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与鲁迅虚无主义

一、庄子哲学与鲁迅的虚无主义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英娜^[1]（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康高磊^[2]（2019）在《审美生存理论及教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审美生存不但是解决人类生存困境、消除人类生存异化的不可或缺的利器,也是提升人类生存境界、挖掘人类发展潜能的重要通途。审美生存理论及其实践研究是关系到未来人类生存质量与人类素质的重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审美生存理论及其实践有其深厚的思想资源积淀,梳理审美生存思想的源流就成为审美生存理论及实践研究的首要问题。任何文化都要立足自身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是儒、释、道三家汇流,中国传统审美生存思想就是儒、释、道三家的审美生存思想。西方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为当下建构审美生存及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古希腊关怀自身的审美生存思想、中世纪重视灵魂拯救的审美生存思想、近现代人文启蒙主义的审美生存思想以及后现代注重此在与身体的审美生存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审美思想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文明建构中影响深远,认真梳理马克思审美思想的根基、生成、实践、教化以及马克思审美生存思想的中国化,也成为建构现代审美生存必须完成的准备工作。解析审美生存的根本问题是认知审美生存源流之后的关键工作。借助于审美思想的源流解析审美生存的根本问题,可以理解审美生存的遮蔽、澄明以及审美生存的重建与教化提供支撑。审美生存的根本要素即审美、生存、审美与生存的关系及其审美生存的内在逻辑,故此,从生存是审美的前提、生存是审美的基础、生存是审美的归宿三个方面阐述了生存之于审美的关系,从审美是生存的目标、审美是生存的标准、审美是生存的意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之于审美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生存是审美的根源、审美是生存的升华、个体是践行审美生存的载体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生存的逻各斯。探析审美生存遮蔽是促成人审美生存的基本条件。故此,从审美生存的本源异化、审美生存的现实困境、审美生存的教化缺失三个方面分析了审美生存遮蔽的原因。审美生存的本源异化由来已久,主要是由理性情感的分离、精神危机的产生、虚无主义的形成密切相关。审美生存的现实困境可切身感触,主要包含时空性质的转变、大众传播的异化、审美文化的转型三个方面所造成。审美生存教化的缺失对于建构审美生存意义重大,具体是从功利化导致信仰维度的缺失、齐一化导致差异维度的缺失、规训化导致自由维度的缺失、碎片化导致整体维度的缺失四个维度展开。审美生存的澄明是审美生存研究的目的,也是审美教化与实践的衡量尺度。审美生存的澄明应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审美生存的世界要得以奠基,包括自然环境的优化、文化环境的提升、审美生态的改变三个方面。其次,审美生存的主体要得以建构,包括审美愉悦的重视、移情潜质的发挥、审美心胸的拓展、审美层次的提升四个方面。审美生存的技艺要得以锻炼,包括生存的艺术化、审美的实践化、超越的整体性、死亡的生成性四个方面。审美生存的教化是践行审美生存的必然要求,也是达成理想生存状态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对人类的审美文化进行重构,结合我们自身的传统与现实,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即重建崇高审美、接受悲剧审美、肯认有限审美三个方面展开。其次,应注重加强审美生存的教育,从六个方面入手,即解放人的感性、重视审美直觉、培育审美心胸、培养审美能力、提升审美趣味、学会诗意栖居。再次,应重视提升审美生存的能力,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审美生存的语言能力、审美生存的思考能力、审美生存的节日效用、审美生存的日常践行。最后,应重视身体审美的落实,从三个方面入手,即身体审美的亲在维度、身体审美的超越维度、身体审美的实践通途。人之终极理想,是虽然要面对充满艰辛的生活,但是依旧能够充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人在此审美生存中,不但能够在实践活动与现实境域中实现日新又新、勇猛精进之生活状态,亦可以在精神生活与灵性建构中实现逍遥自在、豁达超越之理想自由。审美生存永无终点,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前行不止中不断超越当下、升华生命。

唐闻君^[3]（2018）在《犬儒主义与美学》文中提出犬儒主义最早是指一支承袭自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流派,因其崇尚归复自然,故而推行禁欲、苦行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粗鄙、肮脏的身体形象,同时在举止上放浪形骸、不知廉耻,以表达愤世嫉俗、反对世俗伦常的观念,由此集结成为一众雅典城邦的叛逆者形象。现代以来的犬儒主义所包含的内容相较古希腊时期而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地指向颓废、虚无、冷酷麻木、玩世不恭等消极的价值,但在巨大差异之中二者依然具有某些共通性。对此进行辨与析,从美学的视角探究犬儒主义在身份认同、理性运用、感性显现、艺术创作和生存状况中的呈现与变化,对深刻理解“犬儒主义”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早期犬儒以身体作为武器,攻击他们所否定的伦常与秩序,用“佯狂”来演绎“变造货币价值”的隐喻,试图引领世人转向一种“真的生活”;现代以来的犬儒抛弃了“佯狂”的传统,“万人如海一身藏”,逐渐归顺于世俗的秩序和权力。从自然的裸露的身体,到不断文明、驯顺的身体,从动物性的实践到意义的普遍缺失,从古希腊犬儒学派所推崇的“哲学的生活”,到当代犬儒奉行一套“生活的哲学”,犬儒身体的不断隐匿昭示了犬儒主义者更改了自我身份确认的道路,并且越来越成为遗失了精神家园的“丧家犬”。犬儒形象的巨大转变首先指向犬儒理性的作用。古典犬儒主义者以具体的生活展现其哲学理念,以“身体直言”彰显真理以及言说真理的勇气,体现“知”与“行”的高度一致;现代犬儒经受了“启蒙的虚假意识”,即启蒙在帮助主体获取理性能力的同时,让虚假意识对批判产生了免疫,故而虚假意识受到了反思性的保护,从而反向催生了犬儒理性。犬儒理性保护下的主体擅长“指鹿为马”的“分裂”行径,在“自知”的前提下依旧愿意逢迎意识形态的旨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新旧犬儒主义者展现出迥然相异的形象与气质。古希腊犬儒主动追求“丢脸”,他们肮脏、落魄的身体形象和蔑视伦理的出格行径使他们总是与“丑闻”相联系,从而导向“丑”的价值;而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作品中,现代以来的犬儒主义者呈现为多变的、不确定的形象,他们或是颓废消沉,或是充盈着破坏性的旺盛生命力,“分裂型人格”在他们身上有突出的体现,而价值被彻底消解,“躲避崇高”的现当代犬儒主义因此散发着浓郁的后现代主义气息。而若以审美的目光观照犬儒主义,则不可不谈其在文学与艺术实践上的延伸。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与文艺作品,分析犬儒气质的审美化表现,有助于我们在生活与艺术的穿梭中领悟犬儒主义的“美”与“丑”。古典犬儒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间诙谐艺术中体现了犬儒主义的原则;当代犬儒主义被认为是“后现代性”的同义词,从艺术家的生活到艺术品的创作,现代以来的文艺作品对“真实”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诠释,使我们从自然主义、新写实主义、颓废主义、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等艺术形式中犬儒主义的渗透:现代艺术是犬儒主义的载体,展现着把生活风格与展示真理结合到一起的原则。然而,自古至今,犬儒的生存境遇并不如意,尤其是惯被视为社会病症的当代犬儒,往往成为批判的对象。人们或是呼吁光复古希腊犬儒学派“佯狂”的传统,或是追溯日渐消隐的良知与君子道德,抑或诉诸理性的重建,试图疗愈犬儒主义感染下的社会病症。而如若不矫正犬儒理性下“知”与“行”的分裂,“行动”将永不可能,“幸福”远在别处,犬儒也将一直处于对“自由”的躲避之中,成为“悲惨不幸的思想精灵”。

田建民^[4]（2018）在《重读《起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起死》是鲁迅取《庄子·至乐》中庄子与髑髅对话的"一点因由"而点染铺排成的一篇表现深切而格式特别的现代小说,作于1935年12月,在收入《故事新编》时鲁迅把其作为"压轴戏"排在全书的最后。作品以现实与荒诞交织的手法,设置人与鬼神、古人与今人错位的情节与对话,形成人物之间强烈的矛盾与戏剧冲突。小说中髑髅复活、鬼神现身、古今不同时代的人聚首,这自然是荒诞的虚构,但作者遵循"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

楼晓勤^[5]（2015）在《从《起死》看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批判》文中提出本文分析了鲁迅在短篇小说《起死》中对庄子的"无生死"、"无是非"、"无为"等思想的批判态度。证明鲁迅对庄子这些思想的批判,是基于该思想在现世社会的消极影响,是鲁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带着改造国民性的使命而采取的文化批判,而不是对庄子思想本身的否定。

刘建平^[6]（2010）在《“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美学的发展,就其基本形式而言,是围绕着某些重要的概念、范畴、问题而展开的,这些概念、范畴、问题往往贯穿于中国美学的始终,显现了中国美学的生命。“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并不是20世纪才产生的问题,传统的诗论、词论、画论也多有涉及,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这一问题区别于传统诗论、词论在体系内作自我追问之处就在于,它具有回应全球化浪潮和“艺术终结论”思潮、探寻中国艺术现代价值的特殊意涵。以徐复观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艺术精神走向崩溃、西化大潮的步步紧逼下,从美学和艺术的层面反思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内涵,在与世界文化艺术的比较、衡量中反观民族艺术精神的现代价值及其限度,并由此开陈出新,以现代的视野重构中国艺术精神的价值体系。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这一问题又承载着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也成为中国美学未来发展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由“忧患意识”而生历史情怀,由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而生时代使命的文化自觉,这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主线,也是徐复观艺术诠释的起点。徐复观通过考据与解释并重、以归纳补训诂、“以心印心”等艺术诠释方法,既训诂考据,又发挥义理,归纳综合,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诠释,这种尝试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训诂考据的注释方法向现代诠释学迈进的典范。然而在这种诠释的过程中,徐复观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却是个伪命题,他无视文本的历史性在当代视阈下所呈现出的开放意涵,对文本“原意”澄清的努力实际上抹杀了文本的生命力。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现代艺术论战”是西方文化涌入台湾后在艺术上激起的一个涟漪,也是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应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本能反应,“现代艺术论战”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延续,又可以看作是80、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转型思潮的预演。从人性论的视野出发,徐复观对现代艺术破坏形相之美、流于感官之鄙、陷于人性变态之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批判始终贯穿着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反思。徐复观虽然觉察到了现代艺术反映时代精神、在艺术史上开陈出新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他对现代艺术与西方传统艺术、现代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关系决然二分的态度,对艺术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契合的过分强调,又使得他的现代艺术观流于偏激。徐复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艺术精神的特质,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西方近现代美学、艺术思想的吸收、融会建构了“中国艺术精神”体系。他通过对庄子之“道”从思辨上作观念式把握和从“工夫”过程上作体验式把握的辨析,对庄子作出了创造性的审美化诠释,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徐复观在儒道互补、诗画融合的诠释传统之外又敏锐觉察到了儒道美学、绘画和文学之间的差异,从而突破了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固有诠释模式,在儒道区分的视野下把庄子“虚”、“静”、“明”的艺术精神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并特别标举庄子精神追求自由解放、解蔽现代文明危机的现代意义。以庄子美学论绘画,以儒家美学论文学正体现了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独到理解。中国画作为庄子艺术精神的现实落实,具有对治心灵异化、陶养生命情感、提升生存境界的现代启蒙价值。文学是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体系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徐复观晚年由绘画转向文学,既有还原儒家美学真面目的历史责任感,又有时代精神的激荡和对现实专制政治的“感愤”等因素的影响。在儒、道、释互补的视野下,徐复观通过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概念的辨正,发掘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道统意识”和“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并以儒家美学为主体来完成新的中国文学精神的建构。中国文学继承了儒家美学的代表——“乐”的艺术精神,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文如其人”的品评体系。然而,“文以载道”将德性内化于文学中,忽略了个体的内心感受而倾向于社会层面上的话语生产,这就使它难脱“工具”的特性。徐复观没有对中国文学“文以载道”及批判传统中的这种伦理一艺术的两面性作出区分,这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如何走出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历史命运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陷入困境的中国美学、艺术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承载着中国美学、艺术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政治运动、文化论战和“艺术终结论”思潮的冲击催生了对中国艺术进行梳理、批判、反思的启蒙思潮,并汇聚成了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追问。20世纪中国美学家试图在整合传统美学与时代精神、现代意识的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家园,他们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探索既富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又具有含混庞杂性。通过对方东美的“生命”精神、唐君毅“游”的艺术精神以及徐复观“虚”、“静”、“明”的艺术精神等对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探索和思考的比较和剖析,凸显了“中国艺术精神”问题与20世纪中国美学之间本源性的联系。20世纪中国美学家对中国艺术精神作了很多重要的澄清和还原的工作,从解蔽现代性的视角出发,他们特别强调了中国艺术所体现出的自然、虚静、和谐、恬淡等精神的现代价值。通过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家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美学家所标举的艺术形态,大多是一种隐逸者的审美趣味；所标举的艺术精神的价值倾向,大多是反省的价值；他们不能客观的评价禅宗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对中西艺术精神所做的很多类比、互证、定位也显得勉强而模糊,因此他们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在本质上依然是在传统美学与艺术概念上的再理解。这种精神与中国现代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艺术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相悖的一面,并没有真正揭示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艺术在现代社会何以成其为艺术之内在规定性及其现代价值的问题。在“艺术终结论”和全球化思潮冲击下,各地域文化、艺术都面临着自身身份焦虑和“自明性”的危机,都不得不在全球的视野中,用现代的观念对自身进行的一次新的诠释。因而,在现代语境中,中国艺术精神具有了全新的价值内涵：它是中国美学、艺术转型过程中一次自我发现的心灵皈依之旅,也是迷失自我的中华民族的一次美的找寻之旅。中国艺术精神是一个由许多范畴、命题组成的多层面、多侧面的网络结构和开放系统,它不仅具有艺术本质的普遍性,同时它又符合中国艺术自身特殊的发展逻辑。具体言之,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观”为中心的“观物取象”为其开端的；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意境”为中心、崇尚“境生象外”的精神体系；从艺术审美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味”为中心的“澄怀味象”的品评过程；从艺术境界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追求一种以“和”为中心的“和合之美”。以徐复观为“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探索的出发点蕴涵着这样一个指向：他对笔者而言只是一个桥梁、一条路径,而最终将引领笔者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通向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作出新的回应。由诠释而批判、再由批判回到诠释的循环不息的过程,这就构成了本文所谓的“重构”。在现代意义上,中国艺术精神应赋予生活经验以意义并照亮生活经验,因而其在本质上是人类存在与社会实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重构,必将为人类生存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国艺术精神所蕴涵的普适价值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刘剑梅^[7]（2009）在《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郭沫若对待庄子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非常不同的时期:浮夸时期,苦闷时期,匡济时期。在第一个浮夸时期（1924年以前）,郭沫若对待庄子是充满浮夸的浪漫情怀的歌咏,把庄子哲学与西方的泛神论等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个性与浪漫色彩的"文学化的庄子";在第二个苦闷时期（1924-40年代）,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对庄子的评价上,虽然其学术态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为我们客观地提供了一个"学术化的庄子";在第三个匡济时期（60年代）,郭沫若则完全用阶级论来评价庄子,于是有了一个"政治化的庄子"。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这种戏剧化的变迁,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庄子哲学在现代中国的波折命运,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人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个性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

刘剑梅^[8]（2009）在《鲁迅对庄子的拒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佀同壮^[9]（2009）在《顺逆之间的文化接力——关于“鲁迅与庄子”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鲁迅与庄子"关系研究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一环。鲁迅疾视庄子之"毒",但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庄子对他的影响,因而学界对于二者的研究也呈顺逆之势。顺者着重于庄子对于鲁迅的积极影响,逆者则因循鲁迅的批判视角注重庄子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近些年来,"鲁迅与庄子"关系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语言承继、思想碰撞不断向文学、美学、诗学等文化深层方面拓进,提供了一个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交流与对话的典型个案。"鲁迅与庄子"关系研究必将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佀同壮^[10]（2007）在《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文中指出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在现代文化中依然具有积极的组建功能，因此，发掘古典美学资源的现代价值、彰显其现代意义，无疑是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趋向。“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即是通过实证研究与阐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庄子这一古典美学资源参与中国现代美学建构的方式与途径，进而呈现庄子之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价值与意义。鉴于“中国现代美学”内容十分复杂，为明晰起见，本文选取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五位美学家为代表以展现“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概观。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启者，鲁迅是现实主义美学代表，郭沫若是浪漫主义美学代表，朱光潜、宗白华则可以说是专门的美学家，他们与庄子的关系显示出庄子参与现代美学建构有一个从“潜运”到“浮出地表”的逻辑进程。即王国维、鲁迅对庄子的承续很大程度上是庄子固有的美学精神的延伸，需待阐发才能见出庄子之现代美学价值的存在；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对庄子的阐发则含有中西美学的碰撞、对话与交融，庄子美学也借以明确了其“现代”的历史向度。

二、庄子哲学与鲁迅的虚无主义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庄子哲学与鲁迅的虚无主义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审美生存理论及教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犬儒主义与美学（论文提纲范文）

（5）从《起死》看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论文提纲范文）

（7）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8）鲁迅对庄子的拒绝（论文提纲范文）

（9）顺逆之间的文化接力——关于“鲁迅与庄子”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庄子哲学与鲁迅的虚无主义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2]审美生存理论及教化研究[D]. 康高磊.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3)
• [3]犬儒主义与美学[D]. 唐闻君.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4]重读《起死》[J]. 田建民. 长城, 2018(01)
• [5]从《起死》看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批判[J]. 楼晓勤. 鸭绿江(下半月版), 2015(02)
• [6]“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0(09)
• [7]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变迁[J]. 刘剑梅.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5)
• [8]鲁迅对庄子的拒绝[J]. 刘剑梅. 鲁迅研究月刊, 2009(08)
• [9]顺逆之间的文化接力——关于“鲁迅与庄子”关系的研究[J]. 佀同壮.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4)
• [10]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D]. 佀同壮. 暨南大学, 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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