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竞争力问题的理论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孙彤彤[1](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郭鹏鹏[2](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提出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张雪[3](2021)在《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农业种植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适应了国民对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升级,保障了国家粮食与食品安全,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助力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但目前农产品的供给结构仍然不平衡问题,部分品种存在过剩和卖难问题,又有部分品种严重依赖进口。玉米作为中国的三大主粮之一,其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时期。玉米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库存积压严重、优质玉米供给不足以及玉米价格国内外倒挂等一系列发展问题。2016年,国家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形式,促进了玉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作用的发挥。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是诱发玉米种植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那么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除宏观政策影响以外,是否还会受到自然因素、农户群体内部互动或者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行为,充分挖掘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因素,对玉米种植区域的优化、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玉米质量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供给视角,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双重维度,探析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为优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借鉴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的框架结构,首先从外部因素维度,揭示气候变化和补贴政策通过影响玉米的单产和价格,进而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然后从内部因素维度,剖析土地流转和社会网络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风险分担效应,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本文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162个市1998—2018年),运用动态差分广义矩模型(DIF-GMM)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户适应性行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未来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其次,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了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并对不同政策的影响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再次,基于2015年和2018年辽宁省117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最后,基于辽宁省467份玉米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Bootstrap)及工具变量方法(IVProbit),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外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具体表现为气候变化显着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单产,进而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且农户适应性行为在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此外,补贴政策有效促进了政策实施区域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对不同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相较于“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政策,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作用更强。从内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来看,土地转入促进了农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主要是因为规模经营带来收益增加。从农户和村庄的异质性分析来看,土地转入会显着促进纯农业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相较于有特色产业的村庄,无特色产业村庄的土地转入户更倾向于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此外,农户在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过程中倾向于模仿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行为,且对亲缘网络中其他农户的模仿程度强于地缘网络。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决策对样本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主要是源于学习型模仿和风险分担两种机制的推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强化气候变化预警机制,因地制宜地订差异化气候适应策略,并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适应中的服务功能和示范作用。其次,将补贴政策由单一的价格激励措施逐渐向多元化支持方式转变,并适当向优质玉米生产区和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再次,鼓励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经营,保障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完善市场信息传播机制,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推广作用,促进区域性专业化生产。
吴天博[4](2020)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文中指出步入21世纪后,中国林业产业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以及世界木质林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的现状,不断提升自身生产加工水平、扩大产品生产种类及规模,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生产及供给能力得到了飞速发展,木质林产品外贸规模显着扩大、贸易流量逐年攀升,产品与市场结构也日趋完善。时至今日,中国林业产业已在国际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林产品生产国、加工国及贸易国,被誉为“世界木材工厂”。尽管如此,林业作为我国战略性基础产业,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三期叠加”时期,中国林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一方面,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持续推进及“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林业经济结构随着国家森林资源禀赋水平及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有效利用国内外森林资源与市场是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也是维护我国木材安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我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市场仍长期高度集中于北美、东南亚、东亚及少数欧盟国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木质林产品全球供应链及稳定出口渠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以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为具体途径,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通过提高区域间开放水平,开展跨国互通互联,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再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打造稳定的、高质量、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林业开放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有利契机。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视角研究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以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从贸易规模、贸易产品质量及贸易竞争力等三个层面入手,对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及提升潜力进行了分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对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发展对策,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足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本文具体结论如下: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21世纪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阶段性变化特征明显,我国常年处于贸易顺差。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及市场稳定且集中,进口产品以原木、锯材、木浆等木材原料为主,出口产品以人造板、纸制品、木制品、木家具等木材制成品为主,进口对象主要集中于东欧及北欧国家,出口对象主要集中于西亚及西欧地区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贸易水平得到了显着提升,但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合作空间仍未得到充分开拓,仍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研究表明:双边人均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提升作用最为显着,双边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提升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空间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仍然存在;“五通”建设整体水平及各分项指标水平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现阶段看来,“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提升的贡献更大,但从发展角度而言,“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贸易效率提升潜力层面,双边贸易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除“资金融通”外,其他“五通”建设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的升级。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中国从大部分沿线国家进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呈显着上升趋势,除原木进口质量小幅下滑外,其余各类产品进口质量均稳步提升。“五通”建设总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均有助于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升级,但由于现阶段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建设水平的相对滞后,“民心相通”指标回归结果显着为负;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质量升级潜力有着巨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贸易便利化和民意基础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贸易畅通”和“民心相同”应是未来的重点关注领域。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表明:中国木质林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于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但限于我国森林资源禀赋水平、林产工业发展水平及投入资本等诸多因素,我国木质林产品在出口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与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木质林产品综合竞争力在研究国家中处于下游,“大而不强”仍是我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木材原料产品的竞争劣势表现明显,且在短时间内无法逆转。但木材加工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人造板、木制品及木家具等3类产品竞争优势突出,印证了近年来中国林产工业发展水平的突飞猛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竞争优势与中国相似,多集中于木材加工产品,表明未来沿线木质林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的进步对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起关键作用。最后,依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从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及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等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推进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
何松龄[5](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彭柳林[6](2019)在《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 ——对中国粮食“十二连增”的解释》文中研究指明国之重器乃立国之本,国之粮食乃立本之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粮食安全既是中国农业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底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和科学论断,作出“紧平衡很可能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调不好就会失衡”的判断,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竞争效益不高带来务农缺乏比较优势,大量农村青壮年优质劳动力持续“非农化”转移,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显着改变,具体表现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中国老龄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6064岁、6569岁以及7074岁的老人中,分别有62.7%、47.6%和29.2%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伴随“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一辈农民逐渐退出农业,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以及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成为农业农村亟待回答的问题。依据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专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老龄农业劳动力受生理机能加速下降以及思想观念僵化等因素影响,理论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粮食产量带来负向影响,甚至危及粮食安全。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尤其是2004至2015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同时并存,背后的逻辑机理是什么?目前,学术界暂未有定论,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近年来,虽然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型农业主体且以中青年居多,但粮食生产必要环节仍然以雇佣农村老年人为主。中国粮食危机仍然潜伏着,耕地面积已经逼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农村耕地被占用、抛荒和“双改单”现象突出,制约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将近14亿人的吃饭问题过度寄托在进口上既不现实也不安全。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不能动摇。“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是中国的农情,决定很多地区不可能像欧美一样搞大规模农业和大机械作业,而是要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将小农赶出去。国外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进程并非短期过渡现象。因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矛盾短期难以解决。因此,如何科学解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现象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本文引入人力资本概念,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分析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生产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并立足该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基于2003—2016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关系机理。但是,鉴于宏观数据的局限性和可获得性,有关不同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界定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细分指标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的调节效应如何?园田化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带来的耕地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性服务、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难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微观农户层面,利用2015年江西省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实证考察。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中国粮食供给较为充足和“三量齐增”背景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被长期遮掩。问题的真相在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粮食产量带来不利影响,主要影响机制在于“健康和体力下降效应”以及“路径依赖效应”。(2)整体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细分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类别来看,一是农业科技培训服务暂未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中国老龄农业劳动力过分依赖耕作经验,对农业科技培训积极性、认可度和应用水平不高,农业科技培训供需不匹配等。二是农机作业服务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作用机制在于农业机械化服务大幅降低了粮食生产对劳动力在健康、体力、智力等要求,使得老龄农业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成为可能且促进了农业“趋粮化”。(3)耕地条件的改善强化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正向调节作用,进而显着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主要机制在于,经过园田化或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耕地条件改善更有利于提升农机作业服务的供给和应用水平,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业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发挥,进而缓解了老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4)区分不同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界定标准来看,相比于本文提出的65岁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标准,以50、55和60岁为标准的老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没有显着的负效应;区分不同粮食品种来看,农业劳动老龄化对稻谷、玉米和小麦生产均表现出显着的负向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稻谷、玉米和小麦生产关系也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不同粮食区域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主产区中粮食产量具有负向效应,而对粮食非主产区暂未表现出负向影响。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5)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要小于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还存在除农业生产性服务以外调节因素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论文共分为7章,由导论、概念界定、文献回顾、理论分析、现实考察、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等构成。相关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化理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现象背后的概念逻辑,有望针对现有文献有关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影响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给出合理解释,有助于为破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难题提供新思路和新启示,也为中央正大力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持,不仅具有一般经济、社会意义,而且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
朱兆伟[7](2019)在《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是我国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农业人口依然占比偏高,农业生产潜能面临危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交错叠加的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和走向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核心议题是农地产权权利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变化,即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本文通过把握集体农地产权主体和细分农地产权权利束之间的关系,从考察细分农地产权权利束在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和承包地农户之间配置变化、配置效应及影响变革过程的各种因素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依据我国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实际变革情况,从分析农地产权主体中的集体、农地处分权在集体和农户间的配置及农地收益权在集体和农户间的配置三个方面,建立了“农地集体产权主体-集体农地流转和再分配制度-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的分析框架。我国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承担者,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这集体所有权的有效性,决定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性。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受到原公社体制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影响和改革开放后国家城市化发展导向战略主导下“有意的制度模糊”的影响,在法律规范中和农村现实实践中均呈现出模糊、混乱的问题。而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模糊、混乱的情况使得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很容易遭受行政权力的干涉和被村干部强势小集团控制,沦为侵犯农民权益的工具。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我国农地产权配置变革趋向于不断充实承包地农户的农地权利,限制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农地权利,但由此也引发了许多无法克服的负面效应。因此,构建完善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成为我国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提出应利用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在继承集体化时期形成的生产队(村民小组)范围内的农民集体基础上,构建集体农地产权主体和合理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在行政村设立村委会的制度,变革“政社合一”的制度遗产和强势村干部小团体得以形成的制度土壤,以形成真正能够被农民认同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我国农地产权细分权利束包括农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四项基本子权利。农村改革初期,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集体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及其他子权利,集体成员农户获得农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集体和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农地权利主体,我国农村地区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此,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农地细分权利束配置,主要是农地处分权和收益权在集体和农户之间的重新配置。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处分权在集体和农户之间的配置主要反映在集体农地调整权和农户农地流转权之间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地再分配制度和农地流转制度的变迁及引致的效应发现,我国农地处分权的配置呈现出集体农地处分权严格受限、个体农户农地处分权扩张的特征:农户获得充分的农地流转权、集体的农地调整权受到严格限制。而这一变革的意蕴是为了培育我国农村的土地市场,促进市场机制在我国农地资源的配置过程发挥作用和让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稳定的农地经营预期。但是由于我国农地呈小农经营形态的这一根本国情限制,使得市场机制配置我国细碎化、固化的小块农地资源可能遇到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在维护我国耕者有其田制度和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过程中,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而集体的农地调整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地流转机制引致的这些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在重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基础上,赋予集体以合理的农地处分权权利。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对于农地收益权配置来说,国家和基层政府虽然不是农地产权主体,却可以公权力主体身份参与农地收益的分配,从而对农地收益权在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和承包地农户之间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本文通过考察国家、集体和农户多个利益主体在农地收益上的分配合约关系,分析农地收益权配置变迁过程、影响因素、配置效应和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地收益权的配置呈现出集体农地收益权严格受限、个体农户农地收益权扩张的特征。国家、集体和农民围绕农地收益分配形成的合约关系被中央政府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强制性改变,税费改革后,我国集体向承包地农户收取承包地租金的权利被废止。但是当国家和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撑广大农村社区对公共品供给需求的时期,取消集体提留制度无疑会给集体范围的公共品供给和农业生产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新型集体与农户基于双层农地产权结构的收益分配合约。
何在中[8](2018)在《土地确权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不再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同时,农地之于农户而言,势必要完成由社会保障功能为主到追求经济价值为目的的功能转变。那么在现阶段中国特殊的农地产权制度背景下,薄弱模糊、权能受限的农地产权使得农地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仍旧不佳。在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入非农部门的现实背景下,农地转出、兼业化及抛荒成为配置农地资源的可选途径。但我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版)》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其土地。”对于大多数希望保有农地承包经营的农户而言,法律限制排除了农地闲置抛荒的可能,迫使其选择农地转出或者兼业化。考虑到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跨省(市)外出务工距离较远的现实制约,直接将农地转出相比兼业化而言更为经济。此时农地产权制度的薄弱使得农户无法提供权属清晰、表达规范的农地产权证明,市场化农地流转行为中较高的交易成本以及土地转入户侵占土地的可置信威胁迫使农户偏向将农地流转对象限定在亲戚或熟识朋友之间,此时农地流转更多的是出于产权安全而非经济效率考虑。对于在生活生产中需要资金的农户家庭而言,一方面薄弱模糊的农地产权使得农业生产经营的长期投资不足,收入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受现阶段相关法律限制,农地未能充当有效抵押品,农户家庭仍然面临来自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家庭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头均分的基本原则使得土地调整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制度要求,加之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产权模糊、“四至不清”使得地权不稳定、不完整的情况仍然存在。此时经营主体偏向于便于收回的短期生产投资行为,缺乏对农地的保护性农业长期投资激励,加速退化的耕地资源使农业增长难以为继。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国政府自2009年起开始了新一轮旨在“还能赋权”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2013年起在5年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完成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有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无论是从研究视角,还是从经验分析的技术方面来看,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以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农地确权政策为对象的研究,现有文献来看,还没有建立起契合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户家庭的农村信贷市场参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以及农业长期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分析体系,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家庭的农村信贷市场参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以及农业长期投资行为作用机制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仍有待明晰;二是,对农地确权与农民生产行为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三是,国外研究以定量分析居多,而国内在研究方法和技术层面仍以政策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定性分析和对局部试点地区的案例分析,没有能够利用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和计量模型准确评估农地抵押制度改革的信贷市场效应,并且困扰这一研究题目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本研究拟改进该领域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经验分析技术。农地确权这一渐进式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我们构建“准自然实验”框架研究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本文以农业部固定观察点2010-2015年的农户数据为基础,结合搭载问卷调查获取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市场参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信息以及农业长期投资信息,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结论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对农户的要素配置及生产经营行为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薄弱的农地产权迫使农户以诸如亲友流转、零租金等非市场化行为维持地权稳定,实证结果显示,以转出方来看,农地确权有利于拓宽农地流转市场的交易边界,促使农地向企业、合作社等更具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转出,同时降低农地在亲友间流转,即农地确权显着改变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参与结构,但对总体农地转出的概率和面积的影响并不显着。进一步地,农地确权显着提高了农地的有偿转出比例和签订合同比例,但对流转期限并无影响。以转入方来看,农地确权显着降低了作为村集体内部成员的农户家庭的转入农地概率与面积,但对农地经营期限并无影响。薄弱模糊的农地产权迫使农户在进行农地转出时更多考虑的是农地产权的稳定安全而非诸如租金、经营效率等其他因素,从而倒逼农户将土地以非市场化行为流转给亲友而非更具经营效率的新型农业主体,这与政府促进农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政策目标相悖。通过农地确权登记颁证等赋予农地产权以清晰稳定的规范法律表达,能够有效提高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规范化程度。因此未来应继续未来应在深化推进农地确权的同时,要做到相关配套制度实施的建设。二、现阶段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较为有限。就本文结论来看,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的参与集中在促进农户名义正规信贷需求。进一步地,农地现阶段由于法律限制仍然未能充当有效抵押品,原先具有名义信贷需求农户所面临的抵押担保品等要求仍然无法满足,较高的交易成本以及复杂的借贷申请程序仍然存在,因此农地确权并未表现出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显着积极影响。最后,本章考察了农地确权对转入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由于受到较短农地流转期限短的制约,农地确权对转入户的名义正规信贷需求、有效正规信贷需求以及正规信贷获得并无影响。在具有较长农地经营期限的转入户中,我们发现了农地确权对名义正规信贷需求的显着积极影响。农地确权作为农地相关信息标准化、正式化处理,赋予了权利主体相较之以前而言更加清晰稳定的产权预期,但若这种明晰的权利如果因为现行法律制约或是配套市场缺失等问题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那么农地权利的明晰化并不能切实有效缓解农村信贷约束问题。三、农地确权显着提高了农户的农业长期投资行为。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现阶段农地确权显着提高了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家肥投资。进一步地,农地确权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在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中更大,表现出一定异质性。其次,农户对自有农地的农家肥投资高于转入农地,这种不同农地产权状态间的农家肥投资强度差异会因农地确权进一步扩大。再有,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入户的农家肥投资激励效应受到农地经营期限的显着影响。较长的农地经营期限有利农地转入户响应农地确权带来的地权稳定性提高,进而提高农家肥投资水平。最后,农地确权对于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着影响。根据在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根据农地确权改革对农地流转、农村信贷市场和农业长期投资产生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借鉴其他国家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一般路径和经验,创新契合中国实际的农地产权制度,提出政府有效参与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方式以及创新政策实施机制和路径,为当前优化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以及确权政策提出改进建议最终为提高农地要素配置提出进一步的合理化建议。
刘英杰[9](2018)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产权制度核心在于公平和效率。本文以豫东平原河南省尉氏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1949年以来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多面向、多层次的研究,意在为尉氏县及全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创新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这一阶段改变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形成了完整的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尉氏县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指导下展开的。土地改革将农业资源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进行了重新分配,按照人口所在地分田地,初步建立了农业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地籍关联。土改后,尉氏县农村生产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农业税负相对较高,这些都是不利于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是农村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从每年的收入中付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在合作化推行的过程中,土改后农民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得到法律有效的保护。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该阶段即合作化与人民公社阶段。随着1956底高级社化的实现,农地集体所有制得以建立,土改后农民土地所有权归并于集体。在农民逐渐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尉氏县合作社制定了详细的生产计划,规划了周密的生产流程,以建立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但是小生产共同体并没有达到满足和保护农民经济需求的目的。1958年1月,国家颁布和实施了《户口登记条例》,严密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向城市迁移的通道。1958年9月,尉氏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2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确立,大队和生产队两种基本核算形式在尉氏县并存。大队和生产队拥有的权利受到行政权力的严格限制,农地产权关系发生变异。从集体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在土地权属问题上,片面追求高公有化程度,集合农民财产为显着特点的集体化运动没有建立起农民的全国性联系和普遍自由交往,反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成了某种背离。公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改变僵化的现实。这一时期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不完整性,工分制没有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利益不协调,政社合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等特征。两权分置(1982-2013):“两权分置”在尉氏县的发展实践经历了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组织形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农地产权制度演化变迁历程。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尉氏县迅速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的缺陷,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尉氏县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于集体格局,微观效率得到提升、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主要表现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两权分置”作为实现农地集体产权有效形式,释放出了巨大的制度绩效。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2014年“三权分置”在尉氏县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互关系理论和实践价值。农地流转三权分置制度,是在两权分置演化实践基础上的又一次制度创新。“三权分置”对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边界的清晰界定,在微观上有利于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宏观上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置”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奠定土地制度基础,为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同时,“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存在制度和法律方面桎抬,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主体博弈造成权利益关系失衡风险,以及配套机制不健全限制经营权权能实现等障碍性因素。新时代持续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属于党的“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关的方针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型的大环境下,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民权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下,加速农业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突破为重点,来探索农地流转的新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与成效,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应继续本着产权分割、产权明晰、产权完整的路径进行创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
曲海斌[10](2018)在《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研究 ——基于国际化动因及影响因素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商业银行是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在国家经济发展转型要求金融体系功能转型升级发展的阶段,面对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中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模式面临严峻考验。按照十九大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深化金融改革的指示,要求金融体系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实现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和加速深化改革转型,同时加快国际化和综合化发展步伐。在此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改革转型的重要方向和主要内容。随着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发展变化,各个金融子行业之间不断相互跨界和渗透合作,监管机构和监管政策也出现了新的整合动向,在稳健审慎的前提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即将进入国际化发展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不仅是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新时代我国商业银行自身改革转型和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尽管已经有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尚未整体性构建基于功能金融观和最优金融结构等相关理论支撑下的新时代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仍然缺少定量化分析技术针对性解析此方面发展的动态评价与指导。为此,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动因及影响因素,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七个方面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第一,在论述相关背景的基础上,提出问题,阐明研究的方案与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论述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分析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相关的理论,并且在对相关文献综述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逻辑分析框架。第二,运用相应的分析框架,从理论机理上分析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并且从微观层面上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动因进行模型分析。第三,总结了国外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经验,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日本、新加坡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主要的国际经验,分析归纳提出了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启示。第四,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现状、内外部问题及发展面临挑战,总结了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特征,系统分析构建了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重点业务框架并进行效应分析。第五,选取了国内外15家代表性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构建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超级决策层次模型、基于蒙特卡罗模拟法的仿真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比较。总体而言,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因子分析法与超级决策层次模型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第六,从宏观角度讲,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有: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东道国金融环境等。从中微观角度讲,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有:银行自身实力、银行影响力以及投行业务需求等。但是,太过于宏观方面的影响因素难以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形成直接影响,也难以量化分析。本文选取银行自身实力、银行影响力以及投行业务需求这三个影响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17年15家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并且对研究结论进行进一步解释。第七,分析研究了国外商业银行的投行国际化发展路径演进三阶段,在总结分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及对策建议: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顶层设计全球化布局,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国际化水平,统筹协调、推动境内外投行业务经营的转型发展,改善体制机制、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及培养,更新理念、全面完善商业银行风控机制,加强业务创新、助力于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国际化发展,深化外部监管改革、完善外部监管政策和制度环境等。第八,总结归纳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总结出了研究结论、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等。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化发展存在比较利益,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国际发达国家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应结合自身客观情况顺势选择国际化发展路径及策略,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许多结果给我们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总之,本文对新形势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定量分析。经过分析研究,本文取得可能的创新之处是:首先,从宏观、行业、微观层面上,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国际化发展动因进行理论机理分析,从理论分析与模型推导两个角度全面解释了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动因问题;其次,运用超级决策层次模型、仿真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进行评价,也是对理论模型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完善与验证;再次,系统性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存在问题,分析构建了重点业务领域框架及效应等,研究了基于发展绩效的国际化发展路径,从而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进行了全面化、综合化的分析研究,并由此提出了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的一系列对策和建议。
二、中国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竞争力问题的理论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竞争力问题的理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1.2.7 研究述评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文章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相关概念 |
2.1.1 产业的内涵 |
2.1.2 农业的内涵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2.2 理论基础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8.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农业转型研究 |
1.3.2 中国的农业转型研究 |
1.3.3 农业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
1.3.4 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研究 |
1.3.5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 |
1.3.6 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1.4.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2.1 研究方法 |
2.2 研究思路 |
2.2.1 数据获取 |
2.2.2 数据分析 |
2.3 “地方政府与农户”动态分析框架构建 |
2.3.1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2.3.2 农作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2.3.3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外动力及运作机制 |
第三章 田野点概况 |
3.1 A区概况 |
3.2 A区农业生态与作物种植概况 |
3.2.1 A区农业生态环境 |
3.2.2 A区传统农作物种植 |
3.2.3 A区旱作农业耕作制度 |
3.3 研究的村庄 |
3.4 村庄家庭的生计策略与经济分化 |
3.5 样本农户的聚类分析 |
3.6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结构及经营主体的变迁与地方经验 |
4.1 中国的食物安全与农业结构 |
4.2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化路径及阶段特征 |
4.2.1 以粮为纲阶段(1978~1984) |
4.2.2 农业单一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9) |
4.2.3 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阶段(2000~2014) |
4.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5~至今) |
4.3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
4.3.1 对粮食的关注贯穿于整个农业结构调整的变迁 |
4.3.2 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
4.3.3 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得到回应 |
4.3.4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得到强调 |
4.4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政策意图及其演变路径 |
4.4.1 中央一号文件的地位及作用 |
4.4.2 文本分析方法 |
4.4.3 农业经营主体的变迁过程 |
4.4.4 研究发现 |
4.4.5 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点变迁的政策意图 |
4.5 田野点农业结构变迁 |
4.5.1 田野点农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
4.5.2 三种不同的农业模式 |
4.6 小结 |
第五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5.1 农业政策影响农业结构演变的实现机制 |
5.1.1 农业政策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
5.1.2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经营主体 |
5.2 案例介绍 |
5.2.1 农业产业化背景描述 |
5.2.2 李村马铃薯“千亩”示范基地项目 |
5.3 成为一种治理现象的李村马铃薯产业 |
5.3.1 地方政府行为面临的结构约束 |
5.3.2 镇政府在马铃薯产业中的行政协调 |
5.3.3 村干部在马铃薯产业中的嵌入式表达 |
5.4 农户参与马铃薯示范项目的行动逻辑 |
5.4.1 家户制传统与生计策略选择 |
5.4.2 农户的理性顺从 |
5.5 小结 |
第六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6.1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
6.2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地方经验:李村的芹菜种植 |
6.3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阶层动力 |
6.4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实现机制 |
6.4.1 作物繁荣的参与主体:芹菜种植农户 |
6.4.2 对土地的控制:土地流转 |
6.4.3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工资支付方式 |
6.5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7.1 经验语境下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
7.2 主要结论 |
7.3 讨论 |
7.3.1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公共价值 |
7.3.2 农地的商品化与安全网功能 |
7.3.3 小农的前景与农业现代化 |
7.3.4 村庄的活力与乡村振兴 |
7.4 小结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概念界定 |
1.5 研究方法 |
1.6 技术路线 |
1.7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农户多目标效用理论 |
2.1.2 农户供给反应理论 |
2.1.3 参与者智力决策理论 |
2.2 文献回顾 |
2.2.1 关于农户行为相关研究 |
2.2.2 关于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相关研究 |
2.2.3 外部因素对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相关研究 |
2.2.4 内部因素对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相关研究 |
2.2.5 文献述评及本文的改进之处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
3.1 理论分析 |
3.1.1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3.1.2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3.1.3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3.1.4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3.2 研究框架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4.1 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4.2 ‘镰刀弯’地区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4.3 收储制度改革对玉米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分析 |
4.4 调研区域玉米播种面积变化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5.1 假说提出 |
5.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5.2.1 数据来源 |
5.2.2 变量设置 |
5.2.3 模型选择 |
5.3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5.4 单产的中介效应分析 |
5.5 农户适应性行为的调节效应分析 |
5.6 未来影响预测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6.1 假说提出 |
6.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6.2.1 数据来源 |
6.2.2 变量设置 |
6.2.3 模型选择 |
6.3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样本匹配检验 |
6.4.2 平衡性检验 |
6.4.3 改变时间窗宽检验 |
6.4.4 安慰剂检验 |
6.5 异质性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7.1 假说提出 |
7.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7.2.1 数据来源 |
7.2.2 变量设置 |
7.2.3 模型选择 |
7.3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7.4 内生性处理 |
7.5 作用机制分析 |
7.6 异质性分析 |
7.7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8.1 假说提出 |
8.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8.2.1 数据来源 |
8.2.2 变量设置 |
8.2.3 模型选择 |
8.3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8.4 内生性处理 |
8.5 作用机制分析 |
8.6 异质性检验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9.1 结论 |
9.2 对策与建议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文章 |
(4)“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研究综述 |
1.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的研究综述 |
1.2.3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国际贸易的研究综述 |
1.2.4 研究评述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2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框架 |
2.1 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2.1.1 国际贸易规模相关理论 |
2.1.2 国际贸易质量相关理论 |
2.1.3 国际贸易竞争力相关理论 |
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站位 |
2.2.1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内涵与意义 |
2.2.2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规模 |
2.2.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质量 |
2.2.4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竞争力 |
2.3 理论框架的构建 |
2.3.1 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质量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逻辑关系 |
2.3.2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支撑与经验支撑 |
2.4 本章小结 |
3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3.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
3.1.1 中国木质林产品整体贸易现状 |
3.1.2 中国木质林产品分类产品贸易现状 |
3.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特点 |
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现状及问题分析 |
3.2.1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
3.2.2 双边贸易流量分析 |
3.2.3 双边贸易结构分析 |
3.2.4 双边贸易互补性关系分析 |
3.2.5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存在问题分析 |
3.3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五通”建设水平分析 |
3.3.1 “丝绸之路经济带”五通指标体系构建 |
3.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五通水平测算 |
3.4 本章小结 |
4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及潜力评估 |
4.1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 |
4.1.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4.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4.1.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4.2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4.2.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构建 |
4.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4.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4.3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提升潜力评估 |
4.4 本章小结 |
5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分析 |
5.1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度 |
5.1.1 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测算方法选取 |
5.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5.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算结果及相关分析 |
5.2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定 |
5.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5.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5.2.4 影响机制讨论 |
5.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提升潜力评估 |
5.4 本章小结 |
6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 |
6.1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 |
6.1.1 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经验及理论综述 |
6.1.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选取 |
6.1.3 研究国家选取 |
6.1.4 木质林产品整体国际竞争力评价 |
6.1.5 木质林产品分类国际竞争力评价 |
6.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6.2.1 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
6.2.2 数据来源 |
6.2.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政策启示 |
7.1 完善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 |
7.2 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 |
7.3 打造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结构 |
7.4 研究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5)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产权:一个比较视角的认知 |
二、金融产权:产权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
三、金融机构产权: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基础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亟待深入的关键领域 |
第二节 理论借鉴 |
一、企业产权理论 |
二、制度金融理论 |
第二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与本相 |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 |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本相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特征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第三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语境 |
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农村信用转型 |
二、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三农”落后 |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逻辑 |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二、以所有权改革为主的演进模式 |
三、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 |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经验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基本成效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经验总结 |
第四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现状分析 |
一、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三、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表现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第五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制度成因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缺位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错位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越位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异化的深层机理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法制缺失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供需失衡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目标冲突 |
第六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一、美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二、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三、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四、韩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一、巴西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二、印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三、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第三节 域外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一、重视法律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
二、坚持合作制的基础性地位 |
三、重视国家的扶持性作用 |
四、优化机构间的产权联结 |
第七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框架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指引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
五、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 |
一、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 |
二、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 |
三、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 |
四、深化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 |
五、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 ——对中国粮食“十二连增”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创新点 |
1.5.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
2.1.2 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
2.1.3 农业生产性服务 |
2.2 文献回顾 |
2.2.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及其成因研究 |
2.2.2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 |
2.2.3 农业生产性服务内涵及其与农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
2.2.4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影响的调节因素研究 |
2.2.5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影响的对策研究 |
2.3 对已有文献简要述评 |
第3章 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的理论分析 |
3.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产生逻辑 |
3.1.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产生逻辑 |
3.1.2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产生逻辑 |
3.1.3 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逻辑 |
3.2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的关系机理 |
3.2.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的关系 |
3.2.2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的调节作用 |
3.2.3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机理 |
3.2.4 农业生产性服务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 |
3.3 耕地条件改善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调节效应的促进机理 |
3.3.1 耕地条件改善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及应用水平 |
3.3.2 耕地条件改善促进了农业生产服务规模化和粮食生产规模经营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粮食产量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现实考察 |
4.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历史演进与现状分析 |
4.1.1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演进 |
4.1.2 老龄农业劳动力供给分析 |
4.2 粮食产量变化的历程与现状分析 |
4.2.1 粮食产量变化的历史演进 |
4.2.2 粮食产量的空间维度分析 |
4.3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4.3.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4.3.2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
5.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5.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影响 |
5.3.2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的调节效应 |
5.4 异质性分析 |
5.4.1 区分不同粮食作物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2 区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利用不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
5.5.2 对比OLS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5.5.3 采用不同统计口径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
5.5.4 利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细化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业生产性服务、耕地条件改善与粮食产量的实证: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
6.1 数据来源说明及描述性分析 |
6.1.1 调查点确定与调查方法 |
6.1.2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
6.2 老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分析 |
6.2.1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
6.2.2 描述性统计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6.2.4 老龄农业劳动力与粮食产量负向关系的影响机制 |
6.2.5 稳健性讨论 |
6.3 农业科技培训服务对老龄农业劳动力与粮食产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
6.3.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6.3.3 农业科技培训服务暂未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的成因 |
6.4 农机作业服务对老龄农业劳动力与粮食产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
6.4.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6.4.2 实证结果分析 |
6.4.3 农机作业服务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 |
6.5 耕地条件改善促进农机作业服务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
6.5.1 耕地条件改善的调节效应分析 |
6.5.2 耕地条件改善调节作用的传导机制分析 |
6.6 进一步研究 |
6.6.1 老龄农业劳动力对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影响 |
6.6.2 不同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界定对粮食产量的异质性影响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7.3.1 研究不足之处 |
7.3.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致谢 |
(7)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家与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迁 |
二、现行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问题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和分析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分析框架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二、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产权理论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农地产权制度、集体产权内涵 |
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 |
第二章 典型农地制度概述 |
第一节 农地私有制 |
一、农地农民个人所有制 |
二、地主租佃制 |
三、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制 |
第二节 农地国有制 |
一、历史中的农地国有制 |
二、当代农地国有制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集体化时期农地产权制度概述 |
第一节 集体化时期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塑造与演变 |
一、初级社:集体产权主体的雏形 |
二、高级社:集体产权主体的形成 |
三、人民公社大公社体制时期:变动的集体产权主体 |
四、“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产权主体的稳定 |
第二节 集体化时期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及效应 |
一、集体化时期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 |
二、集体化时期农地处分权配置效应 |
第三节 集体化时期农地收益分配合约分析 |
一、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合约安排 |
二、集体内部农地收益分配合约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研究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变革 |
一、生产队的解体与农民集体 |
二、公社体制的转化与集体组织形态 |
第二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问题:集体产权主体的“虚”与“实” |
一、法律规范中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有意的制度模糊 |
二、现实经济中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 |
第三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重构 |
一、集体产权主体重构的一般机理 |
二、集体产权主体的重构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 |
第一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农地处分权配置的变迁 |
一、1978 年至今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 |
二、1978 年至今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评述 |
第二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的研究概述 |
一、集体农地流转的研究概述 |
二、集体农地再分配制度研究概述 |
第三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耕者有其田制度 |
一、双层经营体制下耕者有其田制度的内涵、效应和问题 |
二、集体农地流转、农地再分配与耕者有其田 |
第四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农地细碎化治理 |
一、集体农地细碎化的现状、成因与影响 |
二、集体农地流转、农地再分配与农地细碎化治理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安排 |
第一节 地租理论与土地收益分配理论 |
一、地租理论 |
二、土地收益分配理论 |
三、集体农地收益分配的一般原则 |
第二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分析 |
一、改革开放后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 |
二、税费改革与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 |
第三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中的地租机制 |
一、集体农地地租机制分析 |
二、集体农地地租机制与农地集体产权主体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启示:实现农地三权有效分置 |
第一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配置的经验与启示 |
第二节 我国集体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一个案例 |
一、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概况 |
二、清远市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和土地整合的改革实践 |
三、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的启示与问题 |
第三节 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潜在风险:基于产权配置的视角 |
一、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源流 |
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潜在风险 |
第四节 实现我国农地三权有效分置 |
一、农地三权有效分置的产权配置状态 |
二、农地三权有效分置的实现路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土地确权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假说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现代产权理论 |
2.1.2 信贷配给理论 |
2.1.3 农户行为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市场影响的研究 |
2.2.2 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影响的研究 |
2.2.3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
2.2.4 简要述评 |
第三章 理论分析框架 |
3.1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影响的理论分析 |
3.2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影响的理论分析 |
3.3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3.4 农地确权对转入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第四章 政策分析及调查和数据来源 |
4.1 政策背景 |
4.2 政策历程 |
4.3 政策实践 |
4.3.1 总体情况 |
4.3.2 典型分析 |
4.4 调查设计和数据来源 |
第五章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5.1.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分析 |
5.1.2 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
5.1.3 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
5.2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
5.3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 |
5.4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市场结构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模型选择及变量选取 |
6.2 描述性分析 |
6.3 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 |
6.4 农地确权对转入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7.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7.1.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7.1.2 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
7.2 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农业长期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
7.2.1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 |
7.2.2 农地确权对转入户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 |
7.2.3 稳健性检验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8.1 本文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调查问卷 |
(一) 分组标志及家庭成员构成情况 |
(二) 土地情况 |
(三) 固定资产情况 |
(四) 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情况 |
(六) 购买种植业生产资料情况 |
(七) 家庭全年收支情况 |
(八) 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村金融创新(农户调查表) |
(9)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理论溯源 |
二、概念界定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关于土地权能问题的研究 |
二、关于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 |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时段选取与分期理由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五节 本文期望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 |
第一节 土地改革时期尉氏县农地产权变革 |
一、土地改革与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 |
二、尉氏县土改过程 |
三、两权合一在农地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
第二节 农业集体化时期尉氏县的互助组和初级社 |
一、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发展 |
二、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特点及其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
第三节 尉氏县农地产权制度阶段性特征及其历史价值 |
一、资源的重新分配 |
二、农村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
小结 |
第二章 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高级社 |
一、尉氏县高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
二、高级社之两权合一 |
第二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人民公社 |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尉氏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之建立 |
二、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之两权合一 |
三、“包奖结合”的尉氏县模式 |
第三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尉氏县人民公社之特点 |
一、人民公社的平调之风 |
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平均主义 |
第四节 尉氏县土地产权的特点及其生产效率 |
一、生产对土地所有权不完全 |
二、劳动工分制无法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
三、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不协调 |
四、政社合一不利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
小结 |
第三章 两权分置(1982—2013)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一、联产到组责任制的演进特征 |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 |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产权界定 |
第二节 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
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 |
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 |
三、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 |
四、两权分置与农村土地产权边界 |
第三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与绩效 |
一、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 |
二、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绩效 |
小结 |
第四章 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 |
第一节 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与三权分置 |
一、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制度创新 |
二、三权分置:维护所有权、保障承包权、放活经营权 |
第二节 “三权分置”运行机制实践探索 |
一、尉氏县农地流转情况的实践探索 |
二、开封市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三、开封市七彩虹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四、尉氏县欣富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第三节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
一、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现实意义 |
二、重构集体所有制下的农地产权结构 |
第四节 农地三权分置历史意义和制度优化 |
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
二、尉氏县三权分置制度创新与优化 |
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持续推进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选择 |
第一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及发展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分析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路径选择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发展理念创新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运行环境创新 |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
小结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 尉氏县农地流转实践案例承包经营相关合同 |
(10)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研究 ——基于国际化动因及影响因素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
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背景 |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三、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概念界定 |
一、研究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分析 |
一、国内文献梳理分析 |
二、国外文献梳理分析 |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分析 |
一、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 |
二、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分析 |
三、基于最优金融开放理论的分析 |
四、基于垄断优势理论的分析 |
五、基于内部化理论的分析 |
六、基于范围经济理论的分析 |
七、基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理论机理分析 |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 |
一、宏观层面: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
二、行业层面:商业银行改革转型发展的需要 |
三、微观层面:提高商业银行经营利润的驱使 |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动因的模型分析 |
一、封闭条件下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内发展的模型分析 |
二、开放条件下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模型分析 |
三、开放条件下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均衡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国际经验借鉴分析 |
第一节 美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经验分析 |
一、客户分层经营 |
二、行业专业化 |
三、重视研究能力建设 |
四、业务条线内外协同 |
五、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机制 |
第二节 欧洲国家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经验分析 |
一、英国商业银行经验 |
二、德国商业银行经验 |
三、瑞士商业银行经验 |
第三节 亚洲国家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经验分析 |
一、日本商业银行经验 |
二、新加坡商业银行经验 |
第四节 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特征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总体现状分析 |
一、中国商业银行对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认识 |
二、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基本现状分析 |
第二节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特征分析 |
一、债券发行代理和承销业务额方面分析 |
二、企业兼并收购数额方面分析 |
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数量方面分析 |
四、商业银行境外营业收入及占比方面分析 |
第三节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一、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存在的内部问题分析 |
二、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存在的外部问题分析 |
三、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重点业务构建及效应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重点业务领域基本框架构建 |
一、境外债券发行代理和承销业务构架分析 |
二、跨境并购重组业务构架分析 |
三、境外上市保荐及投融资业务构架分析 |
四、国际财务顾问业务构架分析 |
五、境外资产管理及理财业务构架分析 |
第二节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重点业务领域及效应分析 |
一、债券市场业务及境外债业务分析 |
二、跨境并购重组业务分析 |
三、资本市场及境外上市等投融资业务效应分析 |
四、其它重要业务领域及效应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基于超级决策层次模型及因子分析法的发展绩效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二、假设条件 |
三、研究样本的选取、数据来源与处理 |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超级决策层次模型评价 |
一、超级决策层次模型及计算步骤说明 |
二、超级决策层次模型的具体计算过程 |
三、基于蒙特卡罗模拟法的仿真分析 |
四、基于超级决策层次模型评价与仿真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第三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因子分析 |
一、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和KMO检验 |
二、旋转后因子提取结果及因子载荷矩阵 |
三、因子综合得分 |
四、基于因子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基于灰色关联法的国际化发展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影响因素与数据说明 |
一、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影响因素选取 |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影响因素评价步骤 |
一、灰色关联分析法的适用性分析 |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三、计算关联系数 |
四、计算关联度 |
五、关联度大小排序 |
第三节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影响因素评价结果与分析 |
一、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绩效影响因素评价结果 |
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评价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基于发展绩效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及策略研究 |
第一节 国外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路径演进分析 |
一、国内投资银行业务的海外化阶段 |
二、海外业务的本土化阶段 |
三、业务服务的全球化阶段 |
第二节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趋势分析 |
一、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
二、业务多元化发展 |
三、风险管理与国际接轨 |
四、信息技术化及+互联网科技金融化发展 |
五、注重环境因素与社会责任 |
六、与产业金融发展导向相协调 |
第三节 基于发展绩效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及对策建议 |
一、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顶层设计全球化布局 |
二、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国际化水平 |
三、统筹协调,推动境内外投行业务经营的转型发展 |
四、改善体制机制,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及培养 |
五、更新理念,全面完善商业银行风控体制机制 |
六、加强业务创新,助力于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国际化发展 |
七、深化外部监管改革,完善外部监管政策和制度环境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
二、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实行国际化发展存在比较利益 |
三、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及挑战 |
四、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经验 |
五、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 |
六、银行影响力等因素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影响显着 |
七、应结合自身客观情况顺势选择国际化发展路径及策略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一、研究局限性 |
二、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中国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竞争力问题的理论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3]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D]. 张雪.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5)
- [4]“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D]. 吴天博.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5]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6]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 ——对中国粮食“十二连增”的解释[D]. 彭柳林.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D]. 朱兆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土地确权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D]. 何在中.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9]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D]. 刘英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研究 ——基于国际化动因及影响因素的视角[D]. 曲海斌. 云南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