 |
| 6.2 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 |
| 6.2.1 以“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为方向 |
| 6.2.2 以“公共物品提供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为依据 |
| 6.2.3 以“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 |
| 6.3 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6.3.1 以平等互惠为基础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
| 6.3.2 以效率为原则建立政府间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8）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县与县域 |
| （二）县域治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研究成果 |
| （二）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三）总结与评价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县域治理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县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一、秦汉时代的县域治理 |
| 二、唐宋时期的县域治理 |
| 三、明清之际的县域治理 |
| 第二节 现代化条件下的县域治理 |
| 一、县域治理的历史逻辑 |
| 二、县域治理的实践探索 |
| 三、权力场域的结构变革 |
| 四、县域治理的基本趋向 |
| 第三节 县域治理的重要地位 |
| 一、县域囊括国家治理的全部对象与内容 |
| 二、县域处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结合点 |
| 三、县域居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主战场 |
| 四、县域占据权力场域的集散地 |
| 第二章 县域治理的理论与目标 |
| 第一节 县域治理的理念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理论 |
| 四、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基本理论 |
| 第二节 县域治理的特点 |
| 一、既上接天线又下接地气 |
| 二、既条块结合又以块为主 |
| 三、既具理论性又兼实践性 |
| 第三节 县域治理的目标 |
| 一、强县与富民相统一 |
| 二、改革与发展相结合 |
| 三、城镇与乡村相贯通 |
| 第三章 县域治理的问题与原因 |
| 第一节 体制机制的弊端 |
| 一、角色转型不足 |
| 二、有效分权滞后 |
| 三、干群矛盾激化 |
| 第二节 社会矛盾的凸显 |
| 一、围绕土地的利益博弈 |
| 二、频繁发生的群体性冲突 |
| 三、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薄弱 |
| 四、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困境 |
| 第三节 治理能力的弱化 |
| 一、公共服务滞后 |
| 二、基层法治权威式微 |
| 三、改革与创新能力弱化 |
| 四、农民工市民化迟滞 |
| 第四章 县域治理的模式与启示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代表模式 |
| 一、桐乡样本 |
| 二、顺德样本 |
| 三、长沙样本 |
| 四、邻水样本 |
| 五、黔南样本 |
| 第二节 县域治理模式的比较 |
| 一、县域治理模式的共同点 |
| 二、县域治理模式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地方治理模式的启示 |
|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
| 二、把握底线思维 |
| 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
| 四、重在改革创新 |
| 第五章 县域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
| 第一节 构建县域治理的基础体系 |
| 一、搭建有效权力体系 |
| 二、健全依法治理体系 |
| 三、推进民主治理体系 |
| 四、完善民生服务体系 |
| 第二节 提升县域治理的基础能力 |
| 一、巩固治理的汲取和濡化能力 |
| 二、加强治理的认证与归管能力 |
| 三、提高治理的吸纳与整合能力 |
| 第三节 完善县域治理的组织结构 |
| 一、加强和改善县域党的领导 |
| 二、着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
| 三、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机制 |
| 四、注重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
| 第四节 需要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 |
| 一、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
| 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三、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四、城镇与乡村的关系 |
| 结语 问题思考与趋向展望 |
| 一、走向县域行政现代化的困境与前景 |
| 二、开放条件下县域体制的整合与创新 |
| 三、县域治理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自下而上的视角 |
| 1.2.2 自上而下的视角 |
| 1.2.3 两种视角相结合的尝试 |
| 1.3 研究思路与个案选择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结构安排 |
| 2 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历史制度主义与制度变迁 |
| 2.1 历史制度主义如何认识和理解制度? |
| 2.2 制度如何形成、演进与变迁? |
| 2.2.1 时间序列与非均衡的秩序 |
| 2.2.2 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
| 2.2.3 间断均衡 |
| 2.2.4 渐进转型理论 |
| 2.3 制度约束与变革：一个分析框架 |
| 2.3.1 制度的嵌入性 |
| 2.3.2 反馈机制与路径依赖 |
| 2.3.3 制度构建兼具“算计”与“文化”逻辑行为者的偏好 |
| 2.3.4 间断均衡与渐进转型 |
| 3 地方政权间关系与地方治理：制度设计与制度沿革 |
| 3.1 传统中国省县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地方政权设计的逻辑 |
| 3.1.1 治理天下与地方政权的设置 |
| 3.1.2 地方政权制度的设计逻辑 |
| 3.2 两级制与三级制：县的地位及其与上级政权的关系 |
| 3.2.1 传统中国地方政权两级制与三级制的反复 |
| 3.2.2 县的地位及其与上级地方政权的关系 |
| 3.3 现代国家建设与地方政权间关系：两级还是三级? |
| 3.3.1 市管县体制的建立 |
| 3.3.2 省管县改革的探索 |
| 3.4 地方政权间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及启示 |
| 3.4.1 按行政区划而非功能设置地方政权 |
| 3.4.2 地方政权层级设置与管理幅度、效率之间的矛盾 |
| 3.4.3 县级政权的独特作用 |
| 3.4.4 虚化行政区向实体行政区转化 |
| 4 浙江义乌：改革开放与经济管理制度变革 |
| 4.1 政府主导与放开搞活：义乌小商品城的成长 |
| 4.2 从小商品市场到国际商贸城市：扩权改革与义乌经济发展 |
| 4.2.1 经济管理权限的调整 |
| 4.2.2 财政政策的调整 |
| 4.2.3 从掌舵到服务：国际商贸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变革 |
| 4.3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化 |
| 4.3.1 在逆境中寻求突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缘起 |
| 4.3.2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改革促经济管理转型 |
| 4.4 制度变迁与发展机会 |
| 5 从“单中心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社会管理制度变革 |
| 5.1 从“农民”到“市民”：推进本地农民市民化 |
| 5.1.1 实施“本地人口城镇化”战略 |
| 5.1.2 统筹协调城乡发展步伐 |
| 5.1.3 改革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
| 5.2 从“排斥”到“包容”：外来人口管理 |
| 5.2.1 完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 |
| 5.2.2 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 |
| 5.2.3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体系 |
| 5.2.4 推行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
| 5.3 从“相互不适应”到“良性互动”：外籍人口管理 |
| 5.3.1 建立涉外社区服务管理制度 |
| 5.3.2 构建民族宗教和睦和谐机制 |
| 5.3.3 为外籍人口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
| 5.4 经济发展与政府社会管理转型 |
| 6 干部管理制度的有限变革 |
| 6.1 扩权改革前义乌的干部管理制度 |
| 6.1.1 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宏观背景 |
| 6.1.2 干部管理权限实行上“收”下“放” |
| 6.1.3 实行新的用人标准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6.1.4 干部考核激励制度初步建立 |
| 6.1.5 干部日常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完善 |
| 6.2 扩权改革期间义乌的干部管理制度 |
| 6.2.1 扩权改革对义乌干部管理提出新挑战 |
| 6.2.2 实行试用期制等新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6.2.3 实行低职高配、保障和平衡不同层次干部待遇的激励机制 |
| 6.2.4 实行以目标责任制考核为主要形式的干部考核制度 |
| 6.2.5 完善干部日常管理制度 |
| 6.3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期间的义乌干部管理制度 |
| 6.3.1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对干部管理制度的影响 |
| 6.3.2 进一步调整垂直机构干部管理权限 |
| 6.3.3 加大干部培训和人才引进力度 |
| 6.3.4 强化干部考核和问责 |
| 6.4 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约束及偏好 |
| 7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不均衡的改革 |
| 7.1 情境、偏好与自主性 |
| 7.1.1 农村的工业化和商业化 |
| 7.1.2 市场化与城市化 |
| 7.1.3 全球化和国际化 |
| 7.1.4 制度嵌入和路径依赖 |
| 7.2 资源依赖与时序 |
| 7.2.1 资本 |
| 7.2.2 土地 |
| 7.2.3 政治地位 |
| 7.2.4 获取资源的机会的不均衡性 |
| 7.3 不均衡的制度变革：方式与机制 |
| 7.3.1 改革的不均衡性 |
| 7.3.2 渐进性变革 |
| 7.3.3 间断均衡 |
| 7.3.4 从渐进制度变革到间断均衡：有限理性与政治体制的稳定性 |
| 7.4 治理体制的弹性及其限度 |
| 8 重建县政,推进地方治理 |
| 8.1 我国县政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 |
| 8.2 设计原则 |
| 8.2.1 行政区划与功能区相互协调的原则 |
| 8.2.2 坚持权、责、事相匹配的原则 |
| 8.2.3 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 |
| 8.3 权力配置 |
| 8.3.1 优化权力配置,建立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 |
| 8.3.2 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
| 8.3.3 构建地方民主治理结构,强化县域治理的社会基础 |
| 8.4 财政均衡 |
| 8.5 县政治理模式选择 |
| 8.5.1 强县升格为市：有选择的重点发展之路 |
| 8.5.2 实县虚市：探索“县政中国”之路 |
| 8.5.3 强镇扩权、乡镇自治：优化县域治理结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10）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本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评述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治道与乡村治道 |
| 二、治道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三、社会转型风险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三、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研究进路 |
| 第一节 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 |
| 一、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内涵 |
| 二、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在乡村治道变革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政府再造和社区再造理论 |
| 一、政府再造和社区再造理论内涵 |
| 二、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理论在乡村治道变革中的应用 |
| 第三节 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 |
| 一、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内涵 |
| 二、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应用 |
| 第四节 整体性治理与风险社会理论 |
| 一、整体性治理与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整体性治理和风险社会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整体性治理和风险社会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诸面相 |
| 第一节 乡村突发公共事件剧增 |
| 一、乡村群体性事件频发 |
| 二、乡村公共卫生事件频现 |
| 三、乡村事故灾难事件增多 |
| 四、乡村社会治安事态严峻 |
| 第二节 乡村社会结构失衡 |
| 一、乡村人口结构失衡 |
| 二、乡村利益结构失衡 |
| 三、农民就业结构失衡 |
| 第三节 乡村文化与精神危机 |
| 一、乡村信仰危机 |
| 二、乡村伦理危机 |
| 三、乡村社会信任危机 |
| 四、乡村居民心理困顿 |
| 第四节 乡村发展遭遇多重困境 |
| 一、乡村债务风险上升 |
| 二、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
| 三、乡村政治风险增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成因的治道探析 |
| 第一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界说 |
| 一、乡村威权型治道之内涵 |
| 二、转型期乡村威权型治道成因论析 |
| 三、乡村威权治道的效应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基本架构 |
| 一、乡村威权型治道之理念 |
| 二、乡村威权型治道之体制和机制 |
| 三、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 |
| 四、威权化村治 |
| 第三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的主要风险 |
| 一、乡村威权治理观之风险 |
| 二、乡村威权型治理体制之风险 |
| 三、村治威权化之风险 |
| 第四节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新困局 |
| 一、税改后乡村治理新困境 |
| 二、税改后乡村治理制度创新遇尴尬 |
| 三、“悬浮型”政权的合法性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之得失检视 |
| 第一节 乡村治道变革得失的评判 |
| 一、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标准 |
| 二、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维度 |
| 三、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原则 |
| 第二节 转型期乡村治道变革的得与失 |
| 一、乡村治道变革之所得 |
| 二、乡村治道变革之所失 |
| 三、乡村治道变革得失的根源与启示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若干重要关系之省思 |
| 一、中央和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 |
| 二、静态稳定与动态稳定关系 |
| 三、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关系 |
|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关系 |
| 五、民主与民生关系 |
| 六、乡村治理之共性与多样性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新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治理合法性嬗变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乡村治理合法性的界定 |
| 二、转型期乡村治理合法性之嬗变 |
| 三、乡村治理合法性困局促发乡村治道变革 |
| 第二节 转型期农民权利新境遇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中国语境下的农民权利 |
| 二、转型中国农民权利新境况 |
| 三、农民的权利诉求推动着乡村治道变革 |
| 第三节 农民的需要变化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农民的需要之意涵 |
| 二、转型中国农民的需要新变化 |
| 三、农民的需要新变化对乡村治道变革的推动 |
| 第四节 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
| 一、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 |
| 二、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基层政府职能重心转移 |
| 三、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需要政府的职能回归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再发现与启示 |
| 第一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缘起的再认识 |
| 一、村民“自由”后的新遭遇:“吃得饱,睡不好” |
| 二、村域公共安全与秩序再造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成因探源: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析解 |
| 第二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行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基本制度架构 |
| 二、网络化社会管理 |
| 三、村治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特色、绩效与与启示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特色 |
| 二、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绩效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的启示 |
| 第四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问题、风险与治理前瞻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的主要问题 |
| 二、合寨村村民自治的治理风险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 |
| 四、超越村治局限:一个整体性治理前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 |
| 第一节 重塑乡村治理观念体系 |
| 一、增强忧患、风险与危机意识 |
| 二、培育和弘扬公共精神 |
| 三、提升公共责任意识 |
| 四、树立以人为本治理理念与价值观 |
| 第二节 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 |
| 一、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界说 |
| 二、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理由 |
| 三、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途径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 |
| 一、提升乡村民主治理的制度化水平 |
| 二、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 |
| 三、完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 |
| 四、变革县政威权制,推动县政民主化 |
| 第四节 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 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界定 |
| 二、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 |
| 三、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路 |
| 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途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乡村民主治理:何以可欲,何以可能? |
| 一、民主治理的内涵 |
| 二、乡村民主治理:何以可欲,何以可能? |
| 三、推进乡村民主治理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治理状况调查方案 |
| 附录2: 广西合寨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3: 乡村实地调查照片选录 |
| 附录4: 对《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西江村村规民约》的一个简评 |
| 附录5: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县政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系与决策形成（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刘欢. 吉林大学, 2021(01)
- [2]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D]. 林炫臻.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3]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D]. 翟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D]. 李先涛. 山东大学, 2019(02)
- [5]论清末民初中国县制的转型[D]. 刘璇.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从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看县政治理的取向[J]. 桑玉成,梁海森. 社会科学, 2017(12)
- [7]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D]. 刘素姣.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8]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问题研究[D]. 邹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D]. 王利月. 浙江大学, 2013(12)
- [10]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D]. 廖业扬. 南京大学, 2013(04)
标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 中国行政区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