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制度的效率价值

一、论刑事起诉制度的效率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刘栖萌^[1]（2021）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另案处理程序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有关刑事案件“另案处理”程序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学界讨论度更是从稀疏到密集,并呈现出不断升温状态。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出台《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后,国家层面再未就“另案处理”程序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司法实践中,特别是法院判决书中出现“另案处理”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部分地区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尤其在起诉意见书中却鲜有明确提及“另案处理”,且另案处理程序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使得该程序容易出现司法的“盲区”和“漏洞”,受到民众质疑,显失司法的公平性。因此,深入研究现阶段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另案处理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的公正性,有利于满足刑事诉讼实践的需要,有利于实现该程序追求的司法公正与效率动态平衡的目标。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文献研究、理论分析以及中外比较等方法,结合X市B区公安分局2014年以来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适用另案处理程序的情况以及典型案例,总结出另案处理程序适用情况,深入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法。本文除了引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适用另案处理程序的情况,分别从出现背景、理论研究、实践情况等方面展开。第二部分B区公安机关另案处理实证考察。主要从适用总体情况、适用类型、审批程序等方面展开。第三部分分析另案处理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主要有适用随意不规范、审批程序不到位、卷宗移交不全面、影响审判等问题,原因主要有规定不健全、公安机关内部监督缺位、外部监督不足等。第四部分研究美国、德国、日本刑事诉讼法律规定中关于“另案处理”“分案审理”等相关理论和司法实践,从中汲取合理部分。第五部分提出完善建议,主要是通过细化启动程序等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通过规范公安机关内部适用运转流程强化内部监督,通过规范审查程序、规定提前介入等方式强化检察机关外部监督,以及通过建立听取当事人意见、当事人控告、情况公开等制度完善当事人救济机制。

舒鑫^[2]（2021）在《论我国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制度的完善》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学界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研究逐渐深入,如何界定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标准以及如何建构相应的自愿性保障制度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的论证思路如下:首先是自愿性标准问题,具体可以分为自愿性构成要件以及判断标准两方面。关于前者,本文以诉讼行为的意思表示理论进行分析,自愿性的主观层面由认知性与自由意志性构成,客观层面表现为认罪自愿性与认罚自愿性。关于后者,本文通过比较域外自白任意性标准以及非法言词证据标准的发展脉络,发现自愿性标准在人权保障层面逐渐上升的趋势,如自愿性与合法性、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分离。其次是自愿性保障问题。依据上述的自愿性主观构成要件。自愿性保障的由自由意志性保障与认知性保障构成。自愿性保障的问题表现为违背意愿违法行为列举不明、告知程序不规范、案件信息共享缺位、量刑协商程序封闭,皆不同程度地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认知性与自由意志性。最后,以上述问题为基础,构建以犯罪嫌疑人在诉讼阶段的主体地位为核心理念的正当程序。从自由意志性、认知性方面出发,辅以值班律师有效帮助规则、诉讼行为宣告无效规则,打破量刑协商的职权性,明确犯罪嫌疑人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引入司法审查程序,树立司法的中心地位。

杨逢春^[3]（2021）在《论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制》文中指出两高三部颁布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办法》及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均明确被告人享有完全的上诉权,但是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被告人以上诉不加刑原则为保护,随意提起上诉,企图获得更轻刑罚,或者通过提起上诉拖延诉讼期间,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也对上诉制度的秩序造成冲击。针对这种现象,司法实务人员以及理论界的学者们展开讨论,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司法实务人员由于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以及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多数都比较排斥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提起上诉的行为,因此很多法官都主张对一审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阻断被告人提起上诉的路径;此外还有的学者持保守的态度,认为我国并不适宜限制被告人的上诉,速裁案件上诉的比例较小,限制被告人上诉并不能对诉讼效率有太大的提高,应当继续实行无理由上诉制度;当然多数学者持居中的态度,提出我们可以对速裁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予以部分限制,通过划分不同的上诉理由及被告人一审裁判量刑年限等,实行不同程度的上诉权限制措施,尽量减少不正当上诉的情况出现;在实践中,为了规制被告人随意提起上诉的行为,部分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还以抗诉的方式制约上诉,以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对被告人的保护,提出其认罪认罚后再上诉是不诚信的表现,是不认罚的体现,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改判,加重刑罚。笔者认为,速裁程序一审终审制和完全的无理由上诉制都有些绝对,无法应对实践中复杂的情况,不利于公正价值的维护,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上诉的行为会架空“上诉不加刑”原则,一旦形成通行做法也不利于对检察机关的权力进行规制。因此在上述学者提出的部分限制被告人上诉权的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上诉审查制”的构建并讨论该程序中上诉理由和审查程序的设置,将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与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案件区别开,分别实行不同的上诉模式,对速裁案件的上诉增加形式审查的环节,对无正当理由上诉的案件加以初步审查和过滤,以减少被告人以非正当理由上诉并进入二审程序的现象出现,进而追求速裁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成果的延续,优化诉讼资源配置。

余鹏文^[4]（2021）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 ——以量刑建议精准化为切入点》文中研究表明立足我国当前轻微刑事案件递增的犯罪态势,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解决“案多人少”的结构性矛盾。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设计中,作为贯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红线,量刑建议不仅是控辩合意的产物,反映控辩双方关于定罪量刑的基本共识,也对最终裁判具有实质性影响。故此,为推动量刑建议的精准化,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也在不断推行量刑建议规范化改革,并与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主导责任联系在一起,作为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伴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我国量刑建议改革从实践探索到制度完善,先后历经“作为检察求刑权”和“作为控辩合意”两个历史时期,并承载不同的制度功能。量刑建议的适用重心也从一般案件转移到认罪认罚案件,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样态。即,在不认罪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以幅度刑为主、精准刑为辅;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则一般应当以精准刑为主、幅度刑为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受协商性司法理念影响,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内在属性发生改变,具有权责属性、合意属性和实效属性。按照诉讼活动的进程,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因所处诉讼环节不同而承载不同的法律功能: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乃控辩协商的前提和基础,承载着促使、推动辩护方积极选择认罪认罚或避免辩护方动摇、反悔的法律功能。在审判阶段,作为控辩协商一致的结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蕴含着控辩双方的量刑共识,对案件判决具有一定的拘束力,能有效约束和规范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简言之,从量刑建议精准化的程序功能可以推导出其具有确定性与规范性的双重内涵,并且应当以量刑建议规范性为优先考量。同时,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对控辩平等协商和控审规范协同的强调,也导致刑事司法中控辩平等、控审分离、裁判中立的结构性原则发生较大变革。在程序正义理念受限以及刑事诉讼结构性原则变革的情况下,通过分析量刑建议精准化下横向诉讼构造和纵向诉讼构造,可以及时总结、归纳司法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量刑建议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路径和保障。从横向构造来看,认罪认罚案件中协商性司法理念和职权性办案逻辑交织在一起,导致审前量刑建议形成模式从应然的平等协商型沦为实然的职权主导型。在审判程序中,对于符合认罪认罚制度适用条件的案件,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除非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且检察官拒不调整或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呈现出控审规范协同的法律关系形态。从纵向构造来看,量刑建议精准化造成刑事诉讼重心从审判程序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依据精准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发挥着主导司法裁判的作用,导致法官在事后审查量刑建议时情绪性排斥适用。检法就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观点分歧追根溯源是检察主导责任与审判中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基于此,为实现量刑建议的确定性和规范性,不仅要以量刑实体公正为价值基础,贯彻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完善量刑指导意见,还要求遵循协商性程序正义理念,在审前程序构建和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和法官参与机制来保障控辩平等协商,在审判程序中根据轻重罪不同构建差异化量刑建议适用规则和检法良性互动机制。

尚晓晓^[5]（2021）在《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上诉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应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程序设计围绕效率价值展开,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上诉浪费司法资源,因而应当被否定;实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公正价值难以全面保障,允许上诉是被告人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认罪认罚制度公正与效率价值对立平衡点在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检察机关一般应当以量刑根据发生客观变化导致量刑畸轻为由启动抗诉程序。其重点在于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原审认罪认罚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情况,权利保障到位的,应当提起抗诉以保障诉讼效率;反之则以抗诉错误为由撤回抗诉,待未来公正价值得以充分保障后,采裁量型上诉模式,防范滥诉以保障诉讼效率。

曾悦^[6]（2021）在《刑事速裁程序证明标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以来我国刑事司法迎来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坚守程序正义被放在首位,而面对犯罪激增,刑事诉讼的负累也越来越沉重,亟需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对多数的简单案件快速处理,有更多的司法力量可以去攻坚疑难、繁杂的少数案件。刑事速裁程序经过授权,历经了四年的改革试点,正式在2018年将其法定化。刑事诉讼裁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实践性前沿问题。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从始至终都是衡量诉讼行为的重要标尺,直接关涉到刑事司法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更是影响刑事速裁程序诉讼效率的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第一章主要探析现行刑事诉讼规范中速裁程序证明标准的适用困境。先试从现行规范中的规定明确刑事速裁程序的证明标准,后从刑事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各阶段规定的差异性着手,结合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对刑事速裁程序现行规范中的证明标准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出质疑。探析刑事速裁程序在几个典型试点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和适用情况,分析其中遇到的困境和难题,并对背后的原因进行梳理。第二章主要对刑事速裁程序证明标准设定的合理性进行考量。一方面就证明标准阶层化的理论展开论述,对刑事证明标准阶层化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并进一步具体分析在速裁程序中也可运用该理论,将其证明标准进行具体设定。另一方面就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角度进行考量,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具备的一些制度特点,结合其对证明标准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证速裁程序的证明标准的合理化设定方向。第三章主要对刑事速裁程序证明标准设定的可行性分析。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案件范围有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主要适用于事实较为简单、可能判处轻罪的案件,而排除了一些适用该程序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同时被告人认罪认罚可带来一定程序效能和司法效果,加之速裁程序本身特殊的印证证明模式,配套措施可作为权益的保障,故具体从这四个方面对速裁程序证明标准具体化的可行性进行探析。第四章从比较法视野下对域外协商性司法的证明标准进行评析。英美法系在抗辩式的诉讼模式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核心,而大陆法系在纠问式的诉讼模式下以自由心证为核心,在协商性司法的模式下,各国和各地区证明标准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从英国、美国和德国、日本这几个国家的协商性司法的审判程序中适用证明标准的共性和差异性中,探究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制度经验。第五章对刑事速裁程序的证明标准设定路径进行详细论述。首先确保对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口供的自愿性认定严格遵循“排除合理怀疑”,在这一前提下,对于定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依据可能量刑的轻重作具体的分类设定,而就量刑事实和程序性事实则可分别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和优势证明标准即可。同时,在这样阶层化的证明标准下,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配套措施提出完善建议。

宋林霞^[7]（2021）在《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文中研究表明实践中,大部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其“从快”、“从简”的司法目标和庭审程序大幅简化的司法现状一方面适应了繁简分流的改革目标,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证明标准“隐形降低”的客观问题。不顾现实需求与法理逻辑的自洽,一味强调“一体化证明标准”将会使理论与现实脱节,立法与司法产生巨大矛盾。构建差异化的证明标准体系,针对不同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类型搭配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将有效缓解立法目标与司法现状的矛盾,能够更好地达到优化司法资源的目标,同时配套良好的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制度以降低证明标准降低带来的错案率升高风险。

王忠仁^[8]（2020）在《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程序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以追逃为主到如今的追逃追赃并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充分反映了“以人为中心”的刑事审判之理念。又因我国《引渡法》以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若干引渡条款、条例中明确规定缺席判决不引渡,缺席审判的重新审理应运而生。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于特别程序第三章中规定刑事缺席审判及其重新审理,通过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不难看出,缺席审判的重新审理是拥有其独特的性质与适用范围,审理过程中被追诉人到案和裁判生效后被追诉人到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甚至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尽管缺席审判的重新审理诞生于反腐败战略的推进以及追逃与追赃并重的特殊背景之下,同时辅以相应的理论支撑,但是未经实践检验,在宏观的立法框架下,早在立法前夕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探讨中就曾被提及的操作性差、许多地方尚待明确的问题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出台后依然凸显。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的启动是否需要加以限制以及如何限制,立法未曾提及的关于重新审理启动后的相关管辖问题、对原审生效判决的效力问题以及合议庭的组成问题,在缺席审判重新审理这一特殊救济机制内该当如何进行规范和指引,一系列的问题关系到缺席审判重新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完善路径,要求我们审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取向和重新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既贯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侧重价值,又注重重新审理这一特殊救济机制的程序正当性和公平正义理念。

刘茵琪^[9]（2020）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权规制研究》文中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推行对于规范法官的刑罚裁量权、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和提升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纵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实践,量刑建议的施行于无形中扩张了检察机关的权力,检察机关实质上成为了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单方决断者”与刑罚裁判的“最终决定者”。基于此,如何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进行合理规制,是应予重点探讨的问题。大体而言,应当尝试从规范与实践两个层面出发,并以实体与程序双向维度为支点,探讨规制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基本路径,从而为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主导作用的正确发挥,以及量刑建议在促进检察机关主导作用发挥中“基石”功能的规范实现奠定基础。就规范层面而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由“审问式”到“对抗式”、再到“合作式”的变革背景下,从一般刑事案件到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趋于精准化、量刑建议的表达形式逐步书面化、量刑建议的适用效力愈加实质化。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规范内涵的变化反映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趋势,且于实践中易招致检察机关权力滥用的风险。因此,有必要从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进行规制,以促进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公正作出、保障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巩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成果。从实践层面来看,理性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实体标准与程序规则,是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规范行使的两大支点。具体而言,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实体标准理性建构的重要维度之一在于,正确理解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适用依据。作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适用依据,“认罪认罚”是一项有别于既有量刑情节的独立的量刑情节。“认罪认罚”作为独立量刑情节具备坚实的法律根据、理论根据与效果根据。“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量刑情节之间的共同构成要件要素是“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二者在指向对象、客观含义、主观内容及适用阶段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两类量刑情节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检察机关应当依循“全面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精神,明确对“认罪认罚”与相似量刑情节进行合理评价的步骤。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实体标准理性建构的另一重要维度在于,合理界定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从宽限度。量刑建议从宽的“最高限度”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从宽限度的基础与核心问题。案例实证发现,“限缩式从宽”和“扩张式从宽”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最高限度”的两种类型。受报应主义理念的影响,“限缩式从宽”主张简化量刑从宽情节、压缩量刑从宽幅度与限制量刑从宽效力,由此导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适用乏力的逻辑悖论。受功利主义理念的影响,“扩张式从宽”提倡扩充量刑从宽情节、提升量刑从宽幅度与强化量刑从宽效力,最终引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不公的运作难题。从平衡量刑建议从宽适用出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应当具备量刑从宽情节交叉化、量刑从宽幅度常态化、量刑从宽效力半刚性的实质内涵。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程序规则理性确立的重要维度之一在于,合理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协商机制。确立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协商机制,既是对“合作式”诉讼模式的有力回应,也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客观需要。实践调研发现,受“诉讼效率至上”价值理念的影响,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协商机制缺失现象普遍存在。而以“检察机关强势主导”“被追诉方被动参与”为实质内核的“单方决断式”量刑建议形成机制易动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根基。因此,应当以“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与“新的程序正义”为基本立场来建构“平等对话式”的量刑建议协商机制,而该机制的合理建构又包括“权利确定”“信息均衡”“能力相当”“对话平等”及“从宽兑现”五大着力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程序规则理性确立的另一重要维度在于,规范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机制。强化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有助于巩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成果。但是,从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存在一审程序审查失范、二审程序审查乏力等现实问题,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机制陷入缺位状态。制度改革中的诸多机制性因素,以及“侦查中心主义”“结果中心主义”等根本性因素,是造成量刑建议审查机制缺位的主要原因。由是,应当以“审判中心主义”与“过程中心主义”两大理念为指导,建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审查机制。对于一审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明确量刑建议的审查标准、明晰量刑建议的审查程序、完善量刑裁判的说理机制;对于二审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施行上诉权的有限赋予、保障审理方式的多样化。

王涛^[10]（2020）在《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自从世界历史上第一例刑事缺席审判案件开始,关于缺席审判适用的合理性问题以及人权保障相关的争论从未停止,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世界各国法学界肯定与否定的博弈中艰难前行。在诉讼效率和程序正义二者价值平衡之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确立到完善的过程,如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确立该制度并在实践中适用。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缺席审判程序纳入到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章节,这也是刑事诉讼立法理念的一种尝试与突破。该程序的设立背景是在新时代改革深入推进的阶段,我国面临着跨国犯罪与日俱增、贪污腐败官员潜逃境外事件愈演愈烈、国际司法协助与对外追逃追赃工作屡屡受到阻碍等诸多难题。尽管在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已经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之处解决反腐困境、诉讼拖延、对外追逃等根本性问题。本文将结合新修订刑诉法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规定,从起诉法定原则、诉讼效率价值、人权保障理念三个方面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寻找理论支撑,并结合当下反腐时代背景、单一对席审判缺陷、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来充分论证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性。通过对立法层面剖析和从司法实践需求面入手,针对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适用范围狭窄、送达程序不完善、异议权规定不当、近亲属独立上诉权存在瑕疵方面提出应对策略,以期能够对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二、论刑事起诉制度的效率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刑事起诉制度的效率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另案处理程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我国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3）论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制（论文提纲范文）

（4）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 ——以量刑建议精准化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5）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上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刑事速裁程序证明标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程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权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刑事起诉制度的效率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另案处理程序问题研究[D]. 刘栖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08)
• [2]论我国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制度的完善[D]. 舒鑫.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论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制[D]. 杨逢春.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 ——以量刑建议精准化为切入点[D]. 余鹏文.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5]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上诉问题研究[J]. 尚晓晓.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21(01)
• [6]刑事速裁程序证明标准问题研究[D]. 曾悦.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D]. 宋林霞.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程序问题研究[D]. 王忠仁. 湘潭大学, 2020(02)
• [9]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权规制研究[D]. 刘茵琪. 吉林大学, 2020(01)
• [10]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D]. 王涛. 河北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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