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小说与诗歌的关系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诗歌关系论略（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朱曼玉^[2]（2020）在《《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史家经典和文学范例的《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生成与发展、写人摹事的艺术与技巧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蒲松龄镕经铸史,奋武揆文,他所创作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从《史记》和《聊斋志异》这两部宏伟巨着在创作动机、创作思想、创作技巧等方面显露出的相似性和典型性来看,《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史记》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从求奇尚曲的创作追求到采善罚恶的批判精神再到崇尚侠义、崇拜英雄、雅好悲剧的史家审美,在《聊斋志异》中都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它是《聊斋志异》取得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的成功助力。本文正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司马迁其人对蒲松龄的影响,设置了三个小节的内容:司马迁着史动机对蒲松龄的影响;司马迁精神气质对蒲松龄的影响;司马迁审美取向对蒲松龄的影响。第二部分论述《史记》文体结构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主要以《史记》评论形式、纪传体体例、主题构建等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来探究《史记》文体结构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第三部论述《史记》文本内容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主要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旨意三个方面入手,探究两部作品在文本内容上的内在联系。第四部分论述《史记》艺术手法对《聊斋志异》的影响,探究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艺术、语言艺术、叙事艺术等方面的渊源关系。

马易旋^[3]（2020）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用诗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体式的发展过程中,诗与文相结合的形式是一种常见的、重要的叙事模式,这种体式在小说文体中的表现更为明显。作为早期文言小说作品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尚未形成系统的和固定的诗文结合叙事模式。但它是诗文结合这一叙事模式形成过程中的早期实践,是诗文结合这一叙事模式发展环链中的重要一环。在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佛教、道教相继兴起,使志怪小说有了更多可供援引互动的因素。宗教以志怪小说为宣教的方式和土壤,志怪小说运用宗教元素来帮助创设神异。而诗文结合的叙事样式使得这种互动更加生动灵活,受人喜爱,并逐渐形成一些对唐传奇等后代同类叙事作品有一定影响的叙事方法。因此,梳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引诗、用诗情况,分析这些诗歌在整篇小说叙事过程中的作用,判断它们在诗文结合这一叙事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无疑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诗歌,在当时主要承载着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作为对整个故事的总领或情节的提示;二是作为对人物所处场景的描写和线索补充;三是作为对人物情感结构的强化,使得人物情感更加丰满;四是使故事行文更趋雅化,特别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立体化效果。这些用诗功能的成功实现,使得志怪小说作者将诗文结合的叙事形式看作是一种快捷有效的叙事方法而频频使用,从而表现出程式化的趋势。这些功能性的写作意识经后世文人反复实践,反复强化,逐渐在小说的叙事语言中被固定化、程式化,在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以及明清小说中已经熟练运用,普遍运用。成为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模式。

李一如^[4]（2020）在《《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 ——以宋诗用典为例》文中认为作为一部成书于晚唐的小说,《酉阳杂俎》在宋诗中获得了广泛的接受。本文选取宋诗化用《酉阳杂俎》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从梳理《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概况,以及宋诗化用《酉阳杂俎》的基本情况入手,进而分析宋人的用典特征和成因,以求打通小说与诗歌的界限,考察不同文类间的交互作用。第一章从宏观上把握《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关注其主要通过写本、刻本和类书进行传播的特点,并根据类书收录时在内容选择上的偏向性,初步勾勒《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同时,梳理宋代笔记、刊本序跋等文献中对《酉阳杂俎》的征引和评论,进一步还原宋人对于《酉阳杂俎》之功用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类书的梳理,可发现《太平广记》《海录碎事》《事文类聚》《事物纪原》《记纂渊海》等宋代类书在对《酉阳杂俎》中的内容进行收录时,以地理博物类和历史琐闻类为主,而以鬼神怪异类为次。通过对宋代笔记和《酉阳杂俎》刊本序跋的考察,可知对于《酉阳杂俎》的两大特性——“博杂”与“怪奇”而言,宋人更看重其“备采录”“资考证”的史料价值,而非“语神怪,供诙啁”的小说价值。第二章对宋诗中的《酉阳杂俎》典故进行判定和整理,从而了解宋诗化用《酉阳杂俎》的基本情况。在典故的判定上,主要借助阅读史研究的思路,将诗人的阅读对象和行为纳入研究范围,而非脱离原始的阅读环境,做单纯的文本比对。只有证明诗人的确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读到过来自《酉阳杂俎》的文本内容,《酉阳杂俎》才可被视作确切的典源。以这一方法为依据,并以主题内容为线索,可梳理出宋诗中的四类《酉阳杂俎》典故,分别为佛道类、鬼神灵异类、地理博物类和历史琐闻类。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各类典故在宋诗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宋代各时期诗人的用典数量。经统计,可知宋代诗人更偏爱《酉阳杂俎》中贴近现实的博物和历史类记载,而非脱离现实的奇异故事。而从诗人用典情况看,从北宋初期到南宋后期,诗人人均用典数量基本呈倒U型增长。第三章前两节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总结宋人运用《酉阳杂俎》的特征及成因。在内容上,宋人之所以选择《酉阳杂俎》作为取材对象,并偏好其中具有博物性质,且较为生僻的内容,实与宋诗在取材上追求博赡生僻,重视学问化的特征有关。而他们对典故内容所进行的改动,则多与宋人思想中渴望功名、重视诗教、关注现实的一面有关。在形式上,诗人在运用典故时求新求奇、力主翻案,同时多用借代和隐语,这都与宋人受禅宗影响,主张“翻案”“绕路说禅”等诗学理念有关。上述种种“宋调”范式,不仅影响了宋人对《酉阳杂俎》典故的使用,也彰显出一种浓厚的士大夫趣味。然而,从南宋中后期开始,诗人对《酉阳杂俎》的使用又呈现出新的面貌。第三章第三节即以这一时期位于士大夫群体边缘的江湖诗人和女性诗人为例,揭示其不同于士大夫诗人的用典特征,如总体用典数量减少、多用熟典等。第四节则结合宋代不同诗人群体对《酉阳杂俎》之阅读途径和习惯的不同,深入探讨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经考察,写本是宋代士大夫诗人阅读《酉阳杂俎》的主要途径,其阅读方式多为记忆型。而南宋江湖诗人则主要依靠南宋后期的通俗类书,其阅读方式也多为具有功利性质的检索型。原典与类书、记忆型阅读与检索型阅读,媒介和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知识结构的差异,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典故的使用。南宋江湖诗人和女性诗人的用典,反映出一种去学问化的通俗倾向,预示了宋元时期中国文学近世化的开端。

王廷法^[5]（2020）在《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聚云吹万禅师（1582-1639）,讳广真,俗姓李,僰道宜宾（今四川省宜宾市）人,对明末巴蜀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吹万广真礼月明联池禅师出家受具,后游吴、越、闽、粤,还蜀后驻锡忠州聚云禅院。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去世,世寿五十八,僧腊二十七。吹万广真着述宏富,有《一贯别传》《古音王传》《恣夏草》《说乐正论》《文字禅那》《偏说九辩》《心经诠注》《居士颂》等二十多种。现存《聚云吹万真禅师语录》三卷,《吹万禅师语录》二十卷,《一贯别传》四卷,《古音王传》一卷,《释教三字经》一卷。《释教三字经》在禅林流传甚广。释至善《行状》、田华国《吹万禅师塔铭》、释自融《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释性统《续灯正统》载其生平事迹。吹万禅师一生足迹遍布四川、湖南、湖北、江苏、福建、广东等地,游方多处,于潇湘湖东禅院、巴台禅院、宝峰山云来禅院、兴龙禅寺、忠州聚云禅院等处开堂说法,开创了聚云禅派,中兴明末巴蜀佛教。吹万禅师的方外之交与其游方经历密不可分,形成了主要以“潇湘湖东禅院——平都地藏院——金陵之行——破山禅系——聚云禅系”为线索的几个交游中心。吹万禅师不同时期的游方、住持经历,见证其弘扬禅法的起伏,最终成为明季巴蜀一代宗师。吹万的方内之交多为抗清忠义之士,与忠州世家大族高、田二氏及马千乘、马祥麟、秦良玉等忠义之士互有往来。吹万广真身处明末动乱之际,援儒入释,保有忠义菩提的救世情怀,受到诸多忠义之士的钦仰。吹万禅师的禅学思想会通三教,思想来源广博,现存着作《一贯别传》保存了吹万禅师的主要禅学思想,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道德经》《南华经》《文始真经》等道教典籍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多种佛经予以禅学解读,遵循三教“一贯传心”之旨,以一“心”会通三教,将儒家仁者心德、玄宗无为之道与释家空性相论,以三教合一的圆融之道宣畅居士佛教。吹万广真继承大慧宗杲看话禅的参悟之道,倡导“外净内禅”,在禅宗内部则倡“五宗兼备”,认为参禅一法贵在真参实悟,宣畅寻常日用的平常心之禅道。吹万广真传世着作除了保留吹万禅师上堂说法的语录之外,涉及诗、词、歌、赋、记、引、序、传及小说等多种文体,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吹万诗歌不但具有禅意、禅趣、禅理,亦与明末时局相关,体现了隐逸与忠义的双重主题,并体现了明代“真情”“真诗”的诗歌风貌。吹万禅师所撰佛化神魔小说《古音王传》是禅林小说的突出代表,不但蕴含深刻的禅理,启悟学人证禅,同时汲取明代小说的创作元素,以“奇”“幻”的叙事机制宣畅禅旨,是禅林小说的成熟之作,并在后世禅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吹万广真的文学思想承其“真参实悟”的参禅之法,认为“诗家法即禅家法”,并结合明末禅林现状,持动态的诗学观念,融合明代谢榛“兴、趣、意、理”的四格说,提出诗歌应具“大丈夫相”,表现出亦儒亦释的双重性,在出世、入世之间寻求平衡,体现了一代高僧大德的忠义菩提心。

黄金龙^[6]（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指出“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陈芳^[7]（2020）在《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文中研究指明邓志谟是晚明比较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作家,编写“三记”小说《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戏曲《五局传奇》,《山水争奇》《花鸟争奇》《风月争奇》《蔬果争奇》《童婉争奇》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富有趣味,文体较为新奇,受到不少学者关注。由于某些限制,诸如材料不可见等问题,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三部小说,几部“争奇”研究相对较少,戏曲方面的成果仍然匮乏。研究邓志谟及其作品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特征,特别是对晚明通俗文学的创作情况有更多认识。本论文据《稀见明代戏曲丛刊》所收邓志谟的传奇、杂剧及相关资料,对其小说、戏曲、“争奇”进行系统研究,分析邓志谟小说戏曲内部、外部关系。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主要分析邓志谟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和选题缘起,说明邓志谟的作品研究尚存在许多问题,譬如《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三部小说的类型及文体界定、“争奇”的文体及作者界定、戏曲的结构体制及创新等。第一章主要对邓志谟的生平经历及着述交友情况进行讨论。邓志谟博学多识,年轻时游历四方,中年遭遇变故,不得不入闽寓旅书林,以写书为生。邓氏长期活跃于文坛,编写大量作品,其身份应为书坊主作家。第二章主要讨论“三记”小说类型及文体特征。“三记”选取仙道题材,但并非出于宗教目的创作,在类型上划入仙道小说更合理。文体上分卷分回、结构简单、较强的拟说书风格,呈现出“章回化话本”的特色。第三章主要讨论“争奇”文体、“争奇”中杂剧作者及溯源。“争奇”文体是小说,其中的“杂剧”系创作,“争奇”中的杂剧《秦楼箫引凤》《唐苑鼓催花》《折梅逢驿使》《见雁忆征人》《幽王举烽火》《龙阳君泣鱼固宠》《青楼访妓》是邓志谟所作单折剧。第四章主要对戏曲思想内容、结构体制及艺术特色进行讨论,指出其戏曲南北曲并用、分卷、分出标目、末上开场等体制特点与晚明整体戏曲创作情况相仿。形式上,运用百种骨牌名、药名、花名、鸟名作为人物名字体现作者对“新奇”的不懈追求。此外,内容上的“情理统一”可见作者在传统“情理冲突”模式下的创新。第五章主要对邓志谟小说、戏曲内外部关系进行分析,指出邓志谟的小说、戏曲创作表现出相似的创作习惯、明显的模式化、以及“以娱为主”的创作倾向。小说戏曲外部关系表现在题材的因袭,双线结构和程式化出目,以及传奇为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参考范式,“争奇”极大地打破了小说戏曲文体界限。结语部分对邓志谟通俗文人的创作身份、创作价值、局限作了总结,认为邓志谟的创作心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中下层文人的创作状态,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

陈琳^[8]（2020）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道-技”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与技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对“道—技”关系的看法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艺术创造与审美问题的深刻理解。本文尝试立足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创作实践以及美学理论的相关论述,从“道—技”关系对立统一、体用不二、由技进道三个理论形态的不同呈现层面入手,对传统艺术中“道—技”关系的看法进行阐释归纳,考察其在传统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从而尝试初步建构具有丰富理论蕴涵的中国“道—技”关系论。论文分为三章,加上绪论和结语,总共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分析了“道—技”关系的研究现状及主要观点,审视和反思“道—技”关系的研究得失,提出“道—技”关系论的三个逻辑层面。论文的第一章考察“道—技”关系论的第一个理论层面即“道”不离“技”。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沿袭着重道轻技的观念,人们习惯将“道”与“技”看成是两种东西,但两者是互相依存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对“道”的崇高识见也就不可能有“技”的精妙绝能;反过来讲,没有“技”方面的精益求精,艺术创造也不可能达到“道”的境界。论文的第二章考察“道—技”关系论的第二个理论层面即“技”在“道”中。从中国本体论哲学的体用关系来看,道与技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道为体,技为用,体用不二,道技不二。其中,道以“气”贯穿其中,“道”如何能转化为“技”,其中,气之作用不可小觑。从审美角度切入考察,气是道与技之间转化的关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统帅着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既是审美创造的冲动源泉,也是主体之致思与才情的展开依据,同时还是文艺作品流传的根本,因而与艺术传达之“技”关系至为密切。本章从“道”乃“艺”之本、“技以载道”和“诗画一律”这三种“道体技用”观的不同层面,阐明“道”与“技”虽然有形上、形下的区分,然而从体用相统一与联结的视角来看,在艺术创造活动中,体乃艺术呈现的至微之道,而用则为艺术活动中之万有物象及其呈现方式,艺术世界乃本源之“道”的外化。论文的第三章考察“道—技”关系论的第三个理论层面即“技”进乎“道”。这一章转为关注创作客体形貌,着重考察艺术创作实践中“由技进道”的诸种体现,也就是说,“由技进道”的观念渗透入了艺术作品从内到外、由筋骨到血肉的各个层面。通过对“道—技”关系论的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古人围绕“道—技”关系形成的系统看法可以分为三个逻辑层面,这三个逻辑层面侧重点不同,涉及到审美与艺术创造的主要方面也是各有不同。要想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的“道—技”关系论,需要从逻辑层面加以条分缕析,进行以上三个方面的的深入探究,方能建构具有丰富理论蕴涵的中国“道—技”关系论。

宋璨璨^[9]（2020）在《《红楼梦》中戏曲文本的叙事功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红楼梦》中与戏曲相关的情节数量可观,共有30回存在涉戏情节,涉及62种戏曲剧目,如《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一捧雪》《邯郸记》《南柯梦》等。作者在将这些戏曲嵌入小说故事中,即设计涉戏情节时,丰富了戏曲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承担了多重叙事功能。本文以《红楼梦》中戏曲文本的叙事功能为研究对象,详细爬梳、考证了小说中的戏曲剧目,重点分析前八十回中戏曲的叙事功能,再对续作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戏曲角度阐明原着和续作的差异。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梳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对象、范围、思路及方法,探讨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阐述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包含三章,分别叙述《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戏曲文本的叙事功能。第一章分析戏曲在小说中的扩容功能,即戏曲对小说产生的扩大思想容量的作用。第二章探究戏曲被赋予的寓示功能,即戏曲对小说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等的预设作用。第三章是对戏曲在小说中的映衬功能的研究,从戏曲在小说中的观演文化入手,对戏曲营造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意蕴进行分析。结语部分将前八十回与续作中戏曲的叙事功能进行比较,探析戏曲在原作中对人物形象、情节发展等起到的重要意义。在细读文本的前提下,笔者将对《红楼梦》中的点戏情节、戏曲唱词和内容等进行详尽的爬梳,探究涉戏情节中戏曲的叙事功能,研究戏曲与小说的关系以及戏曲文本在小说中的建构。

郭峪良^[10]（2019）在《明清小说与宝卷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小说与宝卷两种文体发展至明清时期交汇明显,并同处繁荣阶段,本文以文献学方法为研究基础,以比较方法为主体,兼以叙事学、历史学、民俗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观点和理论进行阐释论述,在比较小说与宝卷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同时,探讨两者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进而明晰明清时期叙事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内在规律,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明确研究对象;整理、归纳20世纪以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指出本选题的意义所在,即通过比较相同历史区间内,两种叙事文体的发展脉络,揭示叙事文学发展的特征和规律。第二章,按照萌发期、发展期、繁荣期的时间线索梳理中国通俗小说与宝卷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比较相同历史时期内两种文体的发展态势,揭示出小说与宝卷的演进区间是大体同步的。第三章,比较小说与宝卷的平面文化特征,探讨两者在同为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层面的相同性,同时分析小说与宝卷在语境、作者、受众三个层面的差异性。第四章,探讨宝卷对小说的接受情况。从整体的因袭加工、片段的择取改编、零散元素的利用、内容的间接模仿四个方面解析宝卷对小说的改编方式,并归纳宝卷在改编小说时的特点,即选择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进行加工;在内容的演说中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口头表达上的狂欢性;神道思想的杂糅性仍然贯穿于始终;对于小说的欠缺处,又以民间思维的创造性予以弥补。第五章,从提供素材和推动小说广泛传播两个方面探讨宝卷对小说的影响,指出作为说唱形式之一的宝卷,是连接小说原典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重述、复读小说的同时,宝卷对小说情节、人物在中下层社会的广泛传播,以及实现文学经典化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诗歌关系论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古代小说与诗歌关系论略（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用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 ——以宋诗用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道-技”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红楼梦》中戏曲文本的叙事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小说与宝卷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古代小说与诗歌关系论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研究[D]. 朱曼玉.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0(02)
• [3]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用诗研究[D]. 马易旋.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4]《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 ——以宋诗用典为例[D]. 李一如.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D]. 王廷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7]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D]. 陈芳. 兰州大学, 2020(12)
• [8]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道-技”关系研究[D]. 陈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红楼梦》中戏曲文本的叙事功能[D]. 宋璨璨.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10]明清小说与宝卷互动关系研究[D]. 郭峪良. 辽宁大学,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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