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证会两种观点大碰撞（论文文献综述）
李颖娜[1]（2020）在《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影响甚广的反正统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一方面推动了包括争取黑人权利、妇女平等、反战和平等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则是造成一定的社会痼疾,比如由性自由和毒品泛滥衍生的对于婚姻家庭和社会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因此,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既是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同时还是一场文学运动。“垮掉的一代”既是反文化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而艾伦·金斯伯格（下文简称金斯伯格）作为“垮掉的一代”这个群体的代表,则是这场运动的灵魂和标志。金斯伯格以其石破天惊的文学作品打破了美国“静寂的50年代”,充分地暴露了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社会危机和文学危机,为后来的美国文学乃至于整个世界文学带来了一股豪放诡异之风,打破了20世纪初由托马斯·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统领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藩篱,实现了一场深刻而彻底的诗歌转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完成了从现代诗歌到后现代诗歌的转向。同时,金斯伯格的生活方式也带有鲜明的后现代的颠覆特色,他本人性格狂放不羁,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坚持对中央集权和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反抗,表现出鲜明的反正统文化倾向。因此要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金斯伯格的创作,深入探究其创作的时代、社会语境及与个人经历遭际的潜在关系,就不能不把他放在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不能不结合这场反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来深入挖掘。本文即尝试把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宏观背景下加以研究,通过回溯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分析反文化运动的代表群体“垮掉的一代”的历史演进及创作特征,探讨“垮掉的一代”的领袖金斯伯格的反文化思想特征。重点通过整体分析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思想和艺术维度探究挖掘其对正统文化的反叛和颠覆。深化对金斯伯格认识的同时,为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先概述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意义等做必要的说明。第一章内容主要研究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了解其产生、主要表现形态及对后世影响,从而推导金斯伯格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结合“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实践发展,了解、把握金斯伯格的思想流变及在创作中的表现;第三章立足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着重分析其对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反叛,主要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和颠覆;第四章则通过研究金斯伯格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种种探索,中心点在对传统诗歌形式的叛逆上。最后的结语对金斯伯格的创作和人生经历给予后人的启迪与警示做一简单的总结。
马倩[2]（2017）在《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内在具有人学属性。研究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必须以人学为视域。21世纪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是大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三课堂”,从物理空间、交往空间到意义空间建构了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成人的场域文化。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本质上是大学生的文化,“人”（大学生）是该场域文化的主宰和灵魂;大学生以主体在场方式进行寝室场域文化建构并受到寝室场域文化的影响,内蕴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培养“完整的人”的深刻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7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点评“95后”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为的一代,要以文化滋养心灵,文化涵育德行,文化引领风尚。以人学理论视域探究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并促进现代大学文化育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理论视域,要以价值理性主导大学寝室场域文化的人学取向,以马克思人学理论、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来解读大学生寝室场域的人学属性、交互关系和权力资本;深入阐释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层面结构、主要功能,坚持以学生为本的价值理念,以培养“完整的人”为价值向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汲取、借鉴国内外的校内住宿制、校外租房制、住宿学院制的历史经验,对中西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进行扬弃性汲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建构,详尽缕析了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前世今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是在西学东渐中“后发移植”建立现代大学后的大学生寝室场域中生成、演进的。大学生以文化主体在场方式建构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1986年上海交通大学理论自觉地率先提出“大学生寝室文化”这一概念。2005年复旦大学在中国大陆本土上率先探索书院制育人新模式。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现状考察,是在充分概述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对当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人本理念淡化、人格培育弱化、人性属性异化的弊端进行了人学批判,进而深刻探寻了当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存在弊端的深层症因:意义世界与物理空间的疏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割裂;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的悖论。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人学重构,旨在“构建以人为本的多元共生环形结构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范式。外环结构是现代书院制主导的寝室场域文化模式;内环结构是人本的生态的审美的和谐的多种寝室场域文化模式共生,涵化“完整的人”、濡化“主体的人”、育化“和谐的人”、内化“自由的人”、睿化“文化的人”。本文据此提出了人学重构的基本原则、主体内容和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应以乐群慎独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个体的生活准则,以涵育共生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群体的生活礼格,以家国尚和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主体的生活空间,让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回归人本的生活世界,实现从“寝室场域文化”到“文化寝室场域”的飞跃。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对大学场域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以生为本的“文化价值观”、主体自觉的“文化实践观”、全面发展的“文化育人观”和融洽互助的“文化和谐观”。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育人,既是不断生成的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聚合真善美向度追求的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我们要努力实现由“寝室场域文化”到“大学场域文化”的延展与升华,达成以人为本的诗意栖居,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张建[3]（2017）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认为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吴卫卫[4]（2016）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与路径优化》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理论上发生于西方,在实践上中国却早已有之。中西方不同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有着价值、理念和功能上的共通性。在群众基础、价值定位、制度特色和主导力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西方协商民主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存在聚合民意多于公共理性、精英协商明显、被动协商较多、基层协商易流于形式等缺失。应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宽松和自由的政治环境,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打造融合性多视角媒体平台,以优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路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钱敏[5]（2016）在《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铺开的今天,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模式和改善教学方法已是当务之急。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强调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改变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学习的教学方式,坚持“以人为本”,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学生的学习观念和思维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本论文是针对当前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改革中有关提高思想品德课的实效性,围绕作业设计的新形式而做的一个研究分析。根据沪教版初中思想品德教材共八册内容,笔者进行了相关的梳理,总结归纳能够设计亲子作业的章节进行教学实践。根据理论研究并结合自身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实践,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为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探讨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设计的意义,特别体现了亲子作业与其他普通的常规作业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是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的设计,在作业设计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作业设计案例,对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中适当的内容进行设计整理,便于今后系统的教学实施。第四部分是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的评价的论述,它是建立在对学生人格充分尊重的基础上的发展性评价,体现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统一,科学的评价方法,使学生在作业中也能不断认识自我,激励其学习热情和求知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徐家庆[6]（2015）在《多维视域中的高校稳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文明史表明,社会稳定不仅是统治者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目标,也是黎民百姓的普遍企盼与愿景。近代中国备受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和政局动荡之害,人民对此刻骨铭心。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实现民族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中国梦”。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部分,是政治思想极为敏感之域。这里知识资源聚集、专家学者荟萃,是人才培养的摇篮、知识的孵化器和思想的交汇所。因此,高校常被称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风向标”和“温度计”,其稳定状况也成为分析和评价社会稳定的重要参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校稳则社会稳,高校乱则社会乱。维护高校稳定一直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战略目标,也是高校党政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就相关研究而言,虽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稳定研究较多,高校稳定研究不足；对高校安全问题研究多,对高校稳定问题的研究不足；经验总结有余,理论研究不足；对国内高校稳定问题研究多,对国外相关研究不足。因此,强化高校稳定问题研究是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贝克的社会风险理论、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结合理性爱国和机制优化等多维视域,在把握我国高校稳定状态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影响和制约高校稳定的背景因素、观念理念和体制机制等问题,分析维护高校稳定的深层动因和现实依据,对和谐校园构建作前瞻性、预防性的研究,力图为正确处理高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高校安全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寻求新的思想启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全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分五章依次布展。对高校稳定问题的认知需要深刻的哲学指导。第一章首先从对立统一规律看,要处理好六大关系：（一）静态与动态。静态稳定观是处理社会危机的观念性障碍,它强调维持现时态的稳定,不能适应社会变迁要求。动态稳定观则对保持社会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稳定意义重大,高校稳定观应由“静态”向“动态”转变。（二）维稳与维权。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高校维稳应由“权力维稳”向“权利维稳”转变。（三）对抗与对话。回顾人类发展史,制度变迁大多是和平演进的,只在某些矛盾不可调和的特定阶段,是以革命和战争的形式实现的。高校必须正确对待师生不满,强化校园“安全阀”机制建设,及时化解校园矛盾。（四）公平与效率。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公平有助于提高效率,效率也有助于实现公平,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对高校稳定而言,必须处理好两者关系。（五）孤立与关联。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蝴蝶效应即为明证。社会、高校、家庭紧密相联,相互影响。高校已非“象牙塔”,学生也不可能“不闻窗外事”,必须以事物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做好高校稳定工作。（六）预防与善后。高校稳定的本质是“事先预防”与“善后处置”的统一。预防长期到位,安全稳定质态就好,事故发生率就低,善后处置量就小,处置能力就强。反之,总忙于在场处理事故,便无力处理潜在事故,善后也会资源匮乏。其次,从质量互变规律看,须处理好四大关系：（一）渐进性与突发性。危机事件是渐变与突变结合的产物,它虽是突发的,生成却是渐进的。渐进性社会变革是渐变型变革,对既得利益者触动少,社会震荡、阻力和涉及面小,遇挫易调整；突发性社会变革是突变型变革,强调顶层设计,变革涉及面大,缺乏缓冲,遇挫难收场。突发性群体事件往往经历了从来信到来访、初次上访到反复上访、逐级上访到越级上访、个体上访到群体上访等过程。高校涉稳事件的发生也是渐变与突变的统（二）偶然性与必然性。自然一直对人类存在威胁,人类掠夺性活动更招致自然的报复。人类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自身管理、应对能力的局限性,使危机发生具必然性。同时,危机又是由偶然因素所引发。就高校稳定而言,应正确看待办学中适度风险的必然性,确立理性、现实的维稳目标。（三）过敏与迟钝。风险的存在使“安全限度”成为人类理性追求,“可接受风险”成为现实选择。维稳既不能“过敏”,也不能“迟钝”。就高校稳定而言,不能因追求“绝对安全”而过度防范。（四）长效与应急。长效机制立足于防范,维护社会整体的长期稳定；应急机制立足于处置,解决社会局部的短期失稳。应建立健全危机预防和处置机制,使其在未发生时有效预防,有苗头时有效化解,发生后妥善处置。就高校稳定而言,要强化大学生安全教育,建立长效与应急结合的维稳机制。高校稳定事件往往由各类风险所引发,因此,有必要从社会风险视域研究高校稳定问题。第二章首先概述了“风险”及其内涵、“风险社会”及其特征、“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其次,分析了我国高校面临的风险及其特征。高校风险大致分两类：一是组织性风险,主要有高校管理决策风险、生源减少风险、过度扩展风险、教育市场化风险、家庭教育投资风险、腐败风险、后勤服务风险和教育质量风险等；二是个体性风险,主要有大学生面临的道德风险、学业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心理健康风险、就业风险、情感风险、信任危机风险和网络信息风险等。高校风险的特征是,具有影响的广泛性、事发的突然性、社会的敏感性、主体的群体性和新闻的热点性等。再次,阐明了风险教育对高校稳定的意义。认为,风险意识和风险应对能力是师生的必备素质、加强师生风险教育是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客观要求、风险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大学生风险教育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最后,提出了高校风险的应对思路。从组织性风险看,要提升高校管理决策科学化水平、出台生源危机应对措施、遏制高等教育扩张冲动、建立适度高等教育市场化机制、加强家庭教育投资引导、强化高校腐败防范机制建设、优化高校后勤服务质量和健全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等。从个体性风险看,高校应强化六项措施：加强大学生的风险意识教育、重视对大学生“输不起”家庭背景的应对、强化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关爱与帮扶、深入开展“平安校园”创建、构建可信任的“专家系统”和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大学生则应树立五个意识：忧患意识、反思意识、责任意识、主体意识和竞争合作意识。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之德的首要之德,也是大学生的光荣传统。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大学生能否做到理性爱国,既关涉其爱国目标的实现,也关乎高校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将高校稳定问题放到理性爱国的视域下审视。第三章首先以新世纪以来涉日游行为例,对大学生非理性爱国行为作出了分析。认为,违法与失序是大学生涉日游行非理性行为之表现,组织化缺失是爱国游行违法失序之主因。指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大学生理性爱国的本质要求,规范化与组织化是大学生理性爱国的关键措施。最后,提出了大学生理性爱国实现的基本路径。认为,通过主体复位,将大学生爱国行为纳入组织化轨道；通过教育引导,筑牢大学生理性爱国的内在思想基础；通过有效管控,强化大学生理性爱国的外在行为约束。制度是人类特有而又重要的社会现象,制度发展的常态体现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产生了矛盾,形成了制度短缺,因此,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便成为伴随社会发展变革必不可少的内容。教育制度亦如此,它并不总是与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的需求相匹配,总有过时之日。如果不改革创新,不仅会阻碍教育进步,而且会引发教育冲突,危害高校稳定。第四章首先在阐释创新、制度创新、教育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概述了制度创新理论。其次,从退学制度出发,阐明了对我国高校现有退学制度创新的必要性。认为,它对高校稳定产生了巨大压力、对高校人才培养具有明显负面影响、其滞后淘汰造成退学成本的高企、对学生受教育权的剥夺招致“诉讼”不断。再次,提出了超越现有退学制的创新举措——“减压式转学”,并分析了其理论基础、美国高校“反向转学”的启示、“减压式转学”的特点和优点。最后,探讨了“减压式转学”实施的支撑条件。认为,“减压式转学”制需要明确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以高校客观存在的层级和类别之分为前提、校际之间需要密切合作、要帮助“减压式转学”的学生选择学校和专业、必须形成社会合力。科学稳定观的实质是一种可持续的法治型稳定观。第五章论述了高校稳定需优化的八大机制：一、诉求表达机制。冲突有“安全阀”作用,建立合理的诉求表达机制,有利于维稳。高校涉稳事件多与师生诉求受阻有关,要建立多元诉求表达方式,这是由高等教育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表达内容的多样性决定的。二、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既具经济意义,又具社会稳定价值。缺乏利益驱动机制的社会,不可能快速发展；而缺乏利益协调机制的社会,则难持续发展。当前,高校正在深化综合改革,利益分配是否公正合理,与高校稳定呈正相关。三、沟通疏导机制。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其低度存在并不影响社会整体稳定。但若不能及时化解,就可能危害社会稳定。因此,高校要建立完善的沟通疏导机制,及时回应师生诉求。四、风险预警机制。它是对高校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校园秩序的苗头性和隐患性因素的积极预警,以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或减缓危害的机制。事物发展总有规律可循,这为预警提供了依据。高校稳定预警主要包括信息收集、风险评估、风险化解和监控反馈四个方面。五、舆情管控机制。舆论监督是民众知情权、批评权、监督权的满足,也是媒体社会职责。然而,它应有纯正动机和正确导向,不能恶意炒作。当代社会是现实与虚拟并存的二元社会,虚拟社会建设和网络管理既是维稳长效机制的重要场域,也是维稳的重要手段。因舆论引导机制的不健全,公众对高教改革误解颇多。因此,加强高校信息监控与舆情引导至关重要。六、危机应急机制。它与预警机制各有侧重,前者重具体操作,后者重宏观识别；前者重战役实效,后者重战略判断；前者重适时控制,后者重前期预防。高校需要制定有效且可操作的危机处置应急预案,做好思想、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以便沉着应对。七、队伍建设机制。辅导员是高校稳定工作最重要的队伍之一。首先,其维稳地位有“三依据”；其二,其维稳履责有“三难”；其三,其更好履责需“三明确”。八、民主参与机制。参与民主理论提出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后期则发展为协商民主理论。将协商民主应用于高校民主管理,是高校管理的现实需要。高校师生受教育程度高,既有民主参与意识,也有民主参与能力。高校民主参与应体现：主体的广泛性、事务的公开性、议题的价值性、过程的论辩性、形式的多样性和进程的适度性。
胡剑[7]（20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很多国家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本国的文化发展思想,制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发展制度。本文梳理了中外文化发展制度的历史演进,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思想,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化制度的概况、特点。鸦片战争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制度总体呈现过渡性的特点。本文分析了在这段时期的文化发展制度的概况和特点。笔者认为,虽然与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当代美国、日本、法国的具体的文化发展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有借鉴价值。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化对立和文化异化进行了揭露,阐述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列宁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付诸于实践,并在火热的文化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是亮点纷呈。本论文对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化建设做出的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采取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作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探索。本文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和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这些制度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本论文的后五章主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内容和途径。本文认为亟需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划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评估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反馈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障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制度。本论文在这五个制度层面分别从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的改革三个层次展开讨论。结合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拓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面临的新情况、新局面、新因素,本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反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具体制度的改革进行探索。
宗益祥[8]（2014）在《作为游戏的传播—威廉·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威廉斯蒂芬森是出生于英国的美籍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兼传播学家。他青年时代的主要研究兴趣在物理学领域，但正是由于量子物理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他逐步将研究兴趣从物理学领域转向了研究人类主观心理世界的心理学领域，这是其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向；斯蒂芬森于1935年在《自然》杂志上宣布发现了一种可将人类主观性进行操作性测量的Q方法的诞生，而一场围绕心理研究方法的论争却因为二战的爆发而被迫搁浅；战后，斯蒂芬森以英军驻印度准将的身份光荣退役并在英国学界有过短暂地复归，但复归不久他便渡海赴美，加盟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也就是在芝加哥他出版了令其威名远播的《行为研究：Q技术及其方法论》；7年后，斯蒂芬森却选择弃学从商，加盟了一家广告公司并担任广告研究总监，尽管他在广告界硕果累累，但不久他又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特聘教授身份在学界复出，而这次复出便成为其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从心理学界转向传播学界。1958年，斯蒂芬森初入传播学界就对主流学界死盯着宏大的媒介效果研究不放表示质疑，他对于学界忽略娱乐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也困惑不解。鉴于此，随后斯蒂芬森针对这一缺陷相继在《新闻阅读的鲁登尼克理论》一文及《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在斯蒂芬森看来，与其将媒介视作功利性的工具，倒不如将它视作是自我取悦的玩具。他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一方面，游戏理论的灵感来源于荷兰学者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赫伊津哈推崇“游戏人”，借“游戏人”反对近代以来“理性人”与“工具人”对于人类游戏精神的压抑。斯蒂芬森从赫氏的作品中汲取了一种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及人本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研究视角，他借“游戏”彰显大众在面对媒介时的主动性、个体性、自由性，以及在使用媒介过程之中获得的传播快乐；另一方面，Q方法作为心理学界的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革命，该方法本身既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也可以视作一种理论，Q方法是一种科学地研究人类主观心理体验的革命性方法，它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统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它是对于传统“因素分析”方法的重要发展，它的特点就是尤其强调人类的主观性与个体性在科学研究之中的价值。从本质上而言，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是一种反对主流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科学人本主义范式”。如果我们再结合目前登陆中国传播学界不久的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来看，我们也可以将斯蒂芬森的游戏论称之为“传播游戏观”，更进一步而言，既然仪式即文化，而游戏又孕育文化，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将詹姆斯·凯瑞与威廉·斯蒂芬森的传播思想合二为一，统称为传播学研究的“新人本主义范式”，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将阐释方法与Q方法充分结合起来。如果说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有点儿“不合时宜”的话，那么在网络时代滚滚来袭的今天，个性化、点对点、互动式的新媒介方式的涌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学的理论及现实语境。今天，我们重新发掘斯蒂芬森及其游戏理论无疑可以对传播学研究正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及方法启示。
傅莉莉[9]（2013）在《网络问政对公民参与的影响 ——以奥一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参与到政府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管理过程当中。网络问政由此产生，成为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公民参与的一种新形式。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公民参与形式，留言版型网络问政和专题型网络问政各适用于什么范围、什么深度的公民参与成了当今中国政府部门在中国公民参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深思和回应的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以奥一网的网络问政平台为实例，通过分析在这一平台上网络问政留言板和民间智库的专题活动，研究这两者的运作模式有何不同，各有什么特点，在公民参与中有什么功能等问题。在结合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问政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反思，对网络问政形式在公民参与中的适用性作出划分，并对现阶段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宋达[10]（2013）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文中提出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甚至出现数次危机，但之后都能化险为夷，最终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迄今为止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显着的规律。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和“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把握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逐渐确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并依仗其实力掌握着中美关系变化的主动性。因此，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有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本文试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找到导致这一规律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其决策层是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关键。本文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冷战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四任六届政府决策层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包括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和政治图式（political schema），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心理因素这一微观层次上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冷战后历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信念体系包括其主要成员（总统、副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副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驻华大使等）的成长历程、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职业生涯、政治思想和对华观点等，这是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采用建立在信息加工基础上的第二代认知结构理论——政治图式理论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心理因素。图式是指“反映现实世界某些方面、围绕特定主题组织人们知识和设想并有助于理解和处理社会信息的一种心理框架或结构”。笔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是“美国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利益”、“美国安全利益”和“美国价值观”四位一体组合构成的心理框架结构（老布什政府是除“美国安全利益”之外的三位一体组合）。历任决策层根据自身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对大量的涉及中国的信息进行加工，这些信息以中美互动关系（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经贸关系、台湾问题等）为核心，以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基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大国关系和全球问题等），同时受到美国国内因素（外交决策机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等）和第三方因素（如美国的盟国、敌视国、国际突发事件等）的影响。涉华信息首先以表征（representation）的形式存在于决策层的大脑中。表征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与决策层既有的对华政策的政治图式相互作用。美国决策层以其政治图式作为干预变量，对所得到的表征进行加工，使其所做出的任何对华政策都符合其既有的政治图式；如果在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有与政治图式不符之处，决策层用其政治图式重新检验并修正该政策，直至最终做出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并付诸实践。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冷战后美国四任六届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找到其异同点尤其是共性，从微观层次上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美政策。笔者发现，冷战后美国四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均包括三个方面：美国战略目标（维护霸权）、美国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经济霸权、发展国内经济等）和美国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增加了美国安全利益（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全球性问题等）的内容。相同点是“美国战略目标”在所有政治图式中都处于支配地位。其不同点是：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互动关系（尤其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加之两党传统信念体系的不同，“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安全利益”在维护其战略目标时的相对地位和优先次序有所调整，三者或四者由此形成以战略目标为支配地位的不同的关系组合。同时，历届政府决策层和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和相互妥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修正了对华政策，表现在前三任政府的对华政策都由上任之初的对立或竞争转向后期的接触与合作。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避免了前三任的这种政策失误，但其第一届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有矫枉过正之势。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防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挑战其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从未放弃向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历任决策层尤其是其中的强硬派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价值观普世性上存在认知偏差。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意图，但有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世界主导性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霸权竞争和取代关系，而是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很多国家与民族并不适用。美国决策层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即“战略互疑”呈上升趋势。中国制定对美政策时，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实质，同时避免自己对美国的认知偏差。让美国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体现在中国对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宣传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沟通增进互信，从心理上矫正美国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在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上形成共识。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应从根本问题上、长远发展和当前关系处理三个方面处理好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相互尊重；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强化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减少对双方不利的竞争和不必要的摩擦；当前应着重管控分歧，考虑和照顾对方的需求和关切，彼此妥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中国应和美国共同努力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并积极推动与美国构建更加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听证会两种观点大碰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听证会两种观点大碰撞（论文提纲范文）
（1）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 |
| 第一节 反文化运动的生成崛起 |
| 一、正统美国文化的嬗变 |
| 二、反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 |
| 第二节 反文化运动的表现形式 |
| 一、摇滚乐 |
| 二、性革命 |
| 三、吸食毒品 |
| 第三节 反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 |
| 一、积极性:推动社会变革 |
| 二、消极性:造成社会痼疾 |
| 第二章 “垮掉的一代”运动与金斯伯格反文化意识 |
| 第一节 “垮掉的一代”产生的背景及特征 |
| 一、“垮掉的一代”的产生 |
| 二、“垮掉的一代”的特征 |
| 第二节 金斯伯格的反文化意识 |
| 一、倡导吸毒与性自由 |
| 二、反对战争倡导和平 |
| 三、寻求宗教精神突围 |
| 第三节 金斯伯格反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影响 |
| 一、金斯伯格反文化思想形成的原因 |
| 二、金斯伯格对“垮掉的一代”的影响 |
| 第三章 金斯伯格的创作与宏大叙事的颠覆 |
| 第一节 金斯伯格的创作对宏大叙事内容的消解 |
| 一、对主流意识和价值标准的否定 |
| 二、对霸权主义和政治高压的批判 |
| 三、对传统性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抗争 |
| 第二节 金斯伯格的创作对宏大叙事艺术的推翻 |
| 一、采用以呼吸为单位的长句 |
| 二、提倡“一切语言皆可以入诗” |
| 三、为“真实”进行艺术创新 |
| 四、建构“真实”的美学主张 |
| 第四章 金斯伯格诗歌形式的自由与叛逆 |
| 第一节 “狂欢化”的语言 |
| 一、谩骂与脏话 |
| 二、讽刺和嘲笑 |
| 三、语言的“舞蹈” |
| 第二节 碎片与拼贴 |
| 一、碎片化写作 |
| 二、拼贴的方法 |
| 第三节 爵士乐风格 |
| 一、即兴性 |
| 二、吟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论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状况及综述 |
| （二）研究趋势及不足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结构与创新 |
| （一）逻辑结构 |
| （二）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一章 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理论依据 |
| 一、从人学理论厘析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人学质性 |
| （一）寝室场域文化中人的存在 |
| （二）寝室场域文化中人的本质 |
| （三）寝室场域文化中人的发展 |
| 二、从场域理论判析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场域属性 |
| （一）皮埃尔.布尔迪厄及其“场域理论”概述 |
| （二）大学生与寝室场域存在的客观性关系 |
| （三）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表征场域文化的属性 |
| 三、从空间理论解析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空间属性 |
| （一）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空间实践 |
| （二）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空间的表征 |
| （三）表征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空间 |
| 注释 |
| 第二章 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理论涵义 |
| 一、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理论涵义 |
| （一）“大学生”界说 |
| （二）“寝室”的诠释 |
| （三）“场域”的阐释 |
| （四）“文化”的考证 |
| （五）“大学文化”的解读 |
| （六）“寝室文化”的勘定 |
| （七）“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界定 |
| 二、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
| （一）主体性 |
| （二）情感性 |
| （三）动态性 |
| （四）断裂性 |
| 三、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层面结构 |
| （一）两型论 |
| （二）四段论 |
| （三）四元论 |
| 四、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主要功能 |
| （一）正向功能 |
| （二）负向功能 |
| 注释 |
| 第三章 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一、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一）清末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经验（1895-1949） |
| （二）新中国成立至寝室文化概念确立的历史经验（1949-1986） |
| （三）寝室文化概念确立至书院制探索的历史经验（1986-2005） |
| （四）中国当代新型书院制改革探索的历史经验（2005-） |
| 二、港澳台地区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一）香港地区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二）澳门地区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三）台湾地区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三、欧美俄日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国际经验 |
| （一）校内住宿制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模式的建设经验 |
| （二）校外租房制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模式的管理经验 |
| （三）住宿学院制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模式的育人经验 |
| 注释 |
| 第四章 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现实考察 |
| 一、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建设成就 |
| （一）从“寝居”到“宜居”:大学生寝室物质条件基本满足需求 |
| （二）从“人治”到“法治”:大学生寝室制度治理有效保障人权 |
| （三）从“修治”到“修身”:大学生寝室行为方式日趋文明有礼 |
| （四）从“单调”到“复调”:大学生寝室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
| 二、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弊端症状 |
| （一）人本理念淡化 |
| （二）人格培育弱化 |
| （三）人性属性异化 |
| 三、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弊端探因 |
| （一）意义世界与物理空间的疏离 |
|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割裂 |
| （三）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的悖论 |
| 注释 |
| 第五章 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范式重构 |
| 一、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人学重构的范式转换 |
| （一）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范式重构的目标 |
| （二）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范式重构的维度 |
| 二、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人学重构的范式向度 |
| （一）涵化“完整的人”：从寝居之所到育人空间 |
| （二）濡化“主体的人”：从惯习模式到能动实践 |
| （三）育化“和谐的人”：从个体适应到群体发展 |
| （四）内化“自由的人”：从规训奴役到人性解放 |
| （五）睿化“文化的人”：从工具理性到主体自觉 |
| 三、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人学重构的基本原则 |
| （一）人本性原则 |
| （二）育人性原则 |
| （三）主体性原则 |
| （四）生态性原则 |
| （五）创新性原则 |
| （六）实践性原则 |
| （七）渐进性原则 |
| （八）多元化原则 |
| 四、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人学重构的主体内容 |
| （一）重构物质文化：创设以人为本的寝室环境 |
| （二）重构制度文化：创立学生满意的服务机制 |
| （三）重构行为文化：创建和谐友爱的惯习模式 |
| （四）重构精神文化：创造诗意栖居的文化家园 |
| 五、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人学重构的实践路径 |
| （一）以乐群慎独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个体的生活态度 |
| （二）以涵育共生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群体的生活品格 |
| （三）以家国尚和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群体的生活空间 |
| 注释 |
| 第六章 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人学启示 |
| 一、以人为本：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价值向度 |
| （一）学生优先的价值取向 |
| （二）人本服务的价值导向 |
| （三）人文关怀的价值定向 |
| 二、主体自觉：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实践维度 |
| （一）自觉探寻存在的意义 |
| （二）自觉追求人格的健全 |
| （三）自觉彰显人文的价值 |
| 三、全面发展：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理想高度 |
|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实践人学的价值意蕴 |
|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价值目标 |
|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大学场域文化的价值追求 |
| 四、融洽互助：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和谐程度 |
| （一）和而不同，实现场域关系和谐 |
| （二）互助共生，实现场域发展和谐 |
| （三）美美与共，实现场域文化和谐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战略思想家 |
| 第一节 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
| 第二节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勃兴 |
| 第三节 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国际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乔治·凯南与"遏制"战略 |
| 第一节 二战结束初期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遏制"战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凯南与"遏制"战略的演化 |
| 第四节 对"遏制"战略的批判及其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保罗·尼采与"全面遏制"战略 |
| 第一节 遏制战略深化的背景 |
| 第二节 尼采的战略素养 |
| 第三节 尼采对全面遏制战略的推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辛格与"缓和"战略 |
| 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缓和战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基辛格的战略素养 |
| 第四节 缓和战略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影响 |
| 第五节 对缓和战略的评判 |
| 小结 |
| 第六章 布热津斯基与"全面缓和"战略 |
| 第一节 缓和政策的深化 |
| 第二节 布热津斯基的战略素养 |
| 第三节 布热津斯基地缘战略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
| 第四节 布热津斯基对中国认识的历史演变 |
|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战略思想与决策的互动 |
| 第二节 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的需求与时代的回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乔治·凯南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保罗·尼采大事年表 |
| 附录三 亨利·基辛格大事年表 |
| 附录四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事年表 |
| 附录五 发表的相关论文 |
| 后记 |
（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比较 |
| (一)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共通之处 |
| 1. 承认社会的多元性 |
| 2. 维护利益的公共性 |
| 3. 促进决策的合法性 |
| (二)中西方协商民主的相异之处 |
| 1. 文化背景与目标绩效不同 |
| 2. 协商主体与实践路径不同 |
| 3. 程序范式与制度体系不同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
| (一)群众基础广泛———中国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 |
| (二)价值定位明确———中国协商民主始终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政治使命 |
| (三)制度特色突出———中国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紧密关联 |
| (四)主导力量强大———中国协商民主始终由执政党坚定倡导与推动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缺失 |
| (一)效果分析:聚合民意多于公共理性,民主程度打折 |
| (二)维度分析:协商广泛性较难保证,精英协商明显 |
| (三)动力分析:协商主体主动性不足,被动协商较多 |
| (四)条件分析:基层协商受限因素较多,容易流于形式 |
| 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长路径优化尝试 |
| (一)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协商民主提供制度性保障 |
| (二)构建宽松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为协商民主提供良性成长土壤 |
| (三)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为协商民主提供智力基础保证 |
| (四)打造融合性多视角媒体平台,为协商民主构造健康的社会氛围 |
（5）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意义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的意义 |
|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
| 二、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方式转变 |
| 三、有利于学生和家长相互了解 |
|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
| 五、有利于缓解青春期紧张的亲子关系 |
| 第三章 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的设计 |
| 一、教材中适合设计亲子作业的内容 |
| 二、亲子作业目标设计 |
| 三、亲子作业内容设计 |
| 四、亲子作业形式设计 |
| 第四章 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的评价 |
| 一、区别学生层次进行针对性评价 |
| 二、树立学生自信使用鼓励性评价 |
| 三、促进全面发展实行多样性评价 |
| 四、注重能力培养采用过程性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多维视域中的高校稳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理论价值 |
| (二) 实践意义 |
| 三、相关概念及其关系 |
| (一) 相关概念 |
| (二) 相关关系 |
| 四、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 国内研究状况 |
| (二) 国外研究状况 |
| (三) 主要存在问题 |
| 五、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
| 六、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高校稳定问题认知的哲学基础 |
| 一、高校稳定中的对立统一规律 |
| (一) “静态与动态”的关系 |
| (二) “维稳与维权”的关系 |
| (三) “对抗与对话”的关系 |
| (四)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五) “孤立与关联”的关系 |
| (六) “预防与善后”的关系 |
| 二、高校稳定中的质量互变规律 |
| (一) “渐进性与突发性”的关系 |
| (二)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
| (三) “过敏与迟钝”的关系 |
| (四) “长效与应急”的关系 |
| 第二章 社会风险与高校稳定 |
| 一、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 |
| (一) “风险”及其内涵 |
| (二) “风险社会”及其特征 |
| (三) “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 |
| 二、高校风险及其特征 |
| (一) 我国高校面临的风险 |
| (二) 我国高校风险的特征 |
| 三、风险教育对维护高校稳定的意义 |
| (一) 风险意识与应对能力是高校师生的必备素质 |
| (二) 加强风险教育是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客观要求 |
| (三) 风险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
| (四) 强化大学生风险教育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
| 四、高校风险的有效应对 |
| (一) 高校组织性风险的应对 |
| (二) 高校个体性风险的应对 |
| 第三章 理性爱国与高校稳定 |
| 一、大学生非理性爱国行为分析——以新世纪以来涉日游行为例 |
| (一) 违法与失序：大学生涉日游行非理性行为之表现 |
| (二) 组织化缺失：爱国游行违法失序之主因 |
| 二、大学生理性爱国的本质要求和关键措施 |
| (一)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大学生理性爱国的本质要求 |
| (二) 规范化与组织化：大学生理性爱国的关键措施 |
| 三、大学生理性爱国实现的基本路径 |
| (一) 主体复位：将大学生爱国行为纳入组织化轨道 |
| (二) 教育引导：筑牢大学生理性爱国的内在思想基础 |
| (三) 有效管控：强化大学生理性爱国的外在行为约束 |
| 第四章 制度创新与高校稳定 |
| 一、制度创新理论的概述 |
| (一) 创新与制度创新 |
| (二) 教育制度创新 |
| 二、高校退学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
| (一) 现有退学制度对高校稳定产生了巨大压力 |
| (二) 现有退学制度对高校人才培养具有明显负面影响 |
| (三) 现有退学制度的滞后淘汰造成退学成本的高企 |
| (四) 现有退学制度对学生受教育权的剥夺招致“诉讼”不断 |
| 三、“减压式转学”：对现有退学制的创新与超越 |
| (一) “减压式转学”的理论基础 |
| (二) 美国高校“反向转学”制的启示 |
| (三) “减压式转学”制的特点和优点 |
| 四、“减压式转学”制实施的支撑条件 |
| (一) “减压式转学”制需要明确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
| (二) “减压式转学”制以高校存在层级、类别之分为前提 |
| (三) 校际之间需要密切合作 |
| (四) 帮助“减压式转学”的学生选择学校和专业 |
| (五) 必须形成社会合力 |
| 第五章 机制优化与高校稳定 |
| 一、诉求表达机制 |
| (一) 师生诉求表达机制的“安全阀”作用 |
| (二) 完善与疏通师生诉求表达的渠道 |
| (三) 多元化师生诉求表达方式的建立 |
| 二、利益分配机制 |
| (一) 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重要维稳价值 |
| (二) 当前高校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 优化高校利益分配机制的举措 |
| 三、沟通疏导机制 |
| (一) 沟通疏导机制对高校稳定的重要价值 |
| (二) 高校稳定工作中沟通疏导机制的主要缺失 |
| (三) 强化高校稳定工作中沟通疏导机制的举措 |
| 四、风险预警机制 |
| (一) 信息收集 |
| (二) 风险评估 |
| (三) 风险化解 |
| (四) 监控反馈 |
| 五、舆情管控机制 |
| (一) 舆情管控机制对高校稳定的重要价值 |
| (二) 高校维稳必须重视网络舆情的管控 |
| (三) 高校舆情管控需要强化载体、队伍与技术建设 |
| 六、危机应急机制 |
| (一) 危机应急预案是高校稳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
| (二) 危机事件的应急需要建立分级响应机制 |
| (三) 必须处理好“应急”与“预防”的关系 |
| 七、队伍建设机制 |
| (一) 辅导员在高校稳定中的地位有“三依据” |
| (二) 辅导员履行高校维稳职责有“三难” |
| (三) 辅导员更好履行高校维稳职责需“三明确” |
| 八、民主参与机制 |
| (一) 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
| (二) 参与事务的公开性 |
| (三) 参与议题的价值性 |
| (四) 决策过程的论辩性 |
| (五) 参与形式的多样性 |
| (六) 参与进程的适度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目的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选题研究述评 |
| 1.2.1 研究概况 |
| 1.2.2 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综述总结 |
|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本选题的创新点 |
| 1.3.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2 本选题的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中外文化制度的概况及其借鉴 |
| 2.1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 |
| 2.1.1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思想 |
| 2.1.2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概况 |
| 2.1.3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制度的特点 |
| 2.2 鸦片战争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制度 |
| 2.2.1 鸦片战争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制度概况 |
| 2.2.2 鸦片战争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制度的特点 |
| 2.3 当代西方文化发展制度概况 |
| 2.3.1 美国文化发展制度概况 |
| 2.3.2 日本文化发展制度概况 |
| 2.3.3 法国文化发展制度概况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化发展制度思想 |
| 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发展制度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2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特征 |
| 3.1.3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3.2 列宁的文化发展制度思想 |
| 3.2.1 列宁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2.2 列宁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特征 |
| 3.2.3 列宁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的建立 |
| 4.1 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 |
| 4.1.1 广泛参与型文化发展主体制度的建立历程 |
| 4.1.2 文化发展主体制度的特点 |
| 4.1.3 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的意义 |
| 4.1.4 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的作用 |
| 4.2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 |
| 4.2.1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的建立历程 |
| 4.2.2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的特点 |
| 4.2.3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的意义 |
| 4.2.4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的作用 |
| 4.3 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 |
| 4.3.1 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的建立历程 |
| 4.3.2 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的特点 |
| 4.3.3 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的意义 |
| 4.3.4 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的作用 |
| 4.4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 |
| 4.4.0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的建立历程 |
| 4.4.1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的特点 |
| 4.4.2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的意义 |
| 4.4.3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的作用 |
| 4.5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 |
| 4.5.1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的建立历程 |
| 4.5.2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的特点 |
| 4.5.3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的意义 |
| 4.5.4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的作用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划制度 |
| 5.1 文化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 |
| 5.1.1 文化多样互补论 |
| 5.1.2 文化发展系统论 |
| 5.1.3 文化生态学理论 |
| 5.1.4 马克思主义自觉规划理论 |
| 5.2 文化发展规划原则 |
| 5.2.1 全面性和整体性原则 |
| 5.2.2 统筹性和层次性原则 |
| 5.2.3 可持续性原则 |
| 5.2.4 公众参与原则 |
| 5.2.5 安全规划原则 |
| 5.3 文化发展规划具体制度的改革 |
| 5.3.1 调查研究制度 |
| 5.3.2 专家论证制度 |
| 5.3.3 发展试点制度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评估制度 |
| 6.1 文化发展评估的理论基础 |
| 6.1.1 全面发展理论 |
| 6.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6.1.3 生活质量理论 |
| 6.1.4 和谐发展理论 |
| 6.2 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6.2.1 评估指标系统化原则 |
| 6.2.2 评估指标科学性原则 |
| 6.2.3 定性与定量结合原则 |
| 6.2.4 双向指标相结合原则 |
| 6.2.5 评估主体多样化原则 |
| 6.3 公共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1 公共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的选取 |
| 6.3.2 公共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二级指标的选取 |
| 6.3.3 公共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三级指标的选取 |
| 6.4 文化发展评估具体制度的改革 |
| 6.4.1 可行性评估制度 |
| 6.4.2 阶段性评估制度 |
| 6.4.3 成果检验验收制度 |
| 第7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反馈制度 |
| 7.1 文化发展反馈的理论基础 |
| 7.1.1 受众理论 |
| 7.1.2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 |
| 7.1.3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
| 7.1.4 系统学控制理论 |
| 7.1.5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 |
| 7.1.6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 |
| 7.2 文化发展反馈原则 |
| 7.2.1 及时反馈原则 |
| 7.2.2 双向反馈原则 |
| 7.2.3 动态反馈原则 |
| 7.3 文化发展反馈具体制度的改革 |
| 7.3.1 三重双向反馈制度 |
| 7.3.2 文化意见领袖联络机制 |
| 7.3.3 完善文化信息双向交流制度 |
| 第8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障制度 |
| 8.1 文化发展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 |
| 8.1.1 文化冲突理论 |
| 8.1.2 文化安全理论 |
| 8.1.3 文化主权理论 |
| 8.1.4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 8.2 文化发展保障原则 |
| 8.2.1 公平与正义相结合原则 |
| 8.2.2 物质层面保护与精神层面保护相结合原则 |
| 8.2.3 文化保障与其他保障相结合原则 |
| 8.2.4 党的保障与其他保障相结合原则 |
| 8.3 文化发展保障具体制度的改革 |
| 8.3.1 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
| 8.3.2 文化生态安全保障制度 |
| 8.3.3 意识形态安全保护制度 |
| 8.3.4 少数民族文化特别保障制度 |
| 8.3.5 文化立法保障相关制度 |
| 第9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制度 |
| 9.1 文化促进的理论基础 |
| 9.1.1 文化软实力理论 |
| 9.1.2 协同发展理论 |
| 9.1.3 协调发展理论 |
| 9.1.4 以人为本理论 |
| 9.2 文化发展促进原则 |
| 9.2.1 促进与促稳相结合原则 |
| 9.2.2 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 |
| 9.3 文化发展促进制度的改革 |
| 9.3.1 小微文化企业培育制度 |
| 9.3.2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制度 |
| 9.3.3 国家文化形象工程助推制度 |
| 9.3.4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助推制度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 主要着作文献资料 |
| (二) 主要博硕学位论文资料 |
| (三) 主要期刊论文资料 |
| (四) 主要报纸 |
| (五) 主要网络资料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8）作为游戏的传播—威廉·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一） 研究的时代背景 |
| （二） 研究的理论背景 |
| 1.“信息人”的棒喝 |
| 2.“仪式人”的登陆 |
| 3.“游戏人”的邂逅 |
| 二、 研究方法、目标与研究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目标 |
| （三）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难点、创新及不足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 |
| （三） 研究不足 |
| 四、 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人物生平与学术生涯概览 |
| （一） 早年生涯：物理学跨入心理学的第一次转向 |
| （二） 心理研究：对“自我意识”概念的高度重视 |
| （三） 二战爆发：投笔从戎与渡海赴美 |
| （四） 中年插曲：弃学从商与再返学界 |
| （五） 晚年生涯：二次退休与笔根不辍 |
| 二、 “游戏”：传播游戏理论的核心概念 |
| （一） 中西历史文化中的“游戏”概念 |
| （二） “游戏的人”：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研究 |
| 三、 作为游戏的传播：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 |
| （一） 研究背景：初入传播学界的“困惑” |
| 1. 对主流研究者忽略“娱乐”问题的质疑态度 |
| 2. 对传播批判主义者批判“娱乐”问题的批判态度 |
| （二） 研究原则：一种主观主义的立场 |
| 1. 划开传播信息理论的“黑箱”：伸张主观主义 |
| 2. 批判施拉姆的大众媒介观：一种“主观游戏”的立场 |
| （三） 研究原理：几组重要的研究假设 |
| 1. “社会控制”与“选择性会聚” |
| 2.“游戏”与“工作” |
| 3. “工作性传播”与“游戏性传播” |
| 4. “传播乐趣”与“传播痛苦” |
| （1）基本含义 |
| （2）对施拉姆的“乐趣”理论的批判 |
| 5. “自己”与“自我” |
| 6. “大众”与“公众” |
| 7. 原始传播 |
| 8. 总结及其它 |
| 四、 Q 方法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科学基石 |
| （一） Q 方法论之历史与现状 |
| （二） Q 方法论之理论渊源 |
| 1.量子物理学：“互补性”原理的深刻影响 |
| 2.格式塔心理学：“整体性”原理的重大影响 |
| （三） Q 方法论与 R 方法论之特性比较：对立与统一 |
| （四） Q 方法论之实用举隅：以“斯多夫的研究”为例证 |
| 1. “斯多夫的研究”：对“假设-演绎”的 R 方法案例之批判 |
| 2. Q 方法之“操作主观性”流程：对“斯多夫的研究”之颠覆 |
| （1）搜集 Q 母体（Q-population） |
| （2）建立 Q 样本（Q-sample） |
| （3）选取 P 样本（P-sample） |
| （4）进行 Q 分类（Q-sort） |
| （5）进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
| （6）进行因素解释（Interpretation of Factor） |
| （五） Q 方法论与传播研究：一个方法论的进步 |
| 五、 传播学的想象力：游戏理论视域下的传播学范式革命 |
| （一） 来自“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传学范式批判 |
| （二） 来自“传播学的想象力”的传学范式重构 |
| 1. 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之再思考 |
| 2. 重返芝加哥学派：一种“返本开新”式的传学追寻 |
| 3. 作为文化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再思考 |
| 4. 回归自由的人性：传播游戏理论视域下的科学人本主义范式 |
| （1）“以人为主体”：心理学研究的科学人本主义范式再思考 |
| （2）“游戏即人性”：传播学研究的科学人本主义范式再发掘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阶段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1《新闻阅读鲁登尼克理论》参考译文 |
| 附录 2 威廉·斯蒂芬森讲授游戏论珍贵照片 |
| 附录 3 斯蒂文·布朗为斯蒂芬森所写的回顾 |
| 附录 4 《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主目录 |
| 附录 5 威廉·斯蒂芬森的部分着作目录一览 |
（9）网络问政对公民参与的影响 ——以奥一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文献回顾 |
| 二、国内文献回顾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案例对比法 |
| 二、内容分析法 |
| 第三章 基于奥一网的三个案例 |
| 第一节 留言版型网络问政形式 |
| 一、留言版型网络问政雏形之“话题列表” |
| 二、省委办网友问题交办会 |
| 第二节 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群众论坛 |
| 一、群众论坛举行方式 |
| 二、群众论坛讨论内容 |
| 第四章 网络问政两种方式的特点比较 |
| 第一节 留言版型和专题型网络问政形式的特点对比分析 |
| 一、留言版型网络问政 |
| 二、专题型网络问政之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群众论坛 |
| 第二节 留言版型和专题型网络问政形式的缺陷 |
| 一、“话题列表”平台的缺陷 |
| 二、省委办网友交办会的缺陷 |
| 三、群众论坛的缺陷 |
| 第三节 留言版型和专题型网络问政在公民参与过程中的功能 |
| 一、“话题列表”平台的功能 |
| 二、省委办网友交办会的功能 |
| 三、群众论坛的功能 |
| 第四节 留言版型和专题型网络问政的差异 |
| 一、涉及问题层面不同 |
| 二、网民参与到政府部门管理活动的形式不同 |
| 三、网民在三个不同的版块中所起作用不同 |
| 四、政府与公民互动性强弱不同 |
| 第五章 网络问政对公民参与的反思与优化 |
| 第一节 中国式网络问政 |
| 一、中国式网络问政的特点 |
| 二、网络问政对政府和公民参与主体影响的双面性 |
| 第二节 网络问政形式对公民参与的适用性思考 |
| 一、留言版型网络问政的适用性 |
| 二、专题型网络问政的适用性 |
| 第三节 网络问政克服中国公民参与困境 |
| 一、弥补制度上的缺失 |
| 二、有效解决政府层面的参与成本问题 |
| 三、提高公民意识 |
| 第四节 中国式网络问政现阶段存在问题 |
| 一、政府对网民民意的回应机制不健全 |
| 二、技术方面的局限性 |
| 第五节 如何更好运用网络促进公民参与 |
| 一、建立良好的政府回应机制 |
| 二、加强技术方面的投入 |
| 三、完善网民的表达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本研究存在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五、 论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认知结构分析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认知分析法 |
| 一、 国际政治中的研究层次问题 |
| 二、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 |
| 第二节 认知结构与外交决策的关系 |
| 一、 外交决策的概念和模式 |
| 二、 国际政治分析中的认知结构 |
| 第三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结构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
| 一、 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 |
| 二、 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及其认知结构 |
| 第二章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以压促变”与“接触防范” |
| 第一节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及其信念体系 |
| 一、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分析 |
| 二、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信念体系：务实保守主义 |
| 第二节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分析 |
| 一、 布什政府涉华信息及其决策层表征 |
| 二、 布什政府决策层政治图式：为实现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北京风波影响下维护中美经贸关系 |
| 第三节 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从制裁施压走向有限接触（1989.01-1993.01） |
| 一、 充满期待阶段（北京风波发生之前） |
| 二、 制裁施压而不孤立阶段（北京风波—1991 年） |
| 三、 接触防范阶段（1991 年—任期结束） |
| 第三章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人权外交”与“全面接触” |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及其信念体系 |
| 一、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分析 |
| 二、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信念体系：保守自由主义 |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分析 |
| 一、 克林顿政府涉华信息及其决策层表征 |
| 二、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为谋求美国独霸全球的地位，对华在“人权”上施压，在经贸、安全领域合作与防范 |
| 第三节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从人权外交到战略伙伴（1993.01-2001.01） |
| 一、 美国对华人权外交阶段：（任期开始-1996 年） |
| 二、 美国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接触与遏制并存（1996 年-任期结束） |
| 第四章 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反恐防扩，借重中国 |
| 第一节 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及其信念体系 |
| 一、 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分析 |
| 二、 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信念体系：新保守主义 |
| 第二节 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分析 |
| 一、 小布什政府涉华信息及其决策层表征 |
| 二、 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 为实现全球反恐的胜利，在经济与安全领域与中国合作，强调价值观目标 |
| 第三节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从战略竞争到建设性合作和利益攸关方（2001.01-2009.01） |
| 一、 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9·11 事件前） |
| 二、 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合作者（9·11 事件—2005 年） |
| 三、 美国视中国为利益攸关方（2005 年—任期结束） |
| 第五章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应对金融危机，战略再平衡 |
|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决策层及其信念体系 |
| 一、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决策层分析 |
| 二、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决策层信念体系：实用自由主义 |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分析 |
| 一、 奥巴马第一任期涉华信息及其决策层表征 |
| 二、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为重振美国霸权，通过中美经济、安全合作与竞争发展美国、制衡中国，不放弃价值观目标 |
| 第三节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对华政策：合作与制衡（2009.01-2013.01） |
| 一、 与中国的合作的一面 |
| 二、 加强制衡中国的一面 |
| 第六章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结构与美国对华政策评析 |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四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认知结构的比较分析 |
| 一、 冷战后四任政府决策层信念体系比较分析 |
| 二、 冷战后四任政府决策层政治图式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的顺应与对华政策评析 |
| 一、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的顺应 |
| 二、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评析 |
| 第七章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及中国的应对 |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及对中国的启示 |
| 一、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偏差 |
| 二、 美国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之策：提倡并推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
| 一、 中国提倡“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及其涵义 |
| 二、 积极推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听证会两种观点大碰撞（论文参考文献）
- [1]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D]. 李颖娜.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2]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研究[D]. 马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5)
- [3]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与路径优化[J]. 吴卫卫.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6(06)
- [5]初中思想品德课亲子作业研究[D]. 钱敏.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6]多维视域中的高校稳定问题研究[D]. 徐家庆. 山东大学, 2015(04)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D]. 胡剑.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3)
- [8]作为游戏的传播—威廉·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研究[D]. 宗益祥.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9]网络问政对公民参与的影响 ——以奥一网为例[D]. 傅莉莉. 广西民族大学, 2013(S1)
- [10]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D]. 宋达.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标签：风险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寝室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